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治皇帝英年早逝背后的隐情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夜里子时，深宫传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年仅24岁的顺治皇帝在养心殿驾崩。就在顺治驾崩后的第三天，不满八岁的康熙登上了紫禁城金銮殿的宝座。皇宫中很快恢复了平静，但是让人们迷惑的是，24岁的顺治皇帝，一向身体强健，从未听说有什么疾病缠身，为什么会突然不治而亡？ 对于顺治皇帝的死亡，《清世祖实录》中的记载异常简短，“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为什么关乎生死的大事，以寥寥数字敷衍了事，甚至对死因只字未提？面随顺治死因存在的种种疑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档案研究专家李国荣决定，从尘封多年的历史档案中，解开这个困扰史学界多年的谜题。 作为记录顺治皇帝生平最权威的档案——《清世祖实录》中有一段关于顺治死前的最后记录。顺治患病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到初六顺治已经是病入膏肓。《清世祖实录》中用了200多字记载了顺治死前的活动，而描述他的死亡却仅有11个字，时间，地点，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的线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不仅如此，清朝皇室家谱《玉牒》中也仅仅只是记录了顺治驾崩的时间，对于顺治皇帝的死因依然是避而不谈。 同样让人费解的，是顺治临死之前留下的遗诏。因为在整篇遗诏中，顺治开列了多达十四条的朕之最。为什么顺治会对自己平生所为如此内疚自责？这样的自责似乎很不符合一代天子离开人世时最后的心情。 相传，顺治皇帝迷恋上了一位江南名妓董小宛，而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对此极为不满，设计害死了董小宛。然而就在董鄂妃死后刚过百天，宫中传出顺治驾崩的消息。短短一百天里，贵妃去世，天子驾崩，为什么这一切如此巧合？ 当时一位很有名气的诗人吴梅村，写下了一首《清凉山赞佛诗》。诗中写道：“陛下寿万年，妾命如尘埃。愿共南山椁，长奉西宫杯。”当时顺治皇帝与董小宛的故事传得沸沸扬扬，人们不免猜想，吴梅村在诗中所写的陛下，不会就是顺治皇帝。此外，诗中还写道：“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千里草——草下千里重叠，这分明是个董字。于是，人们更加确信诗中的妾，指的就是董小宛。而陛下，无疑就是深爱着董小宛的顺治皇帝。反复研读吴梅村的诗句，人们对其中的一句诗，百思不得其解：“八极何茫茫，日往清凉山。”据吴梅村笔记记载，诗中的清凉山，指的就是佛教圣地五台山，顺治生前从未到过五台山，为何诗中会说顺治“日往清凉山”？ 清宫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顺治皇帝14岁那年，在遵化打猎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在山洞内静修的法师。从这以后，顺治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顺治十四年，在太监的精心安排下，20岁的顺治在京师海会寺，同高僧憨璞聪见面。憨璞聪对佛法的阐释深深触动了顺治。从此，顺治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顺治崇佛已久，而且早有出家之意，董鄂妃死后，他曾经一度伤心欲绝，无心朝政，病逝于养心殿也许仅仅是个对外托词，顺治并没有死，而是遁入空门，削发为僧了。 据《起居注》记载，康熙即位后不久，孝庄皇太后曾多次带着他上五台山礼佛。此类活动本可以在北京举行，可他们偏偏不远千里来到五台山。如此看来，顺治在五台山出家修行，也许才是隐藏在礼佛背后的真相。 庚子之变的时候，慈禧太后西逃，当地要接待她，就从五台山借了一些用具。有人说那些用具跟宫廷用具相似，可能是顺治当年用过的。 如果将这些细节综合起来，关于顺治死亡之谜似乎可以还原成这样的一个过程：孝庄害死了董小宛，顺治心灰意冷之下，以病逝为托词，到五台山出家为僧。而孝庄唯恐此事为天下人所知，于是便假借顺治之名，伪造遗诏。遗诏中的种种自责，无疑也就是孝庄强加给顺治莫虚有的罪名。 对于这样的说法，李国荣却持有不同的意见。因为从顺治的感情基础和思维方式分析，遗诏中的自责并非不合情理。顺治入主中原以后，面对着一切都感到陌生。因此，他必须尽量的去熟悉与适应这一切，甚至背离他自身原有的一些传统习俗。这就使他陷入一种困惑与矛盾之中，在他内心深处常常有几分自责的成分。同时，顺治受到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影响，曾经一度笃信基督教，形成了感恩所得、自我忏悔的性格。在位期间，他屡次下诏白责，并要求各种文书不能称自己为“圣”。 在顺治朝的翰林院学士王熙的《自撰年谱》，李国荣找到了关于遗诏撰拟的记载，没有想到，在书中还意外的发现了关于顺治死因的线索。书中写道，在王熙应召进入养心殿以后，病榻上的顺治帝对他说，朕得了痘症，恐怕是好不了了。所谓的痘就是天花，顺治皇帝从患病到驾崩，只有五天的时间。他的病症与天花病极为相似。那么顺治皇帝会不会就是天花病死去的。 重新审视之后，顺治出家的说法又有疑点浮出水面。董小宛的丈夫——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中详细追忆了自己和董小宛的相识：己卯初夏，他和董小宛第一次见面。己卯——也就是明崇祯十二年，这一年董小宛16岁，而顺治才两岁。 董鄂妃并非董小宛，她也并非使孝庄设计害死的。事实上，董鄂妃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夭折，悲痛不已，因伤成疾而去世的。据僧人传记《续指月录》记载，爱妃辞世，顺治万念俱灰，决心遁入空门。顺治十七年十月，高僧茆溪森为顺治在万善殿举行了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然而之后的记载却将故事引向了出人意料的结局。顺治皇帝剃光了头发要出家了，这个消息激怒了孝庄，她火速叫人把茆溪森的师傅，玉林琇召回京城。玉林琇到北京后，听说弟子茆溪森为顺治剃发，当即叫人架起柴堆，要烧死茆溪森。顺治得知这件事情后，无奈之下只好决定蓄发留俗，不再出家。 从种种史料和迹象推断，顺治患天花而去世，这似乎是最接近真相的答案。但是令人费解的是顺治患病去世，应该属于正常死亡。然而清宫档案为什么对顺治的死因只字未提，讳莫如深，难道顺治死亡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中共“36位军事家”中：竟然有11位为革命壮烈牺牲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以来，涌现出多位文韬武略、运筹帷幄的统帅，更有许多身经百战、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然而，在众多将帅中，享有“军事家”称号的仅有36人。其中包括开国领导人5位：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李先念。 开国元帅10位：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开国大将10位：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庚、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以及建国前牺牲的11位革命先烈：叶挺、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左权、彭雪枫、罗炳辉、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 11位建国前牺牲的开国军事家中，叶挺是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和新四军首任军长。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黄公略是红军初创时期的军长(政委)，方志敏、刘志丹、罗炳辉为土地革命中后期的军团领导，左权、彭雪枫为八路军、新四军师以上高级将领。他们对于创建和领导人民革命武装、指挥军团和兵团作战功勋卓著。 1、叶挺(1896-1946) 广东惠阳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新四军领导人，杰出的军事家。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后赴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1925年9月回国，参与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第4军独立团，任团长。所部被称为“叶挺独立团”，又有“铁军”称号。 南昌起义时，他担任前敌总指挥。广州起义时，担任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新四军军长。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他坚贞不屈。在牢房中书写《囚歌》以明志：“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共中央营救，于1946年3月4日获释。4月8日，由重庆赴延安途中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时年50岁。 2、许继慎(1901-1931) 安徽省六安县人。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叶挺独立团第2营营长、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军长、第4军第11、第12师师长等职。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叛变后，曾以独立师师长的职位作诱饵，妄图策动许继慎叛党，被他断然拒绝。 曾率部取得双桥镇大捷，获鄂豫皖红军首次全歼国民党军1个师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此后，坚决反对张国焘提出的远离苏区，冒险进攻的错误军事行动方针。在遭非法逮捕后，始终坚持原则，对党赤胆忠心。1931年11月在“肃反”中被诬陷杀害于河南光山。1945年党的七大为其平反昭雪。逝世时，时年30岁。 3、蔡申熙（1906—1932) 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1924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营长、第20军团长、南昌起义第11军24师参谋长、广州起义广州市公安局局长、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15军军长、红10师师长、中共鄂豫皖军委副主席、红25军军长等职。 1932年7月率部在英山、麻埠地区与各路进犯敌军展开激战。10月9日在湖北黄安（今红安）河口镇战斗中，腹部中弹，躺在担架上坚持指挥战斗，直至壮烈牺牲。 4、段德昌（1904—1933） 湖南南县人，先后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和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此后任中共公安县委书记、鄂西共青团特委书记、鄂西游击总队参谋长、独立第1师师长、红6军副军长兼第1纵队司令、红2军团红6军军长、新6军军长、红3军第9师师长等职。 1931年4月，指挥部队连战连捷，取得三官殿、沙岗等战斗的胜利，被湘鄂西苏区军民誉为“常胜将军”。同年秋，在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下，红3军被迫离开洪湖苏区。他率9师担负阻击、断后等艰巨任务，转战3500余公里，于12月下旬到达湘鄂边。1933年5月牺牲。 5、曾中生（1900-1935） 湖南兴宁县人。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冬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参谋科科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武装工农部部长。 1930年9月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在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的危急时刻，他指挥反“围剿”斗争并取得了胜利。1931年2月，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挫败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 他率部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在七里坪战斗中负伤。1932年参加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在此期间，他虽处境艰难，仍致力于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注重军事理论研究，系统地总结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作战经验。1935年8月牺牲。 6、左权(1905—1942) 湖南醴陵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期、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先后任红新12军军长、红1军团参谋长与代理军团长、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兼第2纵队司令员等职。左权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八路军最高将领。毛泽东称左权为“我的湖南小老乡”。 抗战爆发后，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的他协助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指挥作战，粉碎日伪军多次“扫荡”，取得了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等诸多战役、战斗的胜利。1942年5月25日，左权在指挥部队掩护后方机关突围转移时，身上多处被日寇的炮弹弹片击中而壮烈牺牲，年仅37岁。周恩来称他是“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朱德赞誉他“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7、彭雪枫（1907—1944） 河南省镇平县人，先后任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纵队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江西军区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政治委员和中革军委第1局局长等职。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军委第1野战纵队1梯队队长、红3军团5师师长、陕甘支队第2纵队司令员、红1军团4师政治委员等职。 1944年8月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向河南敌后进军的指示，指挥所部进行西进战役。9月11日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指挥作战时牺牲，时年37岁。彭雪枫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杰出指挥员，军事家。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智勇双全，战功卓著，被毛泽东、朱德誉为“共产党人的好榜样”。 8、罗炳辉（1897—1946） 云南彝良人，1915年入滇军当兵，作战勇敢，从士兵升至营长，参加了讨袁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长、旅长、纵队长、军长等职，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连战连胜。在完成艰险任务中，智勇兼备，屡立战功，曾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任红9军团军团长。率部参加广昌保卫战，并护送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过闽江。1934年10月率部参加长征，途中屡担重任，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北上，表现出高超的指挥艺术。中央军委赞誉红9军团为“战略轻骑”。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虽身患重病，仍亲临前线部署作战。1946年6月21日在兰陵时突然病情恶化，不治逝世。 9、黄公略（1898—1931） 湖南湘乡人，毕业于黄埔军校高级班，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13师4团党代表、红5军第2纵队纵队长、湘鄂赣边境红军支队支队长、红5军副军长、红6军军长、红1军团第6军军长等职。在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中，坚决执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挥红3军英勇作战，屡建战功。 在龙冈战斗中击退国民党军第18师的连续进攻，在富田战斗中歼灭敌军第28师等部，在老营盘战斗中歼灭敌军第9师独立旅。1931年9月15日，率部参加方石岭追击战，歼敌第52师等部。在指挥部队转移途中，于吉安东固六渡坳遭敌机袭击，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3岁。毛泽东在其著名诗词《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写道：“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足见其对杰出的红军将领、军事家黄公略的信赖和倚重。 10、方志敏（1899—1935） 江西弋阳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1928年1月，参与领导弋横起义，创建赣东北苏区，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先后任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10军政治委员，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 1934年11月初，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奉命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在皖南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艰苦奋战两月余，终因寡不敌众，于1935年1月29日被俘。被俘时，国民党士兵搜遍他全身，除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没有一文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降，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著名文稿。1935年8月6日，在江西南昌英勇就义。 11、刘志丹（1903—1936） 陕西保安人，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先后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红26军42师师长与参谋长、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及前敌总指挥、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红28军军长、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 刘志丹经常教育部队顾全大局，绝对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调遣。周恩来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1936年3月，刘志丹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役，挺进晋西北。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1943年，刘志丹牺牲7周年时，毛泽东亲笔题词：“群众领袖，人民英雄”。
大唐猛将苏定方：一人竟然灭掉三国
大唐盛世，名将如云，要评选第一猛将，很多人有不同的选择，比如尉迟恭、秦叔宝、薛仁贵……但我今天要说的是另一个人，即苏定方。 熟悉《隋唐演义》的人，对“苏定方”这个名字肯定不陌生，不过可惜的是，这位猛将在演义中被丑化成了一个大反派，尤其是设计害死了大众偶像罗成，更让人切齿痛恨。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历史冤案。 历史上的苏定方，可是名副其实的名将、猛将，一生征战万里，东至朝鲜，西至乌兹别克斯坦，北到蒙古草原，南到青藏高原，当真是踏遍整个中国。更厉害的是，苏定方一生中曾灭掉三个国家。 1、东突厥。 在隋朝时，突厥汗国被分裂成东西两部分，继续对中原地区频频骚扰，于是李世民便于贞观四年（630年）任命李靖为行军大总管，征讨东突厥。李靖派苏定方率领一队骑兵为先锋，奇袭东突厥大营。 苏定方趁着大雾，潜行到东突厥颉利可汗的大营附近，发动猛攻，杀死了上百人，颉利可汗狼狈而逃。李靖得到消息后，又率大军赶到，斩首万余级，俘虏十余万，大获全胜。 颉利可汗逃走后，在灵州西北的苏尼失被唐军俘虏，至此，东突厥灭亡。 可以说，在灭亡东突厥的战役中，苏定方立下了头功。 2、西突厥 27年后，即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高宗任命苏定方为行军大总管，征讨西突厥。西突厥的实力比东突厥更强大，最强盛时，疆域囊括整个中亚地区。沙钵罗可汗闻讯后，率领十万大军前来应战。 唐军虽然人数不占优势，但胜在训练有素，而且苏定方又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名将，几个回合后，西突厥大军土崩瓦解，沙钵罗可汗只带着十几个人冲出了重围，逃到了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西北的苏咄城。 苏咄城的长官哪敢得罪强大的唐朝，就假意把沙钵罗可汗迎进了城中，将其拘捕，交给了唐军。西突厥也就此灭亡。 这次战役，唐军“收其人畜前后四十余万”，但苏定方又将这些俘虏全部放还，牲畜、财物也都物归原主，极大地感化了各个部落，一战而天下安。 还没等苏定方歇上几年，东边又传来了战火。大家都知道，朝鲜半岛在历史上分三个国家，即高句丽、百济、新罗。其中，高句丽最大，新罗最小。唐高宗时期，百济仗着高句丽撑腰，频频侵略新罗。新罗实力弱小，国王金春秋就把援手伸向了大唐。 唐高宗再次任命苏定方为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大军十万人，征讨百济。唐朝大军从今天的山东荣成出海，抵达朝鲜半岛，跟百济大军展开了激战。 3、征讨百济 百济虽然号称“举全国之兵”，但毕竟是个弹丸小国，一场战斗下来，被斩杀一万多人，百济国的国王扶余义慈带着家人仓皇北逃。但是国王的次子扶余泰还有点血性，不但没有逃，反而自立为百济国王，坚守都城，继续跟唐军作战。 百济虽然号称“举全国之兵”，但毕竟是个弹丸小国，不过，扶余泰的儿子扶余文思虽然年纪小，但看问题看得很清楚，就对父亲说：“唐军实力太强大，我们肯定守不住，一旦城破，就没好下场了；就算是打赢了，父亲您自立为王，等老国王和太子回来怎么办？我们还是没有好下场，不如我们也跑路吧！” 但扶余泰没有听他的。扶余文思也没再劝，自己就先跑了，一时，跟着他跑的人不计其数。看来能看清形势的人还是占大多数。 苏定方知道整个百济已人心惶惶，再无斗志，便乘胜追击，将新国王扶余泰和老国王扶余义慈全都抓了起来。百济国灭亡。 百济灭亡后，唐高宗把百济分成了五部分，设立五都督府，都归到了唐朝的版图。这就是大唐第一猛将苏定方的逆天战绩——灭掉三个国家，而且还活捉了这三个国家的国王。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颜真卿向唐德宗提议，由朝廷追封64位古代名将，其中就有苏定方。
大隋名将杨素成全的三段爱情佳话
杨素许多不喜欢历史的人可能都不太了解，其实他就是《隋唐演义》、《说唐》小说里被秦琼秦叔宝认为义父的杀父仇人靠山王杨林的原形。小说当不得真，历史上的杨素也不是小说演义里的杨林。 杨素有隋朝第一名将之称，史载杨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节”、“多权略，乘机赴敌，应变无方”，征战无数，每战有功，未尝败绩。“摧骁骑于龙庭，匈奴远遁。考其夷凶静乱，功臣莫居其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武学博士北宋的何去非在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何博士备论》中对杨素赞赏有加：“杨素之于隋，可谓一代之名将矣。素之兵未尝小衄，隋功臣无与比肩者，其为烈亦至矣。”他戎马一生为大隋王朝立下的赫赫战功，乃大隋王朝功盖华夏的开国元勋。杨素还是个美男子，“美须髯，有英杰之表”。 杨素治军极严，“有犯军令者立斩之，无所宽贷。”他每次指挥打仗，因不听将令、违反军纪等而被斩的人，“多者百余人，少不下十数”。这位“流血盈前，言笑自若”的大将军，可谓“无情”与“冷血”。可是当陈兵尽割隋军死者之鼻以邀功求赏之时，杨素却对陈朝的俘虏实行优待政策，对俘虏不杀不辱，慰劳后还全部释放。对陈朝百姓秋毫不犯，大得民心。“悉虏其众，劳而遣之，秋毫不犯，陈人大悦。” 杨素不仅武功强盛，而且文化渊博，乃当时著名的诗人。“研精不倦，多所通涉”、“览其奇策高文，足为一时之杰”，可惜其文集已经失传，只有一些诗歌流传于世…… 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杨素诗朴劲不似隋人”，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说：“越公(杨素)诗清远有气格，规摹西晋，不意武凶人有此雅调。”沈德潜在《古诗源》中感叹：“武人亦复奸雄，而诗格清远，转似出世高人，真不可解。” 隋文帝杨坚这样评价他：“越国公素，识达古今，经谋长远。” 杨广这样赞美他：“夫铭功彝器，纪德丰碑，所以垂名迹于不朽，树风声于没世。” 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人却娶了一位悍妇郑氏，一次杨素忍无可忍气愤的对妻子郑氏说：“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为皇后。”郑氏竟然把这话上奏给隋文帝杨坚，这还了得这分明有造反倾向，杨素如碰上一位心胸狭窄的皇帝脑袋就可能搬家了。可是杨坚必定是一个胸怀大志的帝王，把他暂且留在家里停职反省。 不久因杨素屡献破陈之计，又获重用。 为了完成一统中国的大业，大隋开皇八年(西元588年)十月隋文帝杨坚开始发兵大举伐陈。隋水陆共51.8万大军由少帅杨广节度统领分八路攻陈，而杨素并为行军元帅指挥正是隋朝的水军主力。杨素一路上屡次大败陈军，致使“江海无波 ”，以至于陈人见着座在大船上威风凛凛的杨素不仅感叹：“清河公(杨素)即江神也!” 隋文帝杨坚终于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因杨素战功显赫加封进爵为越国公，并“赐物万段，粟万石，加以金宝，又赐陈主妹及女妓十四人。”这就引出了一段爱情佳话…… 1、杨素成全的第一段爱情佳话---“破镜重圆” 唐人韦述在《两京新记》、孟棨在《本事诗》中都讲述了这样的一件事：陈后主之妹乐昌公主“才色冠绝”，嫁给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为妻。时当陈朝危机动荡，徐德言怕国破家亡后夫妻失散对妻子乐昌公主说：“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权豪之家，斯永绝矣。偿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于是把一铜镜分为两半，各拿一半作为日后联络之信物。后来陈朝灭亡，乐昌公主果然进入豪门，成为杨素爱妾。杨素对乐昌公主宠爱有加“宠嬖殊厚”，而徐德言却流离失所长途跋涉寻找妻子。 后来两人终于根据这两半破镜联络上，当乐昌公主看到徐德言在镜后题的：“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这首诗后“涕泣不食”，杨素听乐昌公主讲述了这段事之经过后深受感动、为之动容、“怆然改容”，于是忍痛割爱、成人之美，当即派人把徐德言找来，将乐昌公主交还给徐德言，让他们夫妻团圆。并“厚遗之”送给他们很多钱财。“闻者无不感叹。”在杨素为他们饮酒饯行之时乐昌公主赋诗一首：“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笑是因为又和旧官(徐德言)团圆，啼是因为将和新官(杨素)分别……后来乐昌公主与徐德言回到江南，恩爱到老。这就是“研精不倦，多所通涉”的杨素成全的第一段爱情佳话。 2、杨素成全的第二段爱情佳话---“偷情之美” 唐人刘餗在《隋唐佳话》中讲了这样一段佳话：李德林之子李百药色胆包天，竟夜入朝廷重臣杨素的俯宅与杨素的宠妾幽会私通。结果东窗事发被杨素逮个正着，杨素大怒欲把李百药给宰了。忽然发现李百药是个“年未二十，仪神隽秀”的英俊少年，杨素一时动了恻隐之心、惜才之情不禁说：“闻汝善为文，可作诗自叙，称吾意当免汝死。”李百药解绑后一气呵成，当即成文。杨素看完后欣然赞许，竟把爱妾嫁给李百药，“并资从数十万”。 后来杨素竟又奏请隋文帝授李百药为尚书礼部员外郎。李百药财色兼收，即得老婆又得了一笔横财，而且还因此当了官。偷人被抓得到如此效果，世界上发生此事乃一大奇迹也。而造就这个奇迹的正是“流血盈前，言笑自若”的杨素。 3、杨素成全的第三段爱情佳话---“红拂私奔” 唐人杜光庭在《虬髯客传》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杨素身边的有一个“十八九佳丽人”的侍妾“红拂”。这位“肌肤仪状、言词气性，真天人也”的佳人，看上了当时还是布衣身份拜访杨素的李靖，于是便偷偷的找到李靖跟着他私奔了。李靖的舅舅乃隋朝大将韩擒虎，事后杨素没有过度追究此事。于是这位“英杰之表，不拘小节”的越国公杨素又成全造就了一段才子佳人的爱情佳话。后来李靖在隋朝也当了官，做上了马邑的郡丞(辅佐郡守管理郡中的行政和刑狱)，并在唐朝大放光彩。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情史类略》中对越国公杨素大加称赞：“不追红拂妓，放乐昌(公主)，俱越公(杨素)大豪杰事!”他或许还不知道杨素把爱妾嫁给与偷情的李百药之事，要不然他会有更加感慨。 有如此的胸怀与气度乃大男人也，杨素隋朝的猛男，乃中国的奇人也……
郭沫若为什么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说起郭沫若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他作家的身份，可是有一段时期他也曾经加入过国民党，不过最后却被一些事情影响，被开除了党籍。究竟是什么事情使郭沫若被开除党籍，最后投身于共产党呢？ 1927年3月下旬，郭沫若致信邓演达，表明了反蒋的态度，并申明要公布蒋介石的罪状。3月31日，郭沫若奋笔疾书写了着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公开宣布了与蒋介石的决裂。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下令缉拿郭沫若，声称：“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请开去党籍，通电严拿归案惩办。”郭沫若随即被开除国民党党籍，成为了一名在逃的“政治犯”。 1927年3月下旬，郭沫若致信邓演达，表明了反蒋的态度，并申明要公布蒋介石的罪状。3月31日，郭沫若奋笔疾书写了着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公开宣布了与蒋介石的决裂。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下令缉拿郭沫若，声称：“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请开去党籍，通电严拿归案惩办。”郭沫若随即被开除国民党党籍，成为了一名在逃的“政治犯”。书写中国近当代的革命史、文化史，郭沫若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一个人在多个领域内都有极高的建树，难得。 郭沫若在1958年12月公开宣布入党以前，一直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其实，早在1927年8月，他就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所迫，曾长期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以致有人怀疑他已“自动脱党”，所以才在建国后“重新入党”。1978年6月，郭沫若逝世后，经中共中央调查取证，才搞清楚历史真相。原来，郭沫若一直是一位“无党无派”的中共秘密党员。 1、“四·一二”政变前发表讨蒋檄文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郭沫若在周恩来、孙炳文等人的推动和推荐下，毅然投笔从戎，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营秘书长，开始以国民党左派人士的身份投身于国民革命。同年10月，经邓演达提议，郭沫若被蒋介石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随即前往南昌主持政治部在总司令部行营和江西方面的工作。 当时，郭沫若直接在蒋介石手下工作，蒋介石欣赏郭沫若的才干，希望他可以成为自己信赖、倚重的幕僚。然而，事与愿违，郭沫若并非趋炎附势之人，他在政治上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与蒋介石共事，使郭沫若逐渐看清了蒋介石的庐山真面目。1927年3月下旬，郭沫若致信邓演达，表明了反蒋的态度，并申明要公布蒋介石的罪状。3月31日，郭沫若奋笔疾书写了着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公开宣布了与蒋介石的决裂。 郭沫若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残杀民众的大屠场。他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了。”“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十多天，郭沫若的这篇讨蒋檄文犹如一颗巨型政治炸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擦亮了人们的眼睛，揭露了蒋介石的真面目，大大提高了革命者的警惕性。可以说，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血雨腥风中，郭沫若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反蒋的文人。他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毫不畏惧，表现出了十分可贵的革命气节。 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下令缉拿郭沫若，声称：“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请开去党籍，通电严拿归案惩办。”郭沫若随即被开除国民党党籍，成为了一名在逃的“政治犯”。 2、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郭沫若公开举起反蒋的旗帜，他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四·一二”政变后，郭沫若到上海向周恩来汇报了蒋介石在九江、安庆捣毁党部、工会，屠杀民众的严重情况，并劝周恩来迅速离开上海。周恩来联系到宁波、杭州、南京、上海等地发生的类似郭沫若反映的情况，随即会同赵世炎、罗亦农等人起草了致中共中央意见书《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但没有被接受，大革命最终归于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发动并领导了南昌起义。郭沫若于8月3日晚到达南昌参加起义，并被委任为新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宣传委员会主席、总政治部主任。随后，在起义部队南下至瑞金途中，郭沫若由周恩来、李一氓作为介绍人，与贺龙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郭沫若在日本千叶县市川市蛰居期间，受到日本警察和宪兵的双重监视，并一度被东京警察厅拘押审讯，但郭沫若始终不忘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表现出了可贵的民族气节。在亡命日本的十年中，郭沫若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并研究甲骨文和殷周青铜器铭文，开拓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新路径，成绩斐然。 统治者需要的是既服从于自己的命令，又有才干的人。也许是因为郭沫若当年太过于年轻，所以会做出弹劾蒋介石的事情，对于这样的事情蒋介石自然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就将郭沫若开除了党籍。
揭秘蒙古大军西征纵横无敌的原因
实际上，在几次西征中，蒙古军队的数量通常很少，加上其他民族的仆从军，总数最多不超过20万人左右，往往比对方的军队要少得多。但是，人数少的蒙古军队却往往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吗？难道真是“上帝”的旨意吗？当然，我们不排除蒙古人一直有好运气陪着他们，但是，除了好运气之外，他们百战百胜还是有原因的，就像一句歌中唱的那样：“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1、蒙古人强烈的征服精神 蒙古人的战斗力首先来自他们强烈的征服意识，蒙古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具有征服意识和尚武精神的民族之一，这一点，和西方人有点相似。曾经有一天，成吉思汗闲来无事，问了群臣一个问题：“什么是男人的最大快乐？”博儿术（他手下的第一大将）说：“带着冬季脱掉、现在重新长满羽毛的灰鹰，骑着养肥的好马，穿着好衣服，在初春时节出去猎取灰头鸟，这就是我理解的最大的快乐。” 博尔忽说道：放了鹰鹘，看它在空中用爪子击落的方式抓走灰鹤，这是男子汉的最大快乐。 忽必来说：打猎时放鹰，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成吉思汗哈哈大笑，对着群臣说道：”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骑乘着他们后背平滑的骏马，将他们美貌的后妃的腹部当作睡衣和垫子，注视着她们玫瑰色的面颊并亲吻着，吮她们乳头色的甜蜜嘴唇，这才是男子汉最大的快乐。 成吉思汗的话，说出了蒙古人的思想。一般说来，游牧民族往往具有强烈的征服意识。游牧民族的生存条件比起农耕民族来说，条件要恶劣得多。你也许在内蒙古旅游过，看过那里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你也许会觉得那里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天堂。但这只是你在最好的时候看到的最美的景色，你没有见到他们残酷的生活。其实，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蒙古高原的地理条件都是恶劣的。 罗马教皇的使者加宾尼在《出使蒙古记》这部书里详细记载了蒙古恶劣的自然条件。他在书中说：这个国家的某些部分，山岭极多，在其他部分，则是平地，但是，实际上它的全部土地都说是由砂砾构成的，土壤不多，几乎都是沙漠。在某些地区，有一些小树林，但是在其他地区，则完全没有树木。肥沃的土地不及百分之一，而且除非用流水来灌溉，是不能有收获的，而那里溪流和小河不多，大河更是十分稀罕。 这说明，蒙古地区虽然领土广阔，但是基本上是沙漠，而且没有多少水源。正是因为好地方不多，所以，对好牧场的争夺就不可避免了。在放牧的时候，谁占有了最肥美的草场，谁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上天赐给的好草场没有主人，谁的力气大、谁的势力强，这块草场就归谁。水和草，是他们生存的依据，那些游牧部落，往往会在首领的带领下，为争夺更好的生存条件，在部落之间的进行残酷的厮杀。 游牧民族地方的气候也是残酷的，冬天，往往有灾难性的大雪出现。加宾尼说：那里的天气是惊人的反常。在仲夏的时候，别的地方气候炎热，在那里却有剧烈的雷电，常有人被击死，同时也常常下着很大的雪。这个地方还常有寒冷刺骨的狂风，强烈的狂风让人们骑上马的时候非常吃力。当我们在斡耳朵──这是皇帝和首领们的帐营的名字──前面的时候， 由於风的力量太大， 我们只得趴在地上，而且由於漫天飞沙，我们简直不能看见什么东西。 和所有的敌人相比，蒙古人物质上处于落后地位，大规模地攻占掠夺始终是激励其保持旺盛战斗力的原因和动力。对财富的渴望，对杀人带来的刺激，使得蒙古人几乎没有停止对外发动战争时候。蒙古人放手让士兵可以任意屠杀的政策，在心理上可以让杀人的血勇刺激军人的好战情绪和原始勇气，使得蒙古军人成为极其勇敢野蛮的战士。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这样解释蒙古人征服世界的动机。 因此，草原上的”男人们除了制造箭以外，基本不干其他事。他们有时也照管性畜，但他们主要是从事打猎和练习箭术，他们（不论是大人和小孩）全都是极好的射手。他们的小孩刚刚两、二岁的时候，就开始骑马和驾驭马，并骑在马上奔跑，同时大人就把适合他们身材的弓给他们，教他们射箭。他们都非常敏捷、勇猛。加宾尼在《出使蒙古记》这样说。 这样长期熏陶出来的征服意识，就成为了民众的准则。只要他们能够的话，就要征服全世界。加宾尼在《出使蒙古记》中说，成吉思汗曾经颁布命令说，只要他们（蒙古人）自己还没有遭到屠杀，他们就要使全世界降服于他们，他们决不同任何民族讲和，除非那些人首先向他们投降。蒙古第三任大汗，成吉思汗的孙子贵由的大印上刻着这样的文字：”天上的神，地上的贵由王，神的力量，一切人类的皇帝大印。 这些情况都说明，征服全世界是他们的人生理想。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在短时间以蒙古为中心，向四周所有的地方发起征服战争。 2、蒙古人极端的服从意识 蒙古军队强大的战斗力来源于他们的铁的纪律和极端的服从意识。服从意识是形成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原因，在作战中，只有所有人都完全听从指挥员的命令，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世界上战斗力最强大的军队有两个，一是德国军队，二是日本军队。这两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打遍欧洲无敌手，一个打遍亚洲无敌手。除了他们先进的武器和战术之外，对领导的绝对服从是他们军队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原因。 蒙古人的军纪之严，全世界少有。 当他们在作战的时候，如果十人队中有一个人、或两个人、或三个人、或甚至更多的人逃跑，则这十个人全体都被处死刑。如果有一个十人队全部逃跑了，则在百夫长之下的其余的人，即使没有逃跑，也全都要被处死，一句话，除非他们全体退却，所有逃跑的人统统要被处死。 同样的，如果十人队中有一个人、或两个人、或更多的人奋勇前进，勇敢战斗，而其余的人不跟着前进则这些人都要处死；如果十人队小将一个人或更多的人被敌人俘虏，而他们的伙伴不去救他们，则这些伙伴都要处死。（《出使蒙古记》）这就是典型的株连政策，一人逃跑，战友全部处死。结果，即使你想逃跑，别人也不会答应。最后，是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在战场上，蒙古军队成了永不后退的军队。虽然这种政策不怎么人道，但是，效果那是相当的好。 3、蒙古人特殊的社会生活 首先是蒙古人的吃苦能力极其强悍。由于蒙古人在严寒和艰苦的环境中长大，都具有极为坚韧耐劳的性格，对物质条件的待遇几乎从不讲求，爬冰卧雪在其视为常事。远距离跋涉更是从小的习惯。对物质条件的不讲究，使蒙古军队的后勤负担很轻。因此，蒙古军人拥有其他民族战士所没有的连续作战的意志和能力，这是西方那些养尊处优的贵族骑兵们永远难望其项背的。 其次是蒙古人从生下来就是战士。蒙古各部落统一后，几乎把对外战争作为民族生存的依靠，基本上不再进行放牧等生产活动，蒙古国走向了完全的军事化道路。为了训练出最好的军队，蒙古人三四岁的孩子就被投入专门的军事训练部门进行军事学习。他们被严格地进行骑马、射箭的训练。这些被从小训练出来的孩子组成的骑兵部队，战斗的素质和技能是极为惊人的，他们在马背上无论是冲锋还是快速撤退都能准确地射击敌人。 第三，就是蒙古人的特殊社会组织形态。蒙古人建立了与战争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在蒙古，除了大汗的亲军之外，没有专门的军队，每个蒙古人，既是普通老百姓，又是战士。在平时，他们放牧，在作战的时候，他们就自备武器跟随首领出发。可以说，他们是典型的”全民皆兵“，每个人都具有双重身份，对外发动战争时，可以全民动员，全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参加作战行动。如对花剌子模国的长期围困，就是全民参与，在城下放牧生活，维持军队持续不断的攻击力，直到城市被攻克。综上分析，蒙古国军队在亚欧大陆东征西讨所向无敌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4、蒙古人先进的战术 蒙古军队在作战的时候，最注意做好前期侦察工作，不打无准备之仗。作战之前，他们尽量收集有关敌人的道路、河流、防御工事、政治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并在战争中加以利用。蒙古军队行军之时，在大军的前面要派前锋，前锋的前面还要有哨骑，只要是几百人以上的小部分，就一定要在周围派出哨骑侦察。侦察分两种，一种是武装哨探，通常在周围有敌军时进行，哨骑登高望远，或者劫掠敌人，逼近敌人的营哨去获得情报。 另一种是平时行军的哨探，以发现居民为主，一旦发现居民或旅客，都要捕获询问四周的地势、兵力分布、有什么要塞、有什么军事基地、哪里可以补给等等。这种哨探在行军时的分布，有时可以远至大军的前面两百公里之远。一旦发现情报，根据情报的重要程度层层上报直到统军大帅。因此，蒙古军队几乎从来没有被伏击过。 因此，在作战中，蒙古军队比起当地的军队更熟悉战场周围的环境，并能够利用当地的环境来帮助作战。比如，在匈牙利战役中，拔都的军队和匈牙利大主教玉果麟作战时，蒙古人假装逃跑，然后把敌人引入沼泽。轻装的蒙古骑兵从草地上顺利地过去了，重装的匈牙利骑兵全部陷入污泥当中，结果，在沼泽地里挣扎的匈牙利骑兵就像泥巴中的鱼，任人宰割。在蒙古兵进攻巴格达时，巴格达士兵出城迎战，蒙古兵撤走，把敌人引进低洼地方的草原，然后把底格里斯河引到低洼地，阿拉伯骑兵变成水中的士兵，基本上被淹死。 蒙古人在战斗中，很少和敌人硬拼硬，也就是说，他们很少和敌人正面迎战。正面迎战往往会造成己方较大的伤亡，而且胜算的可能性也不大。他们利用骑兵高度机动的特点，采取引诱敌人进攻，然后退却，在退却中对敌人进行包围的战术，这种战术每每取得了胜利。 蒙古人的逃跑——合围战术分为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 在战略方面，蒙古人特别强调的就是部队的机动性，以远距离的包抄迂回、分进合击为主要战术特征。他们常常可以上百里地大规模机动，使敌人很难预料和防范到他们的攻击。如果敌人确实强大，他们就退上几天，跑上几百里路，把敌人拖得分散开来，然后抓住战机，消灭其中最关键的敌人，然后顺势击溃其他敌人。这种战法的经典战役是者别和速不台第一次横扫俄罗斯的卡马尔河大战。 1222年，在南俄罗斯的钦察大草原上，者别和速不台打败了钦察人，钦察人向俄罗斯诸侯求援。俄罗斯各诸侯召集了一支八万人的大军，向者别和速不台进攻。当时，速不台和者别的军队只有2万5千人，面对八万俄罗斯军队，军队人少的者别和速不台不是正面和他们交锋，而是撤退。俄罗斯联军看到者别和速不台撤退，就紧追不舍。 这别和速不台连退12天，退却几百公里。长达12天的追赶，俄罗斯军队相当疲倦，各军团之间的间距逐渐拉大。1222年5月31日，者别和速不台在卡马尔河边抓住战机，把一支脱离大部队的军队击溃，其他军团不战而退，蒙古军队乘胜追赶，最终将俄罗斯联军全部消灭。这种长时间，大空间的退却合围的机动战术，往往会将敌人拖累，然后抓住战机，消灭其中的弱势部分，动摇敌人军心，就可以乘势击溃敌人。这种战术，往往能够取得以少胜多的奇效。 在战术方面，蒙古军队也善于运用退却合围战术。这种战术，一是退却设伏。他们在前面设下埋伏，然后和敌人交战，假装不敌逃走，把敌人引进包围圈，一网打尽。这在者别和速不台跟格鲁吉亚人的战斗中收到了效果。当者别和速不台准备进攻俄罗斯草原时，要经过格鲁吉亚。格鲁吉亚是山地，当地的居民也很强悍，他们军队的战斗力很强。正面强攻很难打败他们。 于是这别和速不台采取了撤退战术。者别率领5千人埋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由速不台率兵进攻格鲁吉亚人，一交战，速不台假装败退，领着蒙古兵往回跑，格鲁吉亚人一看蒙古人败退了，很高兴，立马就追上了上来。格鲁吉亚人正追的高兴，者别一下子冒了出来，把他们团团围住。毫无防范的格鲁吉亚人一下子被歼灭了3万多，基本上全军覆没了。 在和欧洲重骑兵决战时，蒙古人的撤退合围战术更收到了奇效。西方的骑兵部队是威力强大的重装甲骑兵，士兵穿着厚厚的锁子甲，可以有效抵挡刀枪和弓箭的杀伤，骑兵使用长枪和长剑，杀伤力较大。他们排成密集方阵，步、骑、弓箭、投枪诸兵种协同作战。这种作战方式，有很强的杀伤力和防护力，正面几乎没有人能够抵抗他们的进攻。 蒙古军队靠着部队的高度机动性，消灭了大量装甲坚固但行动笨拙的欧洲军队。蒙古军队在运用机动作战时，只有少量的伤亡。现代的欧洲军事史学专家认为，欧洲军队和蒙古军队在战争中的伤亡比例，也许是冷兵器时代最悬殊的。欧洲军队相对高度机动的蒙古军队，不仅打不赢，而且逃命都逃不掉。这使得欧洲人从战场上逃回来的人极少极少，基本上都是一锅端，以致很久以来，欧洲人始终认为蒙古军队的数量极为庞大。 事实证明，蒙古人只要采取他们擅长的高度机动的退却合围战术，就会战无不胜。只要背离了这种战术，往往就会失败。西征中唯一的一场失败是怯的不花和埃及人的战斗。在那次战斗中，怯的不花和埃及人硬拼，结果是全军覆没。身材矮小的蒙古军队在和敌人硬拼的时候是占不到便宜的，正确的战术是他们取胜的重要保障。 ”以毒攻毒“是中医上的重要治疗手段，往往也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在战争中，”以敌攻敌“也同样有效。在蒙古军队中，有一个特殊的团体，就是”签军“。所谓签军，就是蒙古人把当地居民和俘虏作为进攻敌人的炮灰。蒙古人带着所获俘虏去进攻另一个国家，这些俘虏被安置在第一线。如果他们干得不好，蒙古人就把他们杀死。如果他们打得很好，蒙古人就允诺要封给他们高官厚禄。这些”签军“炮灰，往往在攻城中使用。这些俘虏用自己的血肉为蒙古人铺平了胜利的道路，这也就是为什么蒙古人在作战中伤亡那么少的缘故。 5、蒙古人精良的作战装备 蒙古马若用现代人的眼光看该是最劣等的马了。蒙古马身材矮小，跑速慢，越障碍能力也远远不及欧洲的高头大马。但是蒙古马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的马，对环境和食物的要求也是最低的，无论是在亚洲的高寒荒漠，还是在欧洲平原，蒙古马都可以随时找到食物。可以说，蒙古马具有最强的适应能力。蒙古马可以长距离不停地奔跑，而且无论严寒酷暑都可以在野外生存，同时，蒙古马可以随时胜任骑乘和拉车载重的工作，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好马最终全部被蒙古马取代的原因。 一位权威人士说：”即使今天，在牧区用套索捕捉一匹蒙古马，装上马鞍，不需要再喂食，能连续骑100多英里，这是常见的事。 “ 蒙古马的特殊优势使得蒙古军队具有当时任何军队都难以比拟的速度和机动能力。能够让蒙古军队能在极少休息、吃饭的情况下骑马连续行军几天几夜，他们将”闪电战“引入13世纪的世界，他们在匈牙利平原作战时，三天走了270英里。 同时，他们的马镫也是他们制胜的关键因素。有军事史家言，蒙人可征服世界，短镫功不可没。蒙古人使用的是短马镫，短马镫可以让蒙古人在马背上站立起来，这样他们在马背上就可以灵活自如的砍杀敌人；而欧洲和阿拉伯骑兵却使用长马镫，马镫只是放脚的地方，骑兵只能坐在马背上。这样，他们的灵活度大大下降，战斗力也就比不上蒙古军队了。 蒙古士兵的主要武器是弓，每个士兵都有两、三张弓，还有装满了箭的巨大箭囊；有些士兵还有斧子、刀和矛。值得一提的是蒙古人的弓箭，他们的弓箭较长大，需大约八十公斤的力量才能拉开（电视《马可.波罗》中有他始终无法拉开蒙古人硬弓的场面），射程远，几乎是蒙古骑兵的最重要的杀伤武器。 这种弓比英国人的长弓更具杀伤力，其穿甲箭能在600英尺内杀死敌人 他们的箭头非常尖锐，箭头两边磨得很锋利，好似一把两边有刃的剑。这样强的弓，这样尖锐的箭，基本上可以射穿敌人的装甲。 在他们之中，其中一些人还有矛。这种矛在其铁颈上有一个钩，他们就用这个钓把敌人从马鞍上拉下来。 此外，蒙古骑兵常常根据个人爱好装备其它武器，譬如套马的绳套和网马的网套，这在正规的欧洲军队看来是匪夷所思也是防不胜防的。他们的防护装甲也很到位。蒙古骑兵有盔和护甲，他们的双腿也有护甲覆盖着，他们的马匹也都是披甲的马。他们的护甲是用皮革制成的，而且有两倍或三倍的厚度。这种皮革护甲轻便坚韧，自由灵活，容易保持长时间的战斗力；而欧洲骑兵往往是铁甲，笨重要命，而且在严寒的季节里冷得要死，士兵行动不便，结果，笨重的欧洲骑兵就只好成为挨打的活靶子。 蒙古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拥有必杀技。这个必杀技就是威力巨大的抛石机和火器。抛石机是能够利用杠杆原理抛出石头的武器，它可以把30公斤到100公斤不等的石弹抛出近300米远的距离。这种重型武器在攻打城池时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它可以将城墙上的建筑和人马砸得粉碎。蒙古人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抛石机作为攻城的武器，专门成立了”炮军“，在攻城时集中使用，其作用相当于近代的炮兵，在攻城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他们制造的抛石机威力大、射程远，在当时是最先进的重武器。 据拉施特的《史集》记载，蒙古人的抛石机可以把石头抛出2500步的距离，这虽然有点夸张，但是，抛石机的极大威力是不可小觑的。 在攻打木剌夷国的首府麦门底斯堡的时候，抛石机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粉碎了木剌夷人的斗志，促使他们投降。1273年，元军攻打襄阳，就使用一种巨型抛石机，可发射150斤重的石弹。据《元史》描述，这种炮”机发时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毁，入地七尺“。如果美誉偶夸张的话，这比现代的穿甲弹还厉害。 在蒙古人威力巨大的抛石机面前，坚固的城池失去了它的抵抗作用。除了抛石机之外，蒙古军队还大规模使用火箭和火油筒这样的火器。在冷兵器时代，火器的出现时致命的武器。蒙古军队攻城时，他们就把石油和硫磺等组成的燃料投掷到城堡里去。这些燃烧瓶投掷到城堡里面的房屋上面，立即就可以烧掉屋舍，给敌人造成极大的恐慌，这种燃烧瓶还可以烧死敌人。 在巷战时，他们大规模使用火油筒，火油筒就是现代火焰喷射器的雏形，这种武器可以烧毁敌人的藏身之处，把敌人所处之地变成一片火海。1241年在和波兰人的决战中，蒙古人就是用火箭筒把波德联军烧得焦头烂额的。距离比较远的时候，他们还使用火箭。火箭可以远距离烧掉敌人的营地。在和匈牙利决战的时候，匈牙利人用木质战车筑成营垒，防御蒙古人的进攻。 但是，聪明的蒙古人不去进攻他们，而是把火箭射到匈牙利人的木制营地里，结果，匈牙利人的营地变成火海。八万强悍的匈牙利军队被烧得一败涂地，蒙古人战胜了这个强大的对手。可以说，蒙古人在欧洲的两场大战，火药武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就好像当年美国人在日本扔下两颗原子弹，日本人就乖乖投降了。可见，先进武器有时是决定胜败的关键！蒙古人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了火器兵器，这在靠大刀长矛打仗的时代，这种火器不亚于今天的核武器。他们拥有这样的高科技武器，称霸欧亚也就不足为奇了。
解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真相
提到义和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气功，当时的义和团似乎是“刀枪不入”，凭借气功吸引了一些群众。那么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到底是怎么回事？分析起来，其实至少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硬气功的表演效应 中国武术中的确有号称“铁布衫”的功夫（如兼习童子功，又称金钟罩或者金钟扣），这种功夫练起来非常繁难，每日要经过无数次的跌打磨炼，比如从杠上向沙坑里摔，用杠子和铁锤遍身捶打，还要经过特殊的药水浸泡，配合以运气吐纳，连晚上睡觉都要睡在坚硬的木板床上，什么东西都不能垫。如果坚持练上三年到五年，功夫才可小成。 据武术界的人士说，练成这样的功夫，只要有了准备，一般的冷兵器是可以抗一下的，但是火枪（即使是鸟铳）还是难以抵挡。义和团起于直鲁地区，那里是传统的习武之乡，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有几个功夫高的实为应有之义，比如着名的拳首心诚和尚就是有史可查的“浑身气工（功）”的武林好手。受西太后派遣前去查看义和团“刀枪不入”真伪的刚毅和赵舒翘，曾被一位大师兄蒙了，估计他也有那么两下子。至于为什么鸟铳打不透他的肚皮，也可能是在火药上做了手脚。 第二种情况是貌似硬气功的简易法门 当时，几乎满地都是“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真能练成“铁布衫”功夫的又有几人？绝大多数都是用偷工减料的速成法造就的高手。鲁西南的大刀会与义和团的渊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徐州道阮祖棠曾经派人暗访过大刀会。据他的报告，大刀会所谓的“金钟罩”演练，“其习法时，贫者不受贽仪，有力者以京钱六千为贽，夜半跽而受业。 燃灯焚香，取新汲井水供之。以白布画符，其符字鄙俚不经，有周公祖、桃花仙、金罩铁甲护金身等字样。传业者并不能书，或不识字，多遣人代书之。另授以咒，诵咒焚符，冲水令其跪饮，即于灯上吸气，吹遍其体，复以砖、棍排击之。诵咒之夜即能御刀，谓诵久火器亦不能伤矣。大致略似运气之法，气之所至，猛击以刀可以不入，而稍一顿挫，则饮刃也”。 像这种夜半受业，燃灯焚香，供井水，念咒吞符等等烦琐的仪式，实际上是为了营造一种神秘的气氛，借“神力”以济功力之穷，所以才有了念咒的当天就可以御刀的“神效”。实际上，这不过是传业师傅的“猫腻”，即利用力学原理，手法得当，可使刀砍不伤，受业者其实并无真正的功夫。所以说，“稍一顿挫”，即改变受力角度，仍然会受伤。当然，真的练硬气功的人据说也要念咒，但人家是以练为主，念咒主要起的是神秘其功夫、坚定受习者信念的作用，而这简易功法则相反。 第三种情况实际上是第二种的延伸 在义和团运动最兴盛的时期，各地拳众充分发扬了“群众首创精神”，大大地简化了仪式，并与巫师神汉的降神附体结合起来，一吞符念咒，立刻来神，刀枪向肚皮上招呼，什么事没有。实际上，义和团的人在练功上法的时候，是进入了某种气功态，有点武术底子，气质和心理状态如果又比较契合，人是很容易进入这种气功态的。而且进入状态之后，人往往会有超常的“能耐”，比如蹦得高、蹿得远等等，再加上师傅指导得法，手法得当，眼见得刀真的砍不进去。 到了这个时候，不由得人们不信是关张赵马和孙悟空、猪八戒之类附了体，别人怎么看另当别论，自己首先就信了自己“刀枪不入”。当然也有些人状态不那么好，据时人讲，义和团拳民上法时，许多人都会像原始民族的巫师跳神一样，口吐白沫，神志迷乱，但是也有所谓“明体者”，“神降之后，尚自知觉，不致昏迷也”。更有所谓“缘体者”，“谓与神有缘，不劳更请，但一顿足存想，其神即降也”。实际上，后两者的什么“明体者”、“缘体者”，都属于状态不佳的，不操练则已，操练起来说不定就会出事，所以当时义和团各拳坛也常有“漏枪”、“漏刀”的记录，就是说在自家练习的时候，刀枪也会有“入”的可能。 第四种情况是纯然的江湖骗术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最后一种情形实际上是纯然的江湖骗术，也可以说是一种魔术和戏法。义和团里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江湖艺人自然也少不了往里掺和，原本是用来抵御或者吓唬洋人的“刀枪不入”法术，在他们这里，就变成了表演魔术。 因此，对于这四种“刀枪不入”的情况来看，除了第一种有点功夫之外，剩下的几近骗术。四种“神术”哪一种也不可能真的实现“刀枪不入”，面对已经进步到了后膛枪炮时代的洋人，根本一点用都没有。然而在西方人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给他们造成损失和麻烦的，其实还是清朝掌握洋枪洋炮的正规军。 这就是当年兴起的气功热，当然在现在的我们看来这只不过是江湖骗术。但是当时的人们却信以为真，引起了一股风潮。
汉朝的神奇预言：邓通周亚夫都被预言饿死
邓通、周亚夫都是汉代有名的权臣，据说，他们曾经都被一名叫许负的女相士看过相。当时相师给他们的预言是：饿死。两人都差点笑喷了。也是，一位是文帝身边的权臣家财万贯、一位是世袭罔替的诸侯世家怎么可能被饿死？但是历史就是这么神奇，几年之后，预言竟然灵验了! 在大汉朝，出了一个神仙一般的女相师，名叫许负。所相之人，所言之事，无不应验。据说，许负出生之时，手握美玉，而玉上隐隐可见八卦显现。可见，许负天生就是干这事儿的。她很小的时候，周围街坊邻居听说老许家出了个握玉而生的孩子，就都跑过来看热闹。结果，许负对着某些人哭，又对着某些人笑。后来有人一总结，被许负哭过的，都倒了大霉;而被许负笑过的，都走了好运。以至于后来，大家见了许负都远远地躲着，生怕被她给哭倒霉了。许负第一次在历史上真正亮相，是给魏王豹的女人薄姬相面。其实，也不是单给薄姬相面，而是给魏王豹的所有女人相面。但看了一圈，她指着薄姬说，此女生的儿子以后当天子。 当时，正值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魏王豹实力不大不小，正跟着刘邦混。听了许负一席话后，他顿时自信心爆棚，抱着薄姬亲了几口之后，就去干两件事了：一是赶紧跟薄姬造人，二是脱离刘邦，单干。事实上，他误会了。由于实力问题，反水后的魏王豹很快就被刘邦给干掉了，干得老惨了。他死前，一定觉得许负忽悠了他。但是且慢——魏王豹死后，刘邦把他的女人们浏览了一遍，单单看上了薄姬，就把他接收了。很快，薄姬就怀孕了，而刘邦也对她失去兴趣了，把她冷落了，此后再没碰过她。然后，薄姬生了个儿子。 后来吕后掌权，大肆报复当年受到刘邦宠爱的女人。比如倒霉的戚夫人，被祸害成了人彘，她的儿子赵王如意也被毒杀。可是薄姬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因为吕后一直跟她同病相怜。正因为如此，她和她的儿子都保全了。后来，吕后死了，周勃等老臣发动宫廷政变，干掉了小皇帝和吕氏势力，迎来了新皇帝。而这个新皇帝，就是薄姬的儿子：汉文帝刘恒。薄姬舒舒服服地当起了皇太后。怎么样?许负一点都没有看错。许负在历史上第二次亮相，是在汉文帝时期，给文帝的宠臣邓通，以及周勃的儿子——大将周亚夫，看相。 她给邓通的断语是：饿死，她给周亚夫的断语，也是：饿死，但在饿死之前会封侯。听到这话，汉文帝以及邓通和周亚夫都呵呵了。怎么可能呢?邓通家里是铸钱的，相当于现在的央行，富可敌国，怎会饿死?而周亚夫是周勃的小儿子，按照规矩，他大哥早把周勃的爵位给继承了，根本没他什么事。至于饿死，也觉得自己不至于穷到那个地步。但许负只是微微一笑，给呵呵了回去。后来呢?到了汉景帝时期，邓通首先遭殃，被早就看他不爽的景帝抄了家，从大汉首富变成了身无分文的乞丐，最终因为乞讨的业务不够熟练，难以养活自己，饿死在了街头。 周亚夫呢?先是他的哥哥杀人，被夺去爵位，他变成了继承人，被封侯。然后遇上七国之乱，他率兵成功平叛，立下大功，走上了人生的巅峰。但周亚夫这哥们，军事上是个天才，政治上却不太及格。很快，他就惹得汉景帝不高兴了。景帝想警告一下他，就把他召进宫里，请他吃烤肉。肉端上来后，却不给他刀叉。他一看，急了眼，表现得相当暴躁。周亚夫离开后，汉景帝说了一句话：这货不是能够辅佐幼主的人。说完这句话之后，周亚夫的命运其实已经注定了。 本来，汉景帝是想借着这事儿敲打敲打他，意思是，虽然你立了很大的功劳，但是如果没有我，你有机会立功吗?可是周亚夫完全没有领会到这一点，他觉着，吃肉就是吃肉嘛，干嘛不给刀叉?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借口。不久后，汉景帝就随便寻了个借口，把周亚夫关进了大牢。周亚夫觉得很委屈，又觉得受到了羞辱，就绝食以明志。结果汉景帝根本不搭理。绝食五天五夜后，一代名将周亚夫，饿死了。钢铁一般的事实再次证明，许负女士又赢了。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相信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可惜的是这种神奇的相面术，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基本消失了。悲剧！
中国人最应该记住的十个日本人
1、伊藤博文：《马关条约》的始作俑者 伊藤博文，日本近代政治家，长州五杰，明治九元老中的一人，日本第一个内阁首相，第一个枢密院议长，第一个贵族院院长，首任韩国总监，明治宪法之父，立宪政友会的创始人，四次组阁，任期长达七年，任内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使日本登上了东亚头号强国的地位。 1895年4月17日，日本正是通过这个条约割去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属岛屿和澎湖列岛，掠走了2亿两白银的所谓“战争赔款”。 2、大三元：“旅顺大屠杀”惨案的元凶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平壤陆战和黄海海战后，在日军攻占朝鲜偷渡鸭绿江的同时，日军第二军第一师团乘舰船进犯黄海之滨花园口，从花园口登陆后，袭击旅顺。由于清守军疏于防范，旅顺失陷。日本豺狼在旅顺大肆掳掠，滥杀无辜，仅4天时间，先手屠杀无辜群众2万余人。一英国海员曾目击惨案，后在其回忆录〈旅顺落难〉里写到：“……断头的、腰斩的、穿胸的、破腹的，搅成一团，池糖里的水搅得通红一片。”“……一路上那枪声、哭喊声交杂着。满地血肉模糊，残肢断体，铺满道路。” 3、裕仁天皇：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 1931年，日军侵占了中国的东山省，裕仁天皇在给侵华日军的密电中下令他们“向前推进”。侵华日军在中国扩大他们所谓的“圣战”，裕仁天皇亲自向日本将领们说：“在要害地区集中大量兵力实施压倒性的打击不是更好吗?”几个月后，心领神会的侵华日军制造了导致中国30万人遇害的南京大屠杀，1938年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按照裕仁天皇的昭示，侵华日军“视所有年龄在15岁以上60负以下的中国男子为敌人”，因此这些中国平民都应该杀掉。另外，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中，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被日军俘虏，但到1945年日军投降的时候，只发现了56名战俘! 4、东条英机：军国主义战争的头号战犯 东条英机，二战时日本首相、陆军大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法西斯主犯之首，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时任大政翼赞会总裁、日本皇军的陆军大将、陆军大臣，昭和天皇最忠诚和最愚鲁的手下。长于行动，短于思考，在关东军因独断专行、凶狠残暴有“剃刀将军”之称。 在1931年任日军参谋本部课长时，参与策划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1935年任侵华日军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在“强化治安”的名义下，以“剃刀效率”大批逮捕和屠杀中国东北抗日军民。 5、冈村宁次：实行“三光政策”的杀人魔头 1927年任日本陆军步第六团团长时，出兵中国山东，是制造“五。三”济南惨案的主凶之一。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与制造“一。二八”事变，率部侵犯上海，屠杀上海人民。1933年春，关东军侵犯热河、长城，威逼天津，他代表日方迫使国民党当局与之签订了屈辱的〈唐沽协定〉。1941-1944年，疯狂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6、梅津美治郎：顽固到底的战争狂人 1934年3月至1935年8月，被任命为日本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司令。他迫使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的《何梅协定。》日军在侵占南京的最初40余天中，进行大规模集体屠杀28起，被射杀、火烧、活埋的中国人有19万余人;真正被杀害的中国人有15万余人以上，合计杀害中国人民34万余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 7、谷寿夫：“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 谷寿夫（たに ひさお、1882年（明治15年）12月23日 - 1947年（昭和22年）4月26日）日本陆军中将，法西斯乙级战犯，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1903年11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步兵科，翌年3月授予步兵少尉军衔。参加日俄战争，期间晋升为中尉。1912年11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第24期，成绩名列该期第三名，被派往英国留学。后曾在参谋本部及驻外使馆任职。他在日本海军大学讲授陆战术时曾强调：“作战时的掠夺、强盗、强奸是保持士气的重要手段”。 8、石井四郎：731部队细菌战犯 1940年8月1日，石井四郎曾亲自带队参加对宁波空投带菌跳蚤的鼠役战;1941年3月1日，参与对常德空投带菌跳蚤的鼠役战，毒杀中国同胞。日本投降前夕，为逃脱罪责，石井四郎指挥炸毁全部细菌工厂。 9、土肥原贤二：侵华日军的间谍头目 土肥原贤二（どいはら けんじ，1883——1948），日本陆军大将，主持情报工作，继青木宣纯和坂西利八郎之后，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建立“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人物。1913年，土肥原贤二以参加谋本部陆军上尉的身份来到北京，在日本特务机关“坂西公馆”任坂西武官的助理，开始了其在中国长达30余年的特务生涯。 10、石原慎太郎：日本右翼政治黑客 1999年4月11日当选东京都知事，〈日本不可不说〉的作者。坚持以“支那”称呼中国，曾率先公开宣称南京大屠杀是夸大和捏造。曾登陆钓鱼岛，声称若美国不能协助日本保护钓鱼岛“主权”，便要求日本收回东京美军基地等。
揭秘中国开国十大元帅的原名
十大元帅的姓名，早已为世人耳熟能详。不过他们的名字，大都是后来又重新起过的。他们的取名和改名也都是一个个有趣的故事。 1、朱德:三改其名 朱德的母亲生下他时，给他取的乳名叫“狗儿”。朱德小时候，朱家有时也按川北习俗，称呼他为“狗娃子”。朱德4岁时，父亲按照朱家的祖传字辈，给他取名“朱代珍”。1895年，他的私塾先生又给他改名为“朱玉阶”，希望他往后用功读书，要像玉石那样洁白做人，立志沿着玉石砌成的阶梯，步步登高。 1909年初春，朱玉阶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因讲武堂是滇人所办，只收云南省人。他求学心切，就来到报名处，假称自己是云南临安府蒙自县人，并即兴将名字改为“朱德”，46年后，这个朱德成了新中国的第一大元帅。 2、彭德怀:“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彭德怀，乳名叫“真伢子”，原名叫彭得华。得华兄弟三人，他是长子，二弟叫彭金华，三弟叫彭荣华。当年，彭得华应好友黄公略之邀到长沙投考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考取后他回家告诉大家，自己已改名叫彭德怀了。 晚上，他对妻子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改名叫彭德怀吗？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我不想升官发财，置田买地，我要做一个有道德的、多为人民办好事的人，所以我改名为彭德怀。以后你就叫我德怀好了。” 3、刘伯承:由“昭昭之明”到“子承父业” 刘伯承甫一降生，他的祖父刘正富和祖母杨氏在7天内先后离开了人世。因此家里给他取乳名为“孝生”，意指他一出生就服丧戴孝。 刘伯承的父亲刘文炳是个失意秀才。看到儿子着实惹人喜爱，刘文炳不禁想起《荀子劝学》篇中的章句:“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就给刘伯承起名刘明昭。刘氏家族的谱序是“国正文明泰，天朝永治安……”“明昭”正符合“明”字辈的起名要求，这是刘伯承最早的名字，“伯承”这个名字，是他父亲后来给他起的。伯，即长子之意；“伯承”，有子承父业之意。 4、贺龙:加字不成便成“龙” 贺龙小名叫“长长”。贺龙5岁入学时又取名“平轩”。11岁时，因家境贫穷，父母为他取名“振家”，希望他能振兴家业。 18岁时，贺龙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后，又取名云卿。这个名字来源于《尚书大传》中的《卿云歌》。相传，上古舜帝传位给治水的禹时和臣民一起唱歌，歌词为:“卿云烂兮。明明天上。烂然星陈……” 按贺氏族谱，贺龙为“文”字辈，本名为“贺文常”。后来，他的父辈们认为“文常”、“云卿”这两个名字，表达不了他们所寄托的期望，议论重新起个响亮而有深意的名字，他叔父贺士奎是个教书先生，说:“云卿、文常(长)，取其中云长二字演义下去，云中之长者，当然是龙。龙能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我看就以龙字为主，再加一个字，理想名字成矣。”但加什么字呢？他们始终没议出个结果来。在一旁的贺文常说:“我看就用一个龙字吧，又好说，又好记！”从此他就改名为贺龙。 5、陈毅:“士不可不弘毅” 陈毅5岁那年开蒙入学，父亲陈昌礼给他取的学名叫世俊，号仲弘，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才智出众的俊杰人物。陈毅在成都德胜乡读高小时十分敬佩北宋文学家苏洵，苏洵字明允，为此陈毅曾将“明允”倒过来，一度取名“陈允明”。 陈毅15岁考入成都甲种工业职业学校，18岁赴法勤工俭学。一天，他读到曾子“士不可不弘毅”这句话，感触很深。他想，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任重而道远，光有弘(刚强)不够，还须有毅(毅力)，坚持始终，于是他改名陈毅，将号“仲弘”与名“毅”结合在一起。他考取留法勤工俭学的红榜上即署名“陈毅”。 6、“桓桓于征”罗荣桓 罗荣桓的父亲罗国理按照族谱的行辈，给他取名慎镇，字雅怀，号宗人，大家都称他“罗宗人”。1914年，罗荣桓家斜对面的一个祠堂里，办了一所小学，叫罗氏岳英小学。学校一开学，罗国理便把罗宗人从私塾转学入高小一年级读书。岳英小学第一任校长罗炳文，嫌罗宗人的名字不好听，罗国理便请这位兼教国文的校长另给他起个名字。 罗炳文略作沉吟，顺手取一张纸，写了“荣桓”二字，并解释说:“《诗》云:桓桓于征。桓桓者，威武也；征者，征伐也。我看令郎年纪虽小，但长得十分魁梧，现在国家正是多事之秋。令郎将来讲习武事，建功军旅也未可知。”罗宗人此后就改名为罗荣桓。 7、徐向前:“继续向前” 徐向前两个哥哥的名字是“银仓”、“银福”，祖母便给他取了个乳名为“银存”，意思很明白:希望他前程似锦，发财享福。 徐向前的父亲是村上学问最大的秀才。他认为作为读书人，名字很重要应该叫起来好听、顺口、文雅，有深刻的含意。他给这第六个出生的孩子起了学名、字和号。于是，小“银存”有了上家谱的正名大号徐象谦(“谦”为《易经》中六十四卦之一，是六十四卦中惟一的六爻皆吉的卦)，字子敬。 大革命失败后，徐向前下定决心，立志要做一个继续前进的人，于是便将“象谦”改为“向前”。 8、聂荣臻:“百福骈臻” 聂荣臻的名字是父亲聂仕先翻书翻出来的。 聂仕先翻阅《随身宝》时，指着书的最后一句对妻子唐氏说:“百福骈臻得双全，这句话吉利。按家谱排列我儿是荣字辈，就给他取名荣臻，字福骈，你看要得不？”唐氏高兴地点头同意，想了一下，接着说:“我看娃儿的小名也照这书上取吧，就叫他双全。”聂仕先也点头答应。因此，与其他九帅都不同的是，聂帅“荣臻”这个名字用了一生，从来没有改过。 9、叶剑英:“民之利剑” 叶剑英之父叶钻祥生有8个子女，叶剑英排行第二。父亲很喜欢这个儿子，按照叶氏族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叶宜伟。 1917年夏，叶剑英等几个同学冒着盛夏酷暑，长途跋涉乘火车来到昆明，考入云南讲武堂。为了表示投笔从戎的决心，他特意把自己的名字“宜伟”改为“剑英”，立志做“民之利剑”，为国为民，英勇奋战。
赵匡胤曾拟迁都长安 群臣反对埋下亡国隐患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大宋王朝，定都河南开封。考虑到开封“形势涣散，防维为难”，赵匡胤曾拟先迁都洛阳，后迁都长安，但遭到群臣及晋王赵光义极力反对，迁都计划搁浅。 自古统治者选择都城主要根据军事、经济、地理位置三方面条件来考虑。军事上要求都城所在地既能制内，又利于御外;经济上要求都城附近地区经济发达，能基本解决都城的物质需要，只需少量仰给于远处;地理位置上要求都城位于王朝管辖范围的中心地区，或有通畅的水陆交通线路通向四面八方。 开封府主要的优势是居“天下之要会”，汴水河渠连接江淮等地，经济富庶，但其缺点是军事上无险可守，难以御外，必须常驻数十万大军以代替山河之险。赵匡胤考虑得比较全面，比群臣和赵光义更有眼光，他认为如继续以开封为都城，“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结果不幸而言中。 宋太祖曾拟迁都：欲西迁据形胜之地 开封位于黄河中游的南岸，地处中原和华北大平原的西部边缘。它北据燕赵，南通江淮，西峙嵩岳，东接青齐。河流在这里作放射状向南北分流，可开凿运河，连接南北河流。 因战国时的魏国，五代时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和金朝后期，都曾建都于开封，所以开封素有“七朝古都”之称。就地理环境而言，自古统治者择都大多选取龙盘虎踞、山河四塞、有险可守的形胜之地，很少选择地势平坦、难以防守之地。而开封偏偏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的地方。它之所以被统治者看中，关键在于它处在四通八达的“天下之冲”，交通方便，经济富庶，有利于“居中御远”。 早在战国后期，纵横家张仪曾对魏哀王说：“魏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限。”楚汉相争期间，谋士郦食其对刘邦说：“陈留(今开封一带)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于是刘邦置陈留郡。唐末和五代时，群雄逐鹿中原，开封的地理位置显得更加重要。唐人韩宏说：“大梁(今开封)襟带河汴，控引淮泗，足以禁制山东。”后唐郭崇韬说：“汴州关东冲要，地富人繁”。石敬瑭对后唐皇帝李嗣源说：“大梁，天下之要会也。”公元936年，石敬瑭灭后唐，建立后晋，两年后便以汴州为东京开封府，定为首都。 随后，后汉、后周相继建都于开封。宋太祖赵匡胤登上帝位时，沿用后周旧制，以大梁为东京开封府，洛阳为西京河南府。赵匡胤不仅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军事家，也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在基本平定南方诸国及地方割据势力后，他考虑到开封“形势涣散，防维为难”，曾拟先迁都洛阳，后迁都长安，他说：“吾欲西迁，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但这一打算遭到群臣和其弟赵光义极力反对。 反对迁都理由之一：洛阳凋敝军食不充 赵匡胤于公元927年在洛阳夹马营出生，因而对洛阳有特殊感情。开宝九年(公元976年)，赵匡胤下诏西幸洛阳祭祀天地，并打算从此留在洛阳。 起居郎李符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上书“陈八难”，书中称：“京邑凋敝，一也;宫阙不备，二也;郊庙未修，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内民困，五也;军食不充，六也;壁垒未设，七也;千乘万骑盛暑扈行，八也。”赵匡胤思乡心切，根本不管西行难不难，于同年三月丙子日从开封出发，在众大臣和卫兵簇拥下，浩浩荡荡前往洛阳。 四月，赵匡胤一行到达洛阳，在南郊举行合祭天地大典。此前洛阳地区连续一个月大雨不止，赵匡胤到达后，雨就停了下来，举行合祭大典时晴空万里。大典结束后，当地父老说：“我辈少经乱离，不图今日复见太平天子!”还有人激动得泪流满面。赵匡胤见天公作美，百姓归心，又见洛阳经过重建后宫室壮丽，心情非常愉快，当日下诏大赦，并当面奖励建设洛阳有功的河南府右武卫上将军焦继勋。 两天后，赵匡胤大宴群臣，随意赏赐，君臣共欢。在言谈中，赵匡胤屡称洛阳为形胜之地，居天下之中，流露出欲留居洛阳之意，群臣见皇上兴致正浓，不敢扫他的兴，当时没有谁开口进谏。赵匡胤见大家都不反对，以为迁都之事可如愿进行，却不知群臣虽表面不反对，但大多数人仍不乐意迁都。 反对迁都理由之二：开封漕运四通八达 迁都是牵涉到国家命运的大事，群臣有意见不可能不提，况且他们知道赵匡胤是非常尊重臣下意见的明君，所以便利用各种机会向赵匡胤进谏。 一天，赵匡胤的老部下李怀忠见皇上略有闲暇，便上前进言，他说：“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一旦遽欲迁徙，臣实未见其利。” 就当时形势而言，李怀忠这一番话的理由是很充足的，自后梁建都开封以来，几代统治者便不断开挖运河，以通漕运。尤其是后周世宗柴荣，屡次下诏开挖运河。显德四年(公元957年)四月，世宗下诏疏导汴水北入开封五丈河，使齐鲁舟楫都能到达开封;显德五年(公元958年)三月，下诏开挖汴水口，引导河水达于淮水，使江、淮舟楫畅通无阻;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二月，柴荣命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在开封东面疏导汴水入于蔡水，“以通陈颖之漕”，又命步军都指挥使袁彦“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赵匡胤建立大宋王朝后，从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就着手在开封周围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他首先下令开挖蔡河，使河流直达许镇，以通淮右之漕。第二年，又调集数万民工，从新郑引闵水与蔡河汇合，使蔡河经陈、颖直达寿春。同年，又在开封城北进一步开挖五丈河和金水河，增加流量。 经不断疏浚和开凿后，基本形成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系统。江南之粟由江入淮，经汴水入京;陕西之粟由三门峡附近转黄河，入汴水达京;陕西之粟由三门峡附近转黄河，入汴水达京;陕蔡之粟由惠民河转蔡河，入汴水达京;京东之粟由齐鲁地区入五丈河达京。使开封便于取得全国各地的粮食和物资，解决首都开封数十万禁军和百万居民的粮食和物资供给问题。这在当时是建都长安或洛阳都无法办到的。所以赵匡胤认为李怀忠的意见确实有道理，但即便如此，仍改变不了赵匡胤迁都的决心。 反对迁都理由之三：安邦“在德不在险” 群臣的意见赵匡胤可以不听，可晋王赵光义的意见赵匡胤却不得不听，因赵光义是他的皇位继承人。当赵匡胤把迁都洛阳和长安利在有险可守的想法告诉赵光义时，赵光义说：“在德不在险。”赵匡胤一时语塞。赵光义离开后，赵匡胤对左右说：“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赵光义反驳赵匡胤引用了吴起的故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事魏武候。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龙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 在船上，吴起与魏武侯讨论地理因素和政治因素对国家安全哪一方面更重要的问题，吴起认为，决定国家兴衰的根本因素是政治因素，而非地理因素，上古时代三苗氏德义不修、夏桀修政不仁、殷纣修政不德，虽有险固的河山，也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运，所以说安邦治国“在德不在险”。 眼看晋王和群臣都持反对意见，赵匡胤只好放弃了迁都的计划。 靠近黄河都城危险：四战之地往事可鉴 晋王赵光义对赵匡胤说“在德不在险”，此事在宋史并没有记载，而记载在宋人王禹的《建隆遗事》一书中，被《续资治通鉴》等书采用。有人认为《建隆遗事》不可信，赵光义并没有说过“在德不在险”。然而不管赵光义有没有说过这句话，北宋没有迁都却是事实。而且北宋不迁都确如赵匡胤所言隐伏着极大的危机，北宋在赵匡胤逝世后逐步走向衰弱最后被金所灭与开封的地理位置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开封自古为四战之地，周围又没有山岭险阻，建都于此，遇强兵入侵时如何防守就成为严重的问题。张仪说：“魏之地势，固战场也。”开封的地理环境四通八达，水陆交通方便，在宋代作为经济中心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作为政治军事中心条件尚不完全具备。 另外，开封太靠近黄河，在军事上也是个致命的弊端。战国时秦国曾四次攻打魏国的都城大梁，公元前225年，秦军决黄河水灌大梁，结果城坏魏亡。 相对而言，洛阳的地理位置比开封险要得多。洛阳不仅位居“天下之中”，而且四周群山环绕，背负邙山，面临洛水。东有成皋，西有崤函，北通幽燕，南对伊阙。“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秦以后宋以前有东汉、曹魏、西晋等王朝建都于此，号称“九朝古都”。正因为如此，宋太祖才有了迁都洛阳的念头，其出发点乃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他认为建都于洛阳，既有利于防守，还可以省去大量冗兵，减轻国家的负担。后来范仲淹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洛阳险固，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既有事必居洛阳。”可惜他的意见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就德治和设险守国而言，德治固然应当放在首位，但设险守国绝不能忽视。正如清代学者顾祖禹所说的：“虽恃德不恃险，而设险重闭之义，亦未可略而不讲也……汴四战之地，受敌最深，梁末帝之祸甚于王假，靖康之辱几于石晋，况滔天之浸(指黄河)近在咫尺之间，言建都者，其亦有鉴于往事哉!” 北宋名将韩琦曾建议加固京师外城，以此加强京师的防守，他说：“北戎势重，京师坦而无备，若一朝称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与之力战。彼战胜，则疾趋澶渊。若京城坚固，戒河朔之兵勿与战。彼不得战，欲深入则前有坚城，后有重兵，必阻而自退。退而邀之，击之，皆可也。”谏官余靖表示反对，他说：“王者守在四夷，今无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而为婴城自守之计。”皇帝同意余靖 的意见，韩琦加固京城的建议被否决。 养兵太多负担沉重：依赖运河民力耗尽 既然开封无险可守，保障首都安全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兵力补足。北宋开封一带经常驻军数十万，城里城外连营设卫，以代替山河之险。大量冗兵云集京师，大大增加了开封对运河的依赖性。时间一久，就造成政府财政开支负担沉重，百姓困于徭役。 前面说过，宋太祖登基后多次下诏开挖运河，为此不得不征用大量民力。赵匡胤了解民间疾苦，爱护百姓，不会轻易动用民力。建隆二年，他命令给事中刘载带领民众挖五丈渠。他对侍臣说：“烦民奉己之事，朕必不为。开导沟洫，以济京邑，盖不获已耳。”他知道京师依赖运河供给并非长久之计，所以才有迁都的打算。由于迁都计划受阻，运河的开挖和维护便成为北宋自始至终的国家大事。正如张方平所说的：“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河道不够要继续开挖，河道淤塞要不断清淤，无休无止的开挖清淤动用无数民力，使百姓疲于奔命。 开封是运河的供给中心，政府的粮食和物资的主要来源地是长江下游。宋初，长江下游人口稠密，经济发达。自成为京师的粮食和物资主要来源地后，其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天下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开封，其他地方却越来越穷困，这正是赵匡胤所担心的。他预言：“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结果不幸而言中，过了不到百年，民力几乎耗尽，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发展停滞，北宋政府经常入不敷出，庞大的军费开支(占政府总支出的60%~70%左右)使政府和人民都喘不过气来，财政上的“积贫”和军事上的“积弱”成为不可挽回的趋势。 1126年，金国见北宋已弱不禁风，兴兵大举南下，包围开封。1127年，金兵占领开封，北宋灭亡。被金兵洗劫一空的开封从此风光不再，汴河航道逐渐湮塞，南北交通要道的重要地位也慢慢丧失，开封在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宣告结束。
金庸为之痴迷的梦中情人：夏梦
夏梦原名杨蒙，江苏苏州人，生于上海，是50-60年代香港长城电影制片公司首席女演员，香港青鸟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合伙人、电影制片人，也是香港左翼电影的代表人物。夏梦擅演擅唱，不论时装、古装、戏曲电影皆能胜任，是国语片罕见的全能演员。在老一辈的影迷心中，夏梦是香港唯一一位可与奥黛丽.赫本(港译柯德利.夏萍)相媲美的女明星。据说，当年大侠金庸苦恋夏梦，金庸生平唯一一次创作剧本并亲执导演筒的目的就是为了一近芳泽，虽最终未能携手，但也算为世人留下一段才子佳人的风流佳话。 《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位女子，一是黄蓉，一是小龙女。一个聪明过人，一个隔世如仙，两个女子同样的美貌。她们在生活中有同一个原型的——长城三公主之一的香港演员夏梦。 金庸曾说:“西施怎样美丽谁也没见过，我想她应该长得像夏梦才名不虚传。”还说:“生活中的夏梦真美，其艳光照得我为之目眩；银幕上的夏梦更美，明星的风采观之就使我加快心跳，魂儿为之勾去。” 为了接近夏梦，金庸很是痴情。那时他已是名满香江的大才子，却委屈自己加盟长城影片公司做编剧，为能天天见到同一公司的夏梦。他的才华也让夏梦欣赏，无奈夏梦与金庸相识时已与商人林葆诚订婚。夏梦对金庸保持着一份尊重。 越是这样，金庸对夏梦越是迷恋，一起工作时，见到夏梦一个微笑都会开心不已。24岁的夏梦，外形俏丽，170厘米的身高，除了拍戏，还喜唱京剧。她戏演得好，文化素质也高，是国语片中十分罕见的全能演员。可惜双方的关系早已不可更改。一次，金庸把埋在心中的情感告诉了夏梦。夏梦只说:“今生今世难偿此愿，也许来生来世还有机会。” 这次告白之后，两个人的关系就被确定为比爱情少，比友情多。金庸心中虽然无限遗憾，还是尊重了夏梦的选择。 后来，金庸离开了长城，办了报纸，心里却对夏梦一直无法忘情。他在自己的报纸上为夏梦开了游记专栏，追踪她的脚步。夏梦移民国外时，金庸一连十多天在自己的报纸上发关于夏梦移民的消息。 金庸将内心对夏梦的痴爱，化为笔下的人物，黄蓉的聪明机灵、小龙女的遥不可及，无不含着他对夏梦的感情。女作家三毛曾说：金庸小说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其写出了一个人类至今仍捉摸不透的、既可让人上天堂又可让人下地狱的“情”字。而不解金庸与夏梦的这一段情，就不会读懂他在小说中“情缘”的描写。 金庸将心中埋藏的感情变成最多情的文字，让读者沉醉在他笔下的世界里，不忍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