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两大机构东厂和西厂的区别
凡事关于明朝的电视剧，几乎都会有东厂和西厂出现，东厂和西厂是纯粹的特务机构。只有他们的头目（提督）是太监，下面的番子也就是一般的衙役。锦衣卫是皇帝的护卫亲军（卫队），只有它的下属机构“镇抚司”可以侦查办案。他们并没有特定的隶属关系（相反可以互相牵制）。可是皇帝昏庸的时候，经常让东厂的提督太监权力膨胀，插手动用镇抚司去做事。 谈到明朝，可能大家记忆最深的就是它的恐怖政治了，而作为恐怖政治的代言人——锦衣卫与东西厂，则更是大大的有名。但长久以来，人们对这三个机构的历史、职能等都不太清楚，在很多小说、电视剧中常常把它们当作幕后黑手、特务组织等随便地搬来搬去。其实东厂和锦衣卫是有较大区别的，而西厂更是前后只存在了不到十年。 1、东厂 东厂的发明者是明成祖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朱棣的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中，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是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 就这样，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今王府井大街北部东厂胡同），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也称档头，番役就是我们俗称的番子。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的多。 东厂府衙的布置比较搞笑，大厅旁边的小厅，供着岳飞的雕像，厅右的影壁上，刻着胰式芏案的故事。历届东厂厂主的牌位，供奉在大厅西侧的祠堂里，堂前还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可惜东厂人员的所作所为与他们这些偶像实在相差太远，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搞的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2、西厂与内行厂 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于是他身边机灵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派往宫外打探消息。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几个月后，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首领便是汪直。西厂厂址设在灵济宫前，以旧灰厂为厂署总部。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 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的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就是那个连中三元的人才）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 但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一个奸臣戴缙在得知皇帝心思后，主动上书，大肆吹捧汪直。宪宗大喜，立刻恢复西厂，废与开之间，只相隔一个月。汪直复出后，更加严酷地办案，戴缙也得以升职。 在此后的五年里，汪直领导西厂又办下了无数“大案”，将反对自己的朝臣如商辂、项忠等一一剪除，他的权势也达到了极点。但俗话说：“物极必反”，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不能不引起皇帝的警觉，在其后的权力角逐中，汪直失败，被调出京城，东厂也随之解散。几年以后，汪直在失意中死去。 到了宪宗的孙子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由太监谷大用领导。好笑的是，西厂与东厂虽然都受刘瑾的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由本人直接统领，其职能与东西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一时间，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平存，缇骑四处，天下骚动。直到五年后，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 西厂作为一个临时产品，就这样在历史上永远地消失了 最后谈一个题外话：皇帝与宦官的关系。大家一定对历史上为什么那么多皇帝都要重用宦官感到不解。其实从广义上讲，宦官这个群体也可以算作官僚机构的一部分，而且他具有很多士大夫阶层所不具备的优点： 首先，宦官是皇帝的家奴，身处内宫，和皇帝沟通起来更加方便，也更揣摩皇帝的心事。 其次，宦官本身是阉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他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皇帝，所以他们在为皇帝办事的时候往往更忠心，更替皇帝着想，不象士大夫阶层，往往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有时不太买皇帝的帐。 第三，宦官并非目不识丁的粗人，相当数量的宦官文化水平并不抵，他们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完全可以胜任，也不会向一般文人那样有那么多异议。 最后，宦官是后妃与外界沟通的主要途径，后妃如果想对朝政施加影响，就必须与宦官联合。 总之，出于专制政权的内部需要，皇帝需要一个独立于官僚机构之外的势力供自己使用，而最为方便的就是宦官。所以，只要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存在一天，宦官们就有他们的用武之地，虽然他们经常给朝政制造混乱，但任何一个聪明的皇帝都不会轻易舍弃这个有力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宦官能够区别于外戚，在中国历史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原因。
清朝历史上的“满族八大姓氏”
满族八大姓氏，在我国已经有悠久的历史。但是随着清朝的灭亡，满族八大姓氏日趋没落，那些拥有满族八大姓氏的人也越来越少。满族八大姓氏中的每一个姓氏，很多人能完整的说出来。满族八大姓氏中每一个姓氏的起源，大家就更少了解了。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满族八大姓氏的历史。 满族八大姓氏的说法不下十种，从实际调查中看，新宾、抚顺、通化、本溪、承德、沈阳、北京等地大多认可八大姓中佟佳氏、瓜尔佳氏、马佳氏、索绰洛氏、舒穆禄氏、富察氏、纳喇氏、纽祜禄氏皆为清帝后族。皇族八王之外以此八姓为最尊。八王即睿(多尔衮)、礼(代善)、郑(济尔哈朗)、豫(多铎)、肃(豪格)、庄(硕塞)、克勤(岳托)、顺承(勒克德浑)。 满族八大姓氏之说，见之于典籍的主要是《沈阳满族志》，这与满族人和关心满族姓氏的爱好者大体说法是一致的。这八大姓是佟、关、马、索、舒、富、那、郎。这八大姓的内涵应该是最早与努尔哈赤协同作战，共同夺取天下的名门望族。 1、佟，佟佳氏 代表人物是佟养正，又叫佟养真。锒黄旗，祖居辽东，定居开原，迁移抚顺。天命四年，努尔哈赤攻下抚顺城，佟养正归附太祖努尔哈赤。天命六年佟养正从征辽阳，以军功授游击世职，不久奉命镇守朝鲜边界之镇江城。同年被城内叛乱官民执送明将毛文龙，不降被杀。于雍正元年追赠一等功，加赠太师。其第三子佟图赖于天聪五年随太宗皇太极夺取军事重镇大凌河城，以军功授兵部右参政。继随多尔衮、济尔哈朗围攻锦州攻塔山、杏山，战功卓越，授一等参领(甲喇章京)又升任都统(固山额真)。顺治元年招降山东四府七州三十二县，继之指挥红衣 大炮攻下太原城，招降九府二十七州一百四十一县。顺治二年从多铎南征平定河南，又以红夷大炮攻下扬州、嘉兴等府、封爵二等男，官拜定南将军。顺治七年奉恩诏受奉封三等子爵世袭罔替。后以顺治帝佟妃之父的身份，特封一等公世袭罔替。 佟图赖之子佟国纲从侍卫起家，后袭一等公爵，任内大臣兼有战功，多人出任总兵，都统、世职骑都尉，世职佐领、其孙曾官至领侍卫内大臣。汉军都统，并成为康熙皇帝的舅舅。康熙曾派佟国纲平定察哈尔叛乱。佟佳氏曾管辖过清初全部汉军，这个姓氏中出现过众多的都统、将军、世袭总兵、额附、一等大员、佐领。数人被赐封“巴图鲁”(大英雄)称号。 2、关，瓜尔佳氏 1583 年，努尔哈赤以父祖所遗十三副铠甲起兵，开始了统一东北女真诸部落的大业。1588 年，苏完部落长瓜尔佳氏的索尔果率子费英东及所部军民五百户归附努尔哈赤，使其势力大增。努尔哈赤授费英东为一等大臣，并以长子褚英之女赐费英东为妻。费英东从征瓦尔喀部，乌喇部，东海渥集部、叶赫部至对明朝的抚顺战役中都亲率士卒奋勇作战，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被努尔哈赤授“ 万人敌”称号。皇太极追封费英东为直义公，配享太庙。顺治帝评价费英东是开国佐命第一功臣。康熙帝亲书碑文勒石记功。费英东子弟多人，多因军功授都统、内大臣、軽车都尉世职、云骑尉世职、将军，其中费英东九弟的儿子鳌拜，因战功赐号“巴图鲁”、一等公爵、辅政大臣。 3、马，马佳氏 隶正黄旗，代表人物叫图海。顺治朝为内国史院侍读，顺治八年任内秘书院学士；十年晋升内弘文院大学士、议政大臣；十二年加封太子太保，授刑部尚书；康熙元年任满洲正黄旗都统，二年奉旨为定西将军；十三年为户部尚书；十四年征讨察哈尔叛乱，大获全胜，封一等男爵；十五年为抚远大将军，平定陕西平凉叛乱，加封三等公爵世袭罔替。继之攻取四川，因病去世。其子孙多封授为都统、大学士、礼部尚书、佐领、云骑尉等世职，勲旧遍天下。 4、索，索绰洛氏 索绰洛本是地名，其代表人物为松果托。松果托曾受多尔衮命征山东，以云梯攻临清州，不畏战矢，赐“巴图鲁”称号。继追剿李自成所部二十多万众，底定京畿，为清名将之一。又如都尔古，未入关前从征锦州、松山，入关后平定河南、江南诸省及追剿明福王等役皆有大功。索绰洛氏子孙受封云骑尉、佐领、都统数十人，部属故吏遍天下。 5、舒，舒穆禄氏 世居浑春，时郎柱为库尔喀部落长，与努尔哈赤友善，将其子杨古利入赘努尔哈赤为婿。在征讨辉发、纳殷、哈达诸部落战役中都率先登城、奋勇杀敌。后参加蕯尔浒大战，取铁岭、攻沈阳、破辽阳，诸战中，为左翼统帅屡立大功，授一等总兵世职，位次八大贝勒之下第一人。天聪三年皇太极统大军征明，杨古利率护军与明朝总兵满桂大战于北京北郊，获全胜。六年与明兵战于锦州，直入长城，攻陷昌平等十二城，连胜五十八阵，俘获十余万人。崇德元年随太宗攻朝鲜时中伏兵受伤过重，血尽而亡。皇太极恸哭、亲至阵前奠酒治丧。顺治时追封杨古利为武勋王配享太庙。康熙朝盛京谒祖陵，亲书碑文其弟及子、侄也多有战功，多人出任总兵，都统、世职骑都尉，世职佐领、其孙曾官至领侍卫内大臣。 6、富，富察氏 其始祖彭库里系努尔哈赤下属，因征战勇猛曾赐号“巴图鲁”，从佐领起家。其子敦拜于天命十一年随皇太极攻宁远，崇德五年随郑亲王济尔哈朗围锦州，皆有战功。顺治元年随多尔衮参加山海关大战升任参领。后随定国大将军多铎南征福建、江西、广东，功勋卓著。富察氏一家，任过都统，刑部尚书，议政大臣、封授男爵、子爵多人，也是名满天下的望族。 7、那，那喇氏 世居叶赫，天命四年归附努尔哈赤。屡随大军征讨有功，在大凌河一战，四败敌兵，升任蒙古都统。崇德五年，苏纳额附的长子苏克蕯哈随多尔衮征锦州，苏克蕯哈率先登城，孤军奋战，打败城内马步兵，攻打松山明军，斩军夺将英勇无敌。升任世职二等子爵，授职议政大臣。顺治十八年遗诏命苏克蕯哈与索尼、遏必隆、鳌拜为四辅政大臣，权在诸王之上。其族人也有多人因军功获赐世职者。康熙朝大学士明珠即那喇氏后人。 8、郎，钮祜禄氏 世居长白山，隶镶黄旗。其代表人物额亦都十九岁时即随努尔哈赤作战野战攻坚，所向披靡，从无败仗，每仗都获嘉奖，太祖甚爱之，赐号“巴图鲁”。并把族妹妻配，后又以和硕公主妻之。攻下巴尔达城，太祖亲迎并设宴犒劳，将巴尔达的百姓赐给额亦都。击败九部落联军、太祖将自己所乘之坐骑赐给他，并赏衣裘弓箭，人户及牲畜无数，额亦都将所有财物尽数分给有功士卒。积军功官至左翼总兵官、一等大臣。 额亦都六十病终，太祖亲选墓地，亲临祭奠恸哭。太宗皇太极追封弘毅公，配享太祖。为纪念额亦都，顺治帝为之建碑、亲书碑文说：“额亦都者，奋迹戎行，战功久著，身经百战，遍体创痍，忠勇忘身。”康熙谒陵时又亲奠其墓、亲书碑文，勒石记功。其弟车尔格因功授都统准免死三次，为天聪年八大臣之一，为兵部尚书。 车尔格长子陈泰也因军功任靖寇大将军，任刑部尚书，升任吏部尚书，国史院大学士。其第五子喇哈达从三等侍卫起，升任工部尚书，议政大臣。康熙年任蒙古都统。额亦都子孙授世职者多人，其第十六子遏必隆天聪六年袭父世职一等总兵官，任头等侍卫。崇德六年随太宗皇太极征明至松山，明经略洪承畴统兵十三万援锦州，松山。明兵夜袭清军御营，值遏必隆守后营门，率家丁力战退敌兵，射杀多人，太宗深加褒奖，说巴图鲁之子仍巴图鲁也！赐盔甲、马匹。八年，随军征，时至山东夏津县率先登城，以功封世职佐领。 顺治二年随八旗兵攻湖南，立头等功，授参领副都统，八年升一等公爵，世袭罔替。十四年任管銮舆卫内大臣，兼太子太保。十八年受顾命，与苏克蕯哈、索尼、鳌拜为四辅政大臣。康熙六年加太师赏双眼花翎。因遏必隆是康熙朝孝昭皇后的生父，特旨令其家立庙祭礼。康熙御制碑文赐之。
民国时期著名的“黄埔三杰”
黄埔三杰，是广东的骄傲，更是中国的骄傲。黄埔三杰是历史的产物，产生于中国近代水深火热的时期，黄埔三杰的卓越成就为中华人民打下了一片江上。今天，我们深入了解黄埔三杰及其故事。黄埔三杰当时的排列是蒋先云、陈赓和贺衷寒。前两人都是坚定的共产党人，而贺衷寒则有个转变的过程，先是共产党，后又成为共产党的死对头。 1、蒋先云---“学术两科，冠于全校” 蒋先云字湘耘，别号巫山，湖南新田大坪塘人。1917年考入湖南三师，在校发起成立“学友互助会”，出版《疑麓警钟》月刊。1916年6月，任湘南学生联合会首届总干事，同夏明翰等发动和组织了湘南25县的学生罢课运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天才少年，聪明过人，1924年3月，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毕业考试又是文武第一。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在当时学习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政治环境那样复杂的情况下，他既保持了学习优秀，又参与了大量的社会活动和党的工作。他是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在国共两党对优秀青年争夺激烈、中共领导层又显得软弱的情况下，从400 多名学员中发展了80多人入党，包括后来成为共产党将帅的徐向前、王尔琢、左权、周士弟等人，成为共产党极为宝贵的财富。 他还倡议并积极联络组织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和当时盘踞在广州的反动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且有理有节的斗争。校长蒋介石对其“爱之如手足”，校党代表廖忡恺认为他是“军校中最可造就的人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说他是“军校中的高材生”。 北伐战争初期，黄埔三杰蒋先云任北伐军总部秘书，后任补充第五团团长，随军出师广东，北进湖南，转战江西。1926年12月，黄埔三杰蒋先云来到武汉，蒋介石多次派人和电邀他回南昌，并封官许愿，蒋先云不为所动。在蒋介石与共产党反目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双重党员身份的蒋先云第一个公开声明退出国民党，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血腥手段彻底反共后，蒋先云在武汉发起黄埔学生讨蒋大会，任大会主席。 在30万人的大会上蒋先云慷慨激昂地声讨蒋介石的叛变革命。1927年4月，武汉政府开始第二次北伐，征讨奉系军阀张作霖，蒋先云任第三十一军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团长。5月中旬，蒋先云率部开赴河南。5月下旬，在临颍战役中，蒋先云冲锋陷阵，多次负伤，最后壮烈牺牲。1927年6月8日，周恩来在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主持蒋先云追悼会，并发表沉痛讲话，恽代英致悼词，号召“同志们，踏着蒋先云的道路前进”。 2、陈赓---名气最大，共和国大将 陈赓1903年出生，原名陈庶康。湖南省湘乡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副队长、连长。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1926年赴苏联学习。1927年回国参加南昌起义，任营长。后赴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十二师团长、师长，红军步兵学校校长，红军干部团团长，陕甘支队第十三大队队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建国后，历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1年3月16日在上海逝世，终年58岁。 3、贺衷寒---“文有贺衷寒” 贺衷寒原名忠汉，字君山，鹿角镇牛皋村人，1916年考入武昌湖南旅鄂中学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时被选为武昌学生代表，适逢苏联召开东方民旗会议，贺被选为东方劳工代表参加。在1920年参加了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10月，中共组团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贺作为武汉学生代表参加了中国代表团，而团长是张国焘。两个人发生了冲突。 回国后，张国焘在总书记陈独秀面前告状，说贺目无组织，陈便处分了贺，将他开除出青年团。20多岁的贺一怒之下便改换门庭，恨乌及屋，干起了专门和共产党作对的勾当。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为第一期学员，11月任广州分校政治部上尉秘书。 1925年12月贺衷寒与缪斌等在广州成立“孙文主义学会”，贺任舍长，与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是时他任军校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1926年被派往苏联陆军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8年1月毕业回国，任杭州军事训练班学生总队队长，10月调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工作，1929年春，经蒋介石批准去日本学习军事、政治。 1931年，蒋介石在江西剿共失败，他被召回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剿匪宣传”处长，其后历任“星子训练所”所长、“豫鄂皖3省剿匪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政治训练处”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宣传部长等职，积极宣传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忠实于蒋氏“剿共大业”。 1936年“西安事变”后，贺衷寒发动青年将领170余人通电“讨伐”张学良、杨虎诚将军，妄图要张、杨释兵自缚，请罪京门。1938年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中将厅长，仍负责军队事务和中央军校的政训工作。 1944年到1947年，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组织处书记长。1947年任社舍部政务次长，被选为岳阳代表出席了国民党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台湾蒋氏政府中又任交通部长、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行政院政务委员、中国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因身患骨癌，于1972年在台湾病卒。
“川人从未负国”真相：四川曾两次举省殉国
1、南宋祥兴：举省殉国 公元13世纪，蒙古骑兵扫荡欧亚大陆，中国未能幸免。南宋朝廷在联合蒙古灭掉世仇金国后，发现自己成为了蒙古贵族下一个征服的目标。当时蒙古上层贵族集团是一个武装抢劫集团，他们在欧亚大陆屠杀任何与之接壤的民族，从而获取大量奴隶人口和财富，花剌子模、黑衣大食等古国因为此次侵略战争而永远消失在地球表面。 在经历了先秦至13世纪千余年的发展后，南宋时的四川省成为全中国最富庶、文明的省份之一。人们现在已经不知道，当时的四川出产全国最好的茶叶和丝织品，在全球最早出现纸质货币，有全国最多的书院，出过全国最好的文人，保存全国最多的古籍善本……两宋时代文化的繁荣里，四川亚文化在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四川向全国提供了占全国三分之一的税收，支持着国防和其他建设开资，而且四川以它的文化和人才成为全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失去四川，就失去了最重要的税收和兵员来源，南宋政府因此在四川组织了最激烈的抵抗。1242年，宋理宗派遣在两淮抗蒙战争中战绩颇著的余玠入蜀主政，以扭转四川的颓势，巩固上流。余玠在四川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建了山城防御体系。即在四川的主要江河沿岸及交通要道上，选择险峻的山隘筑城结寨，星罗棋布，互为声援，构成一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 在山城防御战中最著名的城市是合川钓鱼城，这座城市孤城独守36年，在南宋灭亡后还继续抵抗多年，并且击毙蒙古大汗蒙哥，扭转了欧亚战争格局。 然而，蒙古贵族集团的策略是对任何抵抗的城市进行屠城，在漫长而残酷的51年战争中，四川军民大批战死和被屠杀，战争结束11年后，四川人口从战前的1290万人减少到82.5万。我曾经发布《成都大屠杀：140万屠刀下的冤魂》一篇博文详细阐述当时发生在四川省会成都的大屠杀史实，那次屠杀的死亡人口是南京大屠杀的4.5倍。 整个元朝统治四川七十五年的时间里，虽然元政府对四川战后经济的恢复作过努力，例如疏浚都江堰灌溉工程，鼓励垦荒屯田，然而毕竟因为四川人口太少，经济恢复的程度并不显著。而且，它不象清政府在明末清初动乱以后那样，大规模组织对四川的移民，以便加速恢复四川的经济。在元、明两代，四川的传统经济，如茶、丝，都已失去了她在元以前在全国的领先地位，降至清代，人们几乎忘记了四川曾经生产过优质的丝、茶产品。 在文化方面，元王朝最多做的事，就是驻扎成都的元帅纽璘，因为本人热爱儒学，在成都一地帮助恢复了三所书院而已，后来政府却又宣布把书院纳入官办，这和宋王朝鼓励私人办书院和官办郡县学相辅相成适成鲜明对比。我们说，自从汉唐到两宋以来的四川亚文化的代表——“蜀学”，在蒙古侵宋战争结束以后彻底衰落了，这是有根据的。 四川军民通过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彻底让蒙古贵族放弃了把耕地变为牧场这一可能让汉族亡国灭种的政策。蒙哥之后上台的忽必烈汗，是元代历史上的明君，他采取了许多在贵族集团强大压力下依然施行的缓和民族矛盾，促进民族融合的政策，比如大批任用汉族官吏，按照前朝典章制度治理社会等。 正是在四川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后，蒙古上层贵族集团意识到，并不是所有民族都会轻易在屠刀下屈服，夺取政权后，只有不分族群地善待人民才有可能坐稳皇位。忽必烈的继任者们并未体察到他的用心，因此没有多长时间便在南方各族激烈的反抗中丢掉了江山并逐渐衰落。 2、南明永历：举省殉国 由于南宋末年经历的大屠杀，四川省在明初时依然只有一个省级行政单位，全省大部分国土已经恢复成为动物的乐园，其时有旅行者在从前的城池中看到虎豹成群结队出没。为了恢复人口，朱元璋大幅度提高湖广赋税，并用军队强迫百姓前往四川落户，第一次湖广填四川自此开始，我家的祖先便是在这次迁徙中进入四川的。 经过明代200多年的恢复，四川人口有所恢复，但到崇祯时也不过区区310万而已，与南宋的1290万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由于清军在四川反复追剿张献忠、李自成义军余部，这310万人口至康熙初年已经损失了90％以上，再度沦为元代的千里无人烟的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前期满族上层武装抢劫集团在四川遇到了人民最激烈的抵抗，他们在杀光所有人后，把罪责全部归于张献忠，通过各类史料把张献忠打扮为青面獠牙杀人如魔的混世魔王，“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在此前，中国历代史官都是独立编修历史，《宋史》中曾经记录过史官拒绝赵匡胤查看自己实录的要求。从周代开始，华夏族中央政权均设立独立的史料编修机构，根本不允许当政者干涉历史记录，为的是让后代能够看到前代最真实的历史，这一切都是在清朝改变的。 直到现在，大部分四川人尚认为张献忠是在明末屠杀中最重要的角色。在四川，最著名的传说就是，张献忠在四川四处立碑，上书“天生万物用以养人，人无一物可以报天，杀！杀！杀！杀！”近来，考古学者在四川广汉发掘出了这块碑的原物，上面写的原来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在张献忠1646年战死后，清军在四川尚有长达13年的征战。如果是张献忠杀光了四川人，真不知道清军在与何人作战了。 不过，清代掩饰史实的手段可谓登峰造极，《明史》业已成为24史中最不可信之正史，《四库全书》删去一切关于夷乱的文字，并且事后焚烧前朝典章，毁尸灭迹不可谓不彻底。但为清廷效忠的文人们却私自抄录了《明实录》偷偷带出，朝鲜、日本人也保留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章，这些都让中国在清代以前的历史得以传承至今。 3、保路运动：成就辛亥革命 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将已经由民办的川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随后又将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激起四川人民强烈反对。 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在成都组织保路同志会，推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各府州县相继建立分会，入会者达数十万人。至8月下旬发展为罢市、罢课和抗粮抗捐的群众斗争。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乘势联络会党，组织保路同志军。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封闭铁路公司，命军警开枪打死请愿群众数百人。 次日下令解散各处保路同志会。民众奋起反抗，保路同志军在各县发动武装起义。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宣布荣县独立，建立了辛亥革命时期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进而在四川全省发展为反清大起义，成为武昌起义的前奏。11月27日，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彻底覆灭。一个事实是，清廷在镇压保路运动过程中将武汉守军悉数调往四川，这是武昌首义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 4、川军抗战：壮士一去不复还 抗战全面爆发后，四川省主席刘湘为首的川军七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４０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年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 "模范父亲"的安县王者成，送其自动请缨出征的儿子王建堂时场景催人泪下：他赠送给儿子的竟是一面"死"字旗！他在白布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旗子左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写过《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书中记载川军出川人数令人震撼：抗战８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１０万余人）提供了近３００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１４０５万余人的五分之一还多！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十分之二，即阵亡２６３９９１人，负伤３５６２６７人，失踪２６０２５人，共计６４万余人，居全国之冠。 带病出征的四川军阀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０日在汉口去世。死前留下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对于这段历史，李宗仁将军曾说：“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刘湘在全国各大军阀中，抗日做的是最决绝的一个。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第二天，川军就请缨抗日，当年9月1日，川军从安顺场出发，历时41天到达上海前线，防守“四行仓库”等一线阵地，拉开了川军抗日第一战；1937年11月22日，川军开赴太湖阻击日军，20多名战士深入敌后，身绑手榴弹与鬼子同归于尽； 台湾出版的《一寸山河一寸血》记录说：川军1937年初夏步行出川北上抗日（从秦岭出川）。很多军人只有两件单衣，一双草鞋。一路上无有任何补给，但经历了北方严寒的考验，不得以还抢了阎锡山的军库，以补充补给。当时国军主力都不愿意接纳军纪涣散，素有双枪将（土枪＋烟枪）之称的川军。最后李宗仁收留了川军。川军未及休整就投入了台儿庄战役,承担了正面阻击日寇的重大任务,其作战英勇另各部正规军刮目相看。川军也承受了巨大损失，有一个师几乎拼光。当时师长打电话给李宗仁，说给我们川军留一点种子吧。李宗仁当时知道对日军的包围已经快合陇，因而不同意。师长也坚决服从命令，最后全体官兵阵亡。 八年抗战，回川者寥寥。在成都，每年清明市民都群起祭祀抗战川军，祭品大多是一碗汤圆。这里有一个传说：有年寒冬腊月沉沉深夜，有个衣衫单薄的穷军人走到城门洞边卖汤圆的小摊子前，看来是又冷又饿，埋头呼呼呼地只顾吃汤圆。眨眼间，穷当兵的却不见了！卖汤圆的小贩恍然大悟：当年出川抗战的川军苦啊，是那个赴国难牺牲的"无名英雄"从阴间来吃汤圆了！消息传开，百姓们都哭了："天冷了，他又冷又饿，莫让他在阴间受苦呀！"于是一家又一家，流泪端来一碗又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到铜像前祭奠。 八年抗战岁月漫漫，整个中国的钱粮支撑，就主要靠“陪都”所在地的四川这个“大后方”来负担了。抗战最困难时期，估计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以八年抗战总计，国家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 这么多粮食，是四川百姓勒紧裤腰带奉献出来的！1941年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在一处茅草房前歇脚休憩，问一个老农民：“今年收成和生活情形咋样？”老农回答说：“老天爷不作美，我们经常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甘绩镛又问：“粮食不够，还给国家纳粮吗？”老农民说：“我应缴的粮食都缴了，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甘绩镛问：“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老农慨然说：“军队去前方打仗，没粮食就吃不饱，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还有一个农妇，儿子出川抗战，她孤身一人无余粮交公，把陪伴自己的一只猫儿卖了买粮交公，说：“我儿子爱国，我也要爱国啊！”战时粮食奇缺，全川物价暴涨。成都1942年12月至1943年1月，一月之内米价上涨3倍以上，粮、糖、盐、火柴等，都曾限量供应。几千万四川普通民众都挣扎在饥寒线上。 万般困苦艰难的情况下，四川百姓们仍加紧耕种、生产，支援前方。抗战军队的军火枪械，穿的军衣等，当时主要是靠待遇菲薄的四川工人日以继夜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川江上赤裸上身的航运船工，吼着悲壮的川江号子、积极运输部队、军粮、难民和军需、民用物资…… 到抗战中后期，国家财政困难万分，军费紧张，全川又掀起了献金高潮。1944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到川中各地劝导节约献金，进一步推动了献金运动。这年1月17日，“成都市各界民众献金救国大会”在少城公园内行。从张群、余中英（市长）等官员，到市民、商人、教师、静环等川剧艺人……无不踊跃捐献。最催人泪下的情景出现了：只见一长串衣不蔽体、瞎眼跛脚的乞丐，一个挽一个踉踉跄跄把乞讨来的全部铜元、镍币，叮叮当当放进“救国献金柜”里，然后蹒跚下台……全场哭声顿起，争先恐后地掀起又一轮献金高潮！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的不完全统计，抗战中四川各地献金总额为5亿多元。这些钱，是四川人民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的血！这笔巨款，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1940年9月后，重庆正式定为中国战时的首都（陪都），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日本人深知“中国大后方”四川的重要，对四川的轰炸前后持续了6年多时间，四川老百姓承受了巨大灾难。据统计，日本对四川的轰炸共有26000余人被炸伤，22500余人被炸死，财产损失难以统计…… 5、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几乎每个县都阵亡上百人 在新中国建国后，我国经历了两次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即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作为与印度、越南接壤的西南地区中心城市，成都的军分区第一个承担了派兵作战的任务。小时候每到清明，我和同学都会在学校组织下去县里的烈士陵园扫墓，在碑文上，我看到了我们县大量在这两次作战中阵亡的烈士名单。据后来认识的一个越战老兵告诉我，在这两次战争中，四川几乎每个县都阵亡了上百人（当时重庆还未划出，四川约有220个县）。
台湾版中国地图上仍保留着外蒙古的原因
现在的台湾问题与蒙古问题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在近五十年内遇到的两个同样的分裂挑战。虽然台湾仍然没有承认蒙古独立，中华民国宪法上也没有放弃对外蒙古的主权，版图上至今还把蒙古包括在内，但台湾有些人正在寻求从中国独立……在中国大陆，5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人们，只知道现在这只被人砍去脊背似的卧牛，根本不知道北方还有那么一片广阔的蒙古草原曾经属于中国。而蒙古独立只不过刚刚发生了50多年，对我们这个健忘的民族竟然已如此陌生了，那么台湾问题50年后又当如何呢？这不能不令人想起蒙古与中国的那段沧桑历史。 1、蒙古与中国: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 公元前3世纪，在荒僻的中国北方活跃着几支游牧民族，其中主要的一支是匈奴族。他们在大漠南北、叶尼塞河上游和贝加尔湖(古称北海)等寒冷粗犷的广大地区放牧、劳作、繁衍生息。春秋战国时期，他们被称为“胡人”，并曾被北方的燕国收容。到秦汉时代，匈奴族一分为二，北匈奴被远驱到阿尔泰山、高加索山脉以西，进入欧洲(即现在的土耳其人，编者注：原文有误，匈奴人西迁，普遍说法为定居匈牙利，演变为马扎尔人，但仍有争论)；南匈奴则降汉。公元47年，匈奴正式成为汉朝的属国。阿尔泰山以东、贝加尔湖以南、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大片地区成为中国的土地。中国皇帝允许各种不同的游牧民族继续在那里繁衍生息。那里也相继出现了很多兴盛一时的民族，如高车、鲜卑、柔然、突厥等，这就是蒙古的祖先。但那时，蒙古作为一个民族还没有形成。 唐代，中国开始在那里置府设州，实行直接的有效管辖。到了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宋代时，北方游牧部落的一支开始兴起。因部落名字的缘故他们被称做蒙古人，其发祥地在中国东北地区。 1162年，铁木真降生在一个尚武、并时常陷于部族仇杀的蒙古部落里。1206年他44岁时，平定了多数蒙古部族，在斡难河畔建立蒙古汗国，当上了全蒙古的领袖--“成吉思汗”。蒙古部落曾是与南宋并列的控制华北和西北某些地方的金朝的地盘。蒙古建国之初，曾向金进贡，要求金朝承认其汗国地位。金朝断然否定“蒙独”要求，成吉思汗不满，在羞辱金朝使臣和金朝皇帝后，兴兵讨伐。 从那以后的半个世纪中，蒙古骑兵成为横跨欧亚、天下无敌的一支劲旅，不断南征北战。马蹄到处，百姓命断，城头换旗，生灵涂炭。当时的文明还没有制约野蛮武力的办法，“文明”的民族反而显得苍白。 从1211年开始，成吉思汗大举南侵西进。先后灭了西辽(今属新疆)、花剌子模(今俄国境内)以及西夏(甘肃等地)。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率领右手军征战“林木中百姓”，将斡亦剌部(明代的瓦剌)，贝加尔湖的不里牙惕(今俄国布里亚特)和牙忽惕(今俄国牙库特)等地归属于蒙古。 成吉思汗于1227年死于侵略征途上，他的儿子们接下他的大旗继续征战南北。1234年，蒙军在宋军配合下灭了金，然后加大了向东、西、南三个方向的扩张。1238年破莫斯科，1240年陷波兰，1241年灭高丽，1258年又占了黑衣大食的首都巴格达。蒙军所到之处，到处烧杀劫掠，世界各族无不闻风丧胆。可汗曾规定，蒙古大军到处，开城请降可免死，若有抵抗，破城后一律屠城。蒙古继续向中亚、西亚及欧洲进军，横扫高加索地区、里海、波罗的海沿岸，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 经过70年的南进西征，蒙古于1271年建立元朝。1279年打败南宋，统一全中国，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大国。元朝的建立，为中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融合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蒙古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开始更进一步与内地融合，并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后来蒙古人失去天朝政权，但是明清以来，蒙古人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从未与中国隔离开来。 历史进行至元末，汉族农民起义军首领朱元璋率领明军，将蒙古人逐出中原，但蒙古实力犹在，不停寇边。明成祖朱棣把京城从南京移至北京，不仅仅是因为他是燕王，在夺取皇位后要回老家，另一方面也是要巩固北方边防。因为蒙古人不断犯边，明朝重修长城。至明末，蒙古族内部分裂成几支，彼此争战不已，一部分蒙古人得到明政府允许，在长城以北与汉人和睦相处，游牧而居。另一部分被逐至“漠北苦寒之地”，从此逐渐开始有内外蒙古之分。 明末，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摧毁明朝时，盘踞在中国东北部的另一个少数民族--女真族早已对中原虎视眈眈，趁农民起义军立足未稳，勾结吴三贵杀入关内，建立了满清。从清初开始，先是努尔哈赤，后是皇太极，逐渐征服蒙古诸部，皇太极灭“后元”后，得到了“元传玉玺”，并据此立国。从清朝以后，内外蒙古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受中央政府管辖。 至清晚期，西方兴起，腐朽堕落的满清朝廷逐渐衰微，外强入侵中国。北方的沙俄先后占去黑龙江以北、新疆以西的大片领土，累计吞并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接着更把魔爪伸向中亚大陆内这块地广人稀的大草原。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更加突飞猛进，而大清帝国仍然封闭在一个腐败无能的酱缸内，闭关锁国，死硬地拒绝对外开放，于是中国开始衰落凋敝，江河日下。到了晚清，西方先进的民主与科学给封闭的中国带来更强烈震撼冲击，愚昧保守的满清朝庭除了搞些空洞形式外，仍顽固拒绝真正改革，终于把人民逼上梁山，引起破坏性的“暴力革命”。 1911年，武昌爆发武装起义，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在王公贵族的带领下宣布独立。从混乱和废墟上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不久就进入了混乱的军阀割据时代。蒙古的独立运动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 当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建立“中华民国”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脱离了这一进程，开始酝酿“独立建国”。外蒙与其它省份不同，当时北方那个处心积虑妄图瓜分中国的沙俄，经过多年的经营、分化、瓦解，已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完全操纵了外蒙古。事实上，外蒙古已经变成了沙俄的保护国。民国统计:整个蒙古族共有近240旗，其中外蒙占108旗。外蒙古独立将拉走近一半的旗，和150多万平方公里辽阔土地，形成一个世界最大的内陆“国家”。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它的分裂形同把中国拦腰斩断。 中华民国的政权由孙中山转到袁世凯的手中后，开始了与沙俄的艰苦谈判。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刚刚建国不久的中华民国，国力之弱可想而知。但中国的外交官们做出了极大努力，终于迫使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是中国的领土，条件是在外蒙古实行“自治”。也就是说外蒙古在名义上仍属中国，实际上外蒙古的内政与外交还是掌握在沙俄的手中。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得到这种结果已实属不易。以卖国复辟著称于世的袁世凯总算没有丢掉外蒙古。 1918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沙俄政府被苏俄推翻。这时的“自治蒙古”也就失去了主子。苏俄红军不断向西伯利亚挺进，使“自治蒙古”感到危胁日益临近，坐卧不安。于是他们开始与中国进行取消“自治蒙古”、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谈判，不过谈判进程缓慢而艰难。 1919年，主掌中国政局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干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接替了当时正与外蒙古进行和平谈判的陈毅将军(当时和平谈判已近成功)，立即用铁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弃自治，外蒙古重新回归中国。但是，这种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却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人心，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到了1920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外蒙古也进入混乱状态。被苏俄红军赶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向中国驻军发难。中国驻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库伦(今乌兰巴托)，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 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传染到外蒙古大草原。在苏俄的支持下，牧民出身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人民党。1921年，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苏俄的大量武器装备援助下，开始向买卖城的中国军队进攻。中国军队内外交困，无心恋战，节节战败，被迫撤出买卖城。从此中国军队再没有进入外蒙古。 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党领导的“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成立。这与在库伦的蒙古上层王公和恩琴俄国“白匪”形成了对立，并展开战斗。由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人民党邀请苏联红军入蒙参战。1921年5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打败了恩琴的军队，挽救了危在旦夕的蒙古人民军。随即于7月占领了库伦。7月10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2、苏俄操纵外蒙古，武力阻碍中国统一 在俄国的怂恿下，外蒙古再次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中国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 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迫于人民的压力，以中国政府名义发布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东北的张作霖也通电谴责俄国，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不顾被其他军阀吞并的危险，独自发兵外蒙，与外蒙和俄军作战，试图以武力解决外蒙纠纷。然而，由于内战原因，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夺回部分失地(这些失地至今还在中国辖区)，就不敢再冒然行事。而北京的曹、吴在北边要对付张作霖，南边要对付其他各省军阀，生怕出兵外蒙会丧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因此只有隔岸观火，除了口头谴责蒙独外，无可奈何。 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分裂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但是苏联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阻挠中国收回外蒙古主权的行动。 1921年外蒙的苏赫巴托在俄国帮助下，成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又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位苏赫巴托也如列宁一样，建“国”后不久就死去了。蒙古以苏联为宗主，不管苏联做什么，蒙古都跟着学。在苏赫巴托后又出了一位跟斯大林相似的狂搞个人崇拜的人物--乔巴山。苏赫巴托和乔巴山的名字都用来给城市命名，在蒙古地图可以找得到(后来乔巴山死后亦像斯大林一样，被到处批判)。 二三十年代一直到四十年代，中国除了内乱混战，便是抗日战争。长期陷于内乱的中国，一次次地丧失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使蒙古独立的生米逐步变成熟饭。俄国的列宁在世时曾经说，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他承诺，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在列宁死后，斯大林完全背弃了列宁的诺言，他杀掉了曾经对列宁的讲话有过记载的一位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拒不承认列宁说过的话。从此在苏联再也听不到要归还蒙古的声音。苏联军队就这样还一直赖在外蒙古。 3、美英苏“雅尔塔会议”出卖中国蒙古 1945年2月关于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是外国列强操纵外蒙古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在欧洲战场上，德国已经战败投降。在亚洲，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但战役打得非常艰苦；在中国战场，中日双方处于战略对峙，谁都无力发动大规模的攻势。总的来看，日本战败已成定局。美国估计，要达到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战略目标，美国还要多牺牲几十万的军队。为此，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英的重要议题就是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从而减少自己的损失。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惜出卖中国利益，答应了苏联的无理要求，接受外蒙古的现状，即承认并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这笔交易实际上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蒋介石得不到罗斯福的支持，面对斯大林的重压，在万般无奈之中，于1946年1月5日，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条约中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有权公投独立。这种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迅速宣布无条件投降，使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变得毫无意义。美国后来为当初对苏联做出太多的让步、牺牲太多的中国利益而后悔过，但为时已晚(或者他根本就没后悔，反而为他们狼狈为奸，成功地削弱了中国而窃喜不已呢)。 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以奇迹般的胜利震惊了世界，国民党的军队被赶出大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蒋介石在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这就是所谓的“控苏案”。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华民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1952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判定苏联自日本投降以来，在其中国之关系上，未能履行1945年8月14日之中苏友好条约。”控苏案通过后，联合国虽未采取行动制裁苏联，但台湾当局自动废止该项条约）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4、毛泽东被迫承认外蒙，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共产党主掌中国政局后，由于当时与苏联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在蒙古问题上，意识形态束缚了中国领导人的手脚。斯大林蛮横强硬的立场，使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之间左右为难。而新中国百废待兴，又需要苏联的大量援助。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本打算与斯大林讨论黑龙江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土地和外蒙古问题，却受尽了斯大林的冷落。最终在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时，也被迫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当时的中国领袖不是那么急功近利，而能高瞻远瞩，从长计议，而能与俄国和美国保持“平衡战略”，就不至于吞下斯大林的那颗恶果，那中国的版图和中蒙历史就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 1953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开始与苏联交涉，试图解决包括蒙古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通过谈判，苏联归还了旅大军港，归还了东北铁路的管理权。但是当周恩来提出蒙古问题时，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断然拒绝。中国大陆再次失去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中国的这次行动，很快传到了蒙古人的耳朵里。他们立即行动，在苏联的监督下与中国交换地图，划定边界。随后，中国和蒙古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蒙古也亦步亦趋跟随着苏联的指挥棒叫骂中国。至90年代，蒙古已与130多个国家建交。蒙古形如“苏联第16个加盟共和国”，在默默过去的几十年中，中蒙关系几乎完全等同于中苏关系。自从60年代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中蒙边境上屯下重兵，对中国形成巨大威胁。到了1986年，邓小平与苏联谈判关系正常化时，提出了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其中之一就是苏联在蒙古边界的驻军。在倡导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宣布开始从蒙古撤军，1992年苏联红军全部撤出蒙古。
中国人为何两千年来一直自称汉人？
中国人中绝大多数的族群都认同自己是汉人，汉人的名称从汉朝而来，因此汉朝对中国的意义便不只是一个政治上的朝代，而是将各种不同来源、背景的中国人融铸成一个大家共有的身份认同。为什么别的朝代不能做到这一点？而两千多年来中国人还一直称自己为汉人？ 这个缘故在于，汉人不是一个族群的意义，而是一种文化群的意义。在这个定义上，汉人和欧洲族群的概念是相当不一样的，例如犹太人、日耳曼人、拉丁人，都是以族群、种族、血统来界定，可是汉朝却是以文化来定义，才能够一直维持到今天。今天我想拿我自己假定的一些想法请教于各位。 我们知道汉朝从刘邦打败项羽后，一时并起的群雄也都一一低下头，但当时的汉朝还不能称之为汉朝，从刘邦到吕后再到文景二代，最初还动荡不安，尚未融铸成一个具体的朝代。直到汉武帝，约公元前一个半世纪的时候，才显现汉朝之所以为汉朝的特点。贾谊在他的文章中常常问道：汉之为汉已经很久了，为何不能改掉秦朝的毛病？为什么不能避免外族的侵略？为什么百姓的日子仍过得不好？自贾谊提出这些疑点直到解决这些问题，总共花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时间，才将汉界定为汉。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来分析。 1、政权的整合 从一个武装集团共有逐渐转变成各地的人才都可以加入统治集团。在汉初时，丞相只有功臣可担任，因此汉朝非侯不能担任丞相，非军功不能封侯，只有功臣的子嗣才能封侯。后来逐渐转变成公孙侯可以布衣封侯，文人可以封侯做宰相。 汉朝的察举制度经董仲舒等人努力，使全国的人才进用到中央，也使全国人才分散到各地担任统治工作。每一个郡都有一定的配额，每一个地区的人皆可加入国家的统治集团，虽然用的名称为“孝廉方正”或“贤良方正”，等等，这些名称过去也曾用过，但没有配额，直到察举制度建立，才建立了政治统治集团的基础，使分散在全国各地甚至到边缘的省份，人口不到一定的比例，也有保障名额，可使地方的孝廉察举到中央来。 察举制度选出的人才要回避本籍，不能到原籍担任地方官，如此可省去地方派系问题。这个制度开启了中国科举制度几千年的传统，使汉朝从封闭的功臣集团统治转变为全国各地的精英共同统治的局面。我认为这是汉之为汉的首要条件，这使得人民认为这个国家是大家共同拥有的，政权是全国人民共有的，而不再局限于封配出来的功臣。 2、经济网络的整合 在战国时代，中国已经具有相当的城市化，商业活动非常活跃，各地有各自的货币，例如北方的刀钱、东方的布钱、南方的元、西方的钱。当时秦国叫做钱，楚国叫做元，齐国叫做布，燕国叫做刀。货币并没有统一，各地有各地的物产、风俗习惯，所以各地的市场并没有真正被整合为一个市场，产品在城市生产。当时第一级的城市约有七八个，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生产单位，手工业在街坊里进行，而不在农村。所以全国城市发展的手工业，基本上只供应各国疆域内所需，自己销，自己运，并没有被整合为共同的市场。 到了汉武帝时代，因连年对外战争，须征收大量的税收，以维持公共工程及防御的需要，为防止人民逃漏税，汉朝采取了最严酷的征收办法，哪一个人密告谁逃税，则密告的人可得到没收的财产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因此全国到处都有人告密，这样做便破坏了工商业的机制，故生产的事业只好转入农村。 在农村生产须有集散功能，因为农村工业产量不大，物品集散的机制可以形成全国性的经济网络。从汉武帝开始，组成了全国经济交换网，这使得中国经济被整合为一。至1840年代海运通行以前，中国的经济网络是中国得以统一的重要因素。政治可分裂、内乱、割据、外族侵占建立征服王朝，经济网络可破裂，但时间都不会很长，很快可以修补起来，因区域与区域间的互相依赖，使得经济网络必须重新建立，故经济网络完全整合成功是在汉武帝时代。 3、宗教文化方面的整合 在宗教方面，汉武帝是非常迷信、重感情的人，李夫人死后，为了找回她的灵魂，武帝召集全国各地的道士、降灵、灵媒等作法，只求一见爱妃。汉初各地的信仰皆由中央管理，各地的神祇都在长安建祠，各种神祇集中在长安，各种巫师、降灵人物都在宫中融合成一体，到王莽时终于生根发芽。东汉晚年道教盛起，全国的民间信仰结合起来成为道教的根源，因此，今日各种信仰方式、祀奉的对象基本上与那时相差不远，是宗教的大统一。 在文化部分，经过察举制度，各地精英都汇集在中央，中央又有学校。在汉成帝时，博士弟子的人数约有三万人，他们学成后回到各地教书，这是文化上儒家的统一。博士弟子对于上层文化有统一的功能。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有各种不同的学派、学说，在中国统一尚未完成时，有些学者已经在做文化整合的工作，例如吕不韦编《吕氏春秋》、淮南王刘安编《淮南子》、董仲舒编《春秋繁露》。其中《春秋繁露》规模之大，兼包自然与人事，如此宗教融合，儒家文化传播，儒家学者才能大规模地予以整合。司马迁作整体历史的构建工作，这些成果构成了跨时代跨地域的文化大格局。 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三个层面兼括并至、无所不包的大系统才使得汉朝文化能够兼容并蓄，各地不同的人群也愿意留在这个大系统中，使得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以汉人自居。 汉朝基本的精神是宽容、宏大而不自限，是开阔的心胸。汉代对匈奴不喜欢用武力，而更愿以和亲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和南匈奴逐渐由斗争而转变成和平相处；张骞通西域，以经济为主要联络方式而打通了丝绸之路；南越基于经济上的因素，也认为抵抗不如和解。在四川另有“道”，是一条贸易的路线，沿“道”的路线有了贸易后，人口聚集而变成了县，所以今日中国有许多城市仍以“道”命名。由于没有边界，中国人天下国家的意识是在汉朝形成，天下国家的内涵是文化，支撑的是经济的交流，加上另一个支柱是文化上的统一，此为汉之为汉的重要原因。 虽然两千年来汉之为汉的精神一直维持到1840年，然后才由民族国家的意识代替了天下国家的观念。在列国体制中，民族国家互相对抗，中国民族主义一天强过一天，终于代替了天下国家的观念。在两千年前，欧洲的肇始是在罗马，耶稣基督出生应当是公元的开始，千禧年的观念在罗马即已形成，罗马也是天下国家的观念，也是兼容、宽大而非民族国家的时代，一直到欧洲列国相争，民族国家的意识才高涨。 民族国家在历史上是新兴的。到2000年时，我们看到世界逐渐走到庞大的全球性格局，可能又是另外一个大的天下国家时代，但这一路程是很漫长的，以中国构建天下国家的经验，人类恐需再重新经历一次世界性的天下国家，但此途径非常遥远，中间转折必定很多。 总而言之，中国能够构建此经验，主要精神在于文化中的宽大与包容，而非拒绝与对抗。我很希望中国文化所代表的宽大、包容的精神能继续传承下去，以促进世界的和平。
晚清四大奇案
1、太原奇案 太原奇案是清末四大奇案之一，也是清末四大奇案中最扑朔迷离、曲折离奇的一件案子。太原有个富人叫张百万，因嫌弃穷女婿曹文璜，将二女儿玉珠许给一家姓姚的， 但他女儿玉珠喜欢小白脸不爱钱，与曹文璜私奔，准备投靠曹家故交 交城县令的 陈砥节。 缘由：二人出城前在一家豆腐店歇息，豆腐店莫老汉父女同情他们的遭遇而将自家毛驴借了他们。第二天，张百万找不到人就认为跑到了大女儿家，带领家人前往大女儿 金珠家找人，怀疑她藏身于衣柜中，谁知道衣柜里有个和尚，他们把衣柜抬走，和尚却闷晕了。为了找台阶，张百万谎称二女儿暴病身亡，为和尚穿上嫁衣置于灵房。 半夜，和尚醒了，逃走了，也到了豆腐店在莫老汉家用嫁衣换了一身普通衣服走了，途中下半身再度兴奋，调戏又一早起的妇女，被其丈夫吴屠户杀死，尸体被扔到井里。和尚命案和张家走尸案，一下轰动全城， 阳曲县令杨重民开堂公审，有多管闲事的指认和尚所穿为莫老汉衣物，急欲结案立功的杨重民不管三七二十认定莫老汉为凶犯，莫老汉屈打成招，案情上报刑部。当日吴屠户杀人后，迁居 晋祠，曹文璜回太原时途经吴屠户的酒店，酒后失言的吴屠户吐露了他杀害和尚的秘密。几天后，曹文璜从交城回太原还驴，知道老汉被抓为莫老汉申诉，杨重民对冤情有所察觉，但害怕暴露自己严刑逼供草菅人命，而将曹文璜冤为同谋。 结果 :玉珠的丫环秀香在探监时得悉全部案情之后，一方面请求晋祠保长监视吴屠户，另一方面赶赴交城寻找玉珠。玉珠事又找刚从交城县令提升为 山西 提刑按察司陈砥节，赴任太原。于是，真相大白，老汉和 公子哥无罪释放。 2、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在晚清时候，是一件耸动朝野、家喻户晓的大案。流传下来的小说、戏曲、弹词、宝卷，为数很多。发生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晚清四大奇案之首。影视艺术形式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已广为人知。然而，历史上这一冤案的事实真相却鲜为人知。本文意在披露“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事实内幕。 杨乃武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生于浙江省余杭县城内（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镇）一个小康之家，自幼勤奋好学，为人正直。杨乃武结过三次婚，首为吴氏，次为大杨詹氏，后死于难产。继娶小杨詹氏，即案发时之妻，后直至终老。 小白菜本名毕生姑，乳名阿生，小杨乃武15岁，其父毕承祥，后来一些文艺作品中称其为毕秀姑。小白菜八岁时随母再嫁到余杭县城，其母嫁给喻敬天为妻，小白菜称喻为继父。与杨乃武是邻居，与葛品连也是邻居。葛品连之父葛奉来，早年死亡。葛品连之母也是带子再嫁给沈体仁为妻，沈体仁则是葛品连的继父。小白菜11岁时，经其母喻王氏与葛品连之母沈喻氏订明，将小白菜嫁给葛品连为妻。葛品连成年后由继父将其荐至豆腐店当伙计。小白菜16岁时，葛品连便想将小白菜娶过门。小白菜与葛品连于同治十一年三月初四成亲，小白菜即为葛毕氏。 此时，杨乃武正好在澄清巷口新造楼房三间。造房时由沈体仁监工，得知杨乃武还有新房多余出租，就告诉了葛品连之母沈喻氏，沈喻氏通过赵兰荣，向杨乃武租了楼房一间给小白菜夫妇居住，每月租金800文，杨乃武和小白菜就在同一楼房内居住。葛品连仍在豆腐店帮伙，由于早上起得很早，有时晚上就宿在店中。小白菜一人在家，闲来无事，经常去杨乃武家中走走，有时就在杨乃武家与杨乃武同桌吃饭。小白菜还学起诵经，因识字不多，就请杨乃武教。开始，大杨詹氏还在，小白菜与杨乃武来往频繁不至被人非议。 同治十一年九月初八日，大杨詹氏因难产去世，整座楼房有时就只剩杨乃武和小白菜两人。小白菜仍和以前一样，不避嫌疑，与杨乃武来往甚密。后来有关杨乃武和小白菜有奸情的流言街坊邻里都知道了。小白菜夫妇在杨乃武处住了一年以后，杨乃武提出要求把房租增至每月1000文。小白菜夫妇觉得难以承受，就另行租了太平巷王心培隔壁的房子居住。 大杨詹氏死后三个月，杨乃武和小杨詹氏即詹彩凤结了婚。次年八月，杨乃武参加癸酉科乡试，中了浙江省第一百零四名举人。 同治十二年十月九日，在豆腐店帮伙的葛品连因身体不适回家，途中数次呕吐。大约早饭也未吃，便在糕点店买了粉团吃。到了家门口，还呕吐不止。到家后就躺到了床上，他自以为又得了流火疾，便要小白菜去买桂圆和东洋参煎服。葛品连服用后并未见好，病情反而更为沉重。午后，葛品连病情沉重。延至申时，葛品连便死了。 葛品连死后的第二天晚上，尸体的口、鼻内竟流出血水。葛品连的义母冯许氏见后怀疑葛品连是中毒而死，便与沈喻氏等众亲友商议，请求官府前来验尸，以验明葛品连是否中毒致死。如系中毒而死，则请查根究底。此事告知了地保王林，当晚便请人写好了呈词。次日一大早，在地保王林的陪伴下，沈喻氏便向县衙提交了要求验尸的呈词。 3、名伶杨月楼冤案 慈禧垂帘听政的清末年，即同治、光绪之交，曾发生无数的奇情冤案，其中名伶杨月楼冤案，案情复杂，过程曲折，跌宕起伏，出人意料，至今仍为世人所相争论。 （一）引子： 杨月楼是某京剧戏班演小生的名伶，由于演技扮相俱佳，艺兼文武而名噪一时。同治十一~十二年期间他在上海租界着名戏园金桂园演出倾倒沪上男女，戏迷看戏只是为贪看杨月楼而已。当时人们誉赞其玉立亭亭、艺兼文武。曾做过清朝的“内廷供奉”，为慈禧唱过戏，是赫赫有名的“同光十三绝”之一。 （二）案情 1、同治十二年冬天，杨月楼在金桂园连续演出表现男女之情的梵王宫等剧，一广东香山籍茶商韦姓母女连看三天。韦女名阿宝年方十七，对杨月楼心生爱慕。便自行修书细述思恋之情并意欲订嫁婚约，连同年庚八字一并遣人交付杨月楼约他相见。杨月楼因怀疑和惧怕不敢赴约相见，韦女害相思之病且日见沉重。其父长期在外地经商未在上海，其母即顺从女意派人告知杨月楼，叫他请媒人上门求婚。杨月楼应约且签具婚书，行聘礼订亲并开始准备婚事。 2、此事为韦女叔父所知，以良贱不婚之礼法坚决予以阻拦。 韦母与杨月楼密商，仿照上海民间旧俗行抢亲之举 。韦女叔父即与在沪香山籍乡党绅商以杨月楼拐盗罪公讼于官。 3、正当他们在新居行婚礼之日，县差及巡捕将杨月楼与韦女抓捕，并缴获韦氏母女衣物首饰七箱据传有四千金。在解往公堂的路上，韦女危坐在一辆小车之中，告天地祭祖先之红衣仍穿在身上，沿途随从及观众甚多。 4、审案的上海知县叶廷眷恰亦为广东香山籍人，痛恶而重惩之，当堂施以严刑，打杨月楼胫骨一百五十板；在审问的过程中，对杨月楼施加种种酷刑，并预备寻个事由将杨月楼处刑打死。后有倾慕杨月楼的妓女沈月春买通衙役，得以幸免。韦女不仅无自悔之语，反而称嫁鸡随鸡、决无异志而被掌嘴二百。二人均被押监，等韦父归后再行判决。最后上海县令按“良贱不能通婚”律，断杨月楼为“骗财诱婚”罪，发判充军，罚韦女阿宝发送善堂交官媒，另择婚配。 5、此案一出立刻传遍街衢，舆论轰动。杨月楼是红极一时，人人皆知的名角，犯了这样颇富戏剧性的风流案自然格外引人注目。同时优伶一向被视为贱民，而韦姓茶商则不仅属良家且捐有官衔，是有一定身份、家资小富的商人，杨月楼以贱民之身而娶良家之女违反了良贱不婚的通行礼法。但是，韦、杨婚姻有明媒正娶的正当形式，而乡党则以拐盗公讼于官，又以拐盗而予重惩，这种种不合常规的事情也引起人们的兴趣，因而一时众论纷纷。 （三）结局： 幸亏当年慈禧大赦天下，杨月楼才免于被发配充军的命运，被释放回家，可被判从此不能在上海演出。最后为案澄清冤屈的人是慈禧太后。不过，杨月楼案却是糊糊涂涂的了断。参与制造此案的人都未受到一点影响，照样高高兴兴当官搂钱。而杨月楼的妻子韦阿宝，亦被其父逐出家门不知下落。杨月楼忧愤改名为杨猴子，自取辱名，以表其对官场黑暗及当时戏子社会地位低下处处受欺的不满。 此案之所以被称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或许正是因为其中有着太多的蹊跷和不合常理之处的缘故吧。 4、张文祥刺马案 在同治九年，又发生了两江总督、封疆大吏马新贻被刺的要案，真是朝野震惊，举国倾注。事情发生在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马新贻校场阅兵完毕，返回督署的路上，为刺客张文祥所杀。刺客并不逃走，高喊：“刺客是我张文祥！”让那班怕死的卫士捉拿。这个案子发生后，清廷十分惊恐，知道此案涉及封疆大臣的内幕亵闻，于脸面上大不光彩。因此，只能掩盖矛盾，粉饰门面。 慈禧太后为了维系她摇摇欲坠的统治，亲自出面处理此案。把正在天津处理教案的大员 曾国藩，调来审理这个案件。又在曾国藩出发前夕，召见了他，面授机宜，说“马心仪办事很好”，为此案定了调子。这还不放心，一周之内，又连连派出大员参与审案。 刑部尚书郑敦谨，也奉旨与曾国藩同审。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终于为张文祥定了一个“漏网发逆”和“复通海盗”的罪名，将张文祥处决，剜了张文祥的心，去祭奠这位马新贻，又厚厚的于以抚恤。一句话，马心仪是一个好官，张文祥是一个发逆。 "刺马案"之所以成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主要是它的审案过程比较离奇，不仅措辞含混，而且曾国藩一直阻挠查清真相。 据《清史稿》等史料记载，马新贻很能干，"民意调查"评价也很高。在他死后，安庆、海塘、杭州等地都建祠纪念他。而南京本地民众为了纪念他，将他曾经住过的一条街改名，就是现在的马台街。 在正史上，马新贻的确是个不错的好官。当时官方的结案版本中，也没有说出马新贻的"不"字。之所以最后演变成了清末四大奇案，都因为此案的审理过程实在是太奇怪。在审案过程中，案犯张文祥供词闪烁，主审大员奏案含糊，一拖半年之久都不能结案。清廷为此连发四道谕旨，要审出行刺的缘由以及是否有人主使--当时显然已经怀疑非张文祥一人所为。 张文祥在刺马现场未能逃脱，被抓了起来。首先由江宁将军魁玉和藩司梅启照等人审讯，但所奏不过是案犯"言词闪烁"、"一味支离"等话。朝廷先后加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刑部尚书郑敦谨赴江宁审案，同时敦促曾国藩急任两江总督主持大局，但也始终查不出"幕后主使"是谁。 "当时审判官员上报给朝廷的张文祥的杀人动机，是因为马新贻在浙江当巡抚时打击过当地海盗，张文祥就是当时的打击对象，他是为了报复而行刺马新贻。"郭老师介绍说。当时对张文祥量刑非常残酷，除了"按谋反大逆律问拟，拟以凌迟处死"外，又增加了一条"摘心致祭"。但奇怪的是，结案文书中，行文时竟用"尚属可信"四字，这表明虽然开始清廷还有所斥责，但后来也不得不接受。 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后，他的墓志铭是这样写的：“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巳具且奏！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这篇文章一出，外界才知别有隐情。最后，清政府给张文祥定的罪是 “私通海盗”，并处以剖心凌迟。关于此案，民间坊言更是众 说纷纭。“刺马案”距今已有138年，到现在这宗刺杀案依旧 真相难觅。 据刺客供称，他叫张文祥，46岁，河南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南下宁波贩卖毡帽，当过四年太平军，其间救过一个叫时金 彪的清军俘虏。后来看到太平军势力不支，与时金彪趁机逃出，辗转 回到宁波，与南田海盗团伙往来亲密。他交代的杀人动机有三点：一是他回到宁波后发现自己的老婆和钱财被一个叫吴炳燮的霸占了，于是找到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赔拦轿喊冤，马未受理。 他只好到宁波府 告状，虽然要回了妻子，但是钱没有追回来，气急之下，逼老婆吞烟 自尽，马应该对他的不幸负责；二是他的很多海盗朋友被马巡抚捕杀， 海盗们说他最讲义气，应该杀马新贻为朋友报仇，同时也泄私愤；三是他私自开的“小押”（重利盘剥的典当行）生意被马巡抚明令禁止，绝了他的生路，加深了他对马的愤恨。新仇旧恨加在一起终于使张文 祥动了杀心，一路跟随马新贻从浙江到了福建、江苏，两年之后终于找到机会将其刺杀。
史上绝无仅有的五重间谍
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1929年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创办《文艺新闻》。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洪帮、日伪，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 1、他巧妙开拓情报来源，一人身兼五重身份 1931年10月，袁殊回到中国，之后立即转入特科的工作。1932年春，通过表兄贾伯涛的关系，袁殊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打入了中统内部。后来他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并在期间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 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过了一段，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自然，这是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批准———成为了三重间谍。不久，岩井又安排袁殊到日本。 回国后，袁殊为了加强自身的保护色，开拓情报来源，于1937年4月加入了青洪帮。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区，在潘汉年的导演下，袁殊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 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有相当的日本关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袁殊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去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加上中统、青红帮、日伪，以及货真价实的中共秘密身份，则是五重身份了。这在中国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最多面的间谍了。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自然，首先是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给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也就是这个时期，他立下了后来为历史所传颂的“两次大功”当中的一次。 2、他获取了日军南进情报，为苏军兵力部署提供有力支持 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自然，他首先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向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使我方避免了很大损失。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潘汉年之命，表面则是戴笠之命)留了下来。他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和汉奸，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中最为成功的是行动小组炸毁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1937年上海沦陷后，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自然也成为其中一员。当然，这事不仅潘汉年知道，军统也是知道的。后来根据潘汉年指令，事实上，是中央的具体部署并研究批准，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的本部。“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成立。 潘汉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这么一个机构，除了掩护一个电台外，更重要的则是出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考虑。当时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隐蔽战线工作的任务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有袁殊进入日本人活动的圈子中，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而且延安由于远离情报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日本大本营动向及日、汪、蒋3方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微妙关系与变化。于是袁殊利用这个机构将大量情报发往延安。 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袁殊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日本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是组织这一访问的主角。吉三郎向袁透露，当前日本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一震。袁殊汇集和分析各方面的情报，认定南进已是日军确定不移的战略决策了。潘汉年立即将此情报报告延安。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在有了确定日军南进的情报后，苏联这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人的兵力到西线。 3、到解放区一年后，敌人才发觉他的真实身份 自1937年到抗战胜利，袁殊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无疑是与他的智谋与出色的活动分不开的。后来，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份。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5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3站站长，被授予中将军衔。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双十”协定签订后，袁殊随军北撤。 时任华东组织部部长的曾山同志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种关系，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曾。从此，“曾达斋”的名字一直用了几十年。后来，他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1987年11月26日，袁殊逝世，享年76岁。
亡命金三角：国民党残军及6万后代的生存之谜
金三角成为东南亚、全世界以及联合国关注的焦点，不仅是由于毒品、武装贩毒以及由此引发的枪炮如麻，血雨腥风，更重要的是由于国民党残军的存在。如今58年过去了，国民党残军在金三角仍留下有6万人的后代。残军及他们的后代为什么能在金三角生存下去?上述国家为何不将他们消灭或赶出去? 金三角紧靠缅甸、泰国、老挝的边境。具体指的是缅东北的大其力、万宏、果敢、兴城、景栋、佤邦;泰北的清莱、清迈、清盛、米湄;老挝西北的会晒、孟赛、丰沙里、南塔，总面积五十万平方公里。 过去金三角的鸦片非法生产占世界总量的百分之六十九。其实，金三角成为东南亚、全世界以及联合国关注的焦点，不仅是由于毒品、武装贩毒以及由此引发的枪炮如麻，血雨腥风，更重要的是由于国民党残军的存在。如今58年过去了，蒋残军在金三角仍留下有6万人的后代。残军及他们的后代为什么能在金三角生存下去?上述国家为何不将他们消灭或赶出去?他们能占据一席之地生存下去，靠的是金钱收买还是美国的支持等等。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先后十多次赴金三角，通过深入的采访，揭开了这群无国籍流落异国的中国人的生存之谜。 1、困兽犹斗，杀出一条血路 1950年2月20日云南解放。也是在这一天，国民党第8军237师709团少将团长李国辉，率1000多名残军从我云南西盟佤山进入缅甸，随行的还有第8军军长李弥的贴身副官邓克保。在这之前的几天，第8军军长李弥带着几个随从已经逃到缅甸，经军统特务的安排，李弥军长被护送到泰国曼谷，再从曼谷飞往台湾，被蒋介石招去商谈组织“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大计。李国辉，河南人，1910年生，行伍出身，中等个头，在部队威望甚高，能与士兵同甘共苦，作战中身先士卒勇猛顽强;邓克保，南京人，大学毕业，生于1924年，李弥军长的贴身副官，李弥要邓克保随李国辉逃跑，是想让他掌握这支部队，在金三角建立反共基地，出境后听候台湾指令。李国辉、邓克保商量，在缅甸绝对不要伤害老百姓，不准抢财物，强奸妇女，违者格杀勿论。 部队战战兢兢在原始森林里穿行了两天，没有遇上老百姓，也没有遇到缅甸政府军。李国辉清楚，越是平静的时候越危险，何况这是在异国他乡。他不敢放松警惕，要侦察连开路，搜查前进。 第三天，部队前进到一个平坝，地图上叫小孟棒的地方。这时侦察连长吴成功慌慌张张跑过来向团长李国辉报告，前面寨子发现有数量不详的武装。李国辉命令吴成功抓2个俘虏，弄清情况后再决定去向。半个小时后，吴成功抓来2个俘虏。俘虏交待，他们是国民党第26军93师278团的逃缅残军，共有600多人，由副团长谭忠指挥。李国辉大喜过望，没想到能在异国遇上自己的部队，立即由2个兵带路去见谭忠。 谭忠正为没有领头人，部队该开往何处而发愁，当他一见到李国辉后，热泪盈眶，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谭忠说，听从将军的指挥，何去何从由他定夺。李国辉想了想，觉得小孟棒附近有2000多人的村寨有粮食，加上解放军不会追上来了，决定将两支部队组成一个正规团，就地侍命休整，待与台湾取得联系后，再决定去向。谭忠、邓克保均表示同意。 进入缅甸后，电台坏了，一直没有同台湾联系上，李国辉命令赶快修复，他一直守在电台旁。三天后电台修好了，呼叫后台湾有了信号，经报告后台湾国防部终于回电。电文如下：李国辉，你部自谋出路。看过电报，李国辉仿佛从头到脚被泼了盆冷水，心凉了。“自谋出路”意味着台湾不管这支死里逃生的部队了。跟随蒋介石打了一辈子仗，出生入死，南征北战，落到今天被抛弃的境地，李国辉悲观到了极点。但他不能流露出来，他只将电报给邓克保、谭忠看了，必须强打精神，组织部 队，否则在无后援，无百姓支持缺少粮食枪支弹药的缅甸，一旦发生战事，将死无葬身之地。李国辉急忙与邓克保、谭忠秘密商量怎么办。 三人商量决定马上组织“中华民国反共复兴部队”，李国辉任总指挥兼709团团长，谭忠任副总指挥兼278团团长，邓克保任副总指挥。总部就设在小孟棒。孟果镇、孟研各驻守一个团。旗号一打出，他们马上招兵买马，收容游兵散勇，土匪恶霸，在两个月内，很快将部队扩充到3500人。李国辉立即让部队执行三大任务，一是开荒种地解决部队吃饭问题，二是为毒犯子当保镖，向老挝泰国边境运送鸦片，收取巨额保护费，解决军费来源，三是招新兵搞训练，扩军备战。 台湾不要残军，进攻云南也只不过是痴心妄想。那么李国辉为何要组织“反共复兴部队”呢?在他的眼里这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是做给缅甸人看的，是生存的需要。缅甸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被英国占领了半个世纪，为了生存我为何就不能占领缅甸一块土地?所以组织“反共复兴部队”只不过是个借口，借地盘、为了生存住下来才是真。可是李国辉的想法只不过是一厢情愿。 一天，华侨蒙振生慌慌张张跑来向李国辉报告：缅甸国防军驻景栋的军团，共15000人，在飞机大炮的助威下已经向残军包围过来。其中缅甸一个团的兵力已经开进大其力，切断了残军退往泰国的退路。李国辉大惊失色，刚刚建立起来的部队难道就毁在自己手里吗?不，必须留下来!思忖片刻，李国辉给缅甸驻大其力的缅军司令坎丹信写了封信，内容是：“反共复兴部队”与缅甸是朋友，决不会交战，复兴部队在缅甸是借道，不久就会反攻回云南，诚望能在缅甸多呆一些日子。李国辉派出邓克保为代表随华侨蒙振生前往大其力与缅甸国防军谈判。 岂料，当邓克保、蒙振生走进坎丹信司令员办公室时，蒙振生当场被扣押，坎丹信接过邓克保递给的谈判信，连看都没看一眼，就撕得粉碎，丢在了废纸篓里。坎丹信放邓克保回去，要他转告李国辉：限复兴部队十天之内全部放下武器，缴械投降，否则只有被歼灭。 战争迫在眉睫!无奈只有迎战。李国辉当即作出部署：用一个营的兵力在小孟棒设伏，放缅军进来，然后将他们全歼。缅军打仗怕死，只要全歼他们一个营，也许就有了谈判的筹码，就会获得居留权。其他部队作好退入原始森林里打游击的准备。 6月16日清早，缅军6架轰炸机轰隆隆飞越在小孟棒上空，紧接着是轮番俯冲投弹。随着震耳欲聋的炸弹声响起，顿时火光冲天。缅军飞机整整轰炸了四个小时，地面部队还未进攻，残军设伏的一个营就被炸死165人。驻守孟果的278团，遭到了缅军8门八一重炮和十挺机枪的疯狂炮击和扫射，而这些重武器，恰恰也是残军所没有的，278团死伤50多人，各团纷纷向李国辉告急，这是李国辉所没有料到的。他当即调整作战部署，所有的部队立即放弃阵地，退往小孟棒、孟果原始森林。 可是，已经晚了。缅甸国防军已派出10000人的搜山部队把守各路口搜山，防止残军退入原始森林。李国辉所部边打边退，到了下午黄昏还是没能进入原始森林，因为小孟棒是李国辉的大本营，缅军封锁更严，部署的兵力更多，而谭忠所部到了下午已经安全退入原始森林。 天黑下来后，李国辉命令不准开枪，全团官兵上剌刀，手持大刀杀开一条血路，退入原始森林。缅军尽管把守很严，可一到天黑就一个个蹲在地上休息，他们原来准备，只要残军一开枪，他们就会以百倍的火力还击。李国辉手持大刀冲了上去砍下了一个缅军战士的头，总指挥一带头，残军一个个冲在前，挥舞大刀，一路冲杀，在消灭了缅军一个连100多人后，杀开了一条血路，深夜12时，残军全部进入原始森林。 2、三国控诉，台湾撤回部分部队 残军退至森林里后，缅甸国防军迅速占领了小孟棒、孟果、孟研，同时紧追不放，仍然派出10000多兵力搜山，同时另外派10000多兵力把守森林里的出口，企图将复兴部队赶出森林里全部消灭。李国辉知道，残军缺少重武器，激战一天后，所剩的子弹也不多了，正面不能与缅甸国防军硬打，必须偷袭。李国辉命令，每天在原始森林里与缅军周旋，待拖累他们后，再实施反击。 残军在森林里与缅军周旋了12天后，缅军10000多人的搜山部队被拖得疲惫不堪，脚步明显放慢。李国辉及时调整布置，跳出包围圈，6月28日，决定向缅军发起反攻。其反攻兵力是：由709团副团长张复生任前敌总指挥，278团沈鸣铸的一个营担任防卫，709团董享恒营长和陈良营长率领2个营，担任攻击孟果的任务，因为缅军东线的团司令部就设在孟果。孟果虽小，但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如果夺取孟果，就能随时撤回泰国，使缅甸10000多人的搜山部队失去作用。李国辉紧紧握住营长董享恒的手说：“这一仗关系到复兴部队的生死存亡，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接着李国辉同全营400多个弟兄一一握手，把他们送到树林边。 董享恒营长率领全营400多弟兄经过一夜奔袭140里，拂晓前悄悄潜伏在孟果镇口的小树林里，四个残军摸上去，干掉2个哨兵。残军如饿虎下山，冲进了镇里。一番激战，打死缅军32人，夺回了孟果。天亮，缅军2个团3000余人围了过来，将孟果团团围住。缅军先是用炮轰，接着冲锋，结果缅军的大炮十分厉害使残军伤亡惨重，副营长王忠明身中两枪身亡，一连杨促堂连长、七连连长、九连连长相继战死。张复生副团长清醒地意识到残军所以惨败是因为没有重武器。他立即组织50人的敢死队，决心消灭缅军炮兵。 深夜，营长董享恒带领敢死队悄悄撤出阵地，向后山进发。午夜，突然下起大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天助残军。敢死队摸入了缅军炮兵阵地，首先用剌刀杀死十多个缅军，然后俘虏205人，缴获十尊大炮，大获全胜。天亮，十尊八一重炮一齐向缅军开炮，缅军做梦也没想到残军还有火炮，顿时被打得溃不成军，纷纷败退。残军又重新夺回了小孟棒。有了大炮开路，残军为了报一箭之仇，李国辉重新组织力量，下令进攻大其力，经过一天的激战，残军攻入了这座当时就有30000余人的重要城市。 这场历时40天的战争，缅甸国防军牺牲1500人，受伤3000余人，被俘302人。残军被打死408人，伤602人，残军大获全胜。本来，缅军可以重新组织力量继续围剿攻击残军，但从战争的角度分析，缅军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国人不尚武，且信仰佛教，军队许多年都难得遇到一次战争，他们怕被俘的战士遭杀害。老百姓纷纷向政府和国防军提出：马上与残军谈判，释放俘虏。 7月28日，缅甸国防军派来一个少将揣着照会来到李国辉的指挥部谈判。照会的内容是：体谅残军的困境，为维护缅甸主权，只要残军释放俘虏，离开大其力和公路沿线，将允许残军居住。先前，缅甸军已经释放了被扣押的残军谈判代表蒙振生。残军有了立足之地，当即按照会上所说，李国辉释放了全部俘虏，撤回新占领的城市，回到小孟棒、孟撤、孟果一带重新安营扎寨坚守了下来。 残军大败缅甸国防军的消息，不胫而走，震动了缅甸、泰国、老挝。各国记者纷纷前往泰国的夜柿，要求进入大其力采访残军，有的干脆扮演成边民乔装打扮后找到残军了解战事，有的以华侨寻找中国亲人的身份挖空心思打听消息。倾刻间《国民党残军大败缅甸国防军》《李国辉将军是个战神》《残军的敢死队全歼缅军炮团》等等报道，在《曼谷日报》《新加坡早报》等各大媒体刊登出来，将全世界的眼球都吸引到了金三角。 当蒋介石看到《曼谷日报》报道残军大败缅甸国防军的消息后，兴奋不已，马上传李弥来蒋介石的办公室。几个月前，当李弥向蒋介石自荐回金三角时，蒋介石拒绝了。蒋介石认为1000多残军逃入金三角，成不了气候，反攻大陆不现实，不想再浪费军力，因此，让国防部回电，要李国辉所部自谋出路。如今见残军竟然打败了缅甸国防军，他顿时来了精神，认为组建“云南人民****救国军”的时机已经成熟。蒋介石当即命令李弥返回金三角，组建“云南救国军”，任命李弥为总指挥，恢复对金三角残军供给。 很快，李弥返回了金三角。随即台湾与美国取得联系，美国派出军事顾问到金三角对残军进行训练，并每月给20万美元支持。不久，蒋介石又派出他的侍卫总长柳元麟中将赴金三角，领导残军，扩大队伍。到了1953年，李弥组织的“云南****救国军游击总部”成立，下辖3个军区、3个军、20个纵队，总兵力达35000人。李弥还在缅甸孟撤修建了军用飞机场，用于运送兵力和各种武器弹药。 游击总部成立后，残军除用一部分兵力骚扰我云南边境外，其主要精力用于贩毒护毒。一次残军组织1000多人，护卫26700公斤鸦片从缅甸永弄启程，向300公里外的老挝班广进发，残军想通过老挝再由国际武装毒贩子将毒品销往世界各地。老挝陆军司令拉迪功将军接到情报后愤怒了，为了捍卫主权，他调集T—28战斗机和精锐的第二空降营。当天上午11时残军的护毒武装进入老挝时，拉迪功将军命令空军出动战斗机，将残军消灭在老挝境内。空降营出动6架战斗机不停地对残军攻击、轰炸，激战一天，消灭残军500多人，缴获鸦片26700公斤。 随即，从1953年至1962年，老挝联合缅甸、泰国政府不断向联合国提出抗议，要求台湾当局撤回残军。蒋介石迫于联合国的压力，联合国每作出一次要求台湾当局撤回残军的决议，蒋介石就撤走几千人，至1962年6月，残军共撤走20000余人回台湾。 董享恒营长率领全营400多弟兄经过一夜奔袭140里，拂晓前悄悄潜伏在孟果镇口的小树林里，四个残军摸上去，干掉2个哨兵。残军如饿虎下山，冲进了镇里。一番激战，打死缅军32人，夺回了孟果。天亮，缅军2个团3000余人围了过来，将孟果团团围住。缅军先是用炮轰，接着冲锋，结果缅军的大炮十分厉害使残军伤亡惨重，副营长王忠明身中两枪身亡，一连杨促堂连长、七连连长、九连连长相继战死。张复生副团长清醒地意识到残军所以惨败是因为没有重武器。他立即组织50人的敢死队，决心消灭缅军炮兵。 深夜，营长董享恒带领敢死队悄悄撤出阵地，向后山进发。午夜，突然下起大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天助残军。敢死队摸入了缅军炮兵阵地，首先用剌刀杀死十多个缅军，然后俘虏205人，缴获十尊大炮，大获全胜。天亮，十尊八一重炮一齐向缅军开炮，缅军做梦也没想到残军还有火炮，顿时被打得溃不成军，纷纷败退。残军又重新夺回了小孟棒。有了大炮开路，残军为了报一箭之仇，李国辉重新组织力量，下令进攻大其力，经过一天的激战，残军攻入了这座当时就有30000余人的重要城市。 这场历时40天的战争，缅甸国防军牺牲1500人，受伤3000余人，被俘302人。残军被打死408人，伤602人，残军大获全胜。本来，缅军可以重新组织力量继续围剿攻击残军，但从战争的角度分析，缅军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国人不尚武，且信仰佛教，军队许多年都难得遇到一次战争，他们怕被俘的战士遭杀害。老百姓纷纷向政府和国防军提出：马上与残军谈判，释放俘虏。 7月28日，缅甸国防军派来一个少将揣着照会来到李国辉的指挥部谈判。照会的内容是：体谅残军的困境，为维护缅甸主权，只要残军释放俘虏，离开大其力和公路沿线，将允许残军居住。先前，缅甸军已经释放了被扣押的残军谈判代表蒙振生。残军有了立足之地，当即按照会上所说，李国辉释放了全部俘虏，撤回新占领的城市，回到小孟棒、孟撤、孟果一带重新安营扎寨坚守了下来。 残军大败缅甸国防军的消息，不胫而走，震动了缅甸、泰国、老挝。各国记者纷纷前往泰国的夜柿，要求进入大其力采访残军，有的干脆扮演成边民乔装打扮后找到残军了解战事，有的以华侨寻找中国亲人的身份挖空心思打听消息。倾刻间《国民党残军大败缅甸国防军》《李国辉将军是个战神》《残军的敢死队全歼缅军炮团》等等报道，在《曼谷日报》《新加坡早报》等各大媒体刊登出来，将全世界的眼球都吸引到了金三角。 当蒋介石看到《曼谷日报》报道残军大败缅甸国防军的消息后，兴奋不已，马上传李弥来蒋介石的办公室。几个月前，当李弥向蒋介石自荐回金三角时，蒋介石拒绝了。蒋介石认为1000多残军逃入金三角，成不了气候，反攻大陆不现实，不想再浪费军力，因此，让国防部回电，要李国辉所部自谋出路。如今见残军竟然打败了缅甸国防军，他顿时来了精神，认为组建“云南人民****救国军”的时机已经成熟。蒋介石当即命令李弥返回金三角，组建“云南救国军”，任命李弥为总指挥，恢复对金三角残军供给。 很快，李弥返回了金三角。随即台湾与美国取得联系，美国派出军事顾问到金三角对残军进行训练，并每月给20万美元支持。不久，蒋介石又派出他的侍卫总长柳元麟中将赴金三角，领导残军，扩大队伍。到了1953年，李弥组织的“云南****救国军游击总部”成立，下辖3个军区、3个军、20个纵队，总兵力达35000人。李弥还在缅甸孟撤修建了军用飞机场，用于运送兵力和各种武器弹药。 游击总部成立后，残军除用一部分兵力骚扰我云南边境外，其主要精力用于贩毒护毒。一次残军组织1000多人，护卫26700公斤鸦片从缅甸永弄启程，向300公里外的老挝班广进发，残军想通过老挝再由国际武装毒贩子将毒品销往世界各地。老挝陆军司令拉迪功将军接到情报后愤怒了，为了捍卫主权，他调集T—28战斗机和精锐的第二空降营。当天上午11时残军的护毒武装进入老挝时，拉迪功将军命令空军出动战斗机，将残军消灭在老挝境内。空降营出动6架战斗机不停地对残军攻击、轰炸，激战一天，消灭残军500多人，缴获鸦片26700公斤。 随即，从1953年至1962年，老挝联合缅甸、泰国政府不断向联合国提出抗议，要求台湾当局撤回残军。蒋介石迫于联合国的压力，联合国每作出一次要求台湾当局撤回残军的决议，蒋介石就撤走几千人，至1962年6月，残军共撤走20000余人回台湾。 叭当属清莱省府昌孔县的一个村子，四周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左边为昌孔县，过了湄公河就是老挝，有一脚跨两国之称。叭当地势极为险要，山路曲折坎坷，树木遮天，从县城到叭当一直是爬山。反政府游击队有1000多人的武装。泰国军方围剿过二十多年，动用飞机大炮也没有将他们消灭。更为严重的是，最近反政府游击队袭击昌孔县城，将县长绑架押走，并诱捕了清莱省的省长，打死保护省长的警察局长。泰国全国一片哗然，称军方无能，为此军方最高统帅部决定要残军打反政府游击队，打下来后将给残军居住权。泰国最高统帅部派坚塞少将来美期乐与段希文商谈。段希文见打下叭当就能结束二十多年漂泊流浪的生活，为了残军，为了子孙后代，他答应接受任务。段希文提出唯一要求是这场战斗自始自终必须由残军指挥，不能由泰国军方指挥。坚塞将军答应了他的要求。坚塞提出要多长时间拿下叭当，一个月时间够了吗?段希文答复，只需要一个星期就够了。坚塞大吃一惊，摇了摇头，根本就不相信。 1970年2月10日，是进攻叭当的时间。在这之前，段希文已作了周密的部署，其作战部署并没有让坚塞将军知道，他只要坚塞跟在指挥所看残军是如何指挥打仗的。正面，段希文组织600名战士，先用炮轰炸山头，敲锣打鼓，吹冲锋号前进。坚塞见段希文用的与泰国军方进攻叭当战役战术相同，大声吼了起来：“你这是拿战士的性命在开玩笑，肯定失败!”段希文笑了笑：“请按我们订的君子协议行事，你只看不许指挥。”坚塞只好叹气。 果然不出坚塞所料，当天进攻了一个上午残军已牺牲15人，30人受伤，而残军只前进到半山腰。坚塞坐不住了，他再次建议段希文改变战术，改为侧面进攻，以减少伤亡。段希文仍没有听坚塞的，他用望远镜从指挥所里观察进攻的部队，又不时地走到地图前看一看，战斗打到下午黄昏，部队不但没有前进，反而又牺牲了10人，50人受伤，而段希文还在指挥残军前进，不许后退。直到天黑下来，他才命令残军停止前进，但仍命令不停地用迫击炮向游击队的阵地开炮。 第二天天刚亮，段希文发起冲锋号，残军一个营一股劲往上冲，奇怪的是游击队除了有零星枪声还击外，并没有密集的枪炮声。到了上午10时，传来令坚塞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的消息：残军已收复叭当!共打死反政府游击队356人，俘虏708人，残军共阵亡78人，另有360人受伤。 原来，段希文正面佯攻是假，真正的秘密武器是：段希文派出200人的敢死队，从湄公河上用绳索攀登上悬崖，深夜悄悄摸进了游击队的阵地，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仅用2天时间就结束了战斗。收复叭当，震动了泰国，泰国王陛下亲自颁给段希文将军一枚勋章，对受伤阵亡的将士家属发给抚恤金和泰国公民证,对残军发给居住证。经泰国政府批准将残军改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段希文将军任总指挥官，李文焕将军任副指挥官。 3、260条性命，换来公民证 当美期乐的残军获得泰国居住权成了合法公民，并分了田土之后，台湾当局竟慌了手脚，他们担心残军被泰国收买，会影响国军声誉，被外界骂台湾无情无义，于是急忙派出中央情报局局长叶翔赴金三角，会见段希文、李文焕。叶翔对段希文说马上恢复补给，望不要接受泰国的补给，有什么困难台湾都会解决的。段希文直言相告：“一切都晚了，我们苦了几十年谁管过我们?你拿什么东西来证明台湾管过我们的死活?换句话说，我们反攻大陆二十多年，死了不少人?你们给了我们什么抚恤金，一分钱也没有，军饷也扣发了!你走，我们不想见到台湾来的人!” 1980年6月18日，残军的灵魂段希文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时年69岁。段希文一死，由五军参谋长雷雨田出任总指挥官，李文焕仍为副指挥官。雷雨田，云南建水纳溪村人，在滇军中历任排长、连长等职，是段希文的老部下，他有指挥能力，与战士能同甘共苦。 雷雨田刚担任总指挥官就接到泰国军方的紧急命令：要他派兵攻打考牙山反政府游击队。这是泰国境内最后一支反政府武装，也是泰国的心头之患。考牙山是泰国境内的大山脉，面积广阔，横亘在曼谷到清迈的火车铁路之间。考牙山有800多人的反政府武装游击队，他们修筑了坚固的配套工事，大有将泰国拦腰斩断之势，泰国军队先后数次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出动20000多人的兵力围剿，均告失败。这次泰国政府许诺，只要残军攻下考牙山，残军包括他们的几万后代将全部成为泰国的合法公民，可以自由进入清迈、曼谷等地。雷雨田为了后代接受了攻打考牙山的任务。
解密历史上真实的走西口
电视剧《走西口》中，出生于山西祁县的男主人公田青、梁满囤、王南瓜三人，背着包袱，离开家门，一步步向前走。这就是“走西口”。他们要到哪里，要去干什么，是什么原因让几代山西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走西口?7日，记者采访了黑龙江大学、哈市社科院相关专家，请他们介绍一下走西口的情况。 1、西口到底指哪里? 走西口，是与闯关东、下南洋一道，被列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次人口大迁徙之一。电视剧中，田青等三人从山西祁县田家大院出发，来到山西北部的黄河渡口杀虎口。而实际上，这里是有争议的，有人说西口是山西北部的黄河渡口杀虎口;有人说是河北张家口以西。在清朝泛指山西以北，河北张家口以西的广大内蒙地区，如包头等地。由于这里是清政府和蒙古人的交界处，所以地广人稀，再往北就是草原了。 2、走西口的路线 电视剧《走西口》中，王南瓜问田青哪条路通往杀虎口，田青摇了摇头说：“我也不知道。走吧，管它哪一条呢，反正都能到口外，我们又不是去投奔什么人，走哪条路都一样。”广义地说，明清时期在河北、山西、陕西北部设置了关口，关口以北的地方就叫口外。从山西出发，经陕西、内蒙鄂尔多斯，再到包头、呼和浩特等地，就是走西口的路线。 明清时期，和蒙古人进行商品贸易，就要在口外几个固定地点进行，类似今天在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接壤的地方设置外贸口岸一样。山西的商人要到口外去做生意，就得出关口，后来就叫走西口了。走西口后来就成了一个泛指，山西、陕西、河北的商人去口外做生意，都叫走西口。 古老的山西民歌《走西口》，据说已流传了一两百年。这首歌不但山西人会唱，山西邻近的陕西，甚至更远一点儿的宁夏、青海、甘肃也有许多人会唱。因为几百年来，当地的青壮年男丁几乎都走西口，为了抒发离乡愁、思乡苦，表达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走西口的男人和这些男人的亲人，都学会了唱这首民歌。之所以西北许多地方的人会唱《走西口》，原因大概是，当时有许多山西人曾到过这些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这首歌，时间长了，当地人也学会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走西口》：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 哥哥你出村口，小妹妹我有句话儿留，走路走那大路的口，人马多来解忧愁。 3、为什么走西口? 电视剧《走西口》描写的是二十世纪初的山西祁县。当地土地贫瘠，大灾之后又连续三年大旱。祁县人田耀祖的祖上因走西口置办了家业，可他却因好赌输光了家产和妻子，只好走西口。田耀祖的儿子田青长大后，遇上旱灾，民不聊生，无奈之下，与姐夫梁满囤和王南瓜三人走西口。结尾时田青再次走西口，寻找光明之路。 田家的家业是祖上走西口挣下的，田耀祖没了家业走西口后，在杀虎口落脚，靠算命为生;田青为了夺回田家大院、振兴家业也不得不走西口。真实的走西口原因和电视剧里描写的差不多，由于地少人多、灾害频繁，一代又一代山西人为生计所困，怀揣着发财的梦想走西口。 4、走西口干什么? 电视剧《走西口》中，田青到口外当了皮匠铺的外柜，还拉过骆驼、贩卖牛皮。后来还代理了包头到恰克图沿线所有制革厂的皮革销售，做了口外最大的皮革经销商。 旧中国历代都执行严格的户籍制度，重农抑商。明清两代在山西北部都设置了关口，人们看到了商机，于是走西口主要是进行商品贸易。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卖活动。皮革、茶叶、盐、粮食……都是贩卖的物产。 兴盛一时的山西票号，在口外也大有名头。在张家口、包头、呼和浩特，至今都有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如：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 5、走西口是条血泪路 电视剧《走西口》中，一位客店老板对女扮男装的“豆花”说：“你一个人走西口?三五个人都不敢说能不能走到地方，一个人遇到不测，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剧中，田青等人走西口的路上黄沙漫漫，路上还偶有刘一刀等土匪杀人越货。 一路不仅要穿过茫茫戈壁和崇山峻岭、沙漠草原，沿途还山贫水乏、人烟稀少。 剧中，田青听说走西口的路上人烟稀少，相隔五十里才有一个大车店可以住宿，如果在天黑前赶不到大车店，就会很危险。要是迷了路遇到狼群就麻烦了。山高路险容易迷路、野兽出没匪盗横行，可以想象走西口的人是何等艰难。正如二人台《走西口》中唱的： 头一天住古城，走了七十里整。 路程不算远，跨了三个省。 走西口也是黄金路 电视剧中，田耀祖在杀虎口安了家;田青先当了皮匠铺的外柜，后来在口外组织了骆驼队;梁满囤当上了皮匠铺的上门女婿。田青与梁满囤分别都成家立业，过上了安稳的生活。后来，田青把废牛皮打磨做成鹿皮，卖给俄国人，发了财。 走西口的人们大多由当伙计、出苦力开始，通过搞贩运、开当铺、经营药店、银号等五花八门的经营活动，攒下钱成了生意人。在清代，杀虎口最大的商会——“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的，宁夏的名贵药材也多半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民国十大绝美爱情故事
一个军校高材生娶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妻子,他的同学经常来他家里蹭饭,一来二去把他的妻子都给蹭走了。这个蹭饭的男子叫徐志摩,而这个妻子是陆小曼。这是民国十大绝美爱情之一，还有最传奇的师生恋、最幸福的包办婚姻、最老实又最霸道的爱情…… 1、最传奇的师生恋 以文结缘历来是佳话。鲁迅是一位“英雄”，他还不是一般的英雄，而是“空前 的民族英雄”。许广平决非“美女”式的女性，但她既是鲁迅的亲密伙伴，也是著名的妇女社会活动家。鲁迅与许广平相识于杂志中的一场论战。鲁迅迫于母命与无 爱的朱安女士结婚,而许广平当时也受着娃娃亲的困扰。有着相同苦恼的两个人在交流不同的爱情观的同时,渐渐生出了惺惺相惜之感。后来许广平成为了鲁迅的学 生,二人之间的感情也最终修成正果。 2、包办婚姻中最幸福的爱情 胡适的婚姻是包办的。他的妻子江冬秀,是一个裹着小脚的女人。他也 抗拒过,不过很快妥协了。胡适很快适应了这场包办婚姻,二人越过越和睦。胡适惧内,每次和太太照相时,总是让太太坐着他站着,还颇为得意。他还提出了“新 三从四德”: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二人厮守一生,其实 惧内不过是玩笑话。 3、最凄美绝怨的纯真爱情 林淑华是封建家庭中的千金小姐,而徐惠民出身于贫寒之家,在给林淑华 做家庭教师时,两人深深地相爱了。徐惠民为了在上海出人头地,选择了在圣约翰大学读医科,一路走来分外艰辛,而林淑华为了爱的承诺苦苦地等待了8年,却只 换来两年的相守。徐惠民婚后两年的离世,留给林淑华一生的追忆。 4、最为人称道的爱情 林徽因一生中遇到的男人个个都不是凡夫俗子,而且都和这位大才女有着某种程度的志同道合。她和徐志摩分享的是诗意,和金岳霖交流的是学术,只有当梁思成问林徽因“为什么是我”时,林徽因俏皮地回答:“我会用一生来回答,你准备好了吗?” 5、最心心相印的爱情 1932年,钱钟书在清华园认识了无锡名门才女杨绛,一见钟情,第二年, 钱钟书与杨绛便举办了订婚仪式。杨绛先生回忆说:“默存(钱钟书)和我的订婚,说来更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可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默存由他父亲带来见我爸爸,正式求亲。” 6、最昙花一现的爱情 当年郁达夫在沪上友人家中初识杭州美女王映霞时,展开了强烈而又执着的攻 势。1928年2月,郁达夫的热情终于打动了王映霞。但由于年龄、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郁、王之间渐生罅隙。后来郁达夫又在家中发现了浙江教育厅厅长许 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更传闻王婚后曾为戴笠堕过胎,致使夫妻反目。最终,二人以“协议离婚”而分道扬镳。 7、最难以评说的爱情 一个军校高材生王庚娶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妻子以后,他的同学隔三岔五就来他 家里蹭饭,一来二去把他的妻子都给蹭走了。这个蹭饭的男子叫徐志摩,而这个才貌双全的妻子是陆小曼。他们的爱情轰动却难容于世人。徐对陆用情专一,可是徐 死后,陆却与翁瑞午同居。而他们轰轰烈烈的爱情,我们实在找不出合适的言语来评说。 8、最老实又最霸道的爱情 沈从文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张兆和,可又讷于言辞,于是就展开了情书攻 势,一天一封。直到张毕业后回了苏州老家,沈拿着一大包文学名著敲开了张家的大门。沈鼓起勇气说到:“如果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 甜酒吧。”张父欣然同意。后来张给他发了一封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9、最迟到的美好爱情 陈寅恪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后,与赵元任成为同事。见陈寅恪快40 岁了还不成家,赵元任夫妇与他人合谋为媒,将唐筼介绍给陈寅恪。两人一见钟情,很快步入婚姻殿堂。一代大儒年近四十才找到自己的家。有人说唐筼好像是专门 为陈来到这个世上,陈死后不久,唐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10、最具浪漫色彩的爱情 作家冰心和丈夫吴文藻的爱情故事,开始于远洋客轮上的一番阴差阳错。 1923年上海开往美国的轮船上,冰心代同学找弟弟找错了,似乎是上天有意安排的一样遇到了吴文藻。在前往异国的旅途中,开始了他们的爱情之旅。1929 年,二人在燕京大学的临湖轩举行婚礼。1985年,吴文藻逝世。1999年,冰心逝世,死后两人骨灰合葬。
中国古代都城流行“两京制”
帝王打下天下后，首先要考虑的是都城选在哪？而一个城市能成为“帝王都”，因素很多。除了地埋位置这一要素之外，风水好不好，是否能养万年龙脉，保盛年基业，这是很关键的。所以，历史上出现了多次的迁都事件，不少朝代为此实行“两京制”。 1、中国古代都城流行“两京制” 什么叫两京城？即一国两都制度。此制源于西周，当时西周的都城在镐京，即今西安，后周公姬旦又在洛邑营造了一座新城，即今洛阳，洛邑后来成为东周的都城。此后，“两京制”影响了中国多个朝代都城的兴建，如汉、唐两朝也是“两京”，有东都洛阳，西都长安。 史上的短命王朝里拥有“两京”的更多，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魏、北齐、北周都是两个都城。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由于南京不是在“中国的中心”，就想到了“两京制”。在明亡清兴以前，中国一直有两个“首都”，一个南京，一个北京。 北京、南京，与现为西安的“西京”，分别是环渤海、长江、黄河三大都城类型中的优秀代表，“三京”，由此形成了中国古都文化的三大类型，即以西安(长安)为代表的黄河流域文化；以南京(建康)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文化；以北京(大都)为代表的渤海文化。 在元之前，以西京为代表的“黄河流域类型都城”大受欢迎，除了“西京”，还有洛阳、开封等也属黄河流域文化类型的“东京”。但在元之后，环渤海、长江流域的都城更受帝王青睐。其中，北京和南京成为首选，“西京”、“东京”基本上退出了。这里，就来说说帝王定都时的风水考虑，重点是南京、北京这两座城市的历史命运。 2、隋文帝毁建康为“菜地” 然而，在都城文化史上，南京却是“三京”中最遭罪的。20世纪30年代遭日本人“屠城”就不必说了，在公元6世纪，时名为建康的南京曾被“毁城”。公元589年,隋灭陈,隋文帝下令将“建康城邑平荡耕垦”。《隋书》记载，“及陈亡，建康为墟”。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传说，陈未曾灭亡时，就出现了灾难的征兆：有一只独脚的鸟出现在陈的宫殿里，这鸟用嘴在地上乱画，大家一看是几个字——“独足上高台，盛草变成灰。”史称，“独足者，叔宝独行无众之应。成草成灰者，陈政无秽，被隋火德所焚除也。”叔宝就是陈后主陈叔宝，这人很好色，荒淫无度，还大兴土木，把国家弄得很糟糕。 隋文帝为何要对一座城市痛下杀手？原来问题出在风水上面。隋文帝迷信风水，认为曾为六朝旧都的建康城“王气未净”，此气欺负隋都城大兴，即现在的西安。当时毁城的执行人就是镇守扬州的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把陈朝的宫城彻底摧毁，作为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六朝都城，以往繁华似锦、遍淌胭脂的建康城，竟然成了一 块大菜地。由于这次隋毁城彻底干净，六朝宫城到底是什么样子，具体位置在哪，后世一直弄不清。 3、秦始皇凿出“秦淮河” 南京最早建城在公元前333年，楚威王打败越国，杀越王无疆，尽取越国夺取的吴国的地域，并在石头山（今清凉山）筑城，埋金以压王气，时称金陵邑，或石头城，现在还有石头城遗迹。南京最流行的金陵叫法，据说即源于此时。南京东郊最为有名的钟山（也曾叫过蒋山、紫金山），时便称金陵山。南京最早的一次“风水事件”则是发生在公元前2世纪，“主犯”是秦始皇嬴政，时南京称秣陵。 据民国夏仁虎撰著《秦淮志》文，“旧传秦始皇时，望气者言：‘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厌当之。乃凿方山，断长陇，渎入于江。故曰秦淮。”嬴政为了镇压南京的“天子气”，破坏这里的风水，让当时的“龙藏浦”水流改道变向，具体地点在今天南京市江宁区方山石硊。此地我曾去看过，确有人工开凿痕迹，但是不是秦始皇破坏南京风水而留下的，无法考证。 但在五百年后，这里还是出现了天子，此人便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大帝孙权。孙权在公元221年受曹丕封号为吴王。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建吴国。但武昌的风水不好，时有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就建业死，不就武昌居。”不久，孙权定都南京，并起名为建业——在此建孙家帝王大业。 4、诸葛亮口出“虎踞龙盘” 三国时对南京风水情有独钟的并不是孙权，而是蜀国的诸葛亮。据《建康实录》文，三国时刘备曾派诸葛亮到南京，因观秣陵山阜，惊叹不已：“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也。”当时诸葛亮骑在马上，驻足地点是今天城西的清凉山下，如今此地有“龙蟠里”，附近还有虎踞关。 在建康之后，金陵的称号流行了。公元10世纪时，徐州人李昪在此称帝立国，先称“大齐”，后易名“唐”，史称南唐。这个王朝最后的一位君主有一首很著名的词《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词作者就是南唐后主李煜。李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为什么李煜能写出这么漂亮这么好的词来，大概与受到南京这块“江南第一州”特殊环境的熏染有很大关系。 5、南京“风水”最旺时期，在明朝 朱元璋在安徽随郭子兴起兵后，终灭元夺得天下。朱元璋定都南京，受到了身边一些儒士的影响。其中冯国用、陶安、叶竞对南京的风水颇为推崇，积极建议朱元璋在此称帝。《明史》记载，有一次朱元璋向冯胜的哥哥冯国用询问天下大计，冯国用回答，“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朱元璋听了很高兴。 因为朱元璋本人对南京有偏好，下面的一帮人也跟着拍马屁。有一次，朱元璋来了兴致，命儒士们以钟山为题赋诗。有个叫邓伯言的对称，“鳌足立四极，钟山一蟠龙。”朱元璋听了一下子激动起来，拍案大声叫绝。邓伯言以为惹怒了朱元璋，当时竟然吓得面如土色。 1368年正月，朱元璋如愿在南京当上了皇帝，建元洪武，改应天，定都南京。但南京的风水能否撑得起大明万年基业，朱元璋还是存有疑惑。后来，朱棣迁都，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帮老子了了心愿。明灭亡后，清朝在南京设江宁府，“江宁”，成了南京的又一称呼。但这一称号在清末又有了新的说法——天京。 1853年3月，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攻陷南京，定都于此，改名天京，建太平天国。建国时社会格局并未稳定，清军仍有绝对的优势。有人建议继续北伐，打下北京，再定都。但洪秀全认为，南京地连三楚，势控两江，群山屏围，长江襟带，龙蟠虎踞，足可建国立业。如果当时洪秀全像朱元璋那样“缓称王”，继续北伐，推翻清王朝是很有可能的。可惜 历史就是这样，不容如果。 6、南京的“天子气”在20世纪初再次显露了出来。 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1927年，中华民国政府决定建都于南京。 7、堪舆术认为中国境内有“三条大龙” 要进一步深究中国都城及南京的风水，就要说到中国古代堪舆家眼里公认的“三条大龙”。什么是“龙”？这是古代风水先生故弄玄虚的说法，所谓“龙”，就是山，“龙势”就是山形和地理地貌呀。不过，把山看成“龙”也比较形象，从高空中看，绵延的山脉确实就是一条龙。 堪舆书籍大致是这样划分的：黄河以北的山脉属“北龙”；黄河以南、汉水以北的山脉属“中龙”；长江两边诸山是“南龙”。各条大龙中有余脉、支脉，形成“小龙”。“北龙”中最大的一条是太行，最长的一支为燕山，龙尾在平乐；“中龙”分三支，一支至西安，而尽关中；再一支生下幽谷，至嵩山；又一支到扬州结束；“南龙”中的祖龙是岷山，分左右两条脉。 其中右脉生出四条“小龙”，龙脉最旺：一支为衡山，尽于湖南洞庭九江之西，再一支过桂岭，包湘沅，尽于江西的庐山；第三支自南而东，包彭蠡之原，经安徽黄山，尽于江苏南京。又于天目山分一支，尽于浙江。江西之山皆自五岭赣上来，自南而北。闽广之山自北而南，一支包浙江之原，北龙头在绍兴，龙尾在福建、广东境内。从古代堪舆术上来看，中国古代的三大都城北京、西安、南京，分列于北、中、南“三条大龙”结穴点上。 8、宋朱熹认为北京风水好 北京的风水比南京好在哪？从中国古代堪舆术上看，北京处于“北龙”中最长的一条龙——燕山山脉之上，海拔多在千米左右，龙势明显比南京的海拔两三百米要雄伟。与南京相比，北京的“天子气”则更重，北有燕山天然屏障，南是物产丰富的大小平原。从大局上看，从东北的山海关，到东面的渤海湾，至山东半岛，则形成了北京的又一天然军事关卡。诗人苏辙诗《奉使契丹二十八首·燕山》中称，“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首衔西山麓，尾挂东海岸。”把北京的帝王气象说得淋漓尽致。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对堪舆术也颇为在行，曾对北京所在的冀州一带风水大加赞赏：“冀州好一风水，云中诸山，来龙也；岱岳，青龙也；华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诸山，案外山也。”从朱熹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北京的地理形势是全符合传统的风水要义“左青龙右白虎”格局的，呈“四方朝觐”态势。 北京在风水定义中，有人也曾称“龙盘虎踞”，如元时人即认为，“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据说这也是元从上都迁到大都的主要原因之一。 9、北京“龙翻身”在12世纪 在公元10世纪时的辽时，北京一度也曾叫过南京。历史上北京的叫法很多，蓟城、燕京、中都、大都、北平都是北京的称呼。但真正叫北京的则在1403年之后，民国时期，又改北京为北平。北京在三大古代都城中，成为“国家首都”的时间比西安和南京都要晚。北京的历史最早可上溯到周武王时期，尧的后代被封于这个地方，时称蓟丘，后为燕国国都。“燕”的由来也因为燕山这条大龙的存在。 北京第一次“龙翻身”在公元12世纪中叶，时金主将国都由东北迁到这里。真正的龙兴应该是在元朝。但这中间，北京也遭受了一次劫难，整个城市几乎被烧光了。此事发生于公元1216年，之前一年，成吉思汗将金政权逼离燕去，迁都汴京。蒙古军队轻易就占领了燕京。成吉思汗的军队进城后，将金的宫室整个焚毁。 成吉思汗无意于定都北京，但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情况发生变化。深得忽必烈信任的和尚刘秉忠建议，元的都城迁定到燕京为佳，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建议，改燕京为大都。并指定刘秉忠主持大都的设计和建设。刘秉忠依汉人传统的风水观点，按“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式安排了大都的功能布局，历时24年方建成，遂成现代北京城的轮廓。 本来，在元灭亡后，朱元璋差一点就将都城从南京给迁来了。但还是因为风水不吉的原因，迷信的朱元璋最终还是呆在应天不走。在大都落入明军手里后，朱元璋曾咨询朝臣的意见。但朱元璋身边的人都是江苏、浙江、安徽一带的南方人，并不愿到北京就职，便称大都是元朝的亡国之地，王气已尽，不宜建都。南京是兴王之地，不必改图。 10、明成祖朱棣钟情北京 朱棣的封地就在北京，称帝前是“燕王”，对北京有很深的感情。风水轮流转，在朱棣当了皇帝后，北京风水也突然好了，群臣拥护，不再没有王气了。明朝是风水概念最为盛行的朝代之一，有不少这方面的书籍留存了下来。其中有一本叫《葬经翼》，是一个叫缪希雍的风水大师写的。书中观点，就代表了有明一朝对北京风水的理解，“冀州者，太行之正，中条之干也。燕都者，此龙之尽，鸭绿界其后，黄河挽其前，朝迎万派，拥护重覆，北方一大会也”。 但北京的风水缺点也特别明显，由于离关外太近，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明中后期，不断受到北方蒙古人的侵扰，明帝王后期一度想再迁南京。清初无锡人、地理学家顾祖禹撰著的《读史方舆纪要》，被称为“奇书”，书中就点明了北京风水的要害之处——燕都僻处一隅，关塞之防日不暇给，卒旅奔命，挽输悬远，脱外滋肩背之忧，内启门庭之寇，左支右吾，仓皇四顾，下尺一之符，征兵于四方，死救未至而国先亡矣。 这个观点，实际是从明朝被清朝灭亡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护京的居庸关、山海关、紫荆关、倒马关等军事要塞一旦失守，被对手控制住，北京城破陷仅是旦夕之事。相比起来，南京和西安在风水上都没有这方面的致命点。 11、风水好坏是个伪话题 北京的供给也成为一大问题，北京的水源与城市发展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突出的矛盾，“风水宝地”的北京缺水，是一个威胁不弱于敌人的问题，历史上西域繁华的楼兰古城的突然消失，就是因为没有水，“干死”的。相比起北京，还有西安，南京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势就显露了出来。 南京四周经济发达，风气文明。东南的太湖平原和钱塘江流域自古就是富饶之乡，作为运输大动脉的长江，就在身边，比黄河更加便利。从历史上看，凡是在此建都的政权，从都不愁经济供给。难怪，南北朝时代的南朝文人谢朓即称，“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但南京人现在自己却不自信起来，说是南京的王气彻底不存了，六朝宫城所在地区，让南京图书新馆镇压住了；紫金山西的“龙脖子”又被挖了一大洞——前年建的九华山隧道。 实际上，这些说法都是饭余的笑谈，是个伪话题。包括本文中所提到的“真龙”、“天子气”什么的，不过是古人的一种理解而已。归根到底，一座城市能否发达，是与时代的选择和民众的努力联结在一起的，而不是什么天意，风水更是空的！ 12、朱元璋眼里最适合建都之地 1368年正月，朱元璋皇袍加身，定都应天（今南京市）。但朱元璋从定都第一天起，心里就不踏实，觉得南京非大明的万年帝都，疑神疑鬼的，此事至死都是一块心病。后来有人指责明朝迁都北京是明成祖朱棣的想法和所为，其实不是，最先有此念头的正是朱元璋本人，朱元璋在称帝元年确定的“两京制”，才是朱棣迁都北京的第一大由头，朱棣并没有违反朝纲和先帝遗训。那么，在朱元璋的眼里，中国何地最适合成为帝王建都之地？ 13、朱元璋南京“鞭牛首”传说 南京属丘陵地貌，海拔200～400米之间。除了上面提到的金陵、秣陵、石头城、建业、建康、江宁、应天、天京称呼，还有冶城、越城、白下、上元、升州、集庆等别称。因挟长江之险和群山之固，古今军事家必争南京。南京四周全是山，从西南往东北，江边有石头山、马鞍山、四望山、卢龙山、幕府山；东北有钟山，城内北边有富贵山、覆舟山、鸡笼山；长命洲、张公洲、白鹭洲等沙洲也形成了夹江。这些天然屏障拱卫着南京。整个城池，北高南低，确实易守难攻。 据说，中国堪舆术认为所谓的三条大龙中的“南龙”收势于南京，真龙结穴处是城东主峰紫金山（钟山)。朱元璋的孝陵、孙文的中山陵均建于风水最旺的紫金山南坡。具体分析到南京这条“龙”，古代的堪舆考察更细。《堪舆杂著》是北宋人李思聪撰著的一部地理书，对包括南京、洛阳在内多个城市的风水作过研究。 李思聪认为，南京的龙首在城西南几十里之外的牛首山，“自瓦屋山起东庐山，至溧水蒲里生横山、云台山、吉山、祖堂山而起牛首双峰特峙，成天财土星，生分一枝生吴山，至西善桥止，复于肘后逆上，生大山小山，右分一枝生翠屏山，从烂石冈落，变作冈龙，至麻田止。中抽将军山，过黄泥冈，起祝禧寺，至安德门，生雨花台前，至架冈门上方门而止。虽为钟山，应龙打水，归聚明堂。” 朱元璋在南京定都后发现，南京周边诸山头向城内，呈朝拱状。只有牛首山和太平门外的花山背对皇宫，无拱卫之意。为了求得风水，朱元璋一气之下，允许居民肆意采樵花山，砍伐山林。又命人带着刑具去“处罚”牛首山，将牛首山痛打百鞭，又在“牛鼻子”处凿孔，锁以铁索，把“牛头”牵过来。此处遗迹至今可见。 14、朱元璋怀疑南京都城风水 古往今来有10个大小王朝在南京定都立国，故南京官方现在对外宣传时不再是传统的“六朝故都”说法，而多称“十朝都会”。但细察一点可以发现，定都南京的王朝虽然多，却都是短命的，存在时间短。因为这一历史现象的存在，朱元璋一直怀疑自己都城的风水，举棋不定。《明太祖实录》记载，在南京称帝后的第二年，即洪武二年九月十二（公元1369年10月20日），朱元璋把定都的事情交付朝臣讨论。 初，上召诸老臣问以建都之地，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又或言北平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者。上曰：所言皆善，惟时有不同耳。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要之宫室，不能无更作 ，亦未易也。今建业长江天堑，龙盘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 这里的记载虽然说朱元璋对南京的风水满意，“足以立国”，但如此地“讨论一番”，充分暴露了这位开国皇帝对南京风水的怀疑。朱元璋当年在都城问题上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根据史料知道，朱元璋当年的定都过程还是颇为痛苦的，可谓犹豫不决，再三反复，一直到死也未能完成他的迁都之梦。明朝在南京的皇宫是颇通堪舆术的刘基卜选的，处于钟山的西南脚边，原是一处低洼的面积很大的湖塘——燕雀湖。 南京适合建宫城的地方很多，刘基为何为朱元璋选择湖塘？因为紫金山（又名钟山）是“龙身”，燕雀湖是龙头。朱元璋图这里的风水好，为了养住“龙脉”，这才听信了刘基的话。确定此处为皇宫地址后，朱元璋下令将这里的湖填平起殿。为此，朱元璋曾调集几十万民工，开始填湖。民间传说，填湖前朱元璋进行了“祭湖”活动，但当时的燕雀湖面积很大，地势低洼，一时难以填好。迷信的朱元璋听说一位叫田德满的老人，封其为“湖神”，把他捆绑起来投进湖底，很快燕雀湖填满了。至今南京还有“湖神田德满”一说。朱元璋填湖造皇宫是费了很大的工程的。现代考古探测已证实了这点，南京在建设地铁二号线时的探测表明，当年土共填了十二层，一层碎砖石间隔一层泥土。 15、明朝南京皇宫“前高后低” 朱元璋建造皇宫时还有一个插曲。明人徐渭撰写的《英烈传》记载，当时刘基把填好的前湖地作正殿基址，标桩打入水中后，朱元璋觉得基址逼仄，位置过窄，便将柱基往后面移动一点。刘基当时就断言，这样移一下也不坏，但大明王朝将来很可能有移都之周折，此后果然言中。但从风水学上讲，皇宫所处位置确有严重缺陷，偏在都城南京的东北，地势前高后低。时臣引用《管子·度地篇》奏称，“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此事遂成朱元璋的一块心病。 据清代学术第一人顾炎武的考证，朱元璋曾说过这样的话：“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唯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老矣，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唯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 16、朱元璋一度欲迁都安徽凤阳 朱元璋这个人很迷信，而且“荣宗耀祖、衣锦还乡”的农民意识严重。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朱元璋提出另择地建都问题，由朝中大臣商议。就是这次“定都会议”，朱元璋决定在他的老家、发祥之地临濠（安徽凤阳）兴建中都，迁都于此。在并非富庶之地的淮西平原上，六年后平地冒出了一座城池。 中都的具体地点是今凤阳县城西南的凤凰山山脚下，由左丞相李善长任总指挥，全面负责中都的营建，工匠多时达百万人，到洪武八年（1375年）已成规模。当年四月朱元璋驾临中都视察，但令所有史学家不解的是，在他视察回宁后，却突然宣布停止中都的营建。 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其理由是“以劳费罢之”开支巨大，实际上不这么简单，建国初期固然财力不甚雄厚，但当时已营建六年，费了巨资，这么说停就停了，不更造成了财力的浪费？ 据说是刘基反对，称这里不适宜建帝都，可以是帝乡但不能作帝都。另外一说是工匠在营建过程中，破坏了朱家的万年根基，惹恼了他，还杀了不少工匠。后世则有史学家分析，真正原因是朱元璋担心，从中都的营建中看到了乡党势力的形成，与他从临濠一起出来打天下的“安徽老乡”功臣观念膨胀，对他朱氏王朝存有潜在不利，这与他以后大开杀 戒，弄死所有功臣一样，都是出于江山的考虑。 17、关中成为朱元璋最心仪之地 中都停工后，之前已有大臣建议定都宫室完备、可省民力的北京。朱元璋采信了这一点，遂定北京为“京师”，但朱元璋却从没有到北京去主政过朝政，也就是说从没有在北京办公过。洪武十一年(1378年)，生性多疑的朱元璋又罢北京，恢复南京的京师地位。但南京皇宫的“南高北低”之严重风水缺陷，有悖帝王居高临下之尊，这块心病让朱元璋闷闷不乐，遂对南京的京师地位再起疑心。怎么办？于是有大臣提出了几个方案，一是主张择位置适中，地势固若金汤的关中为都，二是主张择古城洛阳为都，三是择汴梁为都。而朱元璋一度也曾看好汴梁，还亲自去了河南，考察了开封，并定之为“北京”。 但在朱元璋的心目中，最理想的定都之处却不是开封，而是在关中，即今天陕西境内。关中，也称关中平原，指陕西秦岭北麓渭河冲积平原，平均海拔约500米，又称关中盆地，其北部为陕北黄土高原，向南则是陕南山地、秦巴山脉，农业发达，人口众多，系富庶之地，史称“八百里秦川”。在这里定都，才是真正的“中国”。 而且，关中是中国最典型的以西安为代表的黄河流域都城文化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起兴之乡，炎帝、黄帝曾族居于此。当年刘邦与项羽争天下时，项羽称王关中，刘邦为此怀恨在心。所以，视刘邦为革命偶像的朱元璋，最看好这片风水宝地。 18、太子之死让朱元璋放弃迁都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着手迁都前的调研工作，朱元璋派太子朱标赴陕西考察地理形势。《明史·兴宗传》专门记录了这件事：“（洪武）二十四年八月，敕太子巡抚陕西……比还，献陕西地图，遂病。病中上言经略建都事，明年四月丙子薨。”从这段文字里看出，朱元璋对去关中建都是真心的，也是慎重的，不然不会让太子亲去。但就是这次“关中考察”，朱标在回京途中得了重病，回到南京后的第二天春天（明年四月）就病死了。 后世史学家认为，当年如果朱元璋建都关中，如果太子朱标没有病死，中国的历史肯定要改写，朱棣后来起兵谋反，把侄子朱允炆赶出南京皇宫，是可以避免的。但历史与朱元璋开了一个玩笑，也给中国历史带来一个遗憾。 朱标的病逝，使朱元璋的精神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深深地刺激了他。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南京宫殿》描述了朱元璋当时的心情，望天长叹，“废兴有数，只得听天。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又将南京确定为京师。 19、朱元璋原本考虑定都北京 在朱元璋死后，他的定都“关中之梦”就没有人再提起了。1399年，朱棣以靖难（清君侧）之名义起兵,对抗建文帝的削藩行动。1402年，朱棣从金川门攻入南京城后，建文帝朱允炆自焚（另一说出家为僧，史上一直存在争议），朱棣夺得了皇位。但当了皇帝后，朱棣仍以南京为京师，而不是立即迁都到北京。不过，朱棣提高了北京的地位。 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朱棣改北平为北京，但前面加“行在”，以示与南京的区别。当时身在南京的朱棣不时北上，遣将派兵，抗击北元的骚扰。以明史专家吴晗的观点为代表，认为出于对北元威胁的考虑，朱棣才下定决心迁都，营建北京。永乐十八年(1420年)九月，正式定都北京，从此北京就成了中国政治中心，直至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实际上，虽然朱元璋心目中认为关中最适合建首都，但最现实、最有可能的地方是北京。可是朱元璋这个人很迷信，听信了当时翰林修撰鲍频的话而最终作罢。鲍频认为，胡主（蒙古人）起自沙漠，立国在燕，及是百年，地气已尽，元朝已在那里灭亡了，大明王朝不宜再选亡国之都作为中央和宫室之所。所以，朱棣迁都北京后，对此也心存疑惑。那时元朝的残余势力不断在北方骚扰，危害边境。有大臣分析，这是蒙古人尚残存王气之原因，导致频频他们犯上作乱。于是朱棣接纳堪舆家建议，在故宫的后面（北边）筑造了一座大山——即现在的景山，进行“镇压”。 朱棣迁都北京后，并没有改变南京的首都地位。同时下达诏令：自十九年（1421年）正月，南京、北京同为京师，但北京去“行在”二字。同时取南京各衙门印信给京师，另外铸造南京各衙门印信，皆加“南京”二字。为此朱棣专门说了一段，称“朕荷天地祖宗之祜，继承大宝，统驭万方，祗勤抚绥，夙夜无间。乃者仿成周卜洛之规，建立两京为子孙帝王永远之业”。这在《明太祖实录》上有记载。 20、明中期曾欲将都城迁回南京 但在朱棣死后又出现了一个反复。朱棣的长子朱高炽推翻了父亲生前的决定。洪熙元年(1425年)三月，承继皇位的朱高炽（仁宗）决意恢复南京为京师，并令内监王景弘等修治南京宫殿，重新要求北京诸司皆加“行在”二字，复北京行部及行后军都督府。同年四月设北京行都察院，南北两京官吏，互为征调。但朱高炽多病，只当了一年皇帝就死掉了，生前并未到南京理政过，仅派长子朱瞻基在南京打理。朱高炽为什么要否定他老子的决定？这也是一个谜，或许是他与朱棣的父子关系不和。从史载上看，朱棣喜欢的是二子朱高煦，朱棣认为朱高炽过于文弱。而朱高煦在他夺权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比较英武，于是一度想废掉朱高炽的皇太子身份，立朱高煦。 朱高炽死后，朱瞻基继位，年号宣德，史称宣宗，但朱瞻基也未到南京办公过，在北京主理朝政；宣宗死后，长子朱祁镇继位，年号正统，史称英宗。正统六年(1441)八月，宁波知府郑恪上书劝谏英宗定都京师，改号南京，被当值大臣压下未报。 同年十一月，以重修宫殿完成，再一次去掉北京的“行在”二字，复定京师，北京的京师地位得到最终确定。这也标志着朱元璋的“定都关中”之梦彻底破灭，他的子孙未能替他圆梦，直到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占北京，闯进皇宫，崇祯帝朱由检自缢明灭。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明朝从此定都北京，由于是“两京制”，南京也是首都，亦设文武诸衙门，负责江南地区的安全和租赋的征收。不过其权力多有限制和削弱，成为“养望之所”，实为名义首都。 上述朱元璋对定都的犹豫不决，大明王朝都城反反复复的情况来看，迁都确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国家动作”，需要慎重再谨慎，考虑再考虑，如果从地理位置、战略及历史文化角度看，关中确实是定都的最佳位置。但影响迁都的因素太复杂了，真是“废兴有数，只得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