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入关下达留发不留头令：江阴人被杀绝
衣冠发型比命重江南人民的流血抗争 弘光小朝廷，腐朽昏庸，人心思变，所以，在清朝打击之下，以摧枯拉朽之势，被一扫而亡。对这样一个腐败朝廷，江南人民内心并不留恋。此外，由于南京人民先前未与清朝打过交道，清军处处以令箭宣示“不杀人，不剃发，安民乐业”，所以普通百姓，都对清朝抱以厚望。 南京街道，居民在清军入城时，纷纷高举“大清国皇帝万万岁”、“顺民”等字牌，向清军表示归顺。而且，由于南明诸部军阀残兵的凶蛮，不少百姓还有“清兵如蟹，何迟其来”的盼望之语。老百姓很现实，他们特别希望清军统治苏松地区之后，能减免田赋，大展新朝抚民的善举。 南明弘光朝廷灭亡后的中国，对清廷来讲，形势“一派大好”：张献忠远遁西南，李自成败死湖北，南方各地虽有残明势力分布，但权力分散，明朝的鲁王与唐王各派争斗，势同水火，清王朝一下子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由于降臣孙之獬的撺掇，清摄政王多尔衮下达“剃发令”。剃发令一下，以水泼油，九州鼎沸，血如浪流。千万人命，丧于一纸文书。 清廷强迫剃发，并非入关后才施行。 满族为女真人的一个支系，为建州女真。早在宋代，金国人就剃发，高压强迫占领区的汉人剃发。1129年(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当时的金太宗就下过这样的强硬命令：“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所以在金人统治区，士兵常常窜入市肆，见居民发式稍不如式，立即牵出当场斩首。 满族人经历了几百年，发型一直没变。满族男子一般是将头顶中间一撮如钱大之头发留长，结成辫子，其余四周发皆剃光，所以称为“金钱鼠尾”。一般来讲，满族人只有“国丧”和“父母丧”内百日不剃，平时，除中间一小撮外，周围头发不能留蓄。 努尔哈赤建后金称汗后，强迫被占领区汉人和投降的汉人必须剃发，所以，剃或不剃，成为一种政治性标志。汉人只要剃头，就免死收降，否则就砍头。后金军占领辽阳后，当地汉民成千上万不愿剃头，自投鸭绿江而死(见朝鲜《李朝实录》)。当时当地，汉民有时候被剃发后结果更惨。由于明清方面的拉锯战，剃发汉民常被明军杀死，士兵们割头后冒充满人首级去“报功”。皮岛的毛文龙，当时就杀了不少剃发的汉人，然后拿着首级向明廷邀赏。 皇太极继位后，杀人方面有所收敛，但对剃发则要求更严。皇太极之所以如此强调剃发，正源于他读过书，对历史上的女真帝王金世宗非常钦佩。他坚定认为，女真如果汉化，后果肯定会速亡。 清军初入关，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发布剃发令。由于吴三桂等明朝降官劝说，加之北京及周围地区人民反抗连连，多尔衮不得不收回成命。但是，他对率先剃发的明朝兵部侍郎金之俊等人，还是表现出特别的信任。清军入据北京后，好长时间内，明朝旧官变成清朝官员，仍旧身穿明服，冠裳不改。 清军进入南京城，豫亲王多铎还对率先剃发献媚的明朝都御史李乔加以斥骂：“剃头之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以，剃文不剃武，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 但是，当北京的多尔衮得知南京已定，又有汉臣孙之獬紧劝，他即改变初衷，于六月十五日让礼部在全国范围内下达“剃发令”。 南明弘光朝覆亡后，以钱谦益为首的明朝朝臣多送款迎降，劝多铎说：“吴地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毋须再烦兵锋大举。” 虽然文人无骨，但此话水分也不是太大。除了太仓农奴为了抢夺先前主人的财产造过几次反外，江南大地一时还真没什么对清军太大的袭扰。各地乡绅为了自保，也纷纷在城墙上大书“顺民”二字，向清军降附。钱谦益与各地乡绅的信中，也称大清“名正言顺，天与人归”。尤其是对扬州大屠杀的恐惧，一向生活安逸的江南人民，在心理上确实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开始认真思考顽强抵抗后的毁灭后果。 让人极其震骇的是南京和扬州的结果昭然在目——“扬州十日”杀了八十万人;南京在弘光帝逃跑后，由赵之龙、钱谦益等人手捧明境图册和人民户口向清豫亲王多铎行四拜礼献降，二十余万兵马束手交械。清军兵不血刃，果然没有大行杀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确实为江南士绅民众在心理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明朝天启年间进士。此人因人品低下，反复无常，一直郁郁不得志。清军入关后，这老哥们求官心切，是第一批摇尾乞降的汉官，并当上了礼部侍郎。 为报新主提拔之恩，他一时间又想不出什么平定大计，孙之獬在让全家女眷全部放大脚之后，就走个“偏门”主动剃发。孙之獬老小子前脑门一溜精光，后面也拖个大辫子，穿上一套四不像的满服，施施然来，上朝时想博个满堂彩。 不料，当时汉人官员仍是博冠大袖，明朝装束，见到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家伙，心中都觉得可笑又可鄙，扬袖把他排挤出班;满族官员自恃是统治征服民族，也都纷纷脚踢笑骂，把他踹出满班。 恼羞成怒加上气急败坏，孙之獬下了朝后就立马写了一道奏章，向清世祖建议在全境范围内给汉人剃发，其中有几句话直挠清帝(也就是当时摄政的多尔衮王爷)心窝： “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 清帝顺治当时年仅7岁，国家大事全部由摄政王多尔衮一人说了算。多尔衮等人本来就是北方武人性格，被孙之獬这一阴激，深觉其言甚是有理。而且，早在1644年多尔衮入关之前，满人大学士希福已在盛京向朝廷进献了满文写的辽、金、元三朝史料，想使这些过往“异族”入主中原的历史经验“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其中最主要的警示，就是防止上层“汉化”。特别辽、金两朝，“汉化”最终导致了皇族的消沉和委琐懦弱。 孙之獬的进言，正好挑起多尔衮的警惕之心，他想先从形式上消除“汉化”的潜在危险——好!我先下手为强，先给全体汉人来个“满化”，强迫剃发! 恶法逼人，本来渐趋平静的江南地区顿时如水入沸油般四处暴散起反抗的怒潮。“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一直以孔孟伦理为原则的中国人，无论官绅还是普通百姓，都不能接受自己在形象上变成野蛮的“夷狄”。遥想前朝，即使是统治中国近百年、残暴横行的蒙古统治者，也从未下令要汉人改变装束。 一朝天子一朝臣。以家族宗法儒学为源的中国人，或许能把朝代兴迭看成是天道循环，但如果有人要以衣冠相貌上强迫施行改变，把几千年的汉儒发式强行改成剃发梳辫，这不仅仅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侮辱，简直是类似精神“阉割”的大痛。而且，在明朝人心目中，以这种“夷狄”形象活着，死后一定有愧于祖先，再无面目见先人于地下。 如果从文化、财产、等级等方面，士大夫和平常民众还存有歧异的话，在这种保卫自身精神和风俗的立场方面，所有的汉人，几乎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原本已经降附的地区纷纷反抗，整个中国大地陷入血雨腥风之中。连真心归附清朝的汉人学者王家桢，也在笔记中愤愤不平地记述道： 我朝(清)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其实朱元璋下令是遵依唐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服大袖，分为满汉两班。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孙之獬)羞愤上书……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国之民无不人人思螳臂拒车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孙)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研堂见闻杂记》)。 不过报应真迅速。三年多以后，因为受人钱财卖官，孙之獬受弹劾，被夺职遣还老家淄川。天道好还，这老贼恰好赶上山东谢迁等人起义。义军攻入淄川城，孙之獬一家上下男女老幼百口被愤怒的民众一并杀死，“皆备极淫惨以毙。” 孙之獬本人被五花大绑达十多天，被押期间，五毒备下，义军百姓在他头皮上戮满细洞，人们争相用猪毛给他重新“植发”。最后，百姓们把他的一张臭嘴用大针密密缝起，然后把他肢解碎割而死。 “嗟呼，小人亦枉作小人尔。当其举家同尽，百口陵夷，恐聚十六州铁铸不成一错也!” 孙之獬此种下场，连仕清的汉人士大夫也不免幸灾乐祸。 1645年六月二十八日，清廷再次传谕：“近者一月，远者三月，各取剃发归顺。”这样一来，剃发就成了绝对命令。 如此野蛮的“留发不留头”，引发了江南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从苏州开始，抗争怒潮波延而起，常熟、太仓、嘉定、昆山、江阴、嘉兴、松江，处处义旗，人人思愤。清军王爷多铎大肆镇压，江南胜地，顿时血流成河。 “华人变为夷，苟活不如死”。悲愤之下，江阴这个素以礼仪之邦著称的城市，人民纷纷起义，誓死不剃发，不投降，并推举前明典史阎应元入城主政，紧闭城门，拒不开门。 江阴剃发，非常有戏剧性。本来，清军派一名二十多岁的投降清朝的前明进士方享为江阴县令。此人自以为是“运筹帷幄”的诸葛亮，穿一身明朝服装，只带二十多个家丁，前来江阴当“接收大员”。 剃发令下，江阴诸生百余人，率领民众约万人，到县衙请求免剃。方享不知死，犹拿架子端坐堂上，唤衙役下堂收取兵器。这时，他的老师无锡人苏某恰好来贺学生当官，见民众议论纷纷，便入堂大骂：“这些奴才，留发不留头，个个该砍!” 一句话，激起众愤，百姓大噪：“打死这个降贼!”你一拳我一脚，立毙苏某，然后拆下门板焚尸。 方享犹大呼，被众人抓住，关入牢狱。清军攻城时，这个强迫百姓剃发的河南籍少年县令，被江阴人民活活打死。 一不做，二不休，民众忽然想起在同察院还有四个与方享同来的满洲打扮的军人，据说是清政府派到江阴监察剃发的，于是众人持刀，冲入同察院。这四个“满洲兵”，刚入江阴时满口叽里呱啦地讲满语，当庭食生肉，随地大小便，睡觉也是铺块席毡倒地而卧。众人杀入时，他们还发箭抵挡，但很快皆被生擒。 仔细搜查，大家发现这四个人是“假鞑子”，他们外表装凶蛮，可内屋里面床帷灶釜，皆精致无比。枪捅脚踹之下，四个人立刻满口苏州话：“我们本来是苏州人，不是鞑子，爷爷们饶命!” 民众闻言更恨，几个肉贩上前，用刀碎剐四人。 四人临死哭嚎：“方县令害我们，让我们假扮满兵吓唬人……” 阎应元被江阴人民推为城主后，想尽办法守城，歼毙清军无数，致使清将咬牙切齿发狠说： “我们一路得北京，下南京，未尝费力。江阴拳大的地方，怎敢如此抵抗!” 清廷震怒，刘良佐、李成栋、土国宝等降将以及满将石堪、博洛等人统二十万大军，把江阴城团团包围。 刘良佐骑马，环城高喊，让江阴人投降。阎应元凭城大骂：“我只是一个小小典史官，尚为国尽忠。汝为朝廷侯伯高官，不能以死报国，如今还有脸面来见江阴父老!”于是，阎应元大书一帜：“留千古半分忠义，存大明一寸江山。” 刘良佐惭甚。但是，为了向清廷主子有交待，他“发明”用三层厚牛皮做的攻城皮帐，让士兵躲在下面，进逼城墙。 牛皮坚韧，城上矢石投之，皆反跃弹起，不能射入。 阎应元派人取人粪和以桐油煎煮，在城头上煮开后立即泼下，牛皮帐顿时被烫穿，下面的清军，非死即伤，损失数百人，一轮攻城只能告歇。 相持数日，清军无法破城。 忽一日，清军见江阴城门忽洞开，以为有人献城接应，立即开始进攻。城中百姓在阎应元事先安排下，皆伪降。有清军将领占据官署，以为得计。 没高兴多久，江阴士民伏兵大发，有壮士挟双斧，舞动如飞，杀入官署，一斧砍下清将头颅，然后大呼杀出。伏兵四合，江阴人民又杀掉入城未及逃跑的数百清兵。 阎应元布疑兵于城外江岸之上，“大明忠义营”字样的灯笼此起彼伏，引诱清军来攻。清军发兵，却不见一人。疑惑之中，江阴城中有民兵缒城而下，主动劫营，趁乱杀死不少清军。 混乱之中，先前杀掉高杰降清的许定国竟然也被砍去脑袋。 阎应元为人，躯干丰硕，双眉卓坚，目细而威，面赤长臂，活像关云长的长相。每次巡城，他身后皆有一人手执大刀跟从，貌类周仓。清军中的满人都喜欢听《三国演义》，他们在城下望见，更是心怀凛凛，以为阎应元是关大刀转世。 延至八月二十一日，由于清军从南京运来二十四门巨炮，连轰连击，江阴城墙倒塌数处，清军趁机攻入，江阴失陷。 江阴义兵皆血战而死。城内男女老少，争相赴水、投火、自刎、上吊自杀。 清军连杀二日，直到找不到活人才封刀。 江阴一城，共有近二十万人被杀。 积尸如山，血流漂杵，难怪时人作诗叹息：“提起江阴城破日，石人也要泪千行。”(《江山孤忠录》) 阎应元知事不济，提笔沾墨，在东城敌楼门上题字：“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题讫，他上马提刀，杀清兵数十人，最终身负重伤，摔于马下。 挣扎间，阎应元拔刀自刺己胸，跃投湖中，有义民上前援救。恰好，刘良佐手下兵卒忽至，大呼“阎公乃刘将军老友，一定要活人!”于是，阎应元被押入佛寺，去见刘良佐。 刘良佐见阎应元至，跃起近前，手拍阎应元肩膀大哭，嚎声啕啕，泪水涓涓，真不知他当时心中何思何想。 阎应元怒斥：“哭为何来，事已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 未及刘良佐劝降，清朝豫亲王多铎本人突入佛寺，坐于堂上，点名要阎应元投降。 大英雄挺立不屈，背对多铎，骂不绝口。 刘良佐忽然变脸，为向满洲主子表忠心，他抢过一个士卒的长枪，直刺阎应元大腿，把英雄刺仆于地。 血如泉涌，阎应元依旧大骂不屈。 日暮时分，阎应元被押至栖霞阁，虽然因失血过多而奄奄一息。他仍旧高呼“速杀我”不绝。 多铎闻之恼怒，命刘良佐率人，酷刑处死了阎应元。 大明烈士，一魂冲天。`
坐视北洋水师覆没：清朝另外三支水师拍手叫好
中日虽然宣战，清廷拥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水师，但在历时一年的战争里，除了广东水师派出三艘军舰北上参战外(时任两广总督李瀚章是李鸿章的哥哥，支援多出于私人关系)，其余水师都坐视北洋舰队覆没。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官兵不乏奋勇杀敌、以死报国的英雄人物、英雄事迹;颇有痛歼日军、克敌制胜的战局。但毕竟清北洋海军接连一败丰岛海战、再败黄海海战、接着命丧威海基地;清陆军接连一败牙山、二败平壤、三败江防、四败金旅、五败威海、六败辽东。军力占优又主要在本土和领海内作战的清军为何接二连三、一败到底?从清廷高层来看，自始至终，没有拿出一个应战方略，始终处在战和不定的被动挨打状态。 开战之前，日军就设立了集陆海军参谋和决策为一身的统帅部——大本营。而从宣战到罢兵，清廷始终未设清军统帅部。日本在军事上一切皆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的时候，清政府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仍然未有准确的判断，还寄希望于中日双方同时撤军。李鸿章给在朝陆军的指令是：“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开衅。”给北洋海军的指令是：“日虽添军，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应令静守。”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 这种试图占据道德高地的意图，让前线清军矛盾纠结，严重影响了坚决的勇气和信心，也因此直接蒙受极大的损失。平壤大战之际，日本天皇到达大本营广岛驻地，以示亲自指挥，用行动向日本国民表明决心和信心。日军随军记者在报道中激动地写道：“我陛下君临每个国民心中。我皇万岁!”平壤大战的指挥官山县有朋到达汉城后，对麾下军官们训示：“万一战局极端困难，也绝不为敌人所生搞，宁可清白一死，以示日本男儿之气节，保全日本男儿之荣誉。”日军禁止投降、战败剖腹的传统自此开始。 清军不战而溃的例子太多。北洋舰队“济远”舰，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逃出战场，慌乱中又撞伤了自己的一舰，“广甲”舰也随之而逃;平壤大战中，日军只有两天的后勤准备，清军只要坚守两天，日军将不战而溃，但总指挥叶志超吓破了胆，雨夜弃城，一路狂奔500多里，逃回鸭绿江。 纵观整个战争过程，清廷高层和战不定，即便是被迫对日宣战后，依然寄希望于列国调停，乞求和平。平壤大败、黄海失利后，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奉慈禧太后之命请求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出面调停请和，会谈4个多小时，两人在赫德面前痛哭流涕;鸭绿江防线崩溃，金州、大连、旅顺相继陷落后，大清朝廷又赏给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头品顶戴，让他怀揣李鸿章的亲笔信，代大清国去日本乞和，结果是日本政府连面也不见，德璀琳只好把李鸿章的亲笔信通过邮局寄给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滕博文。 随后，1895年1月26日，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大年初一这天，朝廷又急切地派出议和全权大臣张荫桓、邵友濂，让他们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从上海乘船赴日求和。结果伊滕博文以张、邵两人资历太低并未得完全授权为由，把两人训斥一通，让其登船回国。 整个战争过程中，日本的目标始终非常明确：消灭北洋舰队，通过巨大的胜利逼迫清政府割地求和。而清廷在整个战争中则是和战不定，始终没有坚决抗战的决心，让前线将士无所适从。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中日虽然宣战，清廷拥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水师，但在历时一年的战争里，除了广东水师派出三艘军舰北上参战外(时任两广总督李瀚章是李鸿章的哥哥，支援多出于私人关系)，其余水师都坐视北洋舰队覆没。可悲的是，各水师高层腐败不堪，勾心斗角，更有官员想借外人力量铲除异己势力。在当时，朝野许多人认为这是北洋与日本人的战争，换句话说，是李鸿章以北洋之力在与整个日本对抗。因此，北洋舰队被围困在威海港内，日军占领了陆上炮台，用大清的炮轰击大清的战舰，半个多月的时间内，直到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管带刘步蟾、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代理管带杨用霖等先后自杀殉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大清的陆海援军无一到达战场支援。 最令日本人大跌眼镜的是，南洋舰队曾派人向日本海军请求，归还南洋舰队的两艘舰船。理由是这两艘舰船是战前到北洋参加会操的，不属于北洋舰队。和日本人交战的是北洋舰队而非南洋舰队，因此这两艘舰船应当归还。 甲午战争日本如何能以少胜多 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描述这一段战况时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 在慈禧的支持下，甲午战争陆海战事的实际谋划、决策多出于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一身。即便他殚精竭虑，仅靠一个人的见识，难免思维有局限，认识有错误，决策有缺陷。 双方开战后，战术上清军谨遵李鸿章指令，实行“专守防御”“保船制敌”，李鸿章强调北洋舰队要守住海口，拱卫京畿，处处限制北洋舰队的作战行动。丰岛海战前丁汝昌提出大队前往护航，遭李鸿章拒绝，结果仅以“济远”“广乙”舰护航两艘运兵船，在日舰队第一游击队3艘主力战舰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下，“操江”被俘、“高升”船被击沉，“广乙”搁浅，仅“济远”一舰逃脱，损失极为惨重。黄海海战前中日已经宣战，日舰队的任务十分明确，寻找北洋舰队决战，而北洋舰队的任务却只是给输送清军的船只护航，结果北洋舰队在作战准备、战术运用和组织指挥等方面明显不及日本联合舰队，遭受5艘战舰损毁、官兵伤亡800余人的重大损失。威海卫保卫战则更是被动，清廷内外意见纷纷，在“舰队出击”“拼死一战”，还是“水陆相依”“固守待援”的犹豫中，失去了所有的机会，最终导致全军覆没。 中日陆战中，清军将领的畏敌怯战、贪生怕死，与李鸿章的治军同样有着莫大关联。清驻朝鲜陆军总统领叶志超，在清军占优势的平壤防御战中，竟树白旗、停止抵抗，下令全军撤逃。贪生怕死狂奔500里，逃过鸭绿江。仓皇逃跑间丢下遭遇日军埋伏与敌激战的士兵，致清军死亡近2000人、被俘500余人，断送了整个朝鲜战局。 大连湾守军陆军总兵赵怀业，将战备物资换成白银、化为私财;置金州兵寡而不顾，坐观其陷落。日军尚未抵达大连湾，赵怀业早已闻风溃逃，自动放弃大连湾，将大连湾6座炮台、120余门大炮、246万枚炮弹，德国新式连发步枪600多支，子弹3381万发及没有启封的野战快炮、粮食、马匹、行帐等，拱手留给日军。这些装备成为日军攻占旅顺的物资保障。大连湾码头遂成为日军进攻旅顺的后勤补给站。日军按照赵怀业部丢下的水雷分布图，准确清除了大连湾中的水雷。 日军尚未兵至旅顺口时，清军还在顽强抗击日军前锋，但旅顺地区的前敌营务处总办龚照(实为旅顺陆军总统领)，竟置战局及诸军于不顾，自己乘鱼雷艇逃往烟台，随后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致旅顺轻易陷落。旅顺口9座炮台、78门重炮，加之诸多的粮、弹、军用物资、军港设备，悉数被日军缴获。 日军进攻辽东，清军有7万多人，日军只有2万人，而且供应线拉长，后路也有被切断的危险。如果清军能以优势兵力凭险扼守，与敌相持，日军无援兵、缺粮饷，很难坚持，是一次反败为胜的机会，但清军毫无斗志，抵挡不住日军的进攻，不到10天就从辽河东岸全线溃败。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描述这一段战况时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 威海卫南岸守军主将刘超佩，弃战乘小艇逃至刘公岛，后逃往烟台。由于主将逃跑军心不稳，缺乏统一指挥调度，致威海港南岸炮台相继全部失守。 总兵蒋希夷，受命驻防营口，在日军来犯之际畏敌怕死，竟擅自率所部5营步队逃走，使守城兵力减半，营口只剩3000余人分守炮台，致营口之战敌我力量更加悬殊，没等到清军主力救援，营口迅速失陷。 在整个战役指挥中，李鸿章凭个人主观荒唐行事的例子也不胜枚举。黄海海战后，翰林院联名奏参李鸿章“有银数百万两，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御使还奏参李鸿章：“米、煤资敌，释放日本奸细。”所谓“米、煤资敌”是指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订购大米和煤炭，因其属战略物资，宣战后按律应停止供货。但李鸿章强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于是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常运送日本。 开平煤矿是中国当时最大的煤矿，煤炭亦是战略物资(军舰的燃料)，但李鸿章却坚持由英国的怡和洋行控股该矿。连外国人都认为“李的立场值得深思”。
朱德的临终“遗言”：这辈子都没吃饱过
朱老总离开我们30多年了，然而，通过儿孙辈的深情回忆，我们感受到，在孙儿们眼中，与朱德元帅在一起的日子，其实并不遥远。 1、朱敏不愿回忆二战集中营的残酷经历 我的妈妈朱敏二战期间曾被关进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在长身体的时期，她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以致进入古稀之年后，身体状况急剧下降。她的双目渐渐失明，也很少开口讲话。2009年4月13日，妈妈走完了83岁的人生历程。4月1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告别仪式上，九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敬献花圈，上千名群众为她送行。 1926年4月，妈妈出生在莫斯科。那年，爷爷正好40岁。(因“姥爷”谐音“老爷”，朱老总不喜欢这个称呼，一直让我们称呼他“爷爷”。)不久，爷爷回国参加北伐战争。1940年10月，周恩来爷爷派人把妈妈从成都接到延安。到延安两个月后，1941年1月30日，妈妈告别团聚才一个多月的爷爷，赴苏联学习。 尽管莫斯科是自己的出生之地，初来乍到的妈妈依然水土不服，先是气管炎，后又引出小时候落下的哮喘，整夜咳个不停。在国际儿童院生活了4个月，苏德战争就爆发了。刚刚脱离中国战火的妈妈，又陷入了更大的战乱。妈妈和其他20个来自各国的孩子沦为德国法西斯的小囚徒，被关进了集中营。 妈妈对集中营的残酷经历从来不提。后来，叶大鹰拍《红樱桃》采访妈妈，妈妈说：“叶大鹰是叶挺烈士的孙子，如果不是他，我不愿意和任何人回忆过去这些事情。”她不愿再提过去的痛苦。 当时，为了进国际儿童院学习时便于分班，爷爷为时年已14岁半的妈妈少报了两岁，填报12岁。到莫斯科后，妈妈使用爷爷特意为她取的化名“赤英”，一是为了以防万一，不会暴露身份;二是“赤”和“朱”都是红色的意思，红色英雄。谁也料想不到，“赤英”这个名字曾登载在苏联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的花名册上，也曾登载在德国东普鲁士纳粹集中营的囚徒名单中。 远在中国的爷爷这时以为女儿“失踪”了。在抗日前线，爷爷写了封信寄往莫斯科。不想，这封家书因邮路不通被原封不动地退回延安。康克清奶奶向爷爷提议，是不是通过延安电台向苏联方面打听一下女儿的下落?爷爷说：“现在中国和苏联都经历着残酷的战争，我怎么能为私事打扰苏联政府呢?还是等战争结束以后再说吧。” 1946年初，妈妈终于回到莫斯科。1950年夏天回到了中国。 2、史沫特莱赠予朱德的稿费 爷爷有一笔巨款早就存放在德国。那是史沫特莱写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的稿费。史沫特莱1950年逝世前曾留下遗嘱，要将稿费转交给爷爷。国外有关机构将这笔稿费交给了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爷爷知道这件事情后，怀着对史沫特莱深深的敬意，亲自将她的一半骨灰安葬在北京，并在墓碑上题了字。此后他对稿费没再过问提及。1958年2月，爷爷接到中国驻德国使馆的请示：“朱德副主席在我馆存稿费95008.30马克，已有两年之久，此款如何处理?”爷爷提笔批示道：“买自然冶金科学新书、化学新书寄回!”大使馆购买了大量国外最新科技书籍，全部分给各大图书馆和有关科研单位。 爷爷一生都非常喜欢兰花。因为养兰，他成了中南海闻名的“兰花先生”。他在南方视察时，只要有机会爬山，就会去寻找兰花。 很多照片都记录了爷爷整理兰花的情景。他经常到中南海的花圃里，一蹲就是半天。四川的夏蕙，广东的墨兰、银边大贡，贵州的野生种类和无锡的各种春兰，大约有千余种兰花在温暖的花房里争奇斗艳。爷爷沉浸在万花丛中，这或许是他最为舒心的时刻。 爷爷喜好兰花可有历史了。他20岁左右从军云南时，非常喜爱一种开着白色花朵的野兰花。每到春夏交际，这种野兰花漫山遍野，清风吹过来，阵阵芳香袭人，特别招人喜爱。因为经常作战，流动大，不能种花，他就用瓶子养着采来的野花。再后来，他提升当官了，就一边行军作战，一边在山里采集野兰花，移植到各种简易可携带的“花盆”中。时间一长，他认识了许多兰花，能准确地辨别它们的品种。 1928年，爷爷率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他又一次在井冈山上看见了久违的野兰花，并且记住了井冈山兰花的主要生长地点。30年后，爷爷到井冈山地区视察工作，仍然记得当年的野兰花。他利用空闲时间，爬上山找到野兰花生长地，将花移植到瓦盆里，带进了中南海的花圃。 1971年9月粉碎林彪集团后，爷爷第一件事就是去中山公园看望他的兰花。一进花圃，看见熟悉的兰花，好像看见久别的老朋友，眼眶都湿了。 3、临终调侃：“这辈子没吃饱过” 爷爷长期患有糖尿病，要少食多餐。冬天我们经常和厨师一起把馒头切成片放在暖气上烤干。爷爷饿了的时候就拿点干馒头片吃。 爷爷喜欢吃四川泡菜和回锅肉，但后来医生对他的饮食控制很严格，每顿基本上都是保健菜，过瘾的菜都不让他吃，爷爷这个简单的要求也被“剥夺”了。有一次廖承志同志来看爷爷，奶奶留他吃饭，问他喜欢吃什么。廖公一听，借机提出一个在家不能提的要求：“我想吃回锅肉”。其实，廖公和爷爷一样，都被医生管着，在家里又被夫人监督着，和猪肉无缘。 爷爷这时投了廖公一票，“廖公就这个小小的要求，克清你就满足他吧!”奶奶叫厨房炒了一盘回锅肉，又怕爷爷也加入这个开戒的行列，便指着我对大家说，“正好，我们家也有一个吃肉的”。这以后，“吃肉的”成了我的代指。“吃肉的回来了”，每次我回家，保准会得到这个热烈的欢迎词。吃饭的时候，爷爷边吃自己的边看着回锅肉。奶奶就得老打岔，引开爷爷的注意力。我见爷爷实在想吃，就偷偷夹一块放到爷爷的嘴里。 爷爷临终时还对康克清奶奶调侃说：“我这辈子没有什么遗憾的，就是没吃饱过。”
李莲英是如何一步步被慈溪恩宠的？
1966年的时候，人们曾打开过李莲英的坟墓，除了在他的坟墓中发现了大量的数不尽的奇珍异宝，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他的棺材里除一颗头颅和一条长辫子外，没有尸身…… 李莲英原名李英泰，字灵杰。祖籍浙江绍兴，明末清初其先人流落山东，后来移居直隶河间府大城县。道光二十八年(1846年)李英泰出生。 父名李玉，是个修鞋匠，家境极为贫困，在家乡无以为生，全家辗转进京，仍以修鞋为业。李莲英小时候常帮助父亲削切皮头，所以人们都叫他“皮削李”。根据李莲英的墓志铭记载，他“年九岁入内廷充役使”。 清宫档案的记载也证明，李莲英是于咸丰七年十月十一日由郑亲王端华府送进皇宫当太监的，但年龄是13岁。也许李莲英在净了身之后，没有直接到皇宫当差，而是在王府当了几年的差，才被郑亲王送进皇宫的。 李莲英入宫后的名字叫李进喜，他进宫14年的时候才由慈禧太后起名莲英。李莲英入宫之时，正值太监安德海被慈禧太后宠爱，红得发紫。 后来，安德海因少年得志，过分张狂，终于以“违背祖制，擅离京师”的罪名，在同治八年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拿获，砍了脑袋。这件事使李莲英得到了深刻的教训。他是一个十分聪明乖巧的人，很快就明白了应该如何摆正主子和奴才之间的关系。 李莲英不仅学会了揣摩主子的脾气和爱好，能够千方百计地讨主子的欢喜，同时还能时时处处谨慎小心。正像墓志铭中说的那样：“事上以敬，事下以宽，如是有年，未尝稍懈。” 李莲英的心计使得他在年仅26岁的时候开始任储秀宫的掌案首领大太监。这个职务一般需要进宫服役30年才有资格担任，可是李莲英这时候进宫刚满13年。 光绪五年，李莲英出任储秀宫四品花翎总管。随着他的主子慈禧太后日益大权独揽，他的声望地位也一天天变得显赫起来。李莲英31岁时，已经可以和敬事房的大总管也就是清宫太监的总头目平起平坐了。 而到了光绪二十年，46岁的李莲英被赏戴二品顶戴花翎。清朝的二品文官，级别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副部长。对太监来说，二品顶戴只是一种荣誉的象征。 虽然如此，李莲英还是在太监中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先例。因为早在雍正时期，雍正皇帝规定太监的品级以四品为限，不能再高出这个等级。李莲英就这样成为慈禧太后面前的大红人。 由于李莲英很会做事，因此，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几十年来换了好几批，唯独李莲英她舍不得换。李莲英不仅在慈禧太后面前极力表现，他也不放过机会去讨好光绪皇帝。 因为他深知慈禧太后已经年迈，光绪皇帝虽然有病，但毕竟年轻，如果没有意外情况出现，慈禧太后死在光绪皇帝之前是必然的。李莲英这样精明刁滑，对于他来说，两面讨好，八面玲珑的做法，是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和自我保全的一种策略。 李连英未进宫前耳闻过不少勾栏院的事，而且还亲眼见过些烟花女子。他深知女人里边最会打扮的应该推她们为尊，因为这些女子打扮得迷人一些是职业需要，有哪个男人不喜欢花枝招展的女人而独独青睐蓬头垢面的妇人，那他必是傻瓜无疑。况且这两天李连英走东家串西家也把必要的情况摸了个八八九九。 李连英找个杂货店买了一个小竹篮，篮里装了些生发油、宫粉、胭脂、绒花、通草类的闺秀梳妆之物，从此叫卖于八大胡同的花街柳巷，出没于妓院粉头之中。 其后的十多天内，每天日上三竿时，正当“清吟小莲”的姑娘们梳妆打扮之际，“生发油，宫粉胭脂啊!”的悠扬叫声便会传入她们的耳鼓，进而打动她们的心弦，只闻得一阵香风，只听得一片珠落玉盘的“格格”娇笑，只觉得眼前一花，一个个浓装丽服，粉面桃腮的姑娘移动金莲，婷婷娜娜而来，如风摆杨柳雨打芭蕉，再看那发式，有的如喜鹊登枝，有的如孔雀开屏，有的如天上云霞，有的如水中波影。 李连英一边暗暗赞叹姑娘们丽质天生，更擅打扮，一边细细观察揣摸那些发式，一一记在心里。时间不长，他和这些倚门卖笑的姑娘们混得厮熟，有时竟得以登堂入室去卖，这也给了他不少方便，让他隔着“水晶帘”细细地看姑娘们梳理青丝、盘缕发髻的技法，如此这般一来，到离约定期限还有七八天光景时，京城内妓院里的各种梳头样式差不多都让他看了个遍，学了个遍。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模仿、苦练，李连英终于熟练地掌握了大约30种新发式的梳理方法。回到宫中，李连英主动找到了自己的师傅刘多生，把学到的手艺添枝加叶述说一遍。当下师傅刘多生把慈禧太后的脾气、喜好、忌讳、怎么献茶请安、怎么三拜九叩以及应该仔细注意的地方细细地给这个小徒弟说了一遍，李连英一一点头称记下了，只等第二天上去当差。再说这个梳头房太监的总管听说来了一位梳头巧手，会梳时下流行的最新发式，就像得了救星一样高兴。 第二天一大早，踌躇满志的李连英忐忑不安地跪倒在慈禧太后的身后，从前面的大镜子里，仔细端详了一番慈禧太后的脸型，凭着前一阵子摸索出的经验，大胆地做起了一种新的发式。 慈禧太后从镜子里看着身后这个年轻太监认真的模样，不由得产生了好感。很快，李连英梳好了头，插戴好金银首饰，又别上一支鲜艳夺目的牡丹花。慈禧太后坐在镜前，左右端详了半天，欣赏着新的发式，甚为满意。 李连英还深入研究慈禧太后的心理，慈禧太后最怕梳头掉头发，李莲英就一边给慈禧太后梳头，一边讲笑话或市面上听到的轶闻趣事，借此分散慈禧的注意力，一边把梳掉的头发，悄悄地装入袖筒之中。这样他梳的头样式又好看，又没见掉头发，深受慈禧太后喜欢。 从此以后，李连英凭着一表人才的长相和高人一等的梳头手艺讨得慈禧的欢心，终于被慈禧太后看中而成了梳头房中的中坚力量，给慈禧太后梳头就成了李连英的“专差”。 李连英通过自己的努力，很快就被慈禧太后提升为梳头房首领兼敬事房首领，御前近侍。李连英自此也跻身于慈禧太后面前的红人之列。他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免去了梳头太监的“杖刑”和“板刑”。以至当他休息时，那些太监们宁愿自掏腰包贿赂他，只求他不要休息，仍负责侍候西太后。 此时的李连英已经感觉到，他飞黄腾达的梦想，很快就要实现了。
明朝只有定都北京才能守住江山的内幕
明朝的大神王阳明曾经对明朝的国防提出了自己的战略构想，他的观点是“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四处（宣大蓟辽）而已。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他所说的这些地方位于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和辽东地区，换句话说，也就类似于宋朝人口中的燕云十六州。那么为什么说明朝必须迁都北京才能守住，北部的半壁江山呢？ 1、明朝的经济中心完全在南方，北部已经远远落后 从南宋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彻底转移到了南方。而北方地区遭到了金和蒙元等政权的反复蹂躏，经济水平一落千丈，人口也大大地降低。直到明朝的前期，天下初步稳定以后，北方才开始慢慢的恢复自己的元气。但是由于破坏时间太长，具体的水平仍然和南方地区差的远。 如果没有合适的理由，面对北方草原的猛烈进攻，明军很可能选择后退。所以说只有迁都这个最光明正大的理由，才能使本在南京的群臣闭嘴。在朱棣刚刚宣布迁都之时，遭到了群臣的强烈反对，最后君权大于一切，才稳定了局面。 蒙元南下南下以后，对原金国统治的北方地区进行了大屠杀，北方的人口下降了70%以上，经济建设更是无从谈起。元朝统一全国以后，许多蒙古贵族将农田改成了牧场，在元朝统治的90年里，北方的经济一直没有恢复。 元朝末期的农民起义席卷全国，在元军与农民军的反复较量中，北方刚刚有了一些起色的经济再次崩溃。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初期，河北、河南、山东地区的经济和人口数量都已经到了冰点，所以才出现了山西大移民。 经管如此，北方的经济想完全恢复仍然十分困难，因为已经没有了政治中心的优势，以前王朝的首都都在长安、洛阳、开封之间来回运动，这些城市都在北方，完美的带动了北方的经济。而明朝的都城在南京，北方地区缺少带动经济发展的动力。经过慎重的考虑，永乐皇帝朱棣决定迁都北京，从源头带动北方的经济发展。 2、从国防战略的角度考虑，迁都北京也是必走的一步 燕山山脉长城一线历来就是中原王朝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是中原王朝必保的地区。历代的中原王朝都依靠这一条国防线守护者中原大地的安全和安宁。但是自从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辽国以后，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汉人失去了国防的命脉，随后建立的宋朝就必须靠着数量优势的步兵去抵抗彪悍的草原骑兵。这些骑兵没有了燕山山脉的阻隔，可以在中原大地上纵马驰骋，宋朝一点办法也没有。北方的游牧骑兵日夜兼程四天就可以到达黄河岸边，直接威胁中原王朝的心脏。 这个道理明朝也不会不懂，辽宣大一线明朝必须保住。但是这样一来就必须在边境布置重兵，而京城也需要重兵拱卫，这就大大增高了明朝的国防投入。更重要的是明朝延续了宋朝的毛病，对武将并不信任，担心他们取而代之，文贵武贱的现象仍然十分的普遍。 由于北方距离南京遥远，指挥起来十分耽误战机，因此北方需要一位大员镇守统筹全局。但是明朝是不会轻易设立这一个职位的，明朝皇帝也担心安史之乱的第二版。因此，也只有唯一的办法，皇帝将首都设立在北京，既解决了兵力重复建设的问题，有从根源上杜绝了武将谋反的可能，最重要的是可以指挥北部军队抗击草原上随时可能南下游牧骑兵。
备受优待的黄维为何至死不认罪一心想去台湾
在长达27年的改造过程中，黄维还是未能受中共感化。当时。所有国民党战犯在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都会写读书笔记并结合自己的罪行当众作思想报告。杜聿明就曾写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作了2个多小时的报告。而黄维不但不写笔记，别人作报告时他也一言不发。一次，黄维的妻子来探监并给黄维做了很丰盛的饭菜，用餐中妻子劝他和中共合作，争取早日特赦。 结果，黄维直接把筷子摔在桌子上，并大声斥责夫人：“从现在起不吃你做的饭，你也别来看我!”但是，共产党和政府还是予以最大的宽容对待黄维，黄维初到功德林监狱时身患五种结核，经中共医护人员四年的精心治疗护理根治了他的病症，日常生活中他也受到了优待。后来，黄维以研究“永动机”为名拒绝思想改造，但中共还是尽力满足他的要求，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审阅了他的设计图。1975年3月，黄维作为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被特赦，后被中共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工作。 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下辖四个正规军十一个师和一个快速纵队，全兵团清一色美械装备，堪称“中原第一王牌”。该兵团主帅黄维虽然“书生”气十足、大有“纸上谈兵”之嫌，但他曾先后两次随蒋介石东征。抗日战争中，他在淞沪会战号称“血肉磨坊”的罗店战役中也表现神勇。内战爆发后，他更是响应蒋介石的号召统领十二兵团，蒋介石“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使蒋介石龙颜大悦，荣登蒋家王牌爱将之列。 国民党许多将领，因种种原因与机会接触共产主义并被“赤化”的屡见不鲜。黄维早年就与共产党人渊源颇深，共产主义的火种也曾眷顾过他。黄维淮海战役被俘后，更是受到解放军的优待，但他一直抵制中共的思想改造，被特赦后还未放弃回台湾的想法直至病逝。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黄维如此执迷不悟，以至于和共产党失之交臂呢? 1、自身性格因素 黄维的性格可用一个“儒”字来形容。这样的性格虽秉承了儒家“君子之道”的特色，使黄维为人处事光明磊落，不失君子风度。但“墨守成规”、“守旧迷信”、“满脑子书呆子气”的劣性也为他与共产党背道而驰埋下了伏笔。 1904年2月28日黄维出生于江西贵溪盛源乡农家，父早逝。黄维早年毕业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后因经济拮据他考入鹅湖师范，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回乡任小学教员。黄维虽深谙为师之道，却做事刻板，以至于和乡绅不睦而弃职离乡。1924年黄维考入黄埔军校一期，被编在第二队，同年与同学集体填表加入了国民党。黄埔时期，黄维深受国民党“正统思想”熏陶，使他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才是真正救国救民之主义，盖舍三民主义外，更无其他真正之主义”。而此时，蒋介石“君臣之道”、“忠臣良将”的儒家说教又恰与黄维合拍。蒋介石时值壮年，总是戎装革履。显得英气十足，使得黄维更加崇拜。后来，黄维因做事严谨认真受到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的赏识，据说，陈立夫十分宠爱黄维，以至于差点把女儿嫁给他。陈立夫极力把黄维推荐给了蒋介石，蒋介石也大加重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黄维就死心塌地追随他的“蒋校长”了。 国民党很多将领都领教过黄维“书呆子”的厉害。一次，陕籍将领杜聿明远征出兵缅甸，但战事不利，杜聿明败逃回国，而此时对杜聿明部队进行点检的就是黄维。杜聿明久闻黄维是个书呆子，执法如山，但他还是希望黄维能够开恩给他的部队少报点损失，给他这位蒋介石跟前的“红人”留点面子。所以，杜聿明就伸着热脸去贴黄维的冷屁股，宴请黄维。宴会上的气氛果然凝重，杜聿明的幕僚们为了活跃气氛，就和黄维没话找话，说的也就是些“近来天气很好，风调雨顺什么的……”。谁知黄维不领情，立刻发作日：“我老家江西正发水灾，哪来的风调雨顺?”杜聿明部下以为黄维向他们索贿，便问是否给黄维家送些“款子”，谁知，黄维听后更大发雷霆日：“我家开的酱油铺米铺，发大水正好发国难财…””杜聿明听后无奈地长叹一声便离席而去，知道黄维绝对不会对他“手下留情”了。 黄维的“书呆子”气，连许多共产党将领也略知一二。淮海战役中，黄维的十二兵团被解放军重重包围于双堆集，陈赓大将的部队就坚守在南坪集。陈赓在黄埔时期就是黄维的同学，他早已摸透了黄维的性格，知道黄维是教书出身，迷信书本，墨守陈规，打仗老爱在书本上找依据，动不动就是“兵法云”尔尔。所以，陈赓就采用放弃已占阵地，诱敌深入的方法。黄维果然上当，使自己的部队进入陈赓的伏击区，当黄维醒悟的时候，已为时晚矣。后来，黄维被解放军俘虏，当他知道与自己对阵的是他的老同学陈赓时，他竟说：“败在陈赓手上不算冤枉，陈赓是我的同班同学，在学校里我就比不过他!”黄维的“书呆子”气可见一斑。 2、被蒋氏集团“逼上梁山” 黄维身为黄埔一期成名较早的学员，“书生气”浓重的他实际对战争并无多大兴趣，四十年代后黄维逐渐转入军事教育领域。1948年9月黄维任新制军官学校校长。此时，蒋介石发动内战打得如火如茶，正是用人之际。黄维虽厌恶征战，但蒋氏集团抓住了黄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儒家心理。利用以往对黄维施予的“厚恩”，再一次把黄维推向风口浪尖。 蒋介石素来推崇曾国藩的“识人之术”，用人考究“资历”，而黄维本身就是黄埔一期嫡系，他在北伐战争中已是营长，在南京栖霞山与直系军阀孙传芳的战斗中又表现勇敢。再加上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的举荐，因此深得蒋介石器重。黄维本号“悟我”，后经蒋介石改为“培我”，可见蒋介石对黄维的“栽培”之心。1928年秋，蒋介石成立陆军第十一师，钦点黄维任该师团长，同年前往陆军大学深造。在校期间黄维曾多次受到蒋介石单独训话。1933年，一直欣赏德国军事教育的蒋介石一纸批文送黄维去了德国考察。在德国，“书呆子”黄维如饥似渴地学习德国军事经验，并在国内国民党军事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使蒋介石颇为赞赏。 1938年，蒋介石把“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交给了黄维，34岁的黄维任军长。黄维深得蒋介石信任，不但30岁就当了师长，从师长到军长也只用了四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升为上将的高魁元、王异等都曾是他的部下。每当提起黄维，很多国民党将领的评价都是：黄维总是表情严肃，连走路都是挺着胸脯，一副将军的仪容，在部下面前从来不苟言笑。黄维不仅对部下要求严厉，对自己也很严格，他从不染指女色或赌博，从西方留学归国后，也不流露出西方特色。因此。蒋介石把黄维看作是不可多得的德才兼备型人才。在黄维流露出对军事教育感兴趣后，蒋介石竟让黄维担任了自己兼任的武汉陆军学校校长，使黄维感激涕零。 黄维不但被蒋介石看重，也受到蒋介石的“心腹”——陈诚的青睐。黄维的“书呆子气”与陈诚很像，在国民党内部素有“陈诚影子”之称，可见两人关系之亲密。陈诚也对黄维有“伯乐之恩”。黄维在陈诚手下的时候，基本上每年都要提一级。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斗争不断，陈诚曾多次力保黄维，使黄维在国民党内有了一席之地，成了国军中有名的平步青云型人物。因此，黄维成了陈诚的忠实支持者。1944年国民党为扩大兵员组建“青年军”，其实是按照“蒋介石——陈诚——蒋经国”的布局进行人事安排，黄维被任命为副总监与蒋经国共事多年，“太子”蒋经国为扩大自己的势力，也对黄维大力拉拢，使黄维“受宠若惊”。 1948年9月蒋介石组建十二兵团，并让黄维担任司令，但黄维办学校正干得热火朝天，他本来不想干，但禁不住蒋介石的再三召见，陈诚又说：“如果他不当，十八军就会被白崇禧抢走!”在蒋氏集团的“恩威并施”下，黄维只好答应，在临走前他还对蒋介石说：“等打完这一仗，我还要回去办我的军校!”蒋介石也答应了他的请求。可黄维怎会知道自己有去无回?学校固然是要去的，只是去了中共的“战俘改造学校”。黄维被俘后，国民政府曾宣布黄维阵亡，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中央日报》也大力宣传了黄维将军的光辉业绩。蒋氏集团如此的“圣眷隆恩”，以黄维的性格，在中共面前也只有“顽抗到底”了。 3、与共产党“有缘无分” 进黄埔前，黄维就曾与共产党着名将领结识，并产生了深厚的情谊。进入黄埔后，黄维更有机会与中共接触，实际上他已初步具备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前提条件。遗憾的是，黄维并没有抓住机会与中共产生交际，直至被围双堆集他仍拒绝投降。被俘后，黄维成了“最难改造的顽固分子”。虽然在人生的暮年黄维留下了悔恨的泪水，但为时晚矣。归根结底，只怪黄维与共产党“有缘无分”。 1918年黄维就读师范期间，就与来自赣东北的老乡、后来成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重要领导人的方志敏结识。因方志敏比黄维长四岁，黄维就对方志敏以兄长相称，两人一见如故，关系甚是亲密。在黄维心中，方志敏是位极热诚、极可信赖、极令人钦敬的人。比起方大哥，黄维觉得自己很幼稚，缺乏社交能力，孤陋寡闻，所以他感觉和方志敏在一起，时时处处都能学到很多东西。一次，黄维问方志敏今后的打算，方志敏回答：“投笔从戎，到广州找孙中山先生，孙先生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跟着他一定能够救国救民，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这番豪言壮语深深打动了黄维，使他对方志敏更加敬佩并期望日后能与方志敏一起南下，干出一番事业。 后来，黄维跟随方志敏一起报考黄埔军校，方志敏对黄维关怀备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方志敏陪同，黄维简直寸步难行。他们先来到了上海，但不巧，因为来得太早，黄埔军校还没开始正式报名，而且据传言说黄埔军校能不能开办还尚难确定。这时，黄维的盘缠也快耗尽，在进退两难之际，方志敏又托上海的熟人给黄维暂时找了份工作，使黄维的吃住有了着落，解了黄维的燃眉之急。不久，黄埔军校开始招生，方志敏与黄维都顺利通过了初试。黄维想到今后能与方大哥一起心里特别高兴。但没想到，接到复试通知的第二天，方志敏告知黄维自己有些事情要办，不能复试了，叫黄维先去广州，自己忙完就去广州找黄维。没想到这竟成了二人的诀别。实际上，早在1923年方志敏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上海与黄维分别是受中共指派去了江西。当时，方志敏没给黄维说，因为这是党的纪律，否则的话，黄维的命运也许会和以后大相径庭。 进入黄埔后，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徐向前、陈赓、左权等共产党高级将领都曾是黄维的同学。但黄维加入国民党后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也没与共产党人擦出火花，实属遗憾。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黄维被围双堆集眼看死到临头，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多次劝降黄维，但黄维还是顽固不化，坚决抵抗。 黄维被俘后，先后在北京功德林监狱和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在长达27年的改造过程中，黄维还是未能受中共感化。当时。所有国民党战犯在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都会写读书笔记并结合自己的罪行当众作思想报告。杜聿明就曾写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作了2个多小时的报告。而黄维不但不写笔记，别人作报告时他也一言不发。一次，黄维的妻子来探监并给黄维做了很丰盛的饭菜，用餐中妻子劝他和中共合作，争取早日特赦。 结果，黄维直接把筷子摔在桌子上，并大声斥责夫人：“从现在起不吃你做的饭，你也别来看我!”但是，共产党和政府还是予以最大的宽容对待黄维，黄维初到功德林监狱时身患五种结核，经中共医护人员四年的精心治疗护理根治了他的病症，日常生活中他也受到了优待。后来，黄维以研究“永动机”为名拒绝思想改造，但中共还是尽力满足他的要求，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审阅了他的设计图。1975年3月，黄维作为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被特赦，后被中共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工作。 暮年的黄维曾回到江西老家，当站在方志敏烈士墓前时，黄维沉默了，深为自己未能像方志敏一样报国为民而流下了悔恨的热泪。叹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黄维一直困惑：“国军人数装备俱优于解放军，为何还会如此惨败?”殊不知，共产党爱民如子，与人民情同鱼水。国民党纵有雄兵百万，但面对亿万民众，犹如石牛人海，岂可奈何?正应了“水可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古语。
明朝四大特务机构全揭秘：锦衣卫为敌不过东厂
锦衣卫做为明朝时代人见人怕的特务机构，相信多数国人都知道，但在锦衣卫之外，明王朝曾有一段时间、四大特务机构并存，缇骑四处，天下骚动。 锦衣卫 锦衣卫原先是军事建制。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8处。朱元璋改革禁卫军，建立了12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其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即一部分是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这些人虽名为“将军”，其实只负责在殿中侍立，传递皇帝的命令，兼做保卫工作。这些人都不是等闲之辈，一个个长得牛高马大，虎背熊腰，而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从外表上看颇有威严，对人有一定震慑作用。锦衣卫中负责“巡查缉捕”，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 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是用来做仪仗礼仪，后来由于他大肆屠戮功臣，认为司法机构如刑部、大理寺、都察院都不好用，于是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专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1000，最多时多达60000之众。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入充，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同时，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 明朝的前两代皇帝朱元璋是贫寒子弟出身，朱元璋起兵夺取天下，朱棣是靠武力夺取了侄儿的江山，由于这种出身的特殊性，明朝对皇权的维护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强烈欲望。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地扩大了。锦衣卫的指挥使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既打击异己，又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如明成祖时的纪纲、明武宗时的钱宁等，在他们掌权时，缇骑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会家破人亡，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 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们，死于锦衣卫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计其数。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恐怖的氛围，与唐武则天时期的短期出现不同，明朝几乎是绵绵不绝，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有人甚至评价道，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 传说有一次明朝的开国重臣宋濂，秉性老实忠厚，年纪虽老，办法却还算得力，让皇帝满意。有一天下朝回家，大概因为总是早起上朝，加上年纪大了，体力有些不支，过于劳累，就顺口赋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遂得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一见宋濂便说：昨天做得好诗!可是我并没有嫌你迟呀，还是改成“忧”吧。吓得宋濂赶忙拜倒谢罪。当朝宰相只不过在自己家中偶尔感叹一下，没想到第二天就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可见锦衣卫势力之大。 锦衣卫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是皇帝用来教训违纪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一旦哪位官员触怒了皇帝，被宣布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午门行刑。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受刑者裹在一个大布里，随着一声“打”字，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屁股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准确地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像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肉体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但皇帝对此乐此不疲，锦衣卫也就对它情有独钟了。 猖狂的东厂西厂 除了锦衣卫之外，明朝还有另外两个特务机构，那就是东厂和西厂。东厂的建立者是明成祖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朱棣一直担心帝位不稳，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时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他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还不够用，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出过很大的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等人，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 就这样，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也称档头，番役就是我们俗称的番子。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得多。 东厂府衙，大厅左侧供奉着岳飞的雕像，右侧刻着胰式芏案的故事。历届东厂厂主的牌位，供奉在大厅西侧的祠堂里，堂前还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可惜东厂人员的所作所为与这些摆设实在相差太远。 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牟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搞得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与东厂相对的是西厂，西厂在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明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于是他身边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派往宫外打探消息。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几个月后，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首领便是汪直。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西厂的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地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但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奸臣戴缙在得知皇帝的心思后，主动上书，大肆吹捧汪直。宪宗大喜，立刻恢复西厂，废与举之间，只相隔一个月。汪直复出后，更加严酷地办案，戴缙也得以升职。 在此后的5年里，汪直领导西厂又办下了无数“大案”，将反对自己的朝臣如商辂、项忠等一一剪除，他的权势也达到了极点。后来，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引起皇帝的警觉，汪直最终被调出京城，西厂也随之解散。 明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由太监谷大用领导。这时西厂和东厂都受刘瑾的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由本人直接统领，其职能与东西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一时间，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并存，缇骑四处，天下骚动。直到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 厂卫特务制度是皇帝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实行的个人政治措施，它最大的功效就是你无法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特务监视，从而产生一种自己随时处在监视之中的感觉。任何一点不够“老实”的动作，都可能造成无法预估的可怕后果，从而不敢有任何轻举妄动，只能乖乖地做个顺民。但特务们权力倾轧，残害忠良，最终倒霉的，还是整个国家! 相关阅读：朱元璋怕宦官专政 为何大明朝却成为太监帝国? 宦官问题，历来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权的毒瘤。历朝历代，能将这个问题处理得好的并不多见。柏杨说中国经历了三次最黑暗的宦官时代：第一次是在东汉后期的2世纪;第二次是在唐朝后期的9世纪;第三次从公元1435年王振当权一直到明王朝覆灭为止。明代的宦官虽然不如东汉末年和晚唐时期的宦官气焰凶、势力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能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在中国宦官史上力拔头筹。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二百多年间，宦官们熙熙攘攘，你去我来，活跃在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甚至出现“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这样颇为奇特的历史现象。奸佞之生不偶然，半由人事半由天。让我们从魏忠贤的前辈们谈起。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儿外，没有更多的权力可言。草根出身的朱元璋，雄才大略，戎马一生，为朱家子孙们争来了天下。卧榻旁岂容他人酣睡，这显然不仅是赵匡胤一个人的隐忧，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功臣大将们都已兔死狗烹，权力禁脔又岂容宦官染指?他亲眼目睹过元末宦官的危害，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洪武十年(1377年)，有一名老太监，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指出公文中有明显的错讹。朱元璋明知太监说得对，仍然立刻下旨将他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原因是这名太监“干政”了。 洪武十七年，朱元璋特意铸了一块铁牌，悬挂在宫门上。铁牌上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这时候，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允许干预朝政，更不能与官吏串通一气，甚至连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 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这道铁的纪律起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开始把宦官视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被悄悄地改为内臣不得擅自做主。 朱棣之所以任用宦官，委以大权，是因为在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役”中，他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在围攻南京时，又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所以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表现得非常勇猛,率军与南兵对冲，为朱棣在战场上立了功。 于是，明代的宦官悄悄地迈开了问鼎权力巅峰的第一步。朱棣先后派李兴使暹罗(今泰国)，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域，王安等督军营，马靖巡视甘肃。永乐十八年(1420年)，又增设东厂，委任宦官主持，专门侦察刺探臣子民众情形。这样，宦官可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以及刺探臣民隐情，大权在握，为后来的专权提供了条件。 明代宦官权力全面扩张，是在宪宗朱见深统治时期。朱见深赋予亲信宦官汪直以军政大权。一些外廷官员想得到升迁的机会，往往走汪直的后门。只要汪直肯在宪宗面前美言，则此人立刻官运亨通。由此一来，那些想走捷径的人，莫不以结识汪直为荣，这就抬高了汪直的身价，也给汪直的弄权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有一次，汪直受皇上派遣，到北方巡边。那时，中国的主要军事力量集中在蓟辽、大同、榆林等处，素称“北方九边”。担任巡边的人，都深受皇帝信任。巡边大臣在皇上面前的一句话，便可以决定边镇命官的生死升谪。因此，被巡之地的官员从来不敢马虎。这次汪直巡边，鉴于他已经是皇上的宠宦，官员们更是唯唯诺诺尽显小人相。那些督抚、总兵以及所在地的抚台等官员，都出境二三百里地迎接。官员晋见他，都行跪礼。公堂之外，官员们纷纷私下向汪直行贿，以博欢心。这些丧失人格的做法果然奏效，在汪直回京之后，所有对他阿谀奉承的人全部升官。反之，那些不肯依附汪直的人，都被免官或遭贬谪。 成化十四年(1478年)曾经发生了一起假汪直案。崇王府仆人杨福，因相貌酷似汪直，便假称汪直。从芜湖、常州、苏州到杭州、绍兴、宁波，他所到之处，各地官员争相奉承，甚至有人找上门托他打官司。当他南下到福州时，被福州镇守太监识破，杨福被斩杀，轰动一时。此案虽然颇令汪直难堪，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汪直的权倾一时。 武宗朱厚照15岁即位，这是一个只对女人和游荡有兴趣的花花公子，荒唐而且任性。从小就跟他在一起的玩伴宦官刘瑾，犹如朱祁镇的玩伴王振一样，利用皇帝的昏庸和信任掌握了大权。刘瑾有一个核心集团，称为“八虎”，这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称呼。刘瑾使刚上台不久的朱厚照相信，以托孤大臣谢迁、刘健为首的忠心耿耿的朝臣，是阴谋使皇帝陷于孤立的“奸党”，刘瑾把他们统统地赶出朝廷，连儒家阳明学派的创立人王守仁也被廷杖后贬窜蛮荒。从此朝中文武大臣要么对刘瑾侧目而视，要么争先恐后拍他的马屁，刘瑾牢牢地控制了朝政大权。 有一天早朝时，朱厚照发现了一份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信，但朱厚照拒绝相信，把这封信转交给刘瑾。刘瑾大发雷霆，命高级官员三百余人跪到奉先门外的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级官员们从早晨跪到天黑，许多人当众倒下死掉。天黑之后，未死的人再被囚进锦衣卫诏狱。后来还是刘瑾发现匿名信来自宦官内部，跟朝臣无关，才把他们释放了。 刘瑾权势熏天，整个政府都围绕着他转圈。宰相焦芳、内政部长张彩、国防部长曹元，几乎跟他的家奴没有分别。政府的大小措施都在刘瑾的私宅里决定，即使最荒唐最恶毒的大政方针也没有人敢提出半点异议。 各地官员进京朝拜述职时总是要向刘瑾行贿，叫作“拜见礼”。少的要上千两，多的则五千两。如果升了官，还要立即用重金“谢”刘瑾，叫作“谢礼”。送少了还不行，会被马上撤职。但如果你赶紧追加银子，官职又能马上恢复。官位基本上成了刘瑾手中卖钱的商品。刘瑾究竟拥有多少家产呢?据史家考证，刘瑾的家产近乎天文数字—合为33万公斤黄金、805万公斤白银，而李自成打进北京时，崇祯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仅为20万公斤黄金! 刘瑾当权只有五年，右都御史杨一清利用“八虎”之间的矛盾，刺激张永反戈一击，告刘瑾谋反。武宗下旨逮捕刘瑾，籍没家产。武宗从刘瑾家中抄出金银数百万两，并有伪玺、玉带等违禁物。其中，有两柄貂毛大扇，里面暗藏机关，以指按动，便弹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武宗看了，也吓得目瞪口呆。刘瑾最终多行不义必自毙，但整个明政府的结构，几乎被他拆散。 至此，明代宦官的权力完成了其扩张的全部过程，明代宦官终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以后魏忠贤的专擅独断，不过是这些前辈们权力的再现与延伸。于是，历史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朱元璋最怕宦官专权，但恰恰是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最有权势的时代，被人们耻之为“最大的太监帝国”。
二战“三巨头”眼中的中国战场
抗击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大、牵制和消灭日军最多??对于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为欧洲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位二战中的风云人物，都曾有过高度的评价。 【罗斯福】 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如果罗斯福的这种假设成了现实，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世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良志说，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中国的抗战就开始了。这比欧洲反法西斯战争整整早了8年。 开国上将吕正操就是健在的最早投入抗战的志士之一。谈起60年前的烽火岁月，这位百岁老人动情地说，“是广大军民的浴血奋战，使不可一世的日军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汪洋大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阶段，中国战场始终牵制和消耗着日本陆军的绝对主力。这一点，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看得十分清楚。1942年1月6日，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说，“千百万中国人民在漫长的4年半里顶住了轰炸和饥荒，在日本武装和装备占优势的情况下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打击了侵略者。”一个多月后，他在一次“炉边谈话”中又说：“我们必须帮助中国进行现在的卓越抵抗和以后必然来到的反攻??因为这是打败日本的一个重要因素。” 早在1940年，希特勒横扫西欧时，日本也制订了包括东亚、东南亚、南太平洋各岛国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与德、意结成三国军事同盟，积极准备“南进”。 然而，当日本海军耀武扬威于印度洋时，陆军却无法抽调足够的兵力与之配合，太平洋战场上的盟军因此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军事科学院著名军史专家彭训厚说，中国军队从1939年冬开始发起的冬季攻势，给日军以惨重的杀伤，使日军非但未能为“南进”抽出力量，反而被迫向中国战场增派了两个师团。日军攻打澳大利亚、锡兰的计划被迫放弃，与德军会师印度洋，击溃英、苏，控制世界的狂妄目的就这样破灭了。 正因如此，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他们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直到抗战末期，日本陆军还有64%被牵制在中国战场上。参加过南京受降仪式的王楚英老人说，日本投降时在华兵力约128万人，仅这一数字，就超过太平洋东南亚各战场上日军的总和。 “日军曾扬言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可仅在上海我们就与他们血战了三个月。在武汉会战的4个半月里，我们又让日军付出了十余万人死伤的代价。”亲历过淞沪抗战和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的王楚英说，中国军队虽然装备、训练均不及日军，但在民族危亡关头，官兵拼死作战，常常整师整团地战死，令日军付出了惨重代价。 从1931年至1945年，中国战场歼敌150余万人，占日军二战期间伤亡人数的70%这样一组数字的背后，是中国人民的巨大牺牲：伤亡3500余万人，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丘吉尔】 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 1942年1月，8万日军大举进攻缅甸，英国守军告急。 1月21日，丘吉尔在转致参谋长委员会的电报中指出:“缅甸如丧失，那就惨了。这样会使我们同中国人隔绝，在同日本人交战的军队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 日军进攻缅甸，既可以一举切断美英援华战略物资与孤立中国，又可以占领美英在缅甸的军事基地，伺机进攻印度，西进与德军会师中东。 在强大的日军面前，东南亚盟军部队节节败退:新加坡沦陷，英、印、荷、澳联合舰队在爪哇海战中战败，缅甸英国皇家空军基地马格威遭日军轰炸毁灭……整个亚洲大陆乃至世界都面临空前厄运。 此时，中国的抗战正处于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尽管如此，中国军民仍以极大的牺牲勇气和国际主义精神，动员10万精兵入缅作战。 “派出的是当时中国最为精锐的队伍，包括中国唯一的一支机械化部队。”曾任中国远征军总指挥史迪威总部联络参谋的王楚英回忆说，3月20日，刚刚入缅的远征军一个师就在距仰光50公里的同古与日军交火，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以集束手榴弹、汽油瓶与4倍于己的日军血战，顶住了日军12天猛攻，歼敌近5000人。 “连日本人也承认这是南洋开战后第一次受挫。”老人骄傲地说，之后不久，他们又在仁安羌救出了包括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在内的7000余名被围英军。捷报轰动英伦三岛，英国政府为此给中国远征军师长孙立人将军颁发勋章。 在热带丛林中，10万远征军以6万人的牺牲书写了二战史上极为惨烈的一笔。 87岁的远征军老兵李润怀忘不了二○○师师长戴安澜将军牺牲的情景。“1942年5月18日，我们与日军遭遇。将军亲临战斗前线，日军机枪集中向他扫射，将军身受重伤。”8天后，38岁的戴安澜将军牺牲在了异国的征途上。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共两军牺牲的旅以上将领200多人。 1943年夏，从缅甸转战至印度的中国远征军一部在美国空军及工兵的协助下，开始反攻缅北，在与有着“常胜军”之称的日军第18师团鏖战中步步获胜。翌年5月，经过重新组织的中国远征军16万余人开始历时8个月的滇西反攻作战，以巨大的牺牲清除了日军在云南的据点，继而入缅作战。 接任史迪威担任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及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的苏尔登将军后来的回忆说:“在此区作战的华军对盟方战役的整个成就贡献至伟，击毙大部分日军者皆因中国地面部队之功也。” 【斯大林】 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早在1927年日本内阁召开的东方会议上，首相田中义一就声称：“我国再一次……与俄国展开斗争，将是我国国运发展上势所难免的”。 苏联一直是日本的头号潜在敌人。1934年3月，日本天皇批准了这样的计划：以中国东北为前进基地，攻占苏联整个远东地区，使其同中国的东北、内蒙古连成一片，成为日本争夺欧亚，称霸世界的战略基地。 1936年11月，日军进犯绥远，企图从西南迂回苏联，后因傅作义将军率部抵抗而失败。 据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介绍，日本关东军曾于1938年7月在中苏朝三国交界的张鼓峰地区、1939年5月至9月在中蒙边界的诺门罕地区与苏军展开激战，因遭到苏军痛击而未能得逞。 徐勇解释，在张鼓峰事件和诺门罕事件中，日军被迫放弃自己的计划，还有另一层原因??正如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所说，“日本对华用兵愈持久，则国民负担愈重：愈深入，则愈不能自拔。此次张鼓峰事件，苏联所持以威胁日本者，则以日本对华用兵故……设日本一旦与中国议和，则日本即可威胁苏联，领导远东，保持一等强国之地位。”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各种抗日武装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日军的抗击。与丈夫陈雷一起跟随李兆麟将军在林海雪原中与日军浴血奋战的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李敏说，日本关东军驻屯东北边境，本是为了对付苏联。但由于各种抗日武装的奋勇抵抗，使关东军忙于讨伐，对苏作战的准备一直未能就绪。 在黑龙江东宁县境内的中俄边境处，至今还遗留着当年日本为进攻苏联而建设的一方巨大的要塞区。要塞的发现和发掘者韩茂才说，在东北，日军当年建设的要塞目前已发现14处，规模可与法国的马其诺防线相比。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西线吃紧，东部防务减弱，对于日本“北进”无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按德日间的盟约，希特勒一再催促日本对苏开战。当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德国再次向日本提出：“日德两国应迅速联合军事行动，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在西伯利亚铁路上握手。” “日本为何最终未能实施蓄谋已久的侵苏计划呢?”军事专家刘庭华认为，这其中既有苏联有所戒备不易下手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因为中国战场对日军的牵制。 他援引当时的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的话说：日本在中国使用的兵力太大，对苏开战办不到。正因为如此，苏军得以从远东抽调50余万兵力抵抗德军，最终赢得了苏德战场上的胜利。 抗战时期曾担任苏联驻华最高军事顾问的崔可夫元帅在其回忆录《在华使命》中说，“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 【资料】二战主要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燃及欧、亚、非和大洋洲以及地球上的四大洋。战争在西、东两大战场，即欧洲北非战场和亚洲太平洋战场展开，主要战场有: ■中国战场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7月，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抗日，揭开了世界大规模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的抗日战争经过艰苦的战略防御和相持阶段于1944年转入反攻。1945年8月，中国抗日军民举行全国反攻，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围歼日本主力关东军。中国战场是亚洲太平洋战场中的主战场，共消灭日军150万，受降128万。 ■欧洲西线战场 1939年9月1日，德国出动62个师、160万人进攻波兰，二战全面爆发。此后德军接连向欧洲西、北和东南大规模进攻。从1940年4月到次年6月，德出动130个师击溃了西欧国家的147个师，占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迫使英法联军33万人从敦刻尔克撤退，之后德意南北合击，迫使法国败降。德还对英国进行大规模空袭战役，出动62个师占领南斯拉夫和希腊。1943年7月，英美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9月意大利投降。1944年6月，盟军集结268万人，成功进行了法国诺曼底登陆战役，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于1944年秋冬两季完全解放德占西欧国家。 ■欧洲东线战场 德军进攻西欧期间，苏联通过扩大自己的版图，建立起一条所谓的“东方防线”。1941年6月22日，德国投入190个师共550余万人，分3路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半个月推进了300至600公里。苏经过列宁格勒保卫战和莫斯科防御等战役，粉碎了德军的闪电进攻。自1942年7月始，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与德军激战200天，歼敌150万。1944年苏又组织了10次战略性战役，把德军赶出苏联。尔后苏军继续西进，解放了东欧。 ■太平洋战场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军基地珍珠港。此后的半年中，日美在珊瑚岛、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群岛进行激烈的海空战役，日接连失败。1944年美军转入进攻，大规模空袭日本本土，对日占岛屿实施海陆空联合作战，1945年8月又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日在太平洋战场损失125万兵力。 ■东南亚战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进军东南亚，半年内占领了东南亚广大地区。1944年，中美英联军在印缅战场上接连打击日军，并在当地抗日武装积极配合下发起缅甸战役，消灭日军7万余人。 ■北非战场 1940年7月，意大利从埃塞俄比亚进犯驻扎在东非的英军。1941年1月英军收复东非失地，并在北非重创意军，俘敌13万。同年2月，德非洲军团进入北非，德意重新发动进攻。1942年，英军经过10月的阿莱曼战役，粉碎了德意的进攻。11月，盟军10万余人分3路从摩洛哥和阿尔及尔登陆，1943年4月又在突尼斯战役中获胜。5月，北非的25万德意军队投降。 【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 “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进行的最早，坚持的时间最长，战场最广阔，陆军作战规模最大，所付出的牺牲也最惨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良志一连用了五个“最”来描述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地位和作用。 李良志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1945年8月结束，历时14年之久。在这期间，从1931年9月至1939年9月英法对德宣战的8年中，只有中国在坚持着对世界法西斯势力的作战。由于西班牙等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时间短暂，又是小国，中国这个广阔的反法西斯战场不仅是主要的反法西斯战场，而且可说是毫无外援，孤军奋战。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加对日本法西斯作战，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李良志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既阻止了日军向北进攻苏联，又推迟了日军南进，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阻止了日军与德军在北非会师，保证了美、英、苏‘先欧后亚’方针的实施。” 李良志说，正是因为中国抗战是如此重要，苏德战争之初，斯大林曾一再要求八路军北上，在华北对日军做有效的、强有力的战略制约，美国政府才逐步转变其“孤立主义”“中立主义”“不干涉政策”，英国才放弃反共的绥靖政策，放弃“东方慕尼黑”阴谋，到1940年10月，又改变了切断中国当时唯一国际通道滇缅路的帝国主义政策。也是因为中国战场的重要性，西方各列强才相继修改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放弃法外治权等。 “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艰苦抗战，以自己的民族觉醒表明，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力军，中国战场是东方反法西斯的主战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战场。”李良志说，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四强”之一，战后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是以巨大的民族牺牲和英勇奋斗争来的，是当之无愧的。 14年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万人，直接财产损失1000亿美元以上，间接财产损失5000亿美元以上。战争中，中国共歼灭日本侵略军150余万人，约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死伤人数的70%：在经济上，中国抗战把日本拖得精疲力竭，摇摇欲坠。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弱国打败强国的光辉典范，它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自强、自信、自立的雄心壮志，重振了中国的国威，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李良志最后深情地说：“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战争过程中以及在战后的重大变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我们祖国在近百年的世界格局中，历史地位的重大变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永垂史册!”
蒋介石当年是如何当上黄埔军校校长的
黄埔军校校长，并非特别显赫的位子，但对蒋介石来说，却是生平重大的转折点。他以黄埔校长为跳板，跃向权力的高峰，最后成为一国之君。此一飞黄腾达，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顺理成章，而是当事者处心积虑，玩弄不少权术而获致的。 俗称“黄埔军校”，显然是因地得名。1924年11月6日举行的第五十八次会议，列席委员林祖涵报告“陆军讲武学校情形案”，决议“委蒋中正为该校校长，廖仲恺为该校党代表”，可见当时的名称是“陆军讲武学校”。至1925年第六十三次会议时已称“陆军军官学校”。不论何种名称，此一军校的来历，乃由于孙中山自民元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中华民国的法统也已让给北洋政府，但心有不甘，一直想在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重光”法统与河山，然而却屡次失败，无论大元帅或非常大总统，都坐不稳当，广东的地方武力既不可靠，找西方国家支持，怎奈谁也不理。 最后苏共领袖列宁正好要利用中国来反帝，而孙中山正需外援，一拍即合。于是，在苏联的“人”“财”“枪”三援之下，孙中山“以俄为师”，成立了黄埔军校。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军校是民国十三年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与苏联结交后，所生下的一个“爱情”结晶!黄埔军校的不少主任和教官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国共合作的自然现象，如戴传贤是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是政治部副主任;王柏龄为教授部主任，叶剑英为教授部副主任等。 黄埔军校既是苏联“人”“财”“枪”三援之下的产物，经调查所得，在“人”的方面，最初有军事教官四人，后来增到三十人。在第一次“东征”时，军中有苏联的布留赫尔即加伦将军(General Blücher，Galen)所率领的二十名俄国军官参加，第二次“东征”时，有更多的俄国军官参加;在“财”的方面，苏联援助二百七十万元(三百万卢布)，援助建立中央银行一千万元;在“枪”的方面，1924年10月7日第一次运抵黄埔的武器有大炮、机枪和八千余支(或一万二千支)步枪。同年12月，又运来飞机九架、步枪弹药五百万匣、机枪十二挺、大炮五十八门以及机枪弹及炮弹等。 蒋介石之被任命为黄埔校长，则绝不是非斯人不可的。刘峙所写的《我的回忆》指出：起初孙中山先生想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兼军官学校校长，负责筹备，但许崇智力不从心，一切委之于上校参谋陈翰誉，陈是我们保定的同期同学，目空一切，骄纵自私，处事多失公平，致为各方不满。蒋公介石原为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被调到大本营代理李烈钧的参谋长职务，后奉派到苏联考察军事，回国后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 可见黄埔军校的首任校长人选，孙中山原定是许崇智，而蒋介石得到此位，又与被派往苏联考察有关。派团赴苏考察，并就苏联援助中国革命问题进行磋商，是由第三国际代表马林首先于1919年提出的，孙中山接受了这个建议，并答应派遣最好的代表团前往。最好的人选，无过于廖仲恺。廖不仅是孙中山身边的红人，而且是对联俄容共政策最表拥护的国民党人，然而正因为太红、太忙，不克领团前往。其次该是朱执信，此人是孙中山身边最精湛的革命理论家，同时也是最脚踏实地的行动家，无论在学识上或经历上，都远超过蒋介石，蒋本人也自承不讳的。但是朱却于1920年的9月21日，为调解虎门民军与降军纠纷而遇难。于是，蒋介石又成了孙中山选择中的廖化。即使如此，蒋还施加了以退为进以及毛遂自荐的压力。 1923年的3月1日，孙中山自沪抵粤后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此为孙氏在粤开府的梅开三度，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即侍卫长，命其速来就任，但蒋照例姗姗来迟，于4月20日才抵达广州，因为不称心，又于7月12日“愤而辞职”，前往香港。然而当听到孙将派代表团赴苏，蒋乃于7月13日自港写信给大元帅秘书长杨庶堪，希望向孙提出自己的要求： 不论是为了安抚蒋之情绪(此种情绪又多少含有“瑞元无赖”的性格)，还是一时无人可派，孙中山最后决定派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以及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孙逸仙代表团”，前往报聘，并于1923年8月16日由上海起程赴俄，9月2日抵达莫斯科。 蒋介石一行在俄参观了军事学校和武器装备，还去拜会了红军之父托洛茨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胡定斯基等人。最主要的任务则是于9月9日会晤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施克亮斯基和参谋长甘门涅夫。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主任吴文津从俄文资料中得知，蒋曾代表孙中山向苏方寻求推翻北洋政府的一个新战略协议，即突破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地理上的孤立，把根据地转移到西北，以便苏方的军事支持。 同年11月29日循原路线回国。蒋介石于12月15日抵达上海，给孙中山寄了一份《游俄报告书》，却又迟不回粤。孙中山于12月30日电蒋有谓：“兄此行责任至重，望速来粤报告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也连发六电，催蒋南归，然而蒋仍在老家溪口住了两个多礼拜，直到1924年1月16日才回到广州报命，并被委派为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 然而奇怪的是，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又不告而别，留书请辞。当我们见到蒋出走后写给孙中山与廖仲恺的信，就不再奇怪，原来还是因为不如意、以退为进，而这一次更加情见乎辞，甚至语带责备与要挟。他于1924年3月2日致孙长函中，一再提到陈炯明叛变时与孙“同生死、共患难”“无难不从、无患不共”，借此抱怨孙对他的耿耿忠心，回报不够。他又借当年与陈其美的交情之深，以暗指孙对他信之不专、爱之不切! 我们再看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没有他扮演的角色。那次会议，孙中山继续出任党的总理，中央执行委员二十四人：胡汉民、汪精卫、张人杰、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没有蒋介石。候补中央委员十七人中，有林伯渠、沈定一、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也没有蒋介石的名字。蒋介石也不是浙江省的代表，浙江代表六人是沈定一、戴传贤、杭辛斋、戴仁、胡公冕、宣中华，前三人由孙中山指定，后三人则由该省党员选举而产生。蒋只是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在一百六十五位抵粤代表之中，其落寞寡欢可以想见。对孙中山心存不满，也就事出有因了。 蒋介石终于1924年4月21日又回到广州，26日赴黄埔军校办公，5月3日，正式被孙中山任命为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廖仲恺亦于5月9日正式出任黄埔陆军学校的中国国民党党代表。蒋仍然未能避开廖的“阴影”。其实，廖只是亲共的国民党，共产党在黄埔军校里扮有重要的角色，周恩来原来是军校的政治部副主任，然于1925年3月升任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担任政治教官的共产党还有恽代英、萧楚女、包惠僧、高语罕等人，另外还有苏联教官数十人，而且整个制度根本是苏式的，无疑可称之为“红色的黄埔”，蒋介石亦获致不虞而誉的“红色将军”称号。他当时对共产主义绝无异议，甚至是极为赞同的，甚至公开说：“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 他所关切的是权力，共党的权力发展对他说来是未来的“隐忧”，而当前军校的实际排名，由于孙中山兼军校总理，他在孙总理、廖代表之下，名列第三。直至孙、廖先后去世后，蒋介石才真正坐上黄埔军校的第一把交椅。 宋平撰《蒋介石生平》，描写孙中山亲临主持军校开学典礼，“五百多个学生一律穿着苏式黄军服，整齐严肃，精神焕发，军容极盛，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新型军队”，并不正确。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型(西方式的)军队是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不过，黄埔可以说是第一支苏式党军，然而由于急需军事干部，只制订七个月为一期的“方便面”式的军事教育，同时为了加强“革命性”，还得学习三民主义、革命史、帝国主义侵略史等政治课程。国共二党人士中，肚子里有点墨水的，如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都在军校讲过课，孙中山本人也来演讲。我们虽找不到蒋校长讲课的记录，但他的训话几乎天天有，实为日后训词等身的开始。他的训词要点，不外是“严守军纪”“绝对服从他”“不求升官”(没有野心)，以及“不成功便成仁”(为他而死)，等等。他此后治军未曾脱此范畴。当时军校第二团第二营的党代表回忆道： 1924年黄埔军校开始一个时期，蒋介石经常亲自检查教官、学员等的训练与生活情况，常常在早晨起床号吹过后即直闯教官、学员的卧室巡视。有些人以为校长(蒋)不在校而睡懒觉者，常被他集合起来训斥。他当时不吸烟不饮酒，据说与他在日本和上海时已判若两人。他在校时必到餐厅与教职员一起就餐，教职员必须等他动箸尔后动箸，大有严肃认真励精图治之概。 当时他对国民党内的西山会议派也表示反对，常说他们反共，我们要反反共。在每次开校务会议时，大都由他一个人作训话般的交代，很少听到不同的意见，民主的空气是闻不到的。在对待人的态度方面，尽管有些人生活腐化，甚至阳奉阴违，但表面上唯命是听接受训斥者，反而可以得到他的信任，以后得到军事重任者此类人不少。但他对那些自觉自爱表里如一而有骨气的人，则尊而不亲，甚至敬而远之。他对共产党同志的态度固然如此，即对邓演达、严重等也是这样。 其中提到蒋介石喜欢查勤务，后来变本加厉。当本书作者李敖、汪荣祖在台湾服预备军官役时，蒋介石还要亲自检查厨房和厕所，为了他要来查，厕所清干净后不准使用，大家只好拉野屎，此亦多少反映了蒋氏本人军事教育的限度。他因未进陆军士官，所以没有受过完整的军官教育，他的军事训练止于洗马，也只能在“生活情况”上做文章了。
坤宁宫28位帝后竟无一人善终
坤宁宫作为皇后的正宫，主要的特征，应是一个字——“安”，安宁、安康。但明清五百余年的坤宁宫，却是 “坤宁不安”、“坤宁不宁”。何以见得?举明英宗正统帝钱皇后、明世宗嘉靖帝四位皇后和清穆宗同治帝阿鲁特氏皇后为例，看坤宁宫是怎样不安、不宁的。 天命汗努尔哈赤的皇后叶赫那拉氏，29岁死去。叶赫那拉氏在思念母亲和疾病中离世。清追谥“太祖孝慈高皇后”的是叶赫那拉氏。 崇德帝皇太极的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清宁宫四位妃子中，两位是她的侄女，两位是敌部林丹汗遗孀，夫君52岁故去，自己寡居。 顺治帝福临的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虽“丽而慧”，却被废黜。顺治八年(1651年)被册立为皇后，仅两年就被废。 康熙帝玄烨皇后赫舍里氏，祖父索尼是辅政大臣，父亲噶布喇是领侍卫内大臣，但她生下儿子当天死去，才22岁。 雍正帝的皇后乌拉那拉氏，雍正元年册为皇后，雍正九年就死去。 乾隆帝弘历的皇后富察氏，乾隆十三年随驾南巡归途中，皇后崩，37岁。 嘉庆帝的皇后喜塔腊氏，册为皇后第二年就死了。 道光帝的皇后钮祜禄氏，还没当上皇后就死了,死后才追封皇后的。 咸丰帝的皇后萨克达氏，刚被册为嫡福晋才两年，还没做皇后，不到20岁就死了。咸丰帝继位后，被追封为皇后。 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死得很惨，也是不明不白的。 光绪帝的皇后叶赫那拉氏，自大婚后就夫妻不和，后夫君被幽禁，光绪帝38岁死时，她才41岁，抚养一个三岁的小溥仪，做太后三年，46岁病死。 宣统帝溥仪的“皇后”郭布罗氏，实际上溥仪这时不是皇帝，而是平民，他们更是路人皆知的爱情悲剧、政治悲剧。 坤宁宫毕竟是皇后的正宫。这座宫殿的名称，企望住在坤宁宫里的皇后能够安宁，但是这个愿望实现了吗? 纵观明清二十八位皇帝的第一任皇后，给人一个深刻而鲜明的印象是：坤宁不安，坤宁不宁。任何一位皇帝，任何一位皇后，其人生最起码的诉求，最基本的企望是两个字：“安”和“康”——安，主要是安平，安顺;康，主要是康宁，康健。没有平安，没有健康，虽财富万贯、权势至高，又有什么幸福可享! 当然，明清二十八位皇帝第一任皇后的不幸，只是生活中的不幸。其原因有制度的，有宫廷的，有家族的，有夫君的，也有皇后个人的。她们即使被打入冷宫，虽没有自由，没有爱情，但大多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我们从上面坤宁宫的历史镜子里可看到：明朝16帝、清朝12帝共28位皇帝的第一任皇后，或过早离世，或无过被废，或没有子嗣，或年轻寡居，或死于非命，或失意悲怆。她们虽居于天下女性之至高、至尊、至富的地位，但没有一位是在泰安、泰宁、泰和、泰顺中度过一生的。 明天启帝懿安皇后的一生，既是荣华富贵的一生，又是悲惨结局的一生。从15岁到38岁，作为皇后和懿安皇后，自然是享尽荣华富贵，却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懿安皇后幼年凄苦，青年丧夫，盛年遭变，自缢身亡，在悲喜交织的命运中，度过了短暂的一生。 坤宁宫怪象：明清皇帝首任皇后结局都悲惨 明清五百余年的坤宁宫，多不安宁。有明277年间，无论在南京皇宫坤宁宫，或是在北京皇宫坤宁宫，抑或是在其他宫殿生活过的第一任皇后，有清296年间，无论是在兴京(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赫图阿拉汗王宫，或是在盛京皇宫清宁宫，抑或是在北京皇宫坤宁宫生活过的第一任皇后，他们的命运并不都是像命理家所预言的那么富贵，也不像老百姓想象的那么幸福。明朝坤宁宫皇后的夫君，就是乾清宫的16位皇帝。他们是很不好记的。分作三段，会好记些。 第一段---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位皇帝。 洪武帝朱元璋的马皇后，宿州(今安徽省宿州市)人，父马公(不知名字)，“元末杀人，亡命定远”。母早亡，马公将小女托付给友人郭子兴抚养。朱元璋在郭子兴部下，郭把这位养女许配给朱元璋。朱元璋称帝，这位夫人就成了马皇后。马皇后没有文化，受过苦难，经过战争，史称她“仁慈有智鉴，好书史”，就是性仁慈，有智慧，肯思考，好读书。她陪着丈夫掌管六宫。朱元璋活了71岁，马皇后却51岁就死了，早于夫君过世20年，并不可意。 建文帝靖难之役”南京陷落，马皇后葬身于火中。建文帝22岁登极，在位四年，落难时才26岁。这时的马皇后，也只是二十多岁，做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是很可悲的。 永乐帝朱棣的徐皇后，是大将军、中山王徐达的女儿。先是做燕王妃，燕王夺取皇位，登极称帝，她也就成为徐皇后。但是，永乐帝迁都北京，建造北京紫禁城宫殿，这位徐皇后在正位北京坤宁宫之前，46岁病死。后葬于北京十三陵的长陵。徐皇后聪明贤惠，很识大体，却死得过早，又没有正位北京坤宁宫，实在是可惜。 洪熙帝朱高炽的张皇后，永城(今河南商丘永城市)人，早年封为燕王世子妃。燕王称帝后，册为太子妃。这位太子妃，很得公公永乐皇帝的喜欢和器重。太子朱高炽身体太胖，胖到“体肥硕不能骑射”，永乐帝几次都想废掉太子，但因太子妃贤惠而没有废掉(原因之一)。太子妃帮助太子减肥，主要办法是“减膳”，就是少吃。太子朱高炽继位后，还是因为身体过胖，可能是“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吧，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明史?仁宗本纪》记载：“崩于钦安殿，年四十有八。”夫君实际上只做了八个月的皇帝，四十八岁就离开人间，张皇后盛年寡居，孤灯长夜，实在悲苦。 宣德帝朱瞻基的胡皇后，山东济宁人，“无过被废”。为什么被废呢?史书是这样回答的：“时孙贵妃有宠，后未有子，又善病。”胡皇后没有生子，身体常有病。怎么被废的呢?史书又记载：“帝令后上表辞位，乃退居长安宫，赐号静慈仙师，而册贵妃为后。”胡皇后写了辞职报告，废后想不开，时怏怏，常泣泣，后病死，葬金山(西山)。 第二段---正(统)、景(泰)、成(化)、弘(治)、正(德)五位皇帝。 正统帝朱祁镇的钱皇后，其悲剧，前已述。泰帝朱祁钰的汪皇后，顺天(今北京市)人，因忤帝意被废。这是怎么回事呢?景泰帝的杭妃生了个儿子叫朱见济，要立为太子，而要废原正统帝立的朱见深，汪皇后不同意。这就触犯了景泰帝，废汪皇后，立杭皇后。明英宗复辟后，废后汪氏迁出皇宫，又被抄家。废后汪氏，心情抑郁，不久病死，以妃礼，葬金山(西山)。 成化帝朱见深的吴皇后，顺天(今北京市)人，因成化帝宠爱比夫君大17岁的万贵妃而生气，她不客气，也不留情，对万贵妃“摘其过，杖之”。“打狗看主人”，打万贵妃怎能不看主人呢!成化帝大怒，诏废吴皇后。 弘治帝朱佑樘的张皇后，兴济(今河北省青县境)人，虽做了皇后，但因夫君36岁死而年轻守寡，不能算作“圆月人生”。 正德帝朱厚照的夏皇后，遇上胡闹的夫君皇帝，且夫君31岁就死了，也是年轻寡居。后父夏儒，为人长厚，既已富贵，“服食如布衣时，见者不知为外戚也”，受到称赞。 第三段---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五位皇帝。 嘉靖元年授鸿胪卿，改都督同知，赐第黄华坊。明年诏复营第于西安门外，费帑金数十万。工部尚书赵璜以西安门近大内，治第毋过高。帝怒，逮营缮郎翟?下狱。言官余?等谏，不省。寻封万言泰和伯，子绍祖授尚宝司丞。又明年，万言乞武清、东安地各千顷为庄田，诏户部勘闲地给之。帝竟以八百顷给之。巡抚刘麟、御史任洛复言不宜夺民地，弗听。七年，皇后崩，万言亦绌。十四年卒，子不得嗣封。 隆庆帝的李皇后，昌平(今北京市昌平区)人，虽然生了儿子，却四岁殇，自己又在夫君继位前死去，只活了二十几岁，皇后徽号是她死后追封的。 万历帝朱翊钧的王皇后，余姚(今浙江省余姚市)人，碰上宠爱郑贵妃的夫君，也只能忍气吞声，外露笑颜，内心悲苦，而且没有生子。 泰昌帝朱常洛的郭皇后，顺天(今北京市)人，在夫君继位前死，皇后徽号是追封的。 天启帝朱由校的张皇后，祥符(今河南省开封市)人，不仅没有生儿子，夫君23岁死去，自己也在李自成打进明皇宫后自杀。她的悲剧人生后文还要详述。 以上三段，每段五位，一共是一十五位皇帝及其第一任皇后。有人说：“明朝是十六位皇帝，还缺一位啊!”我说：“是的!那一位也好记——崇祯上吊明朝完!” 崇祯帝朱由检的周皇后，苏州(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前面写过，被逼自缢，更是悲剧。 清朝十二位皇帝的第一任皇后，也都是悲剧结局。 天命汗努尔哈赤的皇后叶赫那拉氏，29岁撇下丈夫、儿子死去。叶赫那拉氏病重前，想见母亲一面。当时建州部与叶赫部关系紧张，努尔哈赤派人到叶赫部请叶赫那拉氏的母亲到建州看望女儿，但遭其兄纳林布禄拒绝。叶赫那拉氏在思念母亲和疾病痛苦中离开人世。清太祖努尔哈赤原妃佟佳氏，是褚英和代善的生母，清追谥“太祖孝慈高皇后”的是叶赫那拉氏，所以本文依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和《清史稿·后妃传》，取努尔哈赤的第一任皇后为叶赫那拉氏。 崇德帝皇太极的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虽然主掌六宫，清宁宫四位妃子中，两位是她的侄女，两位是敌部林丹汗的遗孀，但夫君52岁突然故去，自己盛年寡居。 顺治帝福临的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虽“丽而慧”，却被废黜。顺治八年(1651年)被册立为皇后，仅两年就被废。这年顺治帝十六岁(虚岁)，废后年龄《清史稿?后妃传》没有记载，她的年龄也不会太大吧! 康熙帝玄烨的皇后赫舍里氏，祖父索尼是辅政大臣，父亲噶布喇是领侍卫内大臣，叔父索额图是大学士，但她生下儿子(即废太子允?)当天死去，才22岁。 雍正帝胤?的皇后乌拉那拉氏，雍正元年(1723年)册为皇后，雍正九年(1731年)就死去。 乾隆帝弘历的皇后富察氏，乾隆十三年(1748年)随驾南巡，归途中，《清高宗实录》记载：“驾至德州登舟。亥刻。皇后崩。”这里的“登舟”，是已登舟，还是要登舟?记载有隐笔。《清史稿·后妃传》则记载：“后崩于德州舟次。”“舟次”，是船里，还是船外?是舟上，还是水中?记载很含糊。有书记载是跳水自杀的。皇后富察氏死时才37岁。 嘉庆帝的皇后喜塔腊氏，被册为皇后的第二年就死了，真是福分不够，而夫君比她多活了24年。 道光帝的皇后钮祜禄氏，不到30岁，还没当上皇后就死了。她死后才追封为皇后的。 咸丰帝的皇后萨克达氏，刚被册为嫡福晋才两年，还没有做皇后，大约不到20岁就死了。咸丰帝继位后，被追封为皇后。 同治帝载淳的皇后阿鲁特氏，死得很惨，前文已述及，也是不明不白的。 光绪帝载??的皇后叶赫那拉氏，就是后来的隆裕太后，自大婚后就夫妻不和，后夫君被幽禁，光绪帝38岁死时，她才41岁，抚养一个三岁的小溥仪，做太后三年，亲自懿旨《逊位诏书》，又过两年，就病死了，才46岁。 宣统帝溥仪的“皇后”郭布罗氏，实际上溥仪这时不是皇帝，而是平民，他们更是路人皆知的爱情悲剧、政治悲剧。
揭秘晚清三大军政集团的“环链关系”
晚清三大军政集团，是指由曾国藩开创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袁世凯北洋集团。三者是对当时朝政、社会乃至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群体势力，其间交错勾连，发展嬗变，承续更。 所谓“晚清三大军政集团”，是指由曾国藩开创的湘系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以及后起的袁世凯北洋集团(以下以“湘”“淮”“袁”简称之)。三者是对当时朝政、社会乃至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群体势力，其间交错勾连，发展嬗变，承续更替，可以“三环链”喻指。本文就其“环链关系”略呈浅见。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创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湘军将领主要是湘乡人，大多是封建儒生，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曾国藩与一些重要将领既是同乡，又有同学、师生、亲友的关系。湘军的士兵由营官自招，并只服从营官，上下层层隶属，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曾国藩治军重在思想纪 律而不在技术性的教练。他为湘军写的军歌唱道：“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他制定“辨等明威”的军礼，以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教、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度与同乡共里的乡土观念维系官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力地维护封建统治的军队。 淮系集团是在淮军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的，主要由将领、官僚和幕僚组成。1870年，随着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来，这个集团迅速向中国最富庶的东南沿海渗透，从而成为晚清历史上最具有势力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集团。 湖北新军创始于1896年，至本年已练成步、马、炮、工程、辎重各 兵种1.7万人1905年5月，北洋六镇新军全部练成，共计兵额近7万人。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派长芦盐运使胡橘芬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聘德国人为教官，有步队3000人、炮队1000人、马队250人、工程队500人。12月8日，荣禄决定改派袁世凯到小站督练新建陆军。袁世凯接任后，将“定武军”进行扩编，加募步队2000人、马队250人，凑足7000 人;并陆续加聘德国译员至10余人。 这支新军完全按照德国营 制、操典进行训练，用新式武器装备，拥 有步、骑、炮、工程、辎重等兵种;各级军官大多由武备学堂毕业生充 任;对新兵的招募，按照西方国家的入伍要求，有年龄、体格及识字程 度等规定。镇压义和团时，新军扩充到1.7万人。1903年袁世凯任练兵 处会办大臣，新军大加扩充。日俄战争爆发后，袁世凯建议在全国成立 新军36镇。他先将北洋“左”、“右”两镇募足兵员，正式成立北洋军 第一镇、第二镇，派王英楷、吴长纯分任统制，随后又将巡警营扩编为 第三镇，派段祺 瑞统制。又将原来的武卫右军、南洋自强军编成北洋第 四镇、第五镇，派王士珍、吴长纯分任统制。5月14日，“京旗常备 军”也扩编成镇，以凤山为统制。至此，北洋新军六镇练成。 就三者的形成而言，“湘”“淮”时间上比较靠近，且源流上关联直接而又密切。当年曾做过“湘”“淮”大员(如胡林翼、李鸿章)幕僚的安徽桐城人士徐宗亮，在其《归庐谭往录》中曾说：“湘、淮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谊”(后来浙江慈溪人氏柴萼的《梵天庐丛录》中，也转录了有此话的笔记内容)。这种说法旨在揭示其间的连带关系，无疑也提示出其形成时间的先后。具体看，曾国藩自咸丰二年末开始借办团练练兵，咸丰四年(1854年)春湘军正式练成出征，至此可以说湘系集团雏形初备(当然，还说不上具有“完备”形态)。而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在特定情况下形成比较快捷。因“东援”需要，本为曾国藩幕僚的李鸿章奉幕主之命组建淮军，同治元年(1862年)开赴上海，并且他很快有了疆吏(出任江苏巡抚)权柄，这样“军政结合”，淮系集团就有了比较完备的形态，完成了“淮由湘出”的衍生分化。从湘、淮集团各自初成的时间上看，前后有大约七年的时间差，而两者形成后共存“交叉”的时间则更长。 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孕育产生则比较靠后，自甲午战后的“小站练兵”初萌，嗣后逐步成型，时间上与其笼统地说承湘、淮两者之后，不如说承淮衍生更为直接。袁世凯的叔、祖辈与李鸿章即多有联系，袁本人的为官初阶则可谓从淮系要员吴长庆门下踏出，而后更得助于李鸿章的护持、荐引。其集团势力的奠基，也离不开对淮系人员的直接延揽、收用。而及至其集团势力初成之际，湘系群体形态上已告漫漶，淮系则因其“开元”领袖李鸿章的在世而实体尚存，与袁氏集团有着交叉共存时段。及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去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要职由袁世凯继任(先署理，随后实授)，则可视为完成其群体性直接替代的标志。由此可见，渊源上袁氏集团与“湘”“淮”有着相对的远近、疏亲。 三大军政集团就是这样递次生成，交错连接，相承相续，此为体现其“环链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更内在地体现于其有同有异、形态嬗变演化的关联上。 它们有着共同的基础。就最基本的要端而言，一是在形成的背景性契机上，都是基于特定条件下清朝的军事需要应运而生，乘机发展。“湘”“淮”之生成尽管有一定的时间差，但显然都是利用了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需要因势而起。而袁世凯“小站练兵”，则是在甲午战后的背景下，适应清朝藉“变通军制”而“讲求自强”的需求而得。没有各自当时特定的背景条件，也就没有其军政集团形成的客观契机。再一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皆以“私属性”颇强的军队为支柱，进而实现密切的“军政结合”(有“私属性”军队又有督抚权柄，而此种人物实力上已非一般督抚可比)，终得形成具有完备形态的集团性群体势力。 所谓其军之“私属性”，当然是就特定意义而言，主要是指在其军队内部具有相当程度的私人隶属性，而并不是说它就完全不听命、不受节制于朝廷。湘、淮“勇营”不属于国家“经制军”，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从形式上似颇具“国家规范”，而实际上的私人控制却愈加强化，这在袁氏即使被罢在乡所谓“养疴”期间，仍能暗中控制其军队的事实就足以证 明。军队“私属性”的要素，对于“湘”“淮”“袁”三大集团来说，可谓共同基点，也是扩大和维系其群体势力的重要保障。三大军政集团的相对特异性，这里主要言其三端： 一在军队新旧反差。相比之下湘军最为传统旧式，而淮军大进一步，主要是武器装备上的日趋“洋化”。及至袁世凯北洋新军，进而从“军制”的整体层面追求效法“西式”(这在袁氏所辑《新建陆军兵略录存》的相关内容里即可见一斑)，技 术层面的“现代化”色彩已较鲜明，淮军比之不及，湘军反差更大。 二在群体结构状况。湘军以“选士人领山农”(王定安《湘军记》中语)为组织要则，淮军将领出身于“士人”的则要少得多，兵员成分也明显庞杂，惟“战”是取的实用功利性强。到袁世凯的北洋新军，选员因明显借鉴“西法”，官兵素质条件上愈发有“趋新”气象。再如要员关系方面，总体上湘系是“多头并立”，不但军多分支，而且要员中得以出任督抚、独据一方者人数众多，且有“喷发”式阶段。而淮系，则不但军队由李鸿章总揽的情况相对明显，而且其要员出任督抚者也要少得多(这一则因其未占先机，再则也受出身条件限制)，实力地位上鲜有能与李鸿章抗衡者，其群体关系格局可以说是“众星拱月”。而到袁世凯，对其集团内部的控制就愈趋严密，他“实行‘兵为将有’，使自己成为‘本军之君’”(前辈学者李新语)，“寡头”色彩愈显浓重。 三在首领风貌特征。不妨就以三个集团各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为例来看。曾国藩最为传统，浸润儒风，追求圣道，统兵理政也不弃学问。李鸿章尽管也是进士、翰林出身，但就专意带兵、理政，少受道学束缚，甚至不忌“痞”气，如有以“打痞子腔”“参用痞子手段”来应对洋人之语(而曾国藩主张于此也得“老老实实，推诚相见”“言忠信”“行笃敬”)。即使日常气态、做派上，曾、李也大为不同。到袁世凯，于此更见其异。其人并非科举出身，比起曾、李他简直就是个“大老粗”，而这样一个人能够在军政界出道、腾达，与他非常的心计、权术、手段自然密不可分。 上述异同的造成，既基于客观时势条件，又取决主观人为因素。且异同之端并非能够绝对、截然地割裂，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察识这种复杂情状，自有助于整合性地体察其历史效应的发挥。 先就晚清军制变革的节点和轨迹而言。湘、淮军(所谓“勇营”)得以崛起，与作为清朝“经制军”八旗、绿营的腐败无能分不开，之后“练军”的出现(由湘系大员刘长佑在直隶创始)和推广，自是以“勇营”改造绿营的一途，而以湘、淮“勇营”作为“防军”存续，则可以说是进而为其实际走向“经制”放开的表现。如果说这还未能完全突破“旧制”的藩篱，那么，到袁世凯“新军”的编练，就无疑是一种“转型”的发轫。而这自然也不是完全“赤地新立”，离不开对湘、淮军(尤其是淮军)趋新发展所积留的有形、无形资源的借助，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自有其一脉相承性。 再从近代军阀的孕育过程来看。关于近代军阀的界定以及对它何时与如何形成的看法，学界观点不尽一致，认定其到民国代清后的袁世凯集团那里才告正式形成，而袁氏清末编练和发展新军，则为“北洋军阀的孕育阶段”，应该说比较合理。 前后联系看来，在整个“孕育”过程的“段位”上，“湘”居初基，“淮”近一程，到“袁”则最终完成。而这，与其“西化”趋向扭曲绞合。 当然还需归结到促使朝政权力格局变化方面申说。由湘军崛起导致形成“督抚专政”“内轻外重”(罗尔纲语)之局，是前辈学者由来已久的看法，虽说也有(特别是近些年来)或直接或间接的异议出现，但若非陷于绝对化而是从相对意义上(即与“湘”前比较)来考量，若非惑于制度性的某些表象(如臣奏与上谕之类)而是把握实质，若非捕捉个别时候的“反弹”现象以偏概全而是综观整体趋势，那么，说其时“内轻外重”则基本属实，并且是呈愈演愈烈之势。袁世凯最终能够左右清廷、挟清帝逊位(前不久问世的《袁世凯全集》中有录件，可证他竟能按己意改定清帝逊位诏书)，固然是投机性地利用了革命形势，但同时也可谓“内轻外重”发展到极致的结果。而这一发展过程，自可溯源于“湘”“淮”的奠基。总之，从相关诸多要端来看，都能显现三大军政集团接续发力的“环链效应”。
宋军竟是中国史上最强野战步兵
说到北宋王朝，想起到的便是腐败的政府机制，传诵千年的宋词。不得不说，在北宋时期我国的经济文化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是相比较于国内的繁华，北宋在外交方面给人的印象就是不断的求和，打败仗，但论起哪一支军队是中国冷兵器时代最强的野战步兵，答案竟然是北宋前期的禁军。 说到冷兵器时代军种的主要划分分为野战军，攻城部队和守城部队。顾名思义，可以知道，攻城部队依靠强大的攻城武器，具有非常专业的攻城能力。而守城 一方部队则普遍战斗力不强，往往是三个军种里战斗力最弱的一支。而野战军则是一支长期在艰苦环境下锻炼出来的尖锐杀敌武器。 在北宋中后期的禁军在战斗中往往是不堪一击，往往是以多对少，却还总是被杀的丢盔卸甲。但是在北宋刚刚成立的那段时间，北宋军队，尤其是禁军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与战斗素养却是可以堪比强大的汉朝和唐朝军队。在赵匡胤时代的宋朝，出现了一大批名将，如高怀德，石守信等，不断创造出军事神话。 首先来看一下北宋建立的背景。北宋时赵氏在篡夺后周政权所建立起来的，在建国初期，便面临着唐灭后五代十国混战60年的局面，强敌林立，而在众多强敌中脱引而出的，就是这支被后代常看做是败军代名词的宋军，完成了统一全国的重任，建立起北宋王朝。在灭南唐等过时，赵匡胤的军队表现出来了强大的战斗力，以浮桥渡江的方法迅速消灭南唐。 面对南汉政权派出的巨像阵型，宋军也并未慌乱，而是依托战壕用三弓床弩射杀巨像，取得战斗的胜利。即使是在统一之后，与契丹，西夏的战争中，北宋前期依旧表现出不俗的战斗力。在雁门关以3000兵力大破契丹十万铁甲骑兵，是中国战争史上绝对经典的以少胜多的战役。而为何此时的北宋禁军以及整个北宋军队与后世的北宋军队呈现出这样的差异呢? 首先看到的是，北宋前期强调军人的身体素质，重视军事训练，对单兵的身体训练也是极为细致，要求极高。正是依靠强壮的身体，北宋前期军队才可以穿起比欧洲骑士的全身甲还要重的步人甲，弓箭手才可以射出更有力的弓箭。 第二点，此时的宋朝军队装备了当时冷兵器时代最好的武器。在宋朝，我国冷兵器的发展达到了巅峰，装备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的弓弩，所佩戴的武器也是最精良的钢铁所制成的，盔甲也是防护能力超强，这一切也都是以宋朝发达的经济为依靠。 第三，宋朝对军队的管理机制完善科学。宋朝实行职业军人制，训练充足，与其他往往临时从田地里拉来的农民组成的杂牌军相比，实力差距明显。 军队里同样对军人的身体素质要求严格，经常会进行类似于今天体能测试的检验，不合格者会受到处罚。第四点，在北宋建国初期，初期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家，赵匡胤本身便是名将出身。在优秀将领的指挥下，往往战斗力是更上一层楼。 在灭蜀战役中，北宋以4万兵力消灭了对方14万军队，灭南唐，以10万消灭南唐25万部队，1001年，以1千骑兵大败8万辽国骑兵，斩首上万。三都谷之战，6千宋军大破3万吐蕃军等北宋前期战役，无不验证了北宋前期战斗力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