
中国领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古代有几个盛世朝代,经济高度发达,同时不断地战争也使得版图面积不断扩大。这些王朝的盛世版图,令世界都为之羡慕。 六大王朝之秦时明月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结束了自春秋起500年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秦王朝只存活了15年,在中国历史上,秦朝虽然算不上盛世,但是,秦朝短暂的皇朝史却首次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将四分五裂的国土糅合在一起,使得中国的版图到达长江流域以南的地带。仅此一项业绩,就足以流芳百世,足以让我们牢记万万年。 当时秦帝国的版图疆域,东至海,西至陇西,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堪称当时世界上版图面积最大的帝国。我们应该记住的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大陆,除西部、西南部和东北部的边疆地区尚未开发外,其版图基本沿用至今。 版图面积:约400多万平方公里 人口:秦始皇时代的人口总数在2000~3000万之间。 军事:秦朝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拥有百万军队的国家,由弩、步、车、骑4个兵种组成,常规兵力为40万。 经济:制定新的土地和赋税制度、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六大王朝之大汉雄风 大汉盛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盛世,起于公元前206年,终于公元220年。大汉朝在其400多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 虽然西汉初年的疆域,比起秦朝减缩了南越、东越和河套地区。但经过汉武帝的开疆拓土,到武帝末期疆土超过前朝秦朝一倍之多,版图达到极盛,其领土除了今天的西藏和东北部分区域外,几乎包括现在中国领土的绝大部分:东北设置乐浪等朝鲜四郡,与三韩接壤于朝鲜半岛中部。 北以阴山、长城与匈奴乌桓接壤;西北设置河西四郡,有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地;西南设西南夷七郡西抵四川盆地边缘,南有怒江哀牢山之东北云贵高原;南边设置南越九郡,有今两广、海南岛及越南北部中部地。汉武帝末年与昭宣之际,东北及西南边版图稍有减缩,至元帝初元三年弃珠崖即今海南岛,这之后就再也没有变动。 版图面积:约600多万平方公里 人口:西汉初期的人口估计在1500~1800万之间,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时增加到约3600万。西汉末年(公元2年)达到约6000万的高峰。 军事:由于汉朝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和汉朝小王国的存在,汉朝前期军队数量约30万。 经济:汉朝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265.5亿美元。 六大王朝之盛唐光芒 大唐王朝中国疆土空前扩大,最西曾经到达过咸海之滨,最北曾包括西伯利亚,最东一度拥有萨哈林岛(库页岛)和朝鲜半岛的大部分,最南覆盖今越南中部、北部。其版图超过了西汉鼎盛时期,以至盛唐威名传遍世界。周边国家如日本、新罗、暹罗、真腊、越南、波斯等,其政治经济文化无不受惠于大唐。至今有些国家仍称中国为唐山,称中国人为唐人,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可惜的是,当盛唐版图面积在开元时期达到极致后,就开始萎缩。因为随之而来的“安史之乱”,彻底改变了大唐盛世,也改变了大唐的版图。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反叛,天下大乱。 为了平息安史之乱,大唐朝廷不得不向吐蕃、回纥等国借兵,大量起用胡兵胡将,同时提供优厚条件,招降安史部将。结果,吐蕃、回纥、南诏等国乘机入侵,西域从此完全丧失,盛唐时的开疆拓土自此前功尽弃。大唐帝国的极盛版图,随着盛唐的崩溃而随风消逝。 版图面积:唐高宗时约有1251.19万平方公里;宣宗时约有889.59万平方公里;极盛时约达到2307万平方公里。 人口:武德五年(公元624年),人口在2200~2300万间。唐朝在北部推进到极点时的人口约2900万,西部获得最大疆域时的人口约为3500万,朝鲜半岛设立安东都护府时的人口至多有4000万,安史之乱前的公元755年达到8000~9000万的高峰。 军事:玄宗晚年全国兵员总数约为57万。 经济:武则天统治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约为239亿美元。 六大王朝之大明王朝 大明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争议颇多的朝代,更是一个饱受抨击和嘲笑的朝代,但它存活了将近3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王朝不是一个脆弱不堪的肥皂泡。帝国时期,恢复了汉唐时代的中国本土,而且置奴儿干都司、大宁都司、东胜卫、哈密卫,将黑龙江流域、内蒙中部、内蒙中部、新疆东端纳入势力范围,并数次出征北方大漠。 帝国极盛时,北控内蒙古,西到新疆东部,东北控制了女真地区,西南方管辖云南、贵州,南方建立了交郡。明朝首次将台湾纳入中国版图。版图面积约1233.38万平方公里。 版图面积:约1233.38万平方公里 人口:洪武廿六年(公元1393年)全国人口总数约为7270万,到17世纪初突破2亿大关,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录。 军事:明初时约有200万官兵驻扎在全国各地。明末政府出现了财政危机,无力再养那么多兵,兵力有所下降。 经济:公元1393年,明朝国内生产总值约为339亿美元。 六大王朝之元朝霸业 以今中国地域为主的元朝帝国,其版图面积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第一,有2100多万平方公里,北至阴山以北,南至南海诸岛,东北到今库页岛,西北达到新疆、中亚地区。今天的新疆、西藏、云南、东北地区、台湾部分岛屿及南海诸岛都在元朝统治范围之内。 蒙古人开创的中国一级行政区行省的建制被沿用至今;蒙古人使中国政治势力真正进入西藏,并使西藏首次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蒙古人一举消灭大理政权,置云南行省,结束了南北朝以来云南地区近千年割据于中央政权的局面。元朝帝国开疆拓土所创造的辉煌,令世界羡慕,令现代中国人引以自豪。 虽然元世祖忽必烈创建的元朝帝国,经过70多年短暂的演变,很快便进入了它的衰亡时期。但是,它短暂的辉煌,却让我们目睹了马背民族带来的锋芒,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帝国最为辽阔的疆域,让我们记住了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最大版图。 版图面积:约2100多万平方公里 人口: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元朝境内的人口总数仅6000余万,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全国有纳赋户1386万,人口5951万。实际户口约有1700万户,8500万人。 军事:元朝对于军队数量的控制相对比较严格,这和蒙古人以骑兵为主,机动力强以及种族分化制度有关,所以这个时期的军队数量约50万。 经济:元初国内生产总值约为320亿美元。 六大王朝之康乾盛世 从1644年清人入主中原算起,寿命长达296年的大清帝国,占据了中国皇朝历史的1/7,在2000多年的中国皇朝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到了康乾时期,帝国更是达到了极盛,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50多个民族共存于同一个政权之下。 当时的帝国版图,南起曾母暗沙,就是现在南沙群岛还往南一点;北跨外兴安岭,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东起大海,西到葱岭,东北到库页岛,西北到巴尔喀什湖。那个时候的帝国版图面积达1300万平方公里,比我们今天的960万平方公里多出大约多1/3。若论疆域之广,统一之扩大,居汉唐之上者,除元朝外,只有康乾盛世可比。比起汉唐,清朝的版图是真正完全控制在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进行了有效的管理和统治。可以说,康乾盛世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 版图面积:约1284.65万平方公里 人口:在康熙二十九年,全国人口仅1亿多。10年后估计增长到1.5亿,在完成统一的公元1759年刚突破2亿,在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达到了4.3亿。 军事:清朝前期军队除了八旗军以及蒙古的20万铁骑和20万左右的绿营,数量大概在50万左右。乾隆,嘉庆时期绿营的兵力达到了70万,这个时期中国军队的总数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各种军事以及准军事力量达到了120万以上。 经济:清朝人口达到3亿左右时,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878亿美元。 秦为以后的盛世开创奠定了基础。汉、唐盛世至今为中国人引为傲;元一代,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融合,也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一个朝代;明初,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无论是在经济、军事等领域都堪称一流;清朝的康乾盛世,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中华民族的版图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由此基本确定。 中国在不断地变化,朝代更替带来的是更全面的发展。中国版图也是这些盛世打下了好的基础。纵观古代中国,疆域广阔,地大物博,令世界人们羡慕。

“锦衣”之名反映了锦衣卫服装上的特殊性。明朝对皇亲勋贵百官平民的服色等级有严格的限制,不准逾等。明初有不少开国的公爵和侯爵就是因为“服色逾制”、“僭用龙凤纹”而被赐死的。按照明朝制度,锦衣卫的正三品堂上官可以着大红纻丝飞鱼服、佩绣春刀。 所谓“飞鱼”其实是尾巴像鱼尾的四爪龙,“斗牛”是直角的四爪龙,“麒麟”是牛蹄龙形的动物(需要注意的是,明朝公侯伯爵和驸马身穿红色常服,胸前和背后有麒麟补子,其中的麒麟是通常的兽类形象,而与龙形的“麒麟服”不同)。有四爪而不做其他变形的龙,则被称为“蟒”。绣有这四种图案的袍服称为蟒衣、飞鱼服、斗牛服和麒麟服。它们不在品官的官服制度之内,而是属于赐服,等级极高,一般只有皇帝赏赐或奏请批准之后才能穿着。 赐服通常采用云缎、闪缎、云绢、纱、罗等高级衣料,以大红为底色(也有青、蓝、紫、沉香等颜色),采用织金、妆花等复杂工艺,胸前为龙头和龙爪,龙身绕过肩膀,龙尾甩到身后。大体来说,蟒衣是等级最高的赐服,之后依次是飞鱼服、斗牛服和麒麟服。 那么飞鱼服呢?称它为中国历史上打架最帅的官服是不为过的,跟纳粹军装一个道理。飞鱼服是补色为飞鱼的袍服,飞鱼并不是现在所说的那种海鱼,而是一种近似龙首、鱼身、有翼的虚构形象。明中期公务员制服的视觉识别体系缺少把控,有的人专门把飞鱼服穿得像蟒袍,于是朝廷严厉控制了百八年,至明末奢华之风又起,逐渐背离了中期简洁大方的审美,电影《绣春刀》正与此暗合。 《绣春刀》的服饰道具比较考究,华丽却又写实的兵器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但是有一个不足之处,兵器一看就是龙泉现代匠人做的,刀条(刀身)问题都不大,甚至还原度很高,刀装却很恶俗,工艺品气息太浓,清朝的味道也太浓。当然,明末与清初的兵器形制有模糊不清的地带,比如刀剑鞘的全金属封边到末期就没再继承,而是现在常见的丑爆了的双耳提梁,影片中也采用了这个设计,但这样一部电影不能体现明朝的气韵,着实可惜。废话太多,来详解片中的兵器与功夫。 值得一提的是,锦衣卫成员也不是全都穿飞鱼服,能穿飞鱼服的基本上属于锦衣卫军官,至于将军、校尉和力士,则根本穿不到飞鱼服。此外飞鱼图案可以用在圆领衫、直身、道袍、贴里、曳撒等多种服装上;飞鱼图案可以做成胸背补子,也可能是过肩的“通肩袍”;飞鱼可以带翅膀,也可以不带翅膀……总的说来就是没有固定的规则。实际上连明朝人也不容易分清这些区别,虽然明代历朝皇帝不断下旨禁止乱穿飞鱼、斗牛服,但皇帝自己也往往胡乱赏赐,导致情况越来越乱。 其实真正的绣春刀长啥样,并没有留下靠谱的文字记载或出土实物,流传的画作也是寥寥带过,没有明确提出哪类刀属于绣春刀,给后人留下许多谜团。比较靠谱的解释是,绣春刀是朝廷配发给厂卫使用的官刀的统称,其形制可能并不是只有一种。由于是官制刀,又是厂卫所用,因此使用了很多鎏金错银的装饰,也就起了这么个风骚的名字。 根据《大明会典》之类的典籍和一些明清笔记,绣春刀也有可能只是一种礼器,给近臣在礼仪、出行、祭祀等特殊场合使用,“本朝文武大臣扈从车驾,则赐绣春刀、椰瓢、茄带”“锦衣卫官登大堂者,拜命日,即赐绣春刀、鸾带大红蟒衣飞鱼服,以便护大驾行大祀诸礼。” 但是厂卫在执行他们的“特殊公务”时,使用这种佩刀也不是没有可能,毕竟特务系统真正动刀子的机会没有动作片里虚构的那么多,一旦需要掏刀子,仪仗用刀也并非不能用于实战。所以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绣春刀的形制,而是它“到底是可以作为实战器的礼器,还是可以作为礼器的日常佩刀”。 所谓“绣春刀”如今并没有确凿的实物传世,但许多研究者曾根据明代绘画,对其进行考证。大多数看法认为绣春刀的样式和明代常见的腰刀差不多,只是刀身较一般腰刀短小,而且全身有弧度,便于拔出和守刀,绣春刀最大的特点在于刀鞘上面有鞘裙,裙底织有排穗。此外,佩绣春刀并非锦衣卫的专利,留守卫、旗手卫等亲军都可以佩带,文武大臣扈从皇帝车驾时也会获赐绣春刀。

揭秦国统一六国的先后顺序。随着芈月传的热播,很多人对于秦国的历史开始产生好奇。在那乱世的年代,为什么后来是秦国最后统一了六国呢 第一:因为秦国发展时没有被其他国家所关注。在建国之初,处在西戎之地的秦国是不受人关注的。各国都在进行侵略战争,今天少了这个国家,明天那个国家的领地又大了一点。但他们始终都没有注意到秦国的发展,也没有想到发展之后对自己构成的威胁。 第二:秦朝的皇帝励精图治。秦穆公等秦朝雄才大略的皇帝,实行了例如适当增减平民收税,开发经济等强国性措施。在几十年的修养当中,秦朝皇帝一代代地带领秦国休养生息,为全国大统一做准备。直到嬴政即位时,大统一的梦想终于实现。 第三:变法的效果。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可以说是变法最早的一个国家。虽然商鞅最后被处以车裂之刑,但其变法的效果在秦国还是意义深远的。变法推动了秦国的发展,甚至当后来秦始皇建立秦朝时,在制定法规制度的问题上,还参考了前辈的变法以及国家发展。 秦国先后灭掉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统一了全国。 1、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即位,因年幼,朝政由太后和相国吕不韦及嫪毒掌管。 2、前238年(秦王政九年),秦王政亲政,除掉吕、嫪等人,重用李斯、尉缭,并着手进行统一六国之策略。 3、前230年,秦派内史腾领兵攻韩,俘虏韩王玻???鹜觥? 4、前229年,秦派将军王翦领兵攻赵,前228年秦军进入邯郸,赵王献出地图投降,赵国遂亡。 5、前225年,秦派王贲领兵攻魏,引河水和沟水灌魏都大梁, 魏王假投降,魏亡。 6、前223年,秦派王翦领兵六十万攻打楚国,楚王负伤被俘,楚亡。早在前227年时,燕太子曾派荆轲前往刺杀秦王,未成,秦乘机于前226年攻下燕都苏城,燕王喜迁到辽东,至前222年,秦攻辽东,俘燕王喜,燕亡。 7、前221年(秦王政26年),秦派王贲领兵由北向南攻齐,俘虏齐王建,齐亡。 8、至此,秦终于全部并吞了六国,完成了一统全国之大业

我们都知道铜雀台,铜雀台是曹操建造的,传说,曹操久闻江东乔公有二女,于是发誓要得二乔,以享晚年。为此,曹操修建了铜雀台为锁二乔。那么,事实上真是如此吗?曹操为何要建造铜雀台?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此诗只是一种假设,东风终与周郎便,所以三国时期的大美女大乔小乔。并没有被曹操锁于铜雀台中。事实上,小乔与曹操素未谋面,也没有什么实际瓜葛,纯属莫须有的关系,而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有生动的故事。 “江东有二乔,河北甄芙巧”,三国时期最着名的美女有三名,大、小乔和甄洛。二乔到底有多美呢,史书所载极为吝啬。《三国志》说“皆国色也”,《江表传》说“貌流离”(光彩焕发)。总之是国色天香的大美女,而具体容貌只能靠后人凭空想象了。 二乔的父亲乔公,本在汉献帝的手下做官,当时的汉朝早已名存实亡。丧妻后的乔公辞官归乡,带着大小乔隐居于安徽皖城。 建安四年,东吴的孙策和周瑜带着军队攻下皖城。江东二乔的美名早已是家喻户晓,孙策和周瑜二人在打了胜仗之后,双双抱得美人归。孙策娶了大乔,周瑜娶了小乔。孙策和周瑜二人在打了胜仗之后,双双抱得美人归“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 当年,孙策和周瑜都是25岁,而大乔十八,小乔十六,都是青春年少。这两段婚姻看起来无限光彩,美人配英雄,花好月圆。孙策曾说:“桥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江表传》) 杜牧不是唯一把二乔与曹操搁一块想象的人,罗贯中也是其一,而且他还把诸葛亮也扯上了。 《三国演义》描写了那段诸葛亮摆平周瑜,实现孙刘联盟的场景。诸葛亮说:“亮居隆中时,即闻操于漳河新造一台,名日铜雀,极其壮丽:广选天下美女,以实其中。操本好色之徒,久闻江东乔公有二女,长日大乔,次日小乔。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操曾发誓曰:‘吾一愿扫平四海,以成帝业:一愿得江东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虽死无恨矣。’今虽引百万之众,虎视江南,其实为此二女也。” 怕周瑜不信,诸葛亮又添油加醋说:“曹操的儿子曹植曾奉曹操的命令作《铜雀台赋》,文中写道‘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 周瑜听了此话简直肺都气炸了,当下决定联手刘备,向曹操开战。其实《铜雀台赋》中的“二乔”通“二桥”,指的就是两座桥,诸葛亮耍了个小聪明,硬是生生地把曹操和江东二乔扯一块了。 “既生瑜,何生亮”,在与诸葛亮的较量中。周瑜永远都处于下风,而只有在一件事情上他彻底地赢了。那就是,诸葛亮娶了世界上最丑的女人,而周瑜却娶了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很有可能,诸葛亮暗地里也对周瑜嫉妒得要命。 其实,诸葛亮也并非全是瞎掰,曹操的确好色,妻妾如云,而铜雀台正是他的美女集中营。 建安十五年,曹操建铜雀台,据说每间房里都有一个绝色美女。在临死时,曹操还遗令美女每逢初一、十五要在铜雀台上对着他的陵墓唱歌。 而以大小乔在当时的名气,他岂有不思慕的道理?若曹操攻占了吴地,那定是“铜雀春深锁二乔”。 然而从历史的记载中来看,所谓“诸葛亮智激周瑜”的情节只是虚构罢了,那么,有关“二乔”和铜雀台的关系也就更经不起推敲了。 历史的真相,我们后人只能通过一些书籍记载中一探究竟,但是书籍记载是否有误,这就不得而知了。

随着电影《九层妖塔》的上映,人们渐渐把目光移回到了这事情的发生地——精绝古国。精绝古国的出镜率也许没有楼兰那么高,但是并不代表他们没有考古价值。相反,精绝古国拥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再加之它神秘消失在沙海中,更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1、精绝古国遗址发现 斯坦因发现尼雅遗址位于尼雅河末端已被黄沙埋没的一片古绿洲上。古遗址散处掩坦在古尼雅河谷的沙丘链之间,以佛塔为中心,呈带状南北延伸25公里,东西布展5~7公里。在这片狭长区域内,散布着规模不等、残存程度不一的众多房屋遗址、场院、墓地、佛塔、佛寺、田地、果园、畜圈、渠系、池塘、陶窑和冶炼遗址等。他用尼雅河的名字为这座古城命名为“Niyasite”。16天后,他把从古城中搜集到的764件佉卢文木牍、58件汉简及其他如汉代铜镜、铜钱、乐器、弓箭、玻璃器、水晶饰物、木雕、丝毛织物、地毯、漆器残片等珍贵的文物共装12大箱,运往伦敦。尼雅的劫难就此开始,斯坦因离开尼雅时说“此次再见,绝非永诀”! 早在新疆的时候,斯坦因就意识到自己将轰动世界、影响世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斯坦因回到伦敦后,他带回的文物首先震惊了英国,接着轰动了欧洲。尼雅遗址不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处重要遗址,它同时向人们展示被斯坦因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所存在的一个悠久、古老、光辉灿烂的沙漠古代文明,尤其尼雅河三角洲的考古文化将会揭示大沙漠环境变迁和历史文化的诸多谜团。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它、了解它和研究它。人们不禁疑问:“东方庞贝”到底是谁建造的? 2、汉代残简隐藏的信息 斯坦因猜测尼雅遗址是中国史籍中记载的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精绝国,王国维根据斯坦因的考察报告和尼雅遗址中发现的汉代残简,发表了论文《流沙坠简》,“在汉为精绝国地”,肯定了斯坦因的推断。1931年,斯坦因第四次来到尼雅,他背着监管人员不得动土的指令,让随从从废墟中挖掘出26枚汉代木简,木简用当时中原王朝通用的书写形式。就是在这样的木简中,他终于找到了让他期盼已久的记载,“汉精绝王承书从……”这7个字直接清楚地肯定了木简出土的废墟确实就是汉书精绝王的住地,尼雅就是《汉书·西域传》中的精绝国故址!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精绝国位于昆仑山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接受汉王朝西域都护府统辖,国王属下有将军、都尉、驿长等。共480户,3360人,军队500人。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精绝国”只是一个人口仅与村落般多的国家。可是在2000多年以前,西域的许多小国家大多如此。“精绝国”这小小国家,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却是商旅的必经之地,因此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所。那精美的丝绸,犍陀罗艺术和佉卢文木牍,以及至今仍保存完好的民居和佛塔,都表明“精绝国”的经济文化有相当高的水准,学者们称之为“尼雅文明”。 从《汉书》首次记载了精绝国以来,此后的史籍对精绝国的记载都很少,精绝国人最后在历史上出现时,已经是改名为鄯善的楼兰国的子民了。作为一个袖珍国家,仅有500名士兵的精绝国在那个兼并战争如同家常便饭一样的时代是不可能长期独立存在的。楼兰国在改名鄯善之后,因为是西出阳关第一站,又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扶植,曾经盛极一时。大约在东汉王朝的末年,强大起来的鄯善兼并了包括精绝在内的邻近的几个绿洲城邦。从那时起,尼雅河流域被纳入鄯善王国的版图,变成了它的一个行政区,精绝国改名为精绝州。 鄯善王对精绝的治理比较高明。他起用当地的一些有势力的人物,委任官职,负责管理精绝州的人民。国王还保留了直接派遣官吏检查税收和监察地方官吏的权力。他还下令:全国的百姓如果在地方上遇到司法、行政、民事纠纷,都可以直接上诉国王,由国王本人裁决、处置。那时正是西晋时期,精绝人虽然没有了自己的国家,但生活比以前更好了,也比以前更安定。后来精绝复国,在故土上仍然延续着自己的文明。西晋以后,尼雅文明逐渐衰落下去,变为没有人烟、流沙肆虐的荒漠。 到了唐朝,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道:“从媲摩川东进入沙海,走200多里,就是尼壤(尼雅)城了。尼壤城周长三四里,位于大沼泽地中。那里又热又湿,难以跋涉,芦草生长茂盛,没有可以通行的途径,唯有进入城中的道路可以通行,所以往来的人没有不经过这座城池的。而于阗则以此地作为其东境的关防。从尼壤继续往东走,就进入大流沙地带。那里沙流漫漫,聚散随风而定,人走过之后留不下痕迹。也正因为这样,有很多人在那里迷路了。在大流沙地带,放眼四顾,都是茫茫沙漠,分不清东南西北。因此,那些往来的行旅就把别人的遗骨聚集起来作为路标。 不仅分不清方向,那里水草也很缺乏,热风肆虐,风起的时候人畜昏迷不清,很容易染上疾病。人们在那里时不时地还会听到歌和呼啸的声音,有时会听到哭泣之声。不知不觉间,人就会跟随声音,受到魅惑,不知道身在何处,这样一来就经常有走失的人。这都是鬼魂精灵所干的事……这之后,再无精绝国的记载,精绝国神秘消失了。直到20世纪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初探遗迹,从此掳走大量文物之后,这座在沙海里掩埋千年的古城才又重新为人所知。 3、精绝国神秘消失之谜 在尼雅废墟的流沙中,可以看到保存完好的民居、畜舍,房盖虽然被风吹落,可高大的房柱却依然屹立在流沙之中。此情此景,不禁使人追问是什么导致了尼雅文明的兴衰。有学者认为主要原因是环境恶化,也有学者认为是战争。有些学者否定了这两种看法,却又无法解释精绝国的神秘消失。环境恶化论的持有者认为,尼雅遗址在民丰县尼雅河流域北边,而尼雅河当时属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一条中型河流,在秦汉时期,尼雅河水充沛,可以到达尼雅废墟一带。于是尼雅在河水的滋润下,精绝国林木葱郁,灌草繁茂,成为一个良好的绿洲。尼雅文明在绿洲中终于出现。 但是,随着气候的变化,尼雅河出现了河道退缩的现象。虽然佉卢文书中没有见到精绝国的”水官“,但精绝国从尼雅河通过人工渠引水入注,无论是农田灌溉,还是生活用水,都由官方统一调配,连接各村的主干渠道的放水口是固定的,不到规定放水时间或不经”水官“批准,不能随便开口放水,造成水资源浪费,是要受到惩罚的。而且,在出土的佉卢文木简中也发现了这样的条款:”砍伐活树,罚一匹马,砍伐树杈,罚母牛一头。“精绝国开始用法律手段保护水源和树木,可见环境已经恶化到必须通过法律强制保护的地步了。 即使如此,尼雅河最终还是断流了,原先”精绝国“的地方失去了水源,居民无法耕种与生活,最后只好离开这里,迁移到其他地方。于是尼雅的历史发展完全中断,成为没有人烟的废墟。水是生活之源,断绝了水源以后,胡杨林成片地死亡,飞禽、走兽也逃离了这里,于是尼雅逐渐成为没有生命的荒漠。认为精绝国灭于战争的专家也做出了解释。从发掘到的佉卢文解读内容来看,精绝国王朝长期受到西南方向的强大部落”SUPIS“人的威胁和入侵,可以说,精绝国是在预感大难临头中,忧心忡忡地度过了最后的日子。 木牍的文字表明SUPlS人对精绝国的威胁到入侵是一步步地加深,如”SUPIS人之威胁令人十分担忧,余等将对城内居民进行清查“,”现有人带来关于SUPIS人进攻之重要消息“,”现来自且末之消息说,有来自SUPIS人之危险……兵士必须开赴,不管有多少军队……“显然精绝国人无法抵御强大的SUPIS人的进攻,”SUPIS人从该处将马抢走“,”SUPIS人抢走彼之名菩达色罗之奴隶“。考古学家们在这个沉睡了1600年的废墟上,看到了宅院四周尸骨累累,内部各种遗物四处散落,房门敞开或半闭。用来存放佉卢文的陶瓮密封完好没有拆阅,储藏室里仍有大量的食物,甚至纺车上还有一缕丝线。这一切似乎告诉人们尼雅王国在面临长期的入侵威胁后,遭到了惨重的致命一击,甚至没有留下最后的文字记载。 东汉末年,汉朝国力衰弱,中原处于分裂与战乱,西域出现政治真空,此时西域发生各小国和部族相互侵吞的战乱也随之而来,所以精绝被他国或更强悍的部落毁灭也是可能的。但导致精绝国灭绝的”SUPIS“人在历史上从无记载,让人们对既凶猛又好侵占掳掠他国的”SUPIS“人留下种种猜测和不解。更有人认为精绝国既不是毁于环境恶化也不是毁于战争,精绝国消失的原因有待进一步考证。他们认为考古学家并没有在尼雅遗址周围找到关于尼雅河大规模改道的证据,同时也并未在尼雅河上游发现任何人类聚居点的遗迹。 另外,在尼雅遗址里,不少住宅周围都有巨树环绕,果园中林木整齐。住处附近从堆积的淤泥看,还有水塘的痕迹。在这样好的生存环境中,很难说尼雅河会突然断流,导致精绝王国覆灭。即便是由于环境恶化,精绝举国迁移。可是,为什么没有开封的各类文书还整齐地放置在屋内墙壁旁?如果是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搬迁,精绝人就更没有理由丢弃下官方的文件落荒而逃了。而且,在尼雅遗迹中,没有断戟残剑沉埋沙中,所有出土的古尸,都是平静而又安详的。所有的房屋遗址,都是完整的。如果说精绝是毁于战争,又该如何解释这一切呢? 斯坦因曾记载他发掘一批文件的经历:”从这批契约埋藏时得到的照顾以及对埋藏地点的标示来看,文书的主人明显是在紧迫中不得不离去,但却抱有重返的念头。鲁斯塔姆(发掘队员)一下就猜到那块标志的用意,因为现在农民被迫弃家而去时,他们仍然这样做。在掩埋时既没有遮盖,也没有用容器来保存这批极有价值的文件,这本身也清楚地表明离去之匆忙。“而且,考古学家在尼雅遗址的一所房子废墟中发现一只狗的遗骸。它的脖子上拴着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拴在柱子上。显然,主人离去时忘了解开绳子,这只狗活活饿死了。 究竟是什么事情促使精绝人们这么仓促的离开了,这么毅然决然的放弃了自己繁华的家园。历史中关于精绝古国的记载十分的稀少,所以这个民族的建立、发展与消失都成为了一个个谜题。

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基本上掌握了蜀国的大权,然而蜀国的灭亡,原因最重要的是“扶不起的阿斗”做君主,既然刘禅这么无能,那大权在握的诸葛亮为何不取而代之?为何不敢自己去称帝呢? 诸葛亮是历史上著名的名相之一,杜甫诗赞曰:“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伊尹是商汤时代的大臣,协助商汤治理国家,成就商朝盛世;吕尚,即姜子牙,年七十出山,辅助周文王,后事武王,攻灭商汤六百年基业,开创周天子八百年江山。如此高的评价,足以看出诸葛亮其人的能力。而且杜甫是唐代的人,《三国演义》是明代的作品,杜甫的评价,是没有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的,他生活的年代也更加接近三国时期,所以他的评价相对客观。 在刘备去世之后,给刘禅的遗嘱中说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由此可见诸葛亮的地位之高。但就是这样一个掌握了国家的军政大权的人,却始终没有把昏庸的后主推掉,自己当皇帝。 至于诸葛亮没有当上皇帝的原因,从可查阅的资料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文人是造不了反的 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一般的开国皇帝或者起义军的领袖,大多是军人武夫,或者甚至是流氓无赖,读书人造反的很少,而成功的几乎没有……,诸葛亮没有称帝或许就是这种心态。 千百年来,一个问题一直吸引着史学家的目光,诸葛亮是否有野心?也必须要用史料来证明,诸葛亮自己也曾说过,如果北伐成功,他便要受九锡,九锡是权臣夺取皇位的工具,诸葛亮自己说要受九锡,这说明什么?实际上诸葛亮是个权力欲望很强的人,刘备死前,他就夺了法正的权,刘备死后,他更是大权小权一手抓,夺李严的权,打击魏延,把蜀汉军政大权牢牢控制在他自己手里。 而且汉末称王称帝的人比比皆是,后主又是个阿斗皇帝,他诸葛亮作为一个权相,对皇位这个普天之下最大的权力宝座有觊觎之心也在情理之中,当然诸葛亮是个城府极深之人,在功业未建,自己势力尚未巩固的情况下,他是断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轻举妄动的,可以试想一下,倘若北伐成功,汉室“光复”,诸葛亮以盖世之功而登上皇帝宝座,岂不是顺理成章之事,我们又何必惊讶呢。 2、集团外部的阻力 诸葛亮的荆州集团虽然很强大了,但是益州集团尚且有李严手握重兵、原从集团也有赵云,这些都不能不让诸葛亮有所顾忌,即使是他二人后来死了,但是魏延和马岱也是不能忽视的,这些人对蜀国忠诚这是无疑的,但是在那样的大是大非前,应该就不会对诸葛亮也忠诚了,毕竟于公于私他们都不会选择诸葛亮的。 顺便澄清一下,魏延是以部曲归属刘备的,不存在演义里说的那样叛变的事情,同样,这么说来,魏延即使是荆州人,也未必算得上是荆州集团的。 3、集团内部的阻力 假设诸葛亮真想称帝,除了外部阻力可能还会有内部阻力,因为诸葛亮不能保证自己荆州集团的所有人都会在这一时间上与自己站在同一战线,何况像杨仪那样的小人会做出什么,诸葛亮自己心里也没有底,诸葛亮很早看出了杨仪的为人,这大家应该没有异议吧? 4、外部方面的阻力 当然,称帝之事,除了蜀国内部,还得看看周边的态度,比如吴国是不是支持诸葛亮已经很难说了,南蛮和西羌乘机造反却是可以肯定的,而魏国看着蜀国内乱,难道还不会蠢蠢欲动?这个时候,诸葛亮难道还能玩安居平五路的游戏?这是不可能的了,能有多少人听他的? 5、兵民厌战 汉末到三国成立,打了那么久的仗,死了那么多人,士兵们一定很累了,以前征战的一幕幕血腥浮现在自己心头的时候,当回想起昔日和自己并肩作战的兄弟已经死去的时候,难免对战争不寒而栗……,好不容易告别了战争,他们难道还愿意再回到战争么? 也许诸葛亮身边的北伐军队可能不会厌战,但是后方的军队就难说了,而且就三国后期来看,诸葛瞻之所以兵多还败在邓艾的手上,除了本身的战略战术有问题外,士兵就不参战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从这点看,成都尚且有那麽多士兵但是仍然投降这件事就容易解释得多了,同样,尽管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但是益州却一直远离战争,所以人民厌战也是必然的。 6、政治口号的因素 诸葛亮他是以继承先帝遗志、打倒篡位的曹魏、恢复汉家江山为号召力的,倘若他称帝的话,自己也篡位,还好意思说曹魏么?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很多事情就都会对自己不利了,届时,也必将丧失人心、众叛亲离。 其实,诸葛亮虽然没篡位称帝,但是在他干掉了李严以后,蜀国的军政大权几乎可以说全部在诸葛亮或者说荆州集团的手中,诸葛亮是一个实质上的皇帝,刘禅只是傀儡罢了,诸葛亮也就没有必要自己当皇帝了。 其实,刘备的遗嘱上是想告诉诸葛亮:刘禅如果有能力就辅助好他,如果昏庸,你就自己决策。而事实上,蜀汉后期的许多重大决策,诸葛亮也都没有问过刘禅,从这点来看,他也没有违背刘备的意愿。

无论哪个朝代都有一些奇案,清朝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朝代,但是他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谜题。如:孝庄文皇后下嫁摄政王、顺治皇帝出家等,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清宫四大奇案背后的真相。 1、太后下嫁 太后下嫁就是太后下嫁摄政王。太后是指清太宗皇太极之妃、世祖福临的生母,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被谥为孝庄文皇后;摄政王即指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孝庄文皇后系多尔衮之兄嫂,弟妻兄嫂,按照汉人道德观念来看,是一件太不光彩也太不文明的事。有清一代,对此讳莫如深,求其明文记载则无有也。 但清末才刊行的《苍水诗集》有句云“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即是指太后下嫁这件事说的。诗作者张煌言是清初人,与多尔衮同时,所说当有所本。另据《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二十七年(1649年,清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亦有“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这样去“叔”字改称“皇父”的记载,它间接地透露了多尔衮称皇父“已为太上”与太后相对称,正是太后下嫁的一个旁证。何况多尔衮之改称“皇父”不但明载于《清实录》与蒋良骥《东华录》等书中,即当时流传到今的许多档册和文告中,于抬写皇上处,一并抬写摄政王,而摄政王之上,或冠以“皇叔父”,或冠以“皇父”字样。 我们也不要忘了另一个事实:满洲入关以前的社会性质虽已由奴隶制迅速向封建制过渡,但很早很早以前女真人的落后习俗,如弟娶兄妻、妻姑侄媳的一些群婚制的残余,延续到入关初年,也是不足为怪的。那么,太后下嫁这件事是可以相信确有其事的。 2、顺治出家 史载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皇贵妃董鄂氏薨。世祖福临哀悼殊甚,为之辍朝者五日。旋即下谕追封为皇后。董鄂氏仅仅是个贵妃,为什么要这样滥加谥号,并晋封她为皇后呢? 有的人于是以讹传讹,说这个妃子是明末人冒辟疆的姬人董小宛,当清军入关之初,被掠至京师,后入宫,赐姓董鄂氏,跟着又册立为贵妃。谁知董氏入宫之后,竟以不寿卒。然世祖之于董贵妃,宠冠六宫,莫与伦比,乃红颜薄命,惹得世祖终日闷闷不乐,不数月,遂弃皇帝不为,遁入山西五台山,削发披缁,皈依净土。上述就是顺治出家的由来,历来故老相传如此,是否真有其事呢?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清世祖福临好佛,宫中延有木陈、玉琳王秀二禅师,尊礼备至。世祖钤章有“尘隐道人”、“懒翁”、“痴道人”等称号,又谕旨对木陈有“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旅庵相待”云云。世祖信佛是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其次要说,世祖死去前几个月,适值孝献皇后董鄂氏之丧,世祖哀痛过情,为世所叹异。因而就有人认为世祖是由悼亡而厌世,终于脱离尘网,遁入空门。从此传为“万古钟情天子”的一段佳话。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不错,由于世祖好佛,他死前确实有过要求祝发为僧的念头。但事实上在他死去的前几天,只是叫他最宠任的内监吴良辅去悯忠寺(今北京市广安门内法源寺)削发,他本人也曾亲自前往观看过。这里还说明世祖当时并无大病。那么,世祖是怎样死的呢?据当事人王熙《王文靖集·自撰年谱》载:“奉召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张宸《青王周集》亦称:“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两人所记完全相合,可以互相印证。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祖既死于出痘,那么,遁入五台山祝发为僧的说法,就并不可信了。 3、雍正被刺 世传清世宗胤禛暴崩的原因,说法不一,有说是被刺而死的,振振有词。这一说法究竟可信吗? 说来话长,它起因于雍正七年(1729年)曾静、张熙一案。曾静慕明末人吕留良的为人,以排满复明为职志,因遣其徒张熙诡名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他为祖先(岳飞)举义,不成,狱兴、辞连吕留良。世宗严加处治,戮留良尸,留良子葆中,时为编修,亦论斩。传说吕留良有一个幸存的孙女,名叫吕四娘,她的剑术之精,冠绝侪辈,立志要为父祖报仇。后来她潜入宫内,终于刺死了世宗,并把世宗的脑袋割下,提着逃走了。 好事的人说是根据鄂尔泰传记的记载,说世宗暴崩的那一天,上午还“视朝如恒,并无所苦”,就在那天下午,忽召鄂尔泰入宫,而外间喧传世宗暴崩的消息已满城风雨了。鄂立刻“入朝,马不及被鞍,亟跨骣马行,髀骨被磨损,流血不止。既入宫,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人们认为,当时天下承平,长君继统(清高宗弘历二十五岁登位),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要搞得这般惊慌失措的。这就只能说明世宗被刺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这里需要将真人真事与野史传闻区别开来,曾静、张熙一案牵连的吕留良等人都是真人真事,是历史真实;但提到吕留良的一个孙女,是传说,不是历史事实。世宗死的年月日是事实,但说他是暴崩,并不见明文记载,也只是传说,目前尚不能证实其事。此其一。 上述鄂尔泰传记所描述的鄂仓皇上朝一段情节,写得惟妙惟肖,好像真有其事似的。但至少在正史记载里,如《清实录》、《清史列传》、《清史稿》等书并没有这类的记载。当然,没有文字记载,不等于没有这件事;而且直到今天仍无法得到证实,也就不可能确认有这件事;即使鄂尔泰的仓皇上朝是事实,也不能证明世宗一定就是被刺,因为二者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此其二。 世宗本人好佛好道,“所交多剑客力士”,传说“结兄弟十三人”。皇帝与人结为兄弟之事,未必可信;但既好佛好道,多交剑客侠士,则炼丹求长生之术,容或有之。求长生吞丹药,以致暴崩,也有可能。秦皇、汉武之事,早有先例在。此其三。 有人建议发掘清西陵的泰陵(清世宗胤禛的陵墓),看看世宗到底有无头颅,以证实被刺与否。后因发掘工作过忙,未果,当然,清世宗死于1735年,尸骨早寒,一旦发掘,果能得其一二遗骸,固可定案,但要付出的代价未免太大,也只好等待将来再说了。 4、狸猫换太子 这里指的是清世宗胤禛与海宁陈氏换子的传说。浙江海宁陈氏,从明末起,累世簪缨。数传至陈之遴,清初降于清,位至极品。稍后,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等父子叔侄,都是高官厚禄,尊宠备至。 康熙年间,世宗时为皇子,与陈世倌尤相亲善。恰巧碰着两家各生一子,年、月、日、时辰无一不同。世宗听说,十分高兴,命抱子入宫,过了许久,才送回去。陈氏发现,送还的已经不是自己的男孩,而且易男为女了。陈家万分震怖,但又不敢出来剖白,只得隐秘其事。高宗尝南巡至海宁,当天即去陈家,升堂垂询家世甚详。将出,至中门,命即封闭,并告以后不是皇帝临幸,此门不得再开。所以此后陈氏家中永远关闭其门,从未再开过一次。也有人说,清高宗弘历对自己的身世怀有疑团,所以南巡到陈家,想亲自打听清楚。上述这些传说,盛行于前清末年。当时革命排满之风最盛,对清代诸帝极事醜诋。传闻异辞,其中真伪夹杂,有必要为之剖辨。 海宁陈氏一家,如陈说、陈世倌、陈元龙父子叔侄,位极人臣,皆是事实:就是清高宗南巡去过陈家,也是事实。按清制,皇帝到过的人家,经过的大门是必须封闭,禁止再开的。但不能由于有这些历史事实,就说清世宗与陈世倌有以女换子之事了。 清代旗人生子一定要报都统衙门,宗室生子一定要报宗人府,定制十分缜密。何况紫禁城内,门禁森严,怎么能随便抱子出入宫内?显而易见,这些都是清末汉人在排满的革命浪潮中,无中生有地编造出来的。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四大领袖人物之一,他主办的洋务中有500多个中国第一,200多个亚洲第一。但是做出这么多贡献的李鸿章却成为了历史罪人,说他是卖国贼?这言论的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李鸿章帮谁背了历史的黑鼓? 大清国不是大清百姓的,所以李鸿章即使卖国,国民也管不着!大清国也不是李鸿章的,所以那国也不是他想卖就能卖的。大清国是谁的?大家可别跟我说,大清是所有大清国民的。做奴才不能这么自作多情!龚自珍的儿子带领英法联军冲向圆明园的时候,小子可没有这种情结。那时的统治者向来是“宁给友邦,勿给家奴”。 很奇怪的是,中国民众可以很轻易地原谅执政者本人,却很难原谅给执政者充当帮办的人。比如赵构与秦桧,民众更多的把唾沫奉送给了后者,用脚后跟想想就知道,如果没有赵构的授意与支撑,秦桧哪有那么大的能量与胆量?再比如慈禧与李鸿章,老太后为了自己高兴,拿整个大清江山做自己的陪葬,中国历史上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卖国的了,但是我们听到的骂声,则更多是针对李鸿章的。老李同志充其量也只是老太后卖国的经纪人,但我们看到的历史结局却是:老太后拉屎,李鸿章擦屁股;老太后卖国,李鸿章背黑锅!可怜的李二啊! 光绪二年(1876年)鸿章致友人的书信中说:“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则卤莽,鲜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 这话说得,直叫多少站着爱国不腰疼的爷们羞愧。鸿章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问题是天不佑人,大清的生命之树已衰,鸿章同志无枝可倚。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此中最引我同感的是“悲李鸿章之遇”。 依我看,历史把李鸿章推向了事业的顶峰,同时也把他踢进了名誉的泥坑。晚清历史上的一些外交条约,都成了李鸿章的卖国罪证:1876年,与英国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卖国一次;1895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卖国两次;1896年,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卖国三次;1901年,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卖国最后一次。事不过三,过三就是四了,没意思。再说之后想卖也不行了,因为一则把国卖完了;二则,老头卖国成功,兴奋得吐血若干次,死了! 李鸿章在替老太后卖国的时候,很不顺畅,差点成为卖国烈士。在日本谈判时,遭遇日本“粪青”刺杀。刺而不死,就带病卖国了。按梁启超记载:“日皇遣御医军医来视疾,众医皆谓取出枪子,创乃可疗,但虽静养多日,不劳心力云。鸿章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无刺割。’之明日,或见血满袍服,言曰:‘此血所以报国也。’鸿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忠愤之气,君子敬之。” 看看老头卖国卖到什么地步了,卖得壮怀激烈,卖得舍死忘生,卖得像个民族英雄,直卖得日本都不好意思了,不但主动停止了战事(否则北京都危险了),而且主动把条约内容减轻了一些!美国学者对此评价曰:“中日战争从头到尾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中国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内疚。” 政府里面,也许只有鬼子六恭亲王那样的人物才能理解鸿章。鸿章赴日前,恭王率领全体军机上奏曰:“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李鸿章之过!”这话说得鸿章老泪横流! 马关谈判时,李鸿章的谈判对手伊藤博文也曾出于私谊推心置腹地质问老头:“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鸿章回答如下:“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 有些事情不是你想做就可以成功的,纵然李鸿章有保卫国家的愿望。但是在舆论下,在流言中。事情的本来面目变得扭曲,而李鸿章也就成为了那个为历史背黑锅的人。

看过电视剧《芈月传》的人,或许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剧中除了秦宫里的女人,无论是秦国的大王、大臣还是普通士兵都喜爱穿黑色的衣服。秦国人似乎有着浓厚的黑色情结。 秦国人崇尚黑色。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甚至杂役奴仆全都穿着以黑色为主色系的衣服。朝堂之上的大臣们清一色都是黑色衣服。就连朝堂的装修风格也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金碧辉煌,而是以黑色为主色调。 在真实的历史上,秦国人的确喜欢黑色。而秦人尚黑是有原因的。在东汉历史学家编纂的《汉书·律历志》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早年秦文公外出打猎时,曾经捕获过一条黑色的龙。而这正是五行之中水德的象征。因此,秦国统治者认为自己是水德,崇尚水。而在五行中水德对应的标志颜色是黑色。所以,从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开始一直到一统天下的秦帝国,就都崇尚黑色。 所谓五行、五德学说是战国时期齐国的阴阳家邹衍提出的学术观点。主要指金木水火土代表五种德性。这五德周而复始,循环运转,用来解释王朝的兴衰更替。 在古装剧中,读圣旨时,都会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承运”就是指五行五德所代表的命运。 相对于秦朝崇尚水德、喜欢黑色,后世的学者认为汉朝是火德。因此,有时,汉也被称作炎汉。所以,汉朝的流行色是红色。 秦国的后勤供给与其他诸侯国不同,是由国家供给的。秦国的军旗是统一的,也是由国家供给的。秦国的军旗为黑色。为什么用黑色作为军旗的颜色?第一是文化的原因,水德之君对应的就是黑色。第二,黑色的军旗便于隐蔽,耐脏。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把黑色定为秦朝的国色。

在万里长征途中,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未中过一次埋伏,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都能准确找到空隙钻出,这主要是依靠电台侦察及时掌握了准确情报。 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机要人员会毁掉一切机密,直至牺牲也不泄露。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时,却一再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的现象。长征期间曾任红三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 1、获取敌情以情报做基础 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中,有一批侦察兵,抓舌头、化装探路立下了大功,不过这类侦察一般只具有战术价值,很难了解到敌军高层计划和整体部署。在长征途中不间断地侦破国民党的密码,才是红军侦察工作最出色之处。如今,尘封的档案已公之于世,那些隐蔽战线英雄的历史功绩也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 1976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当时的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谈起情报工作时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1929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也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进入上世纪30年代,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们结合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敌情,又结合实践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码的独特方式。 2、破译成功率几乎达百分之百 红军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不过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 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例如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帮助中央摆脱了危险。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一渡赤水后川军以三十多个团在长河南岸准备拦截,过大渡河前敌军在大树堡一带布有重兵等情报,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改变前进方向。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3、相隔千里仍能保持接力配合 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后的半年间,大部队白天行军,电台人员只好收起机器跟随行动,路上无法进行工作。此时,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在川陕苏区的固定位置,于是在白天负责截收敌台信号,并将其破译出来。天黑后,一方面军的电台到达宿营地,四方面军的电台马上把截获内容发给一方面军。接着,一方面军的电台在夜间工作,截收国民党军夜间的电报通信。一、四方面军相隔数千里仍保持着接力式的相互配合,才确保了在长征中几乎不间断、无遗漏地截收敌军的全部电报。 后来红四方面军从四川西部长征北上,白天电台停机行军,又是一方面军的电台截收破译敌军电码,再通知四方面军的电台。 当中央红军长征时,红六军团有一部电台,先后由一、四方面军的电台同其保持联络,也能分享到情报。在长江以北活动的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前,他们同中央联络要靠交通员,走一次需要几个月,沟通信息非常困难。毛泽东到达陕北后,见到由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合编的红十五军团首长徐海东,马上分配给他一部电台,这样各支主力红军都有了电台,都可以保障电讯联系并对敌实施侦察。 4、国民党军从未破译红军密码 在长征中进行无线电侦破的无名英雄,除了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还有红一方面军的电台台长王铮,红四方面军的宋侃夫、王子纲等人。红四方面军密码破译专家蔡威在长征中带病工作,被担架抬出草地时病逝。总司令部的领导人非常伤感地说:“我们失去了一双宝贵的眼睛。”在红军长征乃至整个中国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内情大都能细致掌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行动却基本茫然不知。毛泽东称赞长征时担任军委二局局长的曾希圣说,曾希圣同志是搞“玻璃杯”的,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压宝,看得准、赢得了。 在长征中,国民党军的密码红军能侦破,红军的密码敌军却从来无法破译。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机要人员会毁掉一切机密,直至牺牲也不泄露。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时,却一再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的现象,不少电讯人员受到教育后还参加了红军。 在电讯保密问题上,充分体现出国民党当局的效率低下。1931年4月,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知道了自己的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而且已破译了他身上的密电码。徐恩曾却害怕蒋介石追究他用人失察,多年间一直和同僚们串通一气,共同隐瞒密电码已被破译一事。蒋介石从在大陆失败一直至去世,都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辛丑条约》中,美国退给中国赔款中,持肯定立场者认为,美国此举对中国教育事业帮助甚大。持否定立场者,则认为此举不过是“用中国的钱培养反对中国的势力”。 1、《辛丑条约》谈判期间,美国曾主张压缩、控制中国的赔款总额 近日,舆论场关于美国“庚款兴学”一事,再起争议。持肯定立场者认为,美国此举对中国教育事业帮助甚大。持否定立场者,则认为此举不过是“用中国的钱培养反对中国的势力”,并嘲讽前一立场的持有者“拿着国耻,谢恩典也是少见”、“ 如此优雅的跪舔,也是醉了”。那么,“庚款兴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所谓“庚款”,乃是指《辛丑条约》所规定的中国对列强赔款,共计4.5亿两关平银。所谓“庚款兴学”,乃是指美国将部分赔款退还,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美国近代素有“退还赔款”的传统。1883年曾部分退还日本之“马关赔款”;1885年又曾部分退还中国之“广东洋行赔款”。具体到“庚款”的退还,美国政府的立场可以追溯至《辛丑条约》谈判期间。在列强纷纷狮子大开口时,美国是唯一主张压缩、控制赔款总额的国家。 1900年12月29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曾指示其驻华公使康格(E.H.Conger),应使赔款保持在中国的偿付能力范围之内。1901年1月29日,海约翰再度指示康格,赔款总数应限制在1.5亿美元(约合2.02亿两关平银)之内,其中,美国的损失和支出约为2500万美元。在此后的谈判中,美国政府又主张将赔款总额限制在4000万镑(约合2.6666亿两关平银)之内。5月7日,列强提出总数6750万镑(约合4.5亿两关平银)的赔款要求,美国持反对立场,并动员中国有实力的地方督抚出来力争削减。 海约翰也指示其谈判代表柔克义(W.W.Rockhill),认为这一总额太高了,为敦促其他国家削减,美国政府愿意将赔款要求折半。清廷几乎未作任何抵制接受了4.5亿两关平银这个赔款总额后,柔克义仍呼吁列强减少赔款,其理由是:虽然中国政府承认了4.5亿两的赔款,但当初我们提出这一要求,只是一个假设性数字。海约翰支持柔克义的立场,指示如有可能,应将赔款问题移交海牙国际法庭来裁决。 但清廷已“爽快”接受了4.5亿关平银的赔款要求,美国政府的上述倡议遂告破产。至于美国为何独树一帜主张压缩、控制《辛丑条约》的赔款总额,海约翰在给柔克义的指示中是这样解释的:“更多的优惠和行政改革,要比大量的金钱赔偿更合乎需要。”其时,美国已确立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维持一个稳定、完整、且具备改革能力的中国,被认为最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2、自1909-1946,美国总计退还庚款3493万美元,用于中国文教事业 削减、压缩赔款总额的倡议失败后,美国政府转而开始考虑退还超额的庚款。1904年12月6日,应海约翰的要求,柔克义起草了一份拟提交国会的备忘录。该备忘录指出:经调查,美国公民在义和团时期所遭受的损失以及美国军队的开支,没有最初估计的那么多。鉴于中国目前财政困难,且美国有退还多余赔款的政策传统,建议国会批准退还部分庚款。1905年1月,海约翰将这一想法秘密告知了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希望梁能够在保密的前提下,与清廷商议具体、合理的退还方式,以便早日促成此事。 1905年7月,海约翰病逝,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致电总统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提请其促成此事,作为“对海约翰的纪念”。罗斯福回电承诺解决,但同时表示,因中国正在抵制美货,要让国会同意退还庚款,存在很大困难。稍后,连州教案五名美国传教士被杀,美国国内舆论盛传中国将发生第二次义和团运动,欲让国会同意退还庚款更成为不可能。直至1906年3月清廷颁布“保护外国人命财产”的上谕,事情才再现转机。1907年6月15日,国务卿罗脱(Elihu Root)正式致函清政府,宣布美国拟退还“超出中国应向美国国家和公民赔偿之外的那一部分赔款”。 退还庚款被用做“兴学”之用,同样与美方的坚持有关。罗斯福、柔克义均认为将退款用于教育(主要是帮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是最好的方式,不但可以增加两国友谊,且能推动中国开化,使其不再重蹈义和团运动盲目排外的覆辙。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在了解到美方的这一愿望后,也致函清廷外务部,建议将退款用于兴学。不过,清廷虽然原则上同意兴学,但在具体的操作上则另有打算,主张先用这些退款办理“新政”,再以“新政”的获利来兴学。如1908年唐绍仪奉命访美,其目的就是为了说服美方同意将庚款拿来办“东三省银行”。柔克义则告诫美国政府,中国的财政改革没有成功的希望,拿庚款去办银行,兴学事务可能很快就会因财源断绝而夭折。事实上,清廷对派遣学生赴美留学一事并无兴趣,只是在美国政府以中止退款的压力下,才迟迟于1909年7月启动留美计划。 自1909至1946年,美国总计共退还庚款3493万美元,约占其所获赔款总额的63%。其用途可分为学务费用与文化赞助两项。以前者为大项,主要用于设立清华学堂及派遣学生赴美留学;有学者估计,自1912-1937年间,清华所用庚款经费约银1700万元上下,受资助的留美学生达2000余人,资助总额为美金620万元。后者主要指对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文化团体的资助,以及图书馆建设、教材翻译编写等。美国首开退款先河之后,至1920年代,英法意荷比俄六国也因世局变迁而颇感压力,相继加入退款行列。七国实际退款10589万美元(不包括苏俄销除的4586万美元)。各国退款对用途的要求各有不同,此不赘述;仅就中方的支配权而言,则以美方退款条件为最优。 3、美国“庚款兴学”,既有实用主义的一面,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 综上,乃是美国“庚款兴学”前后始末的“事实判断”。至于“价值判断”,则长期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所谓“退款”,其前提是中国先要交纳“赔款”,故“退”是出于傲态,“善意”实含怜悯,并非对“强权即公理的邪恶行为”的纠正;且美方对退款用途有严格规定,“干预了中国内政,损害了中国主权尊严”。更有学者认为,庚款兴学旨在扩大美国在华影响,乃是文化侵略,虽对中国的教育事业有积极影响,但总体上仍应予以否定。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本就应该从本国利益出发,不能因一国的外交行为是为其本国利益服务,就斥之为侵略。是不是侵略,取决于该行为是否侵害了他国的主权和利益。 对《辛丑条约》而言,部分庚款的所有权回归,不能说是中国的主权因该行为而受到损害;兴学事务,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了积极作用,不能说是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所以,将美国退款兴学完全看做出于自私的动机,是有失片面的,为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服务,但同时也是为了支持当时中国的改革,体现了美国对外关系中的理想主义一面。

吴三桂一生官位显赫,叱咤风云,可仍然是一个不幸的人。不要说因为背叛明朝被人一直目为“汉奸”,就是在清朝,因为最后的反水,在满人看来,无疑也是最大的叛逆。可站在吴三桂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一个大冤枉。 至于吴三桂,实力声望功业权势,尚可喜不能比,耿精忠更不能比,则要从长计议,暂不动他为宜。云南苗蛮杂处,形势复杂,吴三桂长居此地,情况熟,底子厚,继续治理也不是坏事。另外,用八旗换防,路途遥远,复杂艰险得很。况且所有对吴三桂忠诚度的怀疑均系猜测,并无真凭实据,贸然强行撤藩,恐不能令人心服。 讲得很有道理!可以说,绝大多数朝臣对马上撤吴,都是投了反对票的,包括大学士索额图、图海等重臣显臣,只有刑部尚书莫洛、兵部尚书明珠等少数人主撤,但那时的大事件并非议会制多数表决通过即可,反对者多也没用。 康熙力排众议,大手一挥,撤藩之奏一律恩准,三藩同撤,马上行动!众臣愕然,这可是他们认为的下下策啊!吴三桂们更是愕然,绝没想到,当初的如意算盘,结果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皇上怎么能这样?圣明何在? 谁让你们认识不到狡兔死的道理呢?这么多年了,还执迷不悟。就说你老吴,历来同类者,要么再占个自家独立山头,要么交出一切安当钓鱼公,有几个两头摆、走中间路线能成功的?明代沐家?毕竟是少数,何况条件还不一样,人家和皇上啥关系! 还想打小算盘?一般的皇上也就算了,可现在你们面对的可是那千年一帝,能不与众不同吗? 什么轻率冒进、意气用事、褊狭固执、独断专行,一样不少,都端出来让你们瞧瞧,不要以为咱康大帝只想做个高大全平面的人,他也渴望多层面、多棱角、有立体感的,这样更有魅力嘛。 只是这次,康大帝另一面表现得不是时候。军国大事岂能儿戏?他想得太单纯、太幼稚了,纯稚得让人不可理解,简直匪夷所思。 他对实际情况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更未静下心来设身处地感受一下三藩们的真实想法,迫切、冒进、固执、专断,完全占据了他的大脑,竟天真地以为,只要他的圣旨一到,他们马上会卷着铺盖回老家,困扰朝廷十几年的问题立刻就解决了。 也许有人会诘责,这分明是对康大帝的诬蔑之词,圣明之君岂会如此?史书上明确记载,康大帝曾经说过:“三桂等蓄谋已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清史稿》卷二六九一《索额图传》)。 怎么讲呢,这清史类的东西,一旦针对帝王,向来都是极尽文过饰非、颠倒黑白之能事,圣祖尤甚。就说上面这一段,明眼人一观便知,睁着眼睛说瞎话呢,胡扯八道。 人家尚可喜,明明率先提出撤藩在前,大乱中至死未叛在后,对大清那个忠诚,日月可鉴也,怎能说蓄谋已久?再说吴三桂,前面分析了,哪有的事,就是狂贬他的清史书上,其实也找不到任何真凭实据的。 咱们还是继续往下看,一切更加豁然也。 耿精忠暂且不提,且说吴三桂,接到皇上恩准撤藩的圣旨,简直当头挨了一棒,可想而知那是啥滋味。热血疆场上的出生入死、云贵高原上的苦心经营、荣华在手的富贵人生、权势在握的叱咤风云、昔日君主的皇恩浩荡、今日圣上的恩断义绝,等等,犹如过电一样,在他脑海中闪现,内心翻江倒海、痛苦不解、委屈愤怒、犹豫彷徨。 手下那帮随着他西讨南征的铁杆文臣武将们,更是震惊愤慨!既然皇上如此绝情,干脆反了得了,咱兵精将勇,怕他啥?老吴本还在徘徊犹豫,今见部属们拥戴,反复衡量后,也下定了起义的决心。 其实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别看朝廷现在话说得好,对撤藩工作也抓得紧,事无巨细,周密安排,力求给吴三桂们一个最温暖最舒适最可靠的安乐窝,可一旦真撤后,地盘没有了,兵权也无了,像吴三桂这等风云人物,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呢?古往今来,政治上过河拆桥的事情太多了。 老吴有否此种想法,不得而知,反正决心已定时,他是自信满满的。比较一下,他以为自己文韬武略天下已无双,将士们又是百战之锐、忠心之辈,要是起兵无不从命;所据云南也是经营多年,地险财富(有天下富吗);另有一批过去的老部下如现任陕西提督王辅臣等虽已调走,却可作为外应。 简说老吴的文武之才:四个女婿胡国柱、夏相国、郭壮图和卫朴,都是一时才具,或文或武或文武双全;另外武有吴国贵、吴应期、马宝、王屏藩、张国柱、高得捷等,文有方光琛、刘茂遐(字玄初)等,个个顶呱呱。 再看朝廷,皇上年方二十,乳臭未干,不堪大任,过去平定中原的名将大都凋零,剩下的及新起的一代岂是他的对手?其实老吴主观了点,事后也证实,康熙是没啥大本事,可清军新一代统帅有厉害的角儿,八旗依然很强,绿营同样不弱(都是汉兵,感叹)。另外,他也忘了,时间如果让人家凋零,自己与老部下们十一年来不也要走同样的路吗? 还有一点,绝对不能忽视,那就是满汉之争。明亡清兴至今不过三十年,大陆抗清之火被扑灭也只在九年前(1664),汉人的故国之思岂能说忘就忘?就连做汉奸已很久的吴三桂,手下不也有胸怀反清复明之士?他的女婿、臂膀之一胡国柱就是。 何况满洲贵族对汉人的统治,必须正视,三十年来残暴多于仁慈,贱视多于平等,不客气地说,占据帝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好几的汉人只是二、三等的公民,地位不要说远不及主体满民族,就连蒙藏都不如,这是不争的事实。 如此环境,要说广大汉人在短时间内,都能心悦诚服地接受满洲贵族统治,那也太虚假了,即使有清三百年好像也没有吧。这次撤三藩,恰恰撤的也都是汉人,且不是一两个,而是牵涉几个大大小小的集团,足足六七万人呢,无形中触发了民族之感情,引发了民族之对立。 而正是这种客观存在的民族之争,不仅让三藩内部凝聚力更强,也是日后大乱爆发初期,虽然发动者是为人所不齿的昔日背叛者,大江南北的汉人响应者仍众的原因之所在。当然,跟着当朝的汉人也不少,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们;另外,坐山观虎斗的汉人同样不少。个中原因不想多说了,十七世纪汉民族的不断失败,根子就在于此。 切入正题。这边吴三桂们真的开始磨刀霍霍了,而康熙那边却还浑然不知,全力做着撤藩的前期准备工作,好几万人呢,漫漫长路,线路怎么走,沿途怎么接待,到目的地后又怎么安置,浩大的工程啊。 比起三峡移民恐也不简单吧。三百多年前的事了,没飞机、火车、汽车、轮船什么的,综合条件更是差之千里,尤其他们并非一般民众,而是三个强大的军民结合体,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康熙忙得不亦乐乎,其间有很多专门御批,足以体现他对撤藩之事的重视与对被撤之众的关切,但从他的着眼点来看,倒能明确一个真相。 原来他忙了半天,没有一件触及假如吴三桂们有啥异常如何防范的问题,虽然《圣祖实录》之类书上有不少事后弥补这方面不足的大帝语录及其他相关言辞,但根本找不到能够证明当时朝廷哪怕有一点实际举措的证据。 这也侧证了康熙当初决定三藩同撤时,想的就是那么简单,认为圣旨一到,一切OK,大臣们想这想那,还分几步走,纯粹多虑。什么“撤亦反,不撤亦反”,事后遁词也。吴三桂们谋反之箭已在弦上,岂能不发? 从此,吴三桂进入了人生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他前不见古人后不知是否有来者的人生也至此奠定。经过一番精心谋划,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终于正式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