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备历尽沧桑艰难创立的蜀汉政权是在公元263年灭亡的,而东吴政权是在公元280年灭亡的。其实从历史资料和文献上来看,蜀汉政权相对东吴政权来说,地理条件更加闭塞险要和易守难攻,而且着名的政治家诸葛亮善于治国也是历史上大家所公认的,所以在三国之中蜀汉政权也是相对治理得最有条理的。在复杂的对峙纷争中似乎不应该在东吴政权之前灭亡,所以我们有必要在这里讨论和分析一下蜀汉政权在三国之中最先灭亡的各种深层次的原因。 1、自古以来人心的向背是决定战争成败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当时汉朝长达400多年的历史沉淀还是很深入人心的,所以汉献帝虽然是个公认的傀儡皇帝,但还是一面很重要的政治旗帜。曹操就及时的抓住了历史机遇挟天子以令诸侯,最终统一了中国的北方。而刘备则是凭借着自己汉室宗亲的特殊身份和“兴复汉室”的政治口号而崛起,并且先后取得了荆州和益州。曹丕是公元220年篡汉建立曹魏政权的,刘备是夷陵之战后公元223年在白帝城去世的,这些事件到公元263年蜀汉灭亡的时候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所以到了蜀汉政权后期的这个时候,人心的向背,已不再思汉。蜀汉政权建国之初的这个政治优势早已是不复存在了。 2、关羽大意丢失荆州和蜀汉在夷陵之战的惨败,造成诸葛亮着名宏伟的隆中对计划无法实现其伟大的战略意图,并且以此为转折点,蜀汉政权开始由鼎盛时期走下坡路了。虽然后来诸葛亮和姜维等人凭借自己的才华苦苦的支撑蜀汉政权的艰难局面,但这已经为蜀汉政权40多年后的灭亡埋下了最大的伏笔。其实孙刘两家的联盟一直是曹魏政权最为头疼的一件事情。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后到公元219年孙权成功的偷袭荆州为止,这10多年的时间可以说是孙刘联盟的蜜月期。孙权把重要的战略要地江陵借给了刘备,同时还把妹妹也嫁给了他。而曹操则经常被两家打的东西两线不能相顾,刘备最后之所以能够顺利的拿下汉中地区,和孙权全力出兵合肥牵制曹操的主力部队也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我们现在做个大胆的假设,当年关羽在襄阳水淹七军,震动的曹操险些准备迁都的时候,刘备率益州之众出兵关中秦川,孙权则率江东之众全力出兵淮南和徐州,这样东西万里全线出击,彼呼此应、乘锐助势、蚕食曹魏,完全可以达到中原震动、人心思变的局面。曹操要同时应付几路大军的猛攻那可就真的是很危险了,这也正是诸葛亮的隆中对计划要达到的战略效果啊。可惜这个时候关羽没有执行好联吴抗曹的策略,同时孙权的私心也破坏了蜀汉的大好局面,趁关羽的荆州主力和曹操鏖战襄樊的时候,出兵从背后偷袭了荆州,并且杀害了关羽父子,严重破坏了孙刘联盟,从而又引发了后来的吴蜀夷陵之战。在这里我还顺便说一下,夷陵之战表面上是东吴取得了巨大胜利,并且从此确立了三足鼎立的战略形势。但实质上是一场吴蜀两家两败俱伤的战争,造成了蜀弱吴孤的困难局面,从此曹魏政权在北方经过多年平静的休养生息之后,确立了相对于吴蜀的绝对优势局面。 3、虽然益州从区域上来说是当时汉末十三州中最大的州之一,而且地势也是最为险要的,但蜀汉政权的实际统治区域却就只有这一个州。就是这么一个州,其南半部(主要是贵州和云南地区)还是非常荒凉蛮夷的地区,蜀汉政权实际上的统治区域只有益州的中部和北部。当时东吴政权占有东南的扬州、荆州和交州三个州,而曹魏政权则拥有中国北方的九个州,所以蜀汉政权实际上是三国之中最为弱小的。大家都知道中华文明的精髓和发源都在北方中原地区黄河流域,而益州却是相对闭塞落后的西南偏远地区,所以蜀汉政权无论从人口、文化、资源、军力、人才等等方面,实力都远远的不如占据中原地区并经营多年的曹魏政权。在这里我们就仅仅从兵力上进行一下比较,蜀汉灭亡前夕其全国的军队加起来只有不到10万人,仅仅是曹魏全国总兵力的五分之一,而曹魏直接出兵征讨蜀汉的就有近20万大军。另外,我们从中国历史的规律上来看,除了朱元璋的明朝之外,也基本上都是由北而南统一全国的。 4、蜀汉政权后期由于地方偏于西垂相对闭塞,初期蜀汉政权建国时候的人才到后期又逐步的凋零了,出现了严重缺乏人才的局面。所以也就出现了后人常说的“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这样的成语。而曹魏政权地处中原地区地大物博,人才是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涌现,所以到了三国的后期,无论是在人才的质量还是数量上,曹魏政权都要远远的超过了蜀汉政权。诸葛亮用人和曹操的区别在于,诸葛亮很注重人才的品德,甚至于重德要超过重才,所以诸葛亮提拔的人才在政治上几乎都是很清廉的,贪污腐化的非常少,但这些人才很少是一流的大人才。另外蜀汉政权中类似魏延、李严和廖立这样被杀和被废的人才也不在少数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曹操麾下的着名谋士郭嘉的生活作风就不是很好,曾经被朝臣陈群所检举,但曹操就是不拘一格的提拔和重用他,同时他也为曹操统一北方立下了汗马功劳。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诸葛亮和刘备都是很重用荆州入川的旧部和一些外来的人才,比如诸葛亮去世之后掌权的蒋琬、费祎都是荆州的旧部,而姜维则是凉州人氏。没有很好的开发和培养益州本土的人才,这不仅造成蜀汉政权后期人才的匮乏,而且还造成了蜀汉政权内部很深的矛盾。 5、蜀汉政权在战前的军事上和心理上的准备都很不充分。自从公元244年蜀汉大将王平在汉中击退曹魏大将军曹爽之后,曹魏已经快20年没有进攻蜀汉的边境了。而且曹魏政权一直以来的战略方针都是先吴后蜀,所以蜀汉君臣上下对于曹魏的入侵确实是没有做很认真的准备。当时在曹魏在准备讨伐蜀汉之前,很多大臣包括曹魏名将邓艾都上书表示了反对的意见,只有钟会一个人极力支持讨伐蜀汉,最后在曹魏掌握实际权力的司马昭力排众议调整了战略方针,决定了先灭蜀后灭吴的正确方案。并且在出兵蜀汉之前曹魏大肆的制造准备攻打东吴的声势和假象。连蜀汉的名将姜维都被假象所欺骗了,没有及时的做好迎接大战的准备。后来等姜维发觉之后虽然也做了一些补救和调整,但由于蜀汉政权政治上的腐败而反应得很迟缓,所以汉中地区很快就沦陷失守了,而姜维也险些被邓艾困在了西北的沓中。 6、蜀汉后期在政治上已经趋于腐败了,尤其是在后期的贤臣蒋琬、董允和费祎先后去世之后,姜维又长期带兵在外主持北伐曹魏的事宜,朝廷中已经没有贤臣能够管得住刘禅了。刘禅也是慢慢的长大了,自主权也越来越大了,也就逐步开始信任一些庸臣甚至是奸臣,最后形成了大家知道的刘禅愚暗、黄皓窃权的局面。连掌握着蜀汉军政大权的大将军姜维都害怕的不敢随便入朝,最后率军队跑到西北的沓中去屯田避祸了。其实即便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虽然后来也得到了刘禅的提拔,人品估计也不会很差,但也是个十足的庸才。在抗击邓艾大军入侵的时候,曾经就有人正确的建议他守住险要的地方,等待姜维主力部队的回援,那样邓艾的孤军被两面夹击就很危险了。可惜诸葛瞻当时报国建功心切,贸然出兵迎战,结果是父子战死全军覆没。自这一战后邓艾就毫无阻挡长驱直入的打到了成都城下。大家都知道刘禅在投降曹魏之后有个着名的“乐不思蜀”的典故,由此足可见刘禅昏庸愚昧的程度。 7、到了蜀汉政权的后期,蜀汉政权内部的政治矛盾已经非常激烈了,尤其是益州土着势力和外来势力之间的历史矛盾一直就很深。刘备在巧取豪夺益州的时候,起主要作用的就是荆州带来的军队和人才,所以很自然的就形成了外来势力集团。虽然以前刘备和诸葛亮在平定益州后为了笼络当地的人心,也起用了一些益州名望很高的土着人士,但大多是一些清职或者地方官员,实际上是难以进入蜀汉的中枢权力机构。到了蜀汉后期的时候,由于外来势力集团人才的逐步凋零,益州土着势力开始上升和强大起来,这个矛盾就进一步加剧了。所以当邓艾的大军攻打到成都城下时,其实蜀汉政权还远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至少还有一定的力量可以进行抵抗,完全可以等待姜维的主力部队回来增援和解围。但蜀汉政权的内部到处都充满了投降的论调,益州本地土着势力竟然无人愿意为蜀汉政权拼死一战啊。这里需要再补充说明一个情况,司马昭在蜀汉政权灭亡之后,把所有的外来势力都迁出了益州,以巩固对益州地区的统治,这说明他是清楚的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 8、公元234年诸葛亮北伐在五丈原去世之后,名将姜维就一直是蜀汉中后期的中流砥柱。尤其是在公元253年费祎遇刺身亡后,就再也没有人可以制约他了,所以他的军政权力就开始逐步扩大,并且当上了蜀汉政权的大将军。他以前就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投奔蜀汉的曹魏降将,诸葛亮一直都非常欣赏他的才干,并且也一直在极力的培养他,同时他自己也有相当的能力和才华。他非常感激诸葛亮的知遇之恩,并且继承了诸葛亮的北伐遗志,连年主持出兵北伐曹魏。从公元247年到公元263年先后就有九次之多,但是收效甚微,反而损耗了蜀汉有限的国力,造成兵疲民困的局面,加速了蜀汉的灭亡进程。其实这中间的道理是很简单的,小国与大国去拼消耗,从大局的角度上看肯定是得不偿失的。 9、姜维在汉中地区的战术布置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汉中地区是益州北方最重要门户,自古就有“无汉中就无益州”的说法。本来汉中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当年的曹操和刘备都是花了很大气力才艰难拿下来的。自公元219年刘备留下大将魏延镇守汉中以来,蜀汉政权在战略部署上都是把重兵布置在外围的据点进行御敌,而不把敌人放进平原的腹地。公元244年,曹魏大将军曹爽曾经亲自率领十多万大军攻打汉中,蜀汉大将王平当时以不满三万守兵采取这种方法成功的守卫了汉中。可是在姜维掌握了蜀汉的军政大权之后,他认为以前的方法是可以御敌,但却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战果。如果把敌人引入到汉中的腹地,然后四面据点人马出动以夹击和骚扰之,就可以达到全歼敌军的目的。其实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是经不起任何大的错误和闪失的,而应该采取更为稳妥的防守方针,不应该采取如此赌博性质的冒险战术。他的这种战术方法遇到实力不强的敌人尚可以应付,但若遇到强大数倍的敌人,无异于是在放虎出山啊。而且姜维长期以来积极组织北伐,他的战略思路就是典型的重攻不重守,并没有把重兵屯集在汉中,最后反而把大部队拉到西北的沓中去屯田,结果是由于在汉中双方兵力悬殊城门大开,所以钟会就迅速的占领了汉中,造成了蜀汉政权在这次战役中从一开始就陷入很大的被动。 10、东吴方面没有全力和及时的救援蜀汉政权。其实在这里面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曹魏在出征蜀汉之前大造声势要出兵东吴,使得东吴方面也不敢随便轻举妄动。另一方面东吴屯驻重兵在蜀吴的边境,其真实意图是在观望形势和想趁乱吞并一部分蜀汉益州的土地,而不是真心的来帮助蜀汉抗敌,所以蜀汉将领罗宪看出了他们的企图,也一直拒绝他们入境参战。其实这个时候即使东吴全力出兵淮南来牵制曹魏,也意义不是很大了。因为曹魏在北方休生养息经营了多年,现在的国家实力相对东吴和蜀汉来说已经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了,它完全可以应付两线作战。东吴没有救援虽然是蜀汉灭亡的一个因素,但已经不是非常重要了,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了最后一条。

对于这样一个题目,可能有不少人会提出疑问:在历史上,蜀国亡于263年,魏国亡于265年,吴国亡于280年,三国中最先亡国的应该是蜀国,不应该是魏国,是不是搞错了?其实,魏国在司马师、司马昭兄弟轮番辅政的时候,就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先是在嘉平六年(254年),司马师废掉魏国第三任皇帝曹芳,另立高贵乡公曹髦为第四任皇帝,司马师独掌大权;其次在景元元年(260年),司马昭派人杀死了曹髦,另立曹奂为魏国的第五任皇帝。曹芳、曹髦、曹奂名为一国之君,但皇权旁落,他们不过是司马氏兄弟及司马炎操控下的傀儡而已。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魏国是三国中最先亡国的,是名存实亡。 经过数十年的战争消耗,到了三国后期,魏、蜀、吴三国的人口数量都有了大幅度减少,当时蜀国仅有二十八万户,人口约九十四万;吴国只有五十二万户,人口约二百三十万;而魏国有一百三万户,人口四百四十三万。三国中,魏国的面积最大,人口最广,吴蜀两国人口加起来,也不如魏国多。然而,实力最强的魏国却最早亡了国,这让很多研究三国历史的学者感到不可思议。笔者认为,魏国之所以先亡国,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1、篡位的负面影响 魏国的最初奠定者曹操,一开始是东汉的官员,但后来却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实力,挟天子以令诸侯,独揽大权,把持朝政,让汉献帝沦为傀儡皇帝。曹操自己虽然迫于形势没敢称帝,却暗示让他的儿子曹丕废汉立魏,取而代之。曹操死后,曹丕继承其位,便强迫汉献帝把皇位“禅让”于他。尽管曹丕在篡位过程中,为了堵住众人之口,三番两次的表示谦让,做足了表面文章,但最终还是颠覆了汉朝四百年的基业,自己当上了魏国的第一任皇帝。曹丕的这种作为,为后来逐步崛起的司马氏做出了榜样,只要实力强大,条件允许,就可以取而代之。后来,曹氏衰败,司马氏崛起,司马炎依葫芦画瓢,像当年曹丕那样篡夺神器的恶性循环再次上演也就不足为怪了。 2、人才的严重匮乏 曹操在位时,很注意招贤纳士,文臣武将蜂拥而至,且多为心腹。到了曹丕、曹曹叡时代,他们则更看重曹氏家族的将才,没有及时发掘外姓的能臣,人才变得比较匮乏,军事指挥上几乎完全依赖司马懿,甚至出现了出兵打仗全靠司马懿一人支撑的尴尬局面。魏国的将才或者说是人才虽然不少,但称之为曹氏的心腹却很少,他们绝大多数都站在司马氏这一边,唯司马氏之命是从。后来的邓艾、钟会,则是司马懿父子发掘的杰出军事人才。人才由谁推荐提携,必然心向之,魏国在人才方面已经被司马氏垄断了。 3、特殊的特殊位置 魏国地处广袤的中原,人口密集,经济强盛,是每一个有野心的人物都垂涎已久、望眼欲穿的地方。而中原,历来被看作是正统。可以说,谁占领了中原,谁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霸主。因此,中原成了有野心的人最想得到的地方,其他的弱国、小国都虎视眈眈,一有机会就发起战争。诸葛亮为了攻取中原,曾六出祁山。 姜维为了攻取中原,曾九伐中原。作为当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司马懿很清楚的认识到了这一点。灭了公孙渊以后,司马懿得知曹睿病危,没有在辽东那个破地方久住,就忙着班师回朝,急匆匆的赶回到了中原,以防中原这个好地方被他人占了去。如果说荆州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中原就是杰出政治家的首选良所。 4、用人的严重不当 曹操临死前,把王位传给了曹丕,并安排曹洪、陈群、贾诩、司马懿四人辅政。曹操对司马懿是很有戒心的,但是考虑到司马懿军事才能卓着,如果不用他,自己死后儿子篡位,势必会引起蜀国和吴国的激愤,如果吴蜀两国联合起来就很难对付,只好派曹洪、陈群、贾诩来制约司马懿,即使司马懿有很大野心,也形不成气候。曹丕做了七年皇帝后,把皇位传给了曹睿,安排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辅政。 司马懿虽然和曹丕是好朋友,但曹丕深得父亲教诲,对司马懿也是有戒心的,安排了曹真、曹休、陈群来制约司马懿,也是正确的。曹睿做了十三年皇帝后,把皇位传给了曹芳,却安排了司马懿和曹爽两个人辅政。曹睿在这个问题上就显得不是很聪明了,不但把司马懿定为主要辅臣,而且只安排了一个无能的曹爽来牵制司马懿。作为三朝老臣,司马懿在魏国的地位和影响是无人能及的,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对付一个曹爽简直是绰绰有余,于是借曹爽外出之机,抓住机会一举消灭了曹爽,终于掌握了大权。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更是肆无忌惮,索性把废了曹芳,把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魏国已经名存实亡了。

“贞观之治”,是令中国人永世怀想的一个伟大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皇帝温良慈善,百官恪尽职守,米缸里装的是吃不完的小米,田地里生长着绿油油的蔬菜……总之,这样一个近乎于传说中的美好时代,是由唐太宗李世民一手创造出来的,所以他在中国皇帝排行榜上,理直气壮地占据了首位。但这一切,却只不过是一个骗局。 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400万户,隋炀帝登基时已达890万户,以一户6口计,全国人口不下5000万,这个数字大约直到唐玄宗时才达到。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但唐天宝十四年才垦田地1430万顷。隋炀帝登基时就有890万户,而唐太宗直到驾崩才有380万户,国力差距可以想见。 隋朝时政府在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着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贞观十一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1969年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由此可见隋朝的富裕与强盛。 纵观历史,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隋唐更替,其间的战争使人口减少约2000万以上,战争结束,人少地多,人心思安,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重要原因;其次,隋开创了大运河以及科举,大运河的劳民导致隋灭亡,但这些却促成了“贞观之治”的产生。开创大运河,利在当时,功在千秋。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纵然是真的有什么“贞观之治”,那也是隋朝的功劳。隋帝国时代已经为他们准备了足足100年的粮食。总而言之,史家通过这段记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秘密:“贞观之治”与李世民没太大关系,任何人,哪怕是让隋炀帝再回来,也同样会在如此稀少的人口基础之上,坐享“之治”的社会福利。

中国历代皇室都高度重视其子嗣,将其看作江山千秋万代的一件大事。因而皇室男子大都早婚,结婚年龄一般不超过十八岁,大体在十三岁至十七岁之间便行大婚之礼,清朝则规定皇子十五岁时必须成婚。几乎所有的皇帝、太子在正式结婚之前均已临御过女人,早已熟悉床第之事,有的甚至已经生儿育女。西晋的傻瓜皇帝司马衷十三岁就大婚,早在这之前,其父晋武帝司马炎便安排后宫才人谢玫,前往东宫以身教导太子,让他明白男女房帷之事。谢玫离开东宫时已有身孕,并生下一个儿子。几年后,晋武帝指着一男孩告诉司马衷:这是你的儿子。司马衷大为惊奇。北魏文成帝拓跋浚十七岁结婚,却在十四岁时就做了父亲。但历代真正有明文规定实行皇室“试婚”制度的,唯大清一朝。 清朝宫中明文规定,皇帝在大婚之前,先由宫中精心挑选出八名年龄稍长、容貌端庄的宫女,陪皇帝随寝做“试验品”。这八名宫女都有名分,一般冠以宫中四个女官的名称,即司仪、司门、司寝、司帐。看这名分便可知她们的职责是专门侍候皇帝起居的。宫女一旦被选中去为皇帝“试婚”,每月可拿俸禄,不再从事一般宫女的劳役。因此,这份差使还是宫女所梦想的美差,许多宫女指望着借此脱离苦海。除这八名侍寝宫女外,还得从内务府传来十六名侍女在旁协助,她们的任务是侍候皇帝,不能打喷嚏、咳嗽、唾吐和发出任何声响。如此一来,这小皇帝的“试验品”就很难说是八个还是二十四个了。 另据《纽约时报》1886年8月29日所载《清国皇室生活记趣》一文称,清朝被确定为皇储的太子,在正式选立太子妃前一年,宗人府要先为太子挑选一位比其长一岁的适宜宫女,前往太子的东宫侍寝,教太子学会怎么做丈夫。如果太子同意,皇帝与皇后也不反对,这位宫女便可立为太子妃。 清朝皇室实行“试婚”制度,其主观出发点无非是想让小皇帝、小太子在婚前就懂得男女房事,取得一些经验,以便正式大婚后面对正宫娘娘或太子妃不致于窘迫慌乱,能够从容不迫。套用一句现代用语,可算作是一种婚前“性教育”吧。但客观上对青春年少的小皇帝、小太子而言,却是滋长了他们过早地纵欲。小皇帝、小太子正是青春发育期,对床第之事还处于被开导而无禁忌的状态,过早“试婚”既影响其生长发育,又可能导致其荒淫无度。如太子住东宫,说是派一名宫女侍寝“试婚”,但太子一有冲动便可随心所欲,任意找其他侍女发泄。清朝的一些皇帝短寿,不能不说与过早纵欲有一定的关系。 有趣的是,清代皇室的公主出嫁前,也需实行这项“试婚”制度,不过试的不是公主,而是驸马爷。清代的公主选定驸马、确定嫁期后,得由皇太后或皇后亲自选出一名机敏干练的宫女充当“试婚格格”,随同公主的嫁妆一起先行一步到驸马家,当天晚上便由“试婚格格”与驸马同床试婚。第二天一大早,“试婚格格”就会派遣专人回宫,向太后或皇后详细禀报驸马爷有无生理缺陷、性格是否温柔等。一旦试婚合格,公主正式下嫁后,这位“试婚格格”就留在驸马身边或为妾或婢。 清朝公主出嫁前,要选出一名宫女充当“试婚格格”,随同嫁妆一起到驸马家,当晚由“试婚格格”与驸马同床,第二天回去报告,内容是驸马的尺寸、硬度、耐力……如果这匹马没啥毛病,公主随后就嫁。认为可以叫“相马伯乐”,宫女试婚之后就留在驸马家当小老婆!清代公主下嫁要分为定礼,成婚礼,回门礼,定礼即为公主订婚之礼,公主是皇帝的女儿,公主出嫁又称“出降”、“下嫁”或“厘降”,额驸娶公主则称“尚”某公主,因为公主是“金枝玉叶”,地位比其夫(额驸)要高。 公主婚礼主要由指婚、纳彩、出降、合卺、归宁等礼仪组成,指婚之日,宗人府管理大臣将所选额驸带至乾清门东阶下,宣旨:“今以某公主择配某人。”额驸跪拜接旨。指婚后,额驸家择吉日向皇家行纳采礼称“一。届时额驸送彩礼至午门外恭进出降前一日,内务府官员率銮仪校抬送公主嫁妆至额驸家,额驸要率族人于乾清门外行三跪九叩礼迎接,嫁妆送到后,由内务府管领命妇负责陈设。 随同嫁妆送至额驸家的还有一名“试婚格格”(格格,满语小姐之意)。试婚格格由皇太后或皇后于宫女中选择精明貌美者充当,任务是在公主出降前先行与额驸同床试婚,以查验额驸有无隐疾和性生活情况等。试婚后即遣人将查验结果回报宫中,如无异常,公主出降便按期举行,反之,则另议,试婚格格在公主出降后一般留作额驸的侧室,少数也有做公主女侍的。试婚之仪是清宫特有的习俗,此举仅限于皇家公主下嫁,其他王公贵族禁行。

历史上的庞太师,名庞籍,年轻有为,文治武功,忠心不二,是难得的好臣子。要是他知道以后的编剧们都这么诬蔑他,哎,可怜的老人家。。庞籍(庞太师)(988年—1063年4月7日),字醇之,单州成武(今山东成武县)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后,任黄州司理参军,深得知州夏竦的赞许,认为庞籍极具宰相之才,他日必成大器。不久庞籍又先后升任为江州军事判官,开封府司法参军,刑部详复官,群牧判官,大理寺丞,殿中侍御史,累迁至枢密副使,枢密使,宰相等。 庞籍还是韩琦、范仲淹等人的好友,司马光、狄青等人的恩师。 庞籍任开封府判官时,仁宗宠爱尚美人,尚美人常派内侍到开封府传达旨意,干预政事,庞籍认为美人派内侍到官府宣喻旨意是后宫干政的行为,因此严加拒绝,传令将宣喻旨意的内侍予以痛打,并明令:“今后如再有后宫传命,不要接受。”作为一个开封府的判官,敢与皇帝的爱妃对抗,足见庞籍的凛然正气和不畏权贵的作风。 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西北党项族首领元昊建立西夏政权,公开反宋,连破北宋边城,百姓背井离乡,宋西北边防形势十分紧张,庞籍被任命为陕西都转运使,与范仲淹、韩琦共同掌握宋西北军政大权,以防西夏入侵(此时包拯刚出仕不足一年,任安徽天长县知县)。庞籍一到边地立即整顿军纪,安抚百姓,稳定秩序。为战胜西夏,确保西北边境安宁,庞籍向朝廷进言:“天久不雨,灾害严重,宫中奢靡,三官赏赐过重(三官即指内官、医官、乐官),应减少宫中花费,裁减三官,节省财力以赏战功,将士肯于征战,不愁西夏不平”。犒赏将士,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而朝廷却把大量财力花在宫中,不奖赏将士,对此,庞籍犯颜直谏,刚正不阿。 浑州西北的桥子谷,是西夏进攻北宋的必经之地。庞籍特选善于骑射,董军事、有谋略的部将狄青在桥子谷旁筑寨驻兵。为解决数万士兵军用物资问题,庞籍招募百姓就地耕种,以供军粮,并以寨为基地,逐渐收复了被西夏攻占的其它城堡,扭转了战争局势。不久,元昊派人前来谈判,庞籍认为:“这是西夏的奸计,不可大意。”并下令屯兵青涧城以防元昊袭击,后西夏大兵果然直迫宋境,见宋军防备严密,难讨便宜,才撤兵退去。元昊与庞籍较量多年,最后,不得不向宋朝称臣。元昊称臣后,庞籍即提出:将矮小老弱兵士进行裁减,安置务农,以减少费用,解决军饷。得到了朝野的一片赞许。 庞籍后被册封为“颍国公”,以太子太保退休。嘉佑八年(1063年)三月76岁时去世(此时的包拯已于一年前去世了),六月葬于雍邱县(今河南杞县),仁宗赠他司空,加侍中,谥号“庄敏”。“田园贫宰相 图史旧书生”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总结。子,元英曾任鸿胪寺少卿等职 。 孙,庞恭孙,德孺,曾任猷阁待制,直学士、成都、陈州知府等职。

岳飞一生从戎,抗击金人的民族压迫和掠夺,为南宋抗战派代表人物和我国古代的杰出军事家、战略家。南宋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元1142年1月27日),他被赵构、秦桧冤杀,时年39岁。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孝宗赵育为之昭雪,后谥武穆,追封鄂王,改谥忠武。 岳飞出身农家,自幼随同乡周侗、陈广习武,其射术百发百中,"技击"属全县无敌的枪手。靖康之变后,他先后在宗泽、张所等人部下,与入侵中原的金军展开殊死的斗争。岳飞在中国历史上的卓越贡献,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收复大片失地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四月,飞率军收复建康(今南京),杀敌三千余,获兵器辎重无数,成为南宋抗金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飞率军第一次北伐获得成功,先后攻克了襄阳、唐州、邓州、随州、郢州和信阳军,使六郡多年后一直是南宋政权强固的前沿阵地。 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六七月间,飞第二次大举北伐,收复了商州、虢州等地。同年十一月,飞率军第三次北伐,重创伪齐军,夺取蔡州。绍兴十年(公元1139年)五月,飞第四次率军北伐,先后攻克鲁山、郑州、洛阳,七月于郾城大破金军"拐于马"、"铁浮图",收复颖昌、临颍,进军朱仙镇,使金军一败涂地。 2、创立"连结河朔"战略 岳飞不仅是以他辉煌的战绩闻名于世,更重要的则因为他是一位颇具韬略、富有创新精神的古代军事家。他曾上奏批判过宋廷"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谋而求胜"的消极防御战略;他"常苦诸军难合",主张集中兵力和统一指挥;他曾突破朝廷的限制,组织了几次进攻的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用实践证明了他的精辟见解。他十分重视人民的力量,提出"连结河朔"的战略思想,策动、联络和支援两河(河南、河北)抗金义军,与岳家军的军事行动互相呼应,或配合作战,夹击敌人。 这是他比当时其他大将的高明之处,在战术上,他认为传统的"阵图"战术"乃定局耳,古今异宜,夷险异地,岂可按一定之图?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阵而后战,兵之常法,然势有不可拘者,且运用之妙,存于一心"。岳飞所说"运用之妙"的"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灵活性"。 3、缔建了一支纪律严明、能征善战的军队 在治军方面,岳飞训练了一支坚不可摧的岳家军,并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掳"的严明纪律。南宋初年几员大将的部队,一般说来,军行所至总都不免勒索财帛,驱掳丁壮,掠人妻女,居人庐舍,而岳飞的部队却独独不是如此,他们平时全居住在军营中,街巷中很少有出外游逛的士兵。行军途中"夜宿民户外,民开门纳之,莫敢先入。体现岳飞以严治军大致可归纳为5个方面:1、重搜选;2、谨训司;3、严纪律;4、明号令;5、律己严。岳家军所到之处,都以这样的军风而获得当地人民大众的欢迎、爱戴,他们乐意与岳家军合作,并尽量给予一些精神的或物质的支援,使岳家军的战斗力量因之大大提高。这在封建朝代是非常罕见的。 4、建树起一种矢志不移的爱国精神 在政治上,岳飞以他短暂的一生自觉地顺应了历史前进的主流,这是必须予以肯定的。宋金战争,是我国历史上范围很广、持续很久的民族战争,在岳飞生前,酷烈的战祸遍及宋朝,对经济造成很重的破坏,女真族进人中原,给高度发展的宋朝封建文明带来了大破坏和大倒退,南北分裂的局面,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各族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而抗金战争虽有服务于赵宋政权的一面,但它在本质上是符合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的。这是争取统一、反对分裂,争取进步、反对倒退的严重斗争,是正义和进步客观存在。岳飞则在这一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久,于中国古代史上没有先例的战争中,英勇顽强地斗争,以"尽忠报国"为最大目标,奋力抗击金军入侵,平定盗寇和内乱,并不屈不挠地同投降派作斗争,从而建树起一种伟大的爱国精神,光照至今。 在时势上,岳飞始终保持有清醒的认识,他倡导"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天下当太平。"他在不平凡的一生中忠实地履行了这般识见。宋廷赐他建造府第,他力辞不受,提出:"北虏未灭,臣何以家为?"他曾命令部下将他自己"宅库"的宣赐物品变卖用于打造良弓,以充军器不足,坚持"赐金己俸,散于莫啬,则不知有其家。"以战事中,他多次亲执大纛,鼓舞士气,指挥杀敌。

提到三国中蜀汉帝国的灭亡,很多人将责任推在了扶不起的阿斗身上。甚至有激进的观点表示,如果诸葛亮真的取代了刘禅的王位,说不定就一统中原,恢复汉室了。如果再将问题直接点,在刘备去世后,诸葛亮为什么不称帝呢? 在回答为什么不称帝这个问题之前,先讨论下诸葛亮能不能称帝。在刘备白帝城托孤时,诸葛亮和李严一起成为顾命大臣。尽管刘备也考虑到诸葛亮的权力过大问题,但是出于北伐中原这样的军事战争,也只有诸葛亮能统帅,刘备还是将军权交给了诸葛亮。在刘备嫡系相继陨落,益州本土派支持诸葛亮的前提下,孔明又是军政大权在手,所以是完全有能力和条件取代刘禅称帝的。由此,诸葛亮最终没有称帝,不是没有能力和条件称帝,而是自己不想称帝。那么,他为什么不想呢? 首先,是出于刘备的恩情。在古代,非常讲究“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想当年,刘备的三顾茅庐,诚意相邀,可谓伯乐之于千里马。面对刘备的知遇之恩,诸葛亮的内心自然是万分感激。即便在刘备死后,一想到在刘备面前发的毒誓,诸葛亮又怎么会造反篡位呢? 其次,作为东汉末年的传统文人,诸葛亮的内心仍然将汉室作为正统的。尽管他在一定程度上默许或者支持了刘备的称王称帝,那也是刘备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也勉强承德上汉朝天下的正统。而诸葛亮一生那么多次讨伐中原,痛恨篡夺汉家的曹魏也是原因之一。所以,作为坚持正统的汉朝知识分子,诸葛亮连别人篡位都痛恨不已,更何况自己取代刘禅称帝呢? 最后,称帝实在太累了。在诸葛亮做丞相的时间里,他事必亲躬的风格导致其实在太操劳了,而且,很多事情他也不愿意让手底下的人去做。比如有魏延、赵云这样的将领,诸葛亮就没有好好利用。如果诸葛亮称帝的话,那么除了国君要做的事情,丞相、军事的工作还是需要做,说不定寿命还得大减。 总而言之,后世将诸葛亮的形象渲染的太过高大上了。如果诸葛亮的手下像赵匡胤一样黄袍加身的话,说不定后人又将其描绘成曹操一样的乱臣贼子了。对于刘备和诸葛亮之间的实际关系,也不会像《三国演义》彰显的那么如鱼得水。所以,即便诸葛亮真的萌发了取代刘禅称帝的念头,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毕竟,他的权力已经威胁到阿斗的帝位了。而在封建王朝的集权制度下,绝对权力是很难共享的。

公元前203年9月,项羽拔营东归,向彭城方向移动。这年10月,刘邦的军队会同韩信、英布、彭越等各路诸侯的军队共30万大军在固陵会师。韩信被刘邦任命为总统帅,负责全权指挥对于项羽的合围战略。这一年的12月,汉军终于将项羽和他的10万大军围困于垓下。 一开始,项羽还想凭借10万之众作拼死一搏。但是,韩信可不是项羽的老对手刘邦,韩信用兵谋略远在刘邦之上。韩信把30万人马分成10队,布置了十面埋伏阵,把项羽团团围住。项羽凭借血气之勇,多次冲击韩信的正面阵地,但韩信每次都将中军稍稍后退,避开楚军锐气,而将两翼展开,实行侧面攻击。项羽的多次突围,每次都迅疾如电,势不可挡,但每次在韩信的周密部署下无不功败垂成,最后不得不退入大营,坚壁自守。到了夜晚,韩信令汉军四面唱起楚歌,项羽听了,暗暗吃惊:“难道汉军已经全部占领了楚国,为什么汉军里有那么多楚人呢?”楚军将士也被这歌声勾起了思乡之情,无心再战,纷纷逃散,一夜之间,项羽身边只剩下千余人。 英雄末路的项羽再突围至长江西岸的乌江亭时,前有江水,后有追兵,感到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于是在心灰意冷之下拔剑自刎。楚汉相争最终以刘邦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刘邦如愿以偿地做了汉朝的开国皇帝。项羽既死,韩信的悲剧也就开始了。对于刘邦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剥夺韩信的军权,这是一刻也不能停留的大事。所以,项羽一死,刘邦就带上夏侯婴等亲信,向他索还兵权。 刘邦开门见山地对韩信说:“将军的功劳很大,我的确忘不了你。但是,如今天下已经太平,如果军队还由你来统帅,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别人还可能会因此发生误会和嫉妒。如果有什么误会,叫我怎么对得起你呢?”韩信听刘邦这么说,也感到无可奈何。韩信手下的步兵主要由曹参指挥,骑兵主要有灌婴指挥,主要将领傅宽、靳歙等也是刘邦的亲信。所以,刘邦没有怎么费力就夺回了兵权。 因为韩信在齐时间比较长,也有一定的威信,刘邦的第二个动作是迫使韩信离开齐地,免得日后韩信根基深厚了难以对付。刘邦听取了张良的意见,改封韩信为楚王,而把齐地封给儿子刘肥,让曹参做齐相。刘邦出手之快,令韩信根本无从防备,但军权已经失去,也不敢违抗刘邦的命令。况且韩信是个政治上短视的人,他觉得自己是楚人,楚国的封地范围也不小,在自己老家当王,衣锦还乡的感觉也不错。 所以对于刘邦的小动作,韩信虽然心里不是太舒服,但还是很坦然地配合。从此,韩信就离开了齐国,来到楚地担任楚王。韩信来到楚都下邳,找到从前给自己饭吃的老妇人,赠送给她一大笔钱。又找到自己年轻时蹭饭吃的亭长,说:“你真是个小人啊,做好事不能坚持到底。”随后,赏赐给他们一百个铜钱。亭长夫妇看着手中一百个铜钱,真是后悔莫及。 后来,韩信把当初强迫他钻裤裆的屠户也找来。那家伙被带来王府时吓得要命,两眼不敢正视韩信,以为韩信要杀他。韩信笑着说:“我干吗要杀你呢?我要杀你当初就杀了,任意杀人是有罪的,我只不过是留下自己这条命做点大事罢了。”这个屠户没有被杀,反而被韩信任命为捕盗的小官。

苏轼为什么总喜欢把西湖和西施牵连到一起,并且总是在宣扬范蠡功成身退,携美女西施归隐的事情呢?在世人印象中,在吴国灭亡之后,西施就追随自己当初的爱人,灭亡吴国的第一功臣范蠡携手归隐,泛舟五湖,过上了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应该说,这种结局很美好,很浪漫。 当年范蠡受命在越国寻访美女,好送去吴国,迷惑吴王,结果发现了西施,两人双双坠入爱河。可是,二人为了越国的复国大计,中止了这段爱情,西施去了吴国,范蠡继续为勾践效命。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吴国终于灭亡了。范蠡了解越王勾践的性格,可共患难而不可共富贵,同时,心中也深深眷恋着心上人西施,于是在吴宫被破时,带走西施,从此消失不见。这种浪漫的结局,在前代也有不少支持者,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苏轼。 苏轼写西施的名句,首推“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西湖本美,而有了西施,西湖就更美了。不过这两句诗还没有提到西施的结局,苏轼别的诗句却有所透露。苏轼的《次韵代留别》“他年一舸鸱夷去,应记侬家旧住西”,在这里,苏轼认为西施最后的结局是追随鸱夷坐船而去。而此处的鸱夷正是号称“鸱夷子皮”的范蠡。在苏轼的另一首诗歌《范蠡》中,苏轼又云:“谁遣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在其词《菩萨蛮》中又云:“莫便向姑苏,仍携西子。”《减字木兰花》:“一舸姑苏,便逐鸱夷去得无。”苏轼对于西施的这种结局,一而再再而三的进行赞颂。 其实,西湖和西施在历史上根本没有关联,西施出身越国会稽,具体的说,是在浙江绍兴诸暨的苎萝村,后来到了吴国的都城姑苏,也就是现在的江苏苏州。就算历史上,西施真的是追随范蠡归隐,泛舟“五湖”,也和西湖没有关系。吴越时代的五湖,和后来我们常说的五湖四海,中国的五大湖不一样,就是指吴越地区的湖,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太湖和附近的四个湖,也有人认为就是太湖。不过,就是和西湖没什么关系。 那么,苏轼为什么总喜欢把西湖和西施牵连到一起,并且总是在宣扬范蠡功成身退,携美女西施归隐的事情呢?这就和苏轼的生平经历,心路历程有一定关联了。 苏轼少年成名,不到二十岁就名满天下,之后考中科举,年纪轻轻就走上仕途,但是在四十来岁时,遭遇了人生一次重大挫折,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一些新党人士别有用心的挑出苏轼诗文中的词句,曲解为诽谤皇帝,讽刺新法,苏轼被下狱,差一点死去,后来被贬黄州,一去就是五年。这五六年,苏轼沉默了很多,也成熟了很多。早年的理想主义者渐渐的消退了,苏轼一方面依然渴望报效朝廷,造福百姓,但是另一方面对权力的争斗有了深深的厌恶。当宋神宗去世,苏轼再次被起用,被任命为杭州知州。在杭州的几年,苏轼一方面大修水利,造福一方,但另一方也渴望像历史上的名臣范蠡一样,急流勇退,在功成名就之后,携手红颜知己,泛舟湖海,了此一生确实是人生一大乐事。

相信看过战争片的观众都知道,那种可以手抛的小型炸弹称之为手榴弹。在近现代的战争之中,手榴弹是近战非常有利的武器。无论进攻还是防御,它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手榴弹是哪国发明的?您可能万万想不到,手榴弹竟然起源于我国宋朝时期的金国。 众多周知,金国是火药的故乡。火药发明之后,许多火器相继问世,并广泛用于生产和军事中。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在他所著的《续夷坚志》卷二中记述了一个“狐锯树”的故事,大意是:金世宗的时候,山西阳曲北郑村有一位专门捕捉狐狸的猎户,名叫铁李。大定末年,他发现一窝狐狸住在古墓里,就在狐狸出没的路径上设下一张网,系上一只鸽子作诱饵,然后躲到大树上等候。夜里,一群狐狸出来了。铁李从腰里取出装有火药的陶罐,点燃导火索,将火药罐从树上扔下去,一声巨响,火药罐爆炸,群狐受惊,仓皇逃窜,结果都落入网中。铁李从树上下来,用斧头将狐狸一个一个砍死。 铁李猎杀狐狸使用的装火药的陶罐就是原始的手榴弹。元好问是太原人,阳曲属太原。这个故事是本朝人记家乡事,很可信。“大定末年”,即公元1189年。这说明至迟公元12世纪,中国人已发明手榴弹,并把它用于狩猎生产上。在公元10世纪的敦煌壁画上绘有手托冒火球状物的人物。有学者认为,壁画上的冒火球状物就是手榴弹。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中国人发明手榴弹的时间还要提早。但笔者认为,手榴弹是要爆炸的,壁画上的人物手托冒火球状物假使是手榴弹的话,太危险了,不合情理,画家不会这样画,冒火球状物可能不是手榴弹,而是放光的巨型珠宝。 使用手榴弹狩猎不仅出现在中原地区,还出现在彝族居住的西南边境地区。云南哀牢山彝族人民曾发明一种“葫芦飞雷”。其造法是,将晒干的葫芦掏尽籽实,然后把火药、铅块,铁矿渣、碎铁片等物装进去,再在葫芦的颈里塞上火草作引信。火草是当地的一种野生植物,有大叶和细叶两种。人们把叶背上的一层白色皮棉剥下来晒干,捻成线,投入木炭热灰中炮制成一种一点即燃的火草。狩猎时,先将葫芦放在网兜中,点燃火草,抡起来,甩出去。关键是掌握好火草燃烧的时间,有经验的猎人甩出去的葫芦飞雷是在最接近目标的时候爆炸,其杀伤力很大。葫芦飞雷也是一种手榴弹。 1856年,哀牢山地区以彝族雇农李文学为首的彝、汉、白、傣、苗各族人民举行联合反清大起义。1858年秋末,起义军两三千人进攻嘉城。嘉城位于哀牢山中断东麓。那里盛产铁、铅、铜等矿物,有官绅经营的矿场。嘉是滇西哀牢山的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塞。防守嘉城的清军有六七千人,他们不仅人多势众,又拥有火炮、火枪等先进武器,根本不把手持刀矛的两三千起义军放在眼里。起义军进据嘉城西和城北外围三四十里的地方,迟迟不发动攻击,清军误以为起义军害怕他们的火枪火炮。其实,起义军是派人专门赶制葫芦飞雷,同时专门培训一批使用葫芦飞雷的战士。 起义军完成战前准备工作以后,趁清军守备松懈,接近嘉城。守城清军见起义军战士每人腰里都系着大葫芦,他们误以为彝族人爱喝酒,是酒葫芦,根本不在意。黎明前,起义军突然向西门和北门发起猛攻。一时间,葫芦飞雷满天飞,剧烈的爆炸声连成一片,震天动地,铅块、铁片、矿渣,横飞四射,清军守城的炮手、枪手被炸得头破血流,不战自乱。城里的内应迅速打开城门,起义军一拥而入,清军如落花流水,溃败而逃。起义军轻而易举地攻占了嘉城。这大概是手榴弹在战争中的首次应用。 而外国人在战争中使用手榴弹,则比中国晚很多年,开始于1904年。所以说,中国是手榴弹的故乡,无论在生产上,还是战争中,外国都要比中国使用手榴弹晚很多年。外国人使用手榴弹,始于1904年日俄战争。手榴弹无论是用于生产上,还是战争中,外国人都要比我们中国人晚很多年。

2010年春,《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出版,这是60年来中国大陆首次出版蒋介石本人的著述,本网站独家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他倾尽心血,研读蒋介石与家人之间的书信、电文、诗文往来,从中发现了作为情人、丈夫、父亲、祖父的蒋介石,在面对家人时的内心事、真性情。 “言为心声,文如其人。”家书中的蒋介石,是一个既痴心又负心的情人、既胆大又胆怯的领袖、既严厉又温柔的父亲。蒋介石的情史堪称丰富多彩,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毛福梅,后有侧室姚冶诚、陈洁如,但最终情定宋美龄,从他和4个妻妾之间的书信往来,外人可以窥见他感情世界的诸多隐秘。 1、对毛福梅,只有一封离异书 1901年,奉蒋母之命,14岁的蒋介石与邻村女子毛福梅,在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结为夫妻,毛家一边务农,一边经商,在当地算是殷实之家,毛福梅的两个哥哥也进过学堂,读书识字。 但毛家以传统女性的标准管教女儿,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毛福梅裹着小脚,还不识字,她又比蒋介石大5岁,此时的蒋介石,已读过9年书,两人无论在年龄、思想还是在感情上差距都很大。 拜堂成亲那天,新娘的花轿被抬到蒋介石家门前时,爆竹齐放,看热闹的孩童们一拥而上,争抢掉在地上的爆竹蒂,蒋介石当时还年幼,他也冲了过去,挤在中间捡个不停,亲友见状哄堂大笑,那时,没人意识到,这笑声正是悲剧的种子,事实上,在奉化一直有“新郎拾蒂头,夫妻难到头”的俗话。 两年后,蒋介石到宁波求学,他一度携毛福梅伴读,这是夫妻俩最融洽的一段时光,但好景不长,1905年,蒋介石东渡日本求学,从此常年在外,对毛福梅日益冷落。即使1910年儿子蒋经国出世,也没能使他们的感情改善,蒋经国3岁那年,蒋介石从上海带回了一个妾姚冶诚,从那时起,他和毛福梅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了。 1921年4月4日,蒋介石给毛福梅的兄长写了一封信:“……吾今日所下离婚决心乃经十年之痛苦……高明如兄,谅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苦痛。”这表明,他离婚的决心已无可动摇。1921年6月,蒋介石的母亲病逝,同年11月28日,蒋介石办完丧礼,在母亲生前常坐的佛堂里,召开了家庭会议。 他拿出事先写好的纸片,流着眼泪,带着颤音开始宣读,这表面上是蒋介石写给经国、纬国两个儿子的信,实则是他宣布离弃毛福梅的一封休书:“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于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而再有波累……今后(既与家人脱离关系)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特此条示经纬两儿,谨志勿忘,并留为永久纪念。” 蒋介石为何丧母不久便休妻?原来,此时他正在热烈追求一位上海富商之女陈洁如,仅仅一周后,1921年12月5日,他便在上海和陈洁如举行了婚礼。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才正式办妥和毛福梅的离婚手续,因为当时他要迎娶宋美龄,宋家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蒋介石加入基督教;二是他要遵照基督教教义,不能同时有两个妻子,必须与原配离婚。 蒋介石回到老家和毛福梅商量离婚事宜,当时,她已经和蒋介石做了26年夫妻,常年照顾蒋氏家族中的人,蒋氏族人认定她就是蒋家人,绝对不能离开蒋家。因此,两人采用“离婚不离家”的办法,毛福梅在法律上不再是蒋介石的妻子,但她仍住在蒋家祖屋,在蒋家族谱上仍有她的名字。1939年12月12日,侵华日军轰炸蒋介石老家,毛福梅遇难,终年57岁,蒋经国悲痛难当,在蒋家祖坟厚葬了母亲。 2、对姚冶诚,半数信件谈“纬儿” 蒋介石情史上的第二个女人是姚冶诚,姚冶诚是江苏吴县人,与蒋介石同岁,她父母早亡,由叔父抚养长大,后来嫁给当地一个农民,婚后,两人到上海谋生,但丈夫不久就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致使夫妻感情恶化,在上海期间,姚冶诚靠为高级妓女梳头、管理衣物首饰为生。 关于蒋介石和姚冶诚的相识,一种说法是,辛亥革命成功后,蒋介石应国民党革命元勋陈其美之召回到上海,并常随陈其美出入风月场所,由此与姚冶诚相识。1913年,蒋介石把姚冶诚带回奉化县溪口镇家中,毛福梅接受了蒋介石纳妾的事实,姚冶诚也很乖巧,对蒋介石的母亲十分孝顺,婆媳三人相处得还算融洽。1919年,蒋介石把收养的戴季陶(时任孙中山随从秘书)之子、年仅3岁的蒋纬国,送回奉化,交给姚冶诚抚养。 但没过多久,姚冶诚和蒋介石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蒋介石一恨姚冶诚嗜赌成性,他在1919年10月18日的日记上写道:“冶诚嗜赌不休,恶甚,恼甚!”此外,姚冶诚对他也不够体贴,1920年5月16日,他在日记中记述道:“近日冶诚嗜赌而不侍我疾,且出言悖谬,行动乖违,心甚忿恨之。”蒋介石还对姚冶诚缺乏教养很是不满,1923年7月24日,他在日记中说:“冶诚咒外人,终非大家闺范,心滋不悦。”这些怨怼(音同对)之情,使蒋介石一度考虑和姚冶诚分居。 年幼的蒋纬国,是维系蒋介石和姚冶诚关系的重要因素,从1921年11月到1922年6月,蒋介石取道香港前往桂林,参加第二次护法运动(指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反对独裁的革命运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写了7封信给姚冶诚,其中的4封都念念不忘“纬儿”(指蒋纬国)。 1921年11月30日,就在给毛福梅写下“休书”后的第二天,已赶赴香港的蒋介石给姚冶诚写了一封信:“冶诚:前示纬儿两函,想已收到……在家无事,请每星期写一封信寄来,经、纬两儿想必玩笑如常……” 1922年2月28日,蒋介石在桂林给姚冶诚写信道:“我有十天不写信给你了,像煞是很久的样子,想必你同纬儿皆平安强健么……我很想纬儿的照相看,你将来到奉化或宁波去的时候,顺便拍一个来,寄给我看看吧。” 1922年3月10日,蒋介石又在一封信里对姚冶诚说:“我前(些)日子写给纬儿一封信,想必已收到了么……我近来身体颇好,但是我性情孤僻,终不能同新朋友相合,只有几位老朋友……纬儿可以教他认字听讲了,天天到学堂里去看看,就是不去念书,也有益处的,你若是把我这个儿子养育得好,将来我还要谢谢你呢,完了。” 姚冶诚很会揣摩蒋介石的心思,因此,当蒋纬国刚学会写简单字句的时候,她便拟了一信,让纬国抄在信笺上,并附近照,寄往广州。信云:“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亲爱的爸爸了,心里非常想念,如果我能长上翅膀,我一定飞到广州探望我的爸爸了。”蒋介石接信后,大动感情,将信读了又读,又将照片放在写字台上,看了又看,然后命机要秘书“赶快拍电报叫纬国来”。 后来蒋介石决意迎娶宋美龄,姚冶诚离开了蒋家,带着蒋纬国迁居苏州,生活费用则由蒋介石承担,1949年,蒋纬国亲自护送姚冶诚到台湾,1966年,79岁的姚冶诚在台湾病逝。蒋纬国本想隆重葬母,但蒋介石顾虑到宋美龄的感受,拒绝了蒋纬国的要求。据蒋纬国在自传中记载,他只好悄悄将姚冶诚下葬在台中市宜宁中学墓地,并在墓碑上题写了“辛劳八十年,养育半世纪”的铭文。 3、陈洁如,在寂寞中来,亦在寂寞中去 1919年,32岁的蒋介石在母亲病重、自己与毛福梅和姚冶诚的感情均出现问题之际,在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家中,认识了年仅13岁的陈洁如。陈洁如原籍苏州,出身殷实的商人之家,当时在蔡元培创办的上海爱国女子中学读书,是一位聪明美丽、有文化的新式女性,蒋介石对她一见钟情,随后便展开追求攻势,但陈洁如的母亲考虑到女儿年龄尚小,认为蒋介石的行为十分不妥。 被陈家拒绝的蒋介石没有就此放弃,他给陈洁如写了一封火热的求爱信:“亲爱的阿凤(陈洁如小名):中国革命尚待完成,但是我,一个革命者,感觉心神沮丧,不能以我的全部精力,贡献于我们的国家。我终日仰望你予我必须的慰藉与鼓励,以安定我的不乐之心。我只要你答允我一件事,然后我才能重新得到力量,以为革命效力……你爱我们的国家,就不会只顾一己,而吝予给国家的一位革命者些许快乐……我将我的心置于你的裙边之下。请告诉我你将宽恕我,并很快再同我谈话,让我今天就看到你吧!” 1921年9月,陈洁如父亲病故,蒋介石帮助料理丧事,表现得十分殷勤,终于博得陈洁如母亲的好感,蒋介石又承诺与原配毛福梅和侍妾姚冶诚脱离关系,并请张静江夫妇出面撮合,才说服陈家同意将陈洁如嫁给他。 蒋介石对陈洁如颇有感情,婚后,陈洁如未能生育,他就把蒋经国带到上海,交给陈洁如照顾;又和陈洁如领养了一个女儿蒋瑶光;他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后,陈洁如形同秘书,替他处理函件往来和保管普通文件;陈洁如还全力辅佐蒋介石参加革命。 但蒋介石和陈洁如的恩爱时光并不长,1926年,蒋介石通过种种政治手腕,攫取了国民党的政务和军事大权,地位的变化和权欲的膨胀,使蒋介石的择妻标准有了新的变化,陈洁如缺乏高贵的出身、显赫的门庭,无助于他将来的仕途。 1926年7月30日,蒋介石在写给张静江的信中,吐露了离弃陈洁如之意:“洁如之游心比年岁而增大,既不愿学习,又不知治家,家中事纷乱万状,此次行李应用者皆不检点,而无用者皆携来,徒增担夫之劳,请属(嘱)其不管闲事,安心学习五年,或出洋留学,将来为我之助,如现在下去,必无结果也,乃害其一生耳,如何?” 然而,真实的原因是:蒋介石已决意迎娶宋美龄,在蒋介石的安排下,21岁的陈洁如远赴美国,知书达理的陈洁如在异国苦学英文,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回国后,她隐居上海,后又前往香港定居。1971年,65岁的陈洁如因中风去世,其骨灰被送往美国安葬,异国孤坟,正如她生前一样,在寂寞中来,亦在寂寞中去。 4、对宋美龄,第一次下野后求婚 蒋介石与宋美龄相识,是在1922年,他偶遇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当即被其容貌、修养和风度所倾倒,随后,他请求孙中山帮忙为其说合,但遭到宋家一些人的反对。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迅速提高,他与宋美龄的关系也随之“柳暗花明”。 1927年1月,宋美龄在信中已称呼蒋介石为“亲爱的大哥”,这一年,武汉国民政府察觉到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意图,开始防范并削夺他的军权,蒋介石感到形势不妙,便加紧筹划和宋家联姻,以尽快取得在国民党内有特殊地位的宋家的支持。 1927年3月19日,蒋介石在写给宋美龄的信中说:“……我收到你的信后,将上前线。你的态度如何?请来函详示。你可否赠我一帧最近的玉照,以使我得以经常见到你的芳影……你因我仍在江西,以为不便来与我晤面(由于我的妻子)。但我今已离开江西,你大可不必再存此种令你不安的疑虑。” 随后几个月内,蒋介石先因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被武汉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党籍,后又在和汪精卫“东征讨蒋”的战争中大败而归,1927年8月,走投无路的蒋介石宣布下野,宋家成了他东山再起的唯一指望。 因此,蒋介石再次给宋美龄写了一封求爱信:“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灭绝。曩(音同囊,意为从前)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惟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面对这封情意绵绵的求婚信,宋美龄终于答应下嫁,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婚后40天,蒋介石宣告复出,宋美龄遂成为“第一夫人”。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再未离异,与之白头到老,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也淡出政治舞台,晚年长居美国纽约,2003年,宋美龄病逝,享年106岁,葬于纽约宋家墓地。 蒋介石生命中的4个女人,都曾经风光过,她们拥有过当时中国最显赫的男子,她们都曾经因为他的爱情快乐过、痛苦过、挣扎过,但最终,这些美丽的红颜都成了一抔黄土,如果她们在天堂里相见了,也许会叹息青春年华的短暂和世事的沧桑。

近日,很多网友在网上贴出一张“三元人民币”纸钞,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其实,四九建政后,仅第二套人民币出现过3元面值,从数学上讲,不需要3元面值的币种,为何还要发行? 1、人民币委托苏联代印,苏方提出增加符合苏联文化传统的3元钞票 第一套人民币发行于1948年12月,面值大、种类多,且防伪性差,1950年,政务院着手设计新版人民币,鉴于中国当时尚不具备印制精美钞票的能力,故委托苏联代印,苏联就此提出,希望中国增加3元面值的钞票,为让苏方尽快交货,中方同意了这个要求,并“用原来十元券图案(井冈山)改做三元版用”,这个3元钞票也就是所谓的“苏三币”。 从世界范围看,3元面值的钞票是比较罕见的,苏联之所以采用,与其历史文化有关。在斯拉夫传统中,“3”被看做是完美的象征,如俄罗斯有“大地是由三条大鲸背着”的传说,用数字“3”指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等,从沙俄时代至苏联解体,面值为3卢布的钞票至少有20种。此外,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从色彩、花纹,乃至尺寸(苏联人比中国人手掌大,使用的卢布票幅较大,“苏三币”票面72*160mm,大小相当于第五套人民币50元钞票),全借鉴自1947年版卢布。 3元币的出现,也与陈云向中央的建议有关,陈云说,“台湾尚未收复,港澳与我国陆地相连,美蒋不断利用空投与经由港澳走私,向我国境内散播假票,以破坏人民币信用,同时台敌在美国援助下,可以在技术上把假票印成与真票完全近似,老百姓不可能区别真伪”,因此“我们发行的票子面额越大,则空投与私运同一体积与重量的假票,其金额数目也就越大。”“为减少假票的影响与损失”,陈云建议,“拟在新币发行时暂不发行五元以上大票,但只发一元券又太小,故拟增发三元券一种以资调剂。”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已设计好的100元、50元钞票都未问世,仅增设10元为最大面值,但综合而言,当时的主要考虑,仍是为满足苏方要求,陈云所提到的3元券承载的诸功能,传统的2元券其实完全能够承载。 1955年,包括3元面值在内的11种新版人民币发行,规定1万元旧币兑换1元新币,对于新币的设计,“群众”有两个意见,一是为什么不在钞票上印毛主席,二是为什么钞票上不用庆祝节日时的天安门。 李先念为此致信周恩来,表示毛主席不赞成在钞票上印他的像,没办法满足群众要求;而天安门景观多变,也还是用平日的天安门较好,周恩来对这个意见批示“同意”,第二套人民币设计遂成定案。 2、中苏交恶,苏联利用钢板印制真“伪钞”,中国停用第二套人民币 至于第二套人民币的印制,小面值钞票由苏联提供设备和做好防伪水印的印钞纸,油墨材料从香港购买,大面值的3元、5元和10元钞票则先在苏联印好,再运回国内,苏联前后共代印10元钞票5亿张、5元钞票5亿张、3元钞票10亿张。中国知这此非长久之策,故在1956年暗中设计了一种5元钞票的备用版,以防万一。 果然不久中苏关系恶化,中国要求苏联交还代印人民币的钢板,苏联借口“保存资料”,予以拒绝。同时,在与苏联接壤的新疆、东北一些地方,出现大量人民币假钞,为防止苏联继续印制“真版伪钞”,中国从1964年开始回收3元、5元和10元的钞票,并筹备发行第三套人民币。 没有了苏联提供的印钞纸,市面上小额钞票也出现短缺,为应对这种紧急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加快研发速度,终于自制出“空心星满版水印纸”,第一次拥有了自制钞票的能力,1962年,备用版5元也印制发行。 面值为3元的人民币从1955年发行,至1964年废止,前后流通仅9年,从数学上来说,只要有1、2、5和10,就能组合成1—9的任意数字,3显然是多余的,此后的几套人民币,都不再发行不实用的3元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