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及其作者是谁
《义勇军进行曲》原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曲，当《风云儿女》开拍时，田汉作词，并请聂耳谱曲，但田汉歌词还未写出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田汉后来被关在龙华监狱，他在狱中偷偷地把歌词写在两个烟盒的被面，趁家属探监之便带了出来。聂耳接到歌词时，已准备去日本，他立即谱出初稿，让朋友试听，并听取意见，但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修改，只好带到日本。 聂耳到日本后不几天，就将曲谱修改好了，很快地寄回电影公司，进行组合录音。随着影片《风云儿女》的问世，《义勇军进行曲》很快流传开来。 田汉的原诗是这样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前进！”跟后来影片中唱的仅有微小的出入，应该是作曲者聂耳因音乐的特性作了调整。聂耳到日本后，他又对曲谱作了修改。日本的一帮朋友们先听为快，聂耳自己也很满意。 1935年4月，身在日本的聂耳将曲谱定稿寄回上海，由孙师毅和司徒慧敏转交给《风云儿女》摄制组。三个月后聂耳不幸溺水遇难，年仅24岁，《义勇军进行曲》也因此成了聂耳的绝唱。 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协开会商讨国歌，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提出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这一提案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义勇军进行曲》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之词，恐怕不合适。徐悲鸿表示：这没有什么不合适，法国就有以战斗性的《马塞曲》作为国歌的先例。周恩来支持了他的意见，认为中国人民虽然获得了解放，但以后还会有战争，有危难，应该居安思危。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元朝---曾经的大帝国何故一夜倒下
曾经横扫世界的元朝，不断向外扩张，掠夺财富，满足征服欲望，像是一个土匪，导致元朝整个社会道德沦丧，贪腐成风，淫乐成灾，盲目迷信僧侣，一发不可收拾，到后来朱元璋率众揭竿起义，元朝帝国大厦也就难逃灭亡的命运了。 十三世纪，蒙古人曾经发挥出令整个世界都感到震惊的军事才能，缔造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元朝帝国。但是，文化的落后导致了政治的落后。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虽然向外扩张，却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也没有任何高尚情操的动力。元朝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是掠夺财富和满足征服欲望，并且，元朝整个社会道德沦丧，贪腐成风，淫乐成灾，盲目迷信僧侣，这直接导致了原本庞大的元朝帝国大厦的轰然倒塌。 元朝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1303年，元成宗曾大力整顿官吏，一次竟然就有18473个贪官撤职。 然而，惩治贪官的做法却没有能够坚持下去，以致每一个蒙古官员都是一个百万富翁。蒙古帝国的官员特别多，一块玉石的发掘或一张弓的制造，都会有若干官员管理，官员靠贪污、勒索维持高消费和超级豪华享受。 元朝官员的贪污腐败，从他们还没有入主中原时就已经开始了，其中最着名的贪官就是阿合马。元太宗窝阔台时期，中央政府的财政主要靠色目人来主持。 阿合马就是其中之一。他为元世祖设计了种种搜刮民财的方案，例如清理户口、垄断专利、滥发钞票等。在为朝廷残酷搜刮的同时，也大肆为自己搜刮财富。 元世祖中统三年，阿合马开始主管元朝中央政府财政金融工作。上任不久，阿合马就上奏说，太原的百姓熬煮私盐，越境到处贩卖。 各地百姓贪图他们的盐价钱便宜，争相购买食用，解州的官盐因此而卖不出去，每年上缴的盐税银子只有七千五百两。 请朝廷从今年开始增加太原的盐税银子五千两，不论和尚、道士、军士、匠人等各户、都要分摊缴纳盐税。当时，忽必烈急于使国家富起来，一看阿合马办事很有成绩，就授予阿合马更大的权利，对他的话言听计从。 阿合马在位时间很久，越发肆意贪婪骄横，他提拔奸党，阴谋勾结，强占良田，暗地里接受贿赂，表面上做得执法严明，朝野上下议论纷纷。 有一个值宿禁卫的秦长卿激昂慷慨地上书揭发他的种种邪恶，竟然被阿合马所害。阿合马恶贯满盈，最终被一个叫王着的下级军官杀死。 元朝的赋税非常繁重，这更是促成贪污腐败的要素之一。元朝最初是采取包商制，和现在的承包制相似，文化并不发达的蒙古人早已使用了承包的办法。 元王朝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曾打算把中央政府的赋税，以140万两银币包给中原籍巨商刘廷玉，大臣耶律楚材极力反对，才算作罢。 可是，不久维吾尔籍巨商奥都喇合蛮出价220万两时，窝阔台终于同意包给了他。他们不知道鼓励生产，只知道盲目而凶恶地剥削。与腐败的南宋政府相比，元朝的赋税几乎增加一百倍，早已不堪重负的中国人，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 然而，更大的迫害是元朝的赐田制度，当时，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族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族人，都赏赐给皇亲国戚。 汉族人忽然间失去了农田，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除了蒙古大汗的威力无法抗拒外，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汉族人的土地，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族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 元朝严重的腐败使得各地农民起义迭起，势如破竹，仅山东、河北地区，就有三百余起农民暴动，比六世纪北魏统治下的农民起义，超过十倍，蒙古统治者比鲜卑统治者的残暴程度更加严重。 遍地战乱必然引起灾荒，旱灾大规模发生，赤地千里，最惨重的是黄河下游，饥馑逼人发狂，互相袭击烹食。 1344年，黄河又在河南兰考东北的白茅堤决口，向东倾泻，六百公里的村庄和人民全被淹没。河水泛滥，数十万无处投奔的饥民成为武装群众无尽的兵源。最后，饥饿的农民终于组织起来，向元朝的统治者发起进攻。 元朝统治者的荒淫在整个蒙古贵族阶层已经完全社会化。社会化的荒淫注定加速这个王朝的灭亡。元顺帝没有办法，也不想办法来制止这种荒淫毁掉江山。 这是腐败到最后的结果，不独是元顺帝，任何一个末代帝王，面对腐败透顶的王朝，都无力挽回。蒙古大汗忽必烈在中国建立的元朝帝国，终于在1368年被农民起义推翻。 元顺帝被农民起义军赶出北京后，在哀痛这一巨大的灾难中，于1370年5月23日，在西拉木伦河畔的应昌（有人说是开鲁）去世。明朝大军在把成吉思汗的子孙驱逐出中原之后，立即追赶蒙古人进入了蒙古草原。 1388年，一支由10万人组成的中原军队进入蒙古地区，打败了元顺帝的孙子。至此，大多数蒙古部落宣布自治，蒙古草原又回归到历史上四分五裂的状态。 一个以旋风般快速崛起的元朝帝国，一座巍然耸立的、庞大的帝国大厦，转眼之间就这样以同样旋风般的速度轰然倒塌，土崩瓦解，成为废墟。
蒋介石为何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
蒋介石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估计很多人都知道，在民国时期，国民党的大佬们几乎都会这三样，唯独蒋介石与其他人不同。蒋介石为何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 关于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有很多轶事，曾任蒋介石侍卫官的孙宗宪回忆说：“蒋不吃点心、不吸烟、不饮酒、不喝牛奶咖啡，连茶都不喝，渴了只喝白开水。每天早晨5点钟就早早起来了，然后做体操、洗澡。晚上11点准时睡觉。生活十分有规律。” 蒋介石的良好生活习惯与他的母亲有很大关系，他是出了名的孝子，十分尊重母亲的意见。蒋介石的母亲名叫王采玉，是个十分贤能的女子。蒋介石的父亲去世得很早，母子相依为命，因此蒋介石与他的母亲感情很深，王采玉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蒋介石19岁时，家中发生一桩意外的事：当时清政府为应财政困境，把各地无主滞纳的田赋分摊到甲首(首富)和中户，由他们代交。蒋介石家也被分摊到了，狡猾的地方富户和官员相互勾结，欺负孤儿寡母，硬生生地让蒋家多分摊了5成。王采玉据理力争，差役将蒋介石捆绑到县衙，王采玉吓坏了。蒋介石回到家后，母子抱头痛哭，王采玉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于是借此激发儿子，鼓励儿子出人头地，干一番大事业。 蒋介石时刻牢记母亲的话，常常写信给母亲。母亲王采玉十分反对年轻人喝酒抽烟打牌，因此希望儿子照她说的做。蒋介石再忙也要回家看望母亲，每次母亲都会拉着她的手谆谆教导，教导他不要沾染上坏习惯。所以蒋介石这才成了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之人。 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与他的性格也有很大关系。他自己本身也反对抽烟喝酒打牌的作风，据说从黄埔军校建校开始就以身作则，保持这种风格。与宋美龄结婚后，他依然每天按时起床，悄悄走到窗前静思，一生都如此。 他当了国民党总裁后从不允许有官员在开会时抽烟，谁要是忘了做，呵呵!蒋介石就会记在心里。虽然蒋介石不喜欢别人抽烟，可自己的夫人染上烟瘾。宋美龄在重庆时为了缓解身上的痒痛迷上了香烟，一发不可收拾。不过她从不敢当丈夫的面抽，因为她是很尊重丈夫的人。有一次宋美龄偷偷在客厅里抽，刚把烟抽完蒋介石就回来了。一进门就闻到烟味，生气地问：“谁抽烟了?!”宋美龄只好承认。尽管蒋介石心里十分生气，但不敢对夫人横加指责。
西安事变的主角们不少都当了汉奸
西安事变，由张学良和杨虎城控制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中国国民政府当时的军政领袖蒋介石，迫使他接受以一致抗日为名停止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的要求。这个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一直在历史上有重要地位，是当时民心所向的标志。但是其中一个史实无法回避：很多积极策划和实行兵变的东北军军官后来都当了汉奸。 这些汉奸中最出名的是孙铭九。孙西安事变前是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执行了张的捉蒋命令。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国民政府软禁在南京，东北军的主要将领主张和平解决，但企图以营救张学良为名义趁机从高级将领手中夺权的孙铭九却一意孤行，要和中央军武力相见，为此他滥杀无辜，东北军主要将领王以哲、蒋斌、宋学礼等都死于他手。这场东北军的内乱不但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解体，而且使得古城西安惨遭兵火之焚。为了个人野心闯下了这场弥天大祸后，干脆投靠了汪精卫政权，担任驻河南的特派员，后来又跑到山东当了伪保安副司令。 孙铭九这个汉奸的级别还不算高。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担任了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等。抗战后因汉奸罪被捕，1946年被国民政府处决。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那里有个抗日同志会，其书记应德田专门给张学良提供抗日思想和理论，还编写过《抗日理论与实际》的小册子。但西安事变后他投靠汪伪政权，当了河南省教育厅厅长。 在西安事变中最忠实执行张学良的捉蒋命令的东北军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后来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1943年失去了日本人的信任被毒死。 张学良副官兼机要秘书苗剑秋曾经一再鼓动张学良策动西安事变，说不要替国民党打内战。但西安事变后来却顺利出境到了日本，当了汉奸。 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参与了西安事变，之后长期在海外，但到了1943年居然加入汪伪政权得了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头衔。 西安事变最后部分参与者叛国做了汉奸,这个过程，也可以拿来对认识今天那些成天喊打喊杀的“爱国者”们做一个参考。
揭秘：毛泽东一生读了多少书？
毛泽东不仅是个伟人，而且是个奇人。就读书而言，很难有人与他相比拟，据党史专家不完全统计，一生读书在9万册以上。他，一个农家子弟，中专学历，没有上过一天大学，没有喝过一天洋墨水，为什么一跃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伟人?他，没有进过一天军校，为何能统率三军，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打败力量比之强大百倍千倍的蒋介石? 他，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思想家、史学家，而且还是个语言大师、演说大师、大诗人、大书法家。如果说毛泽东的一生是一部英雄豪迈的乐章，那么，刻苦读书与大智大慧在其一生中交相回响。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也是一位成功的读书人。 成功的奥秘之一：苦读书 毛泽东从青少年到老年，都把读书看成第一生命。他有一句名言：“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一日不读。”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曾讲过这样一句话：“如果再过十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他一生中读的书涉及的门类很多，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军事等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书籍无所不及，其中文、史、哲书籍读得比较多，特别是中国历代史书，毛泽东非常酷爱。 毛泽东读书故事甚多，许多感人情节多少年来依然刻印在我的脑海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在湖南图书馆他是常客，每天早上五点钟第一个到图书馆，天天、月月如此，遇到刮风下雨、大雪纷飞也不例外。长征时，生活异常艰苦，他却带着一箱书随行。他病了骑在马上，稍清醒就在马背上读书，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就是在马背上读完的。他的床铺上、饭桌上、厕所里都放着书，随时可以拿来阅读。 他出差带不少他需要读的书，火车上颠簸，他就一手扶着桌子，一手拿放大镜读书。更为感人至深的是，毛泽东在临终前仍然在读书。他1976年9月9日凌晨逝世，9月8日还在读书，医生抢救他，全身插满管子，一会儿昏迷，一会儿清醒，但一清醒过来就要书，要文件看。他苏醒了11次，看书看文件11次，总共的时间加起来2小时50分钟，最后一次读书是9月8日下午4点37分，只读了7分钟就昏迷了，过了7小时，他老人家与世长辞。读了这段抢救记录，我禁不住潸然泪下。毛泽东的生命的确是在读书中度过的，真正是“活到老，读到老，读到死”。 成功的奥秘之二：巧读书 “无巧不读书。”在茫茫书海面前，毛泽东进行了真正的读书革命，实践并实现了“为何读书?读什么书?怎么读书?”这三个层次的变革。他读书的目的性很明确：“改造社会、改造中国”。他不为文凭读，不为分数读，而为实现自己的大志而读书。 在读书方法上，毛泽东与众不同，采取广读与精读相结合，以精读为主，有的书一般浏览，略知其义，有的书却深入研读，探其真谛。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等革命大书都反复读，《资本论》读了3遍，有的书读了十几遍、几十遍。4000万字的史学巨著《二十四史》读了3遍。《资治通鉴》是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宝典，他读了17遍。 我国古典四大名著他从13岁开始阅读，直到晚年仍在研读，跨越了70年之久。读《西游记》他深悟三层思想：唐僧师徒能战胜八十一难，贵在坚定的信念;孙悟空凭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精神终究成佛;只要在分歧矛盾中求团结，目标一致，就能战而胜之。 成功的奥秘之三：善用书 毛泽东渊博的知识常常巧妙得体地运用于他的文章、讲话之中，那些生动而深刻的典故、警言、诗词使文章、讲话感染力剧增，效果斐然。毛泽东有个特点，他读了书，受到启发，认准了理，就会去干。他1920年参加革命，是因为反复读了《共产党宣言》，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信仰。在井冈山时期，他把《孙子兵法》和《三国志》、《三国演义》读懂了，在用于反围剿等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他十分推崇诸葛亮和曹操，从中学习文韬武略。 毛泽东写《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剖析了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六大战例，把“后发制人”的道理说得深入浅出，入木三分。在延安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十几遍，再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挥笔纵论，层层剖解。为了迎接同蒋介石的决战，他研读了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接着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一章一节地阅读讨论，从中汲取营养、智慧。他还读曾国藩的《家书》、《日记》，古为今用，他提出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为八项注意)就是从曾文正公的“爱民歌”中得以启发。 成就毛泽东伟业的因素很多，读书不失为重要原因之一，他的读书精神，读书方法，读书成效是我们永远学不完的精神财富。
揭张学良7个弟弟的结局
“东北王”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共娶了6位夫人，而这6位夫人共为他生下了8个儿子。现在的人们大多都只熟悉因“东北易帜”、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闻名的张学良，而对他的七个弟弟知之甚少。张学良的七个弟弟分别是张学铭、张学曾、张学思、张学森、张学浚、张学英、张学铨，在激荡的岁月里，他们有的留在了大陆，有的去了台湾，有的则远赴美国，各自有着不同的遭遇。2001年，张学良病逝，是他的兄弟中最后一个去世的人。 1、二弟张学铭 国民党中将，是张学良的同母兄弟，字西卿。东北讲武堂毕业。1919年毕业于日本步兵专门学校，曾任驻日使馆见习武官。1929年回国，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天津市市长，七七事变后旅居欧、美、香港。 1941年香港沦陷被迫返回内地，1943年曾被迫接受汪精卫政权军事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后未被追究，任国民党政府东北长官司令部参议室参议，东北行辕参议室副主任、总参议。 建国后，历任天津市建设局副局长，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副局长、顾问，民革第五届中央委员、天津市委副主任委员。“文革”中遭迫害入狱，1973年平反。 张学铭是第三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常委。1983年4月9日在北京病逝。张学铭是公认的美食家，对各大菜系很有研究，所以居所内的餐厅，无论从装修还是实用上，都很考究。 张学铭任天津市长期间，他最出色的政绩就是有效地处理了“便衣队”事件，平息了日本人挑起的争端，使日本进军华北的步伐放慢。 2、三弟张学曾 张作霖被炸身亡时他也在火车上，但因去了别的车厢而逃过一劫。张学曾少年时候顽皮捣蛋，据说是帅府中唯一敢当面向张作霖提要求的人。张学曾成年后，曾在北戴河交了一个外国女朋友。这事被许夫人知道后，大为光火：“混账东西！一个堂堂中国人娶个外国女人，成何体统？”许夫人命张学曾跪在地上，拿起鞭子就抽，还把他绑起来，交给时任天津市市长的张学铭处理。 张学铭不知如何是好，又交给张学良处理。张学良对这事哭笑不得，只能对老太太好言相劝。西安事变后，张学曾先后赴日本、英国留学，后又定居美国，在联合国工作。他共有二子一女，均在美国。 3、四弟张学思 1928年入奉天同泽中学读书。1931年初到北平入私立汇文中学学习。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3年3月参加反帝大同盟，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9月经长兄张学良介绍入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预备班学习。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思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不久获释继续学习，1937年初毕业后到东北军第五十三军任见习排长、上尉参谋。受中共组织派遣，曾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联络东北军将领，为争取释放张学良进行活动。 1938年10月到延安，后入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9月起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直属二队（亦称东北干部队）队长。1940年率队到达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任冀中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参加了冀中区1941年春季、秋季反“扫荡”和1942年五一反“扫荡”、威县掌史村突围战。1943年起任冀中军区副参谋长兼作战科科长、晋察冀军区参谋处长。1944年调任晋察冀军区平西军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与组织指挥了平西地区1945年春夏季攻势作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任辽宁省政府主席、辽宁军区司令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辽东办事处主任等职。参加了创建巩固南满根据地的斗争和四保临江等战役。曾任东北大学校长，并受命创建海军学校，1958年，张学思从苏联毕业回国后任海军第一副参谋长、参谋长。 “文革”中，林彪一伙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张学思逮捕关押。1970年，张学思病情恶化，当周恩来看到张学思的病情报告时，立刻批示：“要告诉医院，设法进行抢救，如果他们力量不够，可以请301或其他医院一块儿进行抢救。”周恩来的批示尽管以急件下达到医院，尽管医院领导和医生及时进行会诊并提出多种治疗意见，但由于张学思被李作鹏一伙折磨得病情太重，再加上他们的抵制阻挠，还是于1970年6月29日含恨离开了人世。 4、五弟张学森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森离开沈阳寓居天津，后又留学美国学习航空，学成后在台湾工作。张学森是兄弟中与张学良关系最密切的。其女儿张闾蘅被张学森委派，长期在张学良身边，照顾张学良。他曾得到邓小平与杨尚昆的接见，1995年病逝于北京。 5、六弟张学浚 1922年出生，肄业于北京辅仁大学，曾在国民党军统部门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迁往台湾，1973年在台湾去世。 6、七弟张学英 新中国成立前去台湾，后因贫病交加在香港去世。 7、八弟张学铨 一直留在天津，“文革”期间，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和张学思的死而幸免遇难，晚年因为张学良，受到一定的良好待遇，1992年在天津去世。
平型关战役日军为何无一人被俘？
1937年，为解救华北危局，八路军不待改编就绪，即在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率领下誓师出征，由陕西三原、富平经韩城地区东渡黄河，日夜兼程，挺进山西抗日前线。八路军并没有辜负民众的期望，入晋不久便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据当时在3营任排长的田世恩回忆： 当我带领全排冲到老爷庙坡下时，见前面有一个鬼子正往老爷庙那边跑，我就挺着刺刀拼命追。不想在我右边，藏在鬼子尸首堆里的一个鬼子正要向我开枪，这时突然从土坡后面跳出一位高个儿汉子，一下就抓住了那鬼子的脖子，那鬼子哇哇叫两声就老实了。我见老百姓也来参战，劲头更足了，紧爬几步追上逃跑的那个鬼子，一刀就将他刺下了山。不过，有的鬼子的刺刀技术确实不错，我后来遇到的一个鬼子个儿不高，动作非常熟练。来回几个回合不但没找到他的漏洞，反而把我的刺刀给挡弯了。正在这时，我的右肩膀被击中。那家伙见状以为有机可乘，向我扑过来，我顺势抡起枪托劈到那鬼子头上…… 我们足足拼了半个小时，鬼子顶不住了，纷纷钻到车下，我们乘机直奔老爷庙。占领老爷庙的一小股敌人见我们开始往上爬，就机关枪扫个不停，沟里的鬼子也从后面涌上来。这时2营从侧面冲过来，消灭了涌上来的敌人。我们没了后顾之忧，继续前进。我带着两个班的战士冒着弹雨，匍匐前进，在离山顶不远处向敌人投弹。敌人的机枪哑了，他们就端着刺刀冲下来。有经验的人都清楚，这种依托阵地的反冲锋是很厉害的，但我们的人多，三五个战士对付一个鬼子，一个鬼子最少也要挨上两三刺刀。我们占领老爷庙后，居高临下进行攻击，打得沟里的鬼子无处藏身。 日军此时方才如梦方醒，明白了制高点的作用，急忙组织起几百人进行军团冲锋。脚穿皮靴的日军，爬山的速度极慢，在八路军的近战射击下，根本形不成威胁。 激战至下午3点，八路军发起总攻。鬼子再也顶不住了，纷纷溃败下去。这时枪声稀了，喊声也渐渐弱了，鬼子是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除一部突围外，被包围在沟里公路上的日军全部被击毙，居然无一人被俘。 这么大的伏击战没有抓到一个俘虏，在红军战史上尚无先例。可见日军的顽抗到了何等地步，双方搏杀的残酷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时任第686团组织处股长的欧阳文回忆道： 战前我们给战士作动员，说是要优待俘虏，我们准备要抓1000个俘虏好送到全国各地去作展览。结果一个也没抓到，这时的鬼子还真有点“武士道”精神，到死都不投降。我亲眼看着我们团的一个副营长背起一个鬼子的伤员往后走，结果被鬼子把耳朵给咬下来了，气得旁边的一个排长一刀把那个鬼子的脑袋给砍下来了。 此役，第115师发挥了善于近战和山地战的特长，保证了战斗的突然性，以劣势装备一举击毙日军精锐板垣师团第21旅团千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马车200辆，缴获九二式步兵炮1门、轻重机枪20多挺、步枪1000余支、军马50多匹，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一位参加过平型关战斗的八路军战士回忆道： 长长的山沟里，到处都是被打翻击毁鬼子的汽车和大车，烧着了的还在冒烟，汽车上面和车轮下面都是鬼子尸体，有的还挂在汽车挡板上，从姿势看，显然是没来得及下车就被击毙了；半山坡上鬼子的骑兵，连人带马尸横遍地。死尸中间，有的是被我们战士用刺刀戳死的。横七竖八，倚躺仰卧，各式各样的丑态都有。公路上的汽车和大车还满载着弹药、装具、被服、粮食、饼干、香烟……遍地都扔着枪支弹药，鬼子兵的黄呢军服、大头鞋子、牛皮背包、水壶和饭盒……不可尽数，那大大小小的太阳旗，布的、绸的、写满字的、画了符号的，都像垃圾一样扔在地上；那一份份作战计划、命令、情报等机密文件如同给日军送葬的纸钱飘飞起落。附近山沟里的老百姓听说八路军把鬼子打败了，都欢天喜地地跑来帮助部队收拢和搬运战利品，运不走的汽车也点上把火烧了。
明史趣闻：帝师为何会成为高危职业？
帝师一般是指教育太子，辅佐太子登基的名臣，他们从小担任太子的师傅教学，对太子有着重要影响的人。另一方面，帝师也有皇帝的肱骨之臣的含义，特指那些皇帝十分信任的心腹谋臣。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这无疑是一个极度高危的职业。 1、大明帝师是怎样产生的？ 明朝帝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政治群体。这乃是明朝的政治制度所决定。开国皇帝朱元璋诛杀宰相胡惟庸之后，由此担心大权旁落，遂永久废除了宰相制。由皇帝直接管理国事，领导群臣。由于少了宰相这个环节，皇帝便变得格外繁忙。朱元璋于是找了几位顾问集中在文渊阁帮他处理事务，这便是内阁的由来。最初的内阁其实就是一个秘书处，官阶最隆者也不过五品。但是，凡入选者都必须是士林公认的饱学之士。演变到后来，凡入阁当辅臣者，首先必须取得大学士的头衔。 明朝的科举制度是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每次会试中进士者，必会选拔20名左右的青年才俊，到翰林院继续深造。凡选中者称为庶吉士，深造期限一般两年，优秀者便留在翰林院充任讲官、词臣和史官。这个讲官，就是给皇帝授课的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讲官都拥有帝师的身份。所谓帝师，一般都是先当太子的老师。凡被立为太子的人，便自动获得储君的身份。明朝对于储君的教育相当重视。管理太子的事务机构叫詹事府，与之平行的还有一个左春坊，是专门管理太子教育的衙门。凡讲臣、词臣、史官这三种归口翰林院管辖的文臣，都有资格获选为太子师。凡选为太子师者，时人便以“储相”待之。 每当皇帝驾崩后，太子登基，一般都会启用自己的老师进入内阁担当辅臣乃至首辅。明朝内阁，虽然最初的创设只是秘书机构，但自永乐后期，特别是宣宗皇帝之后，基本上成了国家的行政中枢。其权力与地位均在六部之上，内阁首辅实际上变成了没有宰相头衔的宰相。因此，明朝帝师除洪武、永乐两朝之外，经历大都清晰可寻，依次是：庶吉士——翰林院文臣——太子师——帝师——内阁大学士。通过以上演绎，我们不难发现，明朝帝师不可简单以教师身份看待。他们其实是各个时期重要的政治家与国务活动家。他们的学术思想、政治观点以及处事方法，不仅影响到皇帝，更影响到明朝的治国方略。 2、帝师应该具备什么条件？ 明代储君的学习内容，以经史为主。习经则上宗孔孟，本于程朱；习史则揭示历代帝王治国之道，兴衰之理。讲经者寻章摘句，虽屡见智慧但大都泥古；讲史者发挥较多，较之经籍更能让人体验治国之得失。因此，明朝的帝师，学问不必有创见，但须雍容深厚。臧否人物可以一针见血，但不可标新立异，更不能“怪力乱神”。所以，以思想家誉之帝师，则不允当。 尽管少数帝师确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不是以思想取胜，而是精于治术。当明代帝师的第一个条件就是经书要读得熟，经书解释得好。宋濂当时给朱元璋以及太子朱标讲《大学衍义》，到后来的方孝孺给建文帝讲《大学衍义》，虽然同一本书，两人的观点并不尽然相同。 第二个条件，语言能力要强，不能讲一口家乡口音，皇帝听不懂。叶向高是福建闽东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话简直是另一个语系，很难懂。为什么皇帝还那么依赖他呢，可见这个人是与时俱进的，肯定说的不是家乡的“鸟语”。还有温州人张璁，温州话也是出奇的难懂，结果世宗皇帝还是那么喜欢他，可见他也有语言上的天赋。 第三个就是讲课能力。老师授课，总想引导学生向善，并教导学生规避一些错误。让皇帝走正道，这是帝师最起码的责任。但若一上课就板着脸，训斥学生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学生肯定不高兴。例如杨廷和，他的学生是明代最大的玩家武宗皇帝。杨廷和上课时，举古代贤君的例子，要武宗收敛玩心，武宗觉得不受用。有一次听完课，就对身边的太监发牢骚说：“讲课就讲课，老是夹枪带棒的说别的干什么？”杨廷和规劝武宗少做那些架鹰逐狗的事，武宗一听这些话就烦，所以他不愿意听杨廷和讲课。作为帝师，怎样让这个特殊的学生喜欢听你讲，这就是讲课能力，里头学问也很大。 3、帝师不好当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现在的有相似的地方，但不同处更多一些。古人有一句话：“学好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中国还有一句话：“伴君如伴虎。”这个皇帝既是你的学生，也是你的主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皇帝会发怒，这个老虎会吃人，所以老师每天如履薄冰，既想把治国安民的学问传递给学生，也要作为一个大臣揣摩皇上的意思，而不要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帝师是很难当的。 现在讲一讲刘伯温这个例子。朱元璋夺取政权之前，从来没有喊过刘伯温的名字，每一次见面都是称呼“老先生”，表明很尊重他。但朱元璋在夺取天下之后，觉得刘伯温这个人太聪明，于是渐渐地加大了对他的防范，最终刘伯温不是以老先生的方式去死的，而是以一个被怀疑的身份死掉的。 我曾经说过，在中国历史中，始终有“政统”与“道统”之分。皇权代表政统，而士林代表道统。明朝帝师既是政统的维护与调适者，亦是道统的保养与坚持者，将两者统一起来，单靠帝师的努力是不可能达到的。帝王与帝师之间的关系，既是君臣、主仆，又是师生与少长关系。在专制的王朝，知识永远只能是权力的附庸。明朝的帝师们，虽然没有以知识取祸，但在成为内阁辅臣之后，往往与其当皇帝的学生政见不合而导致悲剧，轻者见弃，重者甚至招来杀身之祸。 明朝的帝师中，真正学问高深者只在少数，但越是平庸者越是能够善终。正因如此，帝师在明代，既是一个显赫的职业，亦是一个高危的人群。 4、15位明代帝师的命运 刘伯温：明朝功劳最大的开国功臣之一，元末群雄逐鹿，他每献一计便成一事，深得朱元璋信任。然而天下初定，朱元璋欣赏他的才能，却又不喜欢他的精明。他的清廉与精明更成了当时官场的“毒药”。 宋濂：一个典型的“书呆子”，却有着济世经邦的大学问。以朱元璋刚愎自用的性格，能够在治国理念上听从宋濂的建议，实属不易。然而，这位被朱元璋恭恭敬敬地称过先生的人，最终也成了死囚。 方孝孺：他是建文帝请来的“国师”，学问好，心思也正，建文帝对他几乎言听计从。朱棣从侄子手中夺得皇位，他因拒绝合作而被诛灭十族，制造了明朝历史上最为酷烈的惨案！ 姚广孝：他是一名和尚，直到老死都是脚蹬僧鞋、身着袈裟。然而，出家人偏爱做兵家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他是唯一能够出谋划策的人。不讲公正，只讲输赢；不求道德，只求成功。姚广孝成功地当了三代帝师。 解缙：他是明朝立国后出生的首位帝师，二十二岁时就曾向朱元璋进过“万言书”，其后又受到朱棣的赏识。他被称做“狂人”，恃才傲物，终以悲剧收场，死得十分窝囊。 杨士奇：他原是乡村教书匠，性格表面上像是棉花包，内心中却有钢铁长城。他学问平实，亦无缜密的治国之术，却能够老实做官，以不变应万变。他先后服务于4位皇帝，并始终能平安相处。 李东阳：他是一位既有道德底线，又有治国能力的股肱之臣。怎奈武宗朱厚照胡作非为，首辅之位已成烫手山芋。他既要与狼共舞，又不能同流合污，同时还要操劳国事，弥缝艰难，保护那些道德至上的君子。 杨廷和：他先后担任两朝首辅：武宗朱厚照对他很信任，却又不肯听他的话；世宗朱厚熜因他的推荐而当上皇帝，又因为“大礼案”而对他恨之入骨。 张璁：他在官场上原本是个无名之辈，只因在“大礼案”中曲意媚上，而被世宗朱厚熜擢为阁臣，最后升至首辅的高位。张璁是个典型的政治投机者，但终身清廉。 严嵩：《明史》中被列为“奸臣”者只有6人，严嵩即“有幸”名列其中。此人当初还算是一位不错的帝师。但为了讨好世宗朱厚熜，他却选择当小人，将马屁拍得津津有味，享受着“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阴险与残忍。最后以家破人亡而收场。 徐阶：在明代的帝师中，徐阶属于“老狐狸”式的人物。这位小个子政治家，虽然年近六十才当上阁臣，但政治谋略却已炉火纯青。其最大的功绩是扳倒奸相严嵩、计杀其子严世蕃，其后又通过世宗“遗诏”拨乱反正，平反当朝的众多冤假错案。 高拱：高拱是供差年数最长的明代帝师，穆宗对他的信任近乎于精神依赖。他勇于任事，在处理国事上有其过人之处。但却性格偏狭，有仇必报，整人从来都是霹雳手段。穆宗驾崩，神宗即位，他在权力巅峰上遽然跌落，下场比他整过的人更惨。 张居正：在明代所有的帝师中，张居正对国家社稷贡献最大，对皇帝倾注心血也最多，但他的悲剧也异常惨烈。积劳成疾，病死在任上。后被抄家。 沈一贯：张居正的弟子中，出现过不少辱没师门的“造反派”，沈一贯便是其中之一。他对恩师始随终弃，对皇帝事事忍让，有利社稷的事情做的不多，有益于自身的事倒做了不少。 叶向高：叶向高是张居正之后最好的帝师和首辅。然而朝廷群魔乱舞，他能做的最大好事就是不与污浊同流，尽量保全善类。无奈之下，他在3年内写了39份辞职报告，离职后阉党更是大开杀戒，朝中善类为之一空。他死后17年，大明王朝也走到了尽头。 大明首辅，明代事实上的执政人，他们拥有无可匹敌的权力，但同样的在他们光鲜身影的背后隐藏着诸多杀机。稍一不慎便会跌入万丈深渊。
广西狼兵雄于天下
抗战时期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将军史迪威说过:广西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从两千多年前西瓯国君译吁宋带领五万岭南土著士兵，令秦军伏尸数十万开始广西兵一直是广西军队战斗力强悍的标志。广西土著士兵的勇悍令其所有中外对手感叹!一个地方出精兵的传统历经数千年而不变实为中国所仅有! 朱德元帅不是说过吗：湖南人最霸气，广西人最蛮横。 可我个人觉得广西人比湖南人更上一层“所谓桂系狼兵雄于天下”是也。比起“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湖南强多了。 说是“两广一家亲”，但其实由于环境和经济的极大差异，广西人和广东人的性格简直是天壤之别，广东人待人比较冷漠，还有一点说得难听点就是缺少些血性;而广西人大多则十分的豪爽好客，而且个性很强。 清末，当时太平天国开始的时候，太平军在刚开始只有3万人，这3万人是清一色的广西兵，一路从广西打到南京，多厉害。在北伐战争后，太平军士兵以安徽人和江浙人为主，这些地方的人战斗力根本不能以前的广西兵相比，曾国藩就曾说过：“长毛(太平军)中后期之30万之战斗力，远远不如刚出广西之3万”，广西兵得到了他这么高的评价。 另外还有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抗法和在台湾抗日，冯子才的萃军创造了镇南关大捷，这些都是广西兵打的，以至于有不少人都说，清朝末年对洋人的战争中，全国人几乎都在打败仗，只有广西人打胜了。 在民国时期，李宗仁的桂系部队战斗力非常强悍，特别是桂军的第七军，有“钢军”的美誉，第7军在国民政府北伐战争、军阀混战的时候几乎从来没有吃过败仗。 在桂唐战争中，素以彪悍著称的湘军十几万人被桂军几万人打败并被收编。在中原大战开始的时候，十万湘军在面对不到3万桂军的时候，又是一败涂地。在中原大战后，桂军撤退回广西，湘军、滇军、粤军一共集结了近12万兵力力图战胜桂军并占领广西，但是桂军2万多人兵分两路，一路1万多先是击败了超过3万人的滇军，随后又战胜了近3万粤军，把滇军和粤军赶出广西;另一路也是1万人在桂林一带战胜了近6万湘军。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对桂军和广西民团的评价也相当高，桂军的表现也被国内历史学家认为是“杂牌军中的王牌”“战斗力可以和中央军最精锐的部队相比”等等。 在国内战争时期，中共刘伯承元帅曾经在大别山制订了歼敌顺序是：“先打最弱之保安队，次打较强之中央军，最后打最强之桂军。” 粟裕等相当多的解放军将领在解放战争时期对国民党军曾经有过这样的话：“要分清国民党军中那些是精锐部队，一要看装备，美式装备的肯定是精锐部队;二要看口音，广西口音的部队一定也是精锐部队。如果是既有美式装备又有广西口音，那绝对是国民党军中最精锐的。”(粟裕大将回忆录记载有这些话，很多解放军其他将领回忆录中也说过) 钱钟书先生说：中国有三个半人，湖南人算一个，两广人算一个，江浙人算一个，山东人算半个。 但是后来很多人又改正了这句说是：中国有四个人，湖南人算一个半，广西人也算一个半，山东人算半个，江浙人算四分之一个，广东人也算四分之一个。 在明朝，曾经有过“广西狼兵雄于天下”的称号，广西部队是明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之一，曾经在明朝快灭亡的时候，在宁远大战中力挫当时天下无敌的清八旗军，广西兵的战斗力之强可见一斑。 彭德怀元帅在红军时期也说了：黔军滇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
伟人被讽痴人说梦：青藏铁路艰难铺设五十年
1979年7月28日，青藏铁路铺轨到高原新城格尔木。 今年是青藏铁路建成通车10周年。10年前的7月1日，这条横亘于“世界屋脊”铁路正式通车，赢得世界赞叹。 “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上世纪美国旅行家保罗·泰鲁如此断言。早在104年前的黄浦江畔，一代伟人孙中山就向《纽约先驱报》记者、澳大利亚人威廉·亨瑞·端纳披露了自己宏伟的造路计划。孙中山的这个计划不但要修建十万英里的铁路系统，甚至还包括两条穿越“世界屋脊”、从兰州和成都直通拉萨的高原铁路! 端纳后来在致友人的信中说，“那个地方连牦牛都上不去，怎么可能架设铁路呢？我确信孙不仅是个疯子，而且比疯子还要疯。”端纳没有想到，“修建高原铁路”这个充满浪漫主义、看似不可能实现的命题，在其后整整百年时间里，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众多中华儿女前仆后继的伟大梦想，并最终实现。 “一定把铁路修到喜马拉雅山下” 1954年12月25日，青藏公路、川藏公路同时通车。 千里之外的北京，一直关心西藏交通的毛泽东，高兴得彻夜未眠。毛泽东把王震将军召进中南海，让他出任铁道兵司令员。王震立下军令状：“一定把铁路修到喜马拉雅山下。” 10个月后，被誉为“青藏公路之父”的慕生忠将军带着铁道部西北设计分局(中国铁建所属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前身)的曹汝桢、刘德基、王立杰，乘坐一辆破旧的美式吉普再次进藏，就修建铁路的可行性展开调查。他们经西宁、格尔木，翻昆仑，越唐古拉，当时藏区时有出没的土匪让几个年轻的工程师一路紧张到了拉萨。第二年春节前，曹汝桢一行回到兰州，提交了厚厚一沓资料，结论是：可以修铁路。几个月后，由青藏铁路第一任总设计师庄心丹带队，对进藏铁路进行全线踏勘。 1956年11月至1957年7月，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青藏铁路进行了历史上的第一次航空选线;1958年5月，兰青铁路正式开工;同年9月，青藏铁路西格段开工;同时，铁一院抽调了近600人的队伍，开展了格尔木至拉萨段的初测工作。1959年3月，经历过朝鲜战场洗礼的铁道兵，满怀豪情，第一次踏上高原，揭开青藏铁路施工建设的序幕。 当时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只能满足部队一半的给养。饿了，战士们就挖野菜甚至捉老鼠充饥;冷了，就挤在一起相互取暖;没有像样的施工装备，就靠人拉肩抬一米米地修，用钢钎、铁锹一寸寸地凿、一铲铲地挖。凭着“铁道兵前无险阻，铁道兵前无困难”的气概，他们硬是以血肉之躯，在海拔5000多米、素有“冰雪仓库”之称的风火山建成了最早的冻土试验工程，在格尔木以东几百里的荒原上摆开了战场。 但随着“三年自然灾害”，1961年3月，在全国基建一片“下马”声中，青藏铁路被突然叫停。当时，铁一院已完成全线的初步设计和部分的施工设计，所有的资料被认真地封存了起来。 1978年停工，建设者和当地牧民都哭了 1973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80岁的伟人对28岁的尼泊尔国王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跟我们的西藏做生意很少，要跟北京做生意就得要修一条铁路到你们边境才有可能。我就是想修铁路这件事。”4个月后，周恩来总理找到铁道兵领导：“边疆人大代表强烈要求通铁路啊，青藏线你们要抓紧上马。” 1974年，沉寂了整整13年的青藏铁路又一次迎来建设高峰。首先是西格段恢复施工，青藏高原一下子集结了6万人的铁道兵。其次是格拉段展开会战。一方面，来自全国的1700多名科技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青藏铁路科研攻关大合作。另一支1700人的队伍是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的6个勘测队，外加物探队和钻探队。站舍、路基、桥梁、隧道都设计出来了，人工手绘的图纸可拉两大卡车。定测后施工的木桩，一根一根地从柴达木盆地登上昆仑，穿可可西里，过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口，向拉萨方向不断延伸。 青藏铁路有32公里路段要通过盐湖，是青藏线施工的一大难题。位于柴达木盆地中南部的我国最大盐湖察尔汗盐湖，由于常年干旱，盐湖水分蒸发量大，湖面凝结成一层厚厚的盐盖。受雨水和季节性河流溶蚀，盐盖下是大小各异的溶洞，不要说跑火车，就是人在上面走都很危险。铁路还要经过一段5公里的粉细沙震动液化地带，这种结构受到震动，会立刻变成一片沼泽。 最终，担负施工的指战员们和科研工作者共同试验，采取以砂治盐，打挤密砂桩的方法，在盐湖上筑起一条万丈“盐桥”——长达32公里的牢固的晶体路堤，人们看不到桥墩、桥梁、栏杆，湖面下，5.7万根总延长13.5万米的挤密砂桩支撑着湖面上的钢轨和路基。这项工程为我国在盐湖地带修建铁路积累了经验。 战严寒、斗缺氧、克盐湖，铁道兵用了5年时间，把铁路向西推进了800多公里，一直修到昆仑山脚下的南山口。 1978年，刚刚历经10年浩劫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已无法维系进藏铁路的修建;高原和冻土两大难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5年间已先后有400余名官兵牺牲。为此，铁道部和铁道兵联合打报告，建议停建格尔木至拉萨段。 接到停工命令，很多人都哭了，闻讯赶来的当地牧民也哭了。面对着越来越多赶来送行的藏族同胞，当时的现场负责人、青藏铁路第二任总设计师张树森依依不舍，一步一回头。 2001年，建设者的激情像火山喷发一样迸发出来 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青藏铁路几次上马，又多次停工，几经波折，终于在1979年铺轨至格尔木，1984年西宁至格尔木段814公里交付运营。 党中央、国务院对铁路进藏的关心从未停止，除了青藏，滇藏、川藏、甘藏等铁路进藏方案的比选工作一直在进行。1983年7月，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阴法唐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工作，邓小平亲切地问他：“进藏铁路到底走哪边好？”阴法唐回答：“还是走青藏铁路好，一是投资少，二是修建得快。”邓小平向阴法唐仔细地询问了许多问题，掐指计算着，说：“进藏，看来还是要修青藏线啊。” 1994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做好进藏铁路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此时，青藏铁路的科研工作者已经在技术上默默积累了几十个春秋。 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在讨论“十五”规划时明确谈到进藏铁路。在当年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热地向铁道部部长傅志寰表示，哪条铁路进藏快，就先修哪条铁路。经过紧锣密鼓的科学论证，各方达成共识：先修青藏铁路。 2001年2月8日，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审议了青藏铁路建设方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会议上满怀深情地说：“通过多年不间断的科学研究和工程试验，对高原冻土地区筑路技术问题也提出了比较可行的解决方案。在几个建设方案综合比选中，青藏铁路方案比较有利，投资少，工期短，地形较为平坦。修建青藏铁路，时机已成熟，条件也已经具备，可以批准立项。” 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开工仪式在拉萨和格尔木同时举行，朱镕基在格尔木庄严宣布：青藏铁路全线开工!建设者积聚了近半个世纪的激情一下子像火山喷发一样迸发出来。 2006年7月1日，雪域高原迎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举世瞩目的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这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历史时刻。2014年8月16日，青藏铁路的首条延伸线拉日铁路正式通车运营，拉萨到珠峰之间实现一日通达，当年王震将军“将铁路修到喜马拉雅山下”的宏愿终成现实。
清末民初国人为何扎堆留学日本
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史料中心，保存着100多年前曾在这里留过学的中国留学生的资料，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到国外留学，有的甚至在中学阶段就到国外接受教育。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民初，同样掀起一股留学热潮。与如今大多倾向于欧美留学不同的是，当时的年轻人大多选择留学日本。 了解一衣带水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为何变得强大，是吸引中国学子留学的主要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留学日本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在清末至民国的数十年间，数万人到日本留学，其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物。 1、去日本不需要签证 甲午战争（1898年）之后，中国人去日本变得像去上海一样容易，因为不需要签证。而且到日本的船票又便宜，到横滨最贵的头等舱不过五十四银元，到长崎最便宜的三等舱才六银元。 当时，张之洞等封疆大吏提倡国内的知识分子留学日本，此后六七年间，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从上海或天津上船，往日本的福冈、长崎、东京进发。那么多的中国学生到了日本，日本有那么多学校可上吗？何况大多数中国学生没学过日语，到日本要先上语言学校。不过，这对那些“见钱眼开”的日本商人来说无所谓，只管开个语言学校让他们登记入册，百事不管。商人觉得反正这些留学生或是迫于父命，或是追新逐潮才来日本的，多混几年不打紧，回了家乡，也算喝过咸水吃过寿司的维新人士，哪里没有个前程？ 正当中国年轻人热衷于留学日本时，另一位大臣端方，向朝廷奏了一本，说道：中国人怵于日本之自强，往往径赴东洋，其实日本学术也是学自泰西。他接着说，欧美国家，中国人去得少，老师教留学生认真不敷衍，比较容易培养出有用之才。他警告说，像现在这样目光短浅，顾惜资费，势必会“习于近便，继往无人”，学不到真正的西学。 1902年，端方接任张之洞的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后，他不惜重资，遣送了两湖学子二十多名前往美、德、俄、法等国。当然，如果不是两湖人士，也不要紧，端方上奏的本子，朝廷已经核准了，没多久，清政府便饬令各省，选派学生留学西洋。 此时，清政府也不同往日，事事都要立个章程，官派留学也不例外。在章程中首先规定，得看学生懂不懂西文。不通西文者，官府只选那些“年十四五，心地明白，文理晓畅”的，如果通一门英文或法文，则十五至二十五岁都在候选之列。何以如此？因为照看过留学生的各国使臣都说，人过二十，舌根就硬了，学不了外语，而且，年长的人好议论时事，又喜欢欺负幼小者，比较难管。 那为什么不直接选拔通西文的青年呢？章程里说了，边省腹地，风气晚开，不太容易选出通西文者，因此学西文还是从娃娃抓起比较好，不过，他们也要求“娃娃”的中文一定要好，不然会忘本。这些选出的留学幼童，按省份集中，各省派一位熟习当地文字的“帮教习”，即领队带着他们出洋、赁屋、延师，居间翻译。如果实在找不着合适的人，去德国用英文译员，去俄国用法文译员，也勉强可以。 2、官费留学欧美一年发千两银元 在这些留学幼童中，如果有生性顽劣不听管教的、游手好闲无心向学的、偷鸡摸狗有损颜面的，一概立即遣送回国，而且还要追缴学费以示惩儆。说到这里，关键的问题来了：学费是多少？ 留学幼童实施的前几年，留洋学生由各省自行派送，学费相差非常悬殊，少的一年七八百两银子，多的一年有两千两。不但苦乐不均，而且有失公平。朝廷调查后决定，每人每年一千二百两，即每月一百两银子。这每月一百两中，二十两是“修金”，就是学费，八十两是食宿零用。 根据情况的不同发放方式也有区别：如果学校提供住宿餐食，则由使臣统一缴费，每月发给每人十两银子作零用。有的留学生家庭经济比较拮据，也可以申请每月给付家里十两赡费——这也是湖北开的先例，以去留学人员后顾之忧。 帮教习带着留学生集体居住，以两年为期，如果条件允许，等到他们“稍解语文”之后，可让留学生到当地人家中寄寓。正式学习以三年至五年为期，毕业之后，还有一个“游历”阶段，让留学生们在欧洲各地转转，看看“诸名厂及一切艺术”，每人大概可以领到四五百两银子。不过，这笔钱暂时用不着，可以缓筹。 那么，那时的一两银子值多少钱呢？当时一个鸡蛋值两枚“当十钱”，即二十文，一两银可以买七八十个左右鸡蛋。当年，齐如山（1875-1962，戏曲理论家）和三个朋友吃一顿便饭不过二十枚铜元，约合七分之一两银。以购买力计算，那时的一两银子至少相当于2009年的300元。这样算来，一个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一年一千二百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36万元。这真是一大笔钱。 想想当时国内亟须西学人才，每年每省送出去多则四十人，少则十人，难怪地方教育预算处处吃紧。于是有出使比利时的大臣杨兆鋆奏称，比利时“学制大备”，尤其路矿制造，为其所长，更关键的是学费住宿都比较便宜。杨兆鋆说，留学比利时，一年只需要“一千六百佛郎”，比起其他国家来，只有三分之一的费用，与其在法德美俄培养一个人，为什么不在比利时培养三个人呢？这个奏折，打动了朝廷与许多封疆大吏。此后，清政府调整了官派留学的政策，派往比利时的居多。以两湖为例，端方于1903、1904两年间派出的留学生，美国11人，德国24人，俄国4人，法国11人，比利时则达到了48人。 3、留日学费一年十七两银 上面说的官费留学。一些没被官派留学选上的，就选择私人自费留学，而自费留学，还是去日本的多——便宜才是王道。以日本当时最著名的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为例，1905年的《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章程》记载，专为中国人设的“清国留学生部”预科学费为每年日银三十六元，本科学费是日银四十八元，如果继续上“大学高等预科”和“大学部”，清朝留学生与日本学生缴同样学费，各分三期，高等预科总计日银三十七元五，大学部日银三十三元。 当时，日银两元相当于华银一元，即七钱白银。也就是说，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的学费，最贵也不过每年十七两银子！比起欧美留学的每个月学费二十两，你会选择哪个？ 更重要的是，日本留学生又不见得不吃香。按照张之洞1903年制定的学务章程，公派出国的留学生，学成归国考试合格，分别授予进士与举人资格。1905年6月，朝廷举行第一次归国留学生考试，由清朝学务处主持（当时因为还没有欧美留学生回国，参考的十四人全是留日的）。考卷分为国际公法、法律诉讼、商业财政、机械学、化学五类，可见当时培养留学生的主攻方向。 题目出得不算深，如“商业财政类”考的三道题目是： 一、银行为一国财政之枢纽，其种类功用若何，试详论之。二、各国财政皆以发行公债为政策，试详列其种类并言其利。三、国税与地方税异同论。 科学类更简单些，估计考官自己也不太懂，如“化学”三题为：一、化学关于国之富强论；二、石油生成之理说；三、安全火柴之前途及其制造法。 接下来还有“殿试”，考的是留学生们的“国学”，这才是让当时留学生头疼的内容：一、楚庄王日训国人申儆军实论；二、汉武帝诏举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论。——如果考留学生一直这样考下去，很多人会替那些十四五岁就跑去欧洲呆上六七年的小留学生捏把汗。好在考试不过是走个过场，授职与考试成绩并不挂钩，而且，这个考试不限于公派留学生，自费生也可以参加。例如，陆宗舆（1913年至1916年担任驻日公使，五四运动中，他与曹汝霖、章宗祥一起被称为“卖国贼”）当时就是早稻田大学政科自费生。他考了一等第二名，被给予举人出身。 自1905年起，考试、任用留学生形成惯例，直到1911年，六年内，考了七次。其中参加考试的欧美留学生共136人，而留日学生达1252人。 不过，端方似乎没有说错，那些留学欧美的学生，考试成绩确实名列前茅。可惜的是，留学欧美的学子刚刚返回国内，端方便殒命于四川资州，而且“用人单位”清朝政府也去日无多了。
曾国藩的官场厚黑术：想跳龙门先钻狗洞
官场上，每个人都向往更高的位子。可是那些大官并非一开始就“高人一筹”的，他们也曾有过艰难曲折的经历，但他们能够忍受“低微卑贱”的考验，并在低微中养精蓄锐、奋发图强，然后他们才攀上官场的巅峰。所以，处于低谷的人，不要因为现在的遭遇就放弃了自己。只要你肯努力，就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咸丰二年，皇上钦点曾国藩为湖南帮办团练大臣。当时，曾国藩正在为母亲守孝，接到圣旨，不敢怠慢，赶紧收拾行李，去了长沙。 在长沙城里，驻扎的不仅有湘军，还有清廷的主力子弟兵，俗称“绿营兵”。自打“康乾盛世”后，绿营兵早已没了当年的英勇，战斗力极差。可是，清廷一向娇惯绿营兵，平日里他们不是喝酒就是吸大烟，根本就不参加正规的训练。这让曾国藩颇感为难。 他将绿营兵和湘军放在一起训练，那些平日里被惯坏了的绿营兵根本不愿意在烈日下训练，那简直是要了他们的命。为了训练出更好的战斗力，曾国藩特意让湘军将领塔齐布做总指挥，负责两支军队的训练。 这样的安排引发了绿营兵将领的不满，在他们的教唆之下，绿营兵更加憎恨曾国藩和塔齐布。所以，绿营兵总是喜欢找湘军的麻烦，军营里也常常发生两军的械斗事件。 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每一次曾国藩都会对参加械斗的湘军进行严惩，但是绿营兵的将领对其部将犯下的错误不闻不问。这样，绿营兵更加有恃无恐地对湘军进行挑衅。 有一次双方械斗时，绿营兵的将领趁机煽风点火，说了很多曾国藩的不是，结果愤怒的士兵又冲向了曾国藩的府邸，想要杀了他。曾国藩听闻消息后，躲进了巡抚衙门，才逃过这一劫。 被朝廷委以重任的大臣，却屡屡受到排挤，甚至险些丢掉性命，换成一般人也许无论如何也是咽不下这口气的，但是曾国藩忍了下来。他忍下了这口气，率领湘军移师衡州。在以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很快训练出了一支颇具实力的军队。 曾国藩把与别人钩心斗角的精力都用在了团练上，终于以一支相对强大的正规军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现在的低头只是为了以后把头抬得更高。只有把拳头缩回来，再打出去，才是最强劲有力的。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当年的“低人一等”，他哪里会有后来的“高人一筹”呢？ 曾国藩认为，人要想“跳过龙门”，享受成功，就必须“先钻狗洞”，忍受生活带来的委屈。其实不止是曾国藩，凡是有大志向的人，都能忍受命运的不公。为了实现更大的目标，他们会忍辱负重，以曲求伸，等待时机，寻找获胜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