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6年,权力第一次移交到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手里。在华主持工作的大约两年时间里,中国开始拨乱反正。教育开始走上正轨,经济重新强调有计划发展。与此同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开始退潮,对他个人以及过去政策的批评与日俱增。自50年代以来受到政治迫害的受害者被恢复了名誉,许多在押的受害者被释放。人们有时甚至可以相对自由地批评政府,1978年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掌握了权力,在1997年他去世之前,邓在中国政坛上一直是最强有力的人物。 邓小平,1904年生于四川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五四运动时期曾作为高中生而被捕,然后到了法国,并在那里加入共产党。回国之前,在苏联接受过短期培训。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他在共产党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他参加过长征,最终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60年代以来,他在党、军队、政府中都居于领导地位,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主要斗争目标之一。邓小平是改革运动的提倡者与推动者,特别是以务实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但邓小平在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方面却毫无作为。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完全赞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为一个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人物,他与他的同代人一样,对中国的历史与思想仍然持否定态度。在80年代产生了一些变化。最重要的也许就是中国人生活的政治色彩的相对淡化,事实是政府部门不能够或不再关心像过去一样对全社会进行控制。党的路线不再能够指导生活的一切方面,也不能使每一部文学、历史、哲学作品在一切方面都保持一致。在个人与精神上,虽然许多方面仍遭限制,但更多的方面得到允许。此外,在80年代可以看到一些断断续续的政治实验,对党和政府的一些职位实行差额选举,在人代会上或其他公共论坛上可以相对自由地争论。随着人民公社建制被取消并代之以更为纯粹的与公社平级的行政单位“乡”、乡下面是村,在农村地区决策权也有某些分散。 虽说80年代政治变化受到很大限制,但当邓小平让共和国逐渐脱离高度的集体化与中央指令计划时,在经济领域却发生了真实的改进。同时,他的改革对农村经济和农民福利显示了特别的关注。政府也通过强调轻工业消费品生产的发展,比如服装、自行车、无线电设备的发展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后,他实施了一项重大的并且是早该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从关注农村生活到强调计划生育的一切领域,这些变化都显示出进一步脱离苏联实践而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在经济方面,他们把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结合起来,有时甚至更接近于大同理想。然而,传统的影响至多也只是无意识的和非常间接的,政策的制订和维护几乎完全是在实用主义范围内。这一情形伴随着政治变革的缺乏,给改革带来无尽的困难,并在80年代末期几乎遏制了一切发展势头。 在农村,新政策的核心是“责任制”。在此体制之下,土地保留在国家手中;但是由农民进行承包,并且由个体家庭实行私有经营,土地承包的期限各有不同,但一般至少有15年,如果土地贫瘠需要改良,可以延长到30年甚至更长。作为允许承包土地的回报,农民必须缴纳农业税并且向国家出售一定数量的农产品,一般是以粮食的形式出售,其余的可以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总的来说,卖给国家的粮食价格比往年要高些,农民在市场上的农产品售价则更高。 除了责任制之外,新的农村政策鼓励农民从事多种经营,发展所谓的家庭副业。这可包括从林业、畜牧业、蔬菜种植到机械修理、运输等一切方面。同时,政府继续鼓励在公有范围内的小规模乡镇工业进行食品加工、服装、农业机械、水泥和化肥等商品生产。这些企业一般都是由当地政府主办的合作企业,并且以“乡镇企业”之名而闻名于世。这些乡镇企业又导致改革的一个最出人意料的结果出现,即小城镇的崛起。它们的重要性确实在于缩小了由于西方影响而造成的城乡差距,并表现出恢复18世纪末中国特有的城乡融合的特征。 城市也开始经济改革,虽然比农业慢得多。主要的变革在于限制中央计划经济的范围,逐渐由每个企业自行决定生产与销售。企业、银行和商业部门的相互联系被设想为类似于市场机制,并按照经营的获益情况进行结算。此外,在向国家完税并按一定百分比上缴利润之后,管理者和工人可以对超额部分直接分红。虽然大部分城市居民仍然在国营企业工作,但其后的改革则鼓励饭店、修理店、商店等小规模私营企业的发展。 最后,80年代也标志着中国经济生活的相对闭关自守状态的结束。结果,中国从兴旺的对外贸易中获益,甚至从大量进入中国的外资中获益。政府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一个特别有效的举措就是建立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和宽松的管理体制。成千上万的学生到国外留学,仅美国就超过4万人。 为了保证不使将来的人口增长抵消经济发展的成果,80年代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早该实行的计划生育。这一努力很明显与中国的需要相一致,并且表明与以前的灾难性的政策实行重大分离,由于教条主义和苏联的实践,在过去曾忽视了人口的压力。新的趋势是从70年代初开始的,当时是号召晚婚,少生子女。到80年代,政府的正式政策是提倡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目的是控制人口——当时已达到令人吃惊的10亿——在其后几十年增长不能超过2亿。 与新政策相一致,避孕药与其他不同的计划生育方法被广泛采用,人工流产也被采用。同时,对于服从新规定的人给予社会经济的奖励,不服从者则施予惩罚。对后者的强制程度有区别,从比较宽厚的观点“一个最好,两个够了,三个不能要”到非常严厉的措施都有,包括强制性人工流产。后者证明了在如此长的时期内政府忽略人口增长的极大错误。 总的来说,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到80年代中期,对农民显示的较大公正与鼓励农民个体经营相结合,导致农业生产的稳步增长并获得收益。此外,四分之一的中国工业现在建在大城市之外,村镇的产品至少有一半以上是多种类型的非农业产品。农民和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总的来说有实在的和明显的改善。 城市改革虽然范围更有限,但对总的开放局面与经济活力的增长仍作出了贡献。商品种类繁多,服务事业发达,全国城镇基本建设热火朝天。此外,许多观察家都感受到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明显地下降了,尽管他们采取的强制方法受到公开的严厉批评。 尽管有这些不同寻常的进步,经济改革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到1985年,农业主要产品生产与农业收入的增长趋于停止,80年代末经济从整体上说滑入低谷。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改革的理论框架。这种缺乏在处理公有制与私有经营关系方面、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方面引起政策的无尽混乱,而中国传统思想在这些方面却能发挥充分作用。同时,政策激烈摇摆,形成利益独占。这两方面问题结合起来——由于缺乏道德建设而加剧——导致腐败现象的存在,合法与非法的明确界限的消失。 这些问题早在改革之初就显露端倪,在划分土地和提供特种产品生产的机会时,有些共产党干部就利用权力大搞不正之风。其他的问题在10年间也日渐突出。政府作用减弱,经常把农业投资留给个人作决定,这明显不利于农业的持续、长期的增长。由公社掌管的公益事业,比如教育和卫生,开始遭受损失。努力想结束终身制,但对如何做却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或确切地说,这是否明智政策——引起失业和不满。权力下放有时也导致经济活动各自为政,不同地区进行不必要的竞争,人们为寻找工作而四处流动。最后,大量资金的积累以及滥用私吞资金的机会存在,使得对西方的开放滋生腐败行为。与此类似,出国学习的机会有时不公正地为权贵子女所垄断。更有甚者,出国留学的学生很少回国,这种情形的发展造成中国不少优秀青年人才的流失。 到80年代末期,有两大问题特别构成改革的障碍:即所谓的价格双轨制和通货膨胀。根据价格双轨制,北京对一部分重要工农业产品维持固定价格,这本是为平衡公有与私有之间矛盾而作的努力,但这一体制却为腐败提供了广大空间,降低了计划产品生产的积极性。人们通常把价格双轨制看作80年代末期农业生产陷于停滞的主要原因。 价格双轨制本身由于伤害了生产而引发通货膨胀,这是国内另一个重大问题。经济计划的强烈的政治色彩有时直接地、有时通过对未来不稳定的疑虑而推动价格上扬。同样重要的是,经济的分散化意味着北京很难提高国家收入。为了解决问题,政府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政策,这自然就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社会各级信贷机构受到各种政治力量的支持,甚至是迫于不同政治力量的压力,造成信贷和购买力过度的和非正常的提高,这同样也引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自然又进一步刺激了腐败的发展,特别是当庞大的政府机关人员以及所有靠固定工资生活的人们的收入遭受损害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面对混乱的不断增长和法纪松弛,一切经济紧缩政策的尝试都失败了。1987年通货膨胀率达到百分之十八。下一年即1988年,通货膨胀率攀升到百分之二十七。 由于这些问题持续地困扰着共和国,对现状与现行体制不满的情绪在日积月累地增长。在“文化大革命”最后阶段国内初次出现了政治自由的要求,在70年代末期,北京出现了著名的民主墙,人们甚至可以张贴批评政府及其政策的大字报。在80年代,抗议行为的最公开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的集中批评和学生的一系列游行示威行动。 一般来说,抗议行为是直接从西方自由传统中获取自身的动力。此外,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政策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甚至是以“文化大革命”时期反对党的领导与群众至上的观点为基础,“文化大革命”遗留的后果之一,就是普遍的虚无主义特征。然而这些政治运动没有公开表明继承中国自身过去的知识分子传统与政治传统。事实上,在运动中发挥最重要作用的学生与知识分子。 到80年代末,当国家所有的问题都交织在一起,抗议活动也达到高潮。当价格双轨制下国家规定的农产品价格赶不上通货膨胀时,已经处于萧条阶段的农业就面临更多的问题。农民越来越不愿上交规定的农产品,政府也越来越无法为收购的产品支付现金。1988年农业收获时节,政府实际上已开始“打白条”,这种支付手段遭到强烈拒绝,双方发生了暴力冲突。在城市,人民不得不购买生活必需品,而通货膨胀使城市百姓遭受严重经济损失。与此同时,据说有上千万农民在城市中寻找工作,结果就迅速发生了一系列抗议、罢工和游行示威行动,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

皇帝年老之时就会把皇位让给继承人(大多是自己的儿子),自己退到幕后。垂帘听政的事情当然是太上皇不喜欢做的,那么中国历代的太上皇是如何度过余生的呢? 1、汉高祖刘邦的老爹刘太公 刘邦的老爹是第一个享受太上皇尊号的人。刘邦在当皇帝以前,老爹刘太公没有跟着这个儿子得济,反过来还的养活他。当了汉王,老爹也没有被接到汉中享福,倒是被项羽捉去作为人质,逼着刘邦投降。刘邦更是做得绝,说曾经和项羽结为兄弟,因此上说:“我爹就是你爹,你一定要煮了你爹,请给我一碗肉汤喝。”不管这个计策多么令人拍案叫绝,总有点儿把老爹豁出去的嫌疑。不过总算是熬出了头,刘邦当了皇帝,也把老爹接到京城去了,刘邦这时候也有条件孝顺了,刘太公也着实享福了。不过,这时候的刘太公还是一个平民,刘邦见他还是按照普通人家的礼节。被分配来侍候老太公的人出了一个主意,等刘邦再来时让他如此这般。 刘邦再来,刘太公抱着扫帚,面对着门口倒退着走。刘邦大为吃惊,赶忙下车搀扶太公。太公说:“皇帝是万民之主,怎么能因为我乱了天下规矩呢!”刘邦自知疏忽大意,把老爹这一茬给忘了,于是尊奉老爹为太上皇。那个出主意的家令也得到了很重的赏赐。 刘太公原本是个庄户老头儿,根本就不知道朝廷是怎么回事儿,权力与他也更是毫不相干,有了这个太上皇的名号,解决了父子见面时的礼节,一切万事大吉。刘太公就是这样安享晚年,从汉高祖六年到汉高祖十年,当了五年太上皇。 2、晋惠帝司马衷 晋惠帝司马衷公元290年即位,是晋朝第二位皇帝。有一种说法是,晋惠帝是一个白痴,因而他的皇后贾南风专权乱政,乱杀皇室尊贵,被赵王司马伦杀死。司马伦自领相国之位,这是晋朝“八王之乱”的开始。淮南王司马允起兵征讨司马伦,兵败被杀。公元301年,司马伦篡位自立为皇帝,司马衷被改为太上皇。司马伦当皇帝不久,齐王司马冏起兵讨伐,受到成都王、河间王、常山王等支持,司马伦兵败被杀。晋惠帝复位。不过,这几个人个个自认为功劳最大,互相不服,又大打出手。这个傻皇帝倒成了香饽饽,个个都想把他抢到手,以便演一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戏。 最终,光熙元年(公元306),东海王司马越平定了八王之乱,独揽了大权,晋惠帝又一次安定了下来。安定下来的晋惠帝又成了司马越的傀儡,尽管如此,司马越还是看他不顺眼。就在这年的十二月,司马衷吃了有毒的饼死了。一般认为,晋惠帝是被司马越毒死的。 司马衷虽然当太上皇不是很久,但这个人当太上皇和当皇帝没有什么大的不同,那就是都为傀儡。刚当皇帝,他是皇后贾南风的傀儡,当太上皇,他是司马伦的傀儡,复位后,他又是乱王的傀儡。从这个角度来说,司马衷这个太上皇不过是他人手里的一个玩偶筹码。 司马衷从当太上皇到复位再当皇帝,总共六年。 3、唐高祖李渊 李渊袭封唐国公,隋末天下大乱,李渊乘势从太原起兵,攻占长安。公元618年5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国号唐。不久之后,李渊统一了全国。武德九年(公元626),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兵变,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齐王李元吉,李渊被迫封李世民为太子,紧接着禅位,自己当上了太上皇。九年后病逝,谥号太武皇帝,庙号高祖。 作为太上皇,李渊内心有着十分的纠结,一方面,禅位并不是出于他的自愿,另一方面,唐朝的立国又是这个次子功劳最大,他也曾经有过将皇位传给李世民的许诺。同样,李世民也对这个太上皇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处置。一方面,李渊是他的亲生父亲,又是大唐的开创者,李世民不能对他太过苛刻;另一方面,父亲曾经许诺立他为太子又犹豫不决,因而原来的太子李建成要将他置于死地,李世民为了保命只好逼其退位。 总起来说,李渊这个太上皇有自由没权利,物质生活上不会很窘迫,精神生活上不会很舒畅。 4、明英宗朱祁镇 朱祁镇是明朝第六位皇帝,大概是他在做俘虏期间表现的还算“英勇”,所以死后被谥为英宗。朱祁镇1436年即位当皇帝,年号正统。1149年,蒙古瓦剌部进犯明朝北疆,前锋逼近大同。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明英宗朱祁镇亲率50万大军御驾亲征。朱祁镇和王振对军事都是一窍不通,由于两人的瞎指挥,军队行动迟缓,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境内)被瓦剌军包围,朱祁镇被俘。留在都城的兵部尚书于谦等人害怕瓦剌人以皇帝要挟大明王朝,于是拥立陨王朱祁钰为帝,这就是明代宗,明英宗朱祁镇被遥尊为太上皇。一年后,双方议和,瓦剌人觉得朱祁镇已经没有多少用处,就把他送还北京。回到北京后,朱祁镇被安置在南宫,有专人看管,仍然处于一种被囚禁的状态,就这样做了七年太上皇。1457年,大臣徐有贞、石亨等人发动了宫廷政变,史称“夺门之变”,复立朱祁镇登上了皇位。朱祁镇复辟成功,改元天顺,后又当了8年皇帝。 5、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 爱新觉罗·弘历于1736年即位,年号乾隆,由于习惯上以年号称清朝皇帝,所以,他被称之为乾隆皇帝。弘历25岁登基时,曾经烧香祷告上天,希望自己长寿,当皇帝不超过他的爷爷康熙。康熙8岁登基,在位61年,享年69岁。乾隆登基时已经25岁,如果当上60年皇帝,就到了85岁,历史上还没有皇帝活到这个年龄,他可能认为自己也活不到这个年龄。没想到,乾隆还真是能活,当皇帝60年,身体感觉还很好。如果不兑现诺言,实在没法向上天和臣民交代,乾隆帝只好将皇位传给儿子顒琰(即嘉庆),自己当上了太上皇。 弘历虽然当了太上皇,但他仍然牢牢掌握着皇权,嘉庆皇帝也很乖觉,事事请示这个老父亲,两人相处倒也算是平安。就这样,乾隆做了4年实权在握的太上皇,嘉庆伴随着父亲当了4年实习皇帝。 历史上共有二十几位太上皇,他们的命运结局和打发生活的方式,大概不外乎以上这么几种类型。历史就是这般残酷,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你在位时既有权又有财,等到你退位时哪怕曾经地位再高,也照样落得个空有自由,没有权力的下场。真不知道这当一次皇帝,得到了什么。

开疆帝王和一般的帝王有所区别,他们更容易被世人牢记。也正是因为他们,才有了今日中国如此辽阔的土地,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影响中国版图的十大开疆帝王,看看哪些帝王上榜。 1、武丁(商朝) 商代国王。后世称作高宗。传说名昭,为盘庚弟小乙之子。年幼时,武丁曾在外行役,与“小人”一起劳作,因而较了解“稼穑之艰难”。他即王位后,提拔傅说执政。傅说原为刑徒,被武丁发现,加以重用。武丁还任用甘盘为大臣,以此二人“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力求巩固统治,增强国力,使商王朝得以大治。《史记。殷本纪》称:“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复兴。”由于武丁将商王朝推向极盛,被称作“中兴之王”。后人又称之为武丁大帝。 武丁在位期间,不断向南面的虎方、东面的夷方、北面的鬼方以及羌方、周族等进行大规模征伐。其中对对方作战动员的兵力,有时三千,有时甚至达五千;对鬼方用兵三年才攻克。据殷墟卜辞记载,武丁的配偶妇好还亲自率兵征伐羌方。除了“伐羌”之外,卜辞中还有许多“获羌”、“用羌”的记载,即抓获了羌人的俘虏并用作人祭的牺牲,且数字惊人。 武丁向四方连年用兵,征服了周围的许多小方国。这些征伐战争,为王朝形成“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基础。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死后,由其子祖庚继承王位。 2、秦始皇(秦朝) 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离间、合纵连横的策略,发动秦灭六国之战。先后于秦始皇十七年(公元前230年)灭韩、十九年(前228年)灭赵、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灭魏、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灭楚、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灭燕、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灭齐。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秦朝。 3、汉武帝(西汉) 汉武帝开创了西汉王朝最鼎盛繁荣的时期,那一时期亦是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之一。此外,汉武帝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 汉武帝对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自公元前133年马邑之战起结束高祖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开始对匈奴正式宣战,先后派卫青、霍去病征伐,解除了匈奴威胁,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扩张了西域版图,将匈奴置于被动称臣的局面,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4、隋炀帝(隋朝) 公元605年(大业元年),隋将韦云起率突厥兵大败契丹,韦云起扬言借道去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与高丽交易,率军入其境,契丹人未加防备。韦云起率军进至距契丹大营50里处,突然发起进攻,大败契丹军,俘虏其男女4万余人。隋朝阻止拖延了契丹的崛起强大。 公元608年(大业四年),隋炀帝派军灭了吐谷浑。开拓疆域数千里,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并实行郡县制度管理。使之归入中国统治之下。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 公元609年(大业五年),隋炀帝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西安)浩浩荡荡的出发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这次出行绝不是游山玩水,个人玩乐的。因为西部自古大漠边关、自然条件环境恶劣,隋炀帝还曾遭遇到暴风雪的袭击。此峡谷海拔三千多米,终年温度在零度以下。士兵冻死大半,随行官员也大都失散。隋炀帝也狼狈不堪,在路上吃尽苦头。隋炀帝这次西巡历时半年之久,远涉到了青海和河西走廊。其意义重大。在封建时代,中国皇帝抵达到西北这么远的地方,只有隋炀帝一人。隋炀帝西巡过程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进一步促成了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隋炀帝到达张掖之后,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史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各国商人也都云集张掖进行贸易。隋炀帝亲自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是千古名君才能有的功绩。为炫耀中华盛世,隋炀帝杨广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了盛大的万国博览会。这是举世创举。 隋炀帝除向西北开拓疆土外,隋朝大军还向东南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这些战争的胜利使大隋王朝东南的领土疆域扩大到印度支那的安南、占婆(今越南地区)、及台湾等地。此外隋朝还把强大的突厥分裂成东突厥与西突厥两部,并在和东突厥的战斗中取得胜利。这也为以后唐太宗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有些现代学者看唐朝疆域的看法,隋朝的疆域比唐朝大。 5、唐太宗(唐朝)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名字的意思是“济世安民”。陇西成纪人,祖籍赵郡隆庆(今邢台市隆尧县),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诗人。即位为帝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努力学习文治天下,有个成语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说他的,他成功转型为中国史上最出名的政治家与明君之一。唐太宗开创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经过主动消灭各地割据势力,虚心纳谏、在国内厉行节约、使百姓休养生息,终于使得社会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6、唐高宗(唐朝) 高宗即位不久,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破乙毗射匮可汗,自号沙钵罗可汗。永徽六年,唐遣程知节西击沙钵罗可汗,从此连年用兵西域。至显庆二年(657年),唐大将苏定方等大破西突厥,沙钵罗奔石国(今前苏联乌兹别克塔什干一带),被擒。西突厥亡。高宗以其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部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又派遣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巡视葱岭以西,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设置十六都督州府,统辖八十个州,一百一十个县,一百二十六个军府。当时朝鲜半岛分成三国: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六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军攻新罗,新罗遣使乞援于唐,高宗遂先后派兵出击高句丽和百济。至龙朔三年(663年),唐大将刘仁轨大败援助百济的倭国军于白江口,破百济,其国王奔高句丽。总章元年(668年),唐军破平壤,灭亡高句丽。此时唐朝版图达到最大:东起朝鲜半岛,西到中亚的咸海和波斯东北部,北包贝加尔湖。 670-676年,为争夺对百济和高句丽故地的统治权,唐朝和新罗爆发战争。唐朝由于受西北吐蕃局势的影响而对朝鲜半岛采取退守政策,唐朝新罗最终以大同江为界。东突厥在唐太宗时期本来已经被灭,唐高宗在位时期突厥复兴,调露元年(679年)十月,单于大都护府下属突厥酋长阿史德温傅、奉职率所辖二部反唐,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二十四州突厥酋长响应他们,部众共达数十万人,和唐朝重新爆发了战争,双方互有胜败,此后突厥脱离了唐朝中央政府的控制。到唐高宗去世时,唐朝疆域有所收缩。 7、唐玄宗(唐朝) 李隆基,即唐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公元685-762年),因为谥号突出一个“明”字,又称唐明皇,唐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公元712年至756年在位,他开创了唐朝的鼎盛时期,但从他开始唐朝也走上了下坡路,即从安史之乱开始,唐朝逐渐衰落下去。 唐玄宗采取了很多的整军措施,如颁布了《练兵诏》,命令西北的军镇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同时,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全力负责军用马匹的供应,这使短缺的马匹及时得到了补充,提高了战斗力。另外,为彻底解决军粮问题,玄宗又命令扩充屯田范围,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屯田,增加粮食产量。 在做好了充分准备后,唐朝逐步把营州等地收复,长城以北的回纥等族也自动取消了独立割据的称号,重新归附唐朝。安北都护府也恢复了,唐朝重新行使对长城以北土地的管辖权。 西域地区政权的恢复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收复碎叶镇,第二阶段是重新恢复了丝绸之路。唐朝的威望在西域重新建立起来。 8、成吉思汗(元朝) 孛儿只斤·铁木真(1162-1227),成吉思汗,庙号元太祖,孛儿只斤氏,名铁木真,蒙古族。世界历史上最伟大和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1206年,被推举为蒙古帝国的大汗,统一蒙古各部。在位期间多次发动对外征服战争,征服地域西达西亚、中欧的黑海海滨。 在铁木真努力下,其部族再次强大。塔塔儿部首领蔑兀真笑里徒反抗金朝,金朝大将军完颜襄约克烈部王罕和铁木真联合出兵进攻塔塔儿,塔塔儿部大败,蔑兀真笑里徒被杀。铁木真遂被金朝封为“札兀忽里”,即部落官。1201年,铁木真联合王罕,击败札木合部。并于次年全歼残余的塔塔儿人,忆起少年时几遭塔塔儿所害,遂将多名塔塔儿士兵下锅油炸,手法残忍震惊蒙古诸部族。 1203年,王罕将铁木真收为长子,导致桑昆跟铁木真仇恨,札木合鼓动桑昆联合王罕夹击铁木真。这是铁木真经历的最为惨烈的一仗,他的军队只剩下4千6百余人。他逃到贝尔湖以东才避过一劫。并在当年秋天突袭王罕驻地,三天后完全消灭克烈部。王罕逃到鄂尔浑河畔之后被乃蛮人杀死。而其子桑昆则逃到库车,被当地人杀死。1206年,札木合被叛变的将领送到铁木真之手,札木合请死,铁木真杀了他。尔后,铁木真统一蒙古草原的众部族。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召开大会,并得到了“成吉思汗”(蒙古语意为宇宙的大汗)的封号,这是蒙古帝国的开始。成吉思汗遂颁布了《成吉思汗法典》,是世界上第一套应用范围最广泛的成文法典,建立了一套以贵族民主为基础的蒙古贵族共和政体制度。 蒙古人开始扩张版图,三次入侵西夏,逼使西夏向蒙古求和,然后进攻金国,在1211年的野狐岭会战大破四十万金军,1214年金迁都汴京,蒙古军在次年攻陷中都,金国在黄河以北之地陆续失守。正当金国危在旦夕时,中亚的花剌子模与蒙古结怨,成吉思汗急于报仇,在1219年亲率蒙古主力西征,金得以苟安一时。成吉思汗在西征时,先后消灭了西辽、花剌子模及许多国家,又派速不台率领蒙古军向钦察草原扩张。 9、明太祖(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明王朝的开国皇帝。原名重八,后取名兴宗。汉族,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东)钟离太平乡人,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蒙元暴政,龙凤七年(1361)受封吴国公,十年自称吴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朱元璋统治时期被称为“洪武之治”。葬于明孝陵。 10、康熙帝(清朝) 爱新觉罗·玄烨(1654.5.4-1722.12.20),清圣祖仁皇帝,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年号康熙:康,安宁;熙,兴盛--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意思。康熙帝8岁登基,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他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是一位英明的君主、伟大的政治家。死后葬于清东陵之景陵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 康熙认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康熙平定了三藩之乱;遏制了沙俄的扩张,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武力平定割据台湾的郑氏家族,使台湾回归;康熙还亲征新疆准噶尔,击败噶尔丹,使蒙古土尔扈特臣服清朝。 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台湾、凤山、诸罗),隶福建省,并在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在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在清朝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下,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更加密切。 以上就是影响中国版图的十大开疆帝王,因为他们,我们才有了今日如此辽阔的土地,历史不会忘记他们,我们更当永远铭记!

高力士是唐朝的一大宦官,幼时入宫开始了他的太监生涯,伺候过武则天后来成为了唐玄宗的贴身管家。在此期间忠心耿耿,尽心尽力,不离不弃,站在公正的角度看事做事,其对唐玄宗的一片忠心,被人们成为千古贤宦第一人。 高力士,是中国唐代的着名宦官之一。提起高力士,不少传说故事和名人与其相关,其中大诗人李白戏弄高力士的故事就流传甚广,李白趁着酒性,让高力士为其脱靴。美女杨玉环的死,也与高力士有关,安史之乱时,在高力士的劝说下,唐玄宗为了自保,在马嵬坡赐死贵妃杨玉环…… 史料称,高力士本姓冯,名元一,唐良德(今电白霞洞镇)人。祖籍潘州,曾祖冯盎、祖父冯智玳、父为冯君衡,曾任潘州刺史。冯君衡因受别案牵连而“家遂藉没”。冯元一不足十岁,阉入宫中,后由内官高延福收养为子,遂改名高力士。 冯家是岭南地区有史以来最显赫的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六代忠贞,自南朝梁至唐,为岭南地区110多年的繁荣稳定,为汉俚及百越民族的融合,收复并开发海南岛,为中原文化的南下推广,为隋、唐两朝统一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 但据称,武则天妒冼太夫人,以其玄孙冯君衡有反心为由骑劫冯冼家族,挟带年方十岁的冯元一(高力士)进京,剦割侍君。 按正常理解,武则天当斩草除根才是,反而令高力士侍候身边。武则天与高力士有不共戴天之仇,然而,为何武又那么相信高?高又那么忠心于武与李家天子?这段历史似乎尚未有人去深入研究。 高与武与李之间能产生如此深厚的互信,于君臣中为千古仅有。高能放下家仇来侍奉仇家,也是自古所未有。 有人说,这可能与冼夫人的家教有关:若高寻仇,败了,则武所诬高父君衡有反心便是实;赢了,也落不忠不孝之名,不仅沾污了祖上冼太夫人“唯用一好心”之忠义,其父反贼之名也永世难昭,冯冼五代忠贞之名更是毁于他手。所以,高力士能忍人所不能忍。 高力士,先后历武则天、玄宗、肃宗、代宗等四朝皇帝,亲历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过程。冯家后人说,纵观高力士一生,他还是秉承了冼太夫人“唯用一好心”这一精神。虽受牵连入宫当宦官,但终其一生也不仇恨朝廷,也不仇恨武则天,不仇恨李家的天子,还是尽心尽力地去服侍、照顾皇帝。 在高力士的努力下,终于在唐玄宗执政时,皇帝出面为其父冯君衡平反了冤案。高力士完成了这一任务后,他还要继续效其祖上冼太夫人的“唯用一好心”,来成就他与家族的忠贤之名。往后的日子,高力士为大唐做了很多力挽狂澜的大事。 唐玄宗登基前便已重用高力士,高力士因功由朝散大夫、内给事进至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齐国公,加开府仪同三司。在唐玄宗管治期间,其地位达到顶点,由于曾助唐玄宗平定韦皇后和太平公主之乱,故深得玄宗宠信,终于累官至骠骑大将军、进开府仪同三司。大凡诸地进奏文表,都先呈报高力士,高力士再报皇帝。唐玄宗十分信任高力士,经常对众大臣说:“力士当上,我寝则稳。”高力士一生忠心耿耿,与唐玄宗不离不弃,被誉为“千古贤宦第一人”。 从史书中的记载来看,高力士作为唐玄宗的贴身大太监,尽职尽忠。晚年为了保护唐玄宗,被另一大太监陷害流放,后得到赦免。听到唐玄宗去世的消息,高力士绝食七日而亡。代宗因他是耆宿长辈,曾护卫先朝玄宗皇帝,追赠扬州大都督,陪葬于泰陵,这也是唐玄宗泰陵的唯一陪葬墓。

诸葛亮是刘备三顾茅庐才请到的军师,而且用刘备的话说,他得到诸葛亮,好像是鱼儿得到了水,那么,刘备入川,为什么不让诸葛亮随行,和他一道行动呢? 1、没得益州时不能丢荆州 荆州原本不是刘备的地盘,原来的荆州牧是刘表。曹操南征刘表,正赶上刘表死了,他的继任的儿子马上投降了曹操。这样一来,曹操马上把目标转移到刘备身上。刘备本来就是前来依附刘表的,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刘备根本就没有时间准备部署,只得仓促应战,结果是大败溃逃。无奈之下,诸葛亮提出要联合孙权共同抗曹,刘备同意后,随派诸葛亮到了东吴。赤壁之战,周瑜打败了曹操,再加上魏国军队染上了瘟疫,曹军只好退回到北方。在这种情况下,刘备不但占据了荆州的江北部分地区,还顺势收复了荆州江南的三郡——零陵、桂阳和长沙。 曹操赤壁失败是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十二月,刘璋邀刘备入川是在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上半年的事情,也就是说,这时候的荆州,刘备占据只有两年多一点时间。刘备虽然在当时的天下或者说在荆州地区有一点仁义之名,但他自己的施政方针究竟如何,老百姓尤其是荆州士族还要有所感受才行。也就是说,荆州的人民还需要刘备来安抚。西川要夺取,刘备又必须亲自去,不管是这种重要的战略行动还是刘璋的邀请,都必须是刘备自己去,而不能由他人代替。刘备一走,荆州就必须要有强有力的人镇守。否则,总不能在益州还没有到手的情况下,先丢了荆州吧!因此,刘备留下关羽镇守荆州,让诸葛亮协助他。 诸葛亮协助关羽镇守荆州,并不完全是军事方面的需要。在此之前,关羽有过独立带兵的经历,后来刘备调诸葛亮入川,也是留下关羽独立镇守荆州,留下诸葛亮,主要就是安抚荆州氏族。 诸葛亮是跟随叔叔来到南阳的。叔叔诸葛玄曾经被袁术推荐担任豫章太守,事不成,投奔刘表,为刘表所容留。这在当时那个社会来说,也可谓是官宦子弟。尤其是,诸葛亮的岳父是荆州名士黄承彦。有了这个身世背景,要安抚荆州士人,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诸葛亮。 2、庞统军事战役比诸葛亮强 荆州时期,诸葛亮的才能主要表现在战略和外交上。战略方面是“隆中对”提出的天下三分,外交上是提出联合孙权共同抗曹,并成功促成了孙、刘联盟。军事方面,在战役层面上,诸葛亮没有参与过实战,也没有提出过具体的计策,当然,也许是刘备处于败退之中,用诸葛亮的话说是正值“倾覆”,他没有机会表现。 当然,庞统也没有具体的表现,但是不是刘备在日常谈话中,会觉得庞统有这方面的才能呢?《三国志》注引《九州春秋》有一段话,庞统对刘备说:“荆州经过战争已经是非常荒凉残破了,人力物力已经枯竭。荆州东有孙吴,北有曹操,想在此立足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个局面很难实现。现如今益州国富民强,拥有百万人口,四个方面的兵马,从哪里出战都具备条件,财宝货物充足,不用从外部寻求,现在可以权借这个地方以成就大事。”这段话和诸葛亮对益州的描述有些微的差别,诸葛亮说的都是大事,而庞统说的都是具体事。是不是在刘备认为,庞统在具体行动方面,可能要比诸葛亮掌握的更详细一些? 3、已经在为建国做准备 当然,作为刘备来说,他可能考虑的更长远一些,那就是为将来的建国做准备。收取荆州江南三郡以后,刘备“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在这句话当中,初看起来,诸葛亮的职务并不高,“军师中郎将”不如郡太守那般有地盘有实权,督收赋税,也不是随军军师那般晃人眼球,但刘备的这番安排却是有其深意。 临阵打仗,两军拼的是搏杀能力,相持下去,拼的却是保障能力。在刘邦集团当中,萧何早期的资历、地位和威望没有人能比,但在楚汉之争时,刘邦却把他放在汉中大后方。刘邦彭城溃败,荥阳潜逃,所以还能够抵御着项羽的强大攻势,关键在于后方有萧何这个强大的后盾。刘邦没粮了,萧何送来了粮,刘邦兵少了,萧何送来了兵,所以,刘邦有本钱在鸿沟和项羽硬气。在楚汉之争中,刘邦和萧何两人“分工”很明确,刘邦在前线和项羽作战,萧何在后边替刘邦治理国家。 刘备这时候虽然还谈不上具备了建国的条件,但刘备进西川,就是冲着建立自己的国家去的。刘备是当时比较突出的政治家,这种远见在他来说算不得什么。所以说,这“督调赋税”一事,看似简单,却是一个丞相所干的事情。换句话说,刘备已经有意在把诸葛亮往萧何角色上推,这当然也就不能让他跟随向西川去了。 刘备在荆州之前也当过徐州和豫州刺史,手下也有过一批忠心耿耿的人,这些人比较突出的是关羽和张飞。不过,这两个人的强项在于军事上的攻城掠地,缺陷为不是治国的人才。糜竺、孙乾、简雍这些人,才能一般,很难胜任丞相职务。更重要的一点,这些人年龄都和刘备差不多,刘备考虑未来“国事”,不会考虑上述人员。在这些人之外,刘备如果取得西川,所倚重的人只能是荆州集团的人。荆州集团代表人物突出的是诸葛亮和庞统,而诸葛亮更为刘备所重,《三国志·庞统传》说刘备待庞统“亲待亚于诸葛亮”就是证明。 刘备入川为什么不让诸葛亮随行?看完以上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刘备没有让诸葛亮跟随入川,是一种重视和重用,不是其他。

第一名:魏征(唐朝) 魏征,被唐太宗李世民尊为雕琢“美玉”的良工、矫正己过的“人镜”,故始有“帝王人镜”一说,意思是魏征是皇帝李世民的一面镜子。李世民的原文为“夫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徵殁,吾失一镜矣!”而世人则把魏征誉为“一代名相”和“千秋金鉴”。从贞观年间魏征的进谏活动和主要表现看,魏征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负盛名的杰出的谏官代表,忠心辅国,犯颜直谏,获此殊荣,名实相符,当之无愧。 第二名:张居正(明朝) 张居正是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注意没有“之一”)张居正的政治成就在明朝300年里是最杰出的。不过张居正不是很“正”打击异己,任用亲信,贪污受贿。相传还与太后有染。但是他不是巨贪。比起和珅他不算贪。他生活腐化,坐32人抬的大轿。各地地方大员都要跪在路旁迎接。但他的确很有才能。为国家做了很多大事。可以说鞠躬尽瘁,最后累死宰相任上。张居正的变法在其再为的10年里进行的很好。死后,小皇帝废除大半,但有很多措施也保留了下来。 第三名:文天祥(南宋) 文天祥,世间奇男子,堂堂伟丈夫。国乱岁凶,文相公毅然毁家纾难,募兵勤王,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拯救这个已经奄奄一息的国家。谈判被扣留,押解北上,竭尽全力逃走奔赴流亡小朝廷。此时连最傻的白痴都能知道,小朝廷已经无力回天。但是他依旧没有放弃,督军江西,终因寡不敌众被擒。对于文天祥,忽必烈有意延揽,甚至开出为相的高价,也体现了难得的耐心,三年多的时间各种招降手段,宰相,同殿旧臣,已经投降的南宋小皇帝,甚至忽必烈本人亲自出马;用文天祥妻子,女儿来威胁,文丞相始终没有屈服。 第四名:包拯(北宋) 包拯,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包拯之名,成为清廉的象征。“龙图包公,生平若何?肺肝冰雪,胸次山河。报国尽忠,临政无阿。杲杲清名,万古不磨。”这世代流传的诗句表达了人民对包拯的赞美。千百年来,包拯作为不朽的清官形象,早已越过时空,为前人和今人,为黄皮肤“龙的传人”和其他肤色热爱中国、崇尚清廉的外国人所敬重。 第五名:房玄龄(唐朝) 房玄龄,在李世民秦王府中十多年,一直掌管军谋大事,而且于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全,不用草稿。”后来太子李建成斥逐秦王府宫属,房玄龄与杜如晦一并被驱斥于外任。“玄武门之变”前夕,李世民密召二人化装成道士入阁秘计,最终赞画计成。贞观元年,官拜中书令。论功行赏,太宗以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候君集五人功为一等,进爵邢国公。 第六名:杜如晦(唐朝) 杜如晦,字克明,为隋唐时期李世民帐下重要参谋,李世民征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杜如晦为其筹谋划策,运筹帷幄,深为时人所敬服。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积怨颇深,杜如晦与房玄龄一起为李世民出谋划策,参与策划玄武门事变,事成之后二人功居首位。李世民承帝位后,杜如晦与房玄龄为左右宰相,为唐选拔人才,制定法度等。 第七名:司马光(北宋)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第八名:寇准(北宋) 寇准,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大名府成安县。累迁殿中丞、通判郓州。召试学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天禧元年,改山南东道节度使,再起为相(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景灵宫使)。皇佑四年,诏翰林学士孙抃撰神道碑,帝为篆其首曰“旌忠”。寇准善诗能文,七绝尤有韵味,今传《寇忠愍诗集》三卷。 第九名:霍光(西汉) 霍光,西汉权臣、政治家,麒麟阁十一功臣之首,大司马霍去病异母弟,汉昭帝皇后上官氏外祖父,汉宣帝皇后霍成君之父。霍光当初是个很低调的人,历仕武帝昭帝宣帝三朝,为刘家的天下延续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霍光牛逼的时候,不仅政由己出,而且一度掌控者太子的废立。正因为如此,皇帝对霍光给与了丰厚的回报,不仅让他位极人臣,而且沾亲带故的人都享受着丰厚的待遇。霍光病逝时,皇帝和皇后一同去吊唁,并把葬礼安排得相当隆重。 第十名:诸葛亮(三国 )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散文家、书法家、发明家。幼年丧父母,随叔父生活。建安十二年(公元二〇七年)被刘备三顾茅芦的诚意感动,出任刘备军师,并帮助刘备占领荆州、益州、汉中,是赤壁大战的主要指挥者之一。刘备在成都称帝后任他为丞相,刘禅继位后封为武乡侯,任益州牧,领军平定南蛮,七擒孟获,并北伐曹操,一生打了无数胜仗。制造“连弩”武器,以及能在山地运输粮草的 “木牛流马”。刘禅追谥其为忠武侯,故后世常以武侯、诸葛武侯尊称诸葛亮。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

明清鼎革以后,满汉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经历了一个从剧烈冲突到长期磨合,进而逐渐融合的过程。最显而易见的表现,就是头发和服饰的改变。 清朝自建立之日起,一道剃发令改变了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全体男性的传统发式。将原来明朝时的蓄全发束于头顶并挽髻的发式,一夜间改为剃发梳辫下垂的发式。由此展开了清代特有的激烈、残酷、持久的民族征服与反征服,暴力强权与文明进步的抗争,构成了清代有别于汉族统治朝代的社会内容。然而,有清一代男子的发式并不像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是、的那样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数次演变。 其实很早就发现了这个有趣的问题,很久以前,在看到故宫现存的清朝皇帝画像之后,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雍正以前的清朝皇帝,从画像中可以清楚的看出,他们的两鬓都有鬓角,也就是说,他们的两鬓其实是有头发的,那不是就和清初金钱鼠尾的发制反其道而行么?甚是奇怪。 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抗争与镇压过程中,社会大众普遍求治的要求开始显现出来,人们希望能尽快结束明末以来长期的社会动荡,恢复安定的社会环境,以便老百姓能安居乐业。于是,妥协最终出现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所谓“十从十不从”。 “十从不不从”,主要指的是在服饰更改的过程中,准许有一些变通,以利于清朝的统治迅速建立。据说这个十从十不从,是由降清的明臣金之俊与入关时掌握清朝实际权力的多尔衮共同确定的,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补篇》载:“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阳从阴不从,官从隶不从,老从少不从,儒从而释道不从,娼从而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役税从而语言文字不从。”就服饰而言,男人须遵守新朝命令,而女人不一定要遵守;活着的时候要穿满式的服装,而死后入殓时也可以穿汉装;而老人、孩子、和尚道士都可以着明代服装等等。 金之俊是明末的一个侍郎,李自成进京时曾降大顺,农民军曾对他进行“拷掠”,即强令他给农民军出粮饷,后来清军来了,他又率先降了清。与孙之獬的故事类似,金之俊是不是向多尔衮提出了这个“十从十不从”的建议,官书和正史都没有记载,文人笔记和野史却言之凿凿。从有清一代的史实来看,对男人的服装发式,是有严格要求的,而对女姓,的确是没有规定的,孩子小时穿前明的服式,也是常见的,老人死后,以明代服饰入殓,在一些地区也成为习惯,寺庙中的和尚、道士也都保留了原来的服装。徐珂《清稗类钞·服饰类》:“国初,人民相传,有生降死不降,老降少不降,男降女不降,妓降优不降之说。 故生必时服,死虽古服不禁;成童以上皆时服,而幼孩古服亦无禁;男子从时服,女子犹袭明服。盖自顺治以至宣统,皆然也。”事实上,在民族征服的过程中,以武力为后盾的剃发易服,只扫清了表面的东西,汉民族文化心理上深层的、隐蔽的内容是无法短时期全部改变的。而清统治稳定以后,民族关系渐趋缓和,人民间的交往得以发展,民族融合渐成趋势,服饰文化中“互融”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 汉族人民对于满族服饰的认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清初曾任四川巡抚的韩世琦,原来是汉族,幼年被清军掳至关外,后入八旗汉军籍。入关后,韩渐至显贵,他的母亲和弟弟仍在家乡,但韩母一生没有到过韩世琦的衙署,原因说起来也简单,“以满汉衣服不便也”!对此,清初人评价说,“母亦贤矣”。(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中华书局,1957年7月版,第35页)韩的母亲因为穿着汉族服装而不愿去见穿着满人服装、已为封疆大吏的儿子,显示出清初汉族对满族服装的不适应,而清初汉族文人对此的评价也体现了一种民族心理。 但是,随着社会的逐渐安定,民族之间关系也渐趋缓和,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中,人们的服食习俗开始互相影响。旗籍人口中,陆续出现了改紧身衣为宽袍大袖,学习汉装的情形,清中期后,旗人妇女中甚至也出现了缠足现象,此种情形一再遭到清朝统治者的申斥。在汉族中,习用满人服饰渐成一种习惯,一般小康人家,往往在服饰上向富贵者学习,而清代上层社会的品官、命妇多为旗装,如此,人们在意识深处渐渐接受了满族式的服装发式。以发式来讲,辛亥革命后剪辨子,不仅清朝的遗老们难以接受,就是普通百姓也觉得辨子是中国人的脸面,岂能一剪了之。剪掉清初满族统治者强加给汉族人的辨子反而成了一种革命,要知道,革命是要经历一场痛苦的变革的。 在“男从女不从”的规矩下,男人的发式彻底改变了,而妇女缠了近千年的小脚却得以保留,甚至成为旗下妇女的模仿的对象。另方面,以旗下女装为基础改进的“旗袍”却渐渐成为流行的服装。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汉族妇女不着满装,并未受到清王朝的注意。至于清中期以后,有汉族妇女学着穿满族服装,则与少数旗下妇女学着缠足一样,是民族关系发展与民族融合的表现,也是妇女这一时尚人群在推动习俗变迁中影响的表现。晚清以降,妇女着旗袍成为一种时尚,后来更是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代表性服装,是民族间文化整合的一个典型事例。 清廷入关,在流血的冲突与社会动荡中,汉族男人的头剃了,可女子的小脚却得以保留。史实上,清廷入关伊始,即有禁止妇女缠足之令,此事也曾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 入关之前,后金及清政权对此即有关注。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1638年)七月,皇太极就曾下令:“有效他国裹足者,重治其罪。”这时,距离清廷入关,尚有六年之远。自兹以降,清王朝对于旗内妇女缠足问题始终秉承这种态度。究其内心深处的起因而言,主要还是惧怕旗人沾染汉族习俗。而对于汉族女子缠足之俗,清王朝最初的态度与剃头一样,意欲严行禁止。 查阅有关文字记载,禁止汉族妇女缠足之令,似乎是从禁止宫廷中选入汉女开始的。九钟山人“清宫词”注释中说:“顺治元年,孝庄皇后有谕,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此旨旧悬于神武门内。”孝庄太后的谕令,指向很明确,不允许将缠足的妇女选入宫廷,其出发点当然还是防止满洲人沾染汉人习俗,尤其注重在宫廷禁地中对此事的防范。无名氏:《孑遗余录》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入关初,有位叫德海的旗人,娶了一位汉族女子,引给摄政王多尔衮看,一见之下,多尔衮觉得这女子“姿容殊绝”,但一看到她缠过的小脚,他不禁皱起了眉头:“怎么找了这么个怪物,快快遣去”。 德海不得已,只好与这女子分离。传说满人一入关,见汉人女子弓足,“不觉大笑”,随后就草拟了禁令。多尔衮曾将禁令稿拿给降臣洪承畴看,洪看后说,“中土女子,以深锁闺中为美德。弓足即表示此俗,当以仍旧为宜。”禁止缠足的命令就这么不了了之。这当然是野史的传说,但以见于记载的资料来年,顺治初年还是颁布了禁止妇女缠足的谕令,如清·钱泳《履园丛话·杂忆》卷23中就有“顺治二年禁裹足”的说法;清·福格《听雨丛谈》卷7:也说“嗣又定顺治二年以后所生女子禁裹足”。 然而,要全面禁止汉族民间妇女的缠足,却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因为男子多从事社会活动,剃头与否很容易发现,而妇女多处深闺之中,禁其裹足,难度更大,诚如后来嘉庆帝论及缠足一事时所说的“妇女等深居闰阃。其服饰自难查察”。而且事涉一般汉人心理因素,不仅会易引起普通百姓的反抗,也会引起汉族士大夫的反感。因此,在顺治初年整个社会仍处于动荡之中的情况下,此项禁令难以贯彻执行。 康熙初,社会渐渐走向安定,禁止妇女缠足一事被再次提到日程上来,但却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王枕甫:《蚓庵琐语》回顾了当时的禁令:经议准:康熙“元年以后所生之女,禁止裹足。”不久,还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惩处办法:“元年之后所生之女,若有违法裹足者,其女之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徙;家长不行稽察,枷一个月,责四十板。该管督抚以下文职官员疏忽,失于觉察者,听吏兵二部议处”。规定可谓极严,惩处可谓极重。但要改变汉族人传承数百乃至千年的习俗,谈何容易。一般汉族官员士大夫,虽然对此心存不满,但也还是要做表面文章,尊奉朝廷的法令,传说有大臣上疏,第一句就是:“奏为臣妻先放大脚事”, 一时传者以为笑柄。但是在民间,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架诬讦告纷纷而起”,不免有人将康熙元年以前所生的女子诬告为元年以后所,“诬罔出首,牵连无辜”。此种情形,当然会引起社会动荡,影响清王朝对地方的统治。 康熙初年的禁缠足之令,实际推行的时间也很短。康熙三年开始严格推行,到七年就有都御史王煕、仪制员外郎王士禛等公开上疏,请求解除禁令,最后由礼部题请,以禁令导致民间扰攘纷乱,决定“相应免禁可也。”一场禁缠足的风波就此告一段落。有趣的是,解除禁令一事,当时上疏时,竟与恢复科举中考试“八股”文章相提并论,亦可见汉族士大夫对缠足问题的重视程度。 自此以后,有清一代未再对汉族妇女缠足一事发布任何强制命令,而只是禁止旗内人民效仿此俗。直到清末,提到此事时,清廷所采取的仍然是“温婉劝谕”的态度。《清实录》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二月,慈禧太后懿旨:“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搢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断不准官吏胥役,藉词禁令,扰累民间。”清末新政时期,光绪三十年(1904年)山东巡抚周馥再次提出禁止妇女缠足的办法,朝廷的回答仍然是:“至缠足陋俗,应随时劝导,毋庸特设科条。”可见清王朝对汉族女子缠足事的态度。 耐人寻味的是,在清代二百多年的民族交往中,不仅汉族的缠足习俗未禁止,就是旗人妇女中也渐渐出现的效仿缠足的情况,虽然自入关时起,清廷就开始反复强调旗人不得学习汉人缠足陋习。邱苇瑗《菽园赘谈》卷一载:乾隆时,朝廷即已发现有旗下女子效仿缠足的情况出现,乾隆帝“恶其变乱旧制,屡经降旨切责,不许旗人女子缠足,而汉人仍自若焉。”此后,嘉庆、道光帝都曾反复强调旗下妇女,尤其是汉军旗人,要严禁妇女缠足,并制定了相应的惩处制度。如道光十九年谕:“令八旗都统副都统等,严饬该管,按户晓谕,随时详查,如有衣袖宽大及如汉人缠足者,将家长指名参奏,照违制例治罪。” 当然,清初的禁缠足,完全是从民族统治的角度出发的,这与戊戌变法时期维新人士发动的放足运动是有根本区别的。另一方面,清廷严禁旗人缠足,亦在于防止满蒙及汉军旗人沾染汉俗,动摇其统治根基,亦与现代意义上的移风易俗无关。

历史上的马皇后不仅琴棋书画一窍不通,还是个大脚,“马大脚”已经是马皇后的代表,在我国旧社会历史讲究裹脚的年代,朱元璋为何喜欢马皇后?本文翻出了朱元璋与马皇后的故事,绝对让你觉得马皇后值得朱元璋真心对待! 明朝的第一个皇后,就是朱元璋的妻子——马皇后。马皇后死后陪葬在朱元璋的陵寝——孝陵,尊谥为“孝慈贞化哲惠仁徽成天毓圣至德高皇后”,是明代谥词最长的皇后,也是明代唯一能当得起这么长谥词的皇后。当然,在那些旧文人的眼里,虽然马皇后什么都好,却可惜天生大脚,这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元朝末年发生了白莲教大起义,马皇后的父亲为了躲避战乱,带着女儿去投靠在濠州起义的好友郭子兴。马父在死之前把女儿托付给郭子兴,郭子兴便把马小姐收为义女,视若己出,十分疼爱。而此时的朱元璋还只是郭子兴帐下的一名小卒。但朱元璋计谋多,有决断,作战勇敢,很快便升为亲兵九夫长。郭子兴也越来越倚重这个和尚出身的九夫长,什么事都和朱元璋商量,对他言听计从,为了笼络住朱元璋,他就把自己的义女马小姐嫁给朱元璋。这时朱元璋二十五岁,而马小姐二十岁。婚后两人夫妻恩爱,相敬如宾。马氏温柔贤慧,很受朱元璋的敬重。她知道朱元璋虽然胸怀大志,但和自己一样出身穷苦,识字不多,便时常规劝朱元璋征战之余,马皇后像多多读书。朱元璋很是听从马氏的劝告,很快就能读书断句,还能写诗。马氏自己也对读书识字十分用心,她在军中见有文书,就叫人教她认字。 朱元璋凭着自己的才能,慢慢成为郭子兴手下的干将。郭子兴的儿子对朱元璋十分妒忌、怨恨,时常在父亲面前进谗言,因此朱元璋和郭氏父子的关系都很紧张。马氏对这种情况很担忧,时常劝朱元璋对郭子兴更加恭敬一些,作战时如果有什么掳获,也都献给郭子兴和他宠爱的二夫人,马氏自己也经常把金银首饰送给二夫人,谎称是朱元璋让她孝敬二夫人的。有了马氏居中调解,才使朱元璋避免和郭子兴反目成仇,朱元璋才得以从容积蓄自己的力量。一次,朱元璋又惹郭子兴生气,被郭子兴幽禁了起来,还不许送茶饭进去。马氏便把热腾腾的炊饼揣在怀里,偷偷拿给朱元璋,自己的胸口却被烫得通红。 朱元璋四处征战,难得在家里好好吃一顿饭,马氏便总准备好一些干粮腌肉,想法子让丈夫能够吃饱。丈夫在前线征战,她便带着妇女在后方缝衣做鞋。如果前方打了胜仗,她便拿出自己家中的财物犒劳士兵,大家都称赞她贤惠。 红地牡丹加银锦朱元璋在南京即位,马氏也被册封为皇后。这时马皇后已经三十五岁,但朱元璋还是十分敬重她,马皇后也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每天马皇后都叫女官教自己读书,让自己知道历代有名妇女的事迹,以此来要求自己。马皇后虽然这时已经贵为一国之后,但还是坚持照料朱元璋的饮食起居,别人劝她不必如此操劳,但她说:“侍奉丈夫是我的分内事,不能推辞。”她自己的衣服破旧了,也舍不得换新的。朱元璋看到妻子这样贤惠,时常对群臣感慨说:“皇后和我同起布衣,历尽忧患。朕每每不能忘怀当年她不宋濂像顾灼伤皮肤,为朕送来热食。而当朕受到郭公的猜忌,几乎被置于死地时,皇后更是为朕多方设法周旋,救我出危难。如果没有皇后,我哪里会有今天?朕怎么敢因为现在富贵了而忘了以前贫贱时的妻子?”马皇后却说:“妾听说,夫妇相保易,而君臣相保难。陛下能够不忘怀妾,更希望陛下始终不忘群臣百姓。” 危难时,患难与共容易;而富贵时,君臣相保难。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朱元璋为了防止出现权臣干政的情况,数兴大狱,杀戮功臣。当时宋濂被牵连进宰相胡惟庸的谋反案。宋濂是明初的大学问家,编撰过《元史》,还做过太子的老师。虽然这时宋濂已经辞官回乡,但朱元璋并不准备放过他。太子听说皇上要杀自己的老师,急得跳了水,幸亏被侍卫救起来。马皇后听说了以后,暗自想好了办法。这天,朱元璋入宫用膳,发现一桌子全是素菜,问是什么缘故?马皇后说:“平常人家请个教书先生,始终是礼敬有加。宋老先生这些年来,教导诸位王子,十分辛苦。我们今天吃素为他祈福。”朱元璋一听,又是为宋濂求情,大怒,甩手而去,但因为马皇后的求情,他还是放过了宋濂,只是把他发配到茂州。 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脾气也慢慢变得越来越暴躁,动辄杀人,马皇后经常委婉开导。一次,朱元璋听说参军郭景祥的儿子不孝,竟然要杀自己的父亲。朱元璋十分生气,当下就要杀掉他。马皇后劝道:“郭景祥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如果杀了他,郭景祥就绝后,况且这件事不一定是真的。”一探查,果然是冤枉。又一次,一个宫女惹得朱元璋非常生气,便要亲自惩处这个宫女,马皇后也装作非常生气,马上把这个宫女交给宫正司议罪。朱元璋问:“这是为什么?”马皇后说:“你正在气头上,对这个宫女可能会惩罚过重,交给宫正司,他们会秉公处理的。” 民间还有一个传说,说的是“福”字倒贴也与马皇后有关。一次正逢元宵,朱元璋在应天府)即南京)的街上赏花灯,看见其中一幅画,画中一个妇人骑在马上,怀里抱着大西瓜,而且赤着大脚。朱元璋勃然大怒,认为这是用来讥讽马皇后出身寒微,没有裹脚。竟敢污辱母仪天下的马皇后,一定要严惩。于是朱元璋吩咐侍从走到挂着这副画的那条街,在各家各户的门上都贴上一个倒转的“福”字,作为标记,明天再一起算账。朱元璋回宫后,心里还是闷闷不乐,马皇后见他这样,便询问侍从,得知明天被倒贴上“福”字的人家便会受到惩罚,而且这大祸还是由她而引起的,十分着急。马皇后对朱元璋苦苦求情,但朱元璋怒气未消,她只好暗中再派侍从在全应天府各家各户的大门上依样贴上倒转的“福”字。第二天,朱元璋派侍从抓人时,被全城倒转的“福”字弄得糊涂了,不知该抓谁。朱元璋知道马皇后的苦心,再加上过了一夜,怒气也慢慢平息了,便不再追究此事。应天府的居民们看到自己之所以能平安无事,都是拜这个倒转的“福”字之福,自此之后,每逢过年时,便贴上一个倒转“福”字以祈求万事如意、阖家安康。 虽然这个传说难辨真假,但通过这个传说,我们可以知道马皇后仁德的形象深入民心。 马皇后就是这样兢兢业业地维持着宫廷里、君臣间、君民间的和睦,为朱元璋减少了很多的杀戮。后来马皇后病重,朱元璋对此寝食不安,到处求神拜佛,为皇后祈福,又征招天下名医为其诊治。马皇后对朱元璋说:“生死有命,祈福有什么用呢?而药也只能医治不死病,臣妾不行了,陛下千万不要因此加罪于为我诊治的御医。”到了弥留之际,朱元璋紧紧握着马皇后的手,恸哭不止。马皇后看着逐渐苍老的丈夫,想起以前陪伴他一起征战天下的岁月,最后对朱元璋说:“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是年马皇后五十一岁。失去马皇后的朱元璋,性格变得更加暴躁,马皇后临终所期待的君臣相安的局面并没有出现。明初功臣被朱元璋屠戮殆尽与马皇后过于早逝也有关系。

中华上下五千年,在这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发生了很多的憾事,如:赵高乱秦、曹操的赤壁之败、宋武帝北伐的虎头蛇尾等等,下面,小编为大家盘点了中国史上的十大憾事。一起来看看吧。 1、赵高乱秦 秦始皇暴死后,赵高威逼利诱李斯合谋篡改诏书,扶昏庸的胡亥作皇帝,赐太子扶苏死!扶苏死后,赢氏子孙不但尽数被诛,胡亥当了皇帝不但毫无建树,只知道享乐,朝廷大臣随意被杀,李斯也没能幸免,而且还实行更严酷的暴政,最后导致农民大起义。幕后主使赵高还嫌不够,最后还逼死了秦二世胡亥。也就三年时间,秦始皇苦心建立的强大的秦朝就这样被赵高搞的千疮百孔、奄奄一息了。如果公子扶苏不死,大秦帝国,该是怎样的一番景色? 2、曹操的赤壁之败 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曹操在这场战争中失败后再也没能卷土重来,从此势力仅限制于北方,此消彼长,刘备和孙权则因此胜牢牢地站稳了脚跟,试想一下如果曹操是赤壁之战的赢家,曹操父子尊重文化重视人才,绝不是司马昭父子可比的,赤壁若胜,则中国历史,又该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吧。 3、晋传痴君 晋武帝司马炎神武一生,对内却是个“妻管严”。司马炎长子早死,二儿子司马衷却是个痴呆的人。司马炎觉得司马衷没能力胜任一国之君,一直不想立司马衷为太子,而杨皇后却执意要“立长不立幼”。司马炎居然最终决定立司马衷为太子,司马衷也就是以后的晋惠帝。痴皇帝司马衷登基后,基本上是一废物,没过几天安生日子,司马衷背后宫廷实权派开始内斗,紧接着就是八王之乱。不但把一个统一的晋朝给毁了大半,而且后来闹出了五胡乱华的悲剧。 4、宋武帝北伐的虎头蛇尾 东晋100多年里进行过多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离胜利距离最近的一次,当属东晋末年刘裕领导的义熙北伐(公元416~418年)。宋辛弃疾的名句“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赞美的就是这次北伐。然而,和历次北伐一样,义熙北伐最终也草草收场,功败垂成。刘裕的缺点是野心太大。为了独掌大权,他铲除了与他一起起兵的刘毅和诸葛长民。另外,在北伐的过程中,刚刚收复长安就急于回国篡位,长安重地竟只派小儿子刘义真驻守。最终导致关中之地得而复失,尽入夏帝郝连勃勃之手,从此之后南朝再无攻入长安之举。这也令华夏族失去了一次大一统的机会。 5、杨广篡位 杨广是隋文帝的二儿子。隋文帝杨坚可是文治武功,不但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南北朝对立,北逐突厥,而且,把个大隋朝治理的井井有条,史称“开皇盛世”。可惜盛世没多久,杨广为了获得太子位,处心积虑,在杨素等人的协助下,杀了隋文帝,然后假传圣旨,赐太子杨勇死。杨广在弑父杀兄后,当了皇帝,现是征大批民工修建东都洛阳,然后为了游乐开凿大运河,而且三次发兵征讨高句丽。此人是活活把一个“开皇盛世”搞成了尸首遍地、穷人蜂拥的乱世。 6、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大家肯定都知道,可造成什么样的恶果呢?先是大大的打击了李唐朝廷的权威和力量,从此唐朝逐渐进入了“小朝廷,大藩镇”的时期,各地军阀势力开始抬头,致使民不聊生,发生民变;其次,在中原内乱时,吐蕃趁机攻占了安西度护府,唐朝的西域和河西的领土彻底丧失;西南的南诏趁机作大,形成独立王朝,要不是元朝攻占云南,我看云南会和越南一样独立于中央王朝。此时唐朝的领土只和秦朝时差不多了,“肥唐”从此变成了“瘦唐”。 7、柴荣猝死 周世宗柴荣乃五代后周太祖郭威的养子,是后周的第二个皇帝,他也是宋太祖赵匡胤的老上级。柴荣可是个雄才大略之人,在北汉和辽国的联军南侵的压力之下,力排众议,毅然挥军对杀,大破之。柴荣善于治军,命兵部撰集兵法,名《制旨兵法》(已失传),制订了消除割据、实现统一计划。攻取西歧一带,三征南唐。而后为把辽人驱逐出幽云十六州,开始挥军北上,进攻辽国,连克数城,辽人已经闻风丧胆,准备弃守幽云十六州了。可惜快打到幽州时,柴荣不幸病重,班师回朝,到东京后不久就归西了,而后才有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建立了个福而不强、受尽凌辱的“瘪宋”。 8、靖康之耻 宋朝的江山大部分毁在宋徽宗手里,一个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一百多万的人口,还有中国文化达到顶峰的繁荣就这样消逝了,成为一片废墟。那些传世的珍宝们,也因此被毁,举个例子,唐代的大画家吴道子的传世作品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只有民国时徐悲鸿先生收藏的一副《八十一神仙卷》被认为是吴道子的真迹,但还没有最后的定论。这些无价之宝在遭遇“靖康之耻”被金兵掠到北国后就再也没能回来。中华文明就此损失了一大批无以伦比的珍贵宝藏。 9、崇祯中兴 明朝末年,朝廷腐败,民不聊生。崇祯登基后,开始进行各方面的治理,他力图挽回明朝衰败的局面,促使明朝中兴。先是铲除了魏忠贤阉党,为树立皇权打下了基础,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绩了。凭心而论,崇祯是一个比明朝任何皇帝都要对国事认真负责的统治者,但勤治天下的责任心并不能弥补他的缺乏经验、多疑和刚愎自用这些性格特点!而这些性格特点与1644年到来有着直接的联系,崇祯若真的多一些睿智和宽厚的话,明朝真有可能会中兴,而且最起码不至于亡国。在当时,明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明王朝守住了国土,那么自鸦片战争始,中华民族长达一百多年的屈辱史是否会改写? 10、慈禧受宠 咸丰皇帝。在位期间,正逢清朝乱世,国库空虚,危机四伏。咸丰皇帝有重整天下之心,却无回天之力,在1861年含恨而死。他割地赔款也就罢了,把位子留给自己的后继之君,也许后继之君会有更大的作为,可是他却留下个祸根,就是他宠幸的叶赫那拉·玉兰,此人就是以后慈禧。慈禧在咸丰死后在幕后操控朝政毫无建树,而且慈禧是安逸享乐之辈,知道用钱盖戏园子、搞寿辰,但是不知道变法革新,增加军备,致使满清甲午战争战败,而后被八国联军入侵,不但再次割地赔款,而且国格丧尽。 以上就是中国史上的十大憾事,如果赵高不乱秦,公子扶苏不死,大秦帝国又是怎样的呢?如果曹操在赤壁之战中没有失败,中国历史又该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吧。

汉武帝刘彻七岁时被册立为太子,十六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建立了西汉王朝最强盛最辉煌的时期。古代史料《谥法》说“威强睿德曰武”,就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叫武。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大汉天子却是一个在五个女人争斗夹缝中登上大位的皇帝。有关史料上所说的“太子生母栗姬因嫉妒错过好局,长公主与王美人连手废荣立彘。”就是说的这件事情。汉景帝元年,即公元前156年,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降生人间,被取名为刘彘,后改名刘彻。当时围绕在刘彻周围有五个女人,这五个女人虽然身份不同,地位不等,但是她们却都是大汉王朝后宫中既能呼风唤雨,也可点石成金的漂亮美女。她们把大汉王朝搅弄得昏天黑地,腥风血雨,但是随着薄皇后和太子刘荣的被废,以及窦太后力挺梁王继位的失败,这个毫不起眼的“彻儿”,后来竟成为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一代君王汉武帝。 在这场争夺皇位的连环大戏中,这五个女人第一个登台出场的女人是薄皇后。薄皇后,汉景帝刘启的第一个皇后。汉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他的祖母就给他指定了这门亲事,因而薄氏也就成为了太子妃。而这个太子妃在汉景帝即位以后,自然也就成了薄皇后。然而薄氏虽贵为皇后,却一生始终没有怀孕生子。这在“母以子贵”的帝王之家是一个致命硬伤!汉景帝有十四个儿子,分别出自六个妃嫔,唯独这个正宫皇后没有子此,不知道是当时的天意使然,还是薄皇后的命运不济?于是,大汉王朝因为薄皇后的无子继位而引发了一场宫闱的争斗,更是一场后刘启时代的皇位角逐。 正因为“皇后无子”,也就是汉景帝没有嫡子,他的十四个儿子都有了被立为太子的可能。这样,刘彻也就突破了“立嫡”第一关。虽然如此,但是还有难以逾越的第二关,也就是“立长”关。排行第十的刘彻距离太子之位依然遥遥无期。这时,刘彻生命中第二个重要的女人出现了。这个女人就是汉宫美人王娡。 王娡,汉武帝的生身母亲。但她早年由母亲臧儿做主,嫁入金王孙家,生下一个女儿。女儿嫁了金龟婿,臧儿本已志得意满。算命先生突然向臧儿泄露天机:你的两个女儿将来都能大福大贵。王娡已经嫁得很不错了啊!但是,臧儿不满足,于是再次决定,把王娡从金王孙家里夺回来,重新嫁入了帝王家!不久,王娡和妹妹王儿姁先后被臧儿送入大汉的宫中。没想到这个被送到太子宫中的王娡,竟然一口气生了一个皇子,三个公主,一龙三凤。而她妹妹王儿姁更了不得,接连生了四个皇子。 汉景帝四年,即公元前153年,四岁的刘彻被立为胶东王。同年,汉景帝又封他的长子,也就是栗姬的大儿子刘荣做了皇太子。王娡抛夫弃女,投身大汉后宫,生了龙子,封地封王,首战告捷。但是,她的野心并没有到此终止,毕竟胶东王距离皇太子之位相差甚远,王娡不会就此偃旗息鼓。 第三个影响少年刘彻命运的女人是长公主刘嫖。长公主也称馆陶公主、窦太主,她是窦太后的第一个女儿。长公主的女儿陈阿娇,就是那个名传千古的“金屋藏娇”的阿娇。长公主的眼光相当高,正所谓“嫁人不要嫁别人,一定要嫁皇帝接班人”。只有当朝太子才配得上她家的金枝玉叶。 刘嫖下手很快,即刻向新立的太子刘荣抛去橄榄枝。但是,刘嫖觉得十拿九稳的这门亲事立即就告吹了,原因是被太子刘荣的母亲栗姬拒绝了。就再刘嫖碰了一鼻子灰的节骨眼上,皇十子刘彻的母亲王娡王美人来到了她的面前。于是长公主刘嫖和王美人王娡一拍即合,当即定下了攻守同盟,意欲联手独霸后宫。其实,这个攻守同盟并不复杂,就是将长公主的女儿阿娇嫁与王美人的儿子刘彻,再拥立刘彻为太子。长公主刘嫖为了让女儿能当上大汉的皇后,她一心要成为废立太子的操盘手。 长公主刘嫖和王美人王娡联手首先要对付的,就是影响刘彻命运的第四个女人栗姬,栗姬是汉景帝长子刘荣的生身母亲,为汉景帝一共生了三个儿子。汉景帝四年,即公元前153年,栗姬的大儿子刘荣被册封为太子,但栗姬却意外地没有被封后,心中对此十分不满。就在此时,长公主刘嫖前来向她提亲,然而却遭到栗姬不计后果地就断然拒绝了。栗姬的断然拒绝,不仅得罪了大汉的长公主,同时也使刘荣的太子宝座失去了有力的支撑,这是栗姬所始料不及的。 于是,这位大汉的长公主便开始“倒栗挺王,废荣立彻”全面操盘。她的第一步,就是利用自己与汉景帝的姐弟关系,攻讦栗姬。长公主对景帝说,栗姬派她的侍者在长公主背后诅咒和唾骂她。汉景帝的城府极深,当时并未发作,但他对栗姬的好感指数从此一路暴跌。刘荣当上太子还不到一年,栗姬失宠,刘荣被废为临江王。 影响刘彻命运的第五个女人便是当时左右大汉朝政的窦太后。窦太后,名漪,出身贫寒,她的父亲为了逃避秦乱,隐居于观津津有味钓鱼,却不幸堕河而死,遗下三个孤儿,汉初,朝廷到清河召募宫女,窦氏年幼应召入宫,公元前195年,高祖刘邦驾崩,皇后吕雉以皇太后的操纵国政。当时,窦氏年轻貌美,虽居皇宫却未得高祖临幸,但依然妩媚动人,而且聪明伶俐有余。吕后挑选一些宫女出宫赏赐给诸侯王,每个王五名,窦氏也在选中之列。 窦氏因家在清河,离赵国近,希望能到赵国去。她向主持派遣宫女的宦官请求,一定要把她的名字放到去赵国的花名册里。这个宦官在分派宫女时却把这件事忘了,把她的名字误放到去代国的花名册里了。就这样她去了代国。虽然这不是她的心愿,但到了代国,代王刘桓却非常喜欢她,先与她生了个女儿刘嫖,后又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刘启和次子刘武。 代王原来的王后生了四个儿子后不久去世。等到代王成为汉文帝后,原王后生的四个儿子也相继病死。这样,文帝即位不久,于前元元年,即公元前180年的春天册封窦氏为皇后,长子刘启立为太子,刘嫖封为馆陶长公主,幼子刘武先封为代王,后封为梁孝王。文帝去世后,景帝刘启即位。这时已经双目失明的窦皇后成了皇太后。窦太后溺爱幼子刘武,赏赐不可胜数,恨不得让他登上皇位。景帝对这个同胞手足也感情至深,不仅同辇进出,而且想传位于他。 初元三年,即公元前154年,当时还未立天子,在一次家宴上,景帝曾从容对刘武说:“我千秋万岁后,把皇位传给你。”刘武口上辞谢,内心却很欢喜。窦太后听了也极高兴。皇太后又提出想以武为嗣,征求大臣意见。大臣们都反对,刘武继位之事失败。于是,她就转而支持刘彻登上了太子之位。其实,中国帝王史上,“太后现象”不容小视。所以,做了皇太后的窦氏,在皇帝的继承权上,是很有发言权的,而与王美人一条心的长公主正是窦太后的亲生女儿。而刘彻不仅是自己的的孙子,也是自己的外孙。

张幼仪(1900——1988),名嘉玢。1900年出生原籍江苏宝山,比志摩小4岁,世居真如,后移嘉定。祖父为清朝知县,父亲张润之,名祖泽,是当时上海宝山县巨富。张祖泽有八子四女,张幼仪排行第八,为其次女。她的二哥张君劢(音迈),是中国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和哲学家,民社党创立者。张幼仪15岁时奉父母之命曾嫁给徐志摩。 1、名门望族之女 张幼仪生于1900年,她的家庭是上海宝山的一个大户人家。在张幼仪14岁那年,张嘉璈奉命视察杭州一中,看到了徐志摩的考卷,颇为赞赏,主动向徐家求亲,当然这里也有经济政治联姻的意思,当时徐家以二妹相许。张幼仪比徐志摩小4岁。徐家当时已是江南富商,家中开办有灯泡厂、蚕丝厂、布厂、徐裕丰酱园、裕通钱庄等,和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张家联姻,对徐志摩父亲来说,是求之不得,他一口答应,并送了聘礼。 2、聚少离多的婚后生活 1915年10月,张幼仪和徐志摩结婚,徐志摩并不喜欢她。婚后,他们之间没有什么话说,张幼仪个性沉默坚毅,帮助公公理财,甚为得力,但这些老人眼中的优点,在活泼飘逸、热情奔放的诗人眼里,就是呆板无趣、僵硬乏味。 1916年秋,徐志摩离沪北上,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预科攻读法科。翌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徐志摩也随着转入北大就读。由妻兄张君劢介绍,徐志摩拜梁启超为老师,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礼。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从上海启程赴美国留学。1920年9月,他由美国来到英国留学。婚后4年,两人在一起的日子只有4个月。张幼仪足不出户,总是长时间跟着婆婆坐在院子里缝缝补补。婚后她也曾写信给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希望能完成中断的学业,但料理家务、养育孩子、照顾公婆这些事情,使得读书的愿望成为泡影。1920年初秋,徐志摩在伦敦见到17岁的林徽因,一见钟情,陷入单相思。是年冬,林去苏格兰上学,不久后随父回国。 3、团聚后的别离 1920年底,张幼仪出国与丈夫团聚,先到马赛再到伦敦。据说张幼仪出国与徐志摩相聚,是公公婆婆安排的,为的是让徐志摩知道要对家负起责任。 见面后,徐志摩第一件事便是带她去买新衣服和皮鞋,因为他认为她从国内穿来的经过精挑细选的中式服装太土了,会让他在朋友面前丢脸。就这样,心存无限希冀满心欢喜的张幼仪,便被丈夫无声的行为深深刺伤。随后两人拍了唯一的合影,给徐志摩父母寄去。到英国伦敦郊区沙士顿小镇安顿下来后,他们的关系并无改善。这时,张幼仪又有了身孕,徐志摩要求她打胎,并提出离婚。此时,徐志摩正疯狂追求林徽因。在张幼仪的眼光里,离婚就是被“休”,她坚决不同意,认为自己没有犯“七出”的任何一条。两人可能发生过争吵,徐志摩一走了之,不知去向。一筹莫展的张幼仪只能哭着写信向在巴黎的二哥张君劢求救。她撑着沉重的身子一个人从英国到巴黎。在巴黎待了一阵子后,她又随二哥到了德国。 1922年在柏林,张幼仪生下了次子彼得,当她从医院回家后,一直杳无音信的徐志摩露面了,来找她签离婚协议——其时林徽因已经回国,他急着回国追求她。张幼仪签了字,这是中国历史上依据《民法》的第一桩西式文明离婚案。没有吵闹,没有纠缠。张幼仪是明智的。在徐志摩对她没有了爱情的时候,她选择了平静地离开。 4、支撑着活下去 无论是徐志摩还是张幼仪,在海外求学,一直都是靠徐志摩父亲的汇款。徐志摩和张幼仪协议离婚后,徐家仍视张幼仪为自家人,徐父每月都给张幼仪寄200美金。一战后德国马克贬值,一美元就能买很多食品,200美元能过上不错的日子。张幼仪雇了保姆,自己学习德文,并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 1926年,张幼仪回国。徐家二老将她收为干女儿,徐家将家产分成三份,儿子和陆小曼一份,孙子和张幼仪一份,老两口一份。 1927年张幼仪开始担任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云裳时装公司总经理。每天上午9点正,她到办公室,这种分秒不差的习惯是从德国学来的;下午5点,会有个教师到公司来,给她补习一个小时的国文;6点钟她再到云裳时装公司,打理财务。张幼仪似乎很有经商的头脑,她在股市里赚了不少钱,在自己的住房旁边给公婆盖了幢房子。 有种说法,张幼仪和徐志摩离婚后,通信不断,感情反而比结婚时好,并且不时接济徐志摩。1931年11月18日,徐志摩乘坐的飞机失事。张幼仪送挽联: 万里快鹏飞,独憾翳云遂失路;一朝惊鹤化,我怜弱息去招魂。不惯抒情的张幼仪,真情偶尔流露,令人动容。她一诺千金,尽心服侍徐志摩的双亲,为其养老送终;精心抚育儿子,终使其成才。 5、余情渺渺 1953年,张幼仪在香港与邻居、中医苏纪之结婚。1967年,张幼仪67岁的时候曾和苏医生一起,到英国康桥、德国柏林故地重游。她站在当年和徐志摩居住过的小屋外,没办法相信自己曾那么年轻过。1968年初,张幼仪亲赴台湾,找到梁实秋、蒋复璁——梁实秋是赏识徐志摩的文友,蒋复璁是徐志摩的表弟。她说,希望你们两个出面,给徐志摩编一套全集,资金由我来出……1969年由蒋复璁和梁实秋主编、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徐志摩全集》,其中,第1辑为纪念文章与年谱,第6辑为遗文,其余4辑均系影印徐志摩著作的单行本。了却了张幼仪的心愿。 夕阳西沉,余晖脉脉,张幼仪以沉静的语气,向侄孙女张邦梅讲述业已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作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1988年1月21日,张幼仪病逝于美国纽约曼哈顿寓所。

孔子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的后代,是商朝的宗室。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为安抚商朝的贵族,封于亳,国号宋,即宋国,所以是殷商的贵族后裔。三监之乱后,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国,死后葬于宋国故地(今商丘市睢阳区),建有微子祠。 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 微仲去世后,子宋公稽继立;宋公稽去世后,子丁公申继立。宋丁公去世后,子湣公共继立。宋湣公去世后,弟炀公熙自立,太子弗父何不得立。于是弗父何之弟公子鲋祀杀炀公,欲立弗父何,弗父何拒之,于是公子鲋祀成为国君,是为宋厉公。弗父何成为正卿。 弗父何死,子宋父周立;宋父周死,世子胜继立,世子胜生正考父。正考父事宋国戴、武、宣三位国君,以恭敬著称,“一命而偻,二命而伛,三命俯“。正考父尝朝周,取回《商颂》,进行了一些整理补充了在宋国已经亡失的篇章。正考父死,子孔父嘉继立。孔父嘉事宋穆公。穆公临死前,不立己子公子冯,而立兄子公子与夷,以报兄长宣公让国之恩。去世前遗命孔父嘉辅佐与夷(宋殇公)。孔父嘉事殇公与夷,屡次对郑、卫等国作战,但多以失败告终,引起国人不满。孔父嘉有妻十分貌美,引起另一主政大夫华父督的垂涎。于是华父督借国人不满,发动兵变,杀掉了孔父嘉与宋殇公。孔父嘉之子木金父逃到鲁国,从此孔家成为鲁国人。 木金父生祈父睾夷,祈父生孔防叔,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是为孔子的父亲,是鲁国著名的武士。前563年晋国荀莹率十一国联军进攻小国逼阳(今山东枣庄市中区),逼阳诈降,联军入城后即降下城门准备袭击联军,而此时叔梁纥则进前托住城门,使联军安然退出逼阳。孟献子称赞他:“《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 孔子从小勤奋博学,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能,尤其对古代的礼仪很有研究,35岁时已是鲁国的礼仪专家。他把“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作为其一生的主要工作,立志吸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古代圣人的经验,创建一个理想的社会。在他看来,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个人修养的社会。然而,西周末年,整个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温文尔雅的周礼全然崩溃,原先维持社会政治的“礼乐”制度遭到肆意践踏。当时的鲁国,政权长期受控于大臣,而后来鲁昭公竟然被臣子赶到了齐国。孔子是鲁国的礼仪专家,作为周公的继承人,实在无法接受鲁国的这种政治格局。 为了看望被驱逐出境的鲁昭公,同时希望齐国能够给他提供一个施展抱负、实现其理想社会的机会,时年35岁的孔子决定出走齐国,开始他第一次的列国之游。齐景公对于他的到来,虽然非常高兴,还曾热情地询问孔子怎么构建政治理想、社会有序等问题,但由于朝中其他大臣的反对,加上自己目光短浅,最后对孔子采取了“敬而不用”的态度。 三年后,孔子带着无奈又回到了鲁国。然而,此时的鲁国政治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对此,目标远大、心怀安邦之志的孔子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他暂时打消了出仕的念头,以在家著书、教育的方式为实现政治理想培养人才,积蓄力量。此后的十几年里,鲁国多次发生大臣叛乱事件,这些叛臣也曾邀请孔子出仕,但均被他拒绝。 在孔子的心目中,凡是不符合周礼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去做的。后来,可能是鲁国臣子叛乱不断,以及当时社会风气日趋恶化,鲁国政府开始觉得孔子平常提倡的“忠恕”、“仁政”、“德治”等政见,也许对鲁国走出困境有所帮助。所以,孔子在51岁那年被委以中都(今山东省汶上县西)宰(县长)的官位,开始了“五十知天命”的仕途生涯。孔子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政绩卓著,使得中都大治,百姓安居乐业。各地纷纷效法他的治理办法。不久,他就被鲁国聘为大司寇,掌管全国的公安司法工作。在孔子任大司寇的两年里,采取礼治德化和政令刑罚兼重的方法,使得鲁国的刑事案件大幅度减少,社会风气大变,逐渐形成了一个民安政清的政治局面。 然而,上述政绩并没有帮助孔子大展宏图,由于孔子一心想用周礼治理国家,触犯了当时权贵的利益,所以反而摧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孔子为了彻底贯彻他的治国理念,向当时实际掌握鲁国政权的皇族“三桓”建议拆除都城,还权威于国君,不料却遭到三桓的猛烈攻击。此后,三桓就处处为难、排挤孔子。无奈之下,孔子只好在他55岁那年,再次离开鲁国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第二次列国之游。十多年中,孔子路经卫、曹、宋、郑、陈、楚,足迹几乎遍及中原各诸侯国,期间受尽了苦难、艰险与凌辱。而他所强调的“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也到处碰壁,君王们不是以沽博爱贤之名对其敬而不用,就是受臣子反对。而孔子也多次受到生命的威胁。例如在宋国,他受到实际掌握权力的大臣桓魋的诋毁,差点掉了脑袋。《论语》里有一句“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说的就是这段经历。 公元前484年,孔子的学生冉求帮助弱小的鲁国战胜了强大的吴国。因此,鲁国的君臣把在外流浪了14个年头的孔子请回了家乡。那一年孔子已68岁。这几年流离他乡的人生阅历,使孔子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加上鲁国的政治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于是,孔子本着“尽人事安天命”的态度,本着传承古代政治理想的使命和信念,决定在晚年专心于教授门徒、著书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