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庄太皇太后：大清最了不起的女人
关于孝庄太皇太后，很多影视剧里有过描写，有宁静演的《孝庄秘史》，有斯琴高娃演的《康熙王朝》。宁静演的是孝庄太后年轻时候的事儿，斯琴高娃演的是孝庄皇太后中老年时候的事儿。这两部电视剧虽好，却并不等同于历史上真实的事。围绕电视剧，再加上仔细研究史料，我们一起去探索孝庄太后这个大清最了不起的女人的一生。 孝庄太后十三岁时嫁给了皇太极，她与皇太极共度了十八个春秋。在这十八年中，颇具头脑的博尔济吉特氏，在风云变幻的军事战争与政治斗争中，领略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事物，也学到了很多得以自保的本领。她由一个单纯的蒙族姑娘，变成了一位老辣的政治老手。最主要的是，她学会了高屋建瓴地把握政治局势的巧妙艺术，还具备了一般女性不可多得的政治智慧。这些本领，在以后四十五年的政治生涯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她有非凡的魅力和心机，又颇具政治才干，但却满足于躲在幕后，辅佐儿孙。她的容貌倾国倾城，她还敢爱敢恨，兼具慈悲和智能，辅助成就了大清两百六十七年霸业。她演绎了中国旷古最完美女人的故事！ 1、辅佐皇太极 有些史书中称庄妃为“女诸葛”。这样形容她并不为过。明崇祯十五年，蓟辽总督洪承畴在解锦州之围时被清军生俘，皇太极看重他的才干，想收降他。谁知臣将们苦费心机，洪承畴不仅不降，还采取了绝食行动以示他不事二主的忠心。正当群臣无计可施之时，庄妃亲自上阵了，当时她只有三十岁，扮为汉族侍女，其貌格外俊俏。于是，就在洪承畴绝食的第四天，一位汉族装束的俏丽女子推门而入，并呜呜咽咽陪坐在洪承畴的身边。此时的洪承畴并无戒心，以为是同病相怜，就谈了起来。并联想起自己的娇妻爱子，百感交集，也泪如泉涌。那女子一面为他拭泪，一面悄声劝道：“大人，人若求死太容易了，可求生就难了。 明朝犹如一座大宅，大人你就是明朝栋梁，如果大宅没有栋梁来支撑，那怎么可以呢？当前，明清两国势均力敌，战则两败俱伤，和则共同兴旺。以大人的威望，若能保全性命，从中调停，把弄僵的局面扭转过来，达成协议，不是既报效了朝廷，又造福了天下百姓么？”洪承畴沉吟不语。那女子又乘机娓娓道来：“大人就算不顾及家人与小女子的情谊，也应顾及天下百姓和江山社稷。”“但是……”洪承畴欲言又止。她又忙道：“清主仁慈宽宏，决不会为难你的。”洪承畴在她的婉言相劝之下，终于降了清朝，为清朝平定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 2、确保福临位 崇德八年，清军大战松锦告捷后，国势兴旺，气势日上。皇太极踌躇满志，正谋划下一步战略，却突发脑溢血，暴死于清宁宫。皇太极死后，为了争夺皇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庄妃为了让儿子福临就位费尽了心思。当时有资格竞争皇位的人有两个，即：皇太极的十四弟多尔衮、皇太极的大儿子肃亲王豪格。首先，多尔衮手握两旗部队，都是精兵勇将，他个人战功卓著，威望正隆，并有豫亲王多铎和武英郡王阿济格的效忠。其次，豪格不仅是亲王，还是众兄弟中唯一封王的。 庄妃暂时放下因皇太极之死带来的巨大悲痛，为了儿子福临全身心地投入到夺位之争中去。她知道既要保住皇太极打下的江山，又要完成中原的统一大业，豪格和多尔衮，无论谁登基，都免不了引发一场大内战。孝庄明白内乱会造成很大的危害，要使双方的对立缓和，只有异中求同，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扶立幼主；当时年纪幼小的皇子有四五个，哪个小皇子适合呢？孝庄开始施展手腕笼络多尔衮，使多尔衮采纳了她的方案，致使她把儿子福临抱上了御座。 然而此事却并不简单，若想福临即位，需要有实力派的支持！庄妃为了大清江山，也为了自己的儿子福临，她做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利用多尔衮，争取多尔衮！于是，她用了一个女人可以用到的全部手段和政治家所有的谋略，使一向将大一统视为己任的多尔衮与自己达成协议：坚决拥护福临登基。这场皇位之争，庄妃不动一刀一枪便化解了。福临即位之后，次年改为顺治元年，当时三十一岁的庄妃，被尊为皇太后，史称“孝庄皇太后”。 3、祖孙情浓 顺治帝在位十八年，因患天花，二十四岁就身亡了。年幼的康熙皇帝，在孝庄太后的扶持下登基。玄烨在祖母的教导下，在幼年“勤问好学，嗜好书法，留心典籍；由于过于疲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孝庄太皇太后让自己的贴身侍女、聪明灵巧的苏麻喇姑帮助玄烨学习蒙文。玄烨的文化功底在孝庄太皇太后的督导和影响下非常扎实，为后来处理国家大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康熙尊称孝庄为太皇太后时八岁，由四位大臣辅理政务，为了爱新觉罗的政权，孝庄太后尽力教养幼主。鳌拜为四位辅政大臣之一，他专横跋扈，目无幼主，滥杀无辜，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最终篡夺皇位。孝庄太后成了康熙的坚强后盾，在她的支持下，康熙八年，一举粉碎了鳌拜集团，夺回了政权。 因为当时有女子不得干预朝政的规定，孝庄太皇太后不得不间接关心朝政。她经常告诫康熙帝：“祖宗骑射开基，武备不可弛。用人行政，务敬以承天，虚公裁决。”又说：“古称为君难，苍生至众，天子以一身临其上，生养抚育，莫不引领，必深思得众得国之道，使四海咸登康阜，绵历数于无疆，惟休。汝尚宽裕慈仁，温良恭敬，慎乃威仪，谨尔出话，夙夜恪勤，以祗承祖考遗绪，俾子亦无疚于厥心。”康熙帝把这些治国修身之道铭记于心，并能用于行。 在平定三藩叛乱的战争中，孝庄太后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孝庄皇太后拨出宫中金帛加以犒劳，她特别支持康熙平乱。她提倡节约，这也影响了康熙、雍正两朝。康熙皇帝及群臣要给她加上徽号，孝庄太后说：“自叛逆以来，到今天已有八年，皇帝焦心劳思，故得盗寇削平，海宇宁谧。皇帝应受尊号，以答臣民之望。我处深宫之中，受此尊号，于心未惬。此典礼不必行。”她说都是皇帝的功劳。 康熙二十四年八月，孝庄太后突然右侧身瘫痪，言语不清。玄烨得知此事时，正在外地巡视，他昼夜兼程赶回。期间特别关心孝庄太后的病情，十六天中，看望祖母达三十次。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孝庄太后又一次病倒，且病情甚重。玄烨昼夜守候在祖母的病榻旁，衣不解带。他“遍检方书，亲调药饵”。每次祖母吃药前，他先“亲尝汤药”。为了祖母的病情，可谓是尽心尽力。期间他传谕内阁：“非紧要事勿得奏闻。”并决定祈祷上天保佑祖母早日康复。 他不骑马，不乘轿，步行到天坛以示诚心。他跪在地上，面对上苍，虔诚地恭读自己亲自撰写的祝文。嗣天子臣玄烨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曰：“臣仰承天佑，奉事祖母太皇太后，高年荷庇，藉得安康。今者，疹患骤作，一旬以内，渐觉沉笃，旦夕可虑。臣夙夜靡宁，寝食捐废，虔治药饵，遍问方医，罔克奏效，五内忧灼，莫知所措。窃思天心仁爱，覆帱无方，矧臣眇躬，夙蒙慈养。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二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 玄烨读罢祝文，早已泪流满面。他发自肺腑的祷文，使得在场的臣子无不落泪。不难看出，康熙大帝之所以能有作为，开创清王朝的鼎盛时期，其中也有孝庄文太皇太后的一份心血。 4、葬不从夫 孝庄太皇太后的性命并没有因为玄烨的至孝而留下，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皇太后薨于慈宁宫，结束了她丰富曲折的人生，时年七十五岁。孝庄皇太后生前就为自己葬地之事留下了遗嘱。她谆谆嘱咐康熙皇帝：“我身后之事特嘱你：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卑不动尊，此时不便合葬。若别起茔域，未免劳民动众，究非合葬之义。我心恋你们父子，不忍远去，务必于遵化安厝，我心无憾矣。”由于康熙皇帝一向孝顺祖母，所以在孝庄太皇太后死后，康熙遵照遗嘱，将祖母安葬在了遵化的东陵附近。 因为康熙帝玄烨对祖母的敬爱与思念，他在悲痛欲绝之时给祖母大办丧事，甚至不惜违背祖制。在清朝只有先帝驾崩，嗣皇帝才能割发辫，可玄烨毅然割了发辫。二是孝服用布。满洲旧制：国有大丧，皇帝及宗室公以上，孝服俱用素帛。而这次孝庄太皇太后丧事，玄烨一改旧制，谕令“今孝服俱改用布”。 后宫的三千佳丽中，只有皇后是皇帝的正配。皇后是后宫之主，但并非都是母仪天下的典范。千百年来，这些高贵的女人可谓百花齐放：她们有的可助君治国，有的阴险毒辣，有的和顺懦弱。孝庄太后的功绩却是历代任何一位皇后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孝庄太后完全有能力成为中国第二个武则天，但孝庄太后却没有那样做，只是为了辅佐自己的儿子和孙子，着实是最让人敬佩的。
北洋“四不将军”吴佩孚：不好色、不纳妾、不嫖娼、不贪财
吴佩孚人生的信条是：不好色、不纳妾、不嫖娼、不贪财。大量史实证明，吴佩孚一生是言行一致的，首先是不好色。吴佩孚年轻时写过：“率性而节欲，可庶几于圣贤;纵欲而灭性，则近于禽兽。”这道理说得简明、形象，吴想做个道德完善的真君子。吴佩孚三十开外才娶结发妻子李氏，后吴母坚持让他纳张佩兰为妾。李氏病故后，吴佩孚也不再娶。一德国女子对他一见钟情，写信表白，吴以一句“老妻尚在”拒人于千里之外。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吴佩孚一代枭雄，不为美女所动，与糟糠之妻厮守一生，可敬! 其次是清廉。吴佩孚自比关羽、岳飞，对贪官污吏向来痛恨，虽出身农家，但一生不置产、不贪污、不索贿、不受贿，廉洁自律。吴佩孚一生衣食俭朴，吃面食、米饭，每餐只喝少许山东黄酒或绍兴酒。1924年，从英国留学归国的钱昌照，曾记述与吴佩孚初次见面的情景：吴穿着布衣布鞋，白薯屑落了一身，招呼钱一起吃烤白薯，还大谈自己的做人哲学。 1927年5月的一天，吴佩孚率卫队逃往四川，经河南邓县构林关，受到当地头面人物的热情款待。面对满桌酒肉，吴佩孚却说：“免了吧。战火连绵，百姓不得温饱，我们还要这么多菜干什么?”只留下4个小菜，其余全叫人撤下。本来定于第二天清早开拔，可地方士绅纷纷前来求字求诗，吴雅兴大发，欣然应允，即席撰写了多首诗。在赠给乡绅杨星如的诗中写：“天落泪时人落泪，歌声高处哭声高。世人漫道民生苦，苦害生民是尔曹。”毫不客气地谴责地主豪绅们的罪恶，令其难堪。谁也没有想到，舞文弄墨竟救了吴佩孚一命。当天上午，他的先头部队中了河南悍匪索金娃的埋伏，连秘书长张煌言也被乱枪击毙，他却因推迟出发而得以幸免。 1932年10月，吴离开成都定居北京后，主要靠张学良的资助维持生计。后张学良因“西安事变”被囚，吴佩孚靠伪京津卫戍司令齐燮元接济，挂了个有名无实的“顾问”，每月领“车马费”数千元。齐燮元原是他的部下，吴佩孚接受这一照顾，可作“袍泽之谊”解，但无卖国之嫌。 再次，拒绝裙带。吴佩孚当权后，前来跑官的亲友络绎不绝。一次他亲写手谕：“天、孚、道、云、龙五世永不叙用。”这5个字都是蓬莱吴姓一系，一道手谕将自家亲戚攀附之路全堵死了。有个老同学为官名声不佳，来求吴为他在河南谋个官职。吴佩孚批条“豫民何辜”回绝，意思是河南老百姓有什么罪过，要你来害他们?手下有个老同事无能，不安于有职无权的闲差，便毛遂自荐，写下军令状，“愿为前驱，功成解甲，退居故里，植树造林，福泽桑梓”，吴佩孚批道：“且先种树。” 不过，也有“例外”。吴佩孚刚当兵时是个勤务兵，一天送公文被巡警营幕僚郭绪栋赏识，被推荐到保定武备学堂做了士官生，自此有了事业的起点。飞黄腾达后，吴念念不忘知遇之恩。在洛阳大帅府，除接待曹锟使者外，所有中外宾客吴佩孚一律不亲自迎送，唯独对郭礼遇有加，始终不渝。郭有烟瘾，吴有禁令，但特下手谕：“只许郭公过瘾，不准僚属破戒。”郭生病，吴衣不解带亲自服侍。后来，郭想衣锦还乡，吴保举郭做山东盐运使，郭嫌官小，闹脾气，说：“难道我就不够当一任省长吗?”于是，吴又保荐郭做省长。郭继续“开价”：“我不做省长则已，要做就在山东本省露脸，这才光宗耀祖。”当吴大费周折为其谋到山东省省长之位时，郭已沉疴不起，不久即撒手人寰。吴佩孚亲撰挽联：“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弃下老母孤儿，有我完全负责任;义则为师，情则为友，嗣后军谋邦政，无君谁与共商量。”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军警逮捕了30多名所谓的“暴徒”，激起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几天后，远在南岳衡山的吴佩孚得知消息，这位被称为敢“言人所皆欲言，谏人所不敢谏”的小小师长，竟直接向大总统徐世昌发出通电：“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数日后，又致电南北双方将领，联名通电反对政府签约。电文大意是：决不许出卖国家的主权!不能让强敌将我山东家乡当肉吃!身为山东籍的军人，我愿和日本决一死战! 1924年兵败后，有人建议吴佩孚逃入天津租界，他厉声斥之：“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乌可为者!”到了汉口，日本人探询他是否愿游日本，吴佩孚回答：“我连租界都不住，谈何去日本!”被奉系打败后的1925年，英美等国银行表示，愿意借款给吴佩孚支持他东山再起，并且不需要抵押，结果被他断然拒绝。此前在洛阳时，苏联要扶植他，他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1927年，被北伐军打败逃到四川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派特务机关长与吴接触，表示日方可资助大量军火并助款百万，也被严词拒绝。吴给日本人的回答是：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用不着外人插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植溥仪搞伪满洲国，他立即通电反对。他曾到北京怒责张学良：“为何不打?”张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
宋高宗赵构为何要迁都杭州？
宋高宗是南宋初年投降派的首领。南宋政权初建,他曾起用抗战派李纲为宰相，但不久即赶走李纲，同宠臣汪伯彦、黄潜善等人放弃中原，从南京应天府逃到扬州，一意享乐。公元1129年(建炎三年)九月，金兵渡江南侵，宋高宗即率臣僚南逃。十月到越州(今浙江绍兴)，随后又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并自明州到定海(今浙江镇海)，漂泊海上，逃到温州(今属浙江)。直到建炎四年夏金兵撤离江南后，他才又回到绍兴府(今浙江绍兴)、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等地，后将临安定为南宋的都城。 据说，当时的迁都是经过三次反复论争后才确定的。在分析宋、金双方军事形势后得出结论：“今日之事，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一方面，金兵处处主动进击，宋军时时被动防守，这是当时战局的长期态势。而建康靠近前线，不如杭州地处后方，比较安全。浙西一带水网交错，对骑兵活动不利。杭州有这一道天然屏障，给统治者增加了安全感。 另一方面，唐宋以来，杭州迅速崛起，一跃而为万物富庶的“东南第一州”。这种相当规模的城市体制和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恰恰是作为国都所必需的。“西溪且留下”史书云：钱塘之胜，名于“三西”(西湖、西溪、西泠)，而西溪之胜又独在于水。自唐代以来，西溪就以赏梅、竹、芦、花而闻名。“西溪探梅”为西湖十八景之一。 “虽无弱水三千里，不是仙人不到来”……据清光绪《钱塘县志》记载，宋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行经西溪，欲建都于此，后得凤凰山，遂云：“西溪且留下”。“留下”之名由此而得。据说赵构即位并定都杭州后，为了方便自己和官员们去余杭的洞宵宫祈神，从古荡至留下还专门修筑了数里之长的石板辇道，称之为“西溪辇道”。而千百年来，西溪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耕田捕鱼，过着丰衣足食的平静生活。 南宋迁都杭州的皇宫大内建设，赵构最终升杭州位临安府，皇城选址凤凰山，开始大兴土木造皇宫;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正式定都临安。皇宫具体位于现在的凤凰山东麓宋城路一带，东至馒头山东麓，西至凤凰山，北至万松岭路，南至笤帚湾;皇宫依山势而建，殿阁叠进，曾建有殿、堂、楼阁约130余座。 但总体来说，南宋宫殿由于占地面积小，兴建时以节约为本，很多宫殿都是一殿多用，和故宫的一殿专用有很大的区别。而且杭州地处江南，夏季炎热，在宫殿的建筑形式上也多有特殊之处。所有的门窗可以拆卸以便通风，待冬日天寒时，又可加入隔层以作保暖之用。 但南宋皇城的范围不大，其间所能容纳的建筑也是有限的，毕竟，临安行宫从开始建筑起，是作为临时首都定义的，在宫殿使用上，也已简捷便宜为度。但实际上南宋没有实现重回东都的理想，而原先行宫规划中的种种临时想法，一直影响了皇城内的建筑修建和用途。如作为朝廷礼仪场所最重要的大殿，在绍兴十二年之前，一直只有一个殿，《宋史·地理志》中记载的“垂拱、大庆、文徳、紫宸、祥曦、集英六殿，随事易名，实一殿。”就是这个时期的情况。 而整座南宋皇城，与建在平陆的西安唐皇城、开封北宋皇城、北京明清皇城不同，不是一个端正平整的矩形，而是一个西高东低的不规则方形。宫墙高约三丈，西边沿山蛇行，高出南、东、北三边。想像那时的凤凰山东麓，应该是极尽豪华，壮丽无比。当时，临安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50万人，而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今天的世界各大都会，当时还沉浸在一片蒙昧的幽暗之中，只有杭州的南宋皇城，灯火映彻碧空，映亮了世界的东方。 当年的皇家“大内”，也是隋朝府治、唐代州治的所在地，当年的吴越王钱鏐，也曾在此修建王宫。南宋的皇帝看中这里，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因缘。但南宋皇城还是在布局上开创了“南宫北市”的先河。宋以前，中国古代国都布局主要有两种：一是皇宫在北、民居在南，如唐代长安;二是皇宫置于城市中间，周围散布民居，如北宋汴梁。 而南宋的杭州，皇宫在南、民居、市集在北。应该说“这种格局最契合杭州当时的实际，当时西湖与钱塘江之间，可供城市发展的主要用地在吴山以北，把皇宫放在南部，为城市北部发展留出了足够空间。”不过南宋皇宫最终在元代毁于大火，至今地表建筑已基本无存，主要宫殿遗址都被埋在地下二三米左右。
中国文人为何看不起刘邦？
刘邦是大汉朝的开国皇帝，此人自从芒砀山斩白蛇起义以来，亡秦灭楚，遂有天下。这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英雄事迹经过史记、汉书等经典文章的传播，早已家喻户晓。不过有一点，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似乎对刘邦没有好感，即使那位南宋看起来婉约的女词人也把目光投向项羽，用一种近乎女汉子的声音，慷慨地宣布：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中国的读书人为何对刘邦没有好感，因为他们下意识的认为刘邦这个人不地道，刘邦不喜欢读书人。道不同不相为谋吗?看吧，历史上对刘邦口诛笔伐的忒多了。下面举个例子：像那个非常有名，被选入高中课本的元人睢景臣的《高祖还乡》，说穿了，也就是说上一些插科打诨的俏皮话，将一个高高在上的大人物贬得一钱不值。真是灭了大人物的威风，长了小人物的志气。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几百年前的恶搞片段： 〔二煞〕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犋扶锄。 〔一煞〕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胡突处?明标着册历，现放着文书。 〔尾〕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撮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看看一个不学无术、以大欺小、无恶不作的无赖跃然纸上，其实这只是艺术形象，虽然如此，这败坏了刘邦雄才大略的形象。 历史上刘邦做的错事，经过史记等书的渲染： 一、刘邦“生有异象”。据说，刘邦的母亲曾经在一个大水湖的旁边休息，梦与神龙交合生下刘邦。 二、刘邦少小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喜欢游手好闲，结交社会闲散朋友，且好酒及色。 三、刘邦“弃子抛父”。比如为楚汉相争时，刘邦彭城兵败，只身逃走，由于后面楚军追赶急迫，刘邦嫌车重太慢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后来一次项羽为了要挟刘邦，将刘邦的父亲抓去做人质，两军阵中项羽将刘父推至阵前，说：“你若不撤兵，我就把你的父亲烹吃了”，刘邦居然不为所动，吵吵着要分一杯羹。 四、刘邦脸皮厚，喜好大言不惭。一次沛县县令好友吕公，为避仇携带家眷来到沛县投靠朋友，城里众官吏前往祝贺，刘邦身无分文却在自己的贺柬上手书“贺钱万”，并不谦让，做了宴会的第一嘉宾，并且因祸得福，娶了吕公的女儿。 五、刘邦为人倨傲，轻侮儒生。据可知的事例来看主要有他“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史记高祖本纪》)，当然这个书生见面也自称我是高阳酒徒，不敢说自己是读书人。 尤其是这里面的第五点看不起读书人，更引起读书人的不满。事实上，写书的是读书人，读书的也是读书人。刘邦如此不厚道，当然引起全体读书人的一致讨伐。看看刘邦的后人刘备对诸葛亮那是多么的诚恳，三顾茅庐请出了大贤诸葛亮，那多让人羡慕。还有那个周文王对待姜子牙的态度，都是不识字的刘邦所无法比拟的。 事实上，刘邦很有才，也并非不厚道，他很聪明，也有灵气。尽管先天学识不足，但后天对于人才的渴望却是很真诚的。刘邦能发现人才，也能重用人才，这一点他自己也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字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供给军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用，此所以为我所禽也。” 想起古人那首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看来作这首诗的，也认为刘邦是个大老粗，不过就是这大老粗打下了四百年的江山让后人敬佩，还让我们的华夏民族以汉族自居，由此看来刘邦不能小觑，其实他并不是看不起读书人，而是看不起谨小慎微无所事事的穷酸文人。对于那些胸怀锦绣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岂止是看得起，而且非常看得起。
亡秦必楚的预言为何成为现实？
秦国雄兵百万，并吞天下，尽灭六国，始皇帝这个始字就在于他这个王朝想要千秋万代，何以二世而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为何成为现实。“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中国人熟知的典故，陆游在《金错刀行》中写道：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蒲松龄的对联中说：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亡秦必楚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楚国是最有号召力和实力的 可能当时也有“亡秦必齐”“亡秦必韩”这样的说法，但是因为最后还是楚亡了秦，大家就很少提了。这个原因是很小的方面，而且即使当时有他国亡秦的说法，“亡秦必楚”也是呼声最高的。理由是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的时候打的是“大楚兴，陈胜王”的旗帜，在攻占陈地后，他们建号为“张楚”，取“张大楚国”的意思。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的时刻，打出自己的旗号显然有招徕天下英雄的意图，很显然，陈胜吴广选“大楚”的旗号，这说明“楚”在当时是最有号召力的。 2、当时人们的心理问题 我们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心理：我们会妒嫉跟我们相仿的人的成功，而不会妒嫉比我们高明很多的人的成功。如果有人和我说刘永好赚了200万，我会无动于衷;如果和我说袜子赚了200万，我心里就会有点不舒服。当时的战国七雄中，实力是秦国、齐国、楚国最强。秦的战斗力，齐的经济实力，楚地幅员，都是天下第一。楚国早就有统一天下的野心，比如“问鼎”一事。但是最后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被秦灭国，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因此对秦的逆反比他国为强。那么齐国为什么没有这种心理呢?这可以说到另外一个心理现象：我们如果自己倒霉，会极其不舒服;如果很多人和我们的境遇一样，我们会好过得多。齐和秦的关系一直不错。在秦“远交近攻”的外交战略的指导下，秦曾经向齐建议共同称帝，秦为西帝，齐为东帝。终战国一世，秦国对齐国没有像魏赵一样的大规模的进攻，也没有对楚一样的卑鄙的欺骗。等到最后，剩下的国家中已经都没有实力和秦抗衡了，那么齐的亡国在心里上也好过的多，毕竟亡国的不是我一个。 3、楚的亡国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秦国的欺骗 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最后的结果是不是对自己有利实际上并不重要，只要是在程序上公正，我们都能接受。我们大家小的时候大概都看过《霍元甲》，我们对霍元甲的死感到惋惜是因为他是中毒而死，死的不明不白。如果霍元甲是在擂台上被人打伤而死，我们应该感慨地只能是霍元甲的技不如人。楚的亡国很像霍元甲，它简直完全是被秦骗来骗去。秦国说：你和齐国绝交吧，我给你600里的商于之地。楚照办，去秦国要地，张仪恬不知耻地说，是你听错了，我说的是6里，哪里说600里了。怀王生气，要和秦国打仗。秦国求和，怀王说，我杀了张仪就出气了。张仪到了楚国，一阵花言巧语以后，楚国又把他放了回去。秦国要和怀王在武关会盟，怀王不想去，子兰建议去，结果怀王被秦囚禁，客死他乡。这些都是让楚人万分尴尬的事，他们不认为是自己的实力弱，而是自己太老实，被狡诈的秦国一骗再骗。如果再有机会，一定不会亡国。因为不服气，楚人对秦国始终是极为不满的。 4、文化的认同感上 七雄中，除了楚，都是周直接分封的诸侯国。无论在表面上还是在实际上，他们都是以维护周的中原正统文化为己任的。秦虽然被山东诸国瞧不起，但是对于中原文明一直是“虽不能得，心向往之”是努力向中原靠齐的。楚同中原文明并不是同一个文化体系，实际上对周文明并不认同。楚国是长江流域文明的代表，其他六国则同属于一个文化体系：黄河流域文明。楚率先称王，楚把南巡的周共王(?)淹死了，楚被称为蛮夷，是每次“尊王攘夷”的对象。等到秦统一后，自然是中原文明的胜利(我们姑且不问是真是假)，其他五国虽然国破，但是文化没亡。但作为被排斥和歧视的文明，楚在文化方面没有认同感。也可以说，楚是亡国亡得最彻底的国家。 5、楚反感秦的政治制度 秦统一后是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其他五国基本上是沿用周的嫡长子分封制，楚的差距更远，它在地方上基本是部落酋长联盟，中央是以楚王为中心的熊、景、昭、屈几大贵族的联盟。这种体制如果和中原的政治体制相比对的话，应该相当与夏商时期，要一下过渡到郡县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6、楚的残存的实力比较强 已经说过，在地方上，楚国是部落酋长联盟。楚国土辽阔，亡国后，边缘部落只要改易旗帜，归顺秦国，实力上是不会受到触碰的，当时的秦军也没有力量对南方的“蛮夷”部落进行一一剿除。因为楚的长时期统治，楚国贵族和地方部落有很好的关系，很多楚的王公大将都能隐匿在民间，比如义帝心，还有项梁等人。 7、国民性方面 楚人重鬼，多淫祀，多隐逸，多玄想，这很像殷人;和重礼仪，认为“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拘谨的周人很不相同，更和实用的、功利的法家思想格格不入。这种心态和秦的专制体制相差太大。另外楚人也是很重武的，剽疾之风，世有定论。楚人战斗的英勇和惨烈，有屈原的《国殇》为证。为复国而战，楚人是乐意的。以上诸方面，是其他五国基本不具备的。由此，楚人成为秦末反秦的主力，秦末的农民起义也可以看作是楚国的复国运动。虽然最后不是楚国而是一个崭新的王朝——汉，取代了秦，但是至少在西汉武帝以前，楚文化一直是中国主流文化，这种影响，直到东汉连绵不绝，也深深影响了后世，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在思想上，都留下楚的印记。最让天下震撼的两句：楚虽三户，忘秦必楚!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北周的山寨版“鸿门宴”：竟让五个王爷丢了命！
刘邦、项羽的鸿门宴大家听多了，北周的鸿门宴你听过了吗?这场“山寨版”鸿门宴，竟然让五个王爷丢了命!正当一代雄主北周武帝宇文邕将眼光瞄准塞北江南，雄心勃勃准备花一两年时间实现天下一统之时，突然病殁在北伐突厥的路上。即位的周宣帝不但全无父祖两代的雄才，而且荒淫暴虐，在位不满两年即驾崩，其岳丈杨坚以丞相和外戚的身份攫取内外大权，控制局面，隐隐然有篡位之局。 在此情况下，不甘心任人宰割的五王(宇文泰的五个儿子，分别为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决定铤而走险，邀请杨坚赴宴，准备伺机将其刺杀，夺回属于宇文家的江山。这，是一场摆明了的鸿门宴!杨坚明知山有虎，却仍然决定赴这场注定要充满刀光剑影，甚至可能付出性命的饭局。他的理由简单又充分：五人早被我砍去了鳞爪，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北周五王回到京城立成笼中鸟，消息传出，天下鼎沸，杨坚篡位之势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立刻有东边的尉迟迥(宇文泰外甥)、北边的尉迟勤(尉迟迥侄子)、西边的王谦、司马消难(皇帝的岳父)等北周的重臣贵戚起兵反抗，转眼间数十万反对大军此起彼伏，震撼全国，这便是史书上说的“三方构难”。在这种外有强兵反抗内有宗室觊觎的情况下，杨坚依然决定赴这场鸿门宴，可见其人胆色也非一般人所能及! 饭局选在五王中最年长的赵王宇文招府上举行。按照鸿门宴的一般流程，请客吃饭的一方应该事先安排一个剑术高超的“项庄”，待到大家酒酣耳热之际，出来舞剑助兴，借机将目标“沛公”刺死在席间，随之一声令下，后堂埋伏的五百刀斧手蜂拥而出，乱砍乱杀，将“沛公”左右全部诛杀。 可惜以宇文招为首的五王显然不具备父兄的好手段，“项庄”人选居然没有事先安排，情急之下，宇文招决定亲自担任这个角色。几番觥筹交错之后，宇文招端着个瓜盘殷勤地请杨坚吃瓜，其间，刺瓜的小刀就在杨坚喉咙间闪躲，但宇文招摆弄了几次，就是没有胆气刺下去…… 摆宴者忘了安排“项庄”的角色，赴宴者却早已带上了自己忠实的“樊哙”。眼见事情不对劲儿，杨坚的“樊哙”元胄(北魏宗室后裔，曾在齐王宇文宪手下效力)挺身而出，扣刀上前对杨坚大声道：“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赵王一看，大为不悦，呵斥道：“我跟丞相谈事，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还不退下!”元胄不仅没有退下，反倒怒目圆睁地盯着赵王。赵王与他四目相对，气势立衰，犹豫了一下，第一次发出暗号的时机就此错过。 眼见“樊哙”突然闯入坏事，赵王知道再也不能迟疑了，于是假装醉酒呕吐，想趁机离开座位到后堂去跟埋伏的刀斧手下令，让他们动手，但元胄伸出一只手将“烂醉如泥”的赵王扶回座上坐好，然后亮亮腰间的佩刀将其紧紧“护卫”住。赵王“吐”了数次，数次被元胄用腰刀“请回”座上。眼见事情就要被这个突然杀出的程咬金败坏，醉得“几乎不省人事”的赵王又发酒疯说喉咙干渴，要元胄到厨房取些水来给他喝，但元胄像耳聋一般动都不动。 事情的转机随之出现，五王中的滕王最后赶到，按照礼数，杨坚要起身下阶去迎接。元胄趁机走到杨坚身边小声警告：“事势大异，还是赶快回去吧。”杨坚不以为然道：“他们手中又没有兵马，能有什么作为?”元胄大为焦急：“兵马本来就是宇文家的，如果我们被他们先下手干掉了，那就什么都完了。我不是怕死，而是怕死在这里于大事无益!” 杨坚居然还不醒悟，迎接了滕王之后又回到座位上坐好，继续拼酒。一直警觉着的元胄又隐隐听到内庭有磨刀穿甲的声音，知道再也不能耽搁了，于是立刻上前大声对杨坚道：“丞相府上事务繁忙，怎能在此消磨太久?”然后不由分说架起杨坚就往外跑。 宇文招急了，从座位上起身就追，但是情急之中他犯了最大的一个错误：他本可发出暗号让卫士尽出，追上杨坚乱刀将其剁成肉酱，但是他居然亲自跑去追，追到房门口的时候又被执刀的元胄挡住，焦急万分却又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杨坚溜到大门口。 时机错失，已无法挽回，空留悔恨!这场鸿门宴的最终结果是，“沛公”跑了，而摆下这场饭局的人即将要为此付出代价! 刺杀失败的北周五王，隔天就被手握大权的杨坚以各种稀奇古怪的罪名逮捕，随之被悉数杀掉，不久“北周”这个国号就不复存在。杨坚在数月间平定“三方构难”后，逼令八岁的周静帝“禅让”皇位给他，将国号由“周”改作“隋”，然后统一北方，轻松消灭南方陈氏小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功业的完成者。这场鸿门宴成功与否，只在毫厘之间，可以说，只要为首的赵王发出行动指令，历史就会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副模样，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靖康之耻：宋徽宗和宋钦宗被俘后的生活
宋徽宗是宋钦宗之父，钦宗子承父业后仅仅一年有余，即和宋徽宗一起被金兵俘虏，两人均在大金渡过残余岁月。公元1125年(宋钦宗靖康元年一月—)，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东路由完颜宗望领军攻燕京。西路由完颜宗翰领军直扑太原。东路金兵破燕京，渡过黄河，南下汴京(今河南开封)。 金兵直逼汴京(今开封市)时，北宋徽宗赵佶又气又急，身子一日不如一日，于是把皇位传给太子。继位的太子就是宋钦宗，宋钦宗和宋徽宗一样，也是苟且偷安、不思自强之辈，结果断送了大宋江山，自己也做了俘虏。被俘的还有徽宗和他的哥哥、弟弟及他的32个儿子、22个女儿，除九子赵构在外勤王、幼女仅一岁外，都做了俘虏，连同宫廷后妃、宗室贵戚、大臣约3000人被金人掳到北方。 钦宗到达金营后，受到无比的冷遇，宗望、宗翰根本不与他见面，还把他安置到军营斋宫西厢房的三间小屋内。屋内陈设极其简陋，除桌椅外，只有可供睡觉的一个土炕，毛毡两席。屋外有金兵严密把守，黄昏时屋门也被金兵用铁链锁住，钦宗君臣完全失去了活动自由。 当时正是农历四月，北方还很寒冷，徽宗、钦宗二帝和郑氏、朱氏二皇后衣服都很单薄，晚上经常冻得睡不着觉，只得找些柴火、茅草燃烧取暖。钦宗的朱皇后当时26岁，艳丽多姿，还经常受到金兵的调戏。 被掳人员到达金朝京师会宁府时，金人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二帝及其后妃、宗室、诸王、驸马、公主都穿上金人百姓穿的服装，头缠帕头，身披羊裘，袒露上体，到金朝阿骨打庙去行“牵羊礼”。朱皇后忍受不了如此奇耻大辱，当夜自尽了，金人还为两位皇帝起了侮辱性封号，称徽宗为“昏德公”，称钦宗为“重昏侯”。 二帝被劫持到北方后，先被关押在五国城，因为受不了金人的折磨，一日徽宗将衣服剪成条，结成绳准备悬梁自尽，被钦宗抱下来，父子俩抱头痛哭。后金人又将二帝移往均州，此时徽宗已病得很厉害，不久就死在土炕上了，钦宗发现时，尸体都僵硬了。 徽宗的尸体被架到一个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烂时，用水浇灭火，将尸体扔到坑中，据说，这样做可以使坑里的水做灯油。钦宗悲伤至极，也要跳入坑中，但被人拉住，说活人跳入坑中后坑中的水就不能做灯油用了，所以，不准钦宗跳入坑中。徽宗死时54岁，徽宗死后，钦宗继续遭受折磨，最后也惨死在北方。 绍兴二十六年(1156)六月，宋钦宗病死，宋钦宗死因另据遗《大宋宣和遗事》，1156年6月，金主完颜亮命钦宗出赛马球。钦宗皇帝身体孱弱，患有严重的风疾，又不善马术，很快从马上摔下，被乱马铁蹄践踏死。
宋太宗毁太原城之谜：毁掉”千古龙城“的龙脉
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柴荣病死，七岁的恭帝继位，时任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的赵匡胤掌握了军权。翌年正月初，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并率军入开封，胁迫周恭帝禅位，夺取了皇位。因赵匡胤所领的归德军驻在宋州，所以建国号为宋，定都于开封。史称北宋。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使中国又归于统一并逐渐进入中国经济、文化、科技的鼎盛时期。唐朝最盛时有五千多万人口，宋朝人口最盛时突破一亿。宋人有曰：“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在宋朝建立之初，为使宋王朝能长治久安，而不致成为继五代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北宋王朝除了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大力实施“强干弱枝”政策之外，还致力于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特别是当宋太宗听说，当时仍被北汉统治的晋阳出过好几个皇帝，是个“龙城”之后，更是亲自带兵攻下太原城，并火烧太原城，再水灌太原城…… 太原古称晋阳，它西依悬瓮山、东临汾河水，地势十分险要，城堡十分坚固。晋阳城城池坚固，唐以后的五代，这里几度被一些野心军阀作为割据称雄的堡垒，称王称霸，自立为帝。太原经历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等几个王朝。 979年，宋太宗亲率大军，来到太原城下指挥攻城。晋阳城高大坚固，使得宋军损失惨重，内外马步军都军头王廷义，殿前指挥使部虞侯石汉卿阵亡，大将李汉琼、荆嗣、呼延赞、韩起重伤，以下将士伤亡者更多不胜数。当时，主要是由于宋已统一中原，平定南方，倾全力攻晋阳一城，晋阳孤城难守，北汉主才不得已降宋。自此，北汉十州全部归入宋的版图。五代十国时期最后一个分裂的小王朝被消灭了。 太原城被攻破之后，宋太宗赵光义决定平毁太原城，这是出于多方面考虑的。首先是晋阳城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宋军强攻晋阳造成损兵折将，损失惨重，故宋太宗决心彻底平毁晋阳城以消心头之恨。其次是当时的李唐是从晋阳起兵而夺取天下，到唐末五代一些割据者又据晋阳争夺天下，或抗衡中原王朝，望气者认为晋阳有王者之气，这是宋太宗要严加防范的。再次是宋太宗继位时，多有道教人物相助、道教附会天象认为：宋起之地为归德 (今河南商丘市)属于“商星分野”，而太原则属于“参星分野”，自古参商不相见，这样，当中央政权强盛时，太原地区最后才服从，而当中央政权衰弱时，太原则将最先叛乱，因此，不宜把太原列为方镇，应当降低它的等级。鉴于上述原因，宋太宗决定平毁太原城，让居民迁往汾水东的新城，把新设立的并州府迁到榆次。居民出城后，宋太宗下令放火，“万炬皆发，宫寺民舍，一日俱尽”。第二年四月，宋太宗又封堵汾水、晋祠水，灌入太原。古太原城经此火烧、水灌，变为一片废墟。往日被誉为“锦绣太原城”，并已逾千年的大都会便不复存在了。 太原旧城被毁后，宋太宗又命将太原治所从榆次迁到唐明镇(即今太原市)。逃出城的百姓逐渐聚集到这里定居下来。由于此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982年(宋太平兴国七年)，宋太宗赵光义派三交都部署潘美在唐明镇的基础上，扩大范围，修筑城墙，兴建太原城。宋初修建的太原城是一座土城，城池周长5.28公里。筑四门：“东曰朝曦;南曰开远;西曰金肃;北曰怀德。城西南至现迎泽大街北边，西至现新建路东边，后小河、东后小河是当时北面东边的城壕。据说赵宋在新修太原城街道时，都筑成丁字街，取其谐音，“钉”破“龙脉”，使太原不再出现“真龙天子”，危及赵宋天下。并忌讳使用“晋阳”、“太原”名称，而设为紧州军事，派潘美、杨业把守。 金代诗人元好问《过晋阳故城书事》在讲到此事时说：“南人鬼巫好机祥，万夫畚铺开连冈。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旧的晋阳城平毁了，但太原的战略地位并没有变，当时辽据大同，建辽契丹又为游牧民族，其骑兵可以随时南下太原，太原街道修成“丁”字形对阻遏辽骑兵的驰骋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道德经》代表中国纯粹哲学
据传春秋战国之际,我国古代著名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著写《老子》,阐述他的哲学思想。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厉乡曲仁里人,曾任东周王朝守藏史,掌管图书典籍。相传孔子曾向他问过“礼″,他则给孔子讲述许多深奥的道理。他一生修行道德,晚年才“著书言道德之意”,是为《老子》,又名《道德经》。全书分上下篇,共81章,计5000余言。 在《道德经》一书中,老子以“道”为核心,创立了他的哲学体系,包括世界本原说、朴素辩证法及认识论等。“道”是老子哲学体系的核心,他认为“道”先于世界万物存在并且是产生世界万物的神秘本原,“有物混成,先天使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就是说在天地形成之前就有一个浑然一体的东西存在。在老子看来,“道”是一个神秘的、不可感知的精神性实体,并且由“道”可生出万物世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可以说由“道”化生出元气,由元气产生阴阳二气,再由阴阳二气和合而产生天地万物,老子以“道”为万物本原的学说,结束了传统的上帝鬼神的传统,提高了哲学思辩的高度。 以“道”为基础,老子又提出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他认为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变化之中,并杏这运动变化之中概括出一系列相互矛盾的范畴,如有无、福祸、美恶等。并指出每一矛盾范畴的两个对立面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就是说,当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的时候,也就知道了丑的含义了。在承认矛盾双方互为存在条件的前提下,老子还认为对立面双方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无不向其反方面转化,提出“反者道之动”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作为事物矛盾转化的普遍法则。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认识论方面,老子否认人的知识来自于感觉经验,他认为体认“道”完全不需感性认识,只需要“虚静”、“玄鉴”的认识方法,即可达到“闻道”的目的。“虚静”、“玄鉴”即要求人们内心虚静,不持任何成见,也不受任何外界干扰,以达到心灵虚静的状态。以这为基础,他反对启迪民众智力，要人们“绝圣弃智”、“绝学无忧”，公开主张实行愚民政策，已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 老子除了将“道”作为世界的本原外，还将之作为万物的归宿。万物从“道”而生，最后又复归于“道”，“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是谓复命。”这一思想反映到社会历史观方面，老子认为人类应重返纯朴的自然状态，从而形成了他所谓“小国寡民”的乌托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到后来发展成为两个方向。一个是庄子将老子的世界观发展成虚无主义;另一就是将道”解释为规律，以“道”为礼、法的思想依据，形成了法家学派。此外，老子的思想对后来道教哲学也有很大的影响，被奉为道教“教主”。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史记•老子列传》)，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图书馆馆长。老子熟悉历史，知识广博，这一点应是毫无疑问的。此外，老子还是一位思想大师，一位沉思形上之道的哲学家。 刘向《列仙传》记老子出关：“后周德衰，乃乘青牛车去。入大秦，过西关。关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强使著书，作《道德经》上下二卷。”(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云：“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列仙传》)老子乘青牛出关说的影响很大。在后人心目中，老子是一位大耳下垂、须发皆白，但精神爽朗，神态安详，乘青牛而隐逸的老者。画师们的《老子出关图》上那位老成持重、飘逸达观的得道老者也多是这副形象。 可是老子乘青牛出关的说法却不见于《史记》。《史记•老子列传》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廼(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所终。”仅此而已，并无“乘青牛车”的记载。 乘青牛之说，显然是秦汉神仙家的附会，不仅见于《列仙传》，还见于《太平御览》卷六六一所引《三一经》，云：“及老子度关，喜先诫官吏曰：‘若有翁乘青牛薄板车者，勿听过，止以白之。’”老子乘青牛或青牛车出关，和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侯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史记》集解引《列仙传》)的说法一样，都属附会之谈。 既是神仙家的附会，当有神仙家附会的道理。牛、马都是当时用于牵车的牲畜，神仙家为什么要说老子乘牛车而不是乘马车出关呢?其中不无寓意。牛是一种性情温和、柔顺服从的动物，且有忍辱负重、坚韧不拨的特点。《易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乾、坤两卦所体现的精神，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 汉代人以马来比喻乾卦，以牛来比喻坤卦，他们以马和牛的品格来表达乾健、坤顺的特点。马所代表的乾卦所生发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合乎孜孜不倦地入世进取的儒家的特点。牛所代表的坤卦所生发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则合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思想主旨。所以后世附会者编造老子乘牛的神话，应该说是“用心良苦”，有其深意的。 老子为何乘青牛，而不乘黄牛、黑牛、白牛或其它什么颜色的牛?我们还是顺着神仙家的思路去解读。这或许是古代神仙家或占星家的五星占有关。在太阳系中，绕日公转的较大的行星，除地球外，尚有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古人将五星分别看作是五行的精灵或五帝之子。五帝即青帝、白帝、赤帝、黑帝、黄帝。“天有五帝，五星为之使。”(《唐开元占经》卷十八引《春秋纬》)“五星者，天之五佐。”(《史记•天官书》)“五星者，五行之精也，五帝之子，天之使者，行于列舍，以司无道之国。”(《唐开元占经》卷十八引《荆州占》)“列舍”指二十八星宿。五星还被用来分别象征五方、五帝、五事等神灵和事物。其中，木星(亦称岁星)是东方青帝的使者。“青”，主春，木德，代表了东方。老子自周入秦，向西而行，来自东方，后世人称“东方圣人”，用青色正可取其象征东方之意。 这样一来，“青牛”象征着一位来自东方文明地区的文化使者，带着他的崇尚阴柔之德的智慧，隐向尚未开化的西方。这与后世的另一种附会“老子化胡说”倒很是是益彰。
匈奴人的祖先竟然会是夏朝的后裔
夏灭亡后，剩余势力除了主要留居中原，还有两支分别向南方、北方迁移。桀带着不少夏族民众从历山南迁至南巢，这便是南支。北支进入蒙古高原，与当地诸族融合，有人认为这便是后人所称的匈奴。《史记·匈奴列传》载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括地谱》更详细地解道“其(指桀)子獯粥妻桀之妻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徒(即北原游牧民族)，中国谓之匈奴。”商汤王因帝宁之故都，封夏室的一支姒姓贵族于杞国，以奉祀宗庙祖先。《史记·陈杞世家》载夏裔在“殷时或封或绝”。 周武王灭商为王之后，封大禹的后裔东楼公于杞地，延续杞国国祚，主管对禹的祭祀。春秋末期，孔子因为崇尚夏礼，还特意去杞国访问考察。在浙江绍兴会稽山禹陵村，夏禹姒姓后代世代为禹守陵至今。郭沫若、胡厚宣、程憬等认为甲骨文中的土方就是战败后的夏。根据卜辞记载，土方是位于殷西北方的一个强大方国，是武丁以及先前商王的长期征讨的对象。武丁征服土方后，在其腹地“唐土”建设大型城邑“唐”，镇压控制土方人民，此后不再有土方叛变的记载。周初，成王封晋国始君唐叔虞于此。 匈奴的英文名是hun，也是破坏者和野蛮人的代名词，从中可以看出欧洲人对匈奴的恐怖记忆。公元1世纪，在东方已成为“丧家之犬”的北匈奴，逐渐向西逃亡，最后深入到欧洲腹地，不仅找回了昔日的荣耀，还引发了欧洲社会的大变动，从而改变了欧洲历史。 1、北匈奴退出蒙古高原 汉武帝对匈奴的猛烈反击，大伤了匈奴的元气。到西汉晚期，匈奴发生了分裂，呼韩邪单于率部归顺汉朝，而流窜到中亚与汉朝为敌的郅支单于也被汉将陈汤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为理由消灭掉了，汉匈关系从此走向和解。东汉初年，在匈奴贵族中反汉的势力重新抬头，导致匈奴再次分裂，南匈奴归顺汉朝，而北匈奴则坚持与汉为敌，经常发动对南匈奴和汉人的掠夺。 而当时东汉刚刚建立，国力还属于恢复期，因此，直到汉明帝时，才发动了对北匈奴的反击战。公元73年，汉军四路出击北匈奴，窦固、耿忠的汉军一直追击到天山一带，并夺取了伊吾(今新疆哈密)。汉和帝时，又发动了针对北匈奴的反击战，公元89年，窦宪、耿秉率领汉军大败北匈奴，一直追击到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公元91年，汉军再次出击北匈奴，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单于，北单于只得向西逃窜。至此，东汉对北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而与汉为敌的北匈奴，则受到汉与南匈奴的合击，已无法在漠北蒙古高原立足，只得退出蒙古高原向西逃窜。 2、北匈奴西迁的第一站：伊犁河流域 与其说是西迁，还不如西逃贴切一些。在公元91年北单于战败后，率残部西逃至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国，在其立足后，仍然出没于天山南北，实施掠夺。公元119年，北匈奴攻陷了伊吾(今新疆哈密)，杀死了汉将索班。为了对付西域的北匈奴，东汉朝廷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屯兵柳中(今新疆吐鲁番一带)，班勇于公元124年、126年两次击败北匈奴，西域的局势开始稳定。 在班勇离职后，北匈奴势力又重新抬头，汉将斐岑于137年率军击毙北匈奴呼衍王于巴里坤(今新疆巴里坤)，公元151年，汉将司马达率汉军出击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击败北匈奴新的呼衍王，呼衍王率北匈奴又向西撤退，拉开了第二次西逃的序幕。锡尔河是中亚的内陆河，流经今天的乌兹别克、哈萨克等国，注入咸海。在汉时，这里是康居国。北匈奴在西域遭到汉朝的反击，已无法立足，大约在160年左右，北匈奴的一部分又开始了西迁，来到了锡尔河流域的康居国。至于北匈奴人在康居的活动，因为缺乏史料记载，就不得而知了。 2、北匈奴西迁的第二站：顿河以东、里海以北 大约在公元290年左右，北匈奴出现在顿河以东的阿兰国，这段历史在我国《北史.西域传》和罗马帝国的《历史》中，都有过记载。北匈奴杀死了阿兰国国王，彻底征服了阿兰国。 3、北匈奴西迁的第三站：顿河以西、多瑙河以东 凭借着在阿兰国的休整和补给，北匈奴彻底恢复了元气，掠夺、贪婪的本性让他们对顿河以西的草原垂涎不已。公元374年，匈奴在大单于巴兰姆伯尔的率领下，渡过了顿河，向东哥特人发动了进攻，东哥特人哪里是匈奴人的对手，经过奋战，依然惨败，一部分东哥特人只得向西逃窜，逃到了西哥特人那里，匈奴尾随其后，追击到西哥特人居住地。 西哥特人在德涅斯特河(流经今天的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摆下军阵，准备迎击匈奴，而匈奴人则趁夜晚偷偷从德涅斯特河上游渡河，然后抄袭西哥特人军阵背后，西哥特人惨败，只得向西逃窜至多瑙河。 后经罗马帝国皇帝的批准，东、西哥特人得以渡过多瑙河，进入到罗马帝国避难。此后，由于罗马帝国对哥特人残酷的压榨，逼迫哥特人又起兵反叛，公元378 年，罗马帝国皇帝瓦连斯亲征哥特人，结果被哥特人杀死，帝国遭受到沉重打击。而此时的匈奴，由于占据了南俄罗斯大草原，暂时稳定了下来。 占据南俄罗斯草原后，匈奴人的活动在打败哥特人，占据南俄罗斯草原后，匈奴人得以休整，人口开始急剧增加，同时，小部分的匈奴骑兵仍然在骚扰临国：一股匈奴骑兵渡过了多瑙河，与哥特人一起骚扰罗马帝国;另一股匈奴人，于公元384年进攻美索不达米亚，攻占了爱德沙城;还有一股匈奴人于396年，侵入了萨珊波斯帝国。整体而言，匈奴人这段时期，基本是以在南俄罗斯草原休整为主，为下一步的大规模入侵积蓄力量。 4、匈奴帝国曾称霸欧洲 公元1世纪中叶，活跃于蒙古高原的匈奴被中国东汉王朝屡次击败，又受到蒙古高原新兴的鲜卑族的挤压，不得不向西迁移。此后300年的史书中很少提到匈奴人的去向，公元4世纪，这个神秘民族又现身欧洲，来到里海北岸的顿河草原游牧。公元375年，匈奴人开始大规模扩张，他们向西攻灭了阿兰人和东哥特人在多瑙河沿岸所建立的国家，向南攻克亚美尼亚，一直打到波斯和叙利亚。匈奴人以凶残闻名于世，他们所过之处往往留下一片废墟，一地白骨。进占匈牙利草原后，匈奴人暂时定居下来。公元433年，匈奴大单于阿提拉成为各部首领，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 东起伏尔加河，西至莱茵河，南抵多瑙河的广袤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庞大帝国。在阿提拉统治的20年里，匈奴首都布达城成了欧洲的政治中心，各国使者云集于此，争先恐后地献上自己的贡品，表示臣服。匈奴帝国步入极盛时期。 5、匈奴克星与匈奴王情同手足 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已风雨飘摇。它在与各蛮族政权的冲突中越来越力不从心，不得不默认它们的独立地位。就在此时，罗马帝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出现了，他叫阿契斯。阿契斯生于高卢的名门望族，他的父亲高登裘斯在西罗马军队中屡立战功，最后做到西罗马帝国的骑兵统帅，被封为伯爵。阿契斯和阿提拉自幼相识，两人交情甚笃。阿契斯曾经给阿提拉找了一位博学多才的私人秘书，帮阿提拉打理外交;他还将自己的儿子送到阿提拉身边学习骑射。 阿契斯希望和匈奴帝国和平共处，他知道西罗马对付境内的日耳曼蛮族已十分费力，决不能再与匈奴交恶。青少年时期做人质的经历，使阿契斯对匈奴的认识非常深刻，他熟知匈奴人的战法，并十分清楚匈奴人的软肋是什么。阿契斯的努力为西罗马帝国赢得了20多年的和平，这段时间阿提拉多次进攻东罗马帝国，但一直和西罗马帝国相安无事。但利益之争使这两位好友最终拔刀相向，而阿契斯的丰富经历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匈奴克星。 6、向西罗马要女人和土地 野心勃勃的阿提拉早就对高卢和意大利的繁华富庶垂涎三尺。公元449年，西罗马帝国皇帝的妹妹奥诺莉亚和侍卫长私通被发现，皇帝瓦伦提尼安将她送进一个修道院软禁起来。生性风流的奥诺莉亚暗中写信向阿提拉求救，称愿以身相许。阿提拉立刻向西罗马皇帝索要奥诺莉亚，并要求西罗马帝国拿一半的国土作为嫁妆。如此过分和羞辱性的要求，遭到西罗马皇帝的拒绝。于是阿提拉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对西罗马的战争。 公元450年，阿提拉集结匈奴军和被征服民族的仆从军50万人，向西罗马的高卢发动进攻。随着高卢名城一个接一个地陷落，阿提拉兵锋直指名城奥尔良。阿提拉大军对高卢北部的蹂躏震惊了西罗马帝国的所有蛮族，大家都意识到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与匈奴对抗。阿契斯抓住这个同仇敌忾的良机，四处奔走，终于联合各蛮族建立起一个抗击匈奴的统一战线。 高卢和西班牙各地的日耳曼蛮族，甚至不列颠的克尔特部落都派兵支援，和阿契斯打了20年仗的西哥特王特奥多里克也亲自领兵前来助战。当阿提拉屯兵奥尔良城下的时候，阿契斯的西罗马联军日益壮大，已经集结了50余万人，并正式向匈奴人开战。两位昔日的朋友终于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了。 7、16万人战死，匈奴王奇迹生还 阿提拉得知西罗马联军逼近奥尔良后，立刻撤围北去，同时命令在高卢各地劫掠的匈奴部队向香槟平原集结。阿契斯率领大军尾随而来，两军在马恩河畔的沙隆附近相遇，摆开决战的阵势。 西罗马联军方面，由阿契斯亲率西罗马军团组成左翼，西哥特军队在右翼，而中央是阿兰人和其他蛮族。阿契斯这样部署相当冒险，因为他把西罗马联军最弱的部分放在中间，非常容易被匈奴军队从中心突破，将西罗马阵线拦腰斩断。 但从另一方面讲，中心突破的匈奴部队也有被西罗马联军从两翼包抄的危险。阿契斯面对他的老朋友阿提拉，走出了一步险棋。阿提拉针锋相对，亲率匈奴精骑居中，把东哥特人放在左翼，其他蛮族军队组成右翼。
拥有两亿人口的大明王朝为何被清军击败？
女真铁骑在多尔衮的带领下闯入山海关占领北京的时候，几乎全体满洲人依然不太相信他们能够真正征服整个明朝，多尔衮不管别人怎么说，严格按照皇太极的遗志立即从沈阳迁都北京，其实他心中也没什么底，他说：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 明朝人口大约两亿左右，女真部落经几十年兼并整合以后也不过几十万的人口，这其中还包含了不少蒙古人和关外汉人，明清松锦之战，清军投入了几乎全部的男 丁出战也不过凑了十万余的部队而已。区区两年之后，要满清拿出军队去征服整个明朝疆域，不说打仗，就算把每个城市占领下来都分不出人手。如此看来清灭明就 是一个玩笑。 满族的祖先们创造了神话，他们只用了大约六十年的时间，便以一个仅几十万人的连自己的文字都刚刚发明的小部落，征服当时人口是自己两三百倍的世界第一大的王朝，并由此又统治了近三百年。这是种怎样的悲哀呵。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大明被满清征服了? 原因一，小冰河时期让大明元气大伤 小冰河期指的是相对而言较冷的时期，但是比主要的毁灭大量动植物生命的冰期还是要暖和。历史上的“小冰河期”都导致了地球气温大幅度下降，使粮食大幅度减产，由此引发社会剧烈动荡，人口锐减。小冰河期始于13世纪，在17世纪达到巅峰，并最终在大约200年前减缓了活动趋势。为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气候趋向严寒，牲畜的食品供给短缺。 原因二，腐败使得大明玩儿完 明朝当时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采取了很多错误的手段，导致明朝加速灭亡。先是减少官员俸禄，这一招不仅没起到缩减开支的效果，还助长了官员的贪污腐化的风气。之后又实行军户世袭制度，利用大规模军事屯田，减轻国家对军队财政支出。这种自给自足的方式减轻了财政负担，却使得军队长期缺乏训练，导致武备松弛，战斗力下降。 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明末农民起义，明末实际人口已经过亿，陕西、河南、山东等北方各省由于人口太多，已经超出当地土地的供养能力，而两湖产出的粮 食倒是可以供应北方，在和平时期问题还显现不出来，当北方遇到天灾粮食减产的时候，南方的粮食供应立刻吃紧，加上落后的道路交通更是使问题雪上加霜，当北 方农民为了吃不上饭起来造反的时候，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对国家基层组织破坏极大，大批官员被杀，这一情况反过来更加重和社会的混乱。 当时明王朝的主要精力、人力、财力全部集中在辽东，起义爆发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做出正确的部署，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但是一个王朝的力量还不 是一伙农民能抗拒的，李自成反复失败。但是前面我已经说了，主要问题没有解决，李自成虽然失败了，但是北方流民没饭吃的问题还是得不到根本的解决，所以李 自成才能屡败屡战。 李自成最后发展成气候也是北方知识分子看到明王朝大势已去，转投李自成，给李 自成带去了发展总战略，李自成才能得到北京，进北京后士人集团对李自成的态度也能证明这一点。至于满清只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在中原王朝处于内乱的时候浑 水摸鱼，结果运气好到爆棚，北方被李自成折腾的不成样子，南方由于长年供养北方，牢骚满腹。 加上士人集团对李自成在北京搞清算失去信 心。种种原因加到一起造就了后来的清王朝。中原民族失去统治地位的主要原因还是李自成的责任，吴三桂在两面夹击下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投降满清，落到李 自成手里根本没有活路，吴三桂一家都是李自成杀的，投降李自成根本没有好下场。所以丢失山海关的最大责任人是李自成。 在满清进入中原后其实还有两个机会可以光复汉家江山，一个就是满清颁布剃头令，可惜南明没有抓住机会，各路军阀争权夺利。一个是吴三桂造反，可惜老天对 满清太好了，在关键的时期让吴三桂病死，吴氏集团分崩离析，汉族也失去了最后一个光复中原的机会。至于后来的清朝灭亡那就是真正地顺应历史潮流了。 所以，明朝亡于粮食，清朝幸于天时，吴三桂倒霉在年龄太大，李自成成功在于满清。明朝8成的国力都在辽东，这就是李自成成功的主要原因，后来崇祯认识到这一点后，调辽东军队入关平叛，但是李自成已经尾大不掉，辽东精锐的辽东铁骑只是暂缓了明朝的灭亡时间而已。说起来，明朝灭亡，还真的是与明朝发生的“两件小事”有密切关系。 其一，“误杀”女真人塔克世和他父亲。公元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兵攻打建州女真部的古勒城。明军遭到激烈抵抗，久攻不下，于是女 真人塔克世和父亲两人冒险进城劝降。没想到劝降未成，此时突然城破，明军冲进去不分青红皂白，竟把塔克世父子也杀了。父子俩本来是为明朝做事，不料遭此惨 祸，明朝解释这是“误杀”，给塔克世的儿子赔了30匹马了事。误杀了两个边塞草民，对于大明王朝来说，根本不值一提，谁也没把它放在心上。 其二，为节省财政支出而裁撤驿卒。公元1628年崇祯皇帝即位时，明朝已经风雨飘摇。显然崇祯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国内是民变四起，国外又强敌虎视。在 内忧外患，连年征战，耗资巨大，朝廷陷入了财政危机的情况下，崇祯便下令在全国整顿驿站，裁撤驿卒，以节省财政支出。驿站的主要职能是传递公文，并为过境 的官员提供服务，驿卒就是这个机构中最底层人员，干活辛苦收入极低。旨意下达不久，裁员进展顺利，也收到预期效果，据说仅此一项，每年就能为朝廷节省白银 68万两。 就这样，两件看起来似乎都不起眼的小事，结果却引发了明朝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我们先说第一件事的影响。虽然明朝因“误杀”给塔克世，给他的儿子做了赔偿，但塔克世的儿子努尔哈赤始终没有放下心中仇恨。史书记载，努尔哈赤以十三副 遗甲含恨起兵，从“含恨”二字不难看出，他之所以造反，就是与大明王朝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但他初始阶段不敢与明朝公然为敌，只能暗中积蓄力量，苦心经 营。几十年后，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雄踞关外，对明朝形成威胁。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儿子继位，改国号为大清。 而第二件小事的影响愈发富有传奇色彩。本来，崇祯皇帝下令裁撤驿卒，是为了精减机构，精简人员，搞好节流开源，应属明智之举，但是朝廷只管裁减，却不负 责安置，由此落下了祸根。试想，与皇帝的江山相比，百姓的死活显然是小事一桩，但这对银川驿站的驿卒们来说，却是天大的事。 当时西北连 年大旱，饿殍遍野，树皮都吃光了，人吃人的惨剧都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失去了生活来源，就意味着要么等死，要么揭竿而起。当选择只有两条：饿死是死， 造反也是死，既然两条都是死路，与其做饿死鬼不如做饱死鬼，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封妻荫子，留名千古。 在这批下岗的驿卒当中，有一位名叫李自成的年轻人。李自成是陕西米脂县人，世代贫农，小时候给地主家放过羊，长大后在银川驿站谋了个驿卒的差事，好歹能 混口饭吃，没想到崇祯“新官上任三把火”，一纸令下，就断了他的生路。康熙《米脂县志》记载：“明末李自成，银川驿之马夫耳。因裁驿站，饥荒，无所得食， 奋臂一呼，卒至土崩，不可救!”李自成走投无路，被迫走上了造反道路。 1644年春天，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北京紫禁城，顺便抢了崇祯的皇帝宝座。当年的银川驿卒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崇祯终于也尝到了“下岗”的滋味，不得已只能在绝望中上吊自杀。崇祯恐怕做梦都想不到，当年裁掉一个小小的驿卒，竟为自己培养出一位掘墓人。 同样令明朝皇帝想不到的是，清军在被“误杀”女真人塔克世后人的率领下，野心勃勃逐鹿中原，不料被明朝精锐挡在山海关外，无法前进半步。恰在此时，李自 成完成了对明朝的最后一击，天赐良机，清军趁机挥师入关。于是，1644年的北京城，就像一个热闹非凡的大戏台，你方唱罢我登场。李自成抢了崇祯的位置， 可惜只当了42天的皇帝，又被清军赶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紫禁城再次易主，大清顺治皇帝登极，他就是努尔哈赤的孙子。两件小事，犹如“两只蝴蝶”，轻轻扇动了几下翅膀，微风吹到1644年，终于引发了一场龙卷风，大明帝国随风飘散。通过上述两件小事引发的大变化，我们应当汲取些什么教训呢?我想至少可以有两个方面具有启示： 一是公元1944年，郭沫若在他的那篇著名雄文《甲申三百年祭》，重申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贪贿必然亡国的道理;同时也劝谕新兴的工农政党，切莫骄傲自满，以免重蹈李自成“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剧。 二是古人云：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无疑是至理名言，是需要我们时刻必须牢记的真理。因为说不定，哪一天你就因过去曾经做过的某件小事而被彻 底改变一生的结局。前不久，有家媒体报道了一位见义不为的“围观”者袖手旁观，后来才发现受伤之人竟是自己亲人，却由于耽误宝贵抢救时间撒手人寰而痛不欲 生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为何秦始皇的兵马俑都不戴头盔?
他们不仅不戴头盔， 身上穿的铠甲也很简洁，甲片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主力步兵的甲衣只是护住前胸和后背。而站在最前边的弩兵部队身上一个甲片也没有。从俑坑里能看得出来，秦俑 都是简装，他着的铠甲防护的面积并不大，都属于轻型的，和我们所了解的当时的魏国的重装部队正好形成一种明显的反差。秦国应该有能力为军队配备足够的铠 甲。历史记录显示，自商鞅变法后，秦国是当时诸侯国中最富有的。 《史记》上说：秦，带甲百万。意思是有百万身披盔甲的军队，但眼前这支复制的秦军却让人大感意外。隐藏在这一奇怪现象背后的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两千多年前，秦国一位兢兢业业的县法律秘书“喜”为人们探索这个谜提供了一个线索。喜曾经三次从军，他用竹简记录了秦军攻打刑丘时发生在部队中的两起案 件。在攻打邢丘的战斗中，士兵甲斩首了敌人一个首级。士兵乙企图杀死士兵甲，据首级为己有，却被第三个士兵发现，图谋不轨的士兵乙当场被捉拿归案。另外几 枚竹简上说：两个士兵为了挣抢一个首级也动了手。 秦军在战场上为对手的一个首级竟要自相残杀! 是什么驱使他们对敌人的首级如此渴望呢?秦统一中国前135年，改革家商鞅为秦国制订了一套任何别的国家都无法忍受的严苛法律。从此后，整个秦国都严格地 按照这套法律运转，它影响了六代秦人，直到秦始皇。商鞅规定：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 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你只要打仗打得好就可以授爵，一授爵就有一定的土地，有一定的房子，那么说你整个生活跟打仗挂钩了。这就是商鞅着名的军功授爵制度。2000多年后，“喜”抄写的竹简又让人们得以看到这一制度的大量细节。 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斩获两个敌人首级，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成为自由人。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隶，也可以转为平民。对于重视家族传承的中国人来说，军 功爵是可以传子的。如果父亲战死疆场，他的功劳可以记在儿子头上。一人获得军功，全家都可以受益。这是早期秦人贵族使用的餐具，两、三千年前，那是一个按 出身和血统的贵贱分配权力和财富的时代。像秦人的军功授爵这样给平民甚至奴隶向上攀升的机会，明目张胆地鼓励国人追逐功利的国家法律，在当时，似乎只有秦 人能够接受。 与贵族餐具相比，普通秦人的生活用品显得简单寒酸，可以看出加官晋爵对于一个士兵意味着什么。喜的竹简上说：在军中，爵位高低不同，每顿吃的饭菜甚至都不一样。三级爵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两级爵位的只能吃粗米，有爵位的普通士兵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士兵们挣抢敌人首级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可以想象，在秦军将士的眼中，敌人的头颅就是换取地位和财富的等价货币。两千年前的秦国，想 必是一个军装闪闪发亮的国度，对于千千万万的秦人来说，上战场不仅是为国家战斗，而且是通向财富和荣誉，摆脱贫困卑微地位的惟一出路。在中国历史上，秦人 的文化和秉性是独一无二的，这很可能跟秦人的历史有关。秦人出身于大西北的草莽之间，与游牧民族混居。 在当时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原国家眼里，他们是落后野蛮的民族，虽然秦人努力学习中原文明，但他们从未真正接受过中原文明优雅精致、中庸谦让的伦理道德。在秦人看来，尚武、为利益而竞争是天经地义的。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他记录了自己初次接触秦人的感受。秦人听说要打仗，就顿足赤膊、急不可待，根本就无所谓生死。当时一个着名的说客这样描述战场上的秦军：他们光头赤膊，奋勇向前，六国的军队和秦军相比，就像鸡蛋碰石头…… 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在说客绘声绘色的叙述当中，可怕的秦军令人不寒而罹。在商鞅的着作中，军功授爵制度对一支特殊部队规定了丰厚的奖赏，商鞅称其为“陷队之士”。 在兵马俑坑，有一队士兵很特别。他们手持白刃格斗的刺杀类兵器;却完全不穿铠甲。在整个地下军团中，他们的形象显得十分特殊。这队士兵究竟是干什么的 呢?研究人员一直不清楚。一个可能的推测是：战斗中有一些极其危险的任务，基本上是有去无回，重赏之下，这些完全不考虑生死的人站了出来。这些士兵很可能 就是敢死队式的陷队之士。“喜”的竹简上还有这样的记载：秦军在战前和战后，都要大量饮酒。 大碗的酒使血流加快、使神经亢奋。作战命令已经下达，战争即将开始。要么战死疆场、要么加官晋爵。在这种时刻，酒使所有的士兵只有一种冲动：奋勇杀敌、建功立业。研究人员观察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绝大多数秦军士兵的腹部都微微鼓起，这大概与长期喝酒有直接关系。 再来看这些不戴头盔，护甲不多的秦军将士，似乎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不顾性命的行为，过于沉重的头盔和护甲妨碍了他们杀敌晋爵。不仅如此，司马迁在 《史记》中记载：战场上的秦军竟然袒胸赤膊，索性连仅有的铠甲也脱掉了。这些陶土的战士向后人传递的是秦人强烈的尚武精神。秦人有先进和强大的攻击武器， 却不注重装甲，这是全军的规定呢?还是士兵的自觉行为?或许是来自秦人好战本性的一种上下共识? 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人们还只能进行推测。商鞅制定的军功爵位由低到高共有20级，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今天的军衔。使用军衔是人类军队历史上一个重要的 转折点，它标志着军队严格的等级管理制度的形成。军衔也是军人荣誉的标志。那么，两千多年前的秦军实行军衔制了吗?军衔必须是可以识别的，仔细观察这支 2000多年前的军队，他们的发式、帽子和装束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跟军衔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考古学家袁仲一和他的同行们在寻找合理的解释。 军团最前面的三排弩兵，身穿便装，头发统一梳成一个上翘的椎髻。一些身着铠甲的步兵却将头发梳成发辫，贴在脑后;大量的步兵则戴着这种麻布做的尖顶圆 帽。从他们的位置和排列来看，士兵装束和发式的不同，并不是生活习惯差异所致，而是爵位级别的标志。秦军弩兵。弩是当时最为精准的射击武器。专家推测，这 些梳椎髻、穿便装的弩兵，很可能拥有一级爵位，他们是爵位最低的公士。 身穿铠甲、梳着发辫或戴着圆帽的步兵应该是二级爵，他们的名称是上造。在这个巨大的俑坑中，公士和上造占了绝大多数，就是这些普通士兵构成了秦军的主体。秦军军官又是如何划分级别的呢? 在这些纵队里，胳膊前伸、手握缰绳的是驾驶战车的驭手。他们无一例外都戴着这种版状的帽子，铠甲也比普通战士的精致。驭手的身份很关键，直接决定一辆战 车的安全，他们会是军官吗?从兵马俑坑发现以后，我就提出了一个想法，一个车的驾首，头儿，是谁呢?是驭手，而不是像过去说的车左或车右。参照史书记载， 驭手的爵位至少在三级以上，这是秦军中最基层的军官，他们的权利是主管一辆战车。 仅仅一辆战车还无法构成一个作战单位，统领整个纵队的指挥官又是哪一个呢?这个军官双手按剑、气势威严，帽子的形状十分独特。他的铠甲是所有陶俑中最精 致的、甲片细小而规整。前胸和后背都有花结，这种花结的作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现代军官的肩章。专家考证，这样的军官应该是都尉，爵位大致在七八级左右， 他至少掌管一个纵队。 界于都尉和驭手之间的是这些军官，他们戴的也是板帽，但板帽的中间有一条 棱。可能是军侯一类的基层军官，负责纵队所属的一个分队。关于秦军的内部编制，兵马俑揭开的谜团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细节至今仍然无从知晓。在世界军事史 上，秦军很可能最早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军衔体系。它的组织和管理已经很接近今天的军队了。这种等级森严、井然有序的体制使秦军的作战效率要远高于其他诸侯国 的军队。 这是一个完整的地下军团，士兵和军官各就各位、整装待发。按照道理，这儿应该有一个最高指挥官，可考古人员发现：俑坑中级别最高的军官只是一个都尉，都尉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