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最危机时刻：仅剩1400万国人
战争无疑是摧残生命的收割机，它带走的除了一条条生命，还有一段段辉煌的文明。但是战争似乎是人类的本性，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这样的战争时有发生。而有些战争的程度差点断绝了人类文明的延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明朝时期的残酷杀戮，那时仅剩1400万国人。 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就是一部部杀人的经典大戏，每次全国人口（注意是全国）都要至少锐减一半以上。譬如说三国，在赤壁之战后全国人口仅存140万，公元221年人口继续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 所以，《三国演义》说曹操有80大军绝对是鬼话！近两年，一部部关于明末满清入关前后的古装剧不断登场，可是有多人知道那段英雄辈出的年代是用几千万人的鲜血铺出来的？ 从明末李自成起义到清初吴三桂败亡，期间混战五十四年，达半个世纪之久。史载，明末人口为一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想想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过死了5000万人。 1628年（崇祯元年）陕西的大饥荒弄到人相食的地步，正是这场空前的大灾难拉开了明王朝灭亡的序幕。李自成的大顺军的战马饮的是俘虏的血，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上了战场，战马一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像狮子一样。当然无数人命就成了狮子嘴下的亡魂。 大顺军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箪壶食浆，以迎义师。一农民在城门口拦住几个大顺军战士，向他们讲述自己的苦难，一个大顺军小头目说：“哎呀，你既然那么苦，何必活在世间？”就把老农杀了。所以，别以为李自成是什么好人，他是历史学家们捧出来的。也许你看到这里又要说小编瞎扯，可是你仔细想一下，历史是由谁记载，又是掌握在哪些少数人手中。有些事情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心照不宣下的规则是我们都懂得。 不过，比起另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他就小巫了。张献忠陷成都后，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停止大杀，仍然每日小杀百馀人以树威。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着《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亦不算多。 清军一来，他就逃了。在大军逃离成都前，更是对成都实行残酷的“四光政策”，尽杀蜀人，从老百姓到军队家属（老弱病残）再到他部队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后连早期跟随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剐杀之列，剐杀后制成腌肉以充军粮，单就此点来说，实在独步中国大历史。 据《蜀破镜》记载，某日晚，他的一幼子经过堂前，张唤子未应，即下令杀之。第二天晨起后悔，责问妻妾们昨晚为何不救，又下令将诸妻妾以及杀幼子的刀斧手悉数杀死。张献忠学朱元璋剥人皮，“先施于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乡绅，又次及本营将升。凡所剥人皮，渗以石灰，实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于王府前街之两旁，夹道累累，列千百人，遥望如送葬俑”。 张献忠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呼数十只狗下殿，狗闻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 每攻下一地，都详细记录所杀人数，其中记有人头几大堆，人手掌几大堆，人耳朵几大堆。打下麻城后，他把妇女的小脚砍下来堆成山，带着他最心爱的一个小妾去参观。小妾笑着说：“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也不过了。” 张献忠笑咪咪地说：“你的脚就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剁下来放到“山尖”上。张献忠兵败溃退，更是杀妇女腌渍后充军粮。如遇上有孕者，刨腹验其男女。对怀抱中婴幼儿则将其抛掷空中，下以刀尖接之，观其手足飞舞而取乐。稍大一些的儿童或少年，则数百人一群，用柴薪点火围成圈，士兵圈外用矛戟刺杀，看其呼号乱走以助兴致。 《温江县志》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1659年）清查户口，全县仅存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着14户”。 中国史上想改朝换代的流氓军阀，互相残杀起来比任何人都厉害，就是为了不让对手获得土地与人民，不让对手比自己更强大，宁愿一切都毁灭！满族征服汉族，始终贯彻一个既定方针。对蒙古人和朝鲜人却不是这样。努尔哈赤的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 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 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 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杀戮。不是这些人没骨气，而是真的对即将到来的新统治感到了失望。 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嘉定三屠屠了50多万。1649年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运动，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附逆抗拒”州县及汾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攻破广州时屠城，“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 张献忠与清兵入侵使四川人口由600多万锐减至50万，只剩下10%左右。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满清入关后，对朱家宗室，可谓残酷至极，除鲁王朱以海一系逃至菲律宾得以存留外，其余几乎全部斩尽杀绝。崇祯帝的长子被多尔衮绞死，其第二子隐姓埋名在民间数十年后，不慎暴露了身份，年已七十多岁的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仍被康熙帝下令凌迟处死，明朝永历帝尽管逃到了缅甸，还是被清朝抓回云南，全家被杀。 也许站在张献忠的角度来看杀戮是一种快感，或者是说是为他带来安全感的保证。可是在这场残酷的屠杀中，除了失去了生命，更是磨灭了人类的生存意志。历史可以让后人引以为鉴，可是人们又何尝不是在重复已经发生的错误。
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的背后真相
《三国演义》中神医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这件事虽然不是小说家完全杜撰出来的，但历史真相与传说故事却有很多出入，真实的“刮骨疗毒”又是怎样的呢？ 1、关羽“刮骨疗毒”不是传说 《三国演义》第75回记载，关羽指挥襄樊战役期间被曹军的一名弓弩手射中了右臂，回营拔出箭，发现右臂已青肿，原来箭头有毒，毒已入骨，情况很严重。 这时神医华佗恰好赶到，判断箭头上有“乌头之药”，已“直透入骨”，如果不早治，这条胳膊就得残废。关羽问怎么办，华佗提出了“刮骨疗毒”的治疗方案：“当于静处立一标柱，上钉大环，请君侯将臂穿于环中，以绳系之，然后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刮去骨上箭毒，用药敷之，以线缝其口，方可无事。”关羽于是与马良弈棋，伸出右臂让华佗去割。对这次手术过程，咱先来看《三国演义》的记载，再看《三国志》的记载。 《三国演义》叙述得十分详细：“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须臾，血流盈盆。佗刮尽其毒，敷上药，以线缝之。公大笑而起，谓众将曰：‘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矣。先生真神医也！’佗曰：‘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 这段描写很精彩，既表现了华佗医术的神奇高超，又展现了关羽的坚毅。《三国演义》一向推崇蜀汉，杜撰了许多神化关羽的情节，如三英战吕布、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等，但这段神奇的“刮骨疗毒”却不完全是杜撰的。 《三国志》关羽传记载：“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看来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是有来历的，这个“可以有”。 2、有关“刮骨疗毒”的史实对比 对照一下《三国演义》和《三国志》的记载，发现有几处不同： 一是关羽中箭的部位。《三国演义》说是右臂，而《三国志》说是左臂，《三国演义》借用了这段史料却把一个重要的细节弄错了，也许不是无心之错，而是有意为之。在《三国演义》中关羽使刀，右臂如果不能动，比左臂受伤情况更严重，把右臂改为左臂增加了情节的紧张度。 二是关羽所中之毒。《三国演义》说是“乌头之药”，而《三国志》没有具体指出。乌头是一种主要产于南方的中药，可散经络之寒而止痛，适用于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病症的治疗，但其毒性很大，必须经过炮制才可使用，未经炮制少量即可使人中毒，轻者四肢麻木，重者躁动不安、肢体发硬、肌肉强直、抽搐，直到意识不清而昏迷。 乌头可内服也可外用，因中箭接触“乌头之药”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很少的剂量能否致使关羽的胳膊无法动弹，这也值得怀疑。《三国志》说关羽中箭后创伤其实已被治愈，只是每到阴雨天骨头感到疼痛，说明该毒的药性并不大。 三是关羽中毒的时间。《三国演义》说是在攻打樊城时，也就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下半年，当时关羽率大军北上，攻击曹魏在荆州的两个重要据点襄阳和樊城，与曹仁、于禁、庞德等人率领的曹军展开激战，双方展开了多次攻防战，关羽在此战中曾经中过箭，倒也有可能，但正史并未有过记载。 四是关羽中毒的地点。《三国演义》说关羽中箭是在樊城的城外，《三国志》等史书没有记载。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樊城之战打得很激烈，关羽虽然俘虏了曹魏名将于禁，又杀了庞德，但始终未能攻克樊城，后来徐晃援军开到，在樊城外连破关羽的围头、四冢等营垒，关羽退走。 有人提出湖北省荆州市是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地方，无论按照《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这一说法均不成立，荆州市在汉末三国称江陵，是荆州刺史部南部最重要的城市，但却不是刘备在荆州的大本营，刘备留关羽守荆州，大本营是公安，即今湖北省公安县。 如果按《三国演义》所说，关羽中箭是在樊城，那么他之后就再没有回到过公安或江陵，不存在华佗在江陵为其“刮骨疗毒”的可能；如果按《三国志》所说，关羽中箭和疗毒也可能发生在后方，那么公安的可能性显然大于江陵。 五是为关羽“刮骨疗毒”的医生。《三国演义》说是华佗，《三国志》没有具体记载。华佗是汉末名医，在当时很有名，为陈登、周泰、曹操等人都看过病，史书均有记载。 如果关羽中箭在建安十三年（208年）之前，华佗有没有可能为其疗伤呢？这种可能性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但很小，建安十三年（208年）之前华佗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曹操指定为“私人医生”，难以四处行医，更无法给曹魏的对手去治病了。 《三国志》把关羽“刮骨疗毒”一事的记载置于刘备称汉中王之后、关羽发动襄樊战役之前，按该书叙述习惯，这件事也应大体发生在此阶段。 3、“刮骨”真的能“疗毒”吗？ 说给关羽“刮骨疗毒”的人不是华佗，还有一个依据，那就是手术的过程。按照《三国演义》的描写，华佗为关羽手术并没有采取任何麻醉过程，众所周知华佗被称为“中医鼻祖”，他发明了“麻沸散”，手术前把麻醉药和热酒配制，让患者服下，等患者失去知觉再实施手术，以减轻痛苦，像“刮骨”这样的手术，他当然会用麻沸散。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关羽因为中箭而中毒，能通过“刮骨”的办法去治疗吗？类似“乌头”这样的毒，一般通过血液或消化系统吸收，迅速作用于人的神经系统，从而发生作用，这种毒类似于被毒蛇咬伤，不说“七步倒”，但也拖不了很久。 从《三国演义》的描写看，关羽中毒后受伤部位出现了青肿，胳膊不能运动，这符合中箭毒的病理特征，在没有抗毒血清的情况下，治疗方法应该是结扎伤口，防止毒素扩散，然后对伤口进行清洗和消炎，同时内服驱散和解毒的中药，让所中之毒慢慢消散。 也就是说，类似箭头上带的“乌头之药”，是依靠人体代谢和循环系统传播的，毒素不可能只停留在身体的一个部位，一旦传播出去，用“刮骨”的办法无法根除。但《三国志》又确实记载了“刮骨疗毒”的事，该如何解释呢？按照该记载，关羽的箭伤其实已经基本痊愈了，只是每到阴雨天骨头常感疼痛。 根据这个症状判断，关羽的身上已不存在箭毒，但中箭后遗留了骨伤，可能是外伤性骨髓炎，中医称附骨疽，民间称铁骨瘤，最常见的情况是外伤所引起的骨骼感染和破坏，时间长了会在原创面附近生出一些“死骨”，产生疼痛，通过手术的办法把“死骨”取出是治疗这类疾病的好办法，所谓“刮骨疗毒”，指的应该是这个。 华佗虽擅长外科手术，“刮骨疗毒”对他来说并不难，只是根据《三国志》中的记载，建安十三年（208年）他就被曹操杀了，关羽发动襄樊战役已经过去了11年，所以《三国演义》里的这个情节与史实严重不符。
曹操为什么不选曹植做为魏国继承人？
曹操生性多疑，就算选个继承人也需要考量多方面的因素。曹植做为曹操的儿子，继承了父亲的才华，写的一首好诗。可是就这样的一个才子最后却没有被曹操选为继承人，这是为什么呢？ 曹操为了册立太子的事情，下密令询问一些重臣的看法。崔琰于是公开回答：“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崔琰引用《春秋》，标榜一定要册立曹丕来继承魏国大统，并高调表示自己会以生命来扞卫曹丕。曹植是曹操看好的热门人选，更是崔琰的侄女婿，崔琰为什么会做出如此违反人情的事情呢？ 首先是性格使然。崔琰此人身材高大，仪表出众，胡须长达四尺，就算是闲居家中也是正襟危坐，极有威严。能够留四尺长的胡须那是要何等细心。在《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有匈奴使者来访，曹操觉得自己身材矮小，不够体面，于是让崔琰代替自己坐在王位上，自己则拿着一把刀站在旁边。 等待使者拜见之后，曹操派人去询问使者有和评价，使者说：“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这个故事当然是为了衬托曹操，不过也证明崔琰长相不凡，气度高雅。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崔琰就是一个处世严谨，脚踏实地的人。可是曹植呢？ 《三国志》记载曹植“性简易，不治威仪”。曹植是个才子，生活中一点架子没有，做事情不拘小节，经常和丁仪、杨修等好友喝酒高歌，不知道节制，有时候甚至不注意场合。曹植的生活中，喜欢的是随着感觉走，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和崔琰的严谨完全不同。 其次是崔琰的价值观念使然。崔琰是一个标准的儒家士子，心中常常想着的是天下，是百姓。当曹操大败袁绍之后，查看冀州的户口，非常高兴的对臣下们感叹，哎呀呀冀州果然很大啊，可以征召三十万士兵呢！崔琰听了，迎头给曹操泼了一瓢冷水，崔琰说：“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校计甲兵，唯此为先，斯岂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 现在天下分崩离析，百姓痛苦，冀州刚刚平定，你曹操不去关心百姓，了解风俗，却关心什么军队，实在是让冀州百姓失望啊！当时所有的臣子吓得半死，谁敢这么触曹操的霉头啊。还好曹操大度，反倒自己认错了。 崔琰在批评曹操的时候，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危，想到的只是百姓和天下。而在选择太子的时候，崔琰也没有计较什么曹植是不是自己的侄女婿。崔琰一腔忠义，正直无私，让百官震撼。连曹操也感叹崔琰“公亮”，这样正直无私的人太少啦！而最重要的还是崔琰的政治倾向使然。 曹植有才，可是曹植在写诗歌的时候很厉害，在处理政事的时候怎么样呢？曹植为人任性而行，把自己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写诗词歌赋和喝酒上，不务实事，甚至做出一些越轨不合礼法的事情。像曹植就曾经乘车在只有皇帝可以通行的驰道上奔走，让曹操大怒，并表示从此之后再也不会相信曹植，相信任何儿子了。可是曹丕呢？ 曹丕年轻时也曾经出外打猎，生活细节上有些缺点。可是当崔琰义正词严的告诉曹丕不能如此的时候，曹丕非常谦卑的回复说：“昨奉嘉命，惠示雅数，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坏矣，褶亦去焉。后有此比，蒙复诲诸。”曹丕表示，以后我一定会痛改前非，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由此可见，曹丕心中有政务，并且听得进他人的建议，对于礼法是非常看重的。 当然，曹丕这个人很虚伪，很多事情都是做出来给世人看，给曹操看的，可是，当虚伪可以给国家给百姓带来好处的时候，那也未尝不可。于是崔琰毅然选择了处世严谨，善于纳谏，有心国事的曹丕，而放弃了好酒轻狂，放诞任性的侄女婿曹植。 由此可见，人品决定了谁是下一任继承人。虽然曹操一直比较喜欢曹植，但是奈何曹植身上有很多缺点，难以治理江山。所以曹操最后听从劝告，选曹丕为继承人。
袁世凯家族有多大？细数袁世凯后代
袁世凯头上那顶“窃国大盗”的帽子，戴了一百年。曾几何时，物理学家袁家骝身上“袁世凯孙子”的身份都令官方觉得“敏感”，直到最近几年，“重新认识袁世凯”的话题才慢慢展开真实袁世凯生活的图景。 袁世凯以多妻多子著称，一共有一妻九妾，共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17个儿子又为袁世凯生了22个孙子、25个孙女，儿孙总和达79人。相当 数量的袁世凯儿孙选择在海外生活，有袁家骝这样的科学家，也有袁文重这样拿下艾美奖的动画师，留在国内的后人，则免不了受“文革”的戕害。 1、比韦小宝多三个妻子 袁世凯一妻九妾，比韦小宝还多三个，他活了57岁，过了50岁还在纳妾，完全是古人开枝散叶的作风。袁世凯17岁在河南老家成婚，娶了元配于氏。公认这位元配夫人无甚过人之处，并不讨袁世凯欢心。于氏的祖父是淮阳首富，家里教女儿的原则都是封建礼仪那一套，于氏在跟随袁世凯离开河南老家之后就适应不了大世界，外交礼节中不敢跟公使握手，袁世凯冷落她可想而知。 袁世凯的“大夫人”，即大姨太沈氏，是传说中的“名妓”，资助袁世凯求功名，颇有几分传奇色彩。袁世凯年轻时两次乡试都未中，一度在上海混迹，寂寞 时就去妓院，因此得以结识沈氏，两人相处不错，沈氏劝他离开上海谋出路，并且愿意资助他盘缠。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一书中如此记录这一段：“沈氏备酒 送行。席间对他说明，在他去以后，她立刻就自己出钱赎身，搬出妓院；希望他努力功名，不要相负。我父亲听了以后，也就指天誓日，洒泪而别。后来，他随吴长 庆到了朝鲜，果然把她接了去，做他的姨太太。”但在袁克文的文章中，沈氏的故事却变成了被拐卖到妓院誓死不从，袁世凯出面为其赎身，沈氏以身相许。袁世凯 对沈氏重视有加，把她带在朝鲜以太太身份社交。沈氏流产后不能生育也并未影响她在家中的地位。袁世凯的儿女们称元配夫人于氏为“娘”，称沈氏则为“亲 妈”，足见其地位。 沈氏之后的第二、三、四姨太都是朝鲜人。1881年5月，袁世凯到山东登州投靠结拜兄弟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次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 闵妃（明成皇后）请求朝廷支援，袁世凯因此随吴长庆赴朝。袁世凯很快平息兵变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朝鲜，娶了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金氏本以为自己是做正室 夫人，没想到袁世凯一并娶了自己的陪嫁丫头白氏和季氏，三人一样是妾室，排序还是按照年龄来，身为贵族的金氏不过是三姨太。金氏生了“民国四公子”之一的 袁克文，过继给大姨太沈氏。著有《我的父亲袁世凯》一书的袁家三女儿袁静雪（原名叔祯）也是金氏的女儿。 五姨太杨氏也深得袁世凯宠爱。杨氏自小父亲做生意，见识通达，也能管家，照顾袁世凯的日常起居，被称为袁府的王熙凤。杨氏的孙女、袁克桓的五个女儿 在《百年袁家》一书中对祖母杨氏评价颇高：“她精明、干练、公正、美丽，深得我们祖父的信任，在中南海生活时被委以主持管理大家庭的重任……她要求儿孙好 学读书，兴办实业，为国效力。她的四个儿子没有一个是纨绔子弟。”这评价当然有点主观，袁克文在《诸庶母传》里说到杨氏是：“颖敏得先公欢。”袁静雪则直 接说：“她长得并不漂亮，但是我父亲对她却特别宠爱。” 六姨太叶氏最早是袁克文认识的。袁克文在南京办事时认识了这位妓女，一见钟情就要定终生，叶氏送了自己的照片给袁克文。袁克文回家给父亲磕头复命， 叶氏的照片滑落掉地，被袁世凯发现。袁克文不敢告诉父亲自己在外面跟妓女往来私定终身，居然说这是给父亲物色的漂亮姑娘。袁世凯大喜派人去南京马上将叶氏 接来。叶氏以为自己要嫁情郎，结果却嫁了情郎的爹。这段孽缘由袁静雪记载，袁克文自己在《辛丙秘苑》倒还大方称赞叶氏：“婉娈明靓，柔质丰仪。十七来归， 先公极爱宠之。” 七姨太张氏是大姨太身边的侍女，后来被送给袁世凯当小妾。张氏没有子女，因病早亡。按袁家规矩只能被称为“姑娘”。八姨太郭氏自小和母亲一道在青楼 生活，后母亲去世，郭氏因为葬母亲和抚养弟弟欠债，放言要卖身。袁克文从相好的青楼女子处得知郭氏一事，和养母大姨太沈氏商量后将郭氏献给袁世凯。大姨太 先后给袁世凯献了两个小妾，五姨太杨氏不知是争宠还是跟风，也把自己的丫头刘氏送给了袁世凯。至此，袁世凯年过五旬，有了十个太太，他大概没有想到自己却 活不过六十。 2、风流袁克文 鼓吹袁世凯登基，自己想当太子的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电影《建党伟业》里却把这事安到袁克文头上，一度引起袁克文后人不满。袁克文和袁世凯数度政见 不合。袁世凯和日本签署 “二十一条”，袁克文以之为国耻，作诗曰：“五月九日感当年，曜灵下逼山为碎。泪化为血中心摧，哀黎啼断吁天时。天胡梦梦不相语，中宵拔剑为起舞。誓捣黄 龙一醉呼，会有谈笑吞骄奴。壮士奋起兮毋踌躇。” 1915年袁世凯称帝，袁克文拒绝试穿皇子服，另写一首诗《感遇》，末两句是：“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这两句被定性成为“反诗”，袁克文因 此被软禁在北海。在袁世凯称帝前，袁克文已经过上了青帮头目的生活。 有人愿意用曹氏三父子作比，袁克定就是野心切善妒的曹丕，袁克文则是有才但心不在政途的曹植。1912年袁克文远赴上海，《袁克文传》里认定原因是 袁克定指袁克文“淫及父妾”。袁克文到上海之后，就拜了兴武六帮老大张善亭为师，列“大”字辈。这个青帮“大”字辈的辈分，高过黄金荣和杜月笙。青帮康熙 年间创立，这些辈分是“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兴礼，大通悟学”。黄金荣、张啸林，是“通”字辈，杜月笙是“悟”字辈。袁克文这个 “大”字辈，简直高得吓人，通常认为有这个辈分是因为袁克文花了重金且有袁世凯儿子的身份。 袁克文辈分虽高，但也知道不要得罪人。他主动造访黄金荣，见面礼是10枚英国人铸造的黄金纪念币，这纪念币是袁世凯用来纪念他成为大总统的。传说黄金荣又送了杜月笙三个。袁克文和黄杜相处融洽，一同寻花问柳，同桌搓麻。 袁克文以文人身份在帮会玩票，也收些门徒，但是收徒范围很窄，大多数属于梨园、报界、文学界等文艺人士。1922年9月12日，袁在《晶报》上登了 一篇《门人题名》的文章， 列举了16位门徒姓名，著名京剧演员金碧艳、金珏屏、余叔岩都在其中。袁克文既没有打入工商界，又缺少与地方军阀的联系，也没有从事贩毒之类的黑色事业谋 取暴利，撰文卖字维持日常开支，完全不像青帮大佬做派。之后袁世凯消气让袁克文回京，他也就答应了，因为离家时携带的10万元已经挥霍光了。 袁世凯广娶妾室，袁克文则是到处留情，传说是袁克文11岁时便跟随长兄袁克定外出狎妓。袁静雪则这样说袁克文：“他的荒唐生活，从十五六岁就开始了，常常整夜不回来，大姨太沈氏对他百依百顺，帮他隐瞒。” 在婚配这件事上，慈禧太后一度要把自己的侄女指婚给袁克文，袁世凯不愿因此受制于慈禧就立刻谎称袁克文从小便和一户人家的女儿有了婚约，之后给袁克文找了第一个妻子刘梅真（刘姌），是富商的女儿。新婚尚有新鲜劲儿，不久后袁克文再度徘徊在风月场里。 袁家骝的生母薛丽清，又名雪丽清或情韵楼，袁克文称她为“温雪”或“雪姬”。本是南部小班名伶，据说皮肤细腻白皙、气质高雅，袁克文一见倾心，纳为 姨太太。据说薛丽清跟随袁克文是“一时高兴”，入门当小妾是为了见识一下“宫中”高贵。谁知袁克文生性恬淡，不爱政治和功名，让薛丽清觉得“毫无生趣，几 令人闷死”。此外，袁府规矩甚多，家中有大事，府中上下天未明就要起床梳洗。袁家骝3岁时，薛丽清干脆出门寻自由，“宁可再做胡同先生，不愿再做皇帝家中 人也”。 袁世凯57岁时，儿孙们都来拜跪，袁世凯注意到3岁的袁家骝，问是谁家孩子，母亲是谁，老码字只能答是二少爷克文家的，母亲现居在府外。袁世凯立即 下令，请袁家骝的母亲来见。其时薛丽清早已远走高飞，袁克文只能找当时的相好，青楼女子小桃红来充数。不巧的是这位小桃红和薛丽清一个性格，受不了拘束 的，在袁府居住了三年多，又离家出走。 袁世凯57岁去世，袁家骝一直由别房照料。他13岁进天津南开中学念书，在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在司徒雷登帮助下获得赴美深造的奖学金，之后一生顺 利地当着科学家。25岁赴美留学前，袁家骝找到父亲的老友方地山，才知自己的母亲是谁。苦苦寻到上海，才知母亲已在两年前过世。父亲和祖父风流成性，袁家 骝和吴健雄却携手终老成全一段佳话。袁家骝的名片上只有自己名字的三个字，是父亲袁克文手迹。 3、实业家袁克桓 都说袁世凯的儿子里，最有才的是袁克文，最有钱的是袁克桓。这和袁克桓的生母，那位会管家的五姨太杨氏脱不开关系。在袁静雪的笔下，五姨太有过让袁 克桓做太子的尝试：“五姨太太想到自己既是我父亲身边最宠的人，自然也就希冀着那样的尊位降临到自己身上。因此，她就时时在我父亲身旁嘀嘀咕咕，要求立她 的长子—老六（克桓）为‘太子’。这个情况，不但伺候我父亲的丫头流露过一言半语，就是我也听到五姨太太在我父亲面前称赞老六的种种好处。我父亲处在这内 外夹攻的情况下，怎么能够不使他越加恼火呢！” 《百年袁家》一书却认为五姨太并无争太子之心，而她留给后代的遗嘱是：“不要从政。”比起大姨太溺爱袁克桓的做法，五姨太把持家之道同样用在教子 上。袁静雪曾经描述过袁世凯死后其子孙的状态：“我二哥吃喝嫖赌抽样样都来……我们家里，大姨太太三姨太太、二哥三哥等，后来都抽上了瘾。” 反而是五姨太这一支最没有“纨绔相”。 袁世凯死后，全家人都离开中南海，并遵照袁世凯遗嘱分家。每个儿子15万元（包括银元、黄金、股票），每个女儿1万银元，每位如夫人（即姨太太）分 得一幢楼。儿子越多的姨太太分得的家产越多，所以有四个儿子的五姨太杨氏和有四个儿子的二姨太白氏分得了最多的家产。五姨太经商的头脑这时体现出来，她带 着孩子到天津一幢洋楼居住，把部分家产用于兴办实业，鼓励儿子投资民族工业。 杨氏有四男二女，两个女儿早亡，儿子依次是袁克桓、袁克轸、袁克久和袁克安。这几个儿子成年前都赶上袁世凯的事业上升期，在优渥的环境里长大。袁世 凯用旧式家馆（类似私塾）的方式教育子女，给他们打好了四书五经传统教育的基础，而后又颇有远见地将儿子们送到英美留学，接触了西方的先进文化。在杨氏的 经营之下，几个儿子全部娶了名门之后，包括清廷旧官的女儿、黎元洪的女儿和天津大盐商的女儿。 表现最突出的是袁克桓。袁世凯去世后，袁克桓手中分得了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江南水泥等知名民族工业的股票，从这些股票开始迈向实业，上世纪 30年代已是启新公司总经理、开滦煤矿中方董事长。袁克桓其时地位重要，以致他每次从唐山回天津都会引起股票波动。抗战期间，袁克桓支持丹麦人辛德贝格 （当时受雇于江南水泥厂），把江南水泥厂变成了南京最大的流动性难民营，在三年半里接纳过三万多名南京市民。袁克桓用拖延方式拒绝为日军提供工业资料，他 的大儿子袁家宸一度被关进日本宪兵队监狱。 抗战胜利后，袁克桓的经营重点放在南京江南水泥厂和上海耀华玻璃公司上，但是国共很快开战，他的实业发展举步维艰。内战结束前，袁克桓的朋友们几乎 都选择了离开，但是袁克桓的话是：“日本人在这儿的时候，我费了这么大的力量来保护住我的厂，这么天大危险的条件下我都没有走。”所以做出了全家留在国内 的决定。解放后，袁克桓对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均积极主动，为了支援抗美援朝主动把自家花园低价出售给高干，1956年去世。 十年之后，“文革”浩劫来袭，袁克桓的五个女儿均被抄家批斗，批斗剃头无一幸免，三女袁家蕖家里被抄得一双鞋都不剩。另一个家字辈的袁家女儿、袁家 骝的胞妹袁家祉状况更糟糕。这位嫁给段芝贵公子段昭延的袁家小姐，被无休无止的批斗折磨出了毛病，一听口号声就会发抖。1973年袁家骝回国时，袁家祉正 靠做临时工、洗衣妇养家糊口。“上面”交代袁家祉和袁家骝会面时注意，不准议论时事政治，不准把袁家骝带进自己住的破房子，到车站接站时全家人都要穿新衣 服，见了面不准哭。托袁家骝的福，他在国内的兄弟姊妹们都有了“落实政策”，改善生活的机会。 “文革”结束后，家字辈的袁家人陆续选择在海外生活。更年轻的后人间或也会引起一些关注。在2009年电视艾美奖颁奖典礼上，一位华裔动画师获得最佳平面设计和艺术指导奖，他是袁世凯的玄孙袁文重。
揭民国时期四大家族最终结局
民国时期的四大家族，一般是指蒋中正家族、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和陈果夫、陈立夫家族。是指20世纪上半叶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四个家族。同时也成为指控国民党失去民心重要的缘由；然而学术界对四大家族是否存在，他们的“聚敛”成果一直存在争议。 四大家族这个概念最早产生于1920年代，由中共当时的领导人瞿秋白提出。瞿秋白很会利用笔杆子，他提出了官僚资本的概念。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明确提出几大家族控制当时的官僚资本。之后四大家族这个概念风行了近二十年，最终由当时文人之一的陈伯达的在内战（解放战争中）中完成的。他的《中国四大家族》一文提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聚民财入私囊，并且估算这四个家族有200多亿美元的财产。整个二战期间美国由于先欧后亚的政策，一共只向中国提供了16.2亿美元的租借物资，200多亿美元从哪儿来？ 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败退使得当时的美国民众对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失误非常不满，杜鲁门政府为了推卸责任就一股脑的把责任推给国民政府，说是其败退都是自身腐败贪污所致。有些国会议员还说美国送给蒋介石的几十亿美元的军援，都被国民党贪污了。 其实国民政府早在1925年就有了一整套成体系的制度，宋子文在1925年到1949年期间曾经有过数次和外国列强的谈判，签订的协议都在千万美元以上。这些回去以后都一五一十的向当时的向中央进行汇报。需要说明的是国民政府始终存在大量的有实权的反对派的监督，为此蒋公曾经三次下野。这些借款的使用情况都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控制，即使蒋公也无法随意使用。这些在着名的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有详细的大量资料证明。 至于美国杜鲁门政府当年的中国政策确实是失误了，当年面对国民政府溃败坐视不救，1946年还开始对国民政府实行武器禁运，之后终于在朝鲜接受了教训。这些论点直到80年代在美国还非常盛行，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了《宋家王朝》，称宋家是世界第一富有的家族。不过随着90年代胡佛档案馆内关于宋子文的秘密资料的界灭，该观点就不攻自破了。 1、蒋家 孔令仪说，宋美龄一生不问金钱事，自1991年赴纽约定居后，只有一次问起孔令仪：“钱够用吗？”孔令仪回答说，放心，够用的，此后宋美龄再也没有过问金钱之事。宋美龄初时与小外甥女孔令伟同住长岛孔家老宅蝗虫谷，房子是大姊宋霭龄、孔祥熙夫妇买的；孔令伟1994年过世后，因长岛住宅太偏僻，冬天下雪不方便，孔令仪便劝宋美龄搬往曼哈顿住，但所住公寓为孔令仪大弟令侃名下所有，宋美龄在纽约并无房产。 孔令仪说，宋美龄在台湾也没有任何房地产。惟一拥有的一栋房子在上海，是宋美龄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陪嫁。这幢房子当时在法租界霞飞路（即如今的南京路）附近，现由中国大陆方面保存。这是宋美龄生前惟一的房产。孔令仪指出，宋美龄一生不会赚钱、更不管钱，身后仅留下12万美元银行存款，由孔令仪代管，此外别无其它资产；宋美龄晚年在纽约，住的、吃的、用的，包括昂贵的医药费用，均由孔家出钱。 这个文章显然是爆炸性的，自然不能让一些人满意。台独一派随即胡言乱语的攻击宋美龄有不少巨额的固定资产，什么运到美国的财产有97箱之多（据当时蒋家老家人回忆：这几十箱子也不外乎是老夫人的衣服、随行人员的行李，以及一些台湾土产和礼品等）。实际上所谓的蝗虫谷地处纽约长岛，在几十年前由孔家购买时还是非常便宜的。蝗虫谷的孔宅1998年被拍卖，也不过卖了3百万美元，这在寸土寸金的美国纽约还是相当低廉的。 蒋方良是蒋经国的夫人，也是蒋家第二代最后谢世的人。1978年3月21日，蒋经国继承蒋氏大统后，蒋方良成为台湾第一夫人。但是在生活上，蒋方良一直保持着低调，她鲜少在媒体露面，台湾百姓对她极为陌生。她与一位平凡无怨的主妇毫无不同，当丈夫经常加班或出差时，她只管把家庭照料好，虽有佣人，却常亲自动手洗窗帘。蒋方良和蒋经国一样，生活上不改当年在乌拉山区的简朴习惯。 蒋经国去世后，蒋方良的生活更为不堪。由于蒋经国素来清廉，没有什么积蓄，她仅仅靠蒋经国死前补发的20个月的俸额115.2万元台币为生。蒋方良1992年会见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正、副市长时候，二位市长邀请她回故乡看看。蒋方良当时就回答自己现在没有钱所以没法回去，这让二位市长惊叹不已。 2、陈家 陈果夫：潦倒而死。陈果夫1892～1951，浙江吴兴人。原名祖焘，字果夫。曾与其弟陈立夫一起把持国民党党务，组织CC系，长期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同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合称四大家族。去台后，蒋介石为了改组国民党，并给蒋经国扫清政治道路，“二陈”即被开刀，重权尽失。陈果夫久有肺病，又历来清廉，在陈立夫去美国后，家庭经济发生危机，无钱治疗加重的肺结核，导致病情难于控制。后虽得蒋介石特批5000银元接济，但已对病情无济于事。于1951年8月28日死去，终年只有60岁。 陈立夫：养鸡为生。陈立夫1900～2001，浙江吴兴人。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与其兄陈果夫同为CC系的首领。1949年12月去台湾，1950年，蒋介石“改 造”国民党，整肃CC系，陈知大势已去，写信给蒋请求出国，离开了台湾，在美国办了一个小型养鸡场。与其妻过起了清苦恬淡的田园生活。1967年，陈立夫偕夫人返台定居，但除读书自娱，就是推动中医之学，不过问政治。 3、宋家 宋家和下面的孔家的情况比前面二家都要好一些，主要宋子文和孔祥熙原本都是商人出身。宋子文还算一个外交家，孔祥熙则是单纯的商人。宋子文去世以后，他的家属曾把他们保存的宋子文的58箱的档案，都捐给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由于当时宋美龄，蒋方良等人还没有去世，宋家要求其中17箱的机密文件保密十年，禁止民间人士阅读。到了最近随着二位老夫人的去世，这些资料为美国方面全面解密。 这些资料中包括：1941年宋子文手书个人财产清单、1949年宋子文开列其在中国大陆被没收的个人房屋地产清单、1950年宋子文致美国国会和国务卿杜勒斯表示愿意公开个人财产的有关信件、1968年宋子文自列个人财产记录和1971年纽约遗产法庭关于宋子文个人遗产分割执行书等。 宋子文的每份财产报表都有美国会计师的签名，在美国，会计制度极为严格，这种签名非常严谨，是绝不可能作假的。 从遗产分割书来看，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他的非固定财产只有100多万美元，加上经过二十年时间大为升值的房产（二十年内美国房价升值大约7到8倍），除去税收以后不过400多万美元。虽然按照当时的汇率来说也能算是一个不错的富人，但是与以前被攻击为世界首富之称是没有法子相比的。 还有一些关于宋子文晚年私人财务的资料。据说宋子文到美国以后曾经做过一些金融股票的投资。不过美国股票市场非常动荡，宋子文虽然是经济老手也马失前蹄过，投资中有过一定的的损失。 资料显示，为弥补炒股的亏空，宋子文曾将他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豪宅以28万美元的价格向银行抵押（号称美国第一大街的第五大街的房子才抵押28万美元，可见宋老当时经济之困难）。总之，宋家在美国算是富人或者说是中产阶级，但是这种程度的富翁在美国随处都是，根本没有什么稀奇。 4、孔家 可以说四大家族中最富的就是孔家了，而实际说起来孔家却是参与政治最少的一个家族。孔祥熙担任中国金融界的主要掌舵者的期间正是中国经济几十年来最为困难的二个时间。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约为1500余万元，而每月支出账面数字就为2200万元，其中军费一项为1800万元，每月赤字就达 700万元。当时财政部由宋子文负责，由于9·18和长城会战等原因，1933年前半年国库就有6000万元的新亏空。宋子文表示自己才能不足以扭转这个局面，希望辞职。10月29日，蒋批准宋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 抗战开始以后，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此时国家财政形式艰难到了无以形容的局面。由于抗战开始二年那，中国华北、东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中国海岸线被日军全面封锁，沿海重要城市也大多被日军占领，占战前财政总收入90%以上的关税、盐税、统税和烟酒税的税源大部丧失。 国民政府此时要维持一支400万人的军队，还有数以千万的逃往大后方的中国难民和大小的政府机关的职员，实在是非常可怕的局面。孔祥熙为此建立了一整套战时经济制度，虽然到了后期普通老百姓生活非常痛苦，法币也几乎成为废纸，但是中国的经济在抗战中始终没有垮掉。中国几百万军队虽然粮饷不足，但是仍然始终保持必须的供应，以保证其可以继续作战。 到了1944年由于孔祥熙几次强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支付美军在华费用的垫款问题（当时美军在华建设了几十个机场，费用都由国民政府垫付，耗款上亿。美国后来在抗战结束以后采用大量军用垃圾（所谓的剩余物资）冲抵）和希望美国加大援华力度，引起美方人员的厌恶。后在1944年要求蒋介石让孔下台。 孔于1945年辞职，从此不问政治。1947年秋，孔夫人宋霭龄在美病重，孔祥熙赴美照顾，就此在美国居住十多年之久。大家可以看到，孔祥熙早在1915年就通过获得壳牌石油的山西代理权，赚取了巨额的财产。到了一战期间又通过卖给欧洲交战国重要的战略物资大大赚了一笔。之后又涉足上海的股票期货界，收入也颇丰。 在1925年之前孔家已经当时全国有名的大富豪。而他担任公职的时均是国民政府经济最为困难的期间，各国援助抗战的资金都是杯水车薪。孔就算有心贪污受贿恐怕也找不出这份钱来。到了1945年滇缅路开通，美国开始加大援华力度的时候，孔已经下台，根本没有大额贪污的机会。 孔家现在在美的财产却是也不少，主要都是孔家长子孔令侃早年精明的在美国投资房地产的所得。早在佛罗里达迪斯尼世界未建之前，他就以低廉的价格购买了附近的不少廉价土地，到五十年后的1997年就卖出了2000万美元的高价，不过其中大部分都捐给周边的学校及医院。而纽约蝗虫谷的孔宅在宋美龄死后的1998年也拍卖得到300万美元。不过孔家也不算是巨富一类。 当年杜鲁门政府诬陷孔祥熙贪污了7.5亿美元。之后由于压力实在过大，在孔祥熙强烈要求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财政部用了很长时间的调查以后，公布了一个华人在美资产的材料，资料统计了在美全部华人的资产。最终所有华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不超过5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存户，只有100多万美元。 由于美国金融界有保护每个储户隐私的法律和传统，所以当时没有透露具体每个储户的财产数。不过这5000万的存款中当然包括孔祥熙，不管孔家占5000万中的多少比例，都说明其绝对称不上巨富。 经研究考察后，蒋陈虽有些家产但实际上微不足道。孔宋虽是大财团，但财富的累积仍属于个人资本主义的范围，与国家资本主义并不相同。四大家族必然有贪污行为，上述资料只能证明其贪腐行为不像以前宣传的那么猖獗。
国父孙中山的后代都过得怎么样？
11月12日是国父孙中山的诞辰149周年纪念日，关于孙中山先生的话题也随之而起，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孙中山的后人都过得怎么样。 孙中山的后代：孙中山(1866—1925)一生有两次婚姻，主要有三位女性伴侣(卢慕贞、陈粹芬、宋庆龄)，留下了一个儿子孙科和两个女儿孙娫和孙婉，均为他与原配夫人卢慕贞所生。 孙科共有6个子女，长子孙治平、次子孙治强和四个女儿孙穗英、孙穗华、孙穗芳和孙穗芬。 孙治平、孙治强的名字都是孙中山所起，意在“治国之道，先求平安，再求强盛”。兄弟两个童年时在广州和祖父一起生活，备受钟爱。 孙科的四个女儿：“英华芳芬”，名字都带个“穗”字，后都居住在美国。 孙穗英：1922年生于广州(穗城)，名字也是孙中山为纪念孙家和广州所起。 孙穗华：生于1925年，毕业于美国史密斯大学。 孙穗芳：1936年生于上海。1965年，孙穗芳嫁给当时香港首富王时新之子王守基。 孙穗芬：生于1938年，是孙科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交际场上的名人，二夫人蓝妮所生。孙穗芬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后来，孙穗芬成了台湾“中国民航公司”的空姐，不久后，她和美国驾驶员孙康威结婚。 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孙中山是个“枢纽”式的历史人物，他从一介平民到创立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领导辛亥革命，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直到在北京逝世，“致力于革命四十年。”孙中山希望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并为此进行了坚持不懈和英勇无畏的努力。正因为孙中山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孙氏家族也赢得了国内外的普遍尊重。可以说，整个20世纪的中国，都深受孙中山家族的影响。 被誉为“国父”的家庭当然是辉煌的，孙中山从中山县的翠亨村老百姓到国民党的总理和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这是他一生的顶点，实际上，他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受后世的尊敬程度更为辉煌。这有后来权力中心需要的原因，但也无法抹杀孙家在中国历史中的辉煌。 作为孙中山唯一的儿子，孙科先后三任广州市长，两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和立法院长，并一度担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在父亲的光环之下，孙科同样历经辉煌。到了孙科的儿女这一代，辉煌已经逐渐远去，他们过着低调而平凡的日子，但各自的生活多数也较为富裕。 孙家三代均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共同影响，他们家族中的许多成员，同时说粤语丶英语，甚至更多的语种。孙中山的革命理论主要是吸取了西方思想并结合中国的传 统形成的，孙科从小在美国长大丶读书，行为上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之处更多。一百年来，东西方文化似乎在孙氏家族成员中找到了交流和沟通的“因子”和“载 体”，即便是今天，孙家的后代大多数定居美国，他们也为中美的交流做了不少工作。 孙氏的后代，祖辈的光环已淡去，正所谓没有永远的名 门，没有永恒的望族，但有的是可以承传的思想和习惯。孙氏留给今人的不仅仅是政治的遗产，更重要的是心胸。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孙科所说的“读有用书， 养浩然气”，孙家第三代为中美、海峡两岸联系所做的努力，这些都表现出一个家族广阔心胸的一面。
抗日战争中的十大战役究竟击毙多少日军？
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性全面战争，从1937年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开始抗战，历时八年，最后以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结束。在这八年的艰难抗战中，中国的英雄战士们死伤无数，百姓们受尽蹂躏，整个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淞沪会战：一寸山河一寸血 淞沪会战自1937年8月13日晨，日军以日租界和黄浦江上的军舰为基地，向闸北一带进行炮击，我军奋起还击开始，至11月12日我军西撤结束。 这次战役，日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总司令，先后投入陆，海，空与特种兵部队近30万人，动用舰船130余艘，飞机400余架，战车300余辆，狂妄地宣称1个月内占领上海。当时的国民政府先由冯玉祥，后由蒋中正(兼)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带领总计约70万余师的兵力，奋勇迎战。 这次战役，日军伤亡6万多人，被我军击毁击伤飞机200多架，舰船20余艘。但是我军以落后的武器死守被日军优势火力控制的战线，加上指挥失当，伤亡重大，有大约30万将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2、上高会战：史上最精彩的战役 当时，日寇企图拔掉驻守在上高的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这颗钉子，于元月份开始，盘踞在南昌的日军，陆续将派往鄂西及武汉的部队调返原驻地，并积极补充兵员，增加给养。 1941年3月15日，圆部和一郎指挥2个师团、1个独立混成旅团，由安义、南昌等地分3路向上高地区进攻，企图攻歼国民党军第9战区第集团军主力。参战各军在薛岳、罗卓英严令督导下，奋勇赴战。在我国军队只有40000余人的情况下，成功对抗有70000余人的日本兵。上高会战，中国军队击毙日军少将指挥官岩永、大佐联队长滨田，歼灭日军16000余人，击落敌机1架，缴获日军军马2800余匹，辎重物资无数。 3、南京保卫战：南京大屠杀的罪证 1937年12月1日，江阴要塞失守。4日，日军完成了对南京东面的包围。这样，南京的第一道防线江宁、牛首山、淳化、汤山、龙潭之线已暴露在敌军面前。 此战，中国军队以10万之众浴血奋战，英勇地反击了日本侵略军。 但日军以8个师的兵力分兵进逼，使守军处于三面被围。背水一战的不利地位，再加上军事当局在组织指挥上采取消极防御，使守军处处设防被动挨打，最后决定突围又未拟定周密计划，致使大量部队困于城内，惨遭日军杀戮。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南京之后，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平民和战俘进行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 4、、徐州会战：阻止日军进犯的关键 1937年12月，侵略华东的日军侵占南京后，准备继续侵略中国华东、华北地区，而徐州此时成为战役的重要关口。中国军队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先后调集64个师另3个旅约60万人，以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地区，抗击北线日军南犯，一部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以确保徐州。 此役，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在台儿庄地区作战中，第五战区采取积极防御战法，以一部担任内线防御，另一部置于外线作战，攻防结合，灵活机动，获得大捷。随后，最高军事当局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调集大军在徐州附近，企图与日军决战，因而使会战在后期陷于被动。 尽管如此，这次会战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迟滞了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武汉保卫战赢得了时间。其中的台儿庄大捷中，中国守军在当地老百姓的大力配合下，以伤亡2万将士的代价，击溃了日军两个最精锐师团的进攻，歼灭濑谷混成旅大部、坂本支队一部，共计1万余人，缴获各型火炮70余门，坦克40余辆，装甲车70余辆，汽车100余辆，枪械1万余支及其他战利品。 5、武汉保卫战：挫败日军企图 武汉是平汉，粤汉两铁路的衔接点，又是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南京失守后，这里成了中心。日本侵略者妄图攻占武汉，控制中原，进而支配整个中国。日军以华中派谴军司令畑俊六为总指挥，分兵5路进犯，另派波田支队及海军陆战队协同海军第3舰队沿长江西上.我军为保卫武汉，由第9战区司令陈诚指挥。 1938年6月11日，日军溯长江西上，进攻安庆，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7月26日，日军攻陷九江，我军第29军团退守庐山两侧，全歼日军第145联队。10月上旬，薛岳兵团又歼敌4个联队，挫败日军突破南浔路的企图。 6、长沙会战：痛击日军 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发动了3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中旬，日军以10万多兵力，在舰艇，飞机的支援下，从赣北，鄂南，湘北向长沙进攻。至10月上旬，日军损失惨重，向北败退.此役，敌伤亡达2万余人。 第9战区代司令薛岳指挥约20万兵力参战。1941年9月，日军第2次进攻长沙.日军集结12万人，兵分两路进攻。第9战区司令薛岳指挥13个军约17万人，利用有利地形，反击而歼灭敌军。此外，第5第6两战区的部队向汉口以西一线的宜昌，荆门也发动了反攻。会战结果，日军伤亡2万余人。 1941年12月，日军第3次进攻长沙，调集兵力12万余人。战斗空前激烈，日军死伤惨重，且粮弹将尽。这时，我长沙外围的部队，向长沙合围.日军不得不下令分路突围。我军乘胜堵击，侧击和尾追，扩大胜利战果，取得了长沙会战大捷。 7、昆仑关会战：成功收复失地 日军为切断中国由南宁至越南河内的国际交通线，并在南宁地区开辟其海军向内陆作战的航空基地，1939年11月15日，日军在钦州湾登陆。鉴于南宁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我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调集重兵，并以部分空军战车部队支援，决心以反攻作战收复南宁。 1940年1月上旬，日军由粤北抽调兵力到桂南进行反扑。1月27日，日军由南岸突破邕江，进占永淳。我守军与日军展开激战，克复永淳。到2月8日，日军相继攻陷昆仑关，进占宾阳，上林武鸣等地。此时，日军兵力分散，后方空虚，补给困难，时时遭受攻击，遂于2月9日起开始南撤。我军乘势不断给日军以打击。至11月30日，先后收复龙州，南宁，钦县，镇南关(今友谊关)。 8、百团大战：决定性胜利 1940年8月，华北敌后战场的八路军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从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先后集中了105个团，在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指挥下，对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性进攻战役，史称百团大战。 历时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拔除据点2900多个，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缴获各种炮50余门、各种枪5800余支。同时八路军也付出了伤亡1.7万余人的代价。 9、滇缅之战：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胜利 1943年10月，揭开了缅北滇西反攻的战幕。其时，日军的缅甸方面军有11个师团，近30万人马。中国驻印军从印度的列多发南地区出发，身侵缅日军攻击。我官兵经一年多作战，先后赢得了胡康河谷战斗，孟拱河谷战斗以及密支那等战役的巨大胜利，在中国远征军的配合下，攻克八莫，南坎等地，亲乘胜向滇西畹町推进。 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以数万战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反攻作战的完全胜利。这场胜利，打通了中印公路，解除了日军对中国战场西侧的威胁，打破了日军对美援华物资的封锁，同时减轻了盟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在国际上博得了崇高的荣誉。 10、湘西会战：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1945年上半年，日军在中国广阔的战场上已陷入全面被动和被包围歼灭的狼狈境地。这时，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已拟定出中国战区总反攻计划，调整了战斗序列。 1945年4月8日，敌第6方面军的第20军主力一部，在空军的配合下向湘西进犯，企图占领芷江空军基地。我军除第3，4两个方面军担任防御外，并将在缅北作战的新6军空运到芷江参加任总作战。我军对日军从逐次阻击到截击，夹击，将日军分割包围。在中国战区的中美空军，也集中力量于芷江方面。由于制空权完全被我牚握，日军陷入了手足无措状态，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新任总司令冈村宁次被迫于5月8日下令停止攻击，狼狈逃窜，我军乘胜反攻。至六月七日，日军所占地区全部收复，并毙，伤日军24000余人，取得了湘西会战的胜利。 其实，在日本公布的在抗日战争中死亡的日本兵，与实际上的死亡数十分不符。曾经有记者统计的日军在中国阵亡总数，超过七十万人，其中不包括苏联红军、抗日联军在东北和中国远征军在印缅的战果。但是比起来中国在那长达八年所遭受的蹂躏与折磨，还有比这个数字多更多倍死伤的百姓和军人，我们真的应该铭记那段历史，记住这些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们!
康熙六扫朱元璋墓为何必三跪九叩？
据史料记载，康熙帝每次到朱元璋的明孝陵，必定会对朱元璋的陵墓，行三跪九叩的大礼。那么，康熙帝为朱元璋扫墓为何必三跪九叩呢？ 去过南京明孝陵的人，都会发现朱元璋的墓前，立着一块大石碑。石碑上，写着4个大字：治隆唐宋。这4个字的意思就是，朱元璋对国家的治理，胜过唐宋。唐宋盛世，闻名历史，而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整顿吏治，反贪打虎，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更胜于唐宋盛世。如此赞誉，出于谁手？写这4个字的，不是别人，是康熙皇帝。 1、康熙认为明朝功业胜过唐宋 明孝陵坐落在南京钟山旅游风景区金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茅山西侧。明孝陵的朱红大门坐北朝南，正对梅花山，门额上书“明孝陵”三字。门外东侧立有一个石刻告示，系清宣统年间两江洋务总局道台、江宁知府以六国文字刻着“治隆唐宋”四个金字，是康熙皇帝南巡谒明孝陵时所题，意为明太祖的功业胜过了唐宗宋祖。 "治隆唐宋"碑的两侧是乾隆皇帝题书的御碑。殿内靠后两边是两块卧碑，东边一块刻康熙帝第一次谒陵纪事，西边一块刻记康熙帝第三次谒陵情形。 明太祖朱元璋即帝位不久，即选择独龙阜为墓地，洪武十四年（1381年）开始营建，工程由中军都督府李新主持，第二年地宫工程即竣工。是年九月马皇后病故，便先行葬入，因马皇后谥号“孝慈”，遂命所葬山陵曰孝陵，与马皇后合寝，同时殉葬宫人十余人，从葬嫔妃四十六人。为了永远纪念太祖高皇帝，明廷规定，孝陵每岁圣旦、正旦、孟冬、两忌辰酒果行香，清明、中元、冬至、太牢致祭，是谓“五小祭三大祭”，设祠祭署专司其事。 2、向朱元璋行三跪九叩之礼 早在康熙七年（1668年）四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南巡时和鸿胪寺正卿周之桂前往南京明孝陵祭明太祖，并亲赐祭文曰：“自古历代帝王继天立极，功德并隆，治统道统，昭垂奕世，朕受眷命绍赞丕基，庶政方亲，前徽是景，明烟大典亟宜肇修，敬遣遄官，代将牲帛爰昭殷遮之忱，聿偁饮崇之礼，伏惟格歆，尚其鉴享。”意为自古以来的帝王，上承天命，登上帝位，权威至极点，但上帝是要他为民建功立业、治理好国家，继承好历朝历代好的典章，这样才能功垂千史。“我康熙受先帝之传位，兢兢业业，为民亲政，今天前来向你洪武帝灵前祭祀，你定的明朝诸多法典中，在继承中有的地方我要作些修改，现带了文武百官为你献上粮食和牲帛，行最崇高的礼义，愿天下永享太平繁盛。”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月二十五日，康熙帝到南方巡视，为了争取江南士大夫的支持，在途中，他祭禹陵、祭孔、祭明太祖陵，以拉拢江南的士大夫及明遗民，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十一月初一，抵达江宁（今南京），初二一早，就派遣内阁大学士席尔达一起前往明孝陵祭明太租。康熙极为推崇明太祖朱元璋，为了表示对朱元璋的尊敬，他由甬道旁前行，并行三跪九叩礼至二门外，又于宝城前三奠酒，当时南京的父老百姓数万人在场，一个个感动得流泪。 3、康熙维护修理明故宫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二月，康熙第二次南巡至南京，以吉祥街织造署为行宫，又一次亲自祭奠明孝陵，并赏赐了守陵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正月，淮扬一带水患成灾，康熙帝下诏南巡。二月车驾到达淮安境内后，康熙亲自上河堤视察，吩咐掌管河工的河臣修筑方略，又特命开仓发粟，赈恤受灾州县。四月，康熙一行到达南京，南京军民夹道跪迎。 康熙进城后的次日便派遣兵部尚书席尔达祭明孝陵，并传谕内阁：“洪武乃为一代创业君，朕前南巡二次，俱特行祭祀，并亲至陵寝礼奠。今巡幸至此，当自往亲祭。”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启奏道，“皇上日前去江宁巡查时，已经亲临祭祀，如今就请不必更烦车驾了。”但康熙仍然传旨道：“洪武乃英雄奋起建功立业之主，不可与他君并，朕当躬往致奠。”随后，康熙便率诸位大臣亲自前往明孝陵祭奠。返程时，康熙路过明故宫，止步徘徊。此时明故宫荒废日久，昔日辉煌的殿宇已茫然无存，树荆遍地，荒芜破败，康熙慨叹良久，作《过金陵论》：“……朕省方南来，驻跸江宁，将登钟山，酹酒于明太祖之陵。道出故宫，荆榛满目，昔凤阕之嵬峨，今则颓垣断壁矣，昔者玉河之湾环，今则荒沟废岸矣。”第二天一早，康熙命令直郡王、诚郡王率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张立书一同前往明孝陵行礼，安奉孝陵殿内，并传谕道：“朕昨奠洪武陵寝，见墙垣复多倾圯，可交与江苏巡抚宋辇、织造郎中曹寅会同修理，朕御书‘治隆唐宋’四个大字，交与织造曹寅制匾悬奉殿上，并行勒石，以垂永久。”随后，康熙又命直郡王、诚郡王和大学士修建重整明孝陵殿内，但修整时遇到连续阴雨，导致贻误工期，至秋凉时工程才结束。 康熙帝的这一举措受到省文武官员及南京城中父老子弟的拥护，施工期间，前去明孝陵观看者犹如潮涌。大大缓解了当时汉人对清政权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如今明孝陵殿前的御碑殿内陈列的五块石碑，正中的一块就是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所立。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二月，康熙第四次南巡至南京，入住在吉祥街（今大行宫）织造行宫内，派遣大学士马齐祭明孝陵。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四月，康熙第五次南巡，入南京城后，入住在吉祥街行宫内，派遣尚书徐潮祭明孝陵。康熙的车驾东行，路过明孝陵，从乐角门进入，对诸臣说：“非尔等道，引有秩，特朕之敬心耳。”接着便率领诸位皇子以及大臣侍卫等入明孝陵行礼。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三月，康熙第六次南巡至南京，仍然入住吉祥街行宫，康熙亲自率领文武百官祭明孝陵，至大门下辇，由东陛升殿。这是康熙最后一次祭奠明孝陵。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六次南巡，六次祭奠明孝陵，一直被世人传为佳话。康熙六扫朱元璋之墓，一方面说明朱元璋对明朝两百多年的江山，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对历史有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康熙不凡的胸怀、过人的气度以及谋略。康熙时，满汉的矛盾依旧突出。通过为汉人皇帝扫墓，表示满汉一家，拉拢汉人，这也是康熙稳定统治的一个方法。
日本投降全过程：从最后的疯狂到溃败
中国学界和媒体一直称日本接受《美英中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简称《波茨坦公告》是“无条件投降”，甚至有称“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如此认识和表述，或更能彰显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投降诏书，宣布330万日军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日本法西斯的失败，从它发动侵略战争的那一天就开始了。中国人民的持久战牵制和消耗着日本陆军三分之二的兵力，太平洋战争的推进更是让日军丧失了太平洋上的空中优势。四面楚歌的日本法西斯挣扎着走进1945年。 1、1945年5月9日-8月9日：最后的疯狂 1945年初的中国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和国民党指挥下的正面战场对日军展开了局部反攻，其势锐不可当；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先后登陆菲律宾、冲绳岛，占领了通往日本的门户；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反攻作战取得胜利，一洗两年前兵败野人山的遗恨；而在日本本土，东京等城市在美军B-29轰炸机的“软化轰炸”下疲惫不堪。 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争结束。第二天，日本发表声明：“日本为求自保自卫与东亚之解放而作战之决心，丝毫未感动摇。德国之投降，不能令日本之作战目标有丝毫之变更。”在曾经所向披靡的法西斯阵营里，日本成为最后一个孤独的顽敌。和整个世界作对的人，必然遭到最严厉的警告。7月26日，在德国波茨坦的一座避暑别宫里，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早日投降。 7月28日，日本政府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发誓军方要在本土进行“陆上特攻作战”，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从电台获知了这一消息。8月6日，一个星期日的上午，一架名叫“伊诺拉·盖伊”的美军飞机驶过日本广岛上空，投下了一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战争中使用的原子弹。 当这颗被取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从空中骤然降落时，一群中国青年正被囚禁在距爆心2公里内的一座监狱里。“那天早上刚吃完早饭，后窗突然一个闪电，没有声音，但玻璃碎了，门也没了。”因为暴动失败，臧允传和其他11名中国劳工被关押到广岛的监狱，“此后3天里，广岛上空的爆炸声没有间断过。” 藏在红薯垄里的臧允传幸运地躲过了那场劫难，但这位老人身上却还留着被日军虐打的累累伤痕。据统计，日本全面侵华期间，共强征、奴役中国劳工总数约1500余万人，其中劫掠到日本的华北劳工据目前确认的数目就有近4万人。他们中的6000多人，永远地把生命留在了大海彼岸的异乡。 8月9日凌晨，中苏边境线上大雨如注。“那天天气异常恶劣，日本军放松了警惕，睡起了大觉。”前苏联二战老兵瓦西里·伊万诺夫回忆说。刚从欧洲战场归来的百万苏联红军征尘未洗，长驱数万公里，突然出现在伪满洲国的地平线上。希望借助苏联调停从而体面结束战争的日本，输了最后的赌注。 上午11时30分，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又一出人类悲剧在日本上演。“但愿我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投下原子弹的人！”这颗原子弹的投弹手克米特·比汉上尉临终前许愿说。 还是这一天，在延安枣园的窑洞里，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万里敌后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向日寇展开了最后一战。 这无疑是日本法西斯深感漫长的一天。原子弹的震慑，苏联红军的重击，中国战场上的全面反攻，在准备举国“玉碎”的日本头上浇了一盆冰水——即使连妇女儿童也扛着竹竿上阵，即使像他们疯狂宣称的一样死上一亿人，“本土决战”看来也绝不会有任何一丝胜利的希望。日本皇宫的防空洞内，御前会议从9日夜里开到10日凌晨。44岁的裕仁天皇最终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 2、8月10日-9月9日：最后的低头 8月16日，日本天皇向日军发出停战令，但许多侵华日军并没有放下武器。关东军是其中最为顽固的一部，尽管此时它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两天后，关东军不得不宣布投降。从8月9日到18日，仅仅一个星期，在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横扫下，素有“皇军之花”之称的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14年——局部地区长达40年的侵略经营土崩瓦解。 日军溃败之时，不拿武器的侵略者——被日本政府派到中国东北的“开拓团”移民，也纷纷逃散。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老人回忆：“那段时间，经过我们这儿南下的日本人有万把人。那些走不了的都聚到一起，堆上炸药和手榴弹，集体自杀。我亲眼看到，那些日本女人甚至硬把自己的孩子按在水里淹死，20多个孩子呢！” 以德报怨的中国人，收养了侵略者的后代。乌云就是这样的一个日本孩子，她的日本名字叫立花珠美。“一天早上醒来，熟悉的家、村庄和军人的卡车都不见了，野地里到处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妈妈将妹妹放在地上，拿起刺刀，就那么一下，妹妹当时就没命了。我惊呆了，等妈妈回过头抓我时，我拼命地乱窜，过了一会，没听见动静，回头才看到妈妈已经倒在妹妹的身边，她也自杀了……”年仅7岁的乌云被遗留在了中国，后被一对蒙古族夫妇抚养成人。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她，多年来致力于中日两国的友好交往。 8月21日，湘黔交界处的芷江城里搭起了一座座松柏牌楼，上悬“胜利之门”的大字横幅。在这个见证了中国正面战场最后胜利一战的小城，日本投降代表、驻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前来与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及美军有关人员举行洽降会谈。 9月2日上午，曾在美军硫磺岛、冲绳岛登陆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密苏里号”战列舰静静地停泊在日本东京湾。9时许，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随后，接受投降的同盟国代表，包括中国的徐永昌将军，依次签字。当重光葵拖着那条13年前在上海被炸断的残腿步履沉重地走下“密苏里号”时，上千架庆祝胜利的美军飞机从东京湾上空呼啸而过。 9月3日，中国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3天，并从第二年开始以每年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1951年，新中国重新将抗战胜利纪念日定在了每年的9月3日。后来，这个日子被全世界公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 9月9日上午，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冈村用双手捧接投降书，低头展阅。阅毕，取笔蘸墨，签上‘冈村宁次’四个字，然后盖章。我当时看到，冈村宁次章盖歪了，好像很抱歉，站起来向何应钦点点头。”王楚英当时是中国陆军总指挥部前线指挥所联络组长，“我理解，他点头有两个意思，一是章盖错了，二是‘我带领的百万军队投降了，我的任务完成了’。”短短15分钟的受降仪式，中国人为此奋战了整整14年。而南京，这个曾惨遭日军屠城暴行的六朝古都，则见证了侵略者最后低头的历史性时刻。 3、日本投降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8月10日6时，日本政府分别电请瑞典、瑞士，将投降之意转达中、美、英、苏四国，“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迅速传遍了全世界。下午6时许，在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广播一遍遍播送着这个消息，山城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到处是鞭炮的声音，到处人山人海，比过春节还热闹。不少人都喝醉了，大喊：‘日本龟儿子要投降了！’”现任重庆文史馆副馆长的王群生对那一幕记忆犹新。山城居民王继光则记得，他的父亲当即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然后抱着椅子跳舞。“晚上，他和几个老朋友用几颗花生米当下酒菜，喝下去两瓶泸州老窖。他醉了，连酒话都是‘要胜利了，要胜利了’！” 尽管发出了投降照会，日本政府中的战争狂人们“继续战争”的叫嚣仍不绝于耳。14日晚上，这些死硬分子甚至发动叛乱，企图夺走第二天即将广播的天皇停战诏书的录音盘。至今，日本人仍把这份投降诏书称为“终战诏书”，似乎如此称呼，就能回避其战败的事实。 8月15日正午，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冈村宁次带领侵华日军总司令部的全体人员，集合在广场前聆听天皇“玉音”。直到广播结束，这些在中国土地上曾骄横一时的侵略者们还目光呆滞地站在南京的烈日下。 “八一五”之夜，是所有中国人的不眠夜。 在延安，无数火炬映红了山岭河畔，人们甚至把大生产用的纺车都拿来点成了火把。《解放日报》这样报道那一天的延安：“晚间，东南北各区到处举行火炬游行，一个卖瓜果的小贩，把筐子里的桃梨一枚一枚地向空中抛掷，高呼：‘不要钱的胜利果，请大家自由吃呀！’……”当年曾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工作的老红军李耀宇清楚地记得那个夜晚。“美军观察组的院子里灯火通明，美国人手持卡宾枪对空射击，一串串曳光弹划破夜空。” 观察组里的中美双方人员共庆抗战胜利，开怀畅饮。从不喝酒的李耀宇第一次举杯，就喝下了小半瓶洋酒，尔后大醉一天一夜。在河北，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回民支队驻地，战士们彻夜欢庆。抗日英雄马本斋之子、日后成为海军少将的马国超当时只有6岁，妈妈拉着他的手，随着人流来到“本斋亭”。突然，欢呼停止了，战士们默默地摘下军帽肃立致哀，为他们敬爱的司令员，也为千千万万没能看到抗战胜利的中国人…… 日本投降签字意味着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完全胜利，也是中华民族由危亡走向振兴的历史转折点。抗战胜利，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提供了一个弱国战胜帝国主义强国侵略的经验和范例，也促进了民族觉醒和唤起了民族团结的巨大力量。
历史惊天逆转---历时整整700天的解放战争
邓贤：(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当年蒋介石就是从我们头顶上，飞到台湾去的。”坐在成都的家中，邓贤一边喝着茶，一边开着玩笑。作为民国史专家，邓贤知道，成都是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站，此后，他再也没回来。 4年前，某剧组找到邓贤，希望拍一部解放战争题材的电视剧，邓贤答应了。4年后，片子仍未播出，而邓贤的《大转折》却终于通过审批，率先出版了。泡图书馆，到美国抄蒋介石日记，到金三角做口述史……然而，这些工作都已有人做过，面对解放战争这样被写了无数遍的题材，邓贤能写出什么新鲜的来?然而，邓贤坚持着，用他的话说，“因为，我脑子里始终有一个谜，我要揭开这个谜底。” 其实，同样的谜，也曾令斯大林和杜鲁门百思不得其解：从胡宗南攻占延安算起，到蒋介石下野，短短700天，中国历史发生了惊天逆转，为什么看上去很强大的一方瞬间垮掉?而弱小的一方却迅速取胜?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彼此的命运? 1、历史需要多角度 “以往我们出版的解放战争题材的书，多从胜利者角度来看历史，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只有这个视角，不考虑失败者的角度，我们也会忽略一些关键的问题。”邓 贤的父亲在抗战中，是滇缅远征军的一员，在那里，他们打垮了日本最精锐的一个师。这可以证明，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后期，战斗力并不弱。 解放战争开始前，蒋介石拥有400多万军队，其中100多万是美式装备，相比之下，当时解放军的装备还比不上地方武装。 不否认，国民党在战略、战术层面上出现了一些失误，据邓贤统计，至少有过四次重大机遇，蒋介石只要把握其一，结果将完全不同。 2、张灵甫白死了 其实，命运从战争一开始就注定了。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中共初期提出了“誓死保卫”的战略，此时我军3万人，胡20万人，如果分兵合围，结果将完全不同。但胡却否定了这个意见，认为只要占 领延安，也就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不愿增加伤亡而削弱自己的实力。“保卫战”仅3天，我军就发现了问题，在飞机、坦克夹攻下，损失惨重，便转而采取了游 击战。历史给了胡3天，但他却拱手相让，吊诡的是，胡篡改作战计划，居然得到了蒋的批准。难道，蒋也没看出问题来吗? 孟良崮战役开始时，蒋大喜过望，高呼“共军上钩了”，可第二天他才知道，增援部队居然原地未动。黄伯韬非嫡系，不愿为黄埔系拼命，而李云霞曾和张灵甫竞 争师长一职失败，衔恨在心。蒋以枪毙要挟，李云霞只好派一个团去“解围”，但他手下团长听说让自己去送死，便篡改命令，转派一个连去，可连长也不傻，改派 一个通讯班去。通讯班到了孟良崮下，发电报说援兵到了，张灵甫异常振奋，组织突围，结果损失惨重。 孟良崮战役改变了中原战局，陈毅曾说，如果失败了，可能要第二次长征了。李云霞、黄伯韬离孟良崮只有10公里，居然3天没到达，巧妙的计划就这样付之东流。最精彩的是，战后蒋要枪毙李云霞，但手下人被买通，改判无期，几个月后李出狱，12个月后官复原职! 3、腐败是可怕的力量 令邓贤吃惊的是，在蒋介石日记中，蒋多次痛斥手下将领贪腐，蒋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却无可奈何――既得利益集团如此强大，蒋本人也在江浙财团支持下上台，他还没等到“壮士断腕”的时机。问题的关键在于抗战胜利来得太快，国民党没做好准备，战争接收让将领们发了大财，为了钱，大家互指为汉奸，看上喜欢的东西，贴上“逆产”的标签就拿走。 “700天，400万军队付之东流，吃也吃不了这么快啊。”但一个军人拥有几百万资产，几房姨太太，他还可能浴血疆场吗?当他的精神已被腐败掏空，还怎 么可能拥有战斗力?到后期，蒋政权无官不贪，焉能不败?无约束、无监督的权力必然被滥用，无怪乎，在成都上空，蒋介石发出了著名一叹：是国民党自己打败了 自己。 “对于一个政权来说，不管表面上看起来多么强大，一旦出现体制性的贪腐，就随时有可能崩溃，这是值得所有执政党借鉴的重要历史教训。”30多万字，3年的艰辛，邓贤如此概括着《大转折》。 谈到解放战争，通常的说法是：解放军依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飞机大炮武装的国民党军队。然而经历过战争岁月的人都知道，“小米加步枪”只是解放军 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一个比喻。真正打起仗来，战略战术固然重要，武器更是不容忽视的条件。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赢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辉 煌胜利并解放全中国，与在东北解放区建立的相当规模的军事工业体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4、从72天打下临汾到3天攻克济南 1948年3月，徐向前指挥华北兵团攻打临汾，国民党军依托城墙固守。解放军没有重炮，只好采用挖地道炸城墙的方法，整整费时72天，才把临汾拿下，但 是到了年底，形势巨变。9月的济南战役，解放军重炮齐发，国民党将领王耀武被打得失魂落魄，从地道中逃跑。坚固的济南城仅仅3天就被攻克。10月辽沈战役 中，东北野战军集中500多门重炮猛轰国民党军事重镇锦州，守军司令范汉杰东躲西藏。这次城市攻坚战仅用了30个小时。 解放军的大炮是 从哪里来的?国民党人一口咬定，解放军的重武器都是苏军从东北撤退时暗中送给共军的。当年的一位接收大员在回忆录中写道：“东北的日、伪军几乎全部被俘， 俄军所获武器无数。当时据莫斯科称：共计步枪80万支、轻机枪2万支、重机枪5000支，各种不同型包括迫击炮5000门、战车1500辆、坦克车600 辆、飞机800架，以及松花江中舰艇等。从东北逃出的难胞所见，如许战车武器，俄军除已随时补给共军外，络绎不绝地已运向佳木斯途中，那里是集中之所。” 这位接收大员的说法无疑是为国民党军队的失败寻找借口。当年任四野参谋长的刘亚楼上将在1962年12月13日的一次讲话中澄清过这个问题。他说：“一 般人总认为苏军留给了四野不少武器，这是误解。这个战史(指编写中的四野战史)既然是存档用的，可以把这个问题写清楚。当时不仅不给我们武器，还吃掉了我 们不少部队。也可以写一下当时斯大林为了照顾与国民党的关系。还有个重要问题：当时我们曾向中央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向苏军要些武器。毛主席当即电示：中国 革命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禁止用中央的名义向他们要东西。这个电报，我亲自看过，要查一下。后来以四野的名义，用粮食和他们换了一些武器。” 那么，解放军是怎样从“小米加步枪”转变为拥有强大炮兵、具备大规模野战和攻坚能力的呢?除了战场上缴获国民党军的武器外，主要是靠创办自己的军事工业 完成了这个重要转变。说到军工，很多人都看过吴运铎在建国初写的《把一切献给党》。在这本小书里，真实记录了新四军在抗战期间是怎样白手起家，建立自己的 军工厂的。山东根据地的牙山有八路军最大的军工厂，约百余间房，月生产手榴弹8000个，当时可算不小的产量了。 解放战争初期，军工事 业比抗战时大有发展。邯郸、临沂、烟台、德州等一批城市被解放，解放军通过没收敌伪工厂，建起一批军工厂，能生产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华东军区在鲁南 和胶东的军工厂每月能生产子弹16万发，迫击炮、山炮弹13000发、无烟火药3000斤。这个规模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但还不够华东野战军打一次中等规 模战役用的。因为没有重炮，解放军进攻时主要依靠战士突击到前沿，用炸药包摧毁国民党军的堡垒和工事。这样的战斗伤亡大、进展慢，而且弹药质量不过关。 1948年5月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打潍县的时候，用自造的迫击炮攻城。炮弹出膛后，尾翼在飞行中脱落，剩下光秃秃的弹体失去平衡，半截就掉到地上。这样的 质量怎能保证战斗的胜利呢? 5、毛泽东指示在东北建立大规模军事工业 毛泽东把眼 光放到了东北。那里是当时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毛泽东1947年7月10日在给各解放区的《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指示中，特别指示林彪、罗荣桓： “东北军事工业应全力接济关内，目前开始的一年内，你们必须用大力建立大规模军事工业。”4个月内他3次电示东北局，全力加强军事工业建设，迫切之情溢于 言表。 1945年年底八路军、新四军进入东北后，原来打算通过苏军的帮助获得日军的武器装备，但苏军借口与国民党政府有协定，东北要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对八路 军的行动加以限制。苏军把东北主要的工厂设备、缴获的武器和大量财物，通通当作“战利品”运回苏联，我军的愿望未能实现。10万大军在东北，没枪、没钱、 没冬衣、没有根据地，处境相当艰难。 当时各部队自己想办法，收集苏军遗留和没来得及拉走的物资。东北各中小城市和农村，到处可见日军遗 弃的武器和军用物资。负责筹建炮兵学校的朱瑞果断地决定：分散炮校干部，搜集物资。炮校上至校长，下至伙夫、马夫，通通派出去，无论是城市、乡村，还是山 沟、荒野，只要有炮就去。没听说有炮的地方也要去看看能否找到意外收获。 有一次接到老乡报告：日本人撤退时，曾将几门大炮推到镜泊湖里。朱瑞得知后，亲自率领一个连赶到湖边搜寻。大家用镐刨开冰层，发现了炮身。朱瑞高兴地喊叫：“快去找绳子，把它拽上来!”大家拉紧绳索，喊着号子，齐心合力拉上3门大炮。 在这一带还找到了日军的秘密仓库，一下就找到了15万发炮弹。到1947年2月，朱瑞领导炮校共收集大小火炮700多门。其中加农榴弹炮49门、野炮 97门、山炮108门、步兵炮141门、迫击炮约300门、高射炮(包括高射机关炮、飞机用机关炮)137门，另外还有坦克及牵引车65辆。这些火炮经过 修理之后，成为东北野战军炮兵部队的基础。自行搜集的武器弹药，成为东北民主联军前两年作战的主要来源。 6、斯大林援助了东野一部分武器 1947年夏季攻势后，随着解放军日益壮大，战役规模越来越大，仅靠搜集的弹药是不够用了。当年6月，解放军猛攻四平，国民党军队在陈明仁指挥下顽强抵 抗。解放军集中了7个主力师，上百门火炮，攻了半个月没拿下来。后来林彪才知道，炮兵只有8000发炮弹，火力没有占到优势。为此，6月25日，林彪以个 人名义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强调指出：“目前缺的唯一条件就是武器，尤其是弹药(特别是炮弹)的不足。为此，我请求你给我们以武器弹药的帮助，将红军缴获 的现存在远东的日本武器弹药交给我们，并希望还能将德国的武器弹药尽量拨给我们。” 不久，斯大林指示苏军从缴获的日军武器中拨了一部分 给解放军。何长工回忆：1947年10月，他刚当上军工部长，李富春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当时中苏边境的满洲里存放着一大批武器，是苏军缴获日本关东军 的，准备运回苏联去炼钢。这批武器对苏联来说是废铁，却是解放军极其需要的。何长工去与苏军谈判，开始谈不通，他以硬对硬，说：“关东军这批武器是中国人 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你为什么不给我们?你们不能拉走。我们用废钢铁对换，一吨换一吨。”卡瓦洛夫还是不答应。何长工急了，对他吼道：“你是个保守分 子，没有一点国际主义。你如果不答应，我只好来抢，我推着你走在前面，看守武器的苏军开枪，先打死你。你硬要拉走，我就跟你拼命，我给斯大林打电话，告你 的状，告你没有国际主义。”卡瓦洛夫看这个中国人不好欺负，态度软下来，终于同意移交这批武器。 这批武器的数量，据林彪1947年12月28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说：“我们用你们给我们的那批武器装备了30个步兵团、2个山炮营。”当时为了与国民党军 进行战略决战，东野组建了30万人的二线兵团。林彪向斯大林请求更多的武器支援：“设法给我们解决20万支步枪、15000挺轻机枪、7000挺重机枪、 700门团营迫击炮、1000门连迫击炮、100门高射炮、200门山野炮以及较多数量的弹药和20个师用的通讯器材(主要是无线电和电话)。这批武器望 从英勇的红军所缴获的日本武器中拨出，如日本武器所存无多，则望从德国战利品中拨出。” 但是，斯大林没有答复。一次次的教训表明，苏联的援助是靠不住的。要取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因此，东北局决定大力加强军工生产体系的建设。李富春说：“过去靠日本留下的炮弹打，现在需要自己来造了。” 白手起家，全力创建自己的军工企业 1945年年底进军东北时，中共中央从延安和各解放区抽调了一批军工干部到东北去开展工作。他们在沈阳、鞍山、通化等城市收集了一些机器设备，打算在通 化建立军工基地。1946年夏季，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南满，占领了通化和丹东。时任东北军工部长的韩振纪带领大家将机器和物资运到朝鲜境内，还带着一批沿途 招收的工人和技术人员。7月底他们到了中朝苏三国交界的小城珲春。珲春是个山间盆地，图们江和珲春河在此汇合，与朝鲜仅一江之隔，交通便利。这里到苏联边 境仅30里，到朝鲜仅10里，有公路和铁路通行。大家认为这里隐蔽的条件好，资源、动力和交通情况也都不错，决定在这里建立东北的军工基地。 根据现有条件，韩振纪决定把重点放在生产部队急需的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上。枪炮生产的技术太复杂，不是短时期能办到的。他们在珲春先建起了机器厂、子弹厂、手榴弹厂、炼铁厂、装药厂和木材厂，这6个厂是东北解放区最早的军工基础。 子弹厂是在日本人遗留工厂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延吉郊外，原来有300多部机器、日产量40万发。抗战结束后，这个厂遭到毁坏，机器被人偷盗，所剩无几。 韩振纪组织人把这个厂剩下的东西搬到珲春，共有子弹机14部、半成品弹头300万粒、空弹壳2000万发，还有20多个日本技术工人。经过1个月紧张的装 机与试生产，到9月初生产出第一批子弹。头一个月统计下来，共生产3种型号的子弹近13万发。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干部和设备、原 料的问题解决后，最重要的就是工人和技术人员的问题。珲春基地的工人和技术员来自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出现了许多复杂的政治和政策性问题，军工干部花费 了大量的心血，在思想政治工作上付出的精力甚至比生产本身还多。机器厂建成后，需要七八百名技术工人，但是当时只有240名工人，真正懂技术的就更少了。 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领导都给予重用，让他们担任各级生产部门的负责人。这些技术工人有的是从鞍山、本溪、通化带来的，有的是在当地招收的。子弹厂的股长 于震密是招聘来的技工，享受薪金待遇。他看到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供给制，还处处干在前面，受了感动，主动要求取消薪水，与干部们一样吃供给制，当股长后工作 一直很出色。 军工厂由于缺乏中高级技术人员，所以只能从留用的日本人中挑选。在珲春的军工厂 里，日本人担任的都是关键性的技术工作。如手榴弹厂有60多名日本人，几乎都在重要技术岗位上。制造科科长是个小资本家，原来在日本开工厂，美军炸毁了他 的工厂，才到中国来谋生，对手榴弹制造技术是内行。手榴弹装配的主要工序拉火精药股，股长也是个日本老头，思想很顽固，但工作很认真，对拉火技术很有研 究。精药组的装配工人也全部是日本人。 这些日本人由于生活困难，情绪低落，经常在一起酝酿回国，消极怠工。1947年8月，东北遣返日本侨民回国，日本人得到消息，就秘密开会，闹着要回国。 干部们软硬兼施，不听劝就下命令，在车间里建立严格的统计制度，每天产量高的就表扬，产量低或质量差的就批评。在大会上严厉指责坏人的活动，不许法西斯的 思想抬头。日本人服从意识较强，也就不闹事了。 7、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的炮火发威 1946年是在艰苦奋斗中度过的，到了 1947年，东北的军工生产已初具规模，部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弹药补充。罗荣桓政委亲自抓军工生产工作。1947年8月，东北局任命黄克诚为东北民主联军 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总管后勤的供应、军工和军需工作。1947年9月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东北军工会议，会上任命何长工为军工部部长，伍修权为政委。韩 振纪、王逢源为副部长。东北军工生产告别了分散和小规模经营状态，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 1947年的生产情况：每月生产5万颗手榴弹，迫击炮弹全年完成10万发;利用旧子弹壳复装子弹，完成500万发;生产掷弹筒弹10万发，打下了炼钢和化学厂生产的基础。 为了完成1948年军工生产任务，东北局从财政上拨款180万东北币，折合粮食9万吨，再抽调一批干部加强军工部门。在哈尔滨召开的这次重要的军工会 议，将东北的军工生产统一组织起来，形成了有领导、有计划的联合生产部门。在有军工厂的地方设立办事处，直属军工部领导。当时在珲春、兴山、鸡西、东安、 齐齐哈尔、牡丹江、吉林、哈尔滨和大连设了9个办事处。 东北军工生产了充足的弹药，为东北野战军进行大规模战役提供了物质保证。所以东北最先进行战略决战，歼灭国民党重兵集团，解放东北全境，但是北满生产的弹药由于路途遥远，还不能满足关内解放军的作战需求。中央军委作出了在大连建设军工生产基地的决策。 北满和大连军工体系的建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解放军的火炮有了充足的弹药，改变了长期以来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在1948年年底 的三大战役中，解放军的炮火发挥了巨大威力。辽沈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又接管了沈阳的几个大兵工厂和弹药仓库，获得大批军火，生产能力大为增强。随着东北的 解放和铁路线的贯通，满载物资和弹药的火车昼夜不停地运往关内，支援中原地区和渡江作战。淮海战役中，中原野战军将黄维兵团包围。黄维凭借众多的美式火 炮，收缩成一个圈圈，用密集火力让解放军无法接近。他自称是个啃不动的“硬核桃”。华东野战军调集了重炮猛轰，终于敲碎了这个“硬核桃”。粟裕大将感慨地 说：“淮海战役的胜利，要感谢山东老乡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
孙中山的总统大印流落何处？
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曾经制作了一枚总统大印，这枚总统印在非正式时期用过几次，但是后来因为一些变故，总统大印丢失，下落变成了一个谜题。 1、大印的首次启用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原清朝两江总督署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就职典礼上，孙中山宣誓曰：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接着，各省代表会的山西代表景耀月代表各省致颂词，汤尔和致欢迎词。据江苏代表袁希洛回忆，1911年12月31日，“我去江苏都督府将篆刻好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捧回代表团（注：即各省代表会），各代表推我在总统就职时为授印代表……”1912年1月1日晚，在孙中山宣誓后，“我手持大总统印授予总统，总统受印，交秘书长盖于宣言上。”大印的印文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 孙中山立正躬身敬受后，立即启印加盖于《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宣言书》、《通告海陆军将士文》的文告之上。一般说，这是大印的首次启用。但《民立报》1月2日报道，是景耀月“致送大总统印绶”。 其实，在此之前，大印已经非正式地使用过了几次。在总统就职典礼之前，有的省的代表提议，何不将代表的名字写于纸上，再加盖大总统印以作为纪念？这一建议得到众代表的赞同，于是，代表们取出了专门的宣纸信笺，信笺的左右上方各有两行小字，分别是“纪念状”和“孙大总统莅任纪念”。各位代表纷纷将某省名和本人姓名写于信笺上，文字是“某省代表某某中华民国元年正月元旦 总统莅任之纪念”字样，再盖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有的代表不在场，就由他人代写代盖了。 2、治印的时间 从孙中山1月1日宣誓就职，到4月1日正式解职，共在位92天。在这一时期，南京临时政府发表了着名的《大总统宣言书》、《通告海陆军将士文》，以及《约束士兵令》、《整顿吏治令》、《文官考试令》、《剪辫通令》等一批在近代中国有重大影响的着名的历史文件和文告，并颁发了大量委任状、任免状、旌义状等等，同时加签“孙文”二字。在这些文告和文件中，所使用的都是一方“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十个篆字的、长宽各11公分的正方形印章，以此来代行临时政府及临时大总统的全部职权。 大印是何时制作的？从南京光复，到确定定都南京，只有十多天的时间。各省代表会的议员们以及革命党内部一直在喋喋不休地争论国体的问题，甚至为要不要“临时”二字争得面红耳赤。就是孙中山也不同意用“临时”二字。12月27日，各省代表马君武等人专程赴上海，向孙中山汇报组建临时政府问题。 孙中山说，“总统就是总统，临时二字，可以不要。”28日，马君武等回南京后，向各省代表会报告了在上海与孙中山商讨的情况。代表会认为，“临时大总统名称，除去临时字样，因各省有未独立者，正式宪法尚未制定，正式总统亦无从产生，仍须冠以临时字样”。决定正式名称仍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否决了孙中山的意见。也就是说，直至28日才最后确定了大印的印文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而江苏代表袁希洛将大印捧回是31日。以此推断，制作大印的时间是29日、30日两天。 3、大印的形状、质地及镌刻者 查阅所有文档及照片，海峡两岸所举办的所有展览，以及所有的出版物中，从来没有看过这方大印的“尊容”，都是“只见印文不见物”。至于大印的质地是玉质、铜质、木质，或是其他质地？未见任何文字记载。在南京总统府的史料陈列中，展出的是一方木制的大印，而且印钮“隐藏”在锦盒中，难见其真容。而在所有当事人的回忆中，也没有关于大印形状的只字片语。至于大印的作者，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留下了这样一行字：江苏都督府的大印，为南京民间金石刻手砥奇峰所刻制。由此推断，“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极有可能也出自砥奇峰之手。 南京临时政府是在清朝地方政府两江总督署刚刚垮台的基础上成立的，其政府所在地就是原来的清朝衙署。孙中山担任临时政府的临时大总统期间，一切都是极其简陋和仓促的，陆海军的军服全部沿用清朝旧制，包括办公用房、设备等等。孙中山曾说，“南京新政府无庸建设华丽宫殿，昔日有在旷野树下组织新政府者。今如无合宜房宇，盖设棚厂以代之亦无不可”。大印自然也不例外。 从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到1月初临时政府发布文件文告等等，也就几天的时间，而此时已经大量使用了这方大印。以此推断，不排除大印用木头刻制并暂时代用，待政府运行正常后再刻制铜质大印。而几天时间要刻制铜印，绝非易事。如用玉质，找这么一大块玉材也不是短时间能做到的。 4、大印今何在？ 大印如今又在何处？根据1912年4月的《民立报》记载，孙中山在4月1日前往临时参议院行解职礼，诵读完解职词后，“即将临时大总统印交还参议院”。按照程序和常理，参议院在北迁后，应将大印交给下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使用。 而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后，并没有使用南方政府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在政府的正式文告和文件中，使用的均是印文只有四字的“大总统印”，印文为铁线篆刻，长宽各12.8公分，比孙中山使用的大印略大。那么，袁世凯为何没有使用这方大印呢？大印象征着权力，没有战乱不至于散失。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的北京临时政府是和平交接的，因此可以排除丢失或损毁，或散失在民间的可能。 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有多颗民国政府的大印（已被切角），但唯独没有这一颗。如果几经辗转到了台湾，今天台湾有“国父纪念馆”、“国史馆”、“国民党党史馆”及诸多孙中山的纪念研究单位，如果大印存在，完全可以拿出来研究和展览。可是在其出版的孙中山史料和画册中，也只有印文，不见印钮形状的任何踪影。 这枚“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就这样失踪了，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个未解的谜题。关于它下落的线索我们还需要慢慢寻找，希望可以早日找到它的踪迹。
京剧四大名旦各自的结局
京剧四大名旦的称谓是由沙大风于1921年在天津《大风报》创刊号上首次提出，以区别曹锟内阁程克四大金刚。1927年6月20日，听花，即辻武雄，日本人，在北京《顺天时报》举办评选“五大名伶魔力对决”，刘喜奎夺魁，鲜灵芝次之；在"首届京剧旦角最佳演员"活动中，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当选，被誉为京剧"四大名旦"。 《顺天时报》还将梅兰芳选为"伶界大王"，又捧为"四大名旦"之首，才定下梅派的百年江山。 1、程砚秋---鞠躬尽瘁殉艺术 解放后，面对国内戏曲百花园的万紫千红，程砚秋也不甘人后地要为她增色添彩。1952年10月，第一届全国戏曲会演上，程砚秋献出了自己的成名作之一《三击掌》，获得了荣誉奖。1956年，他拍摄完成了《荒山泪》一片，尤表现了他艺术追求的决心和毅力。可惜，这是他最后的一次艺术创作。 1957年春天，不满足于仅是一个党的追随者的程砚秋，渴望成为这伟大行列中的一员，他正式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而国内的政治形势却一时突然出现了变化，院 党组织暂时顾不及讨论，程砚秋就找党内联系人倾吐了自己的想法。当时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艺术大赛即将拉开帷幕，程砚秋作为评委之一也将出席。这 时正好周总理也在那里访问，这位联系人便建议他是否在那里寻总理面谈一下。程砚秋在莫斯科见到了周总理。实际上，周总理对他的想法也已知晓。所以，两人见面后总理便关切地问：“砚秋同志，你为什么还没入党呀？”程砚秋答：“我最近已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是缺点太多了。”谁料周总理却一连串地摆出了他的许多进步事例，又严肃地表示：“砚秋同志，如果你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愿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回到北京，贺龙元帅知道后也托人捎来话，愿做他的第二入党介绍人。国庆节后的一天下午，总理办公室来电话，约程砚秋夫妇去总理中南海住所吃螃蟹，贺龙夫妇也到了。饭后，总理和贺龙在另一间屋里和他严肃 地谈了对党认识、现在优缺点和今后奋斗目标等问题。总理说：“自1927年我介绍贺龙同志入党后，30年来我是第一次介绍人入党。砚秋同志，任重道远，希 望你永不停步，争取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程砚秋凝视着总理炯炯的目光，感到了党的温暖和期待。戏曲研究院党组织很快讨论通过了他的入党问题。 1958年新春伊始，文化部领导亲自约他谈话，把率中国艺术团到法国参加国际戏剧节的重任交给他。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戏剧艺术，程砚秋抓紧指导安排团员编排一些 精彩剧目。这时，程砚秋时时感到身体倦乏。尽管他的心境极好，但晚间回家却常情不自禁长长吁气。当家人询问他是否有病，他又坚决地摇头否认。甚至已出现胸 闷心慌、大汗淋漓的症状，他还不肯到医院去诊治。当他因病情突发昏倒被送进了北京医院抢救时大家才知他早已患了严重的心脏病。病情稍稳定，田汉等人来看望 他，他焦急地要求出院。他说：“剧团要出国，我有多少事要做呀，我的岗位不是在医院。”经大家劝慰，他才稍稍安心。不料方隔几天的1958年3月9日，他 的心脏病又因突发性梗塞加剧，仅几分钟便夺去了这位艺术大师的生命，年仅55岁。 2、梅兰芳---夙愿未了身先去 梅兰芳在旧中国已经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他的“梅派”艺术以“少而约、静而动”的特点开创了京剧艺术高峰。梅兰芳作为一位享誉世界的艺术大师，解放后，又 追随时代的潮流，捧出他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极大尊敬。建国之初，他就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连续三届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9年11月，文化部邀请梅兰芳、俞振飞、言慧珠三位大师合作拍摄彩色戏曲片《游园惊梦》。梅兰芳在演杜丽 娘时，吸收了昆曲的“水磨调”长处，以柔美婉转的唱腔和飘逸多彩的舞姿，表现了这位娴静貌美的古代才女对爱情的渴望。梅兰芳对这一角色表演得最成功之处， 是抓住了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活动。它在国内文化艺术界引起了轰动，是梅兰芳在新中国攀登上的又一个艺术高峰。 1956年，中日邦交未正常化， 他率中国访日京剧团在扶桑东邻掀起了第三次“梅浪潮”。在访日期间，日本著名演员和各界名流热情接待了梅兰芳一行。日本国会议员在两国无邦交的情况下，破 例在议会大厦宴请了代表团。朝日新闻社对梅兰芳等每到一地都作了连续报道。当地侨胞对梅剧团的到来简直是如狂如痴。 前苏联也是梅兰芳早年留有美好记忆的国度。他在北京寓所书桌上的一尊列宁塑像。是当年从莫斯科携回，陪伴了他30年。1957年是十月革命40周年，中国组织了劳动者友好代表团参加盛大纪念活动，梅兰芳也是团员之一。他到莫斯科后又引起了一番轰动，代表团应邀去大戏院观摩歌剧，当东道主介绍来宾报到梅兰芳名字时，剧场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有人呼喊起“梅兰芳梅兰芳”的名字。1955年10月，他的女儿随楚图南率领的中国古典歌舞剧团到瑞典去演出，不料竟引发了中外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女儿到斯德哥尔摩后，瑞典国王破例指名要她参加接见。原来国王30年前还是王储时，曾与梅兰芳有过很深交往，他让梅兰芳的女儿代问梅兰芳好，并高度赞扬了中国京剧中的古典舞蹈艺术。 1957年夏天，瑞典舞蹈协会主席海格尔受国际舞蹈协会委托，专程来北京授予梅兰芳一枚荣誉奖章。他是 获得这一荣誉的第十四人。从1960年起，梅兰芳打算正式排演根据唐人传奇中的《柳毅传》改编的《龙女牧羊》，他和剧作者先后认真交谈了十余次，并对剧情 到表演都作了仔细的研究和设计。但从这年入冬起，梅兰芳就因长年劳累感到身体不适。来年六七月间，他终因难以撑持住进了医院，经医生诊断系突发性心脏病。 8月8日，他病情突然加重，遽然去世。中国剧坛上的一颗巨星殒落了。这年他仅68岁。 3、尚小云---十年蒙难心力瘁 1966年5月，尚小云正在为编演革命现代京戏《秦岭长虹》和改进戏校教育奔走。想不到6月1日林彪、康生等人炮制的那篇大动乱宣言书《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出台，戏校就和全国一样像炸开了锅。大字报铺天盖地，“打砸抢”随处可见，尚小云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艺术权威”的帽子关押批斗。那些黑白颠倒、无中生有的罪名像脏水一般向他泼来。他几次被拉到西安闹市中心，被野蛮地挂牌游街。同时，他的家多次被抄，门被糊上了封条。 夫人和儿子都受牵连同他一起关进“牛棚”，每人每月只给极少的生活费。最痛心的是他多年集藏的《九宫大成》、《集成曲谱》、《遏云阁》等大量关于戏曲、诗词、历史的古籍，都同其他财物一起被红卫兵 抄走，顷刻之间荡然无存。尚小云痛苦到了极点，他不知道眼下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回想平生，他一直是清清白白做人，兢兢业业唱戏，对新社会他几乎可以捧出一颗心来。但他坚信：共产党是最讲政策的，周总理最了解他们，终有一天他的问题会有公正的说法。 1973年，继林彪自我爆炸，在周总理等斗争下，“左”的猖獗稍稍收敛，尚小云获得了“解放”，回到了自己的家。但八年的折磨，他坚持每日练功的雄健身体被摧残了，先是全身伤痛，继之左眼失明。总算请假获准，他于1974年秋和夫人到北京求医，原先的住房已被没收，只好挤住在女儿家里。一别十年，重来京华的秋思让他伤感。老舍、荀慧生等诸多老友都已惨遭厄运，长眠地下，他只得在心中默哀。女儿家中窄小不便，早年弟子吴素秋接待安顿了他，并给以种种温暖照顾，这使老人的心稍得宽慰。1975年春天，他从北京返回西安。那段时日，中国大地上空的阴云时笼时散，他的心情更为悒郁。 1976年春日的一天，尚小云在家中突感身体不适，家人送他往医院抢救，因 系心脏病猝发，终于4月19日逝世。一代艺术大师就这样悄悄地殒落了。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和陕西省委都先后为之发文平反昭雪。1980年10月30 日，北京各界人士在八宝山为尚小云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人民纷纷对他表示了怀念之情。他所创立的“尚派”艺术后继有人，仍为菊坛瑰宝。 4、荀慧生---孤单告别人世间 建国之后，荀慧生出于对新中国戏曲事业的挚爱，在繁忙的演出活动之余，仍热心地传艺授徒，以求京剧艺术后继有人。为此，他除曾在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京剧院等处兼职授课外，还于各地演出时发现好苗子随时加以指点。他历年提携奖掖的优秀演员不计其数，有童芷苓、吴素秋、李玉茹、孙毓敏、宋长荣、刘长瑜等人。宋长荣于1961年拜他为师，可谓是关门弟子。荀慧生向他们授艺，几乎是逐句逐段讲戏，一招一式示范。但当你领会了他的启迪之后，才又发觉这些指教又全是从理解人物性格和把握全剧美感上下手的。为了积累艺术素养，他还要求弟子学习绘画、书法等艺术。由于他的倡导，中国戏校曾开设了练字学画课程，他专门讲授了戏理与画理相通的道理。 1962年初冬，他到南京演戏，演出之余曾登门向傅抱石、钱松两位美术大师求教画艺。他们出于友情和敬重，坚持要和他合作，三人共同挥毫绘制了一幅金陵胜迹图。来年，傅抱石到京开会，荀慧生邀他到家中做客。席间他们交流各自艺术活动的心得，并再次合作了一幅青绿山水图。荀慧生经多年问艺求教，画艺确已达到了相当造诣，老舍、欧阳予倩、叶恭绰等人都很喜爱他的画作。1966年暮春，神州大地已呈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他歇艺剧坛3年之后，在家中精心绘制了一巨幅青碧山水图。画面上山峦起伏处江流环绕，蓝青碧水间桃红柳绿，这满幅的生机寄托着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爱恋。 但仅隔两三个月之后，先是田汉、周信芳等老友纷纷中箭落马。随后，他也在戏校大字报“榜上有名”，被呼之为“反动艺术权威”。但他还有一份自信，出身贫苦，从不与反动派交往，对毛主席、共产党是发自肺腑的热爱，故而不致于受到更大的冲击。因此，他还很虔诚地准备检查自己的艺术观点，但这一年的8月23日上午，他被带到北京孔庙的市京剧团时，顿感气氛的沉重。红卫兵在这里焚烧戏衣、唱本和书刊，他和一些老演员一个个被揿下头认罪。下午时分，想不到在市文联被批斗的老舍等人又被押送到这里，批斗立即升级了。他亲眼目睹老舍在遭凌辱时绝望的眼神，他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夜晚，他拖着伤残的身子回到家中，家中已一片狼藉。第二天，他又被勒令去劳动改造，终于倒在了城外沙河的大路旁。 此后，荀的心脏病严重发作了，但他不仅得不到治疗，而且还被勒令写“交待材料”。夜晚，他一个人孤凄地蜷缩在小黑屋里，家人都受牵连失去了自由，他还是苦苦地撑持着，相信党和人民会对他作出公正评价。1968年12月26日，一代大师荀慧生病故北京，终年68岁，当时身旁没有一个亲人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