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为什么20年不理朝政？
我们知道，万历皇帝亲政之初，还是很勤勉的，他按部就班做了不少事情。即便是后来，他也不能说就是平庸之辈。毕竟他执政期间，亲自布置完成了万历三大征（指在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几乎同时开展的三次军事行动：平定哱拜叛乱；援朝战争；平定杨应龙叛变）。万历皇帝是何时起不上朝的？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48年，是明代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可是，其间从万历皇帝主持朝政十四年至此后的二十年里，却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作为一个帝王，上朝理政是分内之事，为什么万历皇帝二十年不理朝政呢？ 普遍说法认为，万历是因为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而不理朝政的。 万历皇帝16岁的时候，太后、大臣们便给他选择王氏和刘氏作为皇后、昭妃，然而叛逆的万历根本不喜欢这样强加的婚姻，更不喜欢皇后和昭妃，于是对这两个妻子十分冷淡。 万历20岁时，偶然临幸一王姓宫女，后得长子朱常洛。在当时，正宫皇后没有生出嫡长子的情况下，按惯例朱常洛应该立为太子。可是后来，万历遇到了自己心中的红颜知己，一生最爱的女人郑贵妃。郑氏本是一个宫女，因容貌秀美，机智聪明，深得皇帝的喜爱，很快被封为贵妃。 两人相互封为知己，朝夕相伴，简直一刻也不能分离。四年后，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常洵。万历皇帝爱屋及乌，对刚出生的孩子表现了极大的宠爱，直接将郑贵妃晋封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与此同时想将朱常洵立为太子。 万历这一想法遭到群臣的反对，大家认为废长立幼是不合宗法礼制的，为了社稷，坚持要立皇长子为太子。群臣的反对令万历招架不迭，只好极力镇压。于是把户科给事姜应麟等强烈反对的大臣都贬了官、问了罪。后来慈圣太后知道了便对其进行质问。于是万历就将册立太子的事推迟，采取“拖”的方法。 为立太子的事情，万历和他的全体朝臣相对抗，谁也压服不了谁。这让万历大伤脑筋，也大为恼火。后来万历采取不理朝政的方法，同他的大臣们消极对抗。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万历怕自己一旦殡天，朝纲大乱，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于是不得不册立朱常洛为太子，这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终于结束了。 这只是对万历皇帝20年不理朝政的一个猜测，真正的原因只有万里自己最清楚。只不过历史已过，这一事情不知何时才会真相大白。
武则天为什么将皇位归还李氏？
武则天的一生都充满了传奇的色彩，她从一个小小的昭仪成功逆袭做了皇帝。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可是在武则天年老之时，却将皇位还给了李氏，这背后又有怎样的内幕呢？ 载初二年（690）九月初九日，在做了大量的舆论铺垫之后，武则天在百官及帝室宗戚等六万余人的表请之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号曰“圣神皇帝”，改唐为周，革了李唐的命，并将李显定为皇位的继承人，皇太子李旦降为皇孙。那么，武则天难道就没有废李立武的想法吗？当然有！可是后来她为什么又把天下还给了李氏呢？据史料记载，这与名相狄仁杰的智劝和武则天的“怪梦”不无关系。 1、狄仁杰的劝说很“走心” 狄仁杰如何劝说武则天归还李唐天下，在《新唐书》、《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当中都有提及。《新唐书》：会后欲以武三思（武则天的侄子）为太子，以问宰相，众莫敢对。仁杰曰：“臣观天人未厌唐德。比匈奴犯边，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逾月不及千人。庐陵王（唐中宗李显被废后，封庐陵王）代之，不浃日，辄五万。今欲继统，非庐陵王莫可。”又说：“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余年，又欲以三思为后。且姑侄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庐陵王，则千秋万岁后常享宗庙；三思立，庙不祔姑。”狄仁杰的意思是，武三思虽为武氏子孙，但是在民众心中他的号召力远远不如李显。再者武三思为侄子，感情自然比不得母子之情。 《旧唐书》：则天无复辟意，唯仁杰每从容奏对，无不以子母恩情为言。《资治通鉴》：狄仁杰每从容言于太后曰：“太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姑于庙者也。” 从以上史料不难看出，狄仁杰劝说武则天，除了站在天意、民意的角度上，还重点突出了一点，就是“母子关系”。“母子关系”是一种最能敲动人心的关系，它以最直接的血缘关系来维系，因此母与子具有天然的亲近感。从母与子的关系出发，最能打动人心。狄仁杰紧紧抓住了这一点苦苦劝说，虽然让武则天有所反感，但武则天最终“不能无感，故卒复唐嗣”。 2、武则天的“怪梦” 武则天欲改立太子期间，做过一个梦。对于这个梦，史料记载有所不同，但达到了同样的效果。《新唐书》这样记载：武则天对臣下说：“朕数梦双陆不胜，何也？”对曰：“双陆不胜，无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指李显），天下本，本一摇，天下危矣。”后感悟，即日遣徐彦伯迎庐陵王（亦指李显）于房州。 《资治通鉴》却是这样记载的：武则天谓仁杰曰：“朕梦大鹦鹉两翅皆折，何也？”对曰：“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指前面”太帝以二子托陛下“中的”二子“），则两翼振矣。”太后由是无立承嗣、三思之意。意思是说，武则天做了一个梦，梦到鹦鹉两翼被折断了。于是狄仁杰回答说武则天的两个儿子就好比鹦鹉一双翅膀，如果不立二子为皇帝而立侄子武三思为帝，就是折断了自己的翅膀。 两梦内容不同，但殊途同归。其实这梦说怪不怪，只是经臣下一解释就显得怪了。这说明，武周虽立，大臣们对李唐仍念念不忘。或许武则天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坚定了把天下归还李氏的想法。不然，看此人心向背，即使自己把皇位传给武氏子孙，武氏子孙也坐不长。 所以在武则天年老时让李显重新登上皇位，自己终于远离了政治纷争，度过了近一年的平静生活。这年冬天，她以八十一岁高龄去世，临终前留下遗嘱，去皇帝尊号，称则天大圣皇后，与高宗李治合葬乾陵，坟前矗立起一座无字石碑。权力也许是诱人的，但是当武则天年老之时，也许忽然发现除了权力，还有一些其他的感情需要顾及。对于李氏，武则天一直是有愧疚之情的，所以最后将皇位还给李氏，也可以使武则天更安心一些。
诸葛亮为什么不选择投奔曹操？
三国时期有三方霸主，刘备、曹操、孙权各有一番势力。在这个选阵营的关键时期，诸葛亮却做了一个惊人的选择，他最后放弃了曹操，投奔了刘备，这是为什么呢？ 诸葛亮虽然隐居隆中，但他与荆州上层人物的关系非常亲密。他的岳父黄承彦是刘表的连襟，蔡瑁的妹夫。刘表的原配妇人逝世以后，迎娶了荆州豪族蔡讽的小女儿。而蔡讽的大女儿，正是黄承彦的老婆。此外，诸葛亮的二姐嫁给了荆州名士庞德公的儿子。庞德公对当时的显学——评论人才，也是很有研究。人称诸葛亮为卧龙，庞统为凤雏，司马徽为水镜，正是庞德公做出的人才鉴定。 诸葛亮有了与刘表和荆州名士的这一层关系，再加上大哥诸葛瑾已经在孙权那里做官而且很受信任，他要想在荆州或者东吴出仕当干部，那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但他选择了继续蛰伏隆中，过着耕读生活，静观天下之变。这说明刘表和孙权，都不是他想要的老板。剩下可供选择的老板，就只有曹操和刘备了。诸葛亮最终选择了寄人篱下几乎一无所有的刘备，放弃了已经基本统一北方威震天下的曹操。一千八百多年来，无数的人对这件事有无数的理解，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诸葛亮的为人 诸葛亮之所以深受历代知识分子的推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理想的儒家士子，是榜样，是标尺。这个榜样和标尺，主要是指高风亮节，功业卓着。在诸葛亮这样的楷模身上，古人提出的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都有值得称道之处。以位列第一的立德来说，儒家的忠孝仁义，就是他们毕生践行的标准。作为一个有眼光、有头脑的知识分子，诸葛亮当然看得出曹操把持的中央政府已经不是大汉的政府，要想践行忠义，自然不能投靠曹操为虎作伥。 2、诸葛亮的理念 诸葛亮一生推行的治国理念是内儒外法，实行儒家的仁政，而曹操实行的却是霸道，强权政治。这一点，诸葛亮非常清楚，要知道诸葛亮随叔父离开家乡漂泊异乡，与曹操屠徐州有很大的关系。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个分歧太大的人走到一齐注定不会长久。除非一方只领薪水不干实事，但这明显不是诸葛亮想要的结果，他不仅要做事，而且要做大事。一个人做什么决定，最根本的因素是内因，在于其为人，在于其理念。可以说，以上两点是诸葛亮不选择曹操的最根本的因素。 3、刘备的魅力 在我国古代社会，道德高于一切，君主的道德品质尤其重要。有一个贤德的君主作为领袖，则上行下效，就能使官风廉正，官风正则民风厚，最终实现和谐社会。而在道德方面，刘备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有着皇族身份的刘备，参与了诛杀曹操的密谋，这是对大汉朝廷难得的忠诚。这在感情上就与深受忠孝思想影响的诸葛亮等人拉近了一层。此外，刘备在平原、徐州任上实行仁政，仁义之名远播，这对于崇尚内儒外法的治国理念、同样推崇仁政的诸葛亮来说，吸引力是巨大的。再者，刘备礼贤下士，被称为天下英雄，在当时名头不小，这一点诸葛亮也必然会有所考虑。 4、刘备的空间 虽然刘备声望很高，但此时除了手下有一批雷打不散的人以外，没有多少实力，可以说刘备还处在困境当中。诸葛亮如果能辅佐刘备脱离困境，站稳脚跟，发展壮大，乃至克竟全功一统天下，这个过程中间大有可为。同时，刘备手下有一流武将，却没有一流的治世能臣，可以说留给诸葛亮大展身手的空间是非常广阔的。 选择追随刘备，既符合诸葛亮的政治理念推行儒家仁政，又有一展胸中抱负、不负平生所学的空间。因此，诸葛亮自然更加倾向于刘备。有一种说法认为，诸葛亮选择刘备主要是看上了发展空间。依据是赤壁战前诸葛亮出使东吴，张昭挽留他跳槽到孙权手下打工，他推辞了，给出的理由是：“孙权是个很不错的老板，不过不能充分发挥我的才能，所以我还是不跳槽了。”（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这个依据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约几个朋友在酒局饭桌上随便侃侃就行了，拿出来忽悠人，就有点不负责任了。 试想，诸葛亮怎么可能当着孙权员工的面说人家老板不好？何况此时诸葛亮代表刘备一方有求于孙权，说孙权的不好不是没事找抽么？诸葛亮注定只能说孙权是个好老板，然后再找一个委婉的理由拒绝。大家都是聪明人，理由编得太离谱了没有人会相信，因而诸葛亮以发展空间为理由来拒绝。这的确是一个原因，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打个比方说，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尤其是学生时代的早恋，拒绝对方最常用的理由是：我现在不想谈恋爱。其实大多数情况不是真的不想谈恋爱，而是不想和你谈，但直接说“我看不上你”实在太伤人了，因此换一种委婉的说法而已。可不能会错了意，否则就要闹出笑话了。 再者，说诸葛亮在曹操手下发展空间不如刘备，不过是以后来人的眼光看问题。以诸葛亮当时的视角来看，他是一个以管仲、乐毅自比自视甚高的人，怎么可能认为自己不如曹操手下的荀彧、贾诩、郭嘉之流？更关键的是，谋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奇谋高论，是经史书记录之后，才被后人知晓的，这些机密当时绝对不会披露出来，诸葛亮怎么知道荀彧、贾诩、郭嘉到底有多猛？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谁比谁强多少啊？不去曹操手下试一试，怎么知道到底有多大发展空间？ 同时，诸葛亮到刘备手下的发展空间就一定比曹操大吗？刘备实力弱小，能不能折腾出一个明天非常不好说。而曹操却是家大业大，俨然是天下的NO.1。如果主要考虑发展空间为了自身利益，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曹老板（事实也正是如此）。而诸葛亮，终究选择了刘备，明显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发展空间那么简单。 如果说诸葛亮事先算准了在曹操那里没有多少发展空间，算准了在刘备手下虽然历经危难，最终却能全面掌权，立下丰功伟绩，那还真是把诸葛亮当神不当人了。诸葛亮选择刘备，从根本上来说，是他的为人品质和政治理念所决定的。诸葛亮与刘备在很大程度上是志同道合：同样崇尚德治，同样重视做人，同样推行仁政，同样致力于匡扶大汉江山。 作为一个志存高远的大好青年，诸葛亮选择老板，绝对不可能只是为了自己个人的饭碗，更是为了心中远大抱负，为了天下黎民苍生！一旦加入刘备阵营，诸葛亮的理想就会随着刘备事业的发展而实现，也会随着刘备的失败而消亡。以目前的形势来看，失败的可能要远远大于实现的机会。但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会付出最大的努力去争取，即使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诸葛亮是一个聪明人，所以他不会不顾自己的利益。写到这里小编想到了一个问题：诸葛亮真的没有想要当皇帝的野心吗？由此可知，曹操生性多疑，并且势力太强大，如果想要在他的阵营中取得点权力，似乎是很困难。而刘备这里大不相同，诸葛亮在此阵营中是只手遮天。这样清楚的格局，我们也就可以证明诸葛亮为什么弃曹投刘了。
中国历史上最拜金的王朝：自上而下的腐败
在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家族和他建立的政权对历史和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这就是司马氏及其建立的晋王朝。司马氏先后建立了西晋 和东晋两个政权。西晋建立于265年，280年灭东吴，统一中国，结束了自东汉以来百余年的分裂局面。但十年之后(291年)，爆发“八王之 乱”，接着永嘉之乱、五胡内迁，流民起义，全国陷入大混乱。316年，西晋灭亡。西晋共51年，是一个短命的王朝。 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了偏安的东晋政权。东晋从317年到420年，共103年。以西晋历史为例，从司马懿发动政变控制曹魏大权，到晋武帝司马炎代魏建晋，再到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司马邺被毒死，西晋灭亡， 司马家族与西晋政权的兴与衰紧密相连，从始至终充满了激烈的政治斗争。研究西晋的兴衰过程，可以深刻、形象地展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一兴亡周期律。我们从西晋的兴衰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司马炎作为西晋的开国皇帝，在即位之初，能够以国事为重，励精图治，实行无为而治的宽松政治，使社会矛盾有所缓解。泰始四年 (268)，司马炎发布诏书：“永惟保皇基，思与万国以无为为政。”意思是，为永葆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治理国家的核心。 无为，是道家的思想主张，本意是无所作为，但是运用到治国理念上，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主要是对人民少干扰，轻徭薄赋，不大 兴土木，不瞎折腾，让人民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历史证明，国家在社会动荡之后实行这样的政策，会使社会安定，经济恢 复。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就是因为实行了清静无为的政策。同年，司马炎又在诏书中提出治国5条原则：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正身”，就是当政者要以身作则，起好作用;“勤百姓”，关注百姓的生活;“抚孤寡”，关心社会上老年人、家里有困难的那些人;“敦本息 末”，这是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本”指农业，“末”指商业，“敦本息末”就是要重农抑商;“去人事”就是不要把人际关系弄得太繁琐复杂。 为使诏书的精神落到实处，司马炎带头遵守执行。比如，他严禁奢侈。有一年司马炎患病初愈，一些大臣带礼物前来祝贺，司马炎予 以禁止。有一太医向司马炎献上一件雉头裘，精美无比。可司马炎不但没有接受，反而非常生气，一怒之下当众焚烧于殿前。并下令：朝 廷内外再有人敢这样做，一定以罪论之。司马炎这样做，不排除作秀之嫌，但是对社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好作用。 司马炎在位期间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发动灭东吴的战争，实现了天下归一，三国归晋。晋武帝司马炎发动的灭东吴战役具有重要的历 史意义，西晋是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历史中唯一的一次全国统一。国家的统一对于民族凝聚力的汇集和民族融合的发展有重要推动作 用。 然而，在国家统一的大好局面下，司马炎开始飘飘然了，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生活上由提倡节俭开始奢侈腐化，上行下效，西晋 社会风气开始败坏，官僚大臣争相贪污敛财，炫富比富。社会风气变得腐败不堪，西晋王朝沦落为历史上最腐败的政权之一。西晋社会风气如江河日下，其中有三股风气最为突出，严重地腐蚀社会机体。 第一，奢侈腐化之风。西晋统治集团腐化先从皇帝开始。晋武帝司马炎在民间大选宫女。后宫宫女多达数千，但他仍不满足，灭吴之 后，又把吴国宫中数千名宫女运到洛阳。这样，后宫宫女达到万人。由于宫女太多，司马炎不知所从，有时就坐在一辆羊拉的车上在宫里 转悠，车停在哪个宫女的门口，就在哪儿过夜。 皇帝如此荒淫无度、纵情享乐，怎么能对下面进行约束?于是那些皇亲贵戚、官僚大臣紧随其后，极尽奢华，纵情声色。有的讲究 吃。何曾任朝廷高官，聚敛了许多钱财，每天吃的费用多达一万钱。面对无比丰盛的食物，他居然说：“简直没有值得下筷子的东西!”其子 何劭，更加奢侈，一天吃饭的花费达到两万，超过其父一倍! 西晋盛行炫富、比富之风，石崇和王恺比富斗宝的故事就很典型。在西晋，有些权势过大、财产过多的人，牛气冲天，缺乏自制，甚至以杀人当儿戏!据《晋书·王恺传》记载：外戚王恺在宴请宾客时常安排一些女伎奏乐助兴，一次一位吹笛的女子吹得有些走调，王恺便当众把她处 死。石崇也是个以杀人为乐的极其残忍的家伙。每次请客饮酒，常让美人斟酒劝客。如果客人不喝酒，他就让侍卫把美人杀掉。一次王敦 与他的从兄王导一道去石崇家赴宴。王敦硬是不喝，结果石崇斩了三个美人，他仍是不喝。王导责备王敦，王敦却恶狠狠地说：“他自己杀对社会自上而下崇尚奢华的现象，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大臣傅玄就向朝廷上书，愤怒指出：“奢侈之费，甚于天灾!” 第二，金钱崇拜之风。在司马炎的纵容和包庇下，西晋的官僚富豪们不遗余力地追求利益，贪婪地搜刮民财，金钱成为对他们最有吸 引力的东西。有了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西晋是中国古代金钱拜物教最盛行的时期。钱本来是物品流通的媒介，但是，西晋钱却成了无所不能的神物。人们痛感这一风气对社 会的腐蚀，纷纷写文章予以抨击。其中鲁褒写了一篇着名的《钱神论》，辛辣地讥讽一切为钱、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现象。 鲁褒对钱的作用的论述，十分精辟，他把官僚贵族对钱的贪婪掠夺和钱的作用描绘得淋漓尽致。文中写道： 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 使杀。是故忿争辨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发，怨仇嫌恨非钱不解…… 鲁褒的批评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钱变成了社会上一个有力“杠杆”，人们毫不隐晦地谈钱、爱钱、贪钱、掠钱，朝野上下，一切向 钱看，一切可以用钱换，社会风气腐败透顶! 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如果举国上下的人都在争利、逐利，国家就危险了。如果此种现象成为社会时尚，那国家肯定要出问题了。在钱的驱动下，西晋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统治危机日益显现。 第三，清谈虚浮之风。西晋社会上弥漫着一股清谈虚浮之风。清谈又称“谈玄”、“玄言”，专门讨论一些抽象的脱离实际的问题。西晋官 僚们也大畅玄风。他们以“名士”自居，一边潇洒地挥着麈尾，一边侃侃而谈。故弄玄虚，如琅琊大族王衍，被誉为玄谈领袖。他历任中领 军、尚书令，职务很高，却不干实事，“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他手执玉柄麈尾，“妙善玄言”。由于清谈之风盛行，使西晋的官员 们“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当官的不干实事，办事又不认真去办，敷衍了事，马马虎虎，每天乐此不疲的就是清谈。 西晋官员们终日谈论玄远、喝酒放纵，不去处理和解决实际问题，这种风气必然给国家带来严重的后果。西晋灭亡时，大臣王衍被杀 前，叹息道：“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这就是所谓“清谈误国”。其实西晋灭亡的根本原 因在于其政治腐败导致的社会动乱，官员清谈是政治腐败的表现，是表而不是本。 司马炎在统一中国后，骄傲自满，不思进取，丧失危机意识，社会风气严重败坏，政治日益腐败。唐太宗李世民在《晋书·武帝纪》中 点评晋武帝司马炎说：“不知处广而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可谓一语中的。 纵观西晋兴亡的全过程，可以发现，西晋由兴到亡，犹如上山下山。上山者，司马懿、师、昭父子三人。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曹爽集团，掌控了曹魏大权。为了夺取曹魏政权，司马懿父子经过16年的打拼，到265年，终于登到了山顶。司马炎继承父祖打下的江山，成为西晋的开国皇帝。但司马炎没有经营好司马氏的天下，社会风气败坏，西晋开始走下坡路。西晋衰败，如 同滑坡，速度越来越快，司马炎之后的三个皇帝，个个短命，仅用了26年，就完全葬送了大晋帝国! 与强大的汉唐王朝相比，西晋缺少一个较为稳定、连续统治群体是致其短命的硬伤。比如，西汉从汉高祖刘邦中经汉惠帝、吕后、 文、景到汉武帝，六七十年间，推行清静无为的恢复经济的政策，国家恢复了元气，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局面，为汉武帝时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唐朝从李渊建国到唐玄宗，虽然出现动荡，甚至武则天还改了唐朝的国号，但是唐朝没有大乱，根基未动摇，几代皇帝励精 图治，持续发展，终于开创了繁荣的开元盛世。 西晋社会腐败，历史闻名。腐败问题历朝皆有，但像西晋这样自上而下、大面积的恶性腐败并不多见。 《晋书·惠帝纪》讲到西晋的社会风气时这样说：“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 下谓之互市焉。” 所谓“互市”就是交换。权与钱、权与人、权与色、权与所有有用的东西都可以交换，权钱交易，钱能通神，比富炫富，整个社会弥漫 着一股钱臭味，严重腐蚀了社会机体。道德无底线，游戏无规则，腐败使西晋到处乌烟瘴气。 一是民生最重要。在西晋社会连绵不断的动乱中，受害最深的还是老百姓。老百姓在战乱中流离失所，四处逃亡，大量人口死于战火 或逃难途中。西晋战乱，究竟使多少人死于非命，无法统计。 由于战乱不已，政府无暇顾及民生，导致保障农业发展的基础建设如水利工程得不到维护，所以当自然灾害来临时，由于灾害防御能 力低下，水利工程失修，卫生预防全无，加剧了自然灾害破坏程度，人民更加痛苦。 据《晋书·五行志》记载，晋怀帝永嘉三年(309年)，大旱，严重缺水，“河、洛、江、汉皆竭，可涉”。涉，即徒步渡水，黄河、洛河、 长江和汉江的水都干了，可以趟水过河，可见旱到什么程度! 永嘉四年(310年)，闹蝗灾，“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马毛鬣(马颈上的长毛)皆尽”。这是说整个北方地区，蝗虫太多了， 不仅草木被吃光，连牲畜身上的毛也被吃光了!这是多么可怕的景象! 二是生命最可贵。在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和建立晋政权的过程中，许多士人也遭到杀戮，他们自以为参与政治，可以“治国平天下”， 到头来却陷入了权力之争的残酷游戏。《晋书》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士人不断被杀的惨痛教训，人口大量死亡的 惨状，使他们渐渐清醒起来。他们意识到，人世间最珍贵的是生命，最舒心的生活是“贵适宜”。他们逐渐认识到“自我”，产生了与所谓“政 治”的疏离感。他们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张扬个性，珍爱自我，行为举止，标新立异，形成了内涵丰富的“魏晋风度”。在文学史上，这被 称为“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总之，短命的西晋王朝给后人的启示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注民生，远离仇杀!
中国抗战大后方：蒋介石为何选四川而不是陕西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事始于1937年7月7日那个午夜。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既是一场空前浩劫，也是一个转折，它改变了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备受欺侮的历史。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战中，这个曾经无比辉煌的民族终于再一次以强者姿态站立在世界面前。 战争爆发的那一刻，人们对这样的结果还没有预知。在距北京1500公里远的西南重庆，人们还在安然享受这个和煦的夏夜，四个月后，这里将成为中国人民抗战大后方，并在之后的八年里，成为全国人民抗战的精神砥柱，支撑整个民族的抗战希望。可以说，没有以四川为主的西南大后方，中国的抗战历史将会是另一种走向。 1、战略 从抗日战争的前后演进来看，西南大后方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它的形成，与中国抗战的方略、现实条件、战局进展密切关联。事实上，对中日之战的爆发，国人早有预料。1922年，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根据对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国家的军事态势的分析，指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他还在其着述中明确指出，开战之后，中国应采取持久战方针，在中西部地区构筑防线。他说，“中国有地大、人众的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 这是国人对中日战争的较早认识。蒋百里的观点被国民党高层接纳，并被李宗仁发展为指导国民政府抗战的“焦土抗战”政策。所谓“焦土抗战”，李宗仁曾撰文阐述，一是指“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战”的政治方针和决心;二是指采取游击战、运动战、坚壁清野相结合的持久战、消耗战，而非速决战。蒋介石也在诸多场合表示，中日开战后，要想求取胜利，中国军队只能采取“积小胜而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方略。 如此，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确立了对日抗战所采取的方针战略。但持久战的进行，需要具备安全稳固，可以为战争消耗提供支持的坚强后方。尽管抗战方针早已确立，但国民政府在选择后方基地问题上却颇多转折。由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多集中于华北、华东等沿海地区，这些区域也是国外势力渗透最多的所在。一旦战事发生，这些城市将最先受到威胁。因此，民国政府西移势在必行，最初，选择的目标被设定为西北区域。 2、西北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近在咫尺的南京政府被迫迁都洛阳办公，直至年底才迁回。期间，国民政府于洛阳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会议讨论了以西北为未来长期反抗根据地的问题。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提案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反抗的根据地。 以西北为国家战略后方，是国民党中央早已有之的构想，在孙中山早年便已提出。蒋介石也曾于北伐战争期间提出，革命政府应该“视西北的陕、甘、察、绥和西南的桂林、成都”为根据地，认为“中国革命发展之途径，当由西南延长至西北，据此大陆，以与帝国主义者在东南沿海、沿江、沿铁路而至之侵略形势相抗拒，造成中国大革命之决战场”。 在三十年代初，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构想是，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西北与中原。为了建设西北后方，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会还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 但因为蒋介石当时忙于“剿共大业”，所以对西北的建设规模也极为有限。事实上，此时的蒋介石对日本仍然采取妥协退让政策。甚至到1935年11月，蒋介石仍在对外关系演说中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源于在他对中日力量悬殊的对比认识基础上，他认为中国军力远差于日本，战必败。这种心态直到大西南确立为抗战大后方时才有些微转变。 3、选择 对于以西北为后方，当时国中人士意见并不统一。如蒋百里在1935年主张应以湖南作为中国国防建设的中心地带，而地质学家丁文江则认为“乌克兰”在华北，“湖南、江西、四川是我们的乌拉尔——古士奈茨克，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我们大家准备到堪察加去。” 即使是蒋介石，在1935年以前，其以西北为抗战大后方的想法也并未完全成熟。尽管在他心目中，西北是当之无愧的国防战略要地，且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但其资源的相对匮乏也限制了其作为大后方的条件。 以抗战大后方的标准，对西南和西北的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西南是具有很多优势的。从地理环境看，西南地区群山环抱，尤其是针对日军可能来犯的东、北方，更是群山巍峨，地形复杂，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与展开。实际上，抗战八年期间，除空袭外，日军从未真正对四川构成直接威胁;从经济环境来看，自古就有“天府”之称的四川明显优于西北，足以支撑战局;从交通与国际交往的因素来看，西南地区向北可联接苏联;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缅甸和印度支那，这些地区当时均属英法殖民地，便于与外界沟通，获得盟国支援，尤其是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中国沿海各地港口均落敌手，国民政府与外界的海路联系全部中断，大西南与外界的陆路联系成为当时唯一通向世界的门户。此后的滇缅公路、驼峰航线的相继开通，均证明了西南与外界交往的重要地位。 尽管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地区是抗战大后方的更理想选择，但直到1935年之前，国民政府并没有把它真正列入实质性的考虑之中。因为此时的西南地区还不在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中。而这种状况在1935年发生了彻底转变。 4、统一 1935年3月2日上午，重庆珊瑚坝机场，身系玄色斗篷的蒋介石在宋美龄陪同下走下飞机悬梯，跟随其后的是陈诚、顾祝同、杨永泰等几位高级官员。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早已等候于福特飞机之外，此时的他内心复杂。他知道，蒋介石踏出飞机的那一刻，将是他失去对四川控制权的开始。 实际上，自辛亥革命之后，四川军阀派系林立，大小军阀各据防区，连年混战。因为山高水远，再加上忙于北伐与“剿共”，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势力始终被隔绝于巴蜀之外。 但就在半年前，这一局势开始发生变化。因为由陕南入川的红四方面军把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打得惨败，迫使其不得不向蒋介石求援。同时又值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向西南挺进。这无疑为国民党政府制造了一个绝佳机会。蒋介石曾对其幕僚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当，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事态的变化是按照蒋介石的预想演进的。他先是派遣全权代表自己的“参谋团”入川，又于1935年1月，派薛岳率中央军十余万人进入贵阳。如今，借“剿共”失利之机，蒋介石亲至重庆，并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在这半年时间里，蒋介石以吴忠信取代贵州军阀王家烈，从而掌控贵州;对云南军阀龙云，他以多方手段来怀柔拉拢;而对四川，蒋介石用力最多，控制最深。经过一系列的措施，西南尤其是四川结束了以往各自为政的局面，最终实现了“中央化”。 5、后方 1935年的西南之行对中国命运影响深远。蒋介石通过此行对川、滇、黔地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促使他最终做出决策，一旦抗争爆发，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诸省将作为国民政府抗战大后方。 这一年10月，在蒋介石即将离开四川前，他于成都接连作了两次讲演。在演讲中，他对四川的物产、地理、人民诸多称赞，认为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他说：“……我们今后不必因为在华北或长江下游出什么乱子，就以为不得了，其实没有什么!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最后，他明确无误地宣告：在对日战事发生后，无论中国出现什么情况，何种困难，只要川滇黔三省存在，国家必可复兴，“其实不必说川滇黔三省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们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 至此，蒋介石以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思想遂完全、牢固地确定了下来。国民政府也着手开始对西南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尤其是针对西南地区的工业建设和交通设施，国民政府从1935年始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 1936年四五月间，蒋介石再次视察西南时，他已经感到满意，表示，“川、滇、黔三省施政成绩，现已有显着进步，至为欣慰……。”此时，以贵州为中心的湘黔线、黔桂线、川黔线和滇黔线公路网初步形成。为大西南作为抗战后方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此时的蒋介石，也一改以往对日示弱的态度，讲道：“去年一年工夫，我们川、滇、黔三省毕竟统一，国家生命的基础得以稳定，……这是我们抗日的最大胜利。”并表示“决不签断送主权的条约”。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指出“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至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国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迁都重庆，标志着以四川为主的西南大后方最终形成。大批的人员、物资以及政府机关、工业企业、文教单位向西南迁移。在军事上，国民政府将大批部队集结在西南、西北地区，形成拱卫大西南的军事部署，以确保抗战后方的安全，使之成为真正的抗战堡垒。 西南大后方的最终确立也坚定了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1938年底，蒋介石两次重申要“以四川为最后根据地，北固陕西，南控滇、黔、桂诸省，稳扎稳打。同时促进国际变化，以求盟友。如此则日本一定多行不义必自毙。”最终，在西南大后方的支持与保证下，中华民族上下一心，最终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逐鹿中原：淮海战役60万消灭了80万的惊天大密
从1948年的11月6日开始，围绕着军事重镇徐州，国共两党开始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大血战。双方投入兵力空前，共产党60万对国民党80万。 关于这场大战，国民党的历史教材上称为“徐蚌会战”，共产党的历史教科书上则称为“淮海战役”。但战争的结果却只有一个：逐鹿中原，60万消灭了80万。在此后60年的时间里，两党都是历经磨难：中国共产党走出政治运动的羁绊，带领大陆人民取得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中国国民党退守台湾后，更是几经沉浮，2008年重新执政。 两岸除了民间的商业、文化交流更加紧密，11月3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率海协会协商代表团踏上了宝岛台湾;连战、宋楚瑜、吴伯雄这些台湾地区的政要早就来到大陆访问，除了交流还有认祖归宗。 60万战胜了80万 从2008年10月份开始，除了正常的外地游客，淮海战役纪念馆里出现了许多白发苍苍的老者。这些当年那场惊心动魄大战的亲历者，在子孙的陪同下，瞻仰照片上的故人。对参观者而言，淮海战役是教科书上的历史。对他们来说，则是鲜血，是生命。 淮海战役共军60万对国军80万，以少胜多居然取得了胜利，这使人感到不可思议。其实，古今中外以少胜多的战例很多，原因各有不同。淮海战役共军为何能取得胜利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淮海战场不是一个孤立的战场，它与国共战争的其它战场是密切联系的，就象抗日战争中国战场的胜利与太平洋战场美军的胜利不可分一样。如果只分析中国战场中日军队的战斗力和指挥官的指挥艺术，无论如何也不能正确的分析出中国1945年战胜日军的原因。淮海战役是在辽沈战役胜利后开始的战役。辽沈战役的胜利对淮海战役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首先，辽沈战役的胜利对敌人的分化作用，使中原国军拒绝与华东国军配合，为淮海战役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淮海决战开始时，华东的国军主力只有第5军，一度在华东的桂系主力“钢7军”(此时扩编为第3兵团)和整编11师(此时扩编为第12兵团)均不在华东。有人以为是刘邓挺进大别山分散了关内国军的机动力量，为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但国军既然可以跟随刘邓到大别山，也可以再次跟随刘邓到华东，甚至可以置损失过半的刘邓于不顾，再次集中兵力于华东。实际上，老蒋也很想把到大别山的国军象一年前那样再集中到华东与共军决战，由白崇熙指挥。如果此时国军把大别山的国军再集中到华东，国军仍然可以再次重创华东共军，再次占领华东共军的根据地，甚至收复济南。 但此时桂系却不听调遣，华中的白崇熙数十万大军按兵不动，对蒋令其于蚌埠设指挥所，统一指挥华中，华东两战场兵力，公然抗命。白崇熙抗命的直接原因是辽沈战役的胜利动摇了蒋介石的统治能力，桂系想乘火打劫篡夺国民党的领导权，乐于看到老蒋力量的削弱，以逼迫蒋下台。当淮海会战绪战之际，白崇熙阳奉阴违,反令第十三绥区王凌云所指挥之第二、第十五军南移襄阳、樊城地区.当黄百韬兵团于碾庄酣战，白的精锐3兵团始终不动，还令向此增援之蒋系部队黄维12兵团停止于蒙城附近不动.幕后主使者副总统李宗仁，更是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与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等通电与共产党和谈，要求老蒋下野.待黄百韬兵团已被歼，黄维兵团复由蒙城向徐州前进，使共军得以各个击破。因此，华东共军取胜的战略条件是中原和华东战场的国军不能有效的配合，这源于辽沈战役的胜利对敌人产生的分化作用。 其次.辽沈战役破坏了华东敌人的计划：在淮海战役前，杜律明决定用共产党的战略战术对付共产党。他制定了《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组织徐州国民党军四个兵团，二十个军，采取先发制人，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放弃被动的防守城市的打法，变被动为主动，集中优势兵力与解放军打运动战。该计划乘华野、中野分离之际，以华中国民党军牵制中野，以徐州主力采取奇袭战术主张攻击华野，收复泰安、济南。他认为解放军经过济南战役的消耗，必须休整一段日子后才能再战，而徐州国民党军四个兵团的兵力、装备都占优势，而且在济南战役时没有损失，无需休整就可投入作战。 由于该计划完全符合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所以很快于10月2日获得批准。10月7日，杜聿明召开兵团司令会议确定具体实施方案，并决定于10月15日开始行动。但就在即将发起进攻的10月15日凌晨，杜聿明被蒋介石紧急召往东北挽救败局。刘峙本来就对这个计划顾虑重重，杜聿明一走，立即命令中止执行攻击山东的计划，并把作战计划改的面目全非。猪头刘峙把部队摆成一字长蛇阵，成了没有既设阵地、鼠头蛇尾的到处挨打的阵势，黄伯涛兵团因此被包围,令当时知道这个情况后的杜聿明，白崇熙等痛心疾首，认为这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失败部阵，完全绝望。如果不是辽沈战役破坏了华东敌人的计划，淮海战役的结果将完全不同。辽沈战役还耽误了国民党主动进攻计划，为三野和二野赢得了20天的战役准备时间和主动进攻的机会，为战略决战进行了充分的组织准备，这些都是辽沈战役赢得的时间。 第三.辽沈战役改变了华东战场敌人的指挥官，迫使敌人把华东战场国民党的指挥官由最精明的杜律明换成了最笨的猪头刘峙,这使国民党在淮海战役中屡犯低级错误。在黄佰涛兵团被包围之后，如果按照杜律明的计划国民党军队仍然有取胜的可能：杜律明的计划是先用徐州国民党主力南下消灭二野(30万打10万)，然后再北上救黄佰涛兵团。如果三野不救二野，二野很可能被杜律明和黄维南北夹击而消灭，就算三野消灭了黄佰涛兵团，国共双方也是各消灭对方10多万，只能打个平手，华东战场国民党的优势将相对扩大。如果三野分兵救二野，那么黄佰涛兵团就可能突围而下，国民党的80万大军就会集中在一起与三野与二野的60万军队大战一场，国民党军至少可以避免被各个击破，战争的结局肯定改写，甚至国民党取得胜利也不是没有可能，淮海战役的将是另一种景象。辽沈战役改变了华东战场敌人的指挥官，对淮海战役的胜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第四.辽沈战役的胜利对敌人士气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对我军的士气是个巨大的鼓舞。毛泽东在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时(此时淮海战役还没有打)指出：“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算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1948年11月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够实现了。”粟裕说：淮海战役“演变为南线决战的第二个重要条件是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没有辽沈战役的胜利，我们也不敢下那样的决心。” 美国人当时的评论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决定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命运”。辽沈战役的胜利使美国人认识到国民党在大陆已经无可避免的失败，减弱了对国民党的支持。杜聿明当时对傅作义说“东北共军即将入关，关外共军的战略战术和战力是关内共军无法比拟的，从理论上说，共产党将在一年内夺取全国政权”。杜律明信心丧失，以至于在淮海战役中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明知蒋介石的命令是错误的也照样执行。淮海战场国军士兵大量叛逃和投降，弥补了共军兵力的不足。国民党成了墙倒众人推，老百姓更多的加入共产党阵营(直接支前的人达到320万人)，有些本来多年与党组织没有联系的“地下共产党员”也赶快起义等(不知道张克侠等人在国军重点进攻山东的时候为啥不起义)。士气是影响战争的主要因素之一，辽沈战役的胜利导致国共双方士气的此消彼涨，也是共军能取得淮海战役胜利的关键因素。 美国人眼中的国共胜败 大战刚刚结束，当时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的将军们便把它列为经典战役，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来研究。多少年过去了，各国军事学院的战史教材上，都把这次大战称为“经典战例”。
慈禧执政生涯中的十件历史功绩
不管怎么说，慈禧太后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最有权的人物之一。她统治中国长达近半个世纪(从咸丰末年同治初年的1861年到光绪末年宣统初年的1908年)，影响之深远，无人可及。后人对她的评价，自然是极具争议、毁誉参半、大是大非、大功大过。客观上说，她的过远远要大于她的功，她所做的一切远远抵不上她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的莫大灾难和悲剧，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莫大阻挠和破坏。但是与此同时，她的功绩也是非常巨大的。本文就来盘点一下她在执政生涯中的十大功绩。 1、推行洋务运动，开辟中国近代化道路 慈禧一生中领导过两次改革，第一次是洋务运动，第二次是清末新政，前者是物质层面上的变革，后者是体制层面上的变革。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模仿、学习西方工业化的运动，是在维护封建皇权前提下由上到下的一场改良运动。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18世纪以后的大量科学技术成果，引入译入了大量各类西方著作文献，培养了第一批留学童生，打开了西学之门;学习近现代公司体制，兴建了一大批工业及化学企业，开启了日后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之路。但在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也随之破产。但洋务运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2、实行“新政”，对兵、商、学、官、法进行大力改革 1901年8月29日下谕全国停止武科考试;9月11日命令各省仿北洋、两江筹建武备学堂;9月12日下谕全国各省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编练“新军”的工作随之在全国铺开。1903年12月4日设立练兵处，任命庆亲王奕隆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练兵处的实权为袁世凯所掌握。清政府还令各省设立督练公所，为领导编练“新军”的机构。 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接着颁布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如钦定大清商法、商会章程、铁路简明章程、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矿务章程、公司注册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都有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 3、首次提出君主立宪 1908年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推出君主立宪制，并列出一个为期9年的时间表：1909进行省咨议局选举;1910年资政院开院;1917年召开国会，实行宪政。若按此时间表循序渐进，十年内中国将成为日本、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国家，国君只是国家的象征，立法权在国会，行政权在内阁，司法权在各级法院，民主宪政的曙光将降临中国。但由于慈禧改革步子迈得太大，国内外势力逼迫和颠覆，时间表公布后的当年她便溘然长逝，最高权威骤失，清廷群龙无首，各省督抚拥兵自重，行宪时间表停摆，也便不了了之。 4、办学堂，废科举，派留学 慈禧虽然在1898年扼杀了戊戌变法，但保留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1901年9月4日下令各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2月5日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1902年2月13日公布推广学堂办法，8月15日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颁布《重订学堂章程》，详细规定各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国推行。与普通学堂并行的还有专业教育，包括师范学堂及各类实业学堂，在学制上自成系统，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随之建立。 1905年9月2日，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脱钩。为统一管理留学生工作，清政府分别在1902年10月31日和1906年10月2日派出总监督赴东洋和欧洲。1903年10月清政府颁布《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凡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普通中学5年毕业，得优等文凭者，给予拔贡出身。另外慈禧还利用美国的部分庚子退款，在清华园修建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利用其余的退款兴建女学、新学等。 5、严禁鸦片 “自鸦片烟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之人废时、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形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今朝廷锐意图强，亟应申儆国人咸知振拔，俾祛沉痼而蹈康和，着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割除净尽。其应如何分别严禁吸食并禁种罂粟之处，着政务处议妥章程具奏。”——慈禧禁鸦片懿旨。 除中国之外，受这场运动影响最严重的就是英国了。这道诏书发布之时，英国每年要向中国输送5万箱鸦片。不过英国政府立即同意，如果中国真心求变，他们愿意以每年10%的速度消减产量，亦以每年10%的速度减少对中国的出口。但很不幸，慈禧在这场改革胜利之前就死去了。不过无论这场改革的结果如何，慈禧的开山之功都不可抹杀。 6、改变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政策 清朝晚期，由于改变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商品经济开始发达，资产阶级开始形成和壮大，慈禧采用了适合生产力的君主立宪制。因此，封建制度在慈禧新政的8年中逐渐消灭了。也就是说，清朝的晚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了。通常所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实则推翻的只是封建王朝的最后躯壳。因为清朝末期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不再符合封建社会的定义，慈禧已经为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从古代走向近代，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废除科举而兴办学堂，派人出国留学，兴办洋务，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奠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其实，辛亥革命后的各种新气象，都不过是慈禧新政的延续。 7、重用汉臣 慈禧知人善用、重用汉人是有口皆碑的，她手下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骆秉章、袁世凯等当时的一大批能人;纵观历史，浏览朝朝代代名臣贤达，他们都可无上下之分。她手下的袁世凯，尽管有过复帝的逆施，确实还是有过人的本事。让这样一大批能人甘心受她指挥，足见她的用人能力。她早年协助咸丰皇帝处理国事，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咸丰年间政策方针的实际制定者;并开创了同光中兴的基础，在当时内忧外患情形之下，实为中国数千年来之异彩。 8、兴办女学 在慈禧默许之下，全国开办女子学校，教授新学，并逐渐风行于开埠较早之上海、广州等沿海城镇。慈禧之举代表了当年倡导开启中国女学兴办之门先行者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普遍为维新派开明官僚与士绅所接受。尽管它与男女平等、妇女彻底解放的距离仍相差甚远，依然与根深蒂固的几千年封建传统道德观念相左，受到拥有强大势力封建卫道士的强烈毁谤和抵制，但女子兴学却如同星火燎原般蔓延开来。 9、禁止缠足，允许满汉通婚，为杨乃武小白菜奇案昭雪 1906年慈禧下令废除在中国延续了近600年的缠足陋习，开解放妇女之先河;并废除了满汉不能通婚的旧政令。她还亲自过问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使之得以昭雪，赦免经不起严刑拷打、作伪证的小白菜一死，还严惩浙江巡抚以下与案有关的贪官污吏300多人。 10、亲自确定国旗、国徽、国歌、国花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原来闭关自守的清王朝，同各西方列强的被迫交往日益增多。宰相李鸿章在同西方列强谈判、签约、通商、互派外交人员等外交活动中，看到西方列国均庄严悬挂国旗，而中国却无旗可挂，深感有失“天朝威仪”。于是上奏慈禧太后，提出在外交场合中需要有代表大清国的旗帜，请求颁制国旗。慈禧就命李鸿章负责设计图案。经过多方征集筛选，李鸿章上呈了八卦旗、黄龙旗、麒麟旗、虎豹旗等多种方案，供慈禧太后选定，最后决定使用黄龙旗为大清国国旗。最初用于作为北洋水师的军旗，并于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海军章程》颁布与确认本为海军旗的“黄底蓝龙戏红珠图”为大清国旗(俗称“黄龙旗”)。 清朝的国徽为“蟠龙”徽饰，其标志是“蟠龙”的图案，也是清皇室的徽饰象征，代表了清朝国家象征的徽饰。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块国徽。 回顾历史，中国在清代以前闭关锁国，对外交往不多，也就没有国歌。大清驻英国公使曾纪泽(曾国藩之子)在出使期间，看到西方国家在公共礼仪场合演奏国歌，甚为感动，觉得清帝国也应有本身的国歌，因此特地上奏并呈了一部“国乐草案”，但未得到批准。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大清帝国陆军部成立，谱制了一首陆军军歌，并在正式国歌《巩金瓯》未出前，暂成为国歌。每当在国际交往中需要演奏国歌时，便使用该首军歌代替。直至宣统三年(1911)，那也是清王朝的最后一年，清帝国才正式制订了国歌《巩金瓯》。 光绪二十九年(1903)，慈禧太后以懿旨形式，将牡丹花定为国花。1915年中国最早版的《辞海》载：“我国向以牡丹为国花。”
税警总团：抗战爆发前中国最现代化部队
国民政府税警总团是宋子文在财政部长任期内建立的缉私征税的特种警察部队。凭借雄厚的财力，宋子文把原本微不足道的税警总团打造成一支连当时国民党甲级正规军都无法比拟的精锐部队。税警总团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部队之一，官兵素质和武器装备远远好于国民党陆军部队。1937年，淞沪战场上国军和日军展开巷战。75年前，即1937年的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战力强悍的税警总团作战英勇，重创日军。 1930年冬天，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海州(今连云港)成立了税警总团。他成立税警总团的目的在于，编练一支训练有素的缉私警察部队，用于保护盐场和打击走私。由于宋子文的美国背景，他任命的税警总团总团长第一任、第四任温应星，第二任王赓，都是美国西点军校的毕业生，而第三任总团长莫雄，则是他的老相识、好朋友。宋子文为了控制部队，还延揽了大批军事留美生充当团一级军事主官，后来大名鼎鼎的孙立人将军就是被他邀请，先担任税警总团的特种兵团团长，后来担任步兵第四团团长，从而获得了崭露头角的机会。宋子文锐意经营，把税警总团建立成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军队。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税警总团的武器装备非常精良 由于税警总团是利用财政部每年摊还八国银行团借款的盐税剩余款项给养的，经费宽裕，国际视野开阔的宋子文在武器装备上，博取欧美强国之所长。在中国部分军队还不知道装甲车和坦克为何物的时代，税警总团已经装备起了“卡登 罗伊德”超轻型坦克、维克斯两栖战车、欧立根防空机炮。税警总团的步枪主要是德制1924年式标准型毛瑟系列枪或是比利时的FN 1924/30步骑枪，轻机枪多是从捷克进口的坚实耐用的、口碑极佳的ZB26，重机枪则多为马克沁二四式水冷式重机枪，手枪是名闻遐迩的7.63毫米毛瑟M1932。宋子文甚至还想取得美国支持，让美国援助飞机。一·二八事变后，他曾让莫雄在云台山川西附近新建大型飞机场，说是美国人将给他500架的飞机(也说是给中国的)。飞机后来没运来，但是美国方面运来了很多机场建筑材料。美国人一次性就给了宋子文足足可以装备三个团的新型活动木营房，地毯、电话一应俱全。 2、税警总团的官兵素质很高 宋子文主政时期的税警总团的总团级、团级等高级军官很多是军事留美生，基层军官很多来自国内军校。普通官兵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文盲不要，参加税警总团需要经过严格的考试。九一八事变以后，主战的宋子文想把税警总团北运北平抗战，被蒋介石借机吞并，蒋介石任命黄埔一期生、第二师师长黄杰接任税警总团总团长。黄杰又从教导总队等黄埔系的军队当中抽调了诸如黄埔三期生丘之纪等黄埔同学到税警总团来充当军事干部。所以税警总团的官兵的训练方法比较先进，学习的虽然都是正规陆军的步兵操典、典范令、筑城术，但是得到的却是美国军校和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的指导，军事素质过硬。此外，宋子文还建立了一个以斯坦因为首的八人德国顾问团。 3、税警总团官兵的待遇比较丰厚 税警总团的经费来源于国民政府财政部，而不是军政部，因此官兵待遇远远超越一般的国民党部队。财政部盐务稽核总所税警稽核处核实税警总团的各项开支，且是在每月一日全额发放，从不拖欠，这和时常欠饷的国民党一般部队相比又是天壤之别。 4、税警总团的编制庞大，兵员充足 1930年，宋子文建立税警总团时，只有两个团。宋子文后来把它扩充为四个团，若加上总团部直辖的工兵营、高射炮营、炮兵营、通讯营等七个直属营，相当于六个团。税警团每班有士兵14人，每班配备轻机枪—挺。六班为一排，三排为一连，每连有士兵252人;营部直辖四个连，每营配有六零炮两门。团辖三营，还下辖特种兵连七个，每团有战斗兵员5000余人。整个总团共拥有兵员3万余人。黄杰接任税警总团团长后，又新增两个步兵团和一个教导总队，他还将总团部一分为二，分为两个支队，支队又有一些直辖的部队。税警总团的兵员进一步扩大。 5、充当“救火队”的角色 税警总团作为一支中国当时最现代化的部队，先后参加了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淞沪会战，都取得了较好的战绩。1932年初，日本为了让伪满洲国顺利成立，在上海挑起战事。税警总团驻防南翔和闸北的第二、三团在宋子文授意下，以第五军八十七师“独立旅”的名义参加抗战，在南翔、龙华机场、闸北火车站、青浦、松江、葛隆镇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攻防战，给予日军重大杀伤。“独立旅”的战绩受到当时舆论的高度评价。没有使用自己的番号作战，是税警总团的最大遗憾。 全面抗战爆发后，驻防青岛的第二支队在逼退日本海军陆战队之后，迅速归还建制。税警总团与二十五师合编为第八军，由黄杰任军长。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分别于10月1日和2日，先后到达上海，随即投入战场，不过被分割使用。税警总团主要参加蕴藻浜与苏州河战斗，日军登陆金山卫后，又承担了掩护国民党大军撤退的任务。 税警总团这支精兵被充当了“救火队”的角色。10月2日，刚到上海的第二支队第四、五团被命令增援二十四师，第六团被派去增援第一军。第四、五团一夜间恢复二十四师三处被日军突破的阵地，官兵伤亡很大，减员四分之一，第六团伤亡更惨，全团减员三分之一，团长钟宝胜负伤。税警总团的伤亡主要是日军猛烈的炮火造成的，日军用飞机、舰炮轰炸，税警总团阵地被打成焦土，然而，税警总团官兵不怕疲劳，不怕牺牲，死守阵地。 6、蕴藻浜战斗以唐桥站争夺战最为惨烈 10月2日至4日，日本第三、九师团在优势空军和战车部队配合下，猛攻第九集团军蕴藻浜陈家行至唐桥站间既设阵地，企图强行突破切断京沪铁路，孤立我由大场镇至江湾的守军。税警总团奉命接防八十七师阵地，与第九师团硬磕两日，敌人无法突破。日本第三师团增援，税警总团左翼友军抵挡不住，日军渡过蕴藻浜。税警总团三面受敌，孤军苦战。官兵们与日军展开逐屋争夺，寸土必争，双方死伤惨重。 税警总团多次发动逆袭，与敌人展开激烈肉搏，以血肉抵挡敌人的轰炸，以血肉坚守阵地。10月4日上午9点，日军发动猛攻，东、北、西三面受敌的税警总团，与敌人激战长达10个小时，敌人飞机轮番扫射、轰炸，税警总团官兵数度冲出工事，与日军拼刺刀。由于伤亡过大，加上迟滞日军进攻的目的已经达到，税警总团撤到后方修整。蕴藻浜一战，税警总团伤亡惨重，营、连、排长伤亡三分之一，每个支队由原来的三个团缩编为两个团，一团新兵被分散补充各团。税警总团随即又投入大场战斗，坚持了四天，伤亡又几乎一半。孙立人被提升为第二支队司令官，黄杰直接指挥第一支队部队。 7、苏州河激战 10月16日，税警总团奉令在苏州河南岸守备北新泾至沪西刘家宅、周家桥一带的阵地。21日起，日军发动攻击，至23日敌人已接近苏州河北岸。25日、26日，日军利用橡皮舟搭浮桥企图渡过苏州河，被税警总团官兵用手榴弹炸毁。27日晨，日军趁涨潮和晨雾，偷渡到南岸，隐蔽在岸下间隔不等的储煤洞里。孙立人亲自到第一线，指挥第四团第一营官兵炸毁敌人偷渡的浮桥，并把十几捆点燃的浸透汽油的棉花包推入储煤洞里，烧死大部日兵，跑出来的日兵，被第四团官兵打死。孙立人用了两个多小时，便将偷渡到南岸的日军全部消灭。次日晨，税警总团打扫战场时，清点出敌人遗尸470多具，而孙立人部四团一营也伤亡了350多名官兵。 10月30日，税警总团在周家桥接连击退日军七次强渡。黄杰、孙立人率部在此与日军血战两周，亲临一线的孙立人被日军迫击炮击成重伤，全身中弹片十三处，昏迷三天。而第五团丘之纪团长则在一线壮烈殉国。黄杰对此的回忆是：“以敌不断增援，形成敌众我寡，我军伤亡颇重，但敌伤亡则数倍于我。我军事最高当局认为已达成消耗敌军之目的，急令我将刘家宅军转移至后方阵地，加强守备，刘家宅遂被敌占领。是日，我冲过敌猛烈炮火形成的弹幕，亲赴刘家宅之第一线，激励守军，守军士气高昂，咸抱必死决心，远屋必争，一墙不让，敌尸横枕藉，血流成渠，一日之间，伤亡二千以上，虽幸占刘宅一村，所付代价至大。” 苏州河之战，税警总团伤亡极大，车到徐家汇休整时，所剩兵力，只能够编成两个团，第一支队被缩编为第一团，由龚贤湘代理团长;第二支队缩编为第四团，由张在平代理团长。名义上虽然是两个团，实际上每团还不足1000人。 税警总团经上海一战，元气大伤，余部被编为四十师。孙立人伤未痊愈即赶往武汉，以五千伤兵为基础，于1938年3月重建税警总团。后，税警总团转移到贵州都匀整训，1941年底，税警总团第2、3、4团和直属队被改编为新38师，随即入缅作战，成就了日后新一军的辉煌。
红军到陕北还有多少兵力？
在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前，各苏区的红军曾发展到30万人。1934年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被迫长征。那么长征期间红军兵力发生了哪些变化?长征到达陕北时红军还有多少兵力? 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毛泽东在1971年视察南方讲话中进一步说：“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说：“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因为在内战时期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和三万多人的军队。”那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到底是3万多人，还是2.5万人?各路红军长征胜利分别保存了多少兵力? 1、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时保存的兵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军委第1野战纵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下设4个梯队)、第2野战纵队(由中共中央机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共青团等组成)和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共8.6万余人。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中央红军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遭受了重大损失。红军过湘江后，已从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这是“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实行逃跑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在此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据统计，遵义会议时，中央红军的兵力总数约为3.7万余人。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雪山夹金山后，于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中央红军人数已减少至2万余人。 1935年9月，在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领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军(原第1、第3军团)编为陕甘支队北上。编为左路军的红5、红32军(原第5、第9军团)尔后随红四方面军行动。据《彭德怀自述》回忆，当时编为陕甘支队的红1、红3军计1.4万余人。 1935年10月，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此时的兵力总数约7000余人。 1935年11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红一方面军下辖红1军团、红15军团，全军共1万余人。 一年后，部队有所扩大，到1936年8月底，红一方面军连同地方部队已发展到3万余人。其中在根据地内扩大1万人(地方部队在内)，东征时在山西扩大8000余人。3万余人的数字，在1936年8月28日中革军委参谋部给共产国际的实力统计电报中可以得到证明。参谋部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说：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约8000人，第15军团约6000人，直属部队7300余人，地方部队6000余人，红军大学800人，在陕南的红74师2000余人。以上共3万人。 综上所述，红一方面军主力(陕甘支队)长征到达陕北时兵力约7000余人。后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后，兵力为1万余人。1936年8月，在陕北的红军部队发展到3万余人。 2、红25军到达陕北时保存的兵力 1934年11月，红25军出发长征时，撤销师的建制，军直辖3个步兵团(第223、第224、第225团)和手枪团，共2980人。12月，红25军进入陕西南部，开始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至1935年5月，红25军主力发展到3700多人，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2000多人。 1935年7月，红25军从陕西沣峪口地区出发继续长征时，全军4000余人。9月，红25军长征胜利到达延川永坪镇时，全军共有3400余人。 3、红四方面军到达陕西时的兵力 1934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长征开始时，共5个军(第4军、第9军、第30军、第31军、第33军)、11个师(第10师、第11师、第25师、第27师、第88师、第89师、第90师、第91师、第93师、第98师、第99师)、33个团，再加上补充师、红军大学(原彭杨军政干校)，妇女独立1团、2团，炮兵团、特务团，共8万余人，加上随行的党政机关、医院和工厂职工等，总计约10万人。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9月，红军总部为左、右两路军。一方面军的5军(原红5军团)、32军(原9军团)编入左路军，后随四方面军行动。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辖第4军、第5军、第9军、30军、第31军，共5个军。据1936年10月15日朱德、张国焘给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电报中统计：红四方面军第4军5700人，第5军4600人，第9军9000人，第30军8000人，第31军5000人，方面军直属队5000人，第30、第31军伤病员800人，总计是3.81万人。 总直属队：红军大学1215人，党校433人，总司令部57人，一局112人，一台38人，总卫生学校216人，供给处225人，通信营368人，各路司令部及地方机关约2000人，共计4664人。 红四方面军5个军和直属队共计3.81万人，再加上总直属队4664人，总人数为42764人。这个数字同毛泽东于1936年10月16日致电彭德怀所说的“四方面军据朱电云有四万人”，差距不大。 1936年10月25日至30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遵照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指挥红30军、红9军、红5军6个师16个团及直属部队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关于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人数，1936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共产国际的电报说“人数两万两千”。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报告说，西路军过河人数约2.12万人。红四方面军战史说“共渡过两万一千八百余人”。由此分析，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人数约2.2万人左右。 红四方面军除西渡黄河部队外，留下的红4军、红31军和方面军直属队一部分，人数约在1.2万人左右，主要依据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36年12月2日给共产国际的电报，该电报说，“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三十一两军约一万二千人”。可见，红四方面军最后长征胜利到达陕西的人数约1.2万人左右。 4、红二方面军到达陕西时的兵力 1934年8月，红6军团奉命西征时，全军团约9700余人。西征途中，红6军团遭受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特别是在甘溪战斗中遭受了重大损失。1934年10月，红6军团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3军(红2军团)会师时，3300余人。红3军(红2军团)同红6军团会师时，全军约4400余人。两军团合计约7700余人。 红2、6军团行军作战中，虽有不少减员，但曾有很大补充。两军团从贵州黔西、大定、毕节退出时比从桑植出发时增加了3000余人。到达盘县时尚保持桑植出发时的数目。到达云南中甸时，比桑植出发时约减少1000名，约1.6万人。 1936年7月，红2、6军团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其兵力数为1.43万人。7月5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2、6军团和原属红一方面军第32军(红9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关于两军会师时的兵力数，任弼时1936年11月在《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一文中回忆道：“现在两军团人员共计一万四千，比桑植出发时少三千余。” 关于红二方面军兵力数量，1936年10月15日朱德、张国焘在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报中说，据1936年9月1日统计：第2军团7643人，第6军团4059人，第32军2677人，共计1.4379万人。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今属宁夏)同红一方面军会师。此时，红二方面军尚有兵力1.1万余人(一说1.33万余人)1936年12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说：“二方面军约一万人已与一方面军回合与定边、环县地域。”红二方面军是各路红军长征中损失最小的。长征出发时1万余人，到将台堡会师时还是万余人。
大明军队：历史上战斗力保持的最久的军队
中国历史5000年各个王朝的军事实力保持的时间不等，秦朝，隋朝威风一时，才那么几年就被打兔子一样干掉了。汉朝军事，唐朝军事被大家所乐道，其实也都百年而衰。元朝也就疯了几十年，清朝同样到了康熙以后就基本上谁也打不过了。惟有被轻视的大明军队战斗力保持的最久近300年。 1、明军的建立和推翻元朝 1352年洪武起兵，明军初建，采石矶一战成名。鄱阳湖大破汉王60万水陆大军，平定枭雄张士城。1367年明军北伐蒙元，仅仅10个月就收复北京，从齐化门入城，俘虏监国贴木而不花，太蔚左丞相庆童，右丞相张康伯，中丞相满川，以及宣让，镇南，威顺等王子。 缴获玉印，成宗玉玺。明军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将中国拯救出来，推翻了元朝把人分4等的残暴殖民统治，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蒙古统治者推翻的国家。12月明军收复太原，元将扩廓帖木儿不敢抵抗带领18人逃亡北方，其余40000骑兵放下武器向明军投降。 洪武2年6月明军1万骑兵，8万步兵追击元朝末代皇帝俘虏丞相脱火赤以下10000人。3000马匹，5000牛羊。元朝末帝早已奔逃到北方几百里外了。洪武3年4月，明军再次北伐。于沈欲口大破元军主力王保保，俘虏文济王以及国公阎思孝，虎林赤，察罕不花，韩扎儿等官员贵族1865人，官兵84500人，马匹15280，其他骡子，牛，羊无数。王保保仅几人逃脱。取得了世界上到那时为止与元朝军队作战最辉煌的陆战大捷。 2、远征漠北 洪武20年，明军越过长城，2月明军轻骑雪夜奔驰，偷袭元军大寨。6月乘胜追击，在蒙古捕鱼儿海，大败元军，俘虏元朝皇帝的次子地保奴，妃子等64 人，太子必里秃，妃子，公主等59人，代王达里麻，平章八兰等官员2994人，军士百姓77037人。宝玺，旗牌149个。金印1个。马匹47000，骆驼4804，牛羊102552，车3000。蒙古从此一蹶不振，分成鞑靼，瓦刺，兀良哈等3大部。 到了永乐皇帝的时候，草原上的鞑靼部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形成了对内地和平的威胁。时代和个人的魅力与魄力使永乐皇帝成为了第一个亲自率领大军深入漠北讨伐胡人的汉族皇帝。他曾经亲自带领2万骑兵带着20天的干粮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冒险突袭位于现在俄国境内鄂嫩河边的鞑靼大寨。 随后又在飞云山大战中击破5万蒙古铁骑彻底击败鞑靼在漠北的势力，鞑靼大汗向明军称臣纳贡，表示屈服，永乐皇帝接受了贡品，封鞑靼大汗为和宁王。随后大军一直进入到极北的擒狐山，在巨石上刻字为碑“翰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风尘，永清沙漠。 在远东，东北，大明的军队建立了努尔干都司控制了黑龙江，乌苏里江，库页岛等广大地区，建立了130个卫所，当地部落全部向大明臣服。在新疆大明在哈密建立了管理机构，驻扎了军队，行使对新疆的主权。 3、远征海外 而最为惊世骇俗，名秉青史的还是郑和7下西洋，第一次把中华国威远布四方十万里。莫敢不服。锡兰国国王亚烈苦奈儿冒犯大明使臣，侵凌四周弱小。公然叫嚣，哪个时候的大明和现在的美国一样，那吃这套，咱们可是警察，立马巨船带这水师就向这个相距万里的国家，发起了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 国王亚烈苦奈儿集结了50000军队企图顽抗，大明军队只500个骑兵，1500个步兵就干掉了他的50000大军，活捉了国王亚烈苦奈儿，和他的妻子，儿女，大臣们。并且把他带回大明王朝的首都接受中国法准的审判。打遍了北方，西边，东北，无敌手之后，现在要说说南方了。 4、远征越南 明军那更是连战连捷。永乐4年，明军进入越南，越南依靠复杂的山地，建立防御要塞，挖掘壕沟，还在壕沟里面安插竹刺。携带毒药弩，火铳，巨石的越军藏在一边。城栅相连达900里不断，尽发军队和所有男子200万参加防御。这可是中国军队史上面对的最复杂，纵深最长，参加防御人数最多的战役了。越南以为是固若金汤了，可这个对于处在鼎盛时期的明军来说实在是算不了什么。 明军势如破竹，无可阻挡。一直冲了下去。双方主力爆发了普赖山会战，明军斩首越军首级达37390颗，其后第一次富良江之战明军歼灭敌军10000人，缴获战船100多只。第二次富良江之战越南战船连绵10多里，在陆地是无数战象配合步兵作战，企图靠大象击败明军。 但是那是妄想，明军一下子歼灭了数万越军，杀的富良江被越南军的鲜血所染红，俘虏了越南的吏部尚书范元览，大理寺卿阮飞卿等高级官员，直到最后明军活捉越南黎氏国王，王子。 12年后越南再次爆发战争，明军水师在小黄江大破越南水军。击沉310多只越南战船。永乐19年，明军在农巴林大战中中再次取得大捷击败了越南，老挝联军，先是用火器攻击敌军的大象，接着再攻击人员，斩首10000多人。 到了宣德2年，越南8万军队包围了明军的一个屯民点，昌利城。在四周高筑土城，在上面用飞枪射击城里。双方激战9个月。越南终于凭借兵力的绝对优势破城，城里无一个士兵投降，全部战死或者突围。后来明军大军到来平定了越南军队。西南地区到了万历12年，缅甸出动6万军队侵犯中国边境小城猛淋，明军在著名战将刘挺带领在直入匪穴，活捉敌酋。迅速平息了冲突，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特种兵行动。 5、北京保卫战 明朝300年历史中最大的失败发生在正统年间，就是土木堡之变。但是严格的说和明军战斗力没有什么关系，失败的原因有2个，第1个是这只部队的实际指挥官刘振根本就是个军盲一点军事常识都没有，比纸上谈兵的赵括还烂。而且这次出动也是他想显摆，摆谱而已。一通的瞎指挥。 由于召集的命令太急，才2天部队来不及准备，所以粮食准备严重不足，刚出发就发生了饥荒，一天才开一顿饭。时间太匆忙实际集结的部队也只有20多万，不过就是北京的京军和周围上班的班军。哪个50万不过是号称而已，有很多傻瓜都把这个50万当作实际的出动人数，自己也不算算。 大军到了土木堡发现瓦刺军队早已占据了有利地形，严阵以待了。慌忙部署也摆开军阵，准备迎战。瓦刺看明军阵型严密，并没有进攻而是等待时机。时机很快就来了，土木堡明军这里没有水，挖地2丈也没有一滴水。那时正好是炎热的8月，2，3天不吃饭，不喝水，还全副武装的随时准备作战。 那人那里受的了?这个时候后面有个挖井队发现了一个水洼，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军。大家纷纷跑过去喝水，队伍逐渐混乱起来，变的无法控制了。瓦刺发现了这个情况，片刻间10万瓦刺骑兵铺天盖地的从四面冲了下来。明军多是步兵，队型又已经乱了，跟本无法阻止骑兵的集团冲锋，很快败下阵来。但是强手就是强手，只过去了3个月明军就在北京城下打败了企图趁乱占领北京的瓦刺大军。而不是惊慌失色，赶快想着赔多少钱，让多少土地。 6、东南沿海平倭寇 明朝中期，发生了倭寇骚乱的严重事件，倭寇都是些什么人呢?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里有记载，江南海警，倭人占30%，中国叛徒占70%。其实他们的大首领也大多是中国人如王直，李光头，许栋，严老山。沈南山。。。。。他们实际上是由中国地方豪强勾结海盗为核心，裹胁沿海贫民。雇佣日本浪人，的集团。而他们又和葡萄牙人，日本走私商人结盟。 那时内地明军应为上百年没有打过仗了，战斗力已经下降。他们按照规定实际上是70到80%，每天种地交纳粮食，20到30%每天疲于繁重的公共工程，修建河堤，大墓，宫殿。也就是班军。他们实际上就是一群有管理的农民和民工。哪个时候只有在边境的明军才是正规军。他们只是国家农奴。 倭寇在万里沿海地区，神出鬼没，游走不定的游击战术，里应外合的配合和相对好的待遇，武器，经验。使这些民工级别的明军拿他们没有办法。很快明朝就训练了一只专门剿灭倭寇的机动部队，还从西南地区调来了适用于东南沿海山区的山地部队。 但是强者的适应能力总是很好的，很快明军就建立起了有效的预警机制，机动灵活的调动部队，出动水师在海上拦截，攻击。1548年的一次水师突袭行动，一举端掉了双屿的倭寇巢穴，斩杀数百名倭寇。4月大明水师在九山大洋海战中一举歼灭了一只倭寇船队，斩杀首领稽天新四郎等2000人。 接着在 1549年1月的走马溪战斗，斩杀包括葡萄牙海盗在内的倭寇200人。1553年3月大明水师攻破大首领王直在列表的总部，随后又在表头，北交2次海战中击败倭寇。经过1555年的王径江，陆径坝战役歼灭2500名倭寇，彻底扫平沿海所有倭寇。 7、抗日援朝 历史逐渐明朝建国的第224年，明军开始抗日援朝的战争，在朝明军以少胜多，充分发挥了中国在火炮上的长处，大败日本丰臣秀吉的20万战国精英。并且在战争结素后，在北京紫禁城下公斩日本战犯。威震日本，大振国威。 走到了明朝末年，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我们先不提应为进入了罕见的冰冻时期，给这个以农业为主，人口众多的国家带来的毁灭性打击。也不提因此造成的连续的干旱，蝗灾，和应为灾害而广泛流行于北方的天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给这个国家的实力造成的摧毁性打击。 8、西南平叛 也放下由于纷乱的党争造成的领导阶层的混乱，税收制度的不能够数目化管理，和第一次全球经济的衰退，给国家在战略领导，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失误。就只说战斗，其实明朝后来是在三线作战，世界上强大如纳粹德国，拿破仑的法国，罗马。。。。。。都不能坚持两线作战，更何况三线作战? 先说说南线作战，这个知道的人并不多。明军震怒立刻回师，在汪家冲，宅吉屯，织金等会战接连大胜。天启5年6月，安邦彦勾结各地土司和越南联合进攻，10倍于当面明军，但是明军忠勇将士以决死之心与叛乱军决战，大破50000叛乱军。其后叛乱军转入利用西南山区的游击战，最终在崇祯2年9月，明军全歼残匪数万人，斩杀安邦彦。平定了西南土司妄图独立的梦想。 中线暴民军： 过去以为他们有多神勇，后来才发现和明军的战绩是败多胜少，而且大败，惨败多，明军还通常是以少胜多。要不是明军一再应为北方告急，急需调动部队过去，姑息宽恕他们。他们就是实力再大100%，也不是明军的对手。 9、西北平叛 1627年突然发生的大破坏，如同一个迷，旱灾使帝国的西部，变成了传说中的魔界，大批大批的人们静静的死去了，成为荒漠的世界。日落的余辉下变成荒漠的农田上风沙四起，令人不寒而栗。澄阳县一个叫王二的人带着几百名走投无路的饥民，杀死了知县，后逃入山中，大暴动开始。 但是在曹将军带领下不到10000明军一路追着比他们多10倍的100000多暴民军狂打，从陕西到甘肃，从甘肃到陕西到山西。 崇祯5年明军调集京军，川军，河南兵，盐兵，毛葫芦兵，营兵，土兵共30000人把比他们多6，7倍的暴民军包围，里面有闯王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大天王，八大王，八金龙，老回回等几乎所有头面人物十几万造反大军彻底包围在太行山与黄河交界的绳池渡。造反大军无路可退，就以假投降欺骗了明军，走出包围后继续叛乱。 暴民所过之处，把骡马裹带一空，连家属妇女也乘骡马。遇到明军，以小股骑兵引诱到伏击地点，再以大队暴民围攻。用重金广布谍报，监视明军动向，攻城时，先派入内应，内外夹击，[怀陵流寇始终录卷6]暴民骑乘骡马动辄百里，明军步兵无法追击。 1634年崇祯7年几经战斗，陈奇榆终于在一个四处绝壁的峡谷，车厢峡把李自成部36000人，死死包围住。只要从绝壁上面往下仍火石，发射弓箭，或者干脆不动困死对方就可以了。可是在这个生死一瞬之间的时刻，李自成主动向陈奇榆提出愿意投降，回家种地。 而陈奇榆也就偏听偏信，还就当真了。结果李自成走出险境之后杀掉了押送官，重新造反了。此时号称造反大军第一强的闯王高迎祥从陕西进入河南，在汝宁与张献忠等人会师，30万大军，连军营百余里。 卢象升部下大将祖宽亲自带领2万关宁军突然发动突袭，接连于11月15日，20日，26日连续击败30万造反大军。1636年崇祯9年正月，卢象升带领祖宽，祖大乐，罗岱部关宁军救援被闯王高迎祥围攻的安徽潞州，高迎祥，张献忠汇合各路暴民连营百里，昼夜攻城。关宁军赶到后击破暴民大营大获全胜，一路追杀到河南的七顶山。重创第一强的闯王高迎祥精锐骑兵。随后开始追击败退的暴民，向河南与湖北交界的大山赶去。 在陕西的洪承畴带领的2万秦军，川军也把10多万暴民。向这边赶，准备聚歼暴民于山中。就在这个关键时刻6月满清军队突破长城喜峰口杀入北京近，崇祯皇帝急忙命令卢象升带领关宁军祖宽，祖大乐，李重镇部，火速开往北京抵御满清军队入侵。8月满清军队退回关外，为了北京的安全崇祯皇帝任命卢象升为宣大总督，保卫长城。 7月从陕西传来了另人振奋的消息，3月刚刚上任的陕西巡抚，文武双全的山西进士孙传庭仅仅带领3000秦军防守西安，而闯王高迎祥率领数十万暴民铺天盖地的前来攻打。孙传庭不仅没有惊慌失措，反而周密部署，在闯王高迎祥的毕经之路黑水峪，天才的利用高迎祥的麻毗大意，以少量兵力利用地形设下伏兵。经过4天激战，几乎全歼。 10、四川平叛大土司 天启皇帝元年，四川永宁大土司奢崇明，和另外一个大土司之乱，波及川黔云桂四省，死伤百余万，从天启元年至崇祯十年，前后持续17年，大规模交战持续9年。先是永宁大土司奢崇明叛乱，进攻重庆，成都， 全川大震。后来4000明军在女将秦良玉的带领下夺回成都，重庆，但是叛军主力却安然撤退，2年2月水同大土司安邦彦叛乱，两股叛乱军合并一处，包围贵阳，明军主力当时都在往东??，贵阳守军只能无限期的监守，盼望奇迹的发生。 城里守军加上紧急招募的民兵只有7000人，而城外叛军多达100000多人。是明军的15倍。双方竟然反复争夺达10个月之久，明军没有粮食，就吃用死去的人。最后时刻城里军队，百姓只剩200人。却无一兵投降，其壮烈古今无双，震烁古今。 天启3年12月，明军击破安邦彦叛军，斩杀18000人。后明军分兵5路，杀入土司腹地，俘虏元凶伪大梁皇帝奢崇明，和他的宰相菜金贵，妃子，将军等1000多人。土司叛军遭到重创，假意求和，明军急欲北上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是就在返回途中，叛军就在山涧伏击了明军。闯王高迎祥的中军数万军队，活捉闯王高迎祥及所部高级将领。并且于9月将高迎祥押往北京在紫禁城午门向崇祯皇帝献俘。崇祯皇帝碟杀高迎祥于午门。 11、对抗东北满清 明军几千打败暴民军几万的战斗到处都是，到了1641，42年，明军财政应为上面的原因彻底崩溃，主力在辽东覆没，关内只剩下了新兵，老弱，暴民军才占有上风，可是败仗，惨胜也是很多的。 最后就是重要的北线了： 这个对手的实力相当不错，他集合了远东各个处于蛮荒时代的民族以及蒙古族，拥有机动，射箭，格斗的优势，应为他拥有天然的优质兵员。但是他最强的还在于头脑，满族是中国少数民族里面头脑最好的，皇太极则是中国少数民族首领中最具有头脑的人物。他们擅长诱降，内奸，联合，分化，重用投降被俘的汉人。先说诱降这个是很重要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东北第2次大决战，辽沈战役中的沈阳战役中诱使城里的蒙古人打开城门，使他们攻占了这个防御上固若金汤的重镇。 东北第3次大决战，广宁战役，他们买通了明军一个总兵孙得功，在沙岭野战中，后金铁骑无法攻破 3万明军组成的军阵，就是这个孙得功在双方正在激战中的时候，带领自己的部下，向后逃跑，敞开了明军侧面放敌军过来，并且大呼打败了，打败了。造成了明军士气动摇，以为前边真的败了，开始后退。被后金铁骑追杀，全军覆没。 他逃到广宁城后，关闭了火药库，四处放火捣乱，最后打开城门放后金进城，直接造成了整个战役的失败。随后的宁远，宁锦战役，明军虽然取胜，但是在松锦决战中由于统帅的优柔寡断和王扑这个总兵的胆小怕死导致了战役的失败。其实在战斗中清军并没有占到便宜，反而是明军占有优势，但是王扑的不服从命令，擅自逃跑，葬送了整个战役，和明军最后的主力部队。 清军入关后，在和明军的战斗中虽然开始还有优势，到了1647年以后满洲军实际上就已经没有战斗力了，或者说战斗力大幅度下降了。征战的主力是投降，收编的前明军，如汉军8旗，绿军等。所以在满清征服中国的战斗中，更多的是前明军打现明军。肯定有人不服气，那就看看8旗军在关内战场的糟糕的表现吧。1651年明军取得靖州大捷，重创沈永忠的20000满汉军，桂林大捷，在城外野战中歼灭数千骑兵，冲入城里杀死王爷孔有德。衡阳大捷，杀死包括皇孙尼堪在内的5000名8旗军。 1653年海澄战役大破平南将军的满汉大军。镇江之战，用万余步兵大败7500骑兵[还有7500步兵支援。 厦门战役全歼固山额真，平南将军的30000清军。而真正打败南明的是前任明军，而不是什么满洲军，如果说满洲8旗军还有战斗力的话，那也是索伦，锡箔，巴而虎，达翰儿等各族加入组成的伊彻满洲。 12、大明水师 最牛的要属300年不败的大明海军了。无论内战，还是越南，葡萄牙，荷兰，英国，日本，全不在话下。经典之战：与荷兰的料罗湾海战，与日本水鬼大名的露梁海战，与荷兰的彭湖海战，与葡萄牙，日本海盗的九山大洋海战，与越南的小黄江大战，与清朝的厦门海战。 这些个经典之作，以后一定会被拍成大片地。早晚黄金甲式的胸衣会被看烦的。到了明朝的最后时刻，明军依然可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打败2000荷兰军，跨海收复台湾。以1万只有木棍，长矛，大刀的部队在云南打败拥有战象的10万缅甸军队，在一个遥远的山区大败平西王的满汉大军。那怕明朝最后的皇帝已经去世12年，明军依然可以在1674年收复被清军勾结荷兰一起占领，又要送给荷兰的彭湖。他们一直在保卫着中国。 看看明朝战史，你会发现明军无论多么惨，多么危机，都决不用女人换取和平，决不割地赔款。哪怕如暴民军大军压城，哪怕如瓦刺大军围攻首都，哪怕如皇帝不幸被俘。都决不认输。明朝的皇帝有好的，有爱玩的，有荒谬的，但是没有软骨头的。你看如崇祯皇帝天子殉国，你看如正统被俘却决不求饶，你看如隆武战死沙场，你看如绍武被俘，绝食自杀。 正气明朝。明朝军队的单个战绩在世界上不是最好的，但是明朝确实古代世界上所有过百年的帝国唯一没有签定任何不平等条约的，唯一从不向任何势力屈服的。哪怕是暂时的。明军是世界上在国家基本亡国后，抵抗时间最久的。
失败造就了伟大 解密解放军史上的十大败仗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武装力量，简称人民解放军或解放军(PLA)，其历史可追溯至1927年的南昌起义。解放军的最高军事机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现役部队由陆军、海军、空军三大军种及一个独立兵种第二炮兵组织而成。 解放军一词最早出自刘少奇于1944年8月20日在中共中央军委高层干部会议上的发言。他说：“正规军、游击队合起来叫解放军，或加之为国民革命解放军。”这是迄今为止，所见文献档案资料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军的称谓。 第十名：南麻、临朐战役 1947年10月，华东野战军与国民党军在南麻、临朐发生激战。连续进攻十天，未能攻克两地，伤亡达五万多人，歼敌仅二万多人，被迫撤退。南麻、临朐战役，是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开始转入战略进攻和华东野战军大部向敌侧后出击时，留在内线的华东野战军部队组织实施的攻坚战。该战役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虽未能实现预定决心，但打乱了敌对山东重点进攻的部署，破坏了敌人的企图。 1934年4月，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红一方面军一、三、五、九军团在江西广昌地区筑垒阻击国民党军进攻。苦战18天，被迫放弃广昌，伤亡5093人，歼敌仅2626人，其中红三军团伤亡2705人，约占全军团总人数的四分之一。人数的四分之一。广昌战役是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进行的一次防御战役。 第九名：广昌保卫战 广昌保卫战，中央红军采取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的战法，硬是以较弱小的力量同优势的国民党军在固定的阵地上拼消耗，结果，虽然在历时18天的作战中毙伤俘敌共2626人，但是自身却伤亡了5093人，约占参战总人数的五分之一。 第八名：西府战役 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向宝鸡发动进攻，连克数城，初期大胜。但国民党军迅速组织反击，解放军反陷入重围之中。后转战一千余里，突出重围，弄得极为狼狈。此战歼敌二万，自身伤亡一万五千。 第七名：第一次四平战役 1946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进行保卫四平之战。坚守一月，歼敌一万，自损八千，被迫后撤，被国民党军追了上千里，一直撵过松花江。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武装力量，简称人民解放军或解放军(PLA)，其历史可追溯至1927年的南昌起义。解放军的最高军事机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现役部队由陆军、海军、空军三大军种及一个独立兵种第二炮兵组织而成。 解放军一词最早出自刘少奇于1944年8月20日在中共中央军委高层干部会议上的发言。他说：“正规军、游击队合起来叫解放军，或加之为国民革命解放军。”这是迄今为止，所见文献档案资料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军的称谓。 第六名：血战湘江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转移，与国民党军在湘江边展开激战。经六天血战，红军冲过湘江脱险，但此战损兵三万余人，全军从长征开始的八万六千减至不足三万，损失惨重，而歼敌仅七千余人，几遭全军覆灭之险。 第五名：五次战役转移阶段之战 1951年5月，抗美援朝五次战役进攻歼敌阶段完成后，志愿军参战各兵团开始向北转移。因过于轻敌，掩护计划不周密，遭到美军的快速反击，一时陷入被敌分割包围之中。后主力部队脱险，但三兵团六十军第一八零师损失大半，几乎覆灭。 整个战役歼敌八万二千，中朝方损失八万五千，其中志愿军损失七万五千。仅转移阶段失踪就达二万多人，后证实其中一万七千余人被俘。其余估计在战地死亡。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武装力量，简称人民解放军或解放军(PLA)，其历史可追溯至1927年的南昌起义。解放军的最高军事机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现役部队由陆军、海军、空军三大军种及一个独立兵种第二炮兵组织而成。 解放军一词最早出自刘少奇于1944年8月20日在中共中央军委高层干部会议上的发言。他说：“正规军、游击队合起来叫解放军，或加之为国民革命解放军。”这是迄今为止，所见文献档案资料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军的称谓。 第四名：兵败怀玉山 1934年末，方志敏率红十军团北上，在江西怀玉山遭国民党军几十个团的围攻，最后弹尽粮绝，遭到溃灭。全军2万多人仅千人突出重围，方志敏和军团长刘畴西被俘牺牲。 第三名：皖南事变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2个纵队在皖南地区遭国民党军8个师围攻，经10天战斗，全军九千余人除二千余人突围外，余全部阵亡或被俘。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牺牲。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 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图为被杀害的西路军战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主要的武装力量，简称人民解放军或解放军(PLA)，其历史可追溯至1927年的南昌起义。解放军的最高军事机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现役部队由陆军、海军、空军三大军种及一个独立兵种第二炮兵组织而成。 解放军一词最早出自刘少奇于1944年8月20日在中共中央军委高层干部会议上的发言。他说：“正规军、游击队合起来叫解放军，或加之为国民革命解放军。”这是迄今为止，所见文献档案资料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军的称谓。 第二名：西路军之战 1936年末，红军四方面军部队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过黄河西征，组成西路军。在几个月的转战中，遭优势的青海军阀马家军围攻，因战略错误，苦战不脱，最后全军覆灭。全军二万一千余人中，一万余人战死，六千余人被俘，余下大部逃散，最后冲到新疆的仅四百余人。 第一名：金门战役 1949年10月，第三野战军十兵团二十八军对金门发起进攻。因战役发起过于仓促，渡船被毁，后援不济，苦战三天后，全部主攻部队共9086人，除数人渡海逃回外，全部牺牲或被俘，是解放军战史上成建制覆灭的最惨烈之战。金门战役(或称金门登陆战，台湾方面称古宁头战役)是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的一场战役。
党史上危及中央的三大顶级叛徒
中国革命是在极其严酷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历程中，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投机革命和意志薄弱的人，成为革命同志所不齿的叛徒。尤其令人痛惜的是，曾经有许多非常优秀的成员，包括高级领导人的牺牲，都是由于叛徒的出卖而造成的。特别是当时中央高层向忠发、张国焘、顾顺章的叛变，直接危及党中央的安全，成为中共历史上危害最大的顶级叛徒。 1、向忠发 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叛徒，要说级别最高、职务最重要的，则莫过于向忠发。向忠发原是湖北的一名工人，发迹于工人运动，在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先后任中共武汉区执委会委员，中共湖北区执委会委员，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许多资料也称他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共领导人多系知识分子，中共党内为此强调“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向忠发从而阴错阳差地被推选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全党的工作重点已经开始转到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上去了，大批的干部和工人党员被先后送到各个红军根据地去。 向忠发原来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更有甚者，四中全会的召开由于违反了党的几大工会系统党团干部的意愿，因而引起了强烈的反抗，先是以何孟雄为代表的25名重要干部在开会反对四中全会时，被人告密全部牺牲，接着又是以罗章龙为代表的一批工会干部另立中央，分庭抗礼。结果，包括上海在内的诸多城市工作及工会工作严重受损，从此几乎一蹶不振。 面对这种情况，向忠发再也鼓不起过去那种急于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了。他的总书记固然并非完全虚置，但他可以考虑和可以用心去筹划的工作毕竟越来越少了。渐渐地，向忠发越来越消沉了。最后，他竟然不顾中共总书记形象，私用党的经费，住上了洋房，还养了小老婆，不仅违反了党的组织规定，而且失去了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质。 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在上海被捕，旋即叛变。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正在庐山的蒋介石。在向忠发已供不出别的中共秘密机关的情况下，蒋介石下令将其就地枪决。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无情的子弹还是夺走了他的生命。 然而，在被国民党审讯时，与向忠发一同被捕的一个妓女尚能保持气节，坚决否认认识向忠发，而向忠发却在用刑之前就很快招供了中共的许多秘密情报。因此，当时深知此人品行的周恩来，曾怒斥向忠发“气节还不如一个妓女”。 2、张国焘 张国焘，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16年入北京大学读书，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32年前在中央机关工作。1932年进入鄂豫皖苏区，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领导者，曾大搞肃反运动杀害了曾中生、许继慎等一批红军根据地早期高级将领。 1932年10月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创建川陕根据地。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懋功会师后，反对中央北上的决定，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同年7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随后与红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到达陕北。1937年3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受到批判，同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月18日被开除党籍。不久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1941年起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出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1948年6月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1948年11月，张国焘逃往台湾，因受到国民党冷遇，在1949年转赴香港。 从1953年7月起，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其驻港总领事先后20余次拜访张国焘，了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林彪、张闻天等中共要人的情况。对于美国人的要求，张国焘总是有求必应，尽自己所知，以满足他们。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一度波及到了香港。张国焘大为惊慌，作为一个共产党叛徒，他不知自己会遭到怎样的冲击。为躲避灾难，他决定远赴加拿大。1979年12月3日，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天气异常寒冷，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养老院的病床上，张国焘忍在严寒的侵袭中客死异国他乡。 张国焘，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13位代表之一，中共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另立“中央”与党中央分庭抗礼，最后投向国民党怀抱进行反共活动，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可耻叛徒。 3、顾顺章 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叛徒，要说为危害程度最大的，则莫过于顾顺章。顾顺章原是上海的一名工人，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罢工斗争中表现活跃，被接纳进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受党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1927年回到上海后不久，他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选为执行委员和上海市政府委员。当时，他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可谓声名鹊起。 “4.12”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整个国统区陷入血雨腥风之中。顾顺章奉命转移至武汉，从事党的秘密斗争，并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八七”会议后，顾顺章在上海参与组织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担任行动科的负责人，率领“红队”打击叛徒和国民党特务，震慑了敌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共在白区的损失。顾顺章也因此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然而，正如向忠发一样，顾顺章出入于鱼龙混杂的上海滩，帮派习气浓厚，在本质上有问题，同时又居功自傲，并且经常利用自己职务的特殊性，日渐腐败。因此也引起了周恩来和陈赓等人的担心。果然，不久后他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返回途中在武汉被叛徒认出，随即被捕，当场叛变，要求面见蒋介石，供出中共机密。幸亏当时已成功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内部的钱壮飞及时获取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情报，并抢在国民党特务动手之前及时通知了上海的中共中央，才使中共中央机关及江苏省委未被破坏，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也得以幸免于难。但顾顺章供出了监狱中化名王作霖的恽代英，致使恽代英在南京雨花台惨遭国民党残酷杀害。 顾顺章叛变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部遭到捕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也是因为被顾顺章摸清了习性，才遭到逮捕的。当时，中央为了保护向忠发，让他去江西的“苏区”。谁料，向忠发临行前却不顾周恩来的告诫，偷偷去与情妇会面并迟迟不归，最终落入了顾顺章的埋伏。1931年6月，顾顺章亲自带人到香港，抓获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和森被捕后，被引渡到广州，惨遭杀害，年仅36岁。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一份通缉令，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下达的通缉令。这份通缉令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别发下这种“通缉令”，可谓极为罕见。 当时，周恩来和陈云当机立断，立即召集相关人员紧急开会，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周恩来还曾亲自指挥在上海开展对顾顺章的“锄奸”行动。但是，由于顾顺章狡猾成性，每一次对他的追杀都被他侥幸逃脱了。后来，顾顺章因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之间，结果犯了大忌，受到冷落。不甘寂寞的顾顺章又企图组建所谓“新共产党”，被蒋介石获知后秘密处死。 据说，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由于他在特务中名气很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妆术、魔术，而且还会催眠，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意给他穿了“琵琶骨”，以防其逃跑。 顾顺章的叛变，改写了中共的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1933年初，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在顾顺章叛变前，要让中共中央迁往乡村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都不曾想到会把工作中心由城市转向乡村，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身上。由于顾顺章叛变这一偶然事件，再加上左倾机会主义策动的城市暴动、工人运动遭到国民党残酷镇压，致使元气大伤，中共中央最终决定从城市走向农村的革命斗争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