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吐蕃王朝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有明确史料记载的政权,松赞干布被认为是实际立国者。青藏高原的各部落在吐蕃王朝的统一下凝聚成强大的势力,逐渐走出封闭的内陆高原,使得古代藏族社会第一次出现勃勃生机。那么吐蕃又是如何走向灭亡的呢? 原本各自为政、分散孤立发展的局面被改变,通过制度、法律、驿站等建设,各个小邦政权和部落联盟得到整合。由于内部人口流动,社会交往面扩大,推动了藏地语言及整个文化层面上的相互沟通,实现了青藏高原文化上的整合与壮大。 吐蕃社会生产以农牧业为主。农作物有青稞、小麦、荞麦等;牲畜有牦牛、马、驼、羊等;手工业有烧炭、冶铁、制胶、毛织等。吐蕃时期的碑铭、木简、文书、经卷等尚有大量保存至今,是研究吐蕃社会和历史的宝贵资料。吐蕃王朝崩溃后,宋朝、元朝和明朝初年的汉文史籍仍泛称青藏高原及当地人民为“吐蕃”或“西蕃”。 8世纪末叶以后,吐蕃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日趋激化。王室内部互相争夺,将领之间又常年发生混战,使吐蕃陷于分裂。848年(大中二年),沙州(甘肃敦煌)人张议潮发动起义,唐人群起响应,很快占领了沙州。接着,张议潮又派兵攻取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以上地区在今甘肃、新疆、青海境内)等十州。851年(大中五年),张议潮遣其兄张议潭奉沙、瓜等十一州地图入朝,唐宣宗在沙州置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河陇地区又重新为唐朝所控制。 吐蕃王朝自朗达玛死后,其二子沃松和永丹各据一方,互争权位,攻伐不己。 百姓相继起来,在各地举行了大规模起义,起义军中规模较大的有两支: 1、当东北部镇将混战时,吐蕃随军奴隶在河陇地区发动了大暴动,自号“浑末”军,这个起义军的主要参加者是河陇地区的吐蕃奴部,除此之外还有受吐蕃奴隶主奴役的党项、回鹘、羌、汉和其他民族。在凉州一带的温末集团,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原来分散的小部落,逐渐联合成为有一定实力的大部落,一个势力很强的地方政权(角嘶罗政权)。东北部镇将混战是指公元843年,论恐热率兵二十万攻鄯州(今青海乐都)守将没卢氏尚婢婢,尔后,整个河西、陇右的吐蕃边将都卷入了这场混战,时达二十余年。公元866年,论恐热为拓跋怀光所杀,战争才逐渐平息下去。吐蕃尚延心率部众及河州、渭州、浑末部万帐投降于唐朝,唐朝将其安置在吐蕃东部附近。 2、发生在吐蕃本部的奴隶平民暴动。从吐蕃东部开始爆发蔓延到吐蕃全境的平民和奴隶大起义,吐蕃王国灭亡。 其实,在安史之乱几十年后,吐蕃由于少主与权臣之间的内乱导致土崩瓦解。唐朝政府权衡再三,没有趁此机会出兵收复西域,这一决定使中国在近1000年内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权。然而等人们再回到西域的时候已经是清朝康熙的事了。

作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被誉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他将中原文明传播至西域,又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物种到中原,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为国家做出很大贡献,令人不解的是,匈奴为何要囚禁张骞?作为东西方文化的纽带,匈奴曾经扣押他很久。扣押期间他曾出逃,但是逮到他之后匈奴单于并没有杀他,原因一起来揭秘: 1、为瓦解张骞斗志 对其施美人计 历史学者告诉我们的是,张骞带了一百多名士兵进入匈奴境内,并且想去联合匈奴的仇敌月氏人,彻底打败匈奴。 但匈奴人没有杀他,只把他扣留在匈奴境内,还让他娶了貌美的匈奴贵族女子为妻。这在现在的一些人看来,是匈奴人对张骞实施美人计,为了瓦解他的斗志。 历史真是这样的吗?更令人不解的是,十多年后张骞逃出,终于去了月氏,返回时又被匈奴捉住,这一次还没有杀他,让他再次逃出,回到汉朝,成为开通丝绸之路、传播中华文明的第一位使者。 2、神剧中 编剧们臆想的历史 解读历史有很多种方式,一种是相信专家学者的描述,不假思索,全部接受;一种是对专家学者的描述产生质疑,开动自己的脑筋,想些问题。还有一种,是影视历史剧编剧们的专利,根据需要想象出当时的历史并且表现出来。实际上,他们确实在作品里写到了匈奴人两次不杀张骞的事情。 看过长篇电视剧《汉武大帝》的人,会接受其中的一段情节:匈奴人首次捉获张骞时要杀他,张骞口中大喊,“我是通商使者,杀我冤枉”。这是编剧们的历史臆造。不要说匈奴单于不相信,就是相信了不杀他,按汉律张骞回国后也会被以“辱使命,丧国格” 处斩。因为像张骞那样大呼小叫,会成为让单于讥笑汉王朝的外交丑闻。 在另一部影视剧中,有匈奴人第二次捉住张骞却没有杀他的一段对话。单于说,“寡人完全应当将你斩首。”张骞急忙跪伏在地:“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请大王开恩。”单于咳嗽了两声,气喘吁吁地道,“我老了,活不了几天了,这辈子杀人太多,现在不会轻易杀人了。念你临去西域前还能给寡人留书谢罪,的确是个忠厚老实、诚实有信之人,朕今免你一死。” 这当然也是编剧们臆造的历史,还大胆编造出张骞第一次逃走时“留书谢罪”的故事,用第一个谎言弥补第二个谎言。好在现在的影视剧观众,有了许多年观剧经验,再也不会相信那些历史神剧的情节了。问题是,对于“匈奴人为什么不杀张骞”,历史书籍不予记载,历史学者不去研究,历史影视剧不可相信,大家又有什么办法理解这件事情,作出正确解读,哪怕仅仅是接近了正确?只要想,办法还是有的。 3、单于大怒 也没敢杀他 第一种办法,我们来看看,匈奴都杀过哪些汉朝文武官员?这样我们或许可以知道,张骞是不是在应该被匈奴杀掉的名单里。 匈奴第一次捉获张骞是在公元前139年。此前历史中,文献中还没有见到匈奴杀死被俘获汉朝文官武将的记载。直到公元前110年,汉武帝陈兵十八万,夸耀于匈奴边境。使者郭吉进入匈奴,有匈奴官员为其指引,让他见了单于。见面后,郭吉用刺激性的言语羞辱单于,单于大怒,将主管引见的匈奴官员杀掉,但也没敢杀死汉朝使臣,只是把他扣留了,不放他回来。 匈奴人确实杀死过一名汉朝使臣,已经是捉获张骞九十多年后的事情了,那时候匈奴分裂为南北两支,南匈奴归附汉朝,北匈奴郅支单于逃到很远的地方,斩杀了汉朝使节谷吉。后来,驻守边境的汉朝将领陈汤和甘延寿,没等奏请皇帝批准就发动攻击,长途奔袭,杀死郅支单于,灭了北匈奴。他们给朝廷的捷报上写有“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一句,后来作为表现汉民族气势的豪言壮语,广为流传。 4、张胜参加密谋 苏武、常惠被扣押 第二种办法,我们来看看,匈奴对他们捉获的那些汉朝文武官员都怎样处置,这样我们或许可以知道,张骞没有被匈奴杀掉,是不是属于偶然和侥幸? 苏武牧羊的传说流传了两千多年,并且比较可信。 据说,汉朝与匈奴双方都多次派使节互相侦察。匈奴扣留了十余批汉朝使节,汉朝也扣留匈奴使节作为回报。但在公元前100年,新一任单于即位,送还了之前扣押的汉使。汉武帝也派人送还被扣留的匈奴使者,苏武、张胜与常惠就是一路护送的汉朝使臣。 正当他们完成使命准备归国之际,匈奴国内发生了密谋绑架单于母亲前往汉朝的谋反事件。由于张胜积极参与了密谋,苏武、常惠就被匈奴扣押。后来,又有汉朝使臣到达,常惠悄悄见了汉使,还编了一个故事,说汉朝射得一只大雁,脚上系有帛书,上面写着苏武等人被放逐北方湖泽之中,让汉使以此责问单于。这样一来,苏武和常惠终于在被扣押十九年后回到故国。 最初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了几句就被施以宫刑那件事,他宁可忍受宫刑也要写完《史记》,宁可受到宫刑也要替李陵仗义执言,这其中会有什么样的历史真相? 5、深入匈奴境内 李陵被俘 李陵有勇有谋,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境内,大战单于主力部队。在单于被打得狼狈不堪,正想率军撤退之前,有汉军叛变士兵说出李陵即将弓箭用尽,军粮断绝的内情,于是单于又将李陵官兵层层围困起来。后来,李陵杀了他的战马,把马肉分给四百多个士兵,让他们突围,自己带十几个人从相反方向引开敌军。再后来,那十几个人大部分战死,李陵被俘。 那时候,匈奴与汉朝的关系比较奇妙,交战双方的被俘者一般不会杀掉。有了机会,被俘的人还会逃回故国,再被俘也不杀掉,还有再次逃回的机会。即使是投降受到重用的双方将官,已经得到对方重用,也有以后逃回的。当年说李陵投降的消息传到朝廷,与李陵没见过面的司马迁,从李陵先前为人称颂的个人品质,推断出一点,即使李陵投降,也不过是权宜之计。 但李陵的命运很惨,一直到二十多年后死去,不能回到故国。这有几个原因,一是耽误了为他运送粮食和弓箭的赵广利是皇帝的大舅哥,不能承担罪责;二是有人故意造谣李陵投降匈奴,还说他训练匈奴军队与汉朝打仗;三是汉朝皇帝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杀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儿子,李陵已经无国可返,无家可归。 6、唱别歌 李陵、苏武头发已白 算起来,李陵兵败被俘的前一年,苏武扣押于匈奴,他们都娶了匈奴女子为妻,嫁给李陵的是单于的女儿。李陵没有苏武那样餐风宿露的辛苦,但一直讲究民族气节,不肯为匈奴训练军队,也不肯带兵进犯汉朝。苏武被扣押十九年后就要回国了,李陵为苏武置酒饯行时,唱了一首《别歌》,“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颓。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他与苏武的头发都已经白了,唱了以后就一齐流泪。 这样看来,又有了一个问题:匈奴对他们捉获的那些汉朝文武官员,不管是否投降都没有杀掉,最严重的就是扣押,怎么会杀掉张骞呢? 因此,张骞被匈奴捉获在公元前139年,汉王朝与匈奴国仍然是友邦关系,双方实行和亲政策,互通关市,互派使者,维持着至少表面上友好的局面。所以,匈奴人根本就不会杀掉张骞。

《太平轮》想必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之前一部《太平轮》电影的上映,让这艘货轮又一次受到了大家的关注,那么,电影了描写的《太平轮》是真实的吗?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历史背后的真相:揭秘太平轮沉船始末。 太平轮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运输货轮,载重量两千零五十吨。自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四日,中联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每个月七千美元的租金,向太平船坞公司租来,开始航行于上海、基隆间。当时“二战”结束,台湾重归中华民国政府领土,大陆各商埠往来基隆、高雄间,客船、货船热络往返,据早年基隆港务资料记载,一天即有近五十艘定期航班从上海、舟山群岛、温州、广州、福州、厦门等地,往返基隆港。 中联公司当年已有两艘定期船只往返上海、基隆。一是华联轮,为一九○七年由澳大利亚制造的商船;另一艘安联轮为加拿大制造的商船。太平轮从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启航,投入上海与基隆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最后一班,共计行驶了三十五个航班。 太平轮分为头等舱、二等舱、三等舱等,初期投入营运是作为交通船,船上旅客大半是来往两岸的商贾、眷属、游客、转进台湾的公务人员等。但是在同年秋日过后,因为国共内战情势紧张,当时固定行驶上海、基隆间的中兴轮、太平轮、华联轮,因为航班往返多,船只吨数大,往往是大家的首选,随着时局动荡,此时就成了逃难船。 1、一票难求,黄金换船票 随着国共内战火热开打,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已作南迁准备。一九四八年秋冬,十二月起,故宫国宝、中央银行的黄金,也几乎同时秘密启动;播迁来台的计划,使战火狂潮横扫,谣言四起;徐蚌会战打得天崩地裂,平津战役硝烟四起,到处兵荒马乱;上海外滩实施宵禁戒严,但是船只无视宵禁,仍在夜间开航。 这时船票也是一票难求,十二月起,太平轮除了民众购票,军方也征用其作为运送军人与眷属的运输船。一些军校、军方部队,开始大规模往台湾迁校、迁退,如杨太平父亲杨民,是兵工学校学生,当时带着快生产的妻子上了太平轮,在船上生下杨太平。 曾任建中教官的李正鹄,现年八十六岁,他是从塘沽坐大军舰先到上海的。据他回忆,一起搭船的有兵工学校的化学兵,还有测量学校、工程学院的学生。从黄浦码头到吴淞口,船就开了一个小时左右,一起搭船的军队大概也有数百人,都挤上了太平轮。他们三点上船,五点开船,一开船,大家就进到船舱里了,那时候海象尚平顺,风平浪静,到了基隆,再转到花莲。这与杨太平一家的记忆吻合。之后他到师大进修,喜欢摄影,今年还在儿子摄影展中发布了自己拍摄的返乡纪录片。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的太平轮,因为是年关前最后一班船往台湾,大家都争相挤上船,希望到台湾与家人团聚。船只满载,加上来往两岸的商家运足了货物要到台湾销货,如迪化街南北杂货;加上各政府机关的报表文件,在档案中初估有钢材六百吨,中央银行重要卷宗十八箱,《东南日报》社整套印刷器材、白报纸与大批参考资料,国民党重要党史资料也在船上;以及来往两岸商旅的账册,有人订购的五金、铁钉等原料。据世居迪化街的陈国祯描述,那艘船上还有许多南北货、中药材料、账册,原本是趁年关要结账、清账,船一沉,什么证据都没有了,出货的店家没办法收款,买家尚未结账,就趁此赖了一笔账。 原本有效卖出的船票是五○八张,但是实际上船旅客,远超过千人。据中联企业在上海地方法院方证词表示:开船前,大量挤上船的旅客以及买票者的小孩等都未列入名单,但是太平轮及其他早年航行台湾、上海的船舶,都有超载的恶行。据曾经服务于海员工会的任钦泓回忆:当年只要与船上工作人员熟识,都很容易无票上船。在上海地方法院的档案中,中联企业提供的旅客名单只有正式登记的五○八名,报载却是五百六十二人,而实际上船的超过千人,如王淑良的哥哥,就是没有在名单上的罹难者。 任钦泓坐一九四九年五月份最后一班中兴轮从上海到台湾,他形容:最后一班中兴轮人满为患,大家争着上船,船票行价是十五到二十条金子,他因为与船上驾驶员、二副都是朋友,所以用通行证上船,耳里还听到枪声大作;守在船上的军人,把爬不上船的旅客用绳索吊上船体;港口挤满了人,吵闹喧哗。在中兴轮上,他挤在二副房间,其他旅客把走道、通路都塞满了,“有些台阶还坐了两个人!动弹不得”。 刘真实在公公病榻前,听得公公在十五六岁时,身上缠着金条想换船票,但是船快要开了,家中亲人已经逃上船。“快,快,快!跳上来!”亲戚张开手,大声呼唤!岸边挤满了人,万头攒动,从岸边望去,看不见海水;有人身上缠着金条,用力跳,金子太重了,人就扑通落入水里,沉下去。她的公公一看,快快扔下身上缠绕的金条,用力一蹬,往要开航的太平轮上跳,“接住了!接住了!” 接下来再下一个航班的太平轮,就沉在舟山群岛。当年跳船、接船的长者,都已作古。“提起那段往事,公公当年在病床上,还是落泪呀!”“他说怎么跳上去的都不知道,只知道要逃命吧!”刘真实转述中,依旧有万般不舍。 据曾经坐太平轮的乘客记述:国共内战后期,所有船票不再是票面价,多用黄金直接换船票;特别是旧台币,每天贬值几万元,还不能换一碗面,黄金就是最佳的买票工具了。有办法的人,拿张名片也能上船。据说当年的船票,都比上海市政府公定价格还高,有些多卖出来的位置,就是船员们的外快,也难怪最后一班太平轮,超载了三四百人之多。在上海法院的起诉书中亦强调太平轮“向来是超载累犯”的旧事。 2、细数出事原因 最后一班太平轮出事原因,传说纷纭,有人说是超载,有人说是船员只顾饮酒作乐。还原现场当天:太平轮原定计划是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启航,后来改到下午二时,可是直到开航前,太平轮仍在进货,当天午后四时半才开航。 太平轮因为赶着要运更多货物上船,让许多旅客在船上空等近一天。据卢超(太平轮的常客)回忆:一月二十七日,他送侄儿到台湾读书,但是中午时分,侄儿打电话给他,说船还没开,他肚子饿得很,请他送食物上船。卢超买了水果点心上船,“那时候甲板与码头齐平,以前我上船得由梯子上船,而此次竟是抬脚即可上船”。可见太平轮吃水载重的程度。葛克也提及“全船无一空地,非货即人,因此加速下沉”。 一位施奶奶在接受采访时,也证实这班船的超载程度让她担心,因而在港口退了船票,改搭其他交通工具。据档案中陈述,太平轮只是一艘中型船,但是那天上了近六百吨的钢条;太平轮上有船员告知不得再重载,但是船公司人员说,已经收了运费,货一定要到台湾。不过中联公司于事后曾登报解释:“太平轮当天的钢铁货量不到二百吨,船行驶出时吃水前十四呎、后十六呎,各尚有一呎富余。” 太平轮为了在戒严期间赶着出吴淞口,因此在黄浦江头加足马力,快速前进。冬日天暗得早,大船出港本应点灯,但是时局紧张,行驶在吴淞江口的大小船只都不鸣笛、不开灯。据当年在上海与家人等着要撤退到台湾的席涵静回忆:年关到了,夜半船只从大货船、客轮到小舢板,什么船都有;最早他还听过街头谣传,太平轮是与一艘运橘子的船迎面对撞而沉没。 船在近年关的黄昏驶出港口,一路没点灯,没鸣笛;为了怕被军方拦截,太平轮改变航程,抄小路,往前快行。往来的船只全为赶年关,静悄悄地在海面上滑行,夜越深,船行得越快,直到见不着江边的灯火人家;船上的旅客为着快过年了,在船上喧嚷、打牌、吃喝,个个都沉浸在年节的喜悦中。 为了迎合年节气氛,太平轮管事顾宗宝在上船前还特别采买了许多应景食粮:玛其林、咖啡、培根、沙鱼、目鱼、咸鱼、海参、海蜇皮、干贝、鸭蛋、各种肉类、冬笋、火腿、香菇、木耳、大头蟹、各类酒水、汽水……看来是为了在船上供应船员食用,也有旅客加菜,增添年节的准备。 开船那天,正是农历小年夜,第二天就是除夕,全船大多数人都浸染在欢乐气氛中,喝酒作乐,大口吃菜大口喝酒。生还者之一的太平轮厨师张顺来说:“看到船上大副、二副们,当天晚上喝酒赌钱。船行出吴淞口,这天晚上海象极佳,无风、无雨,也无雾。”但是船行出海,过了戒严区,迎面而来的是从基隆开出的建元轮,隶属益祥轮船公司;这艘满载木材与煤炭的货轮,要往上海开,船上有一百二十名船员。那天晚上远处仍可见渔火,约十一点三刻时,两船呈丁字形碰撞,建元轮立即下沉,有些船员还立刻跳上太平轮;隔了几分钟,太平轮船员还以为没关系,结果没多久,有船员拿着救生衣下来,这时全船旅客惊醒,要求船长靠岸。 据说船长立刻将太平轮往岸边驶去,希望能靠岸边,意图搁浅,可是船还未及靠岸,就已经迅速下沉;许多尚在睡梦中的旅客,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命丧海底。据生还者徐志浩的描述: 太平轮与建元轮,都是晚上夜行,熄灯急驶,太平轮大副当天已喝醉,交由三副掌舵,三副忘记调舵,等发现建元轮迎面而来,提醒挂灯鸣笛已经来不及,两船相撞时,又没有即时放下救生艇,放下后,也没人割断绳索逃生。 生还者葛克也在法庭中记述:砰然一声后,茶房对旅客们说,建元轮已下沉,太平轮无恙,大家不必惊恐,但是我已放心不下,携了妻儿登上甲板,那时下舱已有水浸入,只见两只救生艇上挤满了人,可是船上并没有一个船员把救生艇解绳入海…… 也有目击者陈述,太平轮过于老旧,原本在出事前已向美联船厂登记要换钢板、调换船壳,加以修理,可是还来不及进厂整修,就发生惨剧。 3、千人惨剧,海上求生 生还者乔钟洲、何崇夫、卢鸿宾等人,在接受上海《大公报》采访时,曾经提及: 当时在海上,他们被船压到海里,吃了很多水,挣扎着浮到水面抓牢木板或箱子,又被浪打翻,这样三四次,幸亏体力好,后来爬到木板上,半身都浸到水里,寒气逼人,手足都冻僵了。 乔钟洲后来到了台湾,投入《时与潮》杂志社工作,是齐邦媛教授的表兄。卢鸿宾是位南京商人,家人都在台湾,但是所有积蓄财产都化为乌有,他担心日后的生活该怎么维持。 凄厉黑夜,海面寒风刺骨,夜越来越深,温度越降越低,海上呼救的声音逐渐微弱。据八十八岁生还者叶伦明回忆:当时不到几分钟,太平轮立即下沉,四周都是凄惨的哀号,冰冷海水浸蚀身骨,他与一些人趴在木箱上沉浮,熬到天亮,才被一艘外国军舰救起。 海上求生,是生死存亡的关卡,有温暖的相依相助,也有人性的丑恶。例如生还者葛克,曾经告诉妻子袁家说,当年还有人拿着枪支,迫别人让出木板。叶伦明在事隔六十年后,都还记得在深黑的夜里,四周尽是哀号惨叫声,却有人划着救生船,不管身边的哭喊求救声,扬长而去。“唉!”叶伦明长叹一口气。 曾经担任文化大学教授的席涵静,童年时候在上海与父母一起,等着要到台湾。国共内战打得他没上学,每天看新闻、读报纸,了解太平轮沉船事件在当年是轰动的大新闻,他也记得山西省主席及一些老乡都罹难了。一位同乡李述文是生还者,还到家里来送了本小册子,在他们家客厅叙述了逃生经过,这篇名为“太平轮遇难脱险记初稿”的记述,极为细腻地还原了沉船现场与逃生过程。 在李述文的记忆中曾经提及,有船靠近而后走远,见死不救;有人传是中兴轮,但是事后中兴轮否认,表示事发时中兴轮并不在该海域。海难发生,大家都问:太平轮船长呢?太平轮生还者张顺来在证词中说:“船长不在上面,是二副在上面,出事以后,船长在里面,船沉以后,船长在浮桶上跳海死了,他说无脸见人!” 在“寻找太平轮”纪录片发表后,船长子女分别于纽约与澳大利亚,在博客留言,感谢大家制作了这部片子,他们仍旧相信父亲是失踪了,还没有回家。 李述文与叶伦明及其他脱险者,最感谢的是澳大利亚军舰华尔蒙哥号,将生还者拉上船,先安排他们到火炉边,换上水手的干净衣物,再把湿衣服拿去烘干,每个人先给热汤、咖啡、食物,带他们去热水沐浴祛寒,一面往吴淞口开去。 下午两点多已到了上海港岸,等他们衣物烘干,大略休息,恢复了一些精神,六点多才到外滩第三码头,准备离船。桌面全是个人用品,手表、皮夹、身份证件、名片等一字排开,烘干、擦拭,供各人认领,“未短一张名片,未短一块金元”。在李述文的描绘中,下船前,全部脱险者向舰长与所有官兵列队敬礼,表示谢意;中联公司派车、派人来接往饭店休息,并供给食宿。 4、舟山群岛失事现场,还有生还者 太平轮、建元轮互撞,大约是在一月二十七日晚上十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建元轮在五分钟后灭顶,太平轮随即下沉。据张顺来的陈述,“十二点半的光景就沉了”,李述文记得是“十二点一刻”,叶伦明表示:“船沉后没有多久,海面就一片宁静。” 中联公司委请招商局所有之海川轮等轮船与飞机,前往出事现场侦察、打捞,当时船长手绘正确失事地点:约在舟山群岛附近,浙东海面东经一二二度三十分,北纬三十度三十分,也就是在白节山与白洋山、三星山之间的三角航线,附近暗礁重重,航道水深流急。建元轮船长则在沈家门附近被捞获,据熟悉水域的人说:这是个难驶的海面。 家属也投入人力、财力,雇请船舶、飞机几度来回搜寻,也曾登岸至各小岛,发散寻人启事,派人打捞遗体;中联企业公司在二月二日发出悬赏,搜救生还者奖金一千万元,罹难者打捞五百万元,报告地址寻获者三百万元。 据官方说法,当时被救起的生还者有三十六名,其中太平轮旅客有二十八人,船上职工有六人,建元轮上有二人,共计三十六名。据二月二日的《台湾新生报》和二月三日的《中华日报》报道记载,除了被军舰搭救的人员外,还有三名旅客脱险。同年二月十七日《大公报》刊登了徐志浩的文章,并注明徐是自行脱难,不在前述生还者名单之列;加上先前人数,足见有近四十人生还。 据世居舟山群岛的姜思章表示,太平轮出事时,他只有十几岁,海面尽是散落的行李物品,有许多渔民前往打捞;他的父亲与几名船家,在深夜摸黑救了几名生还者,用渔船拉他们上船,第二天太阳升起,把他们送往群岛附近的相关单位才返家。但是时代久远,姜思章说:早年父亲没有留下脱难者姓名,所以也不知道当时救出多少生还者。 如果舟山群岛生还者加上之前的四十位脱难者,据推测,太平轮生还者应不止四十人,也突破原先官方说法的三十六名。 回首六十年前,来不及到达台湾、葬身海底的魂魄,早已随巨浪舞动向天;汹涌潮水,将陈年往事滚向远方。天,望不见尽头;海,看不见彼岸。所有的幽怨,化为沉香,期待着下一轮太平盛世!

许多清朝历史剧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不同时期、不同皇帝动怒时的一句经典台词:将某某发往宁古塔,永世不得入关!那么,何为宁古塔?宁古塔又在何处? 其实,宁古塔不是“塔”,而是一个城名,是一个清朝时期的关外流放罪犯场所。旧城在今黑龙江省安宁县西海林河南岸旧街镇。宁古塔属边远地区,旧时,这里环境恶劣,气候异常,寸草不生,五谷不长,很适合罪犯改造。即不是塔,而为何又称为“塔”呢?相传,清皇族的远祖兄弟六个,曾居住于此。满语谓六为“宁古”,个为塔,古称“宁古塔”。 把罪犯流放到宁古塔,有两层含义:一是惩恶与扬善,让犯了罪的人背井离乡受尽磨难,到关外去自首、自思、自悔,接受风沙洗涤。 二是为清皇族的老家“增砖添瓦”。清时,全国偏远落后的地区有的是,可清王朝为什么不把罪犯流放到其他地方改造,而首选宁古塔呢?意图很明显,那就是宁古塔是满族的发源地,是清皇族的老家。罪犯来到这里不仅要开荒种地,修桥筑路,改变清皇族老家的面貌,而且还要忍饥挨饿,为当地官员、满人当牛做马,沦为家奴,以显示祖上的荣耀。 历史上的罪犯流放最早起源于五代后晋天福年间,到了清代有了较大发展,逐步健全了罪犯流配制度,设置了多处罪犯流放点。顺治初年,已制定了大清律,对罪犯的流放作了详细规定,主要是流放人员的起因、种类,流放人员的刑期,流放人员的生活等。 乾隆初年公布的《大清律例》规定:“强盗免死减者,行劫数家止首一家者,伙盗供出首盗即时拿获者,偷盗坟墓二次者……具佥发宁古塔等处。”发往宁古塔的罪犯,一般以10年为期,然后考察他的现实表现,如能悔过自新,改恶从善,又情愿回原籍者准予回籍。但如果被判处无期徒刑,将永远不得入关,除非皇上特批。 根据《中国通史》、《清史稿》等史书记载,发遣到宁古塔的罪犯,除了平民百姓和旗人外,还有朝廷大臣。顺治十二年(1655年)吏科副给事官彭长庚,一等子爵许尔安因上疏称颂睿亲王多尔衮,并要求为多尔衮平反昭雪,并恢复爵号。皇上将此事交给大臣们密议,密议结果,判处二人死刑。但皇上念其二人曾有功于朝廷,便下召免死,流放到宁古塔。 清朝期间,发配到宁古塔的“名门望族”也不计其数。康熙年间,轰动朝野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方孝标《滇黔纪闻》案,先后涉及三四百人,包括康熙的宠信江苏巡抚张佰行、名人志士方苞等许多无辜人员受到株连。康熙看过奏折后,认为涉案人太多,有些恻然。再过一个多月就是他的六十大寿了,他也想讨个吉利。据此判决,只斩戴名世一人,并未罪及家人。对方孝标,因其已过世,并未深究,只是将其子及家人一并发往宁古塔。 由此可见,宁古塔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其中有很多讲究,这流放原本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流放的地点是宁古塔那顿时意义就不一样了,反而是为自己家增了光。这满族的习惯还真是奇特,不过通过篇文章,我们对宁古塔的了解是不是更深了一些。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等。然而王朝不断循环的现实表明,历史上再伟大的盛世也只能维持于一时。那些无法持续的盛世,折射出来的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特殊困境。 1、集体性腐败导致王朝政治周期性紊乱 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表明,统治者对百姓横征暴敛、竭泽而渔,带来的往往是王朝的速亡。因此历史上那些明智的统治者都会以轻徭薄赋、量入为出为基本国策,避免对百姓的搜刮过度。这就是所谓的“仁政”。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往往被认为是实施“仁政”的结果。然而“仁政”的前提是君主与官僚必须进行自我约束,以“明君贤臣”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明智的统治者一定是强调“为政以德”的。然而在现实的政治中,对于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来说,道德的约束力永远是有限的。缺乏制约,缺乏高于王权的法律,君主可以随意地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与财产。只要他愿意的话,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制止他的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对于官员来说同样如此。尽管官员被要求清正廉明,但道德的自律无法约束官员的逐利冲动,无法防止官场腐败的蔓延,而官场集体性腐败的结果是统治成本的不断上升和治理效率的不断下降,最终使整个社会无法正常运转。以道德的自许始,以腐败的结果终,这个剧情几乎在历代王朝都不断地重复上演。 2、人口增长导致周期性的土地危机,进而导致周期性的社会失序 土地占有相对平均、百姓可以安居乐业,这是形成盛世的基础,而盛世的结果必然是人丁兴旺。但是,土地总是相对有限的,盛世所带来的人口增加,必然会带来土地的紧张。再加上禀赋、机会、权力等因素的差异,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贫富的不断分化。在土地是主要的社会财富的时代,贫富分化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土地向特定人群不断集中。当土地集中由于人口的增加而进一步加剧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农民就会失去土地而变成流民,由此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引发社会的失序。为了应对失序的社会,王朝往往就不得不打破过去奉行的轻徭薄赋、量入为出的政策,开始实施强征,而强征又必然会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于是每个王朝都挥之不去的噩梦——周期性的农民起义传统便开始形成。动荡与破坏导致王朝循环,人口下降,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得以缓和。然而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旧王朝的鼎盛最终成为追忆,人们也就开始在新的王朝中期盼着又一轮盛世的出现。 3、承平日久导致军事力量的周期性衰败 几乎所有新的王朝都是依靠武力来建立的,军队是历代王朝维持统治的基础。然而一旦盛世来临,暗淡了刀光剑影,军队战斗力的维系便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出现所谓的武备渐弛。更重要的是,历代王朝出于控制军队的需要,往往会采取“以文制武”的策略,把军事力量纳入庞大的官僚体系之中,其结果是导致军事力量本身的官僚化,而这就会进一步导致军队体制的僵化与内部管理的腐败化,从而使军队一步步丧失战斗力,由此历代王朝的军事力量也就很难摆脱周期性衰败的宿命。如明代的军队在明初的时候有相当的战斗力,然而到正统年间已经“手不习攻伐击刺之法,足不习坐作进退之宜,目不识旗帜之色,耳不闻金鼓之声”,到崇祯年间更是“矢折刀缺,闻炮声掩耳,马未驰辄堕”,以至于“举天下之兵,不足以任战守”。八旗在清朝初年号称“劲旅”,然而入关之后,随着战事的减少,军队的战斗力迅速下降,其衰败在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时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乾隆年间更是出现了检阅时“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可笑场面。八旗衰败之后,绿营成为清政府维持统治所依赖的武装力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绿营也日趋衰败,到了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和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起义时,身为国家正规军的绿营已经是不堪一用了。军事力量的衰败导致的是统治者失去应对内忧外患的基本能力,一旦社会出现大的动荡,盛世外强中干的真相就会一下子被捅破,王朝也就会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周期。

孙立人 (1900.12.8-1990.11.19),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汉族,抗日名将、军事家、民族英雄、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新一军军长,被欧美军事家称作“东方隆美尔”。是军级单位将领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荣获第三等级的不列颠帝国勋章。退居台湾之后,被蒋介石软禁32年,直至1988年重获自由,两年后病逝。 庐江县历来是人物风流。在庐江县金牛镇金牛山南麓,一位抗日名将、有“东方隆美尔”之称的孙立人,少年和幼年时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他传奇的一生,在这里留下深深的印迹。 记者 苏勇 1、从小是学霸,还是国际大赛篮球冠军 孙立人是清光绪26年10月17日(1900年12月8日)生于安徽省庐江县金牛镇山南。在孙立人5岁那年,生母方氏病去。7岁时,孙立人开始入学,拜宋执中为师。孙立人在回忆录开篇写道:“我出生于安徽庐江金牛山南的一个小乡村。”孙立人故居原有一个好几进上百间的砖墙瓦房,另有水沟院墙组成孙家庄园,他小时在此受过严格的私塾教育。后随父亲去青岛,9岁时入德文小学学习。1912年(民国元年)随父亲到北京。 年少时的孙立人志不在武,而是幻想当一名建筑工程师。1913年冬,适逢清华学校招生,孙立人回到安徽的安庆报考,在近千人的考试中,名列榜首,以安徽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工程师的摇篮——清华庚子赔款留美预科(今清华大学前身),读完4年中学课程后,转入高等科专攻土木工程学。当时清华的毕业生都可以用庚子赔款官费留美,清华学校在全国各省招收的学额也是按当初各省缴付庚子赔款的多少来分配的,孙立人回忆1914年安徽省的学额为5个,而报考的人上千。 求学清华期间,爱好体育活动的他擅长当时中国并不普及的篮球。在校期间,担任篮球队长获得过华北大学联赛冠军。1921年入选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担任主力后卫,于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击败菲律宾、日本队,为中国在国际大赛中获得第一次篮球冠军。 2、他的“孙氏操典”,在战斗中很管用 1924年,孙立人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紧接着就考取公费留学。直入普渡大学三年级加修土木工程学,1925年取得学士学位毕业。在美国桥梁公司任工程师约4个月后,决意改学军事,考入有“南方西点”之称的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学习,从此步入军旅生涯。 1927年毕业,游历欧洲,参观英、法、德等国军事。回国后,孙立人把中国传统教育和美国军校的教育方式结合起来,制订出适合自己部队需要的训练制度和方法,形成了一套与其他部队不同的训练操典,被称为“孙氏操典”。这在以后对日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卓越军事才能,成为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 1942年2月,中国组成远征军,下辖第五军、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4月,孙立人率新三十八师抵达缅甸,参加曼德勒会战。西线英军步兵第一师及装甲第七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粮尽弹缺,水源断绝,陷于绝境。孙立人奉史迪威之命亲率113团星夜驰援,18日凌晨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至午即攻克日军阵地,歼敌一个大队1200余人,解除了七千英军之围,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余人。 1942年4月19日仁安羌大捷,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一个胜仗,也第一次真正展示了孙立人卓绝的军事才能。孙立人以不满一千的兵力,击退七倍于己的敌人,救出近十倍于己的友军,轰动全球。 仁安羌战役是自清朝中叶以来,中国军队对外首度胜仗。凭借简陋装备,以寡击众,大举歼敌并解救数千英军,令盟军刮目相看。美国总统罗斯福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授予他“帝国勋章”,孙立人是第一个获得这种勋章的外籍将领。他被国际舆论誉为“东方隆美尔”,成为一代抗日名将。从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一军在历时两年的第二次缅战中,没有任何其他一个中国军级战斗编制的战绩能和新一军相比。 4、晚年时他常念家乡金牛镇,故居部分保存 孙立人故居坐落在金牛镇旁,金牛山半山腰处,坐北朝南,是一座晚清风格的小四合院。孙家祖居于此,孙氏旧宅原有103间房屋,后来大部分房屋在解放后用于办学,只保留了现在这个有16间房屋的小四合院。约250平方米,是孙立人24岁结婚时的住处,木架结构,青砖小瓦,走廊及房内雕梁画栋,为明显的晚清民居建筑风格。根据界碑上的文字,这座小院面积不大,却颇有清新静逸之氛围。房屋分布在小院四周,有回廊连接。 据故居人员介绍,1924年,孙立人与龚夕涛在孙立人故居完婚。1932年孙立人父亲孙熙泽病逝于金牛山老屋,时任财政部税警四团团长的孙立人回乡并主持丧事。第二年孙回金牛山将父母棺葬入土。院内有诸多树木,有一株110岁树龄的木瓜海棠,这是当年抗日名将孙立人亲手栽种的。 孙立人的次子孙天平回忆说:“父亲离开家乡那么久,庐江口音一直没变。”他很怀念家乡,少时离开家乡求学,后又领兵作战,很少回到家乡,但他的思乡之情从未中断过。特别是到了台湾,思乡之情与日俱增。1989年清明,孙立人专托老部下潘德辉回庐江代为扫墓。潘扫墓归来,转告经过时,89岁高龄的孙立人仍十分激动。“他还记挂着家里的祖墓,说要把墓碑修好,不能认错祖宗。”父亲很怀念家乡,常常讲想回来看看,但直到过世也没能返乡祭祖。”

一百多年以来,洪秀全在中国始终如神话一般,直到2000年6月,潘旭澜先生的《太平杂说》出版之后这个神话才开始破灭。我们来看下,太平天国运动为何会导致清朝1 6亿人口灭亡? 太平军掀起的狂飙席卷所及,庐舍为墟,遍地瓦砾。狂飙过去许多年后,依然是满目疮痍,残破萧条,一片凄凉。人烟稠密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因地处风暴中心,为太平军和清军往复争夺烧杀之区,更是一片劫灰,生灵涂炭。 孙中山先生出生于1866年,离太平天国失败仅仅两年,余波未息。他的家乡(广东香山)离洪秀全的家乡(广东花县)也相去不远,少时听过洪秀全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反清的种子丝毫也没什么奇怪。 洪秀全死后十年(1874年),出生于湖南的黄兴也曾谈起自己受到过太平天国的影响:“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但是又看到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之后,起初他们的弟兄颇知共济,故能席卷湖广,开基金陵。不幸得很,后来因为他们弟兄有了私心,互争权势,自相残杀,以致功败垂成。我读史至此,不觉气愤腾胸,为之顿足三叹。” 这两位民国的缔造者少时离“太平天国”覆灭不久,洪秀全毅然举旗反清的故事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榜样。但洪秀全对他们的影响也仅限于反清这一点上。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历史的真相终于逐渐浮出水面。潘旭澜先生经过几十年的思考,透过曾经的光环,拨开重重迷雾,终于回到现场,回到了真实的历史。他让我们发现一幕幕曾笼罩在神圣面纱之下的人间丑恶、荒淫、无耻、野蛮、残酷和迷信。 洪秀全屡试不第,举旗反清之前有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准备阶段。1844年5月他和惟一的同伴冯云山到广西山区宣传他的“拜上帝”,因为进展不快,生活艰苦,仅仅几个月他就没有耐心而离开了。三年后,等到冯云山历经艰辛在紫荆山站住了脚跟,他又跑去大张旗鼓地蛮干,使得拜上帝会迅速陷入险境,这个时候他却躲起来了。得知冯云山等被捕的消息之后,他这个教主则以找两广总督救人的借口仓皇逃离广西。冯被其他信徒救出来后,他才于1849年重返紫荆山。这是1851年以前的那个洪秀全,如果不是善于相术的冯云山刻意造神,要把他造成一个人间神,作为反清的旗号,以后的一切也许就不可能发生。 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村起兵没几天,连一个县城都还没占到,立足未稳,就迫不及待自封“天王”。才打进小城永安,在强敌围困之时就大封诸王,并向全军下诏,封官许愿。从广西一路杀出来,凡攻占一地,来不及逃走的青壮年一律被胁迫参军,否则斩首。刑罚也极为严酷,斩首之外有五马分尸,抽肠。最恐怖的是“点天灯”。所谓“点天灯”,是把犯人扒光衣服,用麻布包裹,再放进油缸里浸泡,入夜后点燃。所以进南京前他的队伍一下子从数万人变成了十多万人。打进南京这个六朝古都,他们喜出望外,一方面大兴土木,营建极少数人荒淫无度的安乐窝,一方面把南京变成一个大军营,男女一概分成男行女行,夫妻不能同居(男女隔离制度实行了两年),军民不得有私有财产,废止正常的商业,实行供给制等。说是“天堂”,其实是“坟墓”,说是人间天国,不过是人间地狱罢了。 洪秀全还没有公开举旗反清时,就有妻妾十余人。永安突围时,就增加到三十六人,建都南京以后,更是大肆选美,豪华壮丽的天王府里美女如云,据他儿子在供词中说他有妻妾八十八人(也有说一百零八人),还有宫女一千多人,专供他一人享乐。所以他只能用数字来编号,如第三十妻、第八十一妻等等。从此,只有四十岁的洪秀全再也足不出户了(也因此才逐渐大权旁落),直到1864年自杀之前,他一共只出过几次天王府。其荒淫无耻的程度与列朝列代的帝王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潘旭澜先生说通过现今的暴发户可以窥见洪、杨当年的心思,此语不差。小农打天下、坐天下的目的,阿Q就明白说出来了,无非是“吴妈”、钢丝床等,也就是女人、财帛、富贵荣华也。这样的“天国”,到底是谁的“天国”,不是昭然若揭了吗?《金陵癸甲新乐府》的诗集,其中有一首叫做《选女孩》的,就真实描写了当时“非自愿”选美的惨烈场景:“今不幸为女子,尤不幸为女女子。列王传令选王娘,母女相持面如死,巡查勒马立门前,军帅握鞕搜馆里。大者逃出馆外颓垣阴,小者逃入阿母破床底。”所谓女子,是指妇女;女女子,指的是处女,也就是民间所讲的黄花闺女。看来太平天国的王爷中,不乏有奸淫幼女和处女的嗜好,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古代的帝王是一路货色。 除了洪秀全,拥有女人最多的,是杨秀清。1854年,定都天京不到一年,杨秀清的贞人,也就是王娘,就有三十六人,两年后他临死之前,队伍已经扩充到五十六人。据说杨秀清的好色,远在洪秀全之上。透露这个秘密的,是杨秀清的私人医生。杨秀清的眼睛一直有病,定都天京后,公务繁忙,病情恶化,便重金聘请了一个名医,专门给他治眼睛。据这个医生后来回忆说,杨秀清因为纵欲过度,患有严重的肾虚症状,不得不靠龙眼等壮阳补肾的药物来维持。 除了天王和永安五王,享有这一特权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秦日纲。 1853年洪秀全进南京,恐怕仅次于1938年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凡满清官员、满族百姓、知识分子、僧尼道士、商人,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杀头,许多人不堪凌辱被杀,就举家自杀,整个南京城一片血腥。历代古都的文物古迹被严重毁坏,诸子百家、历代书籍都遭禁止、焚毁,比秦始皇还要彻底。这不仅是对生命的屠戮,也是对文化与文明的毁灭。翻看清代民间笔记,有一个阶段,“被掳”、“(女子)被污”(甚至有许多幼女被污的记录)、“遇害”三个词出现频率最高,往往寥寥数语,无非遇贼、或不从贼,甚至安坐家中,便祸从天降,笔记简单,无痛心疾首状,无悲哭哀号声,却分明看到那尸横遍野的情境,笔记中的“贼”,指向一致:太平天国。 1、太平天国:革命神话还是邪教异端 “弃妻子负母匿山中,绝食三日,母饥甚,出求食。遇贼,逼从不屈,骂不绝口。贼怒,割其腿肉烹食之。骂贼益厉,贼剖其腹、断其肘而死”,这只是一个案例。在清代笔记中,有关背着母亲逃入深山,后来被捉到残杀的事件极多,至于众位民间作者见不到及未听说的只会更多。这里所说的贼,是太平天国。 清代笔记中有几个案例着实令人发指。“适孕数月,不能远行……,大骂,遂被杀”,“适孕……见姑周氏遇害,抱尸痛哭大骂。贼怒,剖孕而死”,“贼以鞭爆绕颈燃之,复剐其胸腹而死”,将孕妇剖胎而死,这得多丧心病狂?另外,太平天国所到之处,佛寺尽毁,有极多僧侣或士绅为护佛像而被残杀的案例。 在太平天国眼里,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缙绅商人、知识份子等皆被视为“妖”,大肆掳掠屠杀。“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统统杀之。滥杀的后果就是,杨秀清患眼病,悬赏银子一万两求医,结果无人应召,因为医生都被杀了。 “凡邪歌、邪戏一概停止,如有聚人演戏者,全行斩首。”太平天国的刑法可谓积野蛮无知于大成,其中一条“凡兄弟俱要熟读赞美天条,如过三个礼拜不能熟记者,斩首不留。”读书读不好的,也要杀头,如此可见一斑。 某年重阳,太平天国诸王突发奇想,干脆搞了个登高观裸奔大会,据《盾鼻随闻录》记载,“重阳日,群贼在钟山设宴,取妇女数百人,尽去衣裤,驱逐下山,赤身裸体,无处躲藏。群贼在山顶观看,以为笑乐”,此次裸奔大会十分成功,现场彩旗飘飘、鼓乐齐鸣。同书还有记载,咸丰二年,太平军攻占大书法家何绍基的家乡道州,将其刚去世一年的母亲的尸体从墓葬中挖出来,对尸体的口中撒尿,“复褫去下衣,取牡狗只鞭纳其牝户之内,下体裸露,丑秽难堪”,也就是砍下公狗的生殖器插入女尸下体,并裸露于外。 发生在1856年的一幕幕血腥屠杀,说是“杨韦内讧”,其实更是“洪杨内讧”。这场影响“太平天国”命运至深的自相残杀,起因于东王杨秀清觊觎“神器”,逼洪秀全封他父子为“万岁”。洪密令北王韦昌辉连夜从前线带兵回京,血洗东王府,杀了东王部下将士两万多人,秦淮河的水都被染红。翼王石达开是诸王中最有远见、最能干的一个,被曾国藩他们认为最厉害的对手。他回京指责韦昌辉杀虐太重,韦“在洪密令或示意之下”又要杀石,石连夜缒城逃脱,一家老小全被杀光。石达开兴师问罪,洪又下令杀了韦及亲信二百人。从此,“太平天国”就开始由盛转衰,朝末路走去。 2、被拔高的太平天国运动 1863年12月,在面临覆灭时,洪秀全断然否决了李秀成“让城别走”的苦求,死也不愿离开他的“小天堂”、安乐窝,并痛斥、诅咒李秀成:“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的天兵多过于水。”南京被重重围困,城中即将断粮,他号召军民以“甘露”(百草)为食。城破之前他在绝望中服毒自尽,没有与太平天国共存亡。城破之后,一个二三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只剩下万把人,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有一本书叫做《晚清七十年》,其中太平天国部分的开头有一段话很醒目,也很沉痛。书中说:“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彻底锈烂,社会也百病丛生。广东洪秀全,一个典型“三家村”土塾师,科场失意,转以‘拜上帝会’之名,于广西聚众起事,企图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热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终至酿成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大悲剧。”书中用“死人无数”来形容这场大悲剧,但没有说究竟死了多少人。 苏南地区,往往二三十里,不见居民,有的地方人口仅存五分之一。 浙江省,一片劫灰,道?相望,昔日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殍。 安徽省,皖南“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但有黄篙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 江西省,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 在这场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1883年,一个美国传教士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中国人口的损失为5000万。 而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则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这是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所作的估算,没有多少事实依据。中国当代人口史学者在确凿的史料基础上,对此进行了重新估算,形成了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认为从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第二种意见则将战前的人口数据与1911年宣统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战争仅给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五省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就至少达到5400万,如果再考虑到其它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7000万。 不管以上哪种估算成立,太平天国战争都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而且也是全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仅造成了5000万的过量死亡。 3、古代欧洲与中国,谁更专制? 太平天国政权无论从意识形态上讲,还是从制度上讲,都是相当落后的,比清政权还落后。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政教合一的制度,这是古代中国较之于古代欧洲优越的地方。而太平天国,则是典型政教合一体制。一旦成事,岂不是要将中国拉回到黑暗的中世纪?稍具理性的知识分子,诸如曾国藩等人又怎么会支持这样一个政权呢? 实际上,太平天国战争的确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悲剧,它持续之长,规模之大,损失之惨,影响之远,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史无前列的。单就人口损失,以及双方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来说,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

军阀孙殿英在1928年的夏天,在河北省遵化县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盗陵窃宝案。孙殿英是何许人也?有事如何从军阀变成盗墓贼的? 孙殿英(1899—1947),名魁元,河南永城县马牧乡孙庄人。出身贫寒,自幼顽劣成性,年长不务正业,精于赌技,闯荡江湖,广结流氓恶棍、军警胥吏,开设赌局,贩卖毒品,坑骗钱财。 1913年,孙殿英入豫西张治公杆。后张招安为镇嵩军第二路标统,孙跟该部张明当马弁,与张合伙挪用库银,走 私贩毒,牟取暴利。不久,他见在豫西颇有影响的庙道会可以利用,掩护贩运鸦片,制造“红丸”,大发横财,购买枪支,纠集徒众,发展势力。 1922年,孙投靠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被委为机枪连连长,依仗丁的权势,大肆贩毒。1924年秋,孙趁第二次直奉战争豫西直军开赴前线之机,率部哗变,东窜洛阳,沿途抢劫,聚众数千,下辖十八路司令,自称“河南自治军”总司令。他向部下说:“跟我干吧!要截截皇杠,要日日娘娘,天塌下来我来顶。” 1925年春,孙先后投靠镇嵩军阚玉昆任旅长和国民三军副军长。同年秋,又率部投靠山东督办张宗昌,途经皖北亳州。因向该县长索要20万元军费未果,即下令攻城,遂破亳州。亳州商贾被洗劫一空。他在亳州盘踞20余日,临走时架走肉票数百人。孙与张宗昌会面后,深得张的赏识,被委任第五师师长。1926年春,因在津浦线桑园一带袭击国民三军有功,受到张的嘉奖,为直鲁联军一名悍将。 1927年春,孙升为第十四军军长兼大名镇守使。年底,攻占汤阴、卫辉、淇县。翌年初,被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第三路军孙连仲击败,退往河北。1928年5月,奉军和直鲁联军阻止不住蒋介石联合冯玉祥、阎锡山等军北进,全线败退。孙殿英率部退至蓟县和遵化一带,被蒋介石收编,委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当时,孙部驻地临近清东陵,遂以军事演习为名,于陵周围30里内派出警戒,严密封锁,令亲信炸墓劈棺,将慈禧太后、乾隆皇帝两座陵墓内的珍宝文物盗掘一空,得夜明珠、翡翠西瓜、翡翠白菜、万年灯等珍贵殉葬品计5大箱。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要求惩办。孙见势严重,乃选夜明珠、九龙剑、朱红朝珠等稀有珍品贿送权要,请其代为缓颊。从此,轰动全国的东陵盗宝案不了了之。 1930年春,孙殿英看反蒋势力强大,便依附冯玉祥、阎锡山,接受阎、冯给他的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职务。中原会战开始后,他看战局对冯、阎不利,便投靠张学良,张委孙为第四十一军军长。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孙殿英于11月22日通电要求“团结御侮”,“速定出师计划”,“恢复山河”,表示“静待明令宣战,当执戈前驱”。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曾派宣侠父等人前往该军做统战工作。 1933年元月,日本侵略军3万余人进攻热河,孙殿英奉令率部驰援。热东、热西万福麟、汤玉麟等部,已溃退喜峰口内。孙部刚抵赤峰即遭日军两个旅团及伪蒙军张海鹏部猛烈进攻。孙率部阻击,浴血苦战,与敌相持七昼夜,歼敌四五百人,因寡不敌众,遂转移猴头沟门新阵地,利用山岳复杂地势,继续与敌作战10余日。后因部队被敌分割包围,他才奉命突围,移驻沙城一带。孙部赤峰一战,博得全国舆论好评。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盟军,曾派人与孙殿英接洽合作抗日。蒋介石为杜绝孙、冯结合,委孙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之职,诱其移军西上,相机予以消灭。1934年春,孙部自包头向宁夏推进时,前有马鸿逵截击,后有阎锡山断其归路,加以孙部将领杨干卿、孟庆典、丁勃亭等被马鸿逵收买,军心涣散,师老兵疲,粮糈不继,在四面楚歌声中,他于3月23日通电离军,被阎锡山软禁于太原晋祠。 1936年2月,孙殿英与宋哲元联系,潜至北平,召集旧部,伺机活动。8月,宋委孙为察北保安司令。翌年7月,宋在北平设立抗日民军总司令部,委孙为冀北民军司令。北平失陷后,孙收容散兵游勇及平、津流亡青年3000余人,移驻行唐,蒋介石委他为晋察游击司令。1938年夏,蒋委他为新编第五军军长。归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指挥,移驻豫北林县的临淇镇。这时,由于副军长刑肇棠跟八路军时有来往,孙部亦与八路军互不侵犯。河北省主席鹿钟麟民军总司令张荫梧袭击八路军时,他曾突然转移阵地,给八路军以还击之便,使鹿钟麟等部全部被歼。但他不听邢的“应该分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坚决站在革命的方面,不要偷偷摸摸另搞一套”的忠告,派亲信投敌,作为自己与日军的牵线人。 1943年4月中旬,日军20万人分进合击扫荡太行山区,孙殿英在林县被围,23日晚投降日军。孙投敌后,任伪新编第五军军长,移驻新乡。不久,又任伪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兼豫北保安司令。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孙又与蒋介石派的熊斌等挂钩,进行所谓曲线救国运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新编第四路军总指挥,仍驻豫北。孙在新乡大做军火生意,并用贬值的伪联银券在北平抢购黄金珠宝,大发横财,以此贿赂国民党权贵,广结“善”缘。 1946年10月,时任第四方面军第三纵队司令官的孙殿英,率部进驻汤阴,叫嚷“占领林县城,威震太行山”,以5000余兵力,分4路向平汉铁路以西的解放区进犯,但事与愿违,损兵折将,不得不收兵龟缩在汤阴城内。1947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围攻汤阴县城,派人入城劝孙弃暗投明。但他执迷不悟,据险顽抗,至5月1日下午城破被擒。孙被俘后,因心情抑郁,且有鸦片嗜好不久病死在河北武安。 公元20世纪初,随着清朝的终结,清东陵失去了笼罩在四周的神秘光环,然而紧接着迎来的便是军阀孙殿英在此制造了一场惊人的盗墓行动,此事轰动了全国。

在传统的官方史书中,李世民运用美人计把昏聩无能的李渊给套住,然后逼迫他起兵伐隋,真相是这样吗?或许这是一个被虚构的故事,据剑桥中国史记载,李渊起兵实有内情。 西方、日本以及海外的研究结果普遍认为:“有些重要情况可能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因太宗本人的坚持而编造出来的。……根据从前被忽视的唐代初年的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历史学家已经能够对唐朝创立史的传统说法中的某些偏见和歪曲之处做出订正。”(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国内学者也认为:“由于官修史籍的不真实,晋阳起兵的内幕几乎被掩盖了。突出地颂扬李世民,而其他人则黯然失色,或者被埋没,或者被歪曲。……同时,旧史籍里还塞进了一些虚构的情节,渲染李渊的荒淫无能,以衬托李世民的功德兼隆。”(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新的研究结论指出,李世民在晋阳首义和唐朝创建的过程中并不像旧史籍所塑造的那么英明神武和居功至伟,而李渊也并不像旧史籍所描述的那么猥琐不堪。相反,“李渊此人雄才大略,读太原起兵时记室参军温大雅所记《大唐创业起居注》可知。从隋大业十三年太原起兵到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以前,李渊一直是最高决策者和全局指挥者。……只因玄武门之变后李渊的政权为李世民所夺取……贞观朝纂修《高祖实录》就把太原起兵说成李世民所主谋,统一天下也几乎全是李世民的功劳,李渊被诬为坐享其成。”(黄永年《唐史十二讲》) 事实表明,李世民很可能在贞观年间对相关“实录”的修纂工作进行了干预,从而篡改了某些重大的历史事实。而后来编修的“国史”,以及承用国史的两《唐书》,包括更后出的《资治通鉴》皆因袭而不改,致使晋阳起兵和唐朝创立史的部分真相从此湮没不彰。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基本上都提到了初唐的一份重要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该书的作者温大雅是太原人,史称其“少好学,以才辩知名”;曾任隋东宫学士、长安县尉,后因父忧去职,回晋阳闲居,见天下大乱而不求仕进。李渊到太原后,和他成为朋友,并慕其文名而“甚礼之”。李渊起兵后,温大雅被任命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旧唐书·温大雅传》) 很显然,由这样一位晋阳起兵的亲历者所撰写的史料,其真实性肯定要远远大于唐朝建国后的那些官修正史。所以《剑桥中国隋唐史》称他为“唐朝建立的目击者”。那么,这位历史现场的目击者到底都目击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在前文说过,其实早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李渊就已经有了起兵叛隋、建立帝业的念头,所以才会在涿郡与杨广近臣宇文士及进行密谋,只是后来因时机尚未成熟而暂时隐忍。根据温大雅的记载,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当李渊以安抚大使的身份进驻太原时,他才会“私喜此行,以为天授”。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正月,李渊因兵败遭到免职处分并就地拘押。其实这个时候李渊就已经下定起兵的决心了,之所以没有发动,只是因为李建成和李元吉尚在河东,李渊投鼠忌器而已。按《起居注》记载,其实当时并不是李世民苦口婆心劝说李渊,反而是李渊主动对李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意指遭受囚禁),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很显然,此时李渊的头脑非常清醒,他本来是想等三个儿子齐集太原后再起事,不料却突然遭到囚禁,于是马上叮嘱李世民,如果情况没有好转,他们三兄弟必须立刻起兵,不能坐以待毙,遭天下英雄耻笑。 由此可见,李渊之所以迟迟不动手,是因为条件尚未成熟,而不是优柔寡断。所以当后来隋炀帝又赦免他时,李渊便对李世民说:“当见机而作!”随后立即行动起来,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命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积极建立起义的核心力量。但是直到此刻,李渊还是不能动手。因为他身边安插着两颗钉子——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他们是隋炀帝杨广的亲信,特意安插在李渊身边,目的就是监视和制约他。 李渊虽然是封疆大吏,但是日常能够调动的兵力也极为有限。按照隋制,原则上只有皇帝本人才有招募和调遣军队的权力,地方官吏如果擅自发兵千人以上,就要被处以死罪。所以,李渊要想拥有足够的兵力起事,就必须获得王威和高君雅的支持,且必须有充足的理由征兵。但是,王威和高君雅都是对杨广忠心耿耿的人,要拉他们入伙几乎是不可能的,弄不好反而暴露自己,所以李渊绝不能冒这个险。 那么,如何才能获得充足的理由征兵,并取得王威和高君雅的支持呢?李渊一直在焦灼地等待机会。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二月,马邑军官刘武周突然发动兵变,杀了太守王仁恭,占据郡城,自立为定杨天子。李渊笑了。这真是天赐良机。他私下对王威和高君雅说:“武周虽无所能,却敢僭称尊号。万一他占据汾阳行宫,而我等又不能将其剪除,此乃灭族之罪啊!”王、高二人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汾阳行宫所在的楼烦郡(今山西静乐县)与马邑郡相邻,里面不但储积了无数钱帛,而且住着很多宫女,很可能成为刘武周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所以,他们极力要求李渊赶紧征兵,以*刘武周。 李渊心中暗笑。他知道王威和高君雅急了,可他不急。他慢条斯理地说:“再观察看看吧,通知楼烦稍作防备就可以了。我们要以静制动,以免自扰军心。”三月中旬,刘武周果然攻破楼烦,并袭取汾阳行宫,将其中的宫女悉数俘获,献给了*厥的始毕可汗。王威和高君雅大为震恐。再下一步,刘武周的兵锋绝对是直指太原了。可李渊依旧气定神闲。他召集众文武将官说:“命士兵*,加强城池布防,拨粮赈济流民。其他的事情,就看诸位的了。”早已急不可耐的王威和高君雅立刻拜请说:“今日太原士庶之命,都悬在明公手中。公若推辞,谁能担此大任?!” 李渊知道,现在招募和调遣军队的理由已经非常充分了,而且王、高等人的心情都比他更为迫切。可李渊仍旧面露难色,说:“朝廷有令,将帅出征,一举一动都要向朝廷禀报,并且要接受朝廷节制。眼下贼兵在几百里内,江都却在三千里外,加上道路险阻,一路上又有其他贼兵据守,一来一往,不知要到什么时候。率领这支事事要听从遥控指挥的军队,抵御狡黠诡诈、来势凶猛的贼兵,就像是叫书生去扑火,能扑得灭吗?诸公皆国之藩篱,应当同心协力,以除国难。大家都是为了报效朝廷,最好不要相互猜疑。我今天之所以召集诸位,是想商议一个妥善的办法,并不是消极怯战、推卸责任。” 王威等人连忙说:“公之文韬武略,远近皆知,并且兼具国亲和贤臣的身份,应当与国家休戚与共,如果事事奏报,如何应付突发事变?只要是为了诛杀叛贼,专擅行事亦无不可!”很好,要的就是这句话!李渊心头掠过一阵狂喜。可他脸上却装出一副无奈之状,勉强同意了王、高等人的请求,下令征兵。命令一下,旬日之间便募集了近万人。这支队伍很快就将成为晋阳起兵的主力军。李渊命他们驻扎在兴国寺,私下对李世民说:“纪纲三千,足成霸业!处之‘兴国’,可谓嘉名。”同时分别遣使至河东和长安,催促李建成兄弟和女婿柴绍迅速前来太原会合。 万事俱备。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收拾王威和高君雅了。然而,王威和高君雅也不是等闲之辈,李渊的举动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强烈怀疑。因为李渊把招募来的军队分派给了三个人——李世民、长孙顺德和刘弘基。李世民反正是李渊的儿子,没什么好说的。问题出在后面这两个人身上。他们是什么人?他们都是逃避兵役的罪犯啊!早就应该处决了,本来没有告发他们就算是很给李渊面子了,现在李渊居然把军队交到这种逃犯手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李渊到底想干什么? 王、高二人打算逮捕长孙顺德和刘弘基,以防生变。可他们的想法马上被一个人劝阻了。这个人就是武士彟。武士彟说:“他们都是唐公的座上宾,如果你们一定要动手,恐怕会激起事变。”王、高二人想想也有道理。如今刘武周和突厥人虎视眈眈,倘若这时候引发内讧,对谁都没有好处。于是,他们只好暂时按捺下来。几天后,又有一个叫田德平的军官准备建议王威和高君雅调查李渊募兵的内情,武士彟知道后,又制止他说:“剿匪的军队全部隶属于唐公,王威和高君雅虽然挂着副留守的头衔,手中却没有实权,有什么能力调查?”田德平只好作罢。 可是随着局势的发展,王威和高君雅越来越觉得李渊有问题。他们最后横下一条心,决定先下手为强。由于当时的太原多日不雨,王、高二人就提出要在晋阳城南五十里处的晋祠举行祈雨大会,请李渊主持,准备在会上伺机将李渊干掉。与此同时,李渊也一直在想办法解决王威和高君雅。双方都在暗中磨刀霍霍。是你死还是我亡,就看谁出手更快了。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名叫刘世龙的当地乡长秘密来到李渊府上,把王威和高君雅准备在晋祠祈雨时动手的消息告诉了李渊。刘世龙平日与高君雅颇有往来,所以他的消息应该是可靠的。李渊当即与李世民、刘文静等人紧急制订了一个行动方案。 大业十三(公元617年)年五月十四日夜,李渊命李世民和长孙顺德率领五百名士兵埋伏在晋阳宫城的东门。十五日晨,李渊召集王威和高君雅在宫城中的办公厅议事。众人刚刚坐定,刘文静和刘政会一起来到厅前。刘政会的手里拿着一道诉状,大声说有要事禀报。李渊示意王威和高君雅去接诉状,刘政会却说:“我要告的人正是两位副留守,只有唐公可以看!” 王威和高君雅猝不及防,顿时大惊失色。李渊也装出一脸的惊诧,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接过诉状一看,立刻高声宣布:“王威与高君雅暗中勾结突厥,准备里应外合进攻太原。”直到这一刻,王威和高君雅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高君雅一下就跳了起来,卷起袖子破口大骂:“这是有人要造反,故意陷害我们!”可是,一切都由不得他们了。此刻,李世民的士兵早已控制了宫城外的所有重要路口,王威和高君雅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了瓮中之鳖。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迅速冲上来,将王、高二人当场逮捕,关进了监狱。至此,所有准备工作全部就绪,所有障碍也已全部扫除。 与此同时,李建成、李元吉、柴绍等人也正在马不停蹄地向太原赶来。李渊再也没有顾虑了。只要李建成等人一到,晋阳起兵的历史大幕就会轰然拉开……这就是晋阳起兵的动因和真相。根据温大雅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渊绝非胸无大志、庸庸碌碌之人,而是“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大唐创业起居注》),并且是一位“勇敢的领袖、刚烈的对手和足智多谋的战略家”。(《剑桥中国隋唐史》) 也就是说,晋阳起兵的首谋之人、包括整个过程的组织者和全局总指挥,正是李渊本人。但是,在肯定李渊的同时,我们却不能轻易抹煞李世民在这次起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虽然贞观史臣出于人所共知的原因美化了李世民,夸大了他的功绩,可我们在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却不宜矫枉过正。应该说,从“密招豪友”、建立核心力量,到募集义兵、组建军队,再到“伏兵晋阳宫”、控制王威和高君雅,李世民在整个起兵过程中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起码相对于来不及参加晋阳起兵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来说,李世民的首义之功就是他们无法比拟的。此外,李世民所表现出的年轻人特有的锐气和进取精神也恰与李渊老成持重、顾全大局的性格形成一种微妙的互补。 按照王夫之的说法,李世民的表现是“勇于有为”,而李渊的表现则是“坚忍自持”。(《读通鉴论》卷二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许正是由于李渊父子在起兵叛隋、缔造大业的进程中既能保持战略思想上的一致,又有性格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性互补,才能确保起兵的成功,并迅速崛起于群雄之间,最终开创大唐王朝。 那么西方的这些研究结果是否也是公正的呢?虽然古代史官喜欢用春秋笔法进行历史记录,但是如果涉及到高祖之事,他们敢加以贬低吗?还是说,李世民真的做了幕后推手了呢?一切似乎都是谜。

清朝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一直是不稳定的局面,这种宗藩关系表面看上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因为周边国家每年要向清朝”称藩纳贡“。但实际上这种宗藩关系是维系中国和周边各国友好关系的纽带。我们一起看看昔日的附属国有着怎样的命运。 1、清朝与朝鲜的关系 在清兴起以前,朝鲜与明朝保持着传统的亲密关系(明洪武元年。朱元璋遣使至朝鲜赐玺书,从而确立起两国间的宗藩关系)。l636年,皇太极率兵新征朝鲜,攻占朝鲜京都汉城,鲜国王李?在国家存亡之际,迫于无奈,接受了清军的条件投降,停用明朝年号,断绝与明朝的一切交往,并奉清朝为宗主。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双方使节每年往来不断。 朝鲜方面,每年除有贺冬至、贺正朔、贺圣节、纳岁币的四次固定朝贡使节外,还有多种不定期使节来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把侵略予头指向朝鲜。1876年1月,日本一方面派远征从对朝鲜进行侵略,胁迫朝鲜订约通商。另一方面派人来华交涉。当时总理衙门答称:中国向来不干预朝鲜的内政外交。日本趁此借题发挥说,中国既不过问朝鲜事务,所谓“属国”只是空名,日本决心以“自主之邦”对待朝鲜,遂于1876年2月26日迫使朝鲜签订了朝日“江华条约”。 “江华条约”明显暴露了日本排斥中国在朝鲜“宗主权”的野心。此后,日本加快了侵略朝鲜的步伐,先后酿造了1882年“壬午兵变”和1884年的“甲申政变”。“虽然由于清军的迅速行动平息了这两次事变,但日本还是趁此迫使朝鲜签订了1882年的《仁川条约》和1885年《汉城条约》,扩大了日本在朝鲜的侵*略权益。由于日本并不满足于这些利益。在其准备就绪之后;就发动了侵略朝鲜继而侵华的甲午战争。清军战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确认朝鲜”独?立“,清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结束。 2、清朝与琉球的关系 琉球是今天日本的冲绳。自明初以来,琉球与中国的关系就很密切。清朝建立以后,琉球使节于1646年来华,受到顺治帝的接见。从此,琉球使节与清廷往来不断。1662年,清廷派遣兵科副礼官张学礼为正使出使琉球。此后,每逢琉球新王继位,都有清朝使节前往册封与庆贺、1663年(康熙二年)和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清帝两次赐印给琉球国王,乾隆所赐之印写有”琉球国王之印“字样。直至19世纪60年代,琉球始终承认自己是清朝的藩属。 1872年,日本明治天皇登极,讽示流球朝贺。琉球国王遣其子赴东京贡献方物。日本天皇下诏,以琉球为藩属,1873年又列琉球为府县。1875年5月。日本强令琉球国王停止对中国的”朝贡“,并派军队驻扎琉球;为了消失中流之间”宗藩关系“的痕迹,6月又强令琉球改用日本年号。1876年,日本在琉球设立司法机构,事实上将琉球置于其统治之下。琉球国王不堪日本的侵*略压*迫,于1877年4月密遣紫巾官向德宏等人来华,呈递国正密信,恳求阻止日本的吞并行径。清廷派何如璋到日本进行交涉,但未取得成果。1879年3月,日本政府派兵占领琉球,3月30日正式宣布琉球为冲绳县。 1879年7月3日和23日,琉球国王又密令紫巾官向德宏两次赴天津拜谒李鸿章,请求清政府问罪于日本。10月24日,琉球耳目官毛精长等人到北京总理衙门”长跪哀号,泣血吁请“,希望清政府能在”俯怜二百年效顺属藩“的份上援救琉球。虽然清政府与日本再次进行交涉,但由于日本的蛮横和清政府的软弱,琉球终为日本所吞并。清朝与疏球的宗藩关系也就遂告结束。 3、清朝与安南的关系 安南是今天的越南,明建文帝时处在黎氏王朝的统治之下。16世纪初分裂为两个对立的封建集团。北方郑松集团控制了黎氏王朝的朝政,南方则为阮潢集团所控制。为了对付南方的阮氏集团,郑氏集团急欲结好清廷。1660年(顺治十七年),黎朝派遣使节到清朝朝贡,清朝随即同意册封黎维棋为安南国王。原来割据于安南南方的阮氏集团到17世纪末完全吞并了南方的占城国。1702车,阮福?派遣使节来中国,请求清廷册封,遭到清政府的拒绝,于是自立为王。1803年,阮福映改安南为越南国,清政府命广西按察使齐布森出使越南、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19世纪40~50年代。 法国开始武装侵略越南,1862年6月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一个《西贡条约》,把越南南部六省变为法国殖民地。1874年3月,法国迫使越南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在条约中法国”承认“越南”独?立自主“,但须由法国主持越南的外交,借以否认中国的”宗主权“和确立法国在越南的特权地位。1875年5月,法国将这个条约通知清政府,并要求中国约束黑旗军。 清政府一再强调中国对越南的”宗主“保护责任,并指出在越军队是应越王之请去”剿匪“的。1877年,越南照例遣使来中国朝贡,法国也未加阻止。1883年,法国全面侵略越南,迫使越南签订了越法《顺化条约》,越南承认并接受法国的保护权。1884年6月,法国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二次越法《顺化条约》,确立了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6月,中法正式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中法新约》),清政府承认了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 4、清朝与苏禄的关系 苏禄是今天菲律宾的苏禄群岛。1726年(雍正四年),苏禄国王遣使到清廷朝贡。1754年,苏禄国王上表请以苏禄国土地、丁户编入中国版籍,乾隆帝婉言谢绝。1851年,西班牙侵占和乐岛,清朝与苏禄王国的交往遂告中断。 5、清朝与缅甸的关系 清朝前期曾多次派兵出征缅甸。1769年,清政府派大学士傅恒督师入缅,缅甸国王孟驳惧而求和。双方议和之后,缅甸派使节朝贡清王朝,表示臣服中国。 1790年,清廷派遣使节前往缅甸封孟云为缅甸国王。从1824年起。英国开始发动了侵略缅甸的战争。在英政府制造事端挑起侵缅战争的过程中,清政府曾经提出交涉。英国政府一面推倭说事先不知中国对缅甸的主权,表示不损害中国在缅甸的权利,一面又加紧侵略缅甸。英于1885年12月派兵攻占了缅甸首府曼德勒,俘虏了缅甸国王锡袍及王后,并于1886年1月1日宣布将上缅甸并入英属印度,完成了它对整个缅甸的吞并。 英国吞并缅甸之后,清政府提出了抗议,中英双方进行了谈判,1886年7月,在北京签订了《缅甸条款》,清政府承认了英国在缅甸的特权,英国同意缅甸每届十年”循例“向中国”呈进方物“。清政府虽然达到了使英国”勿阻朝贡“的谈判要求,但实际上清朝与缅甸的宗藩关系已不复存在。 6、清朝与南掌的关系 南掌是今天的老挝。18世纪初,南掌发生分裂,在其北部建立了琅勃拉邦王国,清王朝仍称之为”南掌“。1927年(雍正七年),琅勃拉邦王国开始向清廷朝贡。1791年,琅勃拉邦王国遭到万象王昭南的干预,琅勃拉邦国王阿努鲁被迫逃往曼谷。不久,在清朝的帮助下,阿努鲁重新回到琅勃拉邦进行统治,直到其子曼塔图腊统治时,仍与清廷往来密切,清廷还对其颁发了敕印和诰命。1893年,琅勃拉邦沦为法国的”保护国“,清朝与南拳的宗落关系也告终结。 7、清朝与暹罗的关系 暹罗是今天的泰国。1652年(顺治九年)暹罗派遣使节到清朝进行朝贡,开始了两国的交往。1767年,缅甸军队入侵暹罗,攻破了暹罗的国都大城。大城王朝的达府太守披耶·达信组织暹罗人民击退了入侵的缅军,重新统一了暹罗,被拥立为王。1768年,达信派遣使节到清朝,请求清廷封他为暹罗国王,但清政府认为他是乘机篡位,予以拒绝。 然而,达信继续向清政府表示友好,清政府终于在1777年承认了达信建立的王朝,准许暹罗使节到清廷朝贡。在1823年(道光三年),清政府向暹罗国王拉玛二世赠送了”永奠海邦“的匾额。1855年,英国代表、香港总督鲍林强迫暹罗签订了《英暹通商条约》、(《鲍林条约》),此后法美德意等国也纷纷效法英国,强迫暹罗签订了类似的条约。暹罗沦为了西方殖民国家的半殖民地,与清朝的宗蕃关系也渐告结束。 8、清朝与浩罕的关系 浩罕是18世纪乌兹别克人在中亚建立的封建汗国。1759年(乾隆二十四),清军在追击新疆叛匪大小和卓的过程中与浩罕汗额尔德尼直接发生关系。额尔德尼主动以外藩附属于清朝,向清廷朝贡不绝。至19世纪初,浩罕在表面上仍装模作样地向清朝表示”恭顺“,而实际上却不断向中国侵略,吞食中国领土。1876年,沙俄吞并浩罕国,置费尔干省。浩罕与清朝的宗藩关系也就不复存在。 9、清朝与尼泊尔的关系 民国建立后,袁世凯曾想邀请尼泊尔加入五族共和,可惜尼泊尔当时已为英印所控制。清王朝和尼泊尔的宗藩关系是非常现实的国际战略关系。 清前期,拉达克、哲孟雄、不丹等喜马拉雅山外诸国皆为中国藩属。后英印展开对这些国家的兼并和侵略,诸国纷纷向中国告急。但其文报中将英印称为”披楞“,昏聩闭塞的清王朝竟然不知道”披楞“就是英国,以为是一个什么远方的小国,而没有予以理会。拉达克、哲孟雄、不丹等喜马拉雅山外诸国相继沦英,英国进一步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西藏和尼泊尔。此时的清王朝已对国际形势有了明确了解,制定了结好尼泊尔,维护其藩属地位以遏制英印侵略和政策。尼泊尔也惩于南麓诸国相继沦亡的殷鉴,积极维护和中国的关系。 中尼的宗藩关系从国际法上大大延缓了英印侵略尼泊尔的进度,对我国西藏也是一种很现实的保护。太平天国运动扰乱大清国,尼泊尔曾上书清廷要求出兵携带大炮到中国内地助剿。中国婉拒。 10、清朝与阿富汗的关系 清朝初年,阿富汗地区处于分裂状态。1759年,巴达克山东面的博罗尔都遣使向清朝朝贡。1878年,英国占领阿富汗,清朗与阿富汗的交往遂告中断。 清朝与周边国家存在的宗藩关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宗藩关系表面上看来是一种以小事大的不平等关系,周边国家要向清朝”称藩纳贡“;受中国的册封,并由中国踢与印玺。而实际上这种宗藩关系只是维系中国和周边各国友好关系的一种形式,并不具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实质性内容。并且,作为宗主国的中国统治者,是以一种”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不治主义态度对待外国的、原则上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 中国统治者为了显示自己作为”天朝上国“的富有与大度,总是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对朝贡者给予大量的赏赐,其价值远远超过朝贡者所进贡的物品,所以,各藩属国总是乐于来华朝贡。有时中国统治者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也对各国来华朝贡的时间和规模作出种种限制和规定。虽然有些国家有时不按规定而提前来华朝贡,中国政府也都给予了热情接待。再者,各国在来华朝贡的同时,也与中国进行了贸易往来。 由此可见,当时清朝与周边国家的这种宗藩关系和近代西方国家之间的那种表面上平等,而实际上是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有着本着的区别,和西方殖民国家的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那种控制与被控制、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更是有着不可同日而语的天壤之别。

诸葛亮本是一介文人,国事政治大多是从前人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可是最后诸葛亮却可以成功转型为军师,指导战争策略。那么,诸葛亮的军师技能究竟师从何处呢? 诸葛亮是一介文人,初出茅庐就明见三分,但是这只能说明他是一位喜欢钻研时政的青年,其本质和现在铁血的众多2B青年们没有区别。只不过考虑到三国时期资讯不发达,诸葛亮凭几乎闭门造车或者偶尔和其他2B中青老年聊天打屁就能准确预见之后十几年的情势也算是天赋高超。 而后诸葛亮被三顾出山,虽然被刘备看重也只不过安排点小事,后来慢慢感觉这是个实干之才又加以提拔任命为后勤总管,依之为自己的管萧,可是就是这位类似管萧的丞相之才,最后竟然当起了全军总司令,率领10余万新兵蛋子(老兵油子基本夷陵都死光跑光了)南征蛮夷,又六出岐山。 连以兵事见长的司马懿都感叹他是天下奇才,虽然陈寿评价他将略非其所长,但那是看跟谁比,而且诸葛亮的用兵虽然乏善可陈但是也没有什么大毛病,稳稳当当堂堂正正。想赢他就是曹操来,我看也不容易,那么他这么高的军事水平到底是哪来的呢? 想要了解诸葛亮的军事师承必须从不多的蜀汉人物传记及荆襄系的人物传记中寻找蛛丝马迹。 第一个要怀疑的就是司马徽等荆襄谋士集团,司马徽等人虽名为隐士骨子里却功利心很强,好听点说叫胸怀天下。那个时候胸怀天下的文人最好的去处就是辅佐某位明主,因为明主们那个时候都在忙着打仗杀人,所以不学点兵法实在过不下去,有的谋士甚至还会学点杀招(如鲁肃如徐庶如糜竺等)。 所以说司马徽们精于兵法或许是事实,但是部队打仗可不是在家里喝喝说说,实际领兵的将领必须经验丰富,而这点无论如何司马徽们是不会教诸葛亮的,从历史记载诸葛亮侍奉刘备的早期(从出山到赤壁)来看,诸葛亮不是刘备的军事参谋,刘备的参谋长应该是徐庶,而诸葛亮的主管内容是后勤政务包括外交。这说明出山前的诸葛亮主修课程不是军事。所以司马徽们不是诸葛亮的军事教官。 第二个怀疑可能是蔡瑁蒯越等荆襄大族,这个可能小点。虽然诸葛亮是蔡家的亲戚,但是这个亲戚不找人待见,因为他站错了队,站到黄承彦等名士集团去了,这在刘表集团乃至刘表仰仗的荆襄武装地主集团中是一种背叛,诸葛亮27了还没工作靠种地维生,这是何等的悲哀。 一个学富五车的文人,但是硬是没人赏识只能宅在家里,这是何等郁闷!他又是如何看待他的这些牛掰的亲戚?他这个时候还想向他们学习军事?视如仇雠还差不多,后来诸葛亮怂恿刘备拿下襄阳或许有一种报复的心理。所以说蔡瑁等人不是诸葛亮的军事教官。 赤壁之后之后刘备集团迎来了新时代的飞速发展期,诸葛亮因为外交上促成了孙刘联盟,堪称奇功被授予军师中郎将。注意这是诸葛亮担任的第一个军事职务,中郎将这个官职已经不小了,虽然主要是负责收集税赋粮草。在他管辖范围内的长沙桂阳零陵中在这段时间只有一个名将,不是魏延,那是三国演义的说法,而是赵云! 难道诸葛亮的师傅是赵云?呵呵,你猜错了。虽然赵云的用兵也非常老辣沉稳,但是从后面诸葛亮对赵云的使用上包括赵云对诸葛亮的态度上都说明赵云不是诸葛亮一派系的,尤其是刘禅在赵云死之后的问题处理上,说明诸葛亮对赵云没有什么特殊的情感,所以我认为赵云也不是诸葛亮的军事教官。甚至是他们之间还有若有若无的一种矛盾存在! 不久,刘备入蜀,带上了军队资历深早在东吴就跟周瑜混的庞统(庞统也是军事中郎将,地位次于诸葛亮),这深深刺激了诸葛亮,因为荀彧荀攸二人的前车之鉴不远,诸葛亮深深觉得军事学习的必要性。 可以诸葛亮开始有意识的学习军中之事,那么他学的对象是谁呢?这个时候还留在荆州的地位与他相当的武将只有关羽张飞二人,虽然还有一个赵云,但是毕竟不如前面两个。不错,你猜得不错。诸葛亮的师傅就是这二人之一,按理说关羽更有可能,但是关羽这个人按照今天的说法好傲娇,还轻视士大夫,这样的人望而生畏,你还想求他什么事么? 而张飞就不一样了,张飞史载非常重视文化人,据传自己还画的好美人,据说还是书法家。于是,可以大胆推测这个时候的诸葛亮和张飞是蜜月关系,而且在军队上诸葛亮也需要联合张飞钳制关羽,否则他说话底下人没有人听了。诸葛亮向张飞请教下军事也就不奇怪了。 不久,诸葛亮的历练机会到了,刘备反攻葭萌,出兵成都。诸葛亮张飞等人也率众入川,这可以说给了诸葛亮第一次领兵出战(虽然只是参谋长)的机会,而且早在荆州时期跟张飞学习的内容也有了实习的机会。 而这个时候的张飞,历经刘备集团早年失败的张飞终于到了军事生涯的顶峰,已经不再是一个许褚典韦式的将领,他的经验武勇让诸葛亮明白了真正的统帅是什么样,在目睹了张飞攻无不克的与刘备会师后,诸葛亮彻底成为张飞的粉丝,而张飞在面对张合等五子良将的表现,也让诸葛亮对张飞经验的重于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至此诸葛亮的早期学习结束了!可惜虽然刘备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但是还是负责后勤的。直到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才掌握了军权,练兵整武。但是他对自己还不自信,同时为了解除蜀国的后顾之忧,他南征南中并大获全胜。这个时候的诸葛亮真正得到了蜀国内部的认可,终于成为了一代名将,走上了北伐之路并为世人所知他不仅仅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也是名合格的军事家! 诸葛亮给我们的形象一直是一个智慧的化身,不仅可以预见国家的发展方向,还精通战略计谋,为刘备打败了很多敌人。可是这些技能不是天生具有的,诸葛亮也是有一个逐渐学习的过程。

中印两国在领土上仍然有争端,印度将麦克马红线作为国界,印度政府在官方地图中也侵占了中国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印度对中国始终带有敌意,并在美国的支持下大力发...... 如今,中印两国在领土上仍然有争端,印度将麦克马红线作为国界,印度政府在官方地图中也侵占了中国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印度对中国始终带有敌意,并在美国的支持下大力发展陆军和海军。美印军演成为每年的惯例,印度也是美国围堵中国的重要一环。 印度如今也算大国,印度政府还宣称21世纪是印度的世纪,印军的高层也叫嚣能打败解放军。可是,翻开历史,当年的中印之战,印度败的一塌糊涂,差点连首都都丢了。 1、中印战争的起因 中印之战——是一场中国不情愿打、又不得不打的战争,毛泽东也不情愿打。中印两国本是友好邻邦。印度曾是第一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政府也给予了热情的回报,1951年为缓解印度的粮荒,中国在自身粮食紧缺的情况下,向印度提供了66万吨大米。20世纪50年代,两国官员频频互访。周恩来总理曾4访印度,共同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8年,中国在尼赫鲁的主张下参加了万隆会议。更令人难忘的是尼赫鲁访华,在那一段时间里,中印两国的大地上到处响彻“中国印度是兄弟”的呼喊声。 然而就在这热烈的欢呼声中,中印关系危机却已悄悄来临。众所周知,中印两国独立与解放之前,虽然未曾正式划定过边界线,却早已形成了一条各自遵守的习惯边界。印度自1947年独立后,开始时一直遵守着这一边界。但在1954年,印度政府却修改了官方地图,把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作为已定国界,占领了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又在中段侵占了阿里地区的2000平方公里土地,还把西段的巴里加斯划入印度版图。这样一来,印度共侵占中国领土达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一个福建省。两国关系就此跌入低谷。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便开始实施他的“大印度联邦”狂想,并在西藏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1947年3月,当时的印度临时政府曾怂恿西藏独立。尼赫鲁在会场上悬挂的巨幅亚洲地图竟将西藏置于中国的版图之外,后经国民政府代表郑彦的强烈抗议,尼赫鲁才给予更正。同年5月,印度临时政府还向西藏葛厦提出“继承并保持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和利益”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尼赫鲁政府又阻止西藏当局上北京商谈和平解放问题。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印度驻华使馆竟在向中国政府的照会中说:“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认为是可悲的。”此外,印度还向西藏地方武装提供军火,阻止解放军进藏。1951年2月2日,印度军队乘中国在朝鲜激战无暇西顾,派兵占领了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达旺地区。此后,中国政府经过多方交涉表明态度,印方明目张胆的军事活动才有所收敛。然而印度政府不仅不肯退出占领的中国土地,反而加紧了蚕食的进程。 此后,印度政府还支持西藏反动农奴主叛乱,公开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尼赫鲁甚至指责中国“没有遵守西藏同中国关于自治区的协议和对印度提出的保证。”西藏叛乱的失败,使尼赫鲁划西藏为印度战略缓冲区的妄想成为泡影,但“大印度联邦”构想仍然使他不能平静。他公然向中国政府提出,把有争议的12.5万平方公里土地全部划归印度,中印关系随即恶化。尼赫鲁完全阻绝了中国政府防止边界冲突的各项建议,一意孤行地执行“前进政策”,继续侵占中国领土。1962年10月,尼赫鲁向印度军队下达了“将中国军队赶出去”的命令,中印边界战争全面爆发。 2、解放军距离攻占新德里仅300公里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印军“王牌旅”——第四师第七旅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全歼,旅长达尔维准将被活捉,印度举国震惊,总理尼赫鲁痛心疾首。印军第七旅原属英国殖民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德、日、意三国法西斯军队作过战,号称“打遍欧、亚的劲旅”。所属的几个营大都成立于18、19世纪,有着100多年的历史,历经百战,功勋显赫。然而,正是这位尼赫鲁总理执迷不悟,才使“王牌旅”全旅覆没。 战争后期,我军先头部队推进到了距印度首都新德里不足300公里的战线上,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战争中的彻底失败,使尼赫鲁乱了方寸。他不与任何人商量,独自向美国总统肯尼迪求救,要求派轰炸机和军队与中国作战。印度国民也从未经历过如此失败情绪的冲击,全国陷入一片混乱。新德里城内居民四散逃跑,印度上层领导人苦无对策,印度政府被迫临时将总理府从新德里迁往孟买。可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军队却单方面宣布停火,并主动撤退到1959年11月中印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而印度政府却未能理解中国的善意。他们认为中国军队的“惩罚”大大伤害了印度的自尊和体面,并把中国主动释放全部被俘人员、所缴武器和军用物资也说成是阴谋。印度政府对中国的诚意根本不予理睬,并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 中印战争后,印度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不结盟政策”,并迅速向美国靠拢。1970年英迪拉·甘地政府与苏联签定了为期20年的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双边条约。当时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说,如印发动战争,苏联将在军事、外交上全面支持印度,并牵制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与此同时,印度为了报边界战败的一箭之仇,开始了全面的扩军备战,并专门组建了针对中国军队的“山地师”部队。“中国威胁论”也从此笼罩印度大地,中印关系进入了冷冻期。但有争议的大部分地区牢牢地掌握在中国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