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七七事变的军国主义分子全部暴毙
1937年7月7日，几个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上级的授意下，在北京卢沟桥挑起事端，打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枪。那么，这几个日军得到了什么下场呢? 1、田代皖一郎心脏病暴毙 田代皖一郎是日本佐贺县人，时为中将军衔。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的严辞拒绝。8日凌晨，田代下达进攻命令，日军猛攻卢沟桥及宛平县城。中国驻军奋起还击，并于8日夜夺回了龙王庙及铁路桥，打击了日军的气焰。7月11日晨，日军统帅部做出向华北派兵的重大决定，并且撤掉了田代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职务。田代闻讯后，羞愤交集，于15日突发心脏病暴亡。 2、牟田口廉也羞怒自杀 牟田口廉也大佐，时任侵华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联队长。8日凌晨4时，牟田口廉也威胁中方谈判代表，要进宛平城搜查失踪士兵，被我代表王冷斋严辞拒绝。4时23分，牟田口廉也下令在现沙岗村大枣园沙丘阵地的炮兵向宛平城开炮，牟田口廉也在卢沟桥打响了第一炮，亲手点燃了战火。为此，天皇裕仁亲授其金鹰三级勋章，晋升为少将。1941年11月6日又晋升为中将，编入南方军，参加太平洋作战。 1944年3月8日，日军发动“乌号作战”，牟田口廉也率第十五军3个师团及特种团计15万余人马，在缅印地区，被中美、英印联军和中国远征军打得落花流水，损兵折将十几万。经过几个月的雨季大溃败，牟田口廉也的十五军已所剩无几。日军大本营异常恼怒，将缅甸方面军司令官和参谋长全部撤换，牟田口廉也也被解除军职，羞怒之下自杀。 3、森田彻被碾为肉饼 森田彻中佐，1936年调任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副联队长。“七·七”事变时，森田彻在现扬指挥日军“演习”，是日方战地谈判代表。据中方战地谈判代表回忆，这个矮家伙是个态度极为蛮横的法西斯军人，极讨厌。 由于积极参加“七·七”事变和进攻宛平作战有功，获金鹰三级勋章。 1938年3月1日晋升大佐，调任关东军第七国境守备队队长。1939年5月11日，关东军挑起诺门坎战役，与苏蒙军激战，关东军损失惨重。8月2日，森田彻大佐调任23师团步兵71联队任联队长，接替战死的代联队长东京治中佐。 由于朱可夫率领的苏蒙军是由飞机、大炮、坦克和骑兵组成的立体作战，日军联队长以下官佐大部分战死。森田彻驱使部下靠近坦克投掷燃烧瓶、手榴弹，但苏制坦克使用柴油机，又高又大且装甲厚，日军对它奈何不得。战到22日，大队长以下军官全部战死。 到26日上午，森田彻大佐下令烧毁联队军旗和密电码本，头缠白布条，率残部跳出战壕，挥舞战刀冲向苏军坦克群，集体“玉碎”，森田彻刚冲出几步，即被坦克重机枪射倒，被苏军坦克碾为肉饼，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4、一木清直死于美军坦克 一木清直少佐，是事变中第一个开枪的日军。同年10月8日越级晋升大佐，获天皇授予的金鹰三级勋章，擢升为关东军第七师团步兵第14旅团第28联队长，调中国东北作战。 1942年4月底，第七师团以步兵第28联队为基干，组编成旭字一木支队，一木清直担任支队长，率精兵3870人，于5月5日乘船南下，去参加攻打中途岛作战。6月6日，日本海军在中途岛惨败。8月7日，一木奉命支援瓜达尔卡纳尔岛，18日晚，一木支队在瓜岛登陆，发起争夺岛上亨德森机场战斗，损失极为惨重，一木清直也多处受伤。 于是他命令通信队向其上级发出“一木支队全军玉碎”的电报，满身是伤的一木，躺在瓜岛潮湿的丛林里，眼睁睁望着美军坦克张开血盆大口轧来，这个军国主义狂徒眨眼便粉身碎骨。
一百年前光绪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光绪皇帝在北京大学的讲话，读后让人有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往认知的感受，一个封建皇帝没有任何八股之气息，即便今天社会上流行的陈旧腐朽之气也全然感觉不到，没有任何官场报告常用的官话、套话和空话，更加没有假话、空话和废话，读后感到很新鲜，一个古代君临天下傲视黎民的封建皇帝，却看不到太多自以为“奉天承运”伟大正确的那种帝王霸气。这种气质值得身为现代人的我们深思。 1898年戊戌变法，经光绪皇帝下诏，京师大学堂在孙家鼐的主持下在北京创立，最初校址在北京市景山东街(原马神庙)和沙滩(故宫东北)红楼(现北京五四大街29号)等处。京师大学堂是北京大学在1898年到1912年间所使用的名称。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和陆军学校的一片沉寂不同，京师大学堂的开学仪式隆重之至。光绪不仅亲自为京师大学堂题写了校名，还在开学这天率着军机大臣、各部尚书一同出席，规格礼遇之高，着实罕见。就连《纽约时报》驻远东的记者怀特，也通过美国公使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申请，希望开学仪式这天能参加。光绪当即同意，并且表示凡是愿意参加的西方记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都要大力提供方便。 而开学的前三天，似乎唯恐没有人知道，光绪还特意嘱咐杜怀川刻印了一批传单，满北京城都贴满了。推荐关注：微信搜索“一号军事”。一时之间，整个北京城像炸了锅一样，大小官员和市井百姓都是议论纷纷，这个京师大学堂究竟有何魔力，竟然会引得皇上和朝廷如此重视。 举行完隆重热烈的相关仪式后，光绪并没有立即离去，而是要孙家鼐将所有的学子们都召集到京师大学堂的礼堂里面，光绪要做戊戌变法和有关改革开放的重要形势报告。礼堂里面黑压压的沾满了将近一千名学子，各部官员和京师大学堂的教习们站在两侧，见皇上进来后，都跪伏在地上，三呼万岁。站在人群中的怀特也微微弯下腰去，按照西洋的礼节鞠躬行礼，目光却带着些许的激动，望着缓缓走到人群前面的那个年轻的皇上。 这是怀特第一次见到光绪皇帝，也正是从这一刻起，这位《纽约时报》驻远东的记者，掀开了他记者生涯中最为精彩和灿烂的一页。从一个报道远东奇闻异事的普通记者，转变成为打开中国这个神秘而古老国度的西方媒体的第一人。很多年后，这位后来伴随着光绪皇帝度过了无数惊心动魄的历史关口，和这位皇帝结下了深厚情谊的怀特，在他纽约的家中写道： 那是北京深秋一个明亮的上午，在中国近代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内，我第一次见到了光绪皇帝，这个古老帝国名义上的统治者。那时候，这个国家的实际权力还掌握在颐和园里面那个日渐衰老的太后，和她所信任的一大帮官员手中。而这个年轻的皇帝却选择了在这个深秋的季节，从神秘的紫禁城中走了出来，走进了他一手开创的这所大学里面。 他看起来有些瘦弱和苍白，嘴角带着一丝浅浅的但却是无比自信的笑容走到人群前面，平静的注视着下面的人群。那一刻，我甚至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我无法相信我所看到的这个年轻人，竟然会是这个古老而庞大的国家的皇帝，也无法理解，他脸上那份自信和从容来源于何处。 站在人群前面，光绪沉默了片刻后，徐徐说道，“今天是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的第一天，所谓学堂，在朕看来就是研习学问的地方。我们的古人有一个传统叫作，坐而论道，今天，朕就和你们论一论这世间的道。”说罢，光绪抬起右手轻轻的往下压了压，“大家都坐下吧，朕也坐下。” 众人迟疑了片刻，都纷纷席地而坐，目光有些疑惑的望着前面的皇上。一旁的太监也端过来一把放有明黄色座垫的椅子，光绪一提衣襟下摆，静静的坐下说道：“朕从识字开始，朕的老师就在教授朕为君之道，朕亲政后，也在不断学习治国之道。世间的道或许有所不同，但是朕一直在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什么才是真正的大道，什么才是让国家振兴之道!” “这次开办京师大学堂遇到了很多阻力和质疑，大家也都清楚，这其中还死了人。死的这个人叫王长益，朕一直在想，他为什么会死呢?又是谁把他逼死的呢?朕想到了几百年前，也有一个姓王的人，叫王阳明，这个人大家都是知道的，他曾经说过一句话，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所以朕以为，王长益之死，就是死于心中之贼!而这个贼，不仅在他心中，也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要论清世间的大道，首先就要破除这心中之贼。” 王长益，因为家贫如洗，在科举上面又是几番落第，颇不得意。这次听说就读京师大学堂每月都有生活津贴，将来毕业后还能谋得一个实缺，左思右想后，虽然心里也并不是十分情愿，但还是到京师大学堂报了名。不曾想，他的这一举动却惹来了同住在旅店里的其他学子们的讥讽和嘲笑。王长益为人忠厚老实，也不善言词，再加上心中多少也有些羞愧，对这些人的谩骂更加不敢还击，只是左躲右闪，尽量回避和那些学子们见面。 谁料到有一天晚上，那群学子们在店中饮酒作对，一时兴起，竟然在王长益的床头贴了副对联。上联是: 孝悌忠信礼义谦，下联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这副对联的上联缺了一个耻字，意思是骂王长益无耻。下联少了一个八，忘八，意思就是骂王长益是王八。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名节观念甚重，王长益的面子又比较薄，再加上心胸不够开阔，受了这些天无数的气，心里郁结难遣。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辗转难眠，想到科举失意，就读京师大学堂又招致如此的侮辱，一时气愤之下，竟然用床单在房间里面悬梁自尽了。 坐在下面的学子们隐隐的发出一些窃窃私语的声音，光绪淡淡一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然而这个心中之贼究竟是什么呢?在朕看来，这第一个贼就是伪善！平常大家学习程朱理学，学到的无非是，存天理，灭人欲。可是翻翻我们的历史，历朝历代，靠圣人之学，仁义道德当真就能够治国平天下了?满口仁义道德是无法挽救一个国家的危亡的，你们想想，你们所学的四书五经、你们苦苦研习的八股文，能够抵抗洋人的坚船利炮吗?能够改变贪腐横行，土地兼并，流民千里，国家积弊丛生的局面吗?重名节而轻实务，这里面隐藏着的其实就是虚伪和虚弱。 再说说你们，如果这次朝廷没有下旨，让京师大学堂的学子们毕业后，能够享有科举及第的待遇，你们能弃科举而就新学吗?推荐关注：微信搜索“一号军事”。朕不是责怪你们，朕只是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明白，道德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也根本不了一个国家的命运，空谈道德仁义，就是世间最大的伪善。” “这第二个贼，就是守旧。说到这一点，朕想把17年前李鸿章写给恭王信里的一段话念给大家：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术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17年前李鸿章的这些话，至今仍然让朕感慨啊。17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的士大夫，乃至我们这个国家依然如故。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 “所以朕今日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朕为什么坚持要开办这个京师大学堂，就是希望在座诸君，能够破除我们心中之贼，以国家强盛为己任，不骄狂，不自卑，正视现实，发愤图强。”整个礼堂内鸦雀无声，连最初的窃窃私语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凝重得让人窒息的沉默。
8341警卫队---最忠于毛泽东的神秘部队
8341部队是中共中央和中国主要领导人身边的一支警卫部队。对内叫中共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的警卫工作组织相当严密。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住地周围及生活区有多道门卫，无关人员，包括8341部队的一些领导干部不经批准和同意根本不允许出入。 中共建政后，在解放军诸多部队番号中，8341(2000年10月改为61889部队)可以说是最出名的，这支部队在“文革”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中所发挥的作用比较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支部队也逐渐被揭下神秘的面纱。8341部队是中共中央和中国主要领导人身边的一支警卫部队。对内叫中共中央警卫团。它是1953年6月9日以中央警卫师一团为基础组建起来的。首任团长张耀祠、政委杨德中。 8341初建时只有一千多人，主要任务是保卫五大领袖——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归公安部第九局领导。当时的公安部部长是罗瑞卿，九局局长是汪东兴，副局长是张耀祠。“文革”开始以后，8341部队改由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汪东兴具体负责领导、指挥。至1969年，部队人员已达八千左右，辖7个大队，36个中队。 8341初建时警卫单位或目标较为集中，主要有玉泉山、新六所、中南海等地，后来扩大到北戴河、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等。“文革”期间由于警卫范围大大增加了，又多了昌平农场、北京植物园、花园村、东官房等地。 8341部队的警卫工作组织相当严密。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住地周围及生活区有多道门卫，无关人员，包括8341部队的一些领导干部不经批准和同意根本不允许出入。 8341部队新兵一入伍就要进行保密教育，使每个人都能自觉地遵守部队的保密制度，做到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可以说，做警卫工作是七分保密三分警卫，比如中共中央官员的车辆、电话、行动方向、时间、地点、食物供应以及内部的警卫部署、武器装备等都要求严格保密。 另外，对部队人员素质的要求很高，其中有这样几条：在政治上要无限忠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立场坚定，历史清白。 8341部队是双层领导体制。从军队序列上说，8341部队归总参谋部直属，后勤供应、武器装备归军方;而党务方面归中共中央办公厅，是办公厅下面的一个直属单位。8341部队的主要领导任用都要经过毛泽东亲自批准同意，别人无权任命。1969年以前，每当8341部队的新兵入伍，毛泽东都要亲自接见，而别的部队就没有这个殊荣。 根据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精神，8341部队还曾办过小工厂及农场。小工厂是由汪东兴亲自主持办起来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央官员、部队服务，同时也生产部分工业品，如中国援外飞机上用的包装箱、电子工业上用的真空泵、农业上用的脱壳机、建筑上用的液压千斤顶、民用的信封机等。
后周世宗柴荣：被历史忽视的作为皇帝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很多皇帝，其中有一些皇帝他们的作为因为历史的演变都被埋没了，下面，小编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皇帝，就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但是却被历史给忽视了。 唐朝灭亡后，在中国北方，先后出现了五个政权，他们分别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他们时间不长，且一个接着一个，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中显得很渺小，但有一位帝王，却在历朝历代备受赞颂。马天骥说“周世宗当天下四分五裂之余，一念振刷，犹能转弱为强。司马光说“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欧阳修说“其英武之材可谓雄杰，及其虚心听纳，用人不疑，岂非所谓贤主哉！”他就是后周世宗柴荣。 柴荣，后周第二位皇帝，邢州尧山柴家庄人，家中为名门望族。柴荣从小在姑丈郭威家长大，柴荣少时聪明伶俐，为人谨慎，故被郭威收为养子。951年，郭威建立后周，委任柴荣治理澶州，其境“为政清肃，盗不犯境”。柴荣不仅屡立战功，且政绩颇佳，咋朝中有着很好的关系和人脉，因此，郭威去世后，皇位自然传到了柴荣手里。 柴荣即位时，由于国家新丧，北汉联合契丹大举进攻。但柴荣毫不害怕，史载柴荣“身穿白袍，往来敌阵，大摄敌军”。使北汉和契丹屡屡战败，再也无力争夺中原。但由于在战时后周军队出现混乱，若没有柴荣激励士气，将一战即溃，所以在战后，柴荣决定整顿军纪，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对有功者，柴荣给予重赏，如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就被升为禁军统帅殿前都点检，对临阵脱逃者，柴荣也给予严惩。 柴荣深知人才的重要性，即位后，多次下召求贤纳士，史载，柴荣“好拔奇取俊，有自布衣上书，下位言事者，多不次进用”。他还在战乱之时恢复了科举考试，通过考试广泛地选拔人才。 唐亡后，由于战乱频繁，因此地方保留了很大程度的权力。那些地方要员对中央的命令也多是阳奉阴违，使得地方经常一片混乱，吏治也逐渐贪污腐化。柴荣即位后，大力进行整顿，生活上也力求节俭，对宫中无用之人进行裁减，拒绝珠宝珍玩，禁止地方官上供名贵产品。 世宗深知，国家之中，农业是本业，发展农业生产是大事。故世宗下召将部分军队解散回家，分给土地，使其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又下令招抚各地流民，把大量荒地供其耕种。为了最大程度的利用劳动力，世宗对社会上的很多人士进行打击，迫使其从事农业生产。955年，世宗下令毁佛，取消各地佛寺，对和尚和尼姑授予土地。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还实行了新税法。 经过几年的改革，后周的政治状况日益清明，又积累了较多的物质资源，对外战争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当时北方只有北汉和契丹，而南方依然存在有数个政权，其中最为强大的就是南唐。柴荣决定，要先打击南唐，抢占土地，再准备下一步的战争。从953年起，后周连续三次出兵进攻南唐，连下江北各地。使南唐政权濒临崩溃，最后，南唐请和，柴荣也害怕契丹趁机进攻，故接受了南唐的议和条件。 由于契丹屡屡犯边，柴荣自然不能容忍，他开始积极部署对契丹的战争。959年，柴荣亲自率军猛攻契丹所占领的幽云十六州，很快就占领了六州之地。眼看胜利在望，但此时柴荣突然患病，后周军队不得已班师回开封。不久，柴荣病逝，时年39岁。 世宗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他生前曾立下“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志向，因此，他的过早离世，使世人感到惋惜。
解密人民币背面的人物和风景原型
一、人民币上人物 1、石奶引 在少女时代，石奶引是 一个非常美丽的侗族姑娘，有着一头飘逸的长发，穿上美丽而得体的民族服装，走在路上，回头率那是百分百。石奶引家中一共有六兄妹，她是老大，从小就帮助父母操劳家务，勤劳能干，没什么文化。长大后嫁给了邻村的石学海。之后也是一直在家里务农。 对于上人民币，石奶引并不知情。还是在几年前，有人把一元钱拿来，告诉石奶引，上面的女孩和她很像。这才让石奶引想起遥远的80年代初。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一个摄影师给她拍了一张照。不过摄影师并没有告诉她，照片是用来干什么，石奶引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以后的三十年，石奶引就如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继续生活。如今的石奶引已经五十多岁，当上了外婆，十个手指乌黑，长满了老茧。 2、王德安 王德安是位官员，对于他的生平，网上极少。很遗憾。 3、黄其萍 和石奶引不同，黄其萍是知道摄影师为何找她拍照，也知道自己的头像被使用在人民币上。在1979年，黄其萍高中毕业第3年，正是人生最美丽的时候。当时，上级挑选一些少数民族代表作为活动讲解员，黄其萍因为仪表出众，大方得体被推选上。 在1980年，有摄影师来到工作单位拍照，黄其萍和其他几位姑娘都被选上。1981年，黄其萍在《中国各民族》画册上看到了自己的照片。1983年时，她被正式告知自己的头像被使用在1980版的人民币上。 黄其萍为人很低调，从没有主动向他人提起这件事情。她在单位工作二十多年，大家根本不知道身边的黄其萍就是两角人民币上那个姑娘。 二、人民币背后那些你不曾去过的风景 1、八达岭长城 八达岭长城史称天下九塞之一，是万里长城的精华和杰出代表，也是万里长城向游人开放最早的地段。八达岭地理环境优越，自古以来就是通往山西、内蒙、张家口的交通要道。迄今，八达岭长城已接待中外游客1.2亿多人次，370多位外国元首及世界风云人物在此留下足迹。 2、南天一柱 钱币上的图案做了艺术处理——让巨石屹立在大浪之中，显得雄浑壮观，实际上这块石头的位置是在沙滩上。科学家说近年气候变暖海面上升，也许有一天2元人民币上的图案会变成现实。“南天一柱”据说是清代宣统年间崖州知州范云梯所书。 3、巫峡 巫峡自巫山县城东大宁河起，至巴东县官渡口止，全长46公里，有大峡之称，以幽深秀丽擅奇于天下。巫峡两岸群峰，以十二峰为奇，它们各具特色，尤以神女峰最为纤丽奇俏。“秀峰岂止十二座，更有零星百万峰”。巫峡是三峡最连贯、最整齐的峡谷。 4、珠穆朗玛峰 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的山峰，海拔8848.13米。它的地位正如它的高度，是永远不能被忽视的。珠穆朗玛峰位于我国和尼泊尔交界的地方，从中国境内眺望珠峰，它像一座金字塔，威严地耸立在一排雪峰之间。这张钱币整体色调以蓝色为主，设计它的时候就考虑到珠峰适合这种冷色调来表现。1989年国家建立珠峰自然保护区。 5、黄河壶口瀑布 壶口瀑布是黄河流域的一大奇观，它是中国第二大瀑布。壶口位于陕西省宜川县与山西省吉县交界处。黄河流至壶口时，宽约400米的河床突然收缩到四五十米，河水奔腾倾泻而下，犹如从一巨型壶口倾倒出，所以起名“壶口”。由于河水的侵蚀作用，壶口瀑布每年都会向上游移动一小段距离，现在10元钱币上这个场景，几百年后会永远地消失在咆哮的黄河水中。 6、井冈山 井冈山位于江西省西南部，地处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的中段，古有“郴衡湘赣之交，千里罗霄之腹”之称。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井岗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天下第一山”。 三、第五套人民币背后的风景 1、三潭印月 人民币上的图案并非完全写实，摄影师所在角度只能拍到两座石塔。三潭印月，杭州西湖十景之一，位于西湖中部偏南，与湖心亭、阮公墩鼎足而立合称“湖中三岛”，犹如我国古代传说中的蓬莱三岛，故又称小瀛洲。北宋时已成为湖上赏月佳处。明人张宁诗云：“片月生沧海，三潭处处明。夜船歌舞处，人在镜中行。” 2、泰山观日峰 第五套人民币5元的背面图案是泰山，不过这个图案采用了空间“蒙太奇”的手法，把“五岳独尊”的石刻和泰山主峰两个场景放到一起，在现实中是看不到这样的景观的。泰山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第一高山，虽然它的海拔只有1546米，但却有极崇高的地位，是帝王祭祀天空和大地的地方，首先向世人宣布自己的皇权是顺应天道的。 3、夔门 夔门，在瞿塘峡入口处是长江三峡的西大门，又名“瞿塘关”，在巍峨壮丽的白帝城下，是出入四川盆地的门户。从白帝城向东，便进入长江三峡中最西面的瞿塘峡，全长约8公里，在三峡中最短，却最为雄伟险峻。杜甫诗云：“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 4、桂林山水 桂林山水甲天下，国家的名片上怎么能少了这“天下第一”的风景?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游览城市，漓江水清澈秀丽，有着举世无双的喀斯特地貌。“山青、水秀、洞奇、石美”是桂林“四绝”。 5、西藏布达拉宫 为了制作第五套人民币50元券的布达拉宫，上海印钞造币厂的两位高级美工来到拉萨考察。他们寻找很久，最终在一个水厂的厂房顶上找到“最佳角度”。他们先在这里拍照片、画素描图，经过反复修改和雕琢，最终设计出人民币上的图案。布达拉宫始建于公元7世纪，是藏王松赞干布为远嫁西藏的唐朝文成公主而建。在拉萨海拔3700多米的红山上建造了999间房屋的宫宇。宫体主楼13层，高115米。 6、人民大会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大会堂位于中国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西侧，西长安街南侧。人民大会堂是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地，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办公场所。是党、国家和各人民团体举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群众举行政治、外交、文化活动的场所。
揭密新中国开国元勋生前座驾
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特意为您盘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领导人的生前座驾，为广大观众再现第一代领导人与车之间的精彩故事，同时缅怀老一辈领导人的为新中国建立作出的伟大贡献和巨大功勋： 1、毛泽东坐驾---吉斯115 产于前苏联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生产日期是1951年。此车为斯大林送给中国的5辆防弹车之一。吉斯115是吉斯110的防弹型。长6m、宽近2m的车身被安装了8mm厚的装甲、70mm厚的防弹玻璃，能有效阻挡子弹及弹片，借助一套液压系统才能升降。车身底盘上安装有厚重的钢板装甲，能够经受住地雷爆炸的冲击。车厢内还有一道可升降的中隔玻璃，能与前面驾驶舱隔开，既防弹又保密，这款车是领袖毛泽东终身座驾。整个轿车自重达7.5吨。目前，俄罗斯还仅剩一辆。毛主席坐车很特别。他从来不坐别人的车，却极愿意别人来挤他的车。因此，他的吉斯115里经常会挤满人。赫鲁晓夫在听说了主席的这一“癖好”后，欣然与刘少奇、周恩来加上秘书和保卫人员一共7个人与毛泽东挤坐在吉斯115里，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看着一大堆人与自己拥挤在吉斯115的车厢里，主席的心情便会变得特别舒畅。 2、周恩来坐驾---红旗CA-770 上海汽车制造厂1970年出产。敞篷检阅车，车身冗长，流线型设计，是重大活动、阅兵式专用车辆。此车型上海汽车制造厂仅出产二辆，十分珍贵，是许多历史事件的见证和载体。周恩来总理曾用此车陪同西哈努克国王在上海检阅三军仪仗队。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将这辆车安排给尼克松专用，其对中国的红旗车给予了高度评价。 3、刘伯承专车---吉姆 吉姆轿车是由前苏联莫洛托夫汽车厂制造，前苏联国家领导人的专用轿车，它有四门三排座位，中排为折叠式。这种轿车据说在我国仅有几十辆，是由前苏联作为礼物赠予我国，曾在国务院服役。此车型在中国当时主要配备省部级干部，此为刘伯承专车。时速可达90公里。它的发动机为直列6升，手动变速。外观典雅古朴，车体庞大，三排座，长约6米，与红旗车不相上下。车重4吨，见到这辆车时，总有一种很威严、庄重的感觉 4、朱德同志坐驾奔---驰280S 德国梅赛德斯—奔驰公司1963年生产的280S型轿车。奔驰280S是奔驰最初的三款S级车型之一，采用一款最大功率为140马力的2.8L发动机，并配备了顺滑的变速器以及准确的转向，108底盘，六缸直列汽油发动机。车长4800×1900×1450mm，轴距2750mm，轮距1500mm，空车重1937kg，手工四挡，右舵，液压制动，立灯，是现代S级车的鼻祖。在奔驰车系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宽大的内饰空间和舒适的全挂使这款轿车成为各国皇室、政府和官员的首选用车。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曾为朱德同志座驾。 5、刘少奇的座驾---红旗CA-72 最早的CA-72在翼子板一侧标有并排五面小红旗，代表工农商学兵。“红旗”车开始是参照“克莱斯勒”C69型试制的，但车身却完全自行设计，极富中国的民族特色：车身颀长，通体黑色，雍容华贵，庄重大方，具有元首用车的气派。车前格栅采用中国传统的扇子造型，后灯使用了大红宫灯，别具一格。发动机罩上方的标志是三面红旗，迎风飘扬，极富动感。内饰仪表板用“赤宝沙”福建大漆，座椅包裹了杭州名产织锦缎，方向盘采用长影美术家所设计的古车图案，民族气息十分浓郁。发动机是具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v型8缸液冷发动机。这一车型陆续生产到1966年，此车在国内产量很低，保留下来的更是凤毛鳞角。目前已知的大约5台。此车曾为刘少奇座驾，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曾以此车型为座驾。1960年该车参加莱比锡国际博览会，意大利的汽车权威人士评价说：“‘红旗’轿车是中国的‘劳斯莱斯’。”至此，“红旗”轿车被列入世界名车品牌。1962年起，“红旗”轿车正式承担接待外宾任务，1964年被指定为国家礼宾用车，曾接待过首次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等很多国家的元首。红旗CA72是我国汽车工业的标志和里程碑，它的收藏价值远远大于其实际价值，收藏者要对“红旗”有深厚感情，对国产汽车特别偏爱，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价值。 6、彭德怀的座驾---嘎斯69 嘎斯69吉普车是前苏联高尔基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是我国第一批进口的十辆嘎斯69吉普车中的一辆，是前苏联上世纪40～50年代最为流行的越野车辆，主要是军方使用。抗美援朝时期，彭德怀同志就是乘坐此车赴朝抗美的。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经常使用此车指挥战斗、转战南北。朝鲜与美国在三八线签订和平协议时，彭德怀也是乘坐这辆吉普车前往的。此车在朝鲜战场上屡立战功。为纪念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回国时，将此车从朝鲜经丹东运回沈阳，经过精心保养，车况极佳，保留至今。庐山会议后，彭德怀元帅曾多方寻找该车，希望将其送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但直至逝世也未能如愿，留下了终生遗憾。 7、陈毅的座驾---伏尔加M21 伏尔加M21，前苏联高尔基汽车制造厂55年出品，直列四缸，独立悬挂，车头上的标志为一只站立的小鹿。前栅为上外下凹式设计，立栅。此车曾大量装备前苏联部级以上干部。中国进口量不多，目前已出现的国内收藏不超过3台，是一款深受国内外收藏家喜爱的经典老爷车型。这部车的主人就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元帅。
中国最长寿的人 见证整个清朝兴衰历
秦始皇终生都在寻找长生不老药，最后却死于寻找不老药的路途中，天底下真的有长生不老药吗？答案是否定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都逃不了死亡的命运。不过长寿的人不在少数，中国最长寿的人李庆远就活到了256岁，经历清王朝的灭亡，也经历了改朝换代。据说李庆远对中医中药颇有研究，懂得养生之道，所以才能活到两百多岁。 1、人物简介 李庆远 (1677-1933)，寿享256年，是清末民初的中医药学者，也是世界上著名的长寿老人。在他100岁时曾因在中医中药方面的杰出成就获政府的特别奖励，在他200岁时，仍常去大学讲学。这期间他曾接受过许多西方学者的来访。李庆远一生娶过24个妻子，子孙满堂。 1933年活了256岁的李庆远与世长辞，他先后共有24位妻子，180位后人。当时的纽约时报与时代杂志都做了报道。按照这个年代推算，他应该生于清康熙16年（1677年），先后历经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九代至民国，在世256年，是世界上极罕见的长寿星。 2、人物生平 在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年寿最高者，当数李庆远。他生于清康熙十八年，死于民国二十四年(1679-1935)，享年256岁。李庆远原籍云南省，90多岁时到四川省开县定居，一直到去世。膝下子孙满堂。由于他对中医中药，尤其对养身、健身都有不凡的造诣和成就，被人们誉为“神仙”。 四川省开县籍的刘成勋曾于1925年专程拜访过这位老人，刘的采访回忆文章发表在1986年第六期《气功》杂志上，同时刊登的还有寿星李庆远口述的“长生不老决”约1000多字。老人去世后，北京的一些报纸曾以“地球上最长寿的人”为题予以报道。 3、长寿秘诀 “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坐如龟，行如雀，睡如狗”这就是李庆远留给后人长寿的秘诀指引。他始终认为保持一个平静安宁的心态是长寿所必须的。他的饮食主要以米饭和少量的葡萄酒为主。他认为自己健康长寿的原因有三：一长期素食，二心静、开朗，三常年将枸杞煮水当茶饮。 他生前十分欣赏清代学者陆陇其的话：“足柴足米，无忧无虑，早完官粮，不惊不辱，不欠人债而起利，不入典当之门庭，只消清茶淡饭，便可延年益寿。”李庆远一生遵此“妙诀”，称：“此真养生之妙诀，益寿之良箴也。得此可长生，不必采灵药，炼金丹也。 李庆远认为：人的寿命有长有短，这是由元气所主宰的。元气，又称原气，禀受于先天而赖后天荣养而滋生。他形象地把爱护与不爱护元气，比作蜡烛存放的位置。若是把点燃的蜡烛置于罩笼内，则燃烧的时间长;若置风雨中，则时间必短或即熄灭。养生之道，亦是如此。他非常欣赏老子之言：“毋劳汝形，毋摇汝精，毋使汝思虑萦萦(缠绕)。寡思路以养神，寡嗜欲以养精，寡言语以养气。”他说，此中妙旨，往往被不善养生之庸人所忽视。 他还讲到生活细节的注意事项。提出，凡细小之事，人们往往容易急躁，如此必然伤身。他告诫人们：寒暖不慎，步行过疾，酒色淫乐，皆伤身，损伤之极，即可亡身。所以，按着先人的养生术，行不疾行，目不久视，耳不极听，坐不至疲，卧不至极;要先寒而衣，先热而解，要先饥而食，先渴而饮，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要无喜怒哀乐之系其心，无富贵荣辱之动其念。此乃长寿之道也。 李庆远最后告诫说，饥寒痛痒，父母不能代，衰老病死，妻子不能替。只有自爱自全之道，才是养生的准则和关键。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记录：这是经过考证的。
契丹民族为什么会“集体消失”？
契丹族是中国古代游牧民族，居住在蒙古及中国东北地区，采取半农半牧生活。契丹作为少数民族中较强大的一个分支，有着自己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可是自明代以来，契丹人就集体失踪了，人们再也听不到关于他们的消息，这又是为什么呢？ 契丹的本意是“镔铁”，也就是坚固的意思。这是一个生长在是北方草原上的剽悍勇猛的民族。他们兵强马壮，骁勇善战。他们所建立的大辽王朝在中国北部持续存在了200多年，最强盛时期，曾经雄霸中国半壁江山。 据《魏书》记载，早在1400多年前，契丹作为一个中国北方民族就已经出现。契丹最早分为8个部落，部落首领每3年推举一名盟主作为头领。据说这个习俗还有着一个故事：有一位男子骑着一匹白马自湟河而来，一位女子则乘青牛自上河而来。二者相遇，结为配偶，生了八个儿子。后来，他们的8个儿子分别繁衍为八个部落，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契丹。这就可以算做事契丹民族的“罗曼史”了。 唐太宗时，契丹首领窟哥率领部族向唐朝称臣，唐朝在那里设置了松漠都督府，并把这一地区分为10州管辖，封窟哥为都督赐姓李。契丹定期向唐政府缴纳贡品，并从那里得到所需的日用品、兵器等。但是，令人惊异的是自明代以来，契丹人却销声匿迹了，时至今日，在中国56个民族中，却没有当年响当当的大契丹。契丹国消失了，那么契丹作为一个民族，几百万的人口到哪里去了呢？对此，史学界推测大致有四种可能。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 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 第三，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时，散落到了全国各地。 第四，女真人的金朝取代契丹人的辽朝后，曾下令清除那些反抗的契丹人，其中一次见于史书的杀戮就持续了1个多月。契丹民族消失的同时，契丹文字也随之消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用契丹文编写的书籍，几乎所有的契丹文字都是在碑刻上发现的，都是墓志铭。 这不得不引起史学家们的种种疑问，契丹文化为何会戛然而止？对此也有两种猜测。 一是从契丹王朝建立到1271年元朝建立，短短的300多年间，中国出现了辽、北宋、西夏、金、南宋和元等政权。由于取得政权的统治者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因此朝代更迭也导致了整个民族的地位和相关文化都发生了转换。很有可能契丹文化也在这时遭到舍弃。 二是金朝刚建立时，并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只好沿用汉字和契丹字。当女真文字参照汉字创立后，金朝皇帝就下令废止了契丹字，契丹文字可能由此失传。 总之这样一个强大的民族就此消失了，而对于其消失的原因，历史竟没有一点记载。这样的状况更加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之心，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契丹族集体失踪，这个问题还在继续研究中。
功臣法正:诸葛亮唯一不敢惹的人
学者根据史实对诸葛亮作出这样的评价：“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达到这样的完美程度。看起来好像诸葛亮是一个真正执法如山的执法者。可那只是对于普通人罢了，在三国时期，有一个人是诸葛亮绝对不敢招惹的，这个人就是法正。 法正（176年-220年），字孝直，扶风郡（今陕西省眉县小法仪镇）人。原为刘璋部下，刘备围成都时劝说刘璋投降，而后又与刘备进取汉中，献计将曹操大将夏侯渊斩首。法正善奇谋，深受刘备信任和敬重。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进位汉中王后，封法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次年，法正去世，终年四十五岁。法正之死令刘备十分感伤，连哭数日。被追谥为翼侯，是刘备时代唯一一位有谥号的大臣。法正善于奇谋，被陈寿称赞为可比魏国的程昱和郭嘉。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不敢处罚法正呢？小编认为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1、法正功高位重，智谋过人，胜过诸葛亮 从公元208年法正与张松定计到公元214年刘备攻取益州，法正辅佐刘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得刘备集团实力大增，因为刘备名义上占领荆州七个郡，实际上除了曹操战领的一部分外，只有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个郡属于刘备，后来还迫于形势将长沙桂阳零陵三个郡又归还东吴孙权，而刘备在攻取益州的十个郡后，地盘和兵员都迅速扩大。在这六年中，法正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所以刘备在夺取成都后，封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军区司令员兼北京市委书记而且还兼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而诸葛亮被封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地位不比法正高，功劳没有法正大。论权谋之术，法正智谋深远，胆识过人，可以与曹操手下的首席谋士郭嘉相媲美，诸葛亮自叹不如。并自认根本没有实力、没有能力处罚法正，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根本不是法正的对手。 2、法正原是刘璋部下，代表旧统治的利益 在刘备刚刚夺取益州立足未稳的情况下，需要团结以法正为代表的李严、刘巴、黄权、吴懿、孟达等新近归降的旧势力，为刘备集团效力，以共同对付曹操和孙权，刘备之所以接受法正的建议娶吴懿的女儿为夫人（后被封为皇后），就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好统一战线。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就连刘备也不敢轻易对法正下手，诸葛亮又怎么敢与法正为敌呢？ 3、法正深受刘备的信任和倚重 三国志载：“亮又知先主雅信正，故言如此。”也就是说诸葛亮的老板对法正非常的信任倚重感激，诸葛亮不过是给刘备打工的而已，老板不发话，诸葛亮自然也不愿意与法正为敌，自讨没趣。 诸葛亮之所以不敢招惹法正，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是因为能力不足也好，还是法律、军事、战争也罢，都必须服务于联吴抗曹、兴复汉室的政治大局。所以法正就成为了诸葛亮不敢招惹的人。
长沙会战---打出了中国的尊严奠定国际大国地位
长沙会战发生在抗日战争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长沙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史称为 “长沙会战”，或称“长沙保卫战”。中国特别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由第9战区集结重兵与日军在战线对峙。前2次长沙会战，双方都自称获得了胜利。 从战术上看，双方并未分出胜败，中国军队的损失更大;但从战略上，阻止了日军的战略目的，可以认为是抗战中的胜利。第3次长沙保卫战则是一场典型的胜仗，中国军队与之展开殊死搏斗，终将日军击退。第4次长沙会战日军以优势兵力发动猛攻，中国军队被迫撤退。 1、日本改变侵华战略 1938年10月，日军广州、侵占武汉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日本国内反战厌战情绪开始滋长，统治阶级内部因“速战速决”战略的破产和对外政策的分歧而争吵不休;更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使其称霸世界的战略受到极大影响，处处呈现被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侵略者被迫调整其侵华方针。 在政治上，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转而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军事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重点巩固已有占领区。在经济上，加紧经济掠夺，力图“以战养战”。 在改变了侵华方针后，其军事战略也做了相应调整。第一，放弃速战速决战略，准备长期作战。第二，明确规定军事行动要服务于政略和谋略工作。第三，为减少消耗而限制战争规模和强度。在作战范围上，“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 在兵力上“为准备今后国际形势的转变，要在各方面减少驻屯兵力及兵力的消耗”;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第四，把军事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其后方的抗日游击战。为尽早结束战争，日军于1939年9月至1940年夏在正面战场上相继发动了对长沙、桂南和宜昌的作战，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再次部分调整了对华战略。其总体构想是：确保和稳定占领区，使之成为“大东亚战争”的总兵站基地，对国民政府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削弱其抗战力量，并以政略和谋略相结合，摧毁其继续抗战的企图，然后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促使国民政府屈服，实现侵略意图。 正是在上述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第9战区先后与日军第11军进行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942年1月，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湖南长沙地区进行的三次会战。 ①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侵占武汉、南昌后，为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企图歼灭中国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赣北地区。1939年9月，日军调集10万人，分路进占湘北岳阳东南地区、鄂南通城地区、赣北奉新、靖安地区。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6个师约20万人，将进占赣北鄂南之日军阻于献钟、修水地区。进至长沙东北金井、桥头驿一线的日军，遭守军抗击、民众袭扰，加之补给困难，被迫北撤，恢复战前态势。 ②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初，日军调集约12万人，进占岳阳、临湘一带，企图击溃第九战区主力于湘北地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17万人利用湘北有利地形，采取逐次阻击，诱敌至长沙附近捞刀河两岸地区予以围歼的方针，将突入长沙市区和进至株洲之敌全部歼灭并乘胜反击。日军被迫北撤，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 ③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中旬，日军调集约10万人的兵力，分兵两路进攻长沙。薛岳指挥13个师，约17万人兵力，组织防御。日军攻击受挫，伤亡严重，撤至新墙河以北地区，由赣北西进的日军也被击退。会战结束。 2、重要影响 第一次长沙会战，发生在欧战爆发后的十几天，当时正值波兰败亡、欧洲危急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会战中予10万来犯之日军以迎头痛击，挫败了其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从而有助于引起欧洲各界人士对中国局势的关注。 第二次长沙会战，发生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3个月。面对着德军的强大攻势，苏联战局岌岌可危。国民党军队在这次作战中虽然损兵折将，日军也一度攻进长沙，但最后日军还是撤出了长沙，中国战局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第三次长沙会战紧接太平洋战争而爆发，当时日军一路势如破竹，同盟国军队接连败北。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军队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这不仅对中国国内，对同盟国来说也是意义重大。正因为如此，这次会战的胜利引起了盟国、特别是英、美的广泛关注。 还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进行过程中的1942年1月1日，世界上26个反法西斯的国家在美国华盛顿集会，发表联合宣言。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作为四大强国，领衔在宣言上签字。1月3日，盟国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经罗斯福提名，由蒋介石出任盟军统帅部最高统帅，统一指挥在中国的美国军队以及东南亚越南、泰国的军队对日作战。 罗斯福在第三次长沙大捷后的第22天给蒋介石发来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贺电，同时宣布再次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其后，他并以他夫人的名义，邀请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访问美国，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他还通过他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授予第9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具体组织者、指挥者薛岳一枚美国勋章。 另外，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不久，美、英政府便主动向中国提出，要废除西方列强与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归还上海、厦门等地的公共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自尊、自强，才能赢得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尊重与平等对待。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给中国带来的种种荣誉与平等待遇，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真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应该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经过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才换来的。 3、第四次长沙会战 第4次长沙会战为中日战争末期的大型战役之一，第四次长沙会战1944年5月揭开了序幕。这次会战又叫做长衡会战。是指1944年(民国33年)5月至 8月，在中国抗日战争的豫湘桂战役中，中国第9战区部队在湖南长沙、衡阳地区对日军进行的防御战役，从5月27日到6月19日，中日双方以争夺长沙为目标在湖南北部地区作战。攻击的日军人数约有36万，守势的中国国军约有30万。6月16日，逼进长沙的日军开始向长沙城区猛攻，6月19日中国军队撤退，日本攻陷长沙。 中国军队：17，000余人(其中5，000余人阵亡)(中国官方数字：6，000余人) 日本军队：19，380余人(含瘟疫伤亡总数达30，000余人)(日军陆军部官方数字：1，186)日军在衡阳之战中使用了毒气弹，据美军14航空队化学战情报官汤姆森上尉的研判，日军所使用的是芥子气与路易氏气混合物。衡阳陷落后，日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 长沙，衡阳驻军及人民，乃以英勇姿态，展开抗战史中最光荣之一页，相持47日，不徒予后方以从容布置时间，且使太平洋美国毫不顾虑而取堞班岛。东条内阁穷于应付而急速崩溃。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把衡阳定为抗战纪念城，1947年8月10日，衡阳抗战纪念城在岳屏山顶举行了命名奠基典礼时，蒋介石总统颁训词：“我第10军残余部队，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者，历时47日之久，此为全世界稀有之奇绩，而我中国有道德之表现与发扬，亦以此为最著。”“抗战八年，战死疆场之英烈士，至少数十万人;而保卫国土，死不屈者，亦不在少数;但其对国家贡献之大，于全局胜败有决定作用者，为衡阳守军。”
蔡元培为何十年七辞北大校长？
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均无争议人的历史人物大约只有两个：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蔡元培。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时，国共两党一致给予高度评价。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推他为“万流景仰，高年硕学”;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称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提起蔡元培，世人都会想起他扮演过的一个重要角色：北京大学校长。北大之所以成为国人心目中向往的大学，实始于蔡元培是他一手塑造了北大精神，称他为“北大之父”并不为过。 蔡元培为什么受到朝野各方的一致尊崇?当然是因为他的道德学问：一是中、西学兼修，学问背景特殊;二是对革命、对教育有特殊贡献;三是个人品德高尚，无可挑剔。 1、第一代真正“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 先说他的学问。蔡元培出生在绍兴城里，早年的科举道路可以说一帆风顺：17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28岁成为翰林院编修，用中国过去的一首诗来讲，可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他读书刻苦，楼上读书，楼下起火浑然不知。夏天读书蚊子多，就找个空坛子，把脚伸进里面。从17岁到28岁的11年间，他走完了科举考试的整个过程，功名富贵已是囊中之物。按理说他完全可以在仕途上非常顺利地走下去，可他不是一个庸庸碌碌的读书人，他生的那个年代也不容许他按部就班地一直走下去。他点翰林的那一年即1894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年，泱泱大国被一个小小的岛国日本击败了，蔡元培的内心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几年之后，发生了影响深远的戊戌变法，这次变法很快被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势力扼杀了。蔡元培本人虽然没有遭到什么处置，但面对这样的刺激，他难以忍受，便挂职南下，毅然告别官场，回到南方，致力于办教育。 蔡元培的人生也就完全改变了，这一年他32岁。以后他曾长期在德国柏林、莱比锡等地学习、研究。他既有科举考试的完整经历、深厚的旧学根基(比如他八股文写得一流，毛笔字也写得很好)，又有长期在德、法等欧洲国家学习研究的经历。要说学贯中西，蔡元培这一代知识分子是第一代真正算得上“学贯中西”的人。他吸收了西方包括大学精神、现代化的精神，而不仅仅是西方的语言、技术，所以他最终没有回到旧的中国传统的怀抱，而是保有完全开放的、向世界看齐的眼光。他在德国多年，最佩服的人是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始人威廉?洪堡。洪堡在十八九世纪之间创办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并使这些原则成为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准则。蔡元培后来办北大深受洪堡教育思想的影响。 2、把“革命党”请来做北大校长 再说他的贡献。36岁以后，蔡元培看到清朝已不可救药，决意参加革命，他在上海一边办学、办报、办刊物，一边以翰林的身份学习造炸弹、参加暗杀团，这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我们现在能想象一个中科院院士亲手去制造炸弹、搞暗杀、搞革命吗?由于蔡元培在革命党人中的威望，他先后被推为第一任光复会会长、同盟会上海主盟人。辛亥革命之后，他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那个时候叫教育总长。新的教育体制，就是在他手里奠定的。但由于他跟袁世凯、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没做多久就辞职了。 当时的教育次长是湖南人范源濂，一个很出色的教育家，他们两人偏重不同。范认为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第一步就要先办好小学。蔡元培的意见是，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从哪里来?所以第一步是要把大学办好。把两个人的意见合在一起，从小学到大学都要用力整顿。只是他们二人一个兴趣侧重于普通教育，一个兴趣在于高等教育。 1916年底，也就是袁世凯呜呼哀哉之后，蔡元培应邀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拉开了他人生最辉煌的序幕。这一幕比他的革命生涯比如造炸弹都要辉煌。正是他把北大办成了学术自由的摇篮、百花齐放的园地。现在还可以看到当时的任命书是总统黎元洪签署的。 谁都知道，蔡元培是个革命党，黎元洪和北洋军阀政府竟然敢请他来做北大校长。当时的北大乌烟瘴气，很腐败，被外界叫做“官吏的养成所”，是一个培养官僚的学校，不是研究学问更不是传播真理的地方。很多朋友劝他不要去接这个烂摊子，他还是去了。孙中山是支持他去的，并把他看作北方文化教育界极为重要的革命棋子。他自己怎么想呢?他的主要想法是要把北大办成一所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就是以学术为中心，上大学不是升官发财的阶梯。 他进入北大提出了自己的办学方针，就是有名的八个字：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3、从文科入手：整顿北大三步棋 蔡元培对北大的整顿是从文科入手的。第一步是请人，他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胡适、周作人、王世杰等一大批新学方面的要角(在自然科学方面也请了李四光、翁文灏等科学家);同时又保留或聘请了一批在学术上有很高造诣，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像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钱玄同这些人。辜鸿铭在清朝垮台之后，依然拖着一条长辫在北大的讲台上教英文，上课时还有一个仆人在边上伺候泡茶、抽烟。胡适与蔡元培等人合影 有人很不理解，为什么蔡元培又是请新学的，又是请旧学的。但在蔡元培看来，什么叫大学?他给大学下的定义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府。大学应该是广揽人才，让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想自由发展。针对有人批评他任用辜鸿铭、刘师培，他这样反驳：辜鸿铭、刘师培，他们的学问可以做你的老师，我们尊重的是讲学的自由和学术的自由，刘师培在北大不是来讲他的复辟思想，他是来教国学的，而辜鸿铭教的是英国诗歌。所以，希望你们学生学的是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而不是要你们和他们一样去拥护复辟或者君主立宪。 为了请到陈独秀，他还曾经“三顾茅庐”。当时正好陈独秀到了北京，住在一个旅馆里，蔡元培登门拜访，正式邀请陈独秀做北大文科学长，要这位没有学位头衔的《新青年》主编来主持中国最高学府的文科。之后蔡元培差不多天天都要拜访陈，有时来得早，陈独秀还没有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给他个凳子，坐在房门口等候就行了。蔡比陈年纪大，他这样诚意拳拳，陈独秀只能答应了。和陈独秀住在一起的安徽同乡、出版家汪孟邹回上海，将这些事讲给侄儿汪原放等人听，他们说：“这很像三顾茅庐哩!” 为了应付北洋政府教育部，蔡元培在上报陈独秀的学历和经历时，略做了一些手脚，比如说他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教育部很快就批复同意了。其实，陈独秀虽然多次东渡日本，只是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早稻田大学等短期学习过，但没有在日本任何一所高等学校毕业。他是芜湖安徽公学、安徽高等学校的倡办人之一，不过并没有当过校长，仅仅在安徽高等学校当过短期的教务长。蔡元培聘人有自己的原则，他可以请当时只有24岁的梁漱溟到北大教印度哲学，梁没有学历而且有报考北大没被录取的记录。梁不敢来，他还予以鼓励，你就当作来研究来学习好了。 第二步，是在大学的领导体制上创新，蔡元培在北大开始推行教授治校，由教授自己来管理学校，这在北大包括中国都是史无前例的。当时蔡元培在北大设立了一个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这个评议会的成员就是学校的教授，是由教授自己选举产生的，任期为一年，年满可以连选连任，而各个系里面的教授会也是这样的情况，选举产生，教授之间互选产生一名主任。学校的教学、教务工作，都是由评议会、教授会来决定的，不是校长说了算。校长其实是起后勤保障作用的，是给教授们服务的。 第三步是北大在他手里有了学生自治，这个传统也是开创性的。蔡元培鼓励学生组建自己的社团，比如傅斯年和罗家伦组织了新潮社、许德珩和其他学生组织了国民社，这两个社团当时都非常有影响。还有其他许多社团，比如毛泽东在北大参加过的新闻研究会。这些社团除开展一些活动之外，还办刊物、举行其他一些文化活动，比如出书等，都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举个例子，当时北大的经费并不充裕，一个月全部的经费预算是四万块钱，但他光是给新潮社办杂志就要拿出2000块钱，可见他对学生刊物的重视。北大在五四运动时期培养了那么多精英，各个领域中许多的第一流人物，都是北大学生出身，这与蔡元培有非常大的关系。蔡元培不在校期间代理校务、后来接任北大校长、领导北大17年的蒋梦麟说自己只是按照蔡校长的既定方针办校。 4、私德无可挑剔：三条戒律和三任妻子 再来看看蔡元培的个人品德。举几个例子，1912年他和李石曾、张继、汪精卫发起一个“进德会”，定下三条基本戒条：不赌、不嫖、不娶妾;五条可以选认的戒条：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 他到北大做校长后，也提倡进德会的这些戒条，有不少老师、学生参加，他自己也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他把进德会会员分几个等级，把自己列名为乙种：除了做到不赌、不嫖、不娶妾，还做到不做官、不做议员两条。戒酒、戒肉、戒烟他不能完全做到。全部8条都能做到的是甲种。 他一生先后有过三个妻子，但他严格遵守一夫一妻制，从来没有纳妾，也从来没有停妻再娶过，更没有嫖娼的恶习，在读书人中有口皆碑。第一位妻子叫王昭，是旧式婚姻，我在蔡元培故居看到过她戴凤冠的照片。1900年王夫人病故时蔡元培只有33岁，身为翰林，媒人纷至沓来。他在书房墙上挂了亲手书写的5条择偶标准： 第一、须不缠足的;第二、须识字的;第三、能接受男不娶妾的自我约束;第四、丈夫死后可以改嫁;第五，夫妇如不相合可以离婚。 不缠足、可以再嫁、可以离婚这三条在当时都是惊世骇俗的，消息传开来，街头巷尾的议论沸沸扬扬，给他提亲的人望而却步，甚至还有老夫子坐了轿子来找他辩论。 两年后，蔡元培在杭州结婚，对象是不缠足、读过书、能书善画的新女性黄仲玉，书香门第出身。有一天他偶然在朋友家里看到一幅很纤秀的工笔画，字也写得很好，得知是一位未婚女性的作品后，他就请朋友撮合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并以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 不幸第二位有才华的黄夫人在1921年去世。这时蔡元培已经53岁了。第三次娶妻，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原有相当认识;第二、年龄略大;第三、懂英文能帮助他的人。 原来他心目中已经有人选，这个标准就是量身定做的，对象是他当年在上海办爱国女学时的学生周峻，一直独身未嫁。1923年他们在苏州结婚，以师生而夫妻。这年周夫人33岁，他已经55岁。 在同时代的大人物中，蔡元培在私德上是无可挑剔的。他被看做是道德上的完人，受到了所有人的敬重。他晚年在国民党执政时代位高望重，担任的各种兼职达23项，结果八行书到处飞，要为求上门来的人介绍工作，还要天天应付题字、约稿、写序等。1935年，他终于感到难以应付，决定辞去所有兼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在报上登了一个“三不启事”：一不兼职、二不写稿、三不介绍职业。 5、“知进知退”：七辞北大校长职务 蔡元培是真正的学界泰斗，受到举世景仰是名至实归，鲁迅始终尊敬这位同乡前辈。从51岁出任北大校长到61岁最后卸任，蔡元培在任一共10年，但实际上在校时间不足5年，期间他曾七辞北大校长而不准。我们先看看这张辞职表： 第一次辞北大校长职1917年7月3日;第二次辞北大校长职1918年5月21日;第三次辞北大校长职1919年5月8日;第四次辞北大校长职1919年12月31日;第五次辞北大校长职1922年10月19日;第六次辞北大校长职1923年1月17日;第七次辞北大校长职1926年7月8日。 七次辞职，各有原因。第一次辞职是因为张勋拥宣统废帝复辟，他离京到了天津，提出辞去北大校长一职。不过复辟闹剧只玩了12天就完蛋了。他于当月23日回北大。 第二次辞职是因为北大学生要到北洋政府请愿，反对中日一个军事协定，他劝说不成，当天请求辞职。 第三次辞职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北洋政府抓了许多北大学生。他奔走要求释放，等5月7日学生一放出来，他就公开通电，引咎辞职，实际上他也是以辞职表示和北洋政府的不合作。结果因为政府一再挽留，包括总统徐世昌在内，他辞职不成。 第四次辞职是在1919年12月31日，北京教职员因为不信任教育部，全体停止职务，他作为校长当然要辞职。 第五次辞职原因有点例外，因为北大学生发生讲义风潮，对讲义收费不满而闹事。他愤怒了，甚至对学生说：“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蒋梦麟记得他还说“我和你们决斗”。这次风潮由胡适调停解决。 第六次辞职是因为曾经在北大任教、当时担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干被冤枉逮捕，本来司法机关查无证据将罗放了。不料教育总长彭允彝竟然在国务院会议上提案将罗再抓起来。他了解罗的人格和清白，为了抗议行政干预司法，不与违背法治、腐败无耻的北洋政府同流合污，他向总统和教育部提出辞职，并公开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辞职声明，还写了一篇《关于不合作宣言》的文章发表在上海《申报》。直到这年6月23日，在杭州西湖边“平湖秋月”的大杨树下，他还要和胡适商定三个稿子，分别是给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北大教职员和北大学生会的公开信，继续他和军阀政府的不合作。他的这次辞职社会反响很大，舆论强烈，彭允彝也因此下台。总统黎元洪出面挽留，他辞职不成，但不再到校，由蒋梦麟代理。奇怪的是北洋政府始终没有免他的职。 1926年6月28日，也就是三年半以后，他从欧洲回国，第七次提出辞职，仍没有获准，但他没有再回到北大。加上北大师生和北京9个学校的恳切挽留，又没有辞成。一直到了1927年7月军阀张作霖取消北大改为京师大学校，他的校长名义才取消。 从1916年12月以来，10年间，北洋政府的总统就换了5次、还有临时执政1人、摄政2人，内阁总理换了30次，而蔡元培一直是北大校长。 他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除了上面说到的具体原因，还有一个答案就在他自己写的《关于不合作宣言》这篇文章里。他开篇引用了《易经》的话，“小人知进而不知退”。他不是小人，是君子，所以他知“退”。他想起1919年春天华北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开会，有人发言说，现在政府哪个部门能离得开留学生，如果留学生都辞职，政府当得起吗?他提出在黑暗恶劣的时局面前知识分子要懂得进退，退有时候比不进重要，所以提出“不合作”三个字。为了表示自己的不合作，他一次次辞职，一方面是以告退的形式维护自己的人格自尊，一方面是抗议和示范。 已经走上另外一条道路的前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对蔡先生的不合作主义不以为然，认为是消极的表示;胡适的看法则相反，认为不合作也是积极的。
毛泽东组建解放军五大野战军符合五行生克
人民解放军五大野战军(即一野丶二野丶三野丶四野和华北野战军)，孕育于同国内外敌人的浴血奋战中，诞生于解放战争我军转入战略反攻之际。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统帅下，五大野战军犹如五只雄狮，纵横驰骋于辽阔的祖国大地上，凯歌行进，所向披靡，锐不可当，成为20世纪中叶中国人民改天换地的巨大推动力量…… 1、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 早在1948年9月，辽沈战役刚刚开始丶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刚刚结束时，毛泽东即曾指出：根据过去两年来的作战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并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算起)，歼灭敌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平均每年歼敌100个旅左右)，歼灭敌正规军丶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750万人左右(平均每年歼敌150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但形势的发展比毛泽东预料的还要好丶还要快。仅仅过了两个月，1948年11月，毛泽东又十分愉快地否定了此前作出的预测和估计。 他说：我军在9丶10两月的胜利，特别是在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7月至现在四个多月的作战，我军共歼敌军近百万个。国民党军(连近月补充的在内)现已不足300万人，而我军则增至300余万人。因此，9月上旬我们所作的“在5年左右的时间中，建军500万丶歼敌500个正规师，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近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落后了。目前来看，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在这里，毛泽东对于形势的估计前后仅相差两个月，但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时间却提前了整整两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正式提上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并很快在全军各部队陆续实施。 1948年11月1日，为适应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以便更有力地推动全国解放的到来，毛泽东丶中央军委颁发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在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整编全国军队的任务。《规定》指出：“根据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关于战略任务更进一步地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的要求，中央军委关于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特作统一规定，通令全军一体遵行。”与此同时，将全军各部队按地名划分为四大野战军，即：西北野战军丶中原野战军丶华东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 2、五大野战军的组建 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丶习仲勋分别任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中原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丶张云逸任副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由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刘亚楼任参谋长。但进入1949年1月，随着辽沈丶淮海丶平津三大战役的相继胜利，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军队损失殆尽，诺大的北中国实际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蒋介石100余万残军纷纷退守长江以南。这样，我各野战军的作战范围必将突破地域的界限，扫平南中国丶从根本上推翻蒋家王朝已是指日可待。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先前以地域命名的野战军番号已不合时宜…… 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委下达了《关于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将原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丶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阎揆要任参谋长(王政柱丶李夫克任副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张德生任副主任)，下辖第一丶第二兵团共6个军;将原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段君毅任后勤部司令员兼政委，下辖第三丶第四丶第五兵团共10个军又1个特种兵纵队;将原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 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任副主任)，下辖第七丶第八丶第九丶第十兵团共16个军又1个特种兵纵队及华东海军;将原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邓子恢任副政治委员，谭政任政治部主任(陶铸任副主任)，萧克任第一参谋长(赵尔陆任第二参谋长，聂鹤亭丶陈光任副参谋长)，下辖第十二丶第十三丶第十四丶第十五兵团共12个军，另加1个特种兵司令部丶1个铁道兵司令部及两广纵队。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整编中，中央军委还将原华北军区的部队改编为“华北野战军”，受毛泽东丶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作为直属军委统帅的我军唯一的一支战略机动部队，下辖第十八丶第十九丶第二十兵团共11个军。这样，实际上就在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形成了五大野战军，即：“一野”丶“二野”丶“三野”丶“四野”和“华野”。不久(即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又决定组织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太原前线司令部和以徐向前为书记的党的总前委，统一指挥“华野”各部队 3、各野战军的特点 第一野战军历经百战，是一支所向无敌的强师劲旅。其最初矫健的身影，可追溯到抗日战争时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它是由抗战时期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主力部队逐步发展而来的。一野组建后，在彭德怀、王震、杨得志、许光达、贺炳炎、彭绍辉、郭鹏、余秋里、罗元发、郑维山等著名将领的指挥下，历经西北春季战役、陕中战役、扶眉战役、陇东追击战、兰州战役、河西走廊追歼战、宁夏战役和解放新疆以及解放陕南、陇南等著名的大战、血战，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赫赫战功。 第二野战军骁勇善战，是一支素以善打硬仗而著称、令敌闻风丧胆的英雄部队。其前身是抗战时期赫赫有名的八路军129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解放战争中，在刘伯承、陈赓、杨勇、陈锡联、王近山、杜义德、周希汉、王秉璋、曾绍山、秦基伟等著名将领的统帅下，二野各部纵横东西，历经渡江战役、两阳战役、成都战役、滇南战役和昌都战役等重大战役，将中华大地搅得惊天动地。一切强大的敌手，在它面前都似风卷残云般地消散而去。 第三野战军精悍强大，是人民解放军五大野战军中编制最庞大的威猛之师。其前身是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它在血与火中成长，在枪林弹雨中厉兵，涌现出了陈毅、粟裕、皮定均、陈士榘、宋时轮、许世友、王建安、韦国清、成钧、陶勇等著名将帅，历经渡江战役、上海战役、长山列岛战役、福州战役、舟山群岛战役和漳、厦、金战役等震撼世人的大战，在与蒋军王牌和锐师的较量中，迸发出了排山倒海、海啸山呼般的巨大威力。 第四野战军勇猛无敌，是一支兵力最强悍、武器最精良、战将最齐备的铁血雄师。它是抗战胜利后，以奔赴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及东北抗日联军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一支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走到一起、来自五湖四海的部队。解放战争中，四野独树一帜，在林彪、罗荣桓、萧劲光、黄克诚、邓华、谭政、刘亚楼、李天佑、陈伯钧、洪学智等一批被称为“猛将”、“怪才”的率领下，从零下40度严寒的白山黑水。 一直打到40摄氏度酷暑的海角天涯，先后转战东北、华北、华中、华南战场，并在三大战役胜利后历经安新战役、汉浔间渡江战役、宜沙战役、湘赣战役、衡宝战役、广东战役、鄂西战役、广西战役和海南岛战役等大规模的血战、硬仗，纵横驰骋于14个省区，以摧枯拉朽、风卷残云之势，成为中国人民埋葬蒋家王朝、创立新中国的主要力量，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特殊功勋。 华北野战军是一支与四大野战军齐名、由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英勇之师。它是由抗战时期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主力和晋冀鲁豫部队一部，经编组改建而成的。与其他野战军一样，这支部队同样人才辈出：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萧克、杨成武、苏振华、耿飙、胡耀邦等一个个声震中外的著名将帅，都曾在这支部队中战斗过。解放战争中，它历经大同、集宁战役和张家口保卫战、保(定)南战役、正太战役、保北战役、解放石家庄、晋中战役等，锋芒所指，所向无敌，以其骄人战绩，令人信服地入列于我军五大野战主力的阵营中，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卓越贡献。 人民解放军五大野战军编制建制时间不长，仅仅存在于共和国如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前后的短暂岁月里。“一野”持续时间仅1年零3个月，于1950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被取消其番号，所属部队归西北军区管辖。“二野”持续时间1年零1个月，于1950年2月，同率领第1兵团入川的西北军区机关一部合并，组成西南军区。“三野”持续时间1年零7个月，于1950年8月被取消番号，部队全部归华东军区领导。“四野”持续时间1年零3个月，于1950年4月取消番号，部队归中南军区指挥。 而“华野”的番号、编成，更是经过了数度反复的调整、变化，甚至令人眼花缭乱：1949年4月25日，太原城的硝烟尚未散尽，第18、19兵团即接受新命令，调入一野，参加解放大西北的千里征战;11月，第18兵团又调入二野参加大西南战役;1950年，为适应剿匪任务的需要，其第20兵团除部分转入特种兵外，一部分转为地方军区或公安军;另外，第18兵团第61军，于1950年2月兼由川北军区领导，1951年3月其181师又调归第60军;1952年7月，第61军番号正式取消。其他各部归宿各异，也都有着相似的经历。 尽管五大野战军的番号、序列几经变化，但变化的只是形式。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和全体指战员，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一直续写着往日的辉煌，并在建国后的抗美援朝和历次自卫反击作战中，创造了许许多多崭新业绩。其战争年代的光辉征战史，至今也为人们所缅怀和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