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历史上真实的隋炀帝
隋炀帝是隋文帝和鲜卑族女子所生之子，出生于公元569年，他二十岁时被任命为江南征伐军统率，成功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此后来10年，他一直担任江南的地方官吏，再后来，他陷害了其兄，自立于皇太子。 三十五时杀父继位，成为隋朝的第二代皇帝。洛阳从西周起，陆续有九个王朝在此建都，因而被誉为九朝古都。隋炀帝继位后立即在此建立新都，这是隋炀帝所筑城墙的遗址。新都是一座七平方公里见方的大都市，建好后，其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迅速发展，中央和地方政治组织各具规模。 隋炀帝登上皇帝宝座后，特别注重从中原到江南广集贤财，并积极推进民族大融合。在6年时间内就完成了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最雄伟的一条人工运河。隋朝打破了各地民族间的壁垒，完善了建立统一大国所必备的各种国家制度，例如，将土地全部分配给农民，对其征税的均田制均以实行，将数目庞杂的法律归纳为五百条的《律》，以及行政法令中《令》的制定，用律宜刑以防犯罪，以律采运营政治方针，这两者是国家的两根基础支柱。确立于隋的这一套《律》《令》此后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 隋炀帝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雄心勃勃，雷厉风行，把隋文帝废止的学校全部恢复起来，在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上，开创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举制。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隋炀帝为了使行政区域的划分摄制四海，慕秦王而重设郡县制，大大扩大了郡的辖境。除了整治内部隋炀帝还把目光投向扩展和巩固疆域。 隋大业七年，连年征发天下之兵，三次亲征高丽，劳民伤财，这也是造成隋政权颠覆的一个重要原因。隋炀帝致力于建设新国家，但是隋朝建立后不足三十年就灭亡了。 说明：隋炀帝的对外战争,摘自剑桥中国史系列中的《剑桥中国隋唐史》 由于隋代两个皇帝的对外政策的连续性没有突然中断，所以我在前面已对隋朝与几个国外民族的关系作了总的叙述。我论述了对占婆的入侵，它实际上始于文帝而终于炀帝；论述了对付东突厥人的成就，但他们在炀帝时依然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向西的扩张（包括征服吐谷浑和把他们赶出世代居住的放牧领地）、对东中国海的远征和与日本的建交则是炀帝时代历史的部分内容。虽然文帝在598年对高丽进行了短期的灾难性的水陆远征，但他满足于高丽统治者的形式上的臣服，拒绝再作进一步的干预。炀帝直到他最后毁灭，一直对该地区怀有更大的野心，这将在后面进行叙述。中国历史中通常的评价是：文帝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谨慎明智，而炀帝则任性放纵。但在他们执政时期，边境有两种战争：一种是要确保东亚新帝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支配地位；一种则出于掠夺的欲望或个人的猎奇心理。汉的中央政治和文化秩序优于所有国家，这不但证明它理应防御，而且也证明它有理由使弱小民族受它的支配，根据这一古老的传统，前一种战争是师出有名的。后一种战争规模和代价较小，同样是一种可追溯到秦始皇的古老传统，表现为帝国专制君主纵情于猎奇和对异国珍奇的爱好，不惜让国家派兵出征。现在让我们探讨这两种对外干预的行动。 流求 关于名为流求的岛屿的确切地点已有很多争论。日本学者普遍认为此名称指的是台湾；赫格瑙尔和几个中国学者持另一种观点，认为在隋代它是从菲律宾远至日本的东中国海中所有岛屿的笼统名称。610年，当炀帝最初派军“平定”流求未遂时，他就指定将领在今浙江地区征募一支新的攻击部队。隋军遇到顽强的抵抗。史籍记载两种远征结果：一、通常的凯旋之说。中国军队得胜，打败并处决了流求王，中国将领俘获大量奴隶回国，奖赏和提升得胜的将领；二、战败之说。抓获战俘后，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兵力过于扩散，入侵兵将因染病而死者十之八九。不管人们采纳何种说法，史籍一般都未说隋准备在东中国海诸岛上郑重地或长期地建立政权。 日本 日本的情况则迥然不同。自汉以来，它一直接受中国的文化影响，文化影响大部分通过朝鲜传入，它在那里有相当的影响。在南北朝时期，日本诸藩至少名义上向北方的主要王朝纳贡。当他们知道中国重新统一对，日本人当然注意了解大陆新秩序的详情。开皇时期（581—600年），日本可能已派使节至中国，但第一个正式使节在607年到达。使者称炀帝为“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并说他带一批佛僧前来学佛法。他然后递呈其君主的一封信，信的开头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炀帝对这种无意的冒犯深为不快，于是吩咐“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尽管出现这种失礼，中国人仍在次年派一级别相当低的使节去日本，他带回前所未有的关于日本的完整和准确的报道。使者显然顺利地离开，这时所发展起来的关系对于日本的文化史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① 吐谷浑 在东突厥帝国全盛时期，吐谷浑早已是突厥人的附庸。他们在青海湖周围有牧地，其地位于通往玉门关沿线一些卫戍市镇之南，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对这些市镇进行袭扰。608年，他们受铁勒部的攻击，其可汗派一使者要求臣服于中国并得到援助。炀帝派凶悍的宇文述率军前往“欢迎”。吐谷浑一见这支欢迎的军队就四方溃逃。中国人发动进攻，取首级数千，俘获其首领，并使男女约4000人沦为奴隶。据《资治通鉴》记载，“其故地皆空，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州、县镇戍，天下轻罪徙居之”。①这次“征服”与其他的征服一样，没有维持到隋的灭亡，这样，吐谷浑就必须由后来的唐王朝再去对付了。 突厥 前面已经叙述东西突厥人的帝国分裂成两个独立和经常火并的帝国的情况，这对隋朝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在炀帝全盛时期，西突厥人对他似乎是一个次要问题，一个以少量代价即能为中原帝国所用的累赘。他们当时所占的领土紧靠中国西部，但他们祖先的辽阔帝国已不复存在。他们的可汗处罗的母亲本是中国人，她留在隋都充当人质和中国与西突厥人之间的调解人。610年当处罗表现出独立的愿望时，隋帝采纳裴矩的意见另立一对立的可汗射匮，后者成功地把处罗及其骑兵赶出其领地。处罗的中国母亲被派往他在西面的避难地，说服他来到隋都，在那里受到隋帝矫揉造作的隆重接待。他带着一批随从在612年前留在隋都，可能被作为备用的潜在的对立可汗，用以对付东突厥人或向力量日增的射匮挑战。处罗与其骑兵随炀帝对高丽进行第一次远征，因战功而受到厚赐。炀帝希望在处罗故地重立他为可汗，但因隋亡而没有实现。 但占有大致相当于近代蒙古草原领土的东突厥帝国却对中国北方边境的中部构成了威胁。如前所述，隋很早就开始修建和扩建长城；炀帝在607年建造或重建了一段漫长的呈L形的长城；其较长的一段与黄河南北向的河道平行，蜿蜒于今山西和陕西省之间；较短的一段大致沿山西北部边界由西向东，与原来早就存在的长城相接。但要遏制突厥人，仅靠城墙是不够的，所以炀帝不时采用一种或几种中国的传统策略：让突厥可汗的子侄住在隋都受“教育”；让部落在中国领土上定居；和亲政策；封赠和废黜可汗称号；朝贡和中国回赠礼物；定期在指定地点进行以物易物贸易（一般以中国的丝绸换突厥的马匹）；各种政治阴谋。炀帝依靠的边境政策专家为裴矩，他利用他在极西城镇张掖（甘州）和敦煌的任命，为其主公收集情报并成功地在部落间施展阴谋，收买或威胁它们使之成为中国的臣民。607至608年炀帝在西北和西部边境的巡行有助于说明隋朝与边境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和裴矩的作用。 607年初期，当隋炀帝开始首次西北的巡行时，他先派裴矩前往敦煌。炀帝来到长城西北段之内的榆林。他在那里的豪华的行宫接受启民可汗（前已被裴矩争取到中国一边）和义城公主的朝见，可汗向隋帝呈献马3000匹，隋帝回赠丝绸13000段。与这次高级的物物交换同时进行的是礼节性的互访（隋帝幸启民的大帐），互赠礼物和互相致意。608年，炀帝准备极西之行，裴矩作了周密的准备。隋帝的这次巡行是成功的。在陕西某地，他接见了高昌王（他长期在突厥的影响之下）、伊吾吐屯设和西胡27国的代表。据裴矩的传记，这些臣服的民族“皆令佩金玉，被金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①裴矩当然是炫耀中国富饶的种种表演的舞台监督。据记载，这些愚昧的牧民为之嗟叹，隋帝大悦。 在这些措施背面，隐藏着隋的现实政治的具体目标之一。这就是进一步削弱突厥人，不让他们与其东西的其他部落集团结盟，在可能时，还把他们用作打击隋朝其他潜在敌人的力量。例如当605年契丹侵入中国后，隋帝派一中国将领率一支两万名东突厥骑兵的部队迎战。契丹人大败，其妇女和牲畜被分赏给突厥人。608年，突厥人准备参加中国人对伊吾的中亚绿洲的进攻，该地一度是汉代卫戍集镇，位于穿过亚洲腹地的北路上。这一次突厥的盟军显然没有露面，但隋军占领该地，建立新的要塞，然后留军驻守。这次远征并无惊人的理由，而是为了使亚洲腹地各族在与中国人贸易时免除长途跋涉之劳。 607年，隋帝幸启民可汗之都，可汗因高丽国来了使者而陷于严重的困境，于是尽力设法使使者朝见来访的隋帝。像潜在敌人之间秘密来往的这类证据总是会使中国人惊慌不安的。裴矩建议其主公命令高丽使者：回国后告诉高丽王立刻亲自来隋廷致敬；如果不来，中国人将率领一支突厥军去严惩他的可鄙的国家。牛弘立即奉命明确告诉使者。使者将此讯息带回本国，高丽王拒绝作出表示臣服的应有的姿态。中国的权威受到蔑视；隋朝迟早必定要使用大军去讨伐这一犯上之徒。 裴矩向其主公的建议只能有两种解释。其一是他认为高丽会很快屈服，因而要让这个完全开化的地区恢复其相应的朝贡国的地位。另一种解释则是他预计会遭到抵抗，但抵抗会很快被雇佣的突厥军粉碎，然后高丽可以成为帝国的组成部分。他注意到汉代曾经征服过这一地区，并把它划分为三个郡。他提醒炀帝，文帝曾试图征服高丽未遂，因为战地统帅无能。他指出高丽是“开化”的，因此容易并入中华帝国，但此时他们竟派使者去向微不足道的游牧的启民可汗大献殷勤！他虽然有广泛的经验，却没有关于东北的第一手知识，所以没有说胜利是不可能轻易取得的。裴矩为人机敏，深受公认的价值观念的熏陶，熟悉对立和冲突地区的情况，但他对他许诺会轻易取得胜利的那个地区却完全不了解。 他计划中出问题的第一件事是未能实现使用东突厥雇佣军的打算。609年，听话的启民可汗来洛阳晋见时死在那里。其子始毕继承他被封为汗，同时获得大量礼物并与一个中国公主结婚。但始毕远比其父精明；当裴矩开始施展惯用的手法，又把始毕之弟树立为一敌对的可汗以削弱突厥人时，始毕就转而与隋为敌，立刻停止前来隋廷。这样，对高丽的讨伐就由中国人独自承担了，同时，中国人的北方和西北边境安全的不稳定性正在增长。 高丽 在7世纪初期，高丽国占有今辽河东部的满洲和朝鲜半岛的北部；其国都就在现在的平壤。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分成西南的百济和东南的新罗。北方的王国曾向北魏及后来的北周、北齐纳贡。但为了对高丽侵袭辽河以西地区进行报复，隋文帝在598年发动了最后遭到失败的水陆进攻。高丽此时在军事上是强大的，但它对中国的潜在威胁更因其他因素（除了与东突厥人结盟这一因素之外）而成倍增长和更加复杂化了。高丽以北是一个称为靺鞨的好战的通古斯部落联合体，它参加了高丽渡过辽河的侵犯。辽河的下游为契丹，它在605年曾入侵河北，但如前所述，被中国人指挥的东突厥军所击败。但契丹单独地或与它的不受约束的邻邦结盟后，依然是一个威胁。此外，已有学者提出一种假设，远处西京的隋廷担心高丽在河北地区可能产生强大的军事影响，因为从北齐时期起那里的分裂情绪远没有消失。① 炀帝的意图可能是等漫长的永济渠——连接中国心脏地区与北京的大运河的主渠——竣工后才“讨伐”高丽。不管是否属实，永济渠于609年竣工。610年，以富户为对象的战争特税开征，军事准备工作迅速进行，有庞大的后勤支援的大军（《隋书》说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支）集结在今北京地区的涿郡。黄河平原的一次水灾淹没了40个州，打乱了计划，并引起征募人员的逃亡。但在612年正月，隋帝及其将军和一支庞大军队准备从陆路进攻，而水军则从海上进攻。隋帝举行了应有的祭祀（前文已予描述），并为此颁发了冠冕堂皇的诏书。在诏书中，炀帝适当地以古代的圣贤统治者和伟大的帝王为比喻，坚持隋朝具有美德、支配天下的力量和丰功伟绩。他严厉指责高丽王拒绝臣服，为人奸诈，勾结契丹、靺鞨侵犯隋的领土，等等。①裴矩作为战略顾问，随他征讨，杰出的工程专家宇文恺在辽河架了桥，大军向前推进。所订的计划是迅速直逼高丽国都，但沿辽河东岸诸城顽强抵抗，直到夏末大雨使军事行动不可能再继续进行。炀帝在8月末撤军返回洛阳，据说损失惨重。回都后惩办了几个战败的将领，并加强了他的统治。 613年正月，他宣布第二次动员，并在夏初北行，打算第二次远征高丽。宾板桥注意到了这一年早期国内叛乱次数增加这一不祥之兆；其中七次主要集中在611年黄泛受灾区。②炀帝又渡辽河，但在战斗中，传来当时的礼部尚书并在永济渠南端负责一供应中心的杨玄感（杨素之子）叛变的消息。杨玄感的叛变是重要政治人物中最早的背叛，而且它发生在离洛阳不远的帝国心脏附近。炀帝派最优秀的将领宇文述从东北战场返回镇压叛乱。随之引起了一场短暂但激烈的内战，杨玄感的军队战败，他的首级送 给在战地的炀帝，由他验明；但社会结构、税制、府兵制和供应制被严重破坏。而炀帝竟宣布在614年作第三次远征。从这次叛乱和下半年爆发的八次分布得很广泛的叛乱来看，实在令人惊异。宣布前他召臣僚进呈意见，但据《隋书》记载，竟“数日无敢言者”。①于是他在阴历二月又颁布诏书，但这一次却带有自我辩解的语气。他说他一贯全心全意履行帝王的职责和致力于武功；他引了（虚构的）商朝成汤五十二战的前例，此外又补充了东汉光武帝的武功。他说他痛恨战争，对以前几次战役牺牲的生命表示悲痛，命令收集和安葬战死兵将的遗骸，并建立道场，“恩加泉泽，庶弭穷魂之冤”。①准备工作开始进行；尽管物资和马匹不足，许多应征士兵没有报到，隋军又渡过了辽河。沿河据点再次固守，但隋军渗入了平壤的城郊。614年较晚时期，高丽王在严重的困境中派使者要求投降，使者随带一投靠高丽的隋将。隋的先锋要攻取平壤和俘获高丽王，但被炀帝召回。炀帝再次命令高丽王到隋廷表示敬意。但高丽王没有前来。炀帝又命令准备第四次远征，但此时国内叛乱不断爆发，对外的冒险行动不得不到此结束。 促使炀帝再三进行这几次劳民伤财的毁灭性远征的动机是：他的帝国威严和帝国地处宇宙中心的观念；他想恢复汉代光辉业绩的迫切愿望；他自认为对所有敢于抗拒中国移风易俗的仁爱影响的人必能取得伟大胜利的想象；他对裴矩和其他军人言之成理地提出的现实政治的考虑。他在重复发生的灾难面前坚持讨伐的原因似乎是清楚的。但失败的原因长期以来是一个探讨的问题。近来，约翰·贾米森总结了他本人、陈寅恪及其他学者的解释。这些解释大致归纳如下：一、地形和气候有利于防御者。进攻的目标地形险恶，部分地区森林茂密，那里夏季有倾盆大雨，随之严冬很快降临；入侵者的战斗季节只是从4月至7月雨季开始之时。二、高丽的战略家由于熟悉地形和以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备战，能够顽强地防御。他们防御的中心是从辽河河口的安市附近往北延伸至东岸的一批有城墙的市镇。它们反复牵制围攻的军队，直至严冬的侵袭迫使他们撤退。三、从中华帝国首都至战场的距离是惊人的，将近1000英里；例如，杨玄感叛变的消息用了将近一个月才传给在战地的炀帝。高丽在这方面取得有利条件。四、隋使用水军得不偿失而且愚蠢，高丽则有良好的海防。②在唐太宗进行灾难性的远征时，这些因素继续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在中国人说服和“协助”高丽的南邻新罗开辟第二战线时，均势才发生了变化。 结局 隋炀帝先回到洛阳，然后在614年阴历十月返回西京，他立刻下令在城的西中门外磔裂投降高丽的将领。然后他企图像平时那样处理帝国事务。在新的一年，即615年，炀帝赐宴官员；据《隋书》记载，他接见了突厥、新罗、靺鞨、契丹和亚洲腹地诸国的贡使。正月稍晚，他招待南方和东方诸土著民族的代表，并分赐礼物。阴历二月，他在诏书中回顾了远征的劳累和破坏，但敦促人民各安其业。他说，他们经历了所有苦难，“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①但实际上帝国一片混乱。官兵在十几条战线作战，力图遏制和消灭叛乱者。炀帝在建于太原附近的汾阳宫度夏。夏末北巡时，他几乎被始毕可汗率领的东突厥军所俘，后来逃入雁门城。记载所述不一，有的说守城者表现恐慌和不满，有的说有人轻率地提出逃跑或把敌人赶走。但附近的各刺史显然得到勤王的命令。城虽然被解围，但炀帝却惊慌失措，他的信心严重动摇；以后他越来越消沉了。 我们不清楚他当时了解帝国处境的程度，但帝国日益被无数地方叛乱者控制。他的特殊的统治作风必然使其核心集团设法对他隐瞒全部严酷的事实。根据一种记载，他的顾问一味对他含糊其词和不置可否，甚或干脆撒谎。有一人因直言而在议政廷上被鞭笞至死。616年夏，经宇文述的力劝，炀帝乘新建的运河船队至江都。他留下官员负责北方，即帝国的中心，但他本人则永不复返。他在江都最后的日子是忧郁的。他备受恐惧和猜疑的折磨，不能忍受帝国的消息，更不能为帝国采取任何行动。617年，他的两个孙子被北方的对立叛乱者拥立为他的继承人，其中之一给他一个响亮的空头衔——太上皇。618年，他在浴室被宇文化及所杀，宇文化及是他父亲无情地取代的皇室的后裔，又是他最信赖的将领宇文述之子。 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因为他们把他描写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观众的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人民生活在一个无节制地使用权力、有豪华宫殿和享有无限声色之乐的世界中，只能产生这种感情上的共鸣。在中国的帝王中，他决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他很有才能，很适合巩固他父亲开创的伟业，而他在开始执政时也确有此雄心。但是他希望历史会肯定他的执政以及他追求豪华壮观的欲望，这就使他的判断力不能发挥出来。那种骄奢淫逸的作风只能使阿谀奉承之辈得势，而他周围确有这样一批人，这对他是致命的。远征高丽——这种企图的目的我相信是合理的，即使是传统的——随着每次失败，却使他越来越着迷，而着迷对于拥有最高权力的专制君主及其统治的人民来说往往是致命的。 尽管有着这次悲剧性的大灾难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期，但在经历了最漫长的大分裂时期之后隋终于重新统一了中国，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隋朝消灭了其前人的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这一切同样了不起。人们在研究其后的伟大的唐帝国的结构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时，不能不在各个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的成就肯定是中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
李嗣业：大唐一代名将
“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孤云随杀气，飞鸟避辕门。竟日留欢乐，城池未觉喧”，这是唐代诗圣杜甫《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中的句子，高度赞扬了万里赴国难的安西士兵，他们军容严整、秋毫无犯，堪称大唐军人的典范，五千安西士兵的领头人就是大唐名将李嗣业，这位陌刀将一生屡建奇功，尤其在安史之乱的生死存亡中，为军前驱，率领陌刀队“如墙前进”，所向披靡，一手扶起了摇摇欲坠的大唐江山。 李嗣业是京兆高陵（今天陕西省三原县境内）人，身长七尺，也就是2.1米，膂力绝众，天生就是练武的好胚子，在盛唐崇尚军功的氛围下，从军入伍、建功边塞，成为他顺理成章的选择。年轻的李嗣业每次战役都奋不顾身、冲锋在前，很快升为昭武校尉，天宝初年，应募安西，在西域为大唐效力。当时，军中推广陌刀（一种长柄两刃刀），这简直是为李嗣业准备的兵器，他很快脱颖而出，成为赫赫有名的陌刀将。 天宝六年，李嗣业跟随当时的安西都知兵马使高仙芝出征小勃律国，在唐军的必经之地连云堡（今阿富汗东北的萨尔哈德），吐蕃军队依山旁水，修筑工事，严阵以待。高仙芝任命李嗣业和田珍为左右陌刀将，下了一道命令，“中午以前必须攻占连云堡，不然都得死”。战斗开始了，李嗣业身先士卒，从最险峻的地方爬上山头，陌刀挥舞，敌人鬼哭狼嚎，死尸遍地，掉下悬崖、淹死水中的有十之七八，唐军一举拿下了连云堡。然后乘胜前进，直捣小勃律国，俘虏了小勃律王和他的妻子吐蕃公主，唐军夺回了克什米尔以西和以北的军事霸权，“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回军之后，李嗣业因功升为疏勒（今喀什地区，疏勒镇是安西四镇中最靠西边的一个军镇）镇守使，捍卫着大唐帝国的边疆地区。 疏勒镇曾一度被吐蕃攻陷过，城池残破，缺乏用水。李嗣业不辞辛苦，带领大家修复城墙，挖掘沟渠，引水灌溉，短短几年，疏勒镇面貌一新，成为一方富镇。 当时，高仙芝身为安西四镇节度使，开始了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他屠戮石国，诸胡震怒，招来了大食国的军队，怛罗斯之战爆发了，相持五天五夜之后，葛罗禄人被大食军队收买，临阵倒戈，唐军终于溃败。“士卒死亡略尽，所馀才数千人”，高仙芝本想收拾残部再战，李嗣业见大势已去，劝其退兵。唐军的盟友拔汗那部众阻塞了退路，唐军情势危急，退无可退。右威卫将军李嗣业手持大棒，连人带马打死了上百名拔汗那士兵，才为唐军开通了道路。别将段秀实颇为不满，昂然争辩，“避敌先奔，无勇也；全己弃众，不仁也。幸而得达，独无愧乎”，李嗣业大为羞惭，知耻而后勇，率领陌刀队留拒追兵。陌刀队勇猛绝伦，如墙前进，大食联军顿时胆寒，不敢再行追击，李嗣业收拢散兵游勇，“得俱免”。回到安西以后，李嗣业向高仙芝推荐了段秀实，“以秀实兼都知兵马使，为己判官”。 天宝十二年，李嗣业升为骠骑大将军，回京面圣。酒宴之中，他跳起了疏勒的民间舞蹈，令唐玄宗大为欣赏。鉴于李嗣业镇守边疆劳苦功高，皇帝的赏赐极为丰厚，但李嗣业回到安西都护府之后，就把这些赏赐全部充公了，他自己一向不置私产，只养了十匹精壮的大宛马，平时的赏赐也多分给将领士，因此深受将士们的喜爱和敬重，都愿意跟他冲锋陷阵。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以杀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造反，安史之乱爆发了，唐玄宗逃往蜀地避难，长安和洛阳都陷入了叛军手中，多少龙子风孙，成为叛军的刀下之鬼。皇太子李亨不负众望，挺身而出，在众人的拥戴下，于甘肃灵武称帝，是为唐肃宗，遥奉唐玄宗为太上皇。各地勤王之师纷纷赶到，李嗣业带领的五千安西精锐粉墨登场了。 安西精锐的到来，让唐肃宗吃了一颗定心丸，感到十分安慰，唐肃宗对李嗣业说，“今天有你助阵，胜过数万兵卒。成功与否，就看你的表现啦”，李嗣业和安西精锐为大军先锋，每战必持大棒冲击，势不可当，所向披靡。在这支队伍里，涌现了白孝德、荔非元礼等诸多名将，后来都成为保卫大唐江山的栋梁之臣。 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死，唐军集结了十五万人马，以李嗣业为前军，王思礼为后军，郭子仪自领中军，在长安城西的香积寺北与安守忠、李归仁的十万叛军决战。贼将李归仁率精锐骑兵数次挑战，都被唐军万箭齐发，射了回去，唐军骑兵乘胜与叛军激战，结果不敌叛军，反被叛军突入唐军阵营。此时，唐军阵营一片混乱，溃兵不断后撤，眼看唐军士气就要崩溃。李嗣业站了出来，他对郭子仪言道，“今天不跟敌人拼命，我们每个人都休想活着回去。为国家牺牲，请从嗣业开始”。他赤膊上阵，手持陌刀立于阵前大呼，溃兵经过他的身边，陌刀一挥，人马俱碎，连杀了十几个溃兵，才重新稳住了唐军的阵角。李嗣业率领他的陌刀队排成一条散兵线，如墙而进，他冲锋在前，所向无敌，唐军逐渐占据了格斗的上风。叛军正面进攻未能奏效，埋伏于阵东的叛军骑兵乘机杀出，偷袭唐军后方，唐军大将仆固怀恩率领四千回纥骑兵迎头痛击，叛军骑兵伤亡殆尽，李嗣业与回纥骑兵冲锋在前，又迂回敌后，中军在郭子仪的带领下奋勇杀敌，双方从中午一直战到晚上，唐军斩首六万余级，取得了振奋人心的大捷。安守忠、李归仁放弃长安，向东撤离，安庆绪再度集结叛军十五万人，在新店（今河南陕县西）与唐军鏖战，李嗣业再为前锋，与回纥合兵，表里齐进，贼众大败，安庆绪惊恐之下，只带了一千多步骑兵逃到邺城（今河南安阳），唐军收复了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李嗣业以功加开府仪同三司、卫尉卿，册封为虢国公，食实封二百户。 乾元二年，唐军围困邺城，筑堤引漳水灌城，“经月余，城不拔”。李嗣业亲自“被坚冲突，履锋冒刃”，终于被流箭所伤。他在帐中养伤几日，本来伤势好得很快，一天晚上，突然听到外面金鼓齐鸣，以为又要打仗，从病榻上一跃而起，大叫杀贼，箭疮破裂，流血数升，一代名将，就此而逝。皇帝听到恶耗，十分震惊，伤痛不已，追赠李嗣业为武威郡王，谥号忠勇。李嗣业的儿子李佐国袭封爵位，食实封二百户。后来李佐国因为父亲的功绩，死后追赠宋州刺史。 “北庭送壮士，貔虎数犹多，精锐旧无敌，边隅今若何?妖氛拥白马，元帅待雕戈，莫守邺城下，斩鲸辽海波”，每当咏起杜甫的这首《观兵》，就想起了李嗣业，就想起了香积寺外那个坚毅的身影，就想起了他在危难之际的豪言壮语，“国家至此，危矣，请自嗣业始”，这位典型的大唐军人对国家高度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至今让人十分感动。通过他，我们认识了大唐军人，通过他，我们感受了大唐盛世。 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死，唐军集结了十五万人马，以李嗣业为前军，王思礼为后军，郭子仪自领中军，在长安城西的香积寺北与安守忠、李归仁的十万叛军决战。贼将李归仁率精锐骑兵数次挑战，都被唐军万箭齐发，射了回去，唐军骑兵乘胜与叛军激战，结果不敌叛军，反被叛军突入唐军阵营。此时，唐军阵营一片混乱，溃兵不断后撤，眼看唐军士气就要崩溃。李嗣业站了出来，他对郭子仪言道，“今天不跟敌人拼命，我们每个人都休想活着回去。为国家牺牲，请从嗣业开始”。他赤膊上阵，手持陌刀立于阵前大呼，溃兵经过他的身边，陌刀一挥，人马俱碎，连杀了十几个溃兵，才重新稳住了唐军的阵角。李嗣业率领他的陌刀队排成一条散兵线，如墙而进，他冲锋在前，所向无敌，唐军逐渐占据了格斗的上风。叛军正面进攻未能奏效，埋伏于阵东的叛军骑兵乘机杀出，偷袭唐军后方，唐军大将仆固怀恩率领四千回纥骑兵迎头痛击，叛军骑兵伤亡殆尽，李嗣业与回纥骑兵冲锋在前，又迂回敌后，中军在郭子仪的带领下奋勇杀敌，双方从中午一直战到晚上，唐军斩首六万余级，取得了振奋人心的大捷。安守忠、李归仁放弃长安，向东撤离，安庆绪再度集结叛军十五万人，在新店（今河南陕县西）与唐军鏖战，李嗣业再为前锋，与回纥合兵，表里齐进，贼众大败，安庆绪惊恐之下，只带了一千多步骑兵逃到邺城（今河南安阳），唐军收复了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李嗣业以功加开府仪同三司、卫尉卿，册封为虢国公，食实封二百户。 乾元二年，唐军围困邺城，筑堤引漳水灌城，“经月余，城不拔”。李嗣业亲自“被坚冲突，履锋冒刃”，终于被流箭所伤。他在帐中养伤几日，本来伤势好得很快，一天晚上，突然听到外面金鼓齐鸣，以为又要打仗，从病榻上一跃而起，大叫杀贼，箭疮破裂，流血数升，一代名将，就此而逝。皇帝听到恶耗，十分震惊，伤痛不已，追赠李嗣业为武威郡王，谥号忠勇。李嗣业的儿子李佐国袭封爵位，食实封二百户。后来李佐国因为父亲的功绩，死后追赠宋州刺史。 “北庭送壮士，貔虎数犹多，精锐旧无敌，边隅今若何?妖氛拥白马，元帅待雕戈，莫守邺城下，斩鲸辽海波”，每当咏起杜甫的这首《观兵》，就想起了李嗣业，就想起了香积寺外那个坚毅的身影，就想起了他在危难之际的豪言壮语，“国家至此，危矣，请自嗣业始”，这位典型的大唐军人对国家高度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至今让人十分感动。通过他，我们认识了大唐军人，通过他，我们感受了大唐盛世。
曾国藩的为官处世之道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异数。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以并不超绝的资质，竟能办成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于将倾，平定大乱，再造“中兴”的不世伟业，即使100多年过去，仍令人回想无穷。是什么使他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天资？是努力？还是机运？…… 自从曾国藩去世以后，这就成了人们苦苦追索的问题。很多人都想从他的身上学到成功的黄金定律，修身处世，立于不败。 因此，曾国藩的文集一出版，就成了当时人的必读书。他的家书、日记、书信、文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许多成名的人物，都受过他的思想熏陶。梁启超对曾氏倾心推崇，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国藩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即使是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而蒋介石，对曾国藩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做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一部《曾文正公文集》，堪称成功学百科全书。细读他留下来的文字，浸润着他自己对人生、事业的深刻领悟。没有空洞无物的大话，句句朴实无华，耐人寻味。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些浸透着人生哲理的箴言，既是阅历了人情险恶的官场、风云莫测的战场后得出来的，同时也是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总结。五千年的人生智慧，在他一个人身上得到集中展现。此书，就是对曾国藩人生智慧最集中的诠释。 曾国藩的成功，是他对成功经验和教训一点一滴积累的结果。他将这些成功经验，或记在日记中时刻提醒自己，或写在家书、书信中教导子弟或朋辈，互勉共进。将这些文献汇集在一起，就是一套生动、系统的成功学。 曾国藩用语简练，最喜欢将成功经验用一个字或几个字来概括，他称之为“字诀”。其中有“二字诀”、“三字诀”、“四字诀”，甚至“六字诀”，用一个字归纳，可以统称为“一字诀”。这是曾家的一个传统。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就将治家之道归纳为八个字，分别是书、蔬、鱼、猪、早、扫、孝、宝，曾国藩称之为“八字诀”，视为传家之宝。 曾国藩在自己的一生中，总结了许多“字诀”，涉及到各个方面。如文章之道有八个“字诀”：涌、直、怪、丽、忧、茹、远、洁；相人之法有十二个“字诀”：长、黄、昂、紧、稳、称、村、昏、屯、动、忿……其中有关为人处世、治国为官，更是精华所在。这类字诀，是他苦心孤诣，日积月累总结出来的。如咸丰九年牗1859牘八月，他在日记中说：“敬、恕、诚、静、勤、润六者，缺一不可”。咸丰十九年牗1860牘九月又说：“睡后，思八年所定‘敬、恕、诚、静、勤、润’六字课心课身之法，实为至要至该。” 同治元年牗1862牘十二月，他说：“此后，当于‘勤、俭、谨、信’四字之外，加以‘忍’字、‘浑’字，痛自箴砭。”后来又加上两个字，统称“八德”。 因为曾国藩每个字诀都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是在不同的时期的心智产物，所以显得较为零散。但经过仔细地追寻、体味之后，才会发现，表面上互不干涉的“字诀”，实际上正如曾国藩自己所说“缺一不可”，互相配合，构成了一个系统、全面、有机的智慧体系。这三十六字诀，每一个都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义理，自成体系，但同时又互相依存，不可或缺。倘若只信守其中一两个字诀，或者迷信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就可能产生消极作用。如“圆字诀”，在一定的情况下能化害为利，转危为安，倘若一味圆滑，毫无原则，必然走向成功反面，因此要用“诚字诀”来纠制。如“浑字诀”，如果一味浑含，真犯了糊涂，则会使人愚暗昏聩，不明事理，误人坏事，就必须用“明字诀”来纠制……因此，只有将三十六字诀视为一个有机的体系，才能获得最大收益。 曾国藩毕竟是130年以前的古人，现在社会的许多现象非他能想像。但他所总结出的为人处世的成功之道，仍有其值得借鉴和发扬之处，裨益后世。李鸿章从曾国藩那里学到最重要的一个字，是“诚”字。这个字影响了他的后半生，决定了他的宦海浮沉，仕途通塞。所以，他晚年说：“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同样，曾国藩的许多字诀，今天仍然可以终身行之。 曾国藩毕竟是130年以前的古人，现在社会的许多现象非他能想像。但他所总结出的为人处世的成功之道，仍有其值得借鉴和发扬之处，裨益后世。李鸿章从曾国藩那里学到最重要的一个字，是“诚”字。这个字影响了他的后半生，决定了他的宦海浮沉，仕途通塞。所以，他晚年说：“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同样，曾国藩的许多字诀，今天仍然可以终身行之。
准格尔部：清朝历时三代百年时间才平定
在今新疆境内，历史上有很多民族在此聚居，清朝时的准噶尔部就是其中之一。17世纪，准噶尔贵族逐步统一卫拉特各部，雄踞天山南北，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这一势力与清代的康、雍、乾三朝相持长达近百年，其中发生了很多波诡云谲的事件，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就是其中之一。 1、假意投清 消灭对手 乾隆十年(1745)，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病逝，准噶尔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汗权而内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准噶尔名将大策零敦多布之孙达瓦齐取得了准噶尔的最高权力，其最重要的同盟者，就是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 阿睦尔撒纳(1722—1757)，为策妄阿拉布坦(1665-1727，准噶尔部首领)之女博托洛克之子。起初，博托洛克嫁拉藏汗之子噶尔丹丹衷，丹衷死后，博托洛克带着身孕改嫁辉特台吉卫征诺颜，此遗腹子就是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在准噶尔汗位之争中，支持达瓦齐，打败了其他对手。他与达瓦齐的结盟，只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对此，乾隆帝看得很清楚:“准噶尔台吉乃绰罗斯世传，伊(指阿睦尔撒纳)系辉特，势不能邃行窃踞，遂以达瓦齐为奇货，诱助攻杀，伊得从中取事”，并伺机取而代之。阿睦尔撒纳不断积聚自己的力量，当他羽翼渐丰，势力范围也不断扩大的时候，乾隆十八年(1753)十月，便派人至达瓦齐处，要求管理伊犁以北直至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而让达瓦齐只管辖博罗塔拉以南地区。此举遭到达瓦齐的拒绝，他们的联盟至此宣告破裂，开始互相征伐。 十一月，达瓦齐遣兵征伐阿睦尔撒纳，三战皆败。次年六月，达瓦齐重整军旅，命沙克都尔曼济率军3万掠阿睦尔撒纳牧区，又命塔尔巴什率兵3千夹击，阿睦尔撒纳惨败。七月初，阿睦尔撒纳、纳默库、班珠尔共率4000户2万余口，向清朝投诚。乾隆帝此时正拟出兵伊犁，平定达瓦齐，对阿睦尔撒纳率众归附十分重视，即命侍郎玉保、副都统唐喀禄等带领喀尔喀王公前往赈济，发放牛羊、口粮，使其部众暂时游牧于乌里雅苏台附近的扎布汗河一带，并晋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纳默库、班珠尔为郡王，给予优厚待遇。阿睦尔撒纳在热河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帝时，力陈卫拉特内乱情形，恳求清廷立即出兵讨伐达瓦齐。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清廷决定分两路向伊犁进发，命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负责北路进军；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负责西路进军。五月中下旬，清军占领伊犁。达瓦齐节节败退，在向喀什噶尔逃跑的过程中，被乌什城伯克霍吉斯所擒，押解到清军大营，并送往北京，后被乾隆帝特赦，病死于北京。 2、野心勃勃 故技重施 清廷消灭达瓦齐势力后，决定“将卫拉特分封四汗，赏功策勋，用奖劳绩”。封车凌为杜尔伯特汗，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并晋封阿睦尔撒纳为双亲王，食亲王双俸。但阿睦尔撒纳并不满足。他归附清朝，本就是一个策略，现在借清廷之手已把自己最大的对手达瓦齐势力消灭，统治四卫拉特成为他下一个目标。 阿睦尔撒纳在率领清军进兵伊犁前，就通过班珠尔、纳噶察等亲信制造他要当四部总汗的舆论。达瓦齐被擒后，他便以总汗自居。他虽贵为清朝的亲王、定边左副将军，但不用清纛(古代军队中的大旗)，不穿官服，不戴清廷所授黄带孔雀翎，不用清朝所颁官印，并启用噶尔丹策零时珲台吉菊形篆印行文各部，并“用钤记行文，调兵九千”至布鲁特、哈萨克边境，拥兵自重。 对阿睦尔撒纳的这些行为，清廷早有察觉，便指示定北将军班第力促阿睦尔撒纳早日入觐，欲在其到达内地后将其剪除。诡计多端的阿睦尔撒纳亦察觉到事情有变，他于八月初十日从伊犁起程入觐，一路迟延不进，窥测局势，行至乌隆古河时，阿睦尔撒纳便公开反叛，并急驰至伊犁。八月二十九日，阿睦尔撒纳军包围了班第的镇守军，清军只有500人，班第、鄂容安兵败自杀，萨喇尔被俘。 面对突变的形势，乾隆帝及时采取了一些措施。乾隆二十年 (1755)九月，重封卫拉特四部汗王，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车凌为杜尔伯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为和硕特汗，巴雅尔为辉特汗，台吉3人封公，4人授扎萨克一等台吉，7人授扎萨克，宰桑2人授内大臣，5人为散秩大臣。这一措施旨在稳定卫拉特贵族之心，解除后顾之忧。随即令策楞为定西将军、达尔党阿为定边左副将军、扎拉丰阿为定边右副将军，组织第二次远征伊犁。 乾隆二十一年(1756)二月，西路军由策楞、玉保统率，北路军由哈达哈等统率，向伊犁进发。 阿睦尔撒纳反叛后，并没有出现如他所预期的纷起响应反清的局面。许多首领反叛不久就倒戈相向，与阿睦尔撒纳为敌。准噶尔部再次陷入混战之中。阿睦尔撒纳面对清廷大军压境，无法组织有效抵抗。为缓兵计，他曾两次伪装投诚，并取得清军信任，停止对他的追剿，赢得了喘息时间，却使清军在近一年的追剿中无所进展。乾隆二十二年(1757)二月，清廷调整统帅，决心全歼阿睦尔撒纳。命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军，车布登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调集满洲、索伦、蒙古、察哈尔、吉林等地兵马，兵分两路，再次征伐准噶尔。 3、走投无路 命丧异国 此时，准噶尔内叛乱的诸台吉、宰桑等，内讧不已，加之部落内瘟疫流行，人畜大量死亡。六月，清军几乎兵不血刃顺利抵达伊犁。阿睦尔撒纳再次逃入哈萨克阿布赉汗处。当时，阿布赉慑于清廷的威力，恐招致清军的攻击，就遣使向清廷表示愿将阿睦尔撒纳擒献清廷。此举被阿睦尔撒纳觉察，乘夜带妻子亲随8人，盗马沿额尔齐斯河投奔俄国。沙俄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准噶尔的形势，并屡屡向阿睦尔撒纳表示欢迎其投诚，故阿睦尔撒纳投奔俄国绝不偶然。乾隆二十二年九月，阿睦尔撒纳染上天花病死，时年35 岁。 当阿睦尔撒纳逃往沙俄时，乾隆帝即命理藩院行文沙俄外交部进行交涉，要求其按两国商定的彼此不纳逃人的协议，交出阿睦尔撒纳。沙俄则推延不交。直到阿睦尔撒纳死后，沙俄才将其尸交给清朝。 至此，准噶尔部平定。在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准部达瓦齐势力后，乾隆帝曾谕内阁:“准噶尔诸部尽入版图……其山川道里应详细相度，载入皇舆全图。 ”在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后，清廷对新疆地区的地图绘制正式开始。何国宗、明安图等人绘制的52幅地图，完整地包括了准噶尔统辖的疆域。 在今天承德避暑山庄东北面的山麓上，有一座美丽的普宁寺。寺中有一块《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用满、汉、蒙、藏4种文字，记述了清廷平定准噶尔部的历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和谐共处、国家统一，才是社会安宁、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庶的保证。
伍秉鉴：“天下第一富豪”的兴衰
被西方人称为“天下第一大富翁”的伍秉鉴 1686年春，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令李士祯想不到的是，这一公告竟会在以后的岁月里为中国催生出一位世界首富。 垄断清朝海上外贸广州十三行成为暴富群体 17世纪后期，康熙皇帝暂时放宽了海禁政策，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于是，广东地方政府于1686年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 从此，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了。在以后的发展中，这些行商因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而深受外商欢迎。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下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直接促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从而给行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在此后的100年中，广东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 所谓的“十三行”，实际只是一个统称，并非只有13家，多时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4家。由于享有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广东十三行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广东十三行中涌现出了一批豪商巨富，如潘振承、潘有度、卢文锦、伍秉鉴、叶上林等，以至于当时就流传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说法。在后世看来，这些行商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有记载称，当1822年广东十三行街发生了一场大火灾时，竟有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化为乌有，甚至出现了“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的奇观。 在广东十三行中，以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其中的怡和行，更因其主人伍秉鉴而扬名天下。 资产2600万银元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主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 伍秉鉴（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了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开始快速崛起。 在经营方面，伍秉鉴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发财致富。他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一些西方学者更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当时的欧洲对茶叶质量十分挑剔，而伍秉鉴所供应的茶叶曾被英国公司鉴定为最好的茶叶，标以最高价出售。此后，凡是装箱后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卖得出高价。在产业经营方面，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伍秉鉴还因其慷慨而声名远播海外。据说，曾有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和伍秉鉴合作经营一项生意，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美元的债务，但他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所以也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叫人把借据拿出来，当着波士顿商人的面把借据撕碎，宣布账目结清。从此，伍浩官的名字享誉美国，被传扬了半个世纪之久，以至于当时美国有一艘商船下水时竟以“伍浩官”命名。 经过伍秉鉴的努力，怡和行后来居上，取代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领袖。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更令人吃惊，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建在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 接触英鸦片商被林则徐惩处承担赔款走向没落 作为封建王朝没落时期的一名富商，伍秉鉴所积累的财富注定不会长久。就在他的跨国财团达到鼎盛时，一股暗流正悄然涌动。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由于与英国鸦片商人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遭到林则徐多次训斥和惩戒，还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也就是在这一年，伍秉鉴病逝于广州。 伍秉鉴死后，曾经富甲天下的广东十三行开始逐渐没落。许多行商在清政府的榨取下纷纷破产。更致命的是，随着五口通商的实行，广东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广东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权也随之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降临到十三行街，终于使这些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商馆彻底化为灰烬。 经过伍秉鉴的努力，怡和行后来居上，取代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领袖。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更令人吃惊，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建在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 接触英鸦片商被林则徐惩处承担赔款走向没落 作为封建王朝没落时期的一名富商，伍秉鉴所积累的财富注定不会长久。就在他的跨国财团达到鼎盛时，一股暗流正悄然涌动。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由于与英国鸦片商人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遭到林则徐多次训斥和惩戒，还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也就是在这一年，伍秉鉴病逝于广州。 伍秉鉴死后，曾经富甲天下的广东十三行开始逐渐没落。许多行商在清政府的榨取下纷纷破产。更致命的是，随着五口通商的实行，广东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广东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权也随之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降临到十三行街，终于使这些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商馆彻底化为灰烬。
婚姻习俗导致大清皇室断后
光绪帝绝后。他之前同治帝绝后。他之后宣统帝也绝后。 光绪帝前朝皇帝载淳，十九周岁死去，身后没有留下一男半女。认为皇帝死时皇后阿鲁特氏已怀有龙种的，只是野史之说，信史未见确凿材料。清代皇子、皇帝大多正式结婚前已有性生活，娶嫡福晋之前就生有子女的也有不少先例。同治帝于同治十一年九月(1872年10月)举行大婚典礼，死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1875年1月)，单从大婚之日算起，他与众多的后妃宫女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时间，居然没有留下一点骨血，已属不可思议。 光绪帝本人三十八周岁死去，身后竟然也没有留下一男半女。这太不正常了! 光绪帝娶有一位皇后，有名分的妃子两名，身边还有成群的妙龄宫女。他于光绪十四年十月(1888年11月)大婚，至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囚禁瀛台，近十年时间，虽然政治上难以伸展手脚，基本上是个傀儡皇帝，但性生活还是有较大自由度的，尤其与他宠爱的珍妃，婚姻生活堪称甜美。 光绪帝被幽禁在瀛台期间，皇后叶赫那拉氏还是伴着他。光绪帝住涵元殿，皇后住在对面的扆香殿。叶赫那拉氏入主后宫几十年，光绪帝对她几乎没有兴趣，但也绝不是没有碰过半个指头，史家说“承幸簿”很少留下光绪帝与皇后的性生活记录，“很少”不等于没有，尽管极有可能这是皇帝受“亲爸爸”所慑的逢场作戏。不幸的是，皇后也未能为皇帝生下一男半女，虽然她为此想得心酸，想得发狂。 光绪帝，他的后妃们，慈禧太后，都渴望得到龙子，或者得个凤女也好，然而心都盼酸了，希望终于变成绝望。 爱新觉罗氏皇族悲哀连连。据史料记载，光绪帝继位人宣统帝溥仪，活了六十一周岁，也是绝后。 接连三朝皇帝都没有留下一男半女!是不是忘了记载?相信史学家们不至于疏忽到这等地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入主中原二百余年，已被儒家文化浸透了的爱新觉罗氏皇族，必以皇帝有生育能力为荣。如果没有长大成人的皇子，即使曾经有过夭折的儿子，哪怕有过夭折的女儿，史学家们都会不吝笔墨给予郑重记档的。皇帝有生育能力，这是至尊皇帝全部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官胆敢将其疏忽，他有几个脑袋? 同治帝—光绪帝—宣统帝，三朝皇帝个个绝后。人们不禁要问：爱新觉罗氏皇族到底怎么啦?大清国到底怎么啦? 对此，广泛涉猎有关史书、传记，未见研究结果。探讨这三位皇帝为什么没有生育能力，虽然对研究清史，尤其对研究大清国皇权统治具有重要价值，但难度显然很大。主要是皇帝本身早就过世，那个时代的御医不敢探究此事，没有留下直接的医学资料，研究很难下手。于是，为何连续三位清帝都未生育，成为一团疑云，浮悬于史海上空。 从现代医学角度对其透视分析，能依稀看到相当重要的缘由。 可以说，清末三朝皇帝都未生儿育女，与满洲皇族的婚姻习俗有关。 按照满洲皇族的婚配习俗，丈夫死后，允许妻子转嫁丈夫的弟弟，甚至可以转嫁儿子或侄辈。这种原始的婚俗，把女人当做一种财富和交配工具。清太祖怒尔哈赤死前曾嘱咐：俟我百年之后，我的诸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收养。大福晋是指努尔哈赤的嫡妻，大阿哥是指努尔哈赤的长子代善。有人认为，努尔哈赤所说的“收养”，是指自己死后将嫡妻归儿子代善所有。皇太极时代，莽古尔泰贝勒死后，他的众多妻子分别分给侄子豪格和岳托；努尔哈赤第十子德格类贝勒死后，其众多妻子中的一个被第十二子阿济格纳为妻。肃亲王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是皇太极的亲弟弟，论辈分多尔衮是豪格的亲叔叔。但豪格娶的嫡妻博尔济锦氏，是叔叔多尔衮其中一个妻子(元妃)的妹妹。侄子豪格死后，其嫡妻博尔济锦氏在叔叔多尔衮逼迫之下，被多尔衮纳为妻子。 大清国开国皇帝皇太极及其儿子顺治帝的婚配，都是典型的近亲婚配或乱伦婚配。建州女真的领头人努尔哈赤，为统一女真各部落，娶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的女儿为侧妃，开与蒙古部落联姻之先河。后来，他的四个儿子都娶蒙古女子为妻。尤其是他的第八子皇太极，为了对付强大的明朝，积极推进满蒙联姻。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后，册封的五宫后妃都来自蒙古博尔济锦家族，其中三位漂亮的后妃论辈分乃是姑侄。先是姑姑博尔济锦氏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嫁给时为贝勒的皇太极，后尊称为孝端文皇后，生了三个女儿；接着，天命十年(1625年)春，她的年仅十三岁的侄女又嫁给当时仍为贝勒的皇太极，后被封为永福宫庄妃，生了顺治帝福临，还生了三个女儿，后被尊为孝庄文皇后；之后，天聪八年(1634年)，她的另一个二十六岁的侄女，也就是庄妃的亲姐姐，也嫁给了继承汗位多年的皇太极，被封为宸妃，生过一个两岁即夭的儿子。有人统计，皇太极在位期间，满洲贵族仅与蒙古科尔沁部联姻就达十八次之多。皇太极之子顺治帝与其父亲一样，也是近亲婚配或乱伦婚配：孝庄文皇后的两个侄女，都嫁给了顺治帝，一个封为皇后(即孝惠皇后，后被废降为静妃)，另一个封为淑惠妃，顺治帝娶的这两个妻子，是他同一个亲舅舅的两个女儿，都是他的表妹；后来，孝庄文皇后的一个侄孙女，又嫁给顺治帝为妻，后被封为孝惠章皇后。这就是说，顺治帝不仅娶了两个表妹，还娶了表侄女为妻。而从蒙古科尔沁部首领莽古思的角度来讲血缘伦理，他将女儿(孝端文皇后)嫁给了皇太极，又将两个孙女(孝庄文皇后、宸妃)嫁给了皇太极，后又将两个孙女(静妃、淑惠妃)、一个曾孙女(孝惠章皇后)嫁给皇太极的儿子顺治帝福临。 为了增进与强大的蒙古部落的联盟，金国大汗、大清国皇帝、王、贝勒等贵族不仅娶蒙古女子为妻，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蒙古王公贵族。清国初创时期，大清国第一帝皇太极，将长女至四女几个十二三岁以上的女儿，都嫁给蒙古各部落的王子王孙。其中，三女固伦端靖长公主、四女固伦雍穆长公主，嫁给孝端、孝庄两位皇后的娘家子孙。其他几个女儿在皇太极死后出嫁，多数也嫁给了蒙古王孙公子。至清政权入关中原后，北不断亲，加强与蒙古各部落的政治联姻，仍为历朝清帝奉行的基本国策。这里边，也存在着近亲婚配甚至乱伦婚配。 清政权入关后，受中原伦理观念影响，对皇室的近亲婚配和乱伦婚配逐渐限制。康熙朝规定：阅选秀女时，秀女中属后族近支或母族属爱新觉罗之女的，应当予以声明。嘉庆朝规定：挑选秀女时，属皇后、皇贵妃、妃嫔亲姐妹的，加恩不予挑选。规定归规定，实际上近亲婚配和乱伦婚配依然存在。顺治帝娶一等侍卫佟国维的姐姐佟佳氏为妻，佟佳氏所生第三子即康熙帝玄烨，她后被尊为孝康章皇后。后来，康熙帝娶佟国维的女儿为妻，她就是孝懿仁皇后；孝懿仁皇后的一个妹妹也嫁给了康熙帝，后被尊为惇怡皇贵妃。这就是说，康熙帝娶了两个同父表妹为妻。佟国维对于康熙帝来说，既是亲舅舅，又是岳父大人。到了晚清，光绪帝同时娶原任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他他拉氏为妻，姐妹俩分别被封为瑾嫔和珍嫔。此类现象还有不少，上述仅是其中两例。 女真(满族前身)初兴时期仅三万人，蒙古则有四十万铁骑。弱小的满族要实现扩张雄心，奉行满蒙联姻，不失为高明之举。金国大汗、大清国皇帝、王、贝勒等贵族娶蒙古女子为妻，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蒙古王子王孙，其间夹杂着严重的近亲婚配甚至乱伦婚配，如此相袭，亲上加亲，有的因姑侄同嫁一人，亲到了扯不清伦理的地步。满蒙联姻的结果，带来了灭亡明朝、入主中原的辉煌胜利，同时，近亲和乱伦婚配又伏下了满洲皇族毁灭的因子。 综观清代皇帝，总体上越到后来生育能力越差，所生子女早夭比例越高。 开国皇帝皇太极(崇德帝)，享年五十一周岁，可查的有名分的后妃十五位，仅以此十五位后妃为计算依据，她们和皇太极生了十一个儿子、十四个女儿。十一个儿子中长到十六虚岁以上的成人共七位，四个早夭；十四个女儿中十三位长到十六岁以上，只有一位十五岁死去，子女早夭的比例为20%。 第二位皇帝福临(顺治帝)，患天花而死，终年二十四周岁还差一个月，可谓短命，但娶了有名分或生有子女的后妃共十八位，生育子女数量不少，共八个儿子、六个女儿。可能与其近亲结婚和乱伦婚配有关，其中四个儿子早夭，六个女儿中超过十六岁的四人，但只有一个女儿出嫁，其余都在未出嫁前就夭折了，子女早夭比例为43%。 第三位皇帝玄烨(康熙帝)，享年六十八周岁，据不完全统计，生前拥有后、妃、嫔五十五位，共生了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女儿，其中长大成人，封有爵位的儿子十二人，长到十六虚岁以上的女儿八人，子女早夭折的比例为51%。 接下来几位皇帝生育能力有所下降，但不算太弱。第四位皇帝胤禛(雍正帝)，享年五十六周岁，自称“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声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据《清史稿》记载，他娶有后妃七人，共生了十个儿子、四个女儿。第五位皇帝弘历(乾隆帝)，享年八十七周岁，生前册立的后、妃、嫔共三十一位，生有十七个儿子、十个女儿。第六位皇帝颙琰(嘉庆帝)，享年五十九周岁，共有后、妃、嫔十四位，但只生了五个儿子、九个女儿。其中，长子只活了三个来月，未取名就死去；七个女儿未成年早殇，出嫁的皇三女和皇四女也很短命，分别于三十一岁和二十八岁时死去。儿女的早夭比例高达57%。 第七位皇帝旻宁(道光帝)，享年六十七周岁，有名分的后妃二十位，共生了九个儿子、十个女儿，第二、三子婴儿时就死了，十个女儿中只有五个女儿长大成人，其中最长寿的一位仅活到三十四虚岁，其他四位二十出头都相继夭折，子女早夭比例高达37%。而且，论医学条件，道光时代要比皇太极时代好得多，皇太极常带着妻子和儿女浴血征战，有时连性命都难保，根本谈不上优越的生育条件和医疗保健；道光帝旻宁则是拉开架势当皇帝的，后妃的生育保健与儿女的医疗条件绝对天下一流，但与先祖开国皇帝皇太极相比，所生子女数量要少得多，子女早夭比例则要高得多。 第八位皇帝奕▲(zhu)(咸丰帝)，一生风流成性，有名分的后妃十九人，却只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出生不久来不及取名就死了，女儿仅活到二十虚岁，幸存的儿子就是后来的同治帝。 咸丰帝的生育能力还不是最糟糕的，其后同治帝载淳、光绪帝载湉、宣统帝溥仪，接连三位皇帝均未生育子女。爱新觉罗皇族代表人物的生育能力，如同他们崇尚的武功那样彻底废了。 就光绪帝而言，由于当傀儡皇帝，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婚姻又非常不幸，一生“未尝一日展容舒气也”，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加之受祖辈近亲婚配和乱伦婚配的影响，身体很差，遗有遗精、头痛、痨症、脊骨痛等多种疾病。尤其是长期所患的遗精病，是他丧失生育能力的重要原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也就是光绪帝死前一年，他曾亲自探究并写下自己的病原：“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且有无梦不举即自遗泄之时，冬天较甚。近数年遗泄较少者，并非渐愈，乃系肾经亏损太甚，无力发泄之故。”光绪帝生于同治十年六月(1871年8月)，写病原时三十六周岁，这就是说，他从十五六岁青春发育期起就患了遗精之病，每月多达十几次。三十岁出头，便到了几乎无精可泄的地步。患有如此要命的疾病，无论怎样刻意播撒龙种也就成了徒劳。光绪帝能将如此超级隐私写出来是很有勇气的。同治帝、宣统帝也都未生育龙子凤女，是不是也有此类超级隐私呢? 封建时代，皇帝绝后不仅是皇族的不幸，也是整个国家的不幸，常常因此引发政治灾难。载漪、荣禄之辈，正是钻了光绪帝绝后这个空子，伙同慈禧太后立溥仪、废光绪，惹起一大堆政治麻烦的。 三朝皇帝连续绝后，大清国一派末世征兆。就在这股子灰暗晦气之中，曾经辉煌于世的封建王朝急剧走向衰败。
探索清朝的花翎制度
花翎是清代官员的冠饰，用孔雀翎毛饰于冠帽后，以翎眼多者为贵。翎管，就是用来插孔雀翎子并使之与冠帽连接的附属饰件。要了解翎管的价值，就有必要先了解清代的花翎制度。 清朝看重花翎，如同古代的“珥貂”一样，例应随官秩(官职高低)戴翎。宗室中，以贝子戴三眼花翎最为尊贵；镇国公戴双眼花翎为稍次，镇国将军等戴单眼花翎，而亲王、郡王虽然爵位比以上更为尊崇，非蒙皇上特赐是不能戴花翎的，而且已经赐有花翎者，遇到朝冠晋见时仍不能戴用。凡是由皇子分封的亲王、郡王都不赐戴花翎，这是因为戴花翎是“臣僚之冠”，而亲王、郡王、皇子等乃宗室贵位，戴翎子有“纡尊”之嫌。 清代有品位的官员之例有花翎者，内廷王、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直省将军、内大臣等以及领侍卫府官、满员(满族官员)五品以上皆冠戴孔雀花翎，六品以下者只能戴褐羽蓝翎，也就是俗称的“野鸡翎子”了。清代的亲王、郡王中赏戴花翎的，仅见于乾隆朝。当时顺承勤郡王名叫泰斐英阿，因为当了前锋统领，便向皇祖乾隆乞赐花翎。乾隆说，花翎是贝子之制，诸王戴了就会失制。军机大臣傅恒就代为说情：郡王年幼，想戴花翎玩儿，以为美观。乾隆这才答应了，同时赐给另一位皇孙三眼花翎，说：都是孙辈，以为美观可也。可知当时诸王想皇上赐戴花翎，并非为了追赶时髦。 清代勋臣中，功勋卓著或恩宠有加者，才能得到皇上赏赐的双眼花翎，比如贤相傅恒、权相和坤、福康安(傅恒之子)等。而且，清代定制，外任文职官员无赏花翎者。只是到乾隆朝，有一位叫方承观的直隶知府，受到皇上特别眷爱，古北口大阅兵时，就特乞皇上赏戴花翎。此后，外任各省总督、巡抚等大员，也就屡有蒙恩赐花翎的事情。 外任武臣中，非军功卓著不可蒙赐花翎。康熙时，福建提督施琅收复台湾，诏封靖海侯，子孙世袭，而施琅却上疏辞侯，恳请皇上赐花翎。当时，在外领兵的将军、提督都还没有赐给花翎的先例。康熙乃特旨赐施琅戴花翎。可见在当时文武臣僚小目中，赏赐花翎比封侯还要荣耀。 正因为此，后来的清代文官对奖戴花翎特别重视。除军功外，非“异常劳绩”不得褒奖花翎，而且，限定每案不得超过三名。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因修皇族的族谱“玉牒”造成，提调官增庆被奏赏花翎，这是首开军功之外的“别项劳绩保翎”之例。从此诸如皇上山陵奉字、海运事宜、劝捐、抽厘之类，都相率保荐花翎。光绪初年，大保案迭兴，加官加衔，各种新奇花样不可胜举，戴花翎者，满街走了。 此时的花翎身价尽管已大不如前，但在吏部引见外地赴任低级官员时，在冠服方面仍有严格规定。若有花翎、蓝翎人员，其翎管不准用白玉，若用翡翠或带皮子玉者，都要以违例论处。 清末，捐例大开，用钱也可以买到花翎戴，保案内就再没有保花翎者。最早用钱买到花翎的，是广东洋商伍荣耀、潘仕成。二人各捐十数万金，朝廷无力嘉奖，于是就破例赏戴花翎，一时荣之。鸦片战争中，就有捐翎之例：花翎每枝实银一万两，蓝翎五千两；而且参照捐官之项进行折扣。这样实捐银较少，捐翎者遂多。咸丰九年(1859年)又改为实银。不准折扣：花翎每枝七千两，蓝翎四千两。到了后来，每枝花翎仅用两百元就可以捐到。这是清代花翎之制的穷途末路了。
努尔哈赤之死：宁远大战中炮
广宁大败消息传至京城，朝中兵部尚书张鹤鸣吓得差点拉裤子，为减轻罪责，他立刻“自告奋勇”去山海关“督师”。明熹宗做木匠活儿之余，闻言大喜，马上赐其尚方宝剑，让他立刻赴山海关。 躲过追查责任这一关，张鹤鸣擦下一头冷汗，一路磨逼蹭痒痒，行了二十天才抵达山海关。然后，他立即以自己身染重病为由，递上辞呈，溜回老家。 明廷只得另觅人选，决定让兵部右侍郎解经邦经略辽东。这位文人胆子奇小，连连辞任，即使被朝廷革职也再所不惜。丢官可以回家颐养天年，丢命可就吃啥不香了。最后，明廷只得进行“民主”集议，谁得票多，谁就得去。选了半天，王在晋被大家选中，任其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如此职高权大的位置，王在晋力辞。最后，明熹宗发愤翻脸，表示如果再敢推辞，“国法不容”。 勉强之下，王在晋只能受命。他集中近十二万精兵于山海关，本人坐镇关上。 城上危楼控朔庭，百蛮朝贡往来经。八窗虚敞堪延月，重槛高寒可摘星。风鼓怒涛惊 海怪，雷轰幽鼓泣山灵。几回浩啸掀髯笑，羌笛一声天外听。 此诗名为《镇东楼》，乃明朝成化年间进士萧显所作。镇东楼，今人可能茫然不知此楼为何物，其实就是我们游客所理解的“山海关”。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将军徐达在今天的山海关建关设卫，而“山海关”之名，也是由彼时而起。此雄关倚雄伟的燕山，襟带辽阔渤海，是一道坚固的防守关垒。而“镇东楼”仅仅是山海关城四座门楼中的一座，其余三楼为望洋楼、迎恩楼、威远楼，每座门楼外都有瓮城环而卫之，但如今保存完整的只有镇东楼瓮城，其余三楼的瓮城均毁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天下第一关”五个雄浑大字，相传为萧显所书，又有一说为明朝大学士严嵩所书。笔者个人认为，如此气势恢宏、典雅大气的书法，应该是当过相爷的人才能写得出，所以，严嵩应该是五个大字的书写者。萧显的官职，最高不过是兵科给事中、福建按察司佥事这样的“司局”级，书法也不是特别闻名。但恰如“苏黄李蔡”四大家后人认为“蔡”是蔡襄而不是蔡京一样，皆为“忠奸”心理所致，人们感情上倾向于本身老家是山海关的萧显，而不是身为相爷的声名不好的严嵩。 搜索史志，可以发现山海关历史悠久，商朝时其地属孤竹，周朝时属燕地，秦汉属辽西郡，至隋文帝时代，在这里设置榆关，唐朝又属临渝县，宋朝时此地属于辽国，设迁民县，元朝时称迁民镇。延至明代，始称山海关，归隶永平府管辖。清朝、民国属临榆县辖下。1948年底，山海关解放，辖于秦榆市。1949年春，秦榆市改称秦皇岛市。 山海关在辽西走廊西端，又是万里长城的东部起点。极目北眺，燕山长城如带，雉堞从立，周绕青山，雄瞰一方；挥手南指，渤海碧波万顷，石城入海，拱卫海疆；西边的石河，是阻敌入侵的天然深壕(解放后修水库，即现在的“燕塞湖”)；东有观喜岭，又是御敌的天然屏障。自南北朝时期开始，北齐在556年(天保七年)就开始在燕山山脉修筑长城三千里，西起西河总秦戍(山西大同)，东到大海(山海关)，至今在抚宁石门寨，仍可发现北齐长城遗址。隋朝时，隋文帝时代汉王杨谅以及日后的隋炀帝数十万大军东征高丽，均从临榆关(山海关)出大军。唐太宗御驾征高丽，仍是由此出击。“长城之枕护燕蓟，为京师屏翰，拥雄关为辽左咽喉”(《畿辅通志》)，明清时此关更是为京师安全的关键屏障。中原政权一直倚山海关为峻险雄关，但五代时后晋的卢龙节度使周德威愚勇不为备，致使榆关被契丹人攻克，遂失屏障。 从军事史角度上讲，山海关最重要、最出名的年代在明朝。“大将军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一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关”，并“筑山海卫城”，又在山海关附近开设码头庄港，使其成为接转山东粮饷和向辽东转运的转输港。本来，明朝前期，主要边防力量皆在今天的山西、内蒙等地，严防退走大漠的蒙古人卷土重来。但是，明中期开始，东北满族分力兴起，辽东成为边防重地，明朝“竭尽四海之物力以奉榆关(山海关)”，每每在此处关垒内外布防重兵十数万人，成为阻止满洲铁骑入北京的最重要。由于是咽喉要地，“系天下安危于一垣”。几十年来，满族骑兵屡屡试探性进攻，但均于关前止步，无法逾此天险雄关，只能多次绕过山海关从别的隘口越过长城驰骋于华北平原。虽然克胜连连，但皆是得而失之，抢掠而去，原因正在于“山海关控制其间，则内外声势不接。即入其它口，而彼(明军)得绕我后路”(魏源《圣武记》)，由此，“(清军)所克山东、直隶郡邑，辄不守而(弃)去，皆由山海关阻隔之故”。 山海关这一组庞大的防御体系，是经过明朝260多年长期经营而最终完成，它以长城为主战，以山海关城为中心点，共有十大关隘、7座卫城、37座 敌台、14座烽火台等建筑组成，不仅主次分明，且点线呼应，布局合理，设计科学。其十大关隘南从老龙头开始，中间经山海关城，东北延至一片石(九门口)，共26公里，十座险关扼咽，重兴叠嶂，入海为城，确实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开”之势。值得一提的是，民族英雄戚继关在平定东南沿海倭患后出镇蓟州，在山海关一带大修武备，训练士兵，改进武器，巩固了山海关一带的山海之防。 王在晋本人并不知兵。他到任后，并无提出有价值的战略思想，只提出他自己的“八字方针”——拒奴抚虏，堵隘守关。后四字不必讲，核心内容是前四个字，拒奴，就是抵御女真的后金；抚虏，就是想大砸银子收买蒙古部落“以虏制奴。”此外，他还提出在山海关外重筑一关的不切实际的臭招。幸亏不久后，为明熹宗侍讲的大学士孙承宗前往山海关做实地考察，与袁崇焕等人一起否决了王在晋关外建关的荒谬建议。所以，这位王尚书在山海关几个月，基本没干实事，皇皇万言的奏书写了许多份，皆是书生空谈。 别的大臣视辽东如畏途，大忠臣孙承宗却以大学士之尊，自己主动要求去山海关担任辽东经略。他到任后，推荐副总兵赵率教、满桂二人为助手，与袁崇焕一道，坚持力守关外的战略方针，在宁远、锦州一线布防，依托山海关，使之成为自努尔哈赤至皇太极均不能逾越的坚实防御体系。 孙承宗派出将领至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大凌河、小凌河各处筑缮城守，如此，自宁远城向前又推进二百多里，其间至山海关共四百里，加固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大防线。 孙大学士卖命卖力如此，由于京城内大太监魏忠贤等人的迫害，他们以柳河之战明军损失几百人为口实(柳河之役是明将马世龙的冒失进攻，其实只是小规模战败，无碍大局)，竭力攻击孙承宗，最后逼使他不得不请辞回家。 孙承宗走后，阉党成员高第接手山海关防御。 这位高第甫上任，出于胆怯，他就下令撤除宁锦防线，命外出明军回缩到山海关布防。为此，身在宁远的袁崇焕毅然抗命不从，表示宁可死于城中，决不回撤。袁崇焕坚决，别的明将不得不听命，纷纷从锦州、右屯等地狼狈回撤，丢失粮储无数。数十万辽民，也哭天喊地地被逼，只得重回关内。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为人慷慨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扼塞情形，以边才自许”。天启二年，他由邵武知县任上入京述职，为御史侯恂推荐，破格拨用，升为兵部职方主事。广宁溃师，无数明军明将败撤于关内，惟独袁崇焕一人单骑出关，随行随观，精心记忆山川形式，并详细记录防御要点。回京后，他上疏奏言：“给我兵马钱谷，我一人足守山海关外！”明廷当时为之一振，立擢其为佥事，监关外军，发帑金二十万给袁崇焕，让他招兵买马。 行前，他去看望了被“双规”软禁在京城的熊廷弼。两人唔谈整整一天，相见恨晚。特别是老熊得知这位袁爷自己持同样的“先守后战”的战略方针，大喜之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向袁崇焕传授了自己宝贵的战争经验，并画详细地图与对方。 到山海关后，袁崇焕抚定哈剌慎诸部，深夜进驻中左所(距山海关约四十里)。在孙承宗支持下，他在天启四年(1624年)重筑宁远城，使这个原本的堡垒小城，俨然成为关外重镇，防守设施极其完备。 果不其然，天启六年(1626年)开春，努尔哈赤亲率六万后金精兵，矛戈一新，直向宁远杀来。此城位于辽西走廊中段，西距山海关一百公里左右，东距沈阳三百公里，北依高山，南濒大海，实为通往山海雄关的咽喉所在。 此次出兵，后金号称二十万。努尔哈赤抵达宁远后，先招降袁崇焕。 袁崇焕笑谓使者：“二十万大军，没那么多吧，听说只有十三万，我大明将士，又有何惧！”然后，他率大将满桂、祖大寿等人集体招集将士，誓以死守。为激唤忠义之气，袁崇焕热血为书，亲执牛酒，遍拜将士。明军上下思愤，踊跃效死。 于是，在袁崇焕精密布置下，明军尽撤城周百姓入城，坚壁清野，并在城上安罩了当时最为先进的西洋“红夷大炮”十余门。值得一提的是，宁远城内，明军只有兵力不到二万人。 见劝降不成，努尔哈赤下令后金军进攻。一时之间，后金大辫子兵蔽野而来。他们群涌向前，先推楯车，依次弓箭手、车兵、重铠铁骑，坚实而又杀气腾腾往城墙方向移动。 袁崇焕镇静淡定，手挥令旗，明军发炮。震耳欲聋之间，炮弹在后金队伍中开花，坚厚高大的楯车以及周遭的推车后金士兵顿时间被炸成木肉混合的屑沫，红雾狂飞。 即使如此，后金兵仍奋不顾死，蚂蚁一样踊至城下，玩命挖凿城墙。幸亏天寒地冻，宁远城多处城墙砖石虽然穿，但冻土坚实，没有垮塌下来。 由于攻至城下的后金士兵不在大炮射程内，明军想出新招，把火药塞入棉被中，投入墙下正挖墙角的后金士兵群中。然后，守城明军用弓箭射火，登时棉被四处开花，大火烧死不少后金兵，他们攻城的楯车、云梯也被纷纷点燃。 这样，激战二天有多，由于宁远城上红夷大炮太厉害，努尔哈赤只得望城兴叹。惟一让他略感安慰的是，后金一部攻杀觉华岛守卫粮仓的明军数千人，总算挣回一点面子。恼急之余，后金军把岛上数千居民均屠杀殆尽。 二十七日，努尔哈赤骑着高头大马，撤围前想亲自再看一眼宁远城。结果，大炮又响，一枚铁丸透入坚甲，直插入他的背中。虽然当时不要命，也使得这个老女真贼酋立马吐血。受伤加上兵员重挫，他只能下令解围回军。 后金军撤退途中，袁崇焕命令祖大寿、满桂等人率领明军追击，突出奇兵，把代善一军杀得大败亏输，金鸡岭下，留下两三前大辫子的尸体。后金军狼狈而去。 由于高丽参一天几根吃着，受伤的努尔哈赤在病榻上残喘了半年多，最后还是抱恨而死。 当然，清朝的官方文件讳口不言努尔哈赤真实死因，只说他是病死。明朝人讲这位奴酋是宁远失败后“疽发于背”而死，即气闷而死。其实，大炮的铁丸子才是他真正的死因。 胜讯传来，明廷上下，一片欢呼。八年以来，第一次生挫后金兵锋。由此，袁崇焕被提升为右佥都御史，加辽东巡抚，诸将各有升赏。当然，“厂臣”魏忠贤功劳最大，“宁运大捷”被说成是他本人“指挥帏幄”的结果，其宗族子弟，为此均得荫赏。一直驻守山海关畏缩不出兵求援的高第，由于他是阉党人员，只落得去职闲住的小小处分。 宁远之战后，坚城大炮，成为明军战略指导思想。为此，明熹宗还下诏封十几门西洋大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这比起秦始皇封避雨的五棵大松树为“大夫”，确实有“进步”意义。此后，明与后金之间的形势，从原先后金单方面的进攻，变成了双方的战略对峙。
范文程：大清第一文臣，深受皇太极器重
他出身名门，乃宋代大学士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孙。 他满腹韬略，乃公认的史上“十大谋士 ”之一。 他辅佐清初几代帝王，为满清开创帝业立下了不朽之功。于是，有人说他是千古第一大汉奸。 他一生历清四世而佐其三主，功绩堪比汉之张良、明之刘伯温。于是，又有人说他是远见卓识的谋略家，至于那个腐朽的明朝廷叛了也罢。 他就是清初一代重臣、文臣之首、汉官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范文程。那么，在“满官”“汉官”矛盾尖锐的清初朝廷，范文程凭什么能历经四朝，在皇权更迭的血雨腥风中，始终稳居“大清第一文臣”之位呢？ 8年寂寞的冷板凳 范文程，字宪斗，生于公元1597年(明万历25年)，卒于公元1666年(清康熙5年)。今辽宁沈阳人。他祖籍江西，按谱系，他是宋代名儒、名臣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孙。他的曾祖名范锪，曾任明兵部尚书。因其为人刚直不阿，受到当权大臣严嵩的排挤，只好弃官离去。后来，他家族流落辽东沈阳，范文程就出生在这里。 关于范文程投清，清史上说的不那么清楚。有种说法流传比较广泛，说范文程考上秀才后，正赶上努尔哈赤攻陷抚顺，范文程“仗剑谒军门”，也就是毛遂自荐，请求加入后金政权。努尔哈赤接见了范文程，知道他是名门子孙，很高兴，郑重嘱咐他的儿子们和诸大臣，要好好对待他。 不过，这种说法颇有疑点。当时范文程也就是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他凭什么资历去“仗剑遏军门”，并得到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收纳和肯定？仅凭老祖宗范仲淹？殊不知，当时的努尔哈赤，对汉人十分鄙薄。他当时的政策就是“诛戮汉人，抚养满洲”，惯常的做法，第一是杀，第二是籍为奴，同时，努尔哈赤对明朝之衣冠人物(包括儒生)也十分反感，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可见，范文程根本不可能被“重用”。 倒是野史有一种说法可信些。据说，努尔哈赤攻克抚顺等地，大肆掳掠，其“论功行赏，将所得人畜三十万散给众军，其降民编为一千户”。范氏兄弟，亦当在降民之列。由于范文程长得又高又大，引起努尔哈赤注意，便招至席前问话。范文程是何等聪明机敏！估计他给努尔哈赤留下的印象很好，于是，努尔哈赤便将范氏兄弟分给了镶红旗。 《清史稿》记载：“上伐明，取辽阳，度三岔攻西平，下广宁，文程皆在行间”。“皆在行间 ”，用词很妙，“行间”是什么？可以是谋士，也可以是随从，更可以是随军打仗的汉人奴隶。 显然，范文程并未受到努尔哈赤的重用，也没得到努尔哈赤的充分信任，热闹了一段时间后，就在一个不大不小的章京的位置上坐了8年的冷板凳。 章京这个官衔可大可小，一般小章京指的是那种文书类办事员，大体上相当于今天中央政府机构里科级主任科员或副处级调研员之类。 这8年的时间里，范文程可以说是怀才不遇、相当寂寞。 遭遇伯乐皇太极 正当范文程郁郁不得志之时，皇太极即位，范文程的春天来了。 皇太极对范文程另眼相看是因为一件事。 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皇太极攻打林丹汗，占领了归化(今呼和浩特)，林丹汗却率众渡过黄河，向西逃走。后金几万大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继续进攻敌踪不明，原路退回士气必将受损。 范文程、宁完我等人主张进攻明朝：当乘其不备，直抵北京，讯其和否，毁山海关水门而归，以壮军威。皇太极依计而行，满载而归，士气大振。 慧眼识才的皇太极对这个年轻汉官的才学和谋略备加赞赏，他很快把范文程招到自己身边，让他参与了军国大政。二人惺惺相惜，堪称知音。 皇帝与臣子的情谊，通常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相互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然而皇太极与范文程，却似乎是个特例。他们君臣之间真挚的情感，默契的配合，让人感叹。 皇太极的忠实御用智囊 皇太极即位，面临君权与满洲贵族利益水火不容的处境。范文程毫不犹豫，立场坚定地站到皇太极的阵营中，成为御用智囊团主要成员之一，从而深得信任与倚赖。 不仅忠诚，作为名人之后的范文程也相当有谋略。皇太极执政时期制定的许多策略，不能说都是范文程一个人的智慧，但至少，他给皇太极出了不少好主意。 宁远之战后，明朝派袁崇焕督师辽东，蒙古又背叛了与后金的盟约，后金面临着极大的困境。此时袁崇焕整顿军备需要时间，提出议和。范文程建议皇太极将计就计，提出以议和对议和以争取喘息的机会，并提出了征抚蒙古，恩抚朝鲜，招抚明将的策略，有力地扭转了不利局势。 皇太极执政之初权力不稳，范文程又针对四大贝勒共治国政所造成的权力分散的弊病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建立适应皇帝权力的政体制度，以利大权集中，政令通顺。 在袁崇焕做好充分准备即将攻打后金之时，范文程又向皇太极提出借道蒙古，绕过锦州宁远攻打北京，使袁崇焕被动地回师北京，造成其引八旗军入关的假象，遭致杀身大祸。 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蒙古林丹汗妻子来降，带来传国玉玺制诰之宝后，建国一事提上日程。范文程审时度势，提出“侵扰、等待、建号、建制”的方针。即继续侵扰明朝，等待时机。大凌河战役胜利后，大批明将来降，明朝的辽东防御土崩瓦解。恰逢此时，范文程进言皇太极称帝。这既可表明皇太极不再是和蒙古诸汗一样的边族之国，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又是后金征伐事业的新起点。 肝胆相照的君臣际会 皇太极在对范文程的使用上，做到了“用人不疑”，从而为这段君臣际会的佳话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据说，为表示尊重之意，不论人前人后，皇太极对范文程一律以“范章京”相称。皇太极不仅对“范章京”言听计从，而且每逢诸臣议事，若范文程不在场，皇太极必定先问：“范章京知否？ ” 每当群臣意见不一议事不决的时候，皇太极就说：“何不与范章京商议一下？ ”只有当众臣下说：“范文程已经同意。 ”皇太极才最后批准。有时，如果范文程生病没上朝，皇太极甚至会将一些事情延后，等范章京病好后再作裁决。后来，凡是范文程起草的文件，他不再过目便予批准，他说：“我相信范章京不会出错。 ”就此，范文程成了真正的大章京。 君臣二人私下的关系也极为亲密。皇太极经常将范文程召入宫中议事，二人经常一坐就是几个时辰。有时，范文程深夜刚刚离开皇宫回家躺下，皇太极又派人来请范章京进宫议事。 皇太极还经常让范文程陪同进膳。范文程有一次入侍，面对美味佳肴，想到家中的老父亲还没有尝到过，迟迟没下筷子。皇太极立刻明白了他的心意，立即派人把这桌美味佳肴原封不动地送给了他的父亲。 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农历七月，皇太极赐予范文程一等大臣的品级，此时的范文程俨然稳居清政权汉族文臣第一人的位置。 险遭夺妻之辱仍以大局为重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皇太极突然离世，形势对于范文程急转直下险恶万分。 福临被推为新君，是八旗贵族内部各派激烈争斗的暂时妥协。福临继位以后，这一斗争仍在进行。八月十六日，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向郑亲王济尔哈朗、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游说，谋立多尔衮为君，代善、多尔衮告诸王贝勒，遂以扰政乱国的叛逆罪，将阿达礼、硕讬处死，籍没其家。范文程原是硕讬的属下人员，此时被拨入镶黄旗。 范文程刚刚避免了因旗主硕讬乱国而险遭不测之祸，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烦。摄政王多尔衮之亲弟豫郡王多铎色胆包天，竟然要抢夺范文程漂亮的老婆，经过一番周折，才得到解决，诸王贝勒审实后，决定罚多铎一千两银子，夺其十五个牛录。范文程虽然化险为夷，但仍不免忧心忡忡。多铎日后会舍此不究吗？万一追念前怨，范文程恐难免灭门之灾了。 尽管身遭故主被戮、爱妻险被欺凌的双重危难，范文程仍以大局为重，在清朝入主中原这一紧急关头，献计献策，立下了大功。 将自己撰写所有文件的草稿付之一炬 范文程是满清开国功臣，功盖一时。然而，他又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 他知道，他是汉人，相对满清皇室贵族而言，出身卑微，一奴才也。因此，其一生处处小心谨慎，避免“功高震主”，以求“安身避祸”。他既要运用谋略对付敌人，以取得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胜利，又要谨防祸起萧墙，巧妙摆脱内部的倾轧。他的一生，凭借智慧，应付自如，多次化险为夷，终使自己的地位安如磐石。 范文程为人深自谦退，从不矜伐其功。这一点，在满清权力更迭的残酷政治斗争中，表现尤为突出。他信守一条基本原则，始终保持谋臣的公允地位，从不参与权力之争。但是，他是皇太极的最重要谋臣，难免招致摄政王多尔衮的诸多猜忌，顺治五年，摄政王多尔衮大权独揽，曾命范文程等人删改《太祖实录》，范文程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一旦政局有变，恐有杀头之祸，遂以养病为由，闭门不出。果然，多尔衮死后即被问罪，清史记载，范文程“与同官当连坐，上以文程不附睿亲王，命但夺官论赎。是岁即复官。 ”他的机智谨慎，终使其安然无恙。 范文程一生所进奏章，数量惊人，尤其是皇太极当政时期，众多重要的奏章多出自范文程之手，但是，他却焚毁了他撰写的所有文件的草稿，在他看来，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的。事实上，历代伟人之作，很多都出自属下之手，但凡渲染此等事者，均无好的下场。范文程深知其中之奥秘，从不居功自傲。他的做法，就是不说，也不存，统统付之一炬。 急流勇退安享晚年 顺治十一年八月，顺治帝福临特加封范文程为少保兼太子太保。显然，顺治皇帝福临对范文程是相当敬重的。他说，“文程在盛京时不附贝勒，后亦不附睿亲王，众所共知。 ”但这时，范文程却急流勇退了。他上疏称谢的同时，却以体弱多病为由请求退休。顺治皇帝福临温谕慰勉，同意他“暂令解任”，一个“暂”字，说明顺治皇帝还是想待其病愈后再召用他的。顺治甚至还亲自为他调药；遣画师为其画像，藏于内府；又经常赐给他御用衣物，因为范文程身体高大魁梧，还下令为他特制衣冠。 然而，范文程去意已决，政治之凶险，他是了然于胸的。“乞休 ”之后，他干什么呢？与好友亲朋种种花木，写写诗词，教教学生，从此不问政事世事，一心一意安度晚年了。 公元1666年(康熙五年)八月庚戌，自称“大明骨大清肉”的一代谋臣范文程去世，卒年70岁。康熙皇帝“亲为文”，赐葬于北京怀柔县之红螺山，立碑以纪其功绩。此后，康熙还亲笔题写“元辅高风”，以为范氏祠堂的横额。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范文程面对各种复杂的形势，能够识大体、顾大局，言所当言，为所当为，不仰人鼻息，不随风摇摆。他韬略过人，又能悟移人主，急流勇退。几经血雨腥风仍能稳坐“大清第一文臣”的位置实在是因其大智大慧。
是谁让慈禧家族断子绝孙
1875年2月12日，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同时在头版刊发了一则极短的报道，正文只有14个英文单词：“来自中国的电讯表明，这个国家的内战将无法避免。” 次日，这两家报纸又在显要位置刊发了一篇报道，称虽然醇亲王之子(即光绪皇帝载湉)已被选为接班人，但同治皇后阿鲁特却身怀有孕，如果她能诞育一位皇子，则帝位之争必将趋于激烈。报道说，传言皇后已经自尽，但无法得到证实。 此时，距离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正好一个月，尽管大清国竭力给国民和世界营造一个印象：大清国的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越来越好。但在这大好形势下，西方人似乎并不领情。1月31日，这两家大报的头版上就同样刊登了一则短消息：“传言说，因皇位继承问题，北京已经爆发骚乱。” 有关红墙内阴谋的种种揣测，在西方蔓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年43岁的恭亲王奕，再度站到了风口浪尖。 “可怜天子出天花” 同治皇帝的夭折，吸引了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这无疑是因为中国绝对无可否认的大国(并非强国)地位。 《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在得到同治死亡的消息后，发表了一篇题为《英国与中国》(England and China)的文章。文章认为，同治皇帝统治着3亿多的庞大人口(英德当时的一些地理学家甚至估计当时中国人口在亿)，远远超过大英帝国(包括所有殖民地)的亿人口，两国人口相加，就等于人类总人口的半数以上，这是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事情，中英两国无可争议地是世界上的最大的国家。 如今，这个与英国一般伟大的国家失去了他们的领袖，世界当然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官方公布同治的死因为天花后，一时之间，天花(smallpox)和种痘(vaccination)的基本知识就成为西方各报争先报道的内容之一，以满足读者的强烈需求。 天花之外，有很多非官方的史书，认为同治皇帝少年风流，私生活不够检点，沾染了严重的性病。这些疾病与天花协力，摧毁了这个少年天子。而史家们争论不休的，就是谁该对同治皇帝的放荡负责。在这些责任人中，公认的、首当其冲的就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 慈禧太后被攻击的理由，是因为她过度干预了儿子的房帏秘事。传言她并不喜欢皇后阿鲁特氏，以至于同治皇帝不敢与皇后同房，却也不愿按照慈禧的心意，去临幸她所钟意的慧妃(富察氏)，于是，经常独宿养心殿，为了解闷，便开始偷偷溜出宫去寻花问柳。而为了防止被官员们撞上，他还不敢去高级娱乐场所，尽选择那些低档的、官员们不常去的地方，结果沾染了一身的性病。 恭亲王被攻击，则因为正是他儿子载澂，充当了皇帝寻花问柳的伙伴。而恭亲王又以从儿子那里逼问得来的实情，作为向皇帝进谏规劝的砝码，导致与皇帝关系紧张，双方关系搞僵，恭亲王不久被同治皇帝以“无人臣礼”为由，予以“双开”(取消亲王爵位、撤去一切职务)，引发轩然大波。 接班人选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同治皇帝终于病倒了。在他病重无法办公的时候，任命了自己的老师李鸿藻代行批答奏章，李鸿藻很谨慎，只敢批示“知道了”、“交该部议”等废话。一周后，在亲王们的请求下，同治皇帝同意，除了汉文奏章让李鸿藻代批外，恭亲王代批满文奏章。慈禧太后则召集军机和御前大臣，发表了重要讲话，谈了一个小时之久，大意就是皇帝如今都无法亲自批阅文件，要大家想想办法。恭亲王带头表示，自然还是要请太后出来掌舵。慈禧指示“此事体大，尔等当先奏明皇帝”。次日，同治在病榻前召见恭亲王，亲自交办该事，“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拟求太后代阅折报”，并叮嘱恭亲王“照常好生办事”，“语简而厉”。随后，就发布上谕，由太后批阅裁定折件，恭亲王到手才5天的文件审批权，就又消失了。 比文件审批权更重要的，当然是接班人的问题。 同治皇帝死后，有关其接班人的选择乃至争论过程，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而在野史中，却存在许多不同的版本。 说法之一，是当时皇后阿鲁特身怀有孕。果如此，当然必须等待她的临产，如果所生是男孩，继承人问题迎刃而解，如果所生是女孩，则再另行挑选接班人。史家经常引用的一段“野史”，说是慈禧当时表示：“皇后虽已有孕，不知何日诞生，皇位不能久悬，宜即议立嗣君。” 恭亲王则认为：“皇后诞生之期已不久，应暂秘不发表，如生皇子，自当嗣立，如所生为女，再议立新帝不迟也。” 其他王公大臣也几乎赞同恭亲王的意见，但慈禧却坚决反对：“现在南方尚未平定，如知朝廷无主，其事极险，恐致动摇国本。” 这个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段子，其实连野史都称不上，其来自两个英国人写的《慈禧外纪》(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而这本初版于1910年、畅销世界数十年的“历史巨著”，已经被无可争辩地确定为“伪书”----一部彻头彻尾的历史小说而已。两位作者创作同治皇后怀孕的灵感，估计就是来自于那与中国御史们一样“风闻报事”的《纽约时报》驻华记者。 说法之二，同治皇帝曾想立孚郡王之子、贝勒载澍为接班人。据说同治已经要求其师傅李鸿藻在病榻前起草这一传位诏书。但这一说法同样源自《慈禧外纪》，被国内大量辗转摘引后，添油加醋，最后说是李鸿藻心中害怕，起草完后就到慈禧那里去汇报，慈禧一看大怒，下令将皇帝“尽断医药饮膳”，活活饿死了这亲生骨肉、少年天子。 说法之三，是同治皇帝选择了自己寻花问柳的哥们、恭亲王之子载澂。据说，因此之故，当同治皇帝驾崩，慈禧召集领导班子商议接班人大事时，恭亲王居然说了句：“我要回避，不能上去。”这一说法，来自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但日后官至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当时还在老家刻苦攻读迎接高考呢，这当然也是道听途说。 说法之四，则是从下一辈的“溥”字辈选择，这一辈居长的是当时6岁的溥伦(后出任农工商大臣，拥护共和)，但溥伦的父亲载治却是从远房过继给隐志郡王奕纬(道光长子，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长兄，早夭)的，不是近支亲室，血统不纯。这说法，同样源自于《慈禧外纪》而被广为转载，极不可靠。 尽管以上说法的来源都相当不靠谱，但也大致列举了当时可能的接班人选。从各方面衡量下来，载湉(光绪)作为接班人的确是相当合适的，尤其在血统上，他不仅是醇亲王奕譞之子，最纯正的天潢贵胄，而且其生母、醇亲王福晋正是慈禧太后的嫡亲妹妹，也就是说，慈禧太后身兼载湉的伯母和姨妈双重关系，这是其他皇侄们(包括恭亲王的儿子们)所无可比拟的。 绝路皇后 同治皇帝死后不久，皇后阿鲁特便也香消玉殒。 根据官方公布的文件，这位皇后死于悲痛，“毁伤过甚，遂抱沉疴”，官方的评价很高，说她正位中宫后，“淑慎柔嘉，壸仪足式。侍奉两宫皇太后，承颜顺志，孝敬无违。”悲痛是可以想见的，而一个21岁的健康的年轻女子，会因悲痛过度而死亡，则是比较离奇的。也无怪乎后来野史中出现很多段子，来试图重新阐释阿鲁特的离奇死亡。 以《纽约时报》等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乐于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解读皇后之死，而其立足点就是皇后其时身怀有孕，慈禧为了一己的权欲，居然连亲生的孙子(或孙女)都不顾，迫害皇后致死。这种说法，到了《慈禧外纪》出版后，辗转摘引，几乎成了一种定论与共识，尽管其毫无史料支持。 中国本土产的野史，在更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婆媳是天敌”之外，也将焦点聚集在权力斗争上：阿鲁特皇后将是慈禧太后干预政治的竞争对手之一。各种段子综合起来看，基本说的是同治死后，慈禧便有逼死皇后的打算，逐渐断绝了她的饮食供应，皇后无奈，写信给娘家，其父回信只有四字“皇后圣明”。皇后知道娘家也没办法了，只好自杀身亡。关于她的自杀，有说是吞金，有说是绝食。 当后世将所有的指责都指向慈禧时，一个美国学者却发出了惊人之语：所有这些，都可能是恭亲王的阴谋。 凶手就是恭亲王？ 美国学者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他那本极为畅销的慈禧传记《龙夫人》(Dragon Lady)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说同治皇帝、皇后、荣安公主的一连串离奇死亡背后有阴谋的话，那最大嫌疑人不是慈禧，而是恭亲王。 西格雷夫首先排除了慈禧太后“作案的动机”：无论如何，阿鲁特能够成为同治的皇后，必定是经过慈禧的首肯；而自己的孙子(如果阿鲁特真怀孕的话)能继位，对慈禧的地位不仅没有伤害，而且还将“给她在下一代中的安全提供保证”。其实，西格雷夫没有提到，作为太皇太后，并不必然丧失自己的权力，清代初期的孝庄太后，就是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在其孙子康熙皇帝的早期，成为执掌实权的摄政者，而不是康熙的生母。太皇太后摄政的难度，并不比皇太后摄政的难度高多少，两者都是同样的权宜之计而已，关键在于政治力量的平衡。 西格雷夫还引用了一个此前没被人关注的细节：就在一连串死亡发生的时候，慈禧本人也身染重病，并且蔓延了8年之久。加拿大华裔学者邝兆江(Luke S.K. Kwong)在其由哈佛大学出版的英文著作《百日维新的碎片》(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中，考证了慈禧太后一直患有严重的肝病。而在1875年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发回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明确地说：“(慈禧)太后，两位摄政者中更有权势的一位，也病得很厉害……数月以来，(慈禧)病得如此厉害，以至于街头百姓中每天都有入预期她会死掉，甚至有好几次谣传她已经死了。” 据此，西格雷夫问道：“到底是谁给慈禧所有的直系家庭成员下了毒呢？恭亲王毫无疑问有最强烈的动机，但他并不会弄脏自己的双手。如果真的有必要下狠手的话，自有李鸿章这把老练的解剖刀替他完成这项秘密的外科手术。”而他认为，恭亲王的动机在于，“同治已经给亲王带来了10年的麻烦和阻碍，恭亲王的恼怒可能转嫁到了慈禧头上，怪她没有对儿子采取强硬手段，因而牵涉到了亲王自己的利益……无论是谁做出了这样的安排，总归是有人决心要干掉同治，还有他的皇后、他的母亲和他的异母姐姐，就好像是为下一拨食客匆匆打扫宴会的餐桌。” 恭亲王的性格是绵里藏针的，在阴柔的外表下，却是一种果决，这在其打倒肃顺等“八人帮”及解散阿思本舰队时展露无遗。当他在慈禧身后，高举旗帜、高喊万岁时，慈禧如果真能对他彻底放心，慈禧就不会成其为慈禧了……
康熙继大统真相：得天花大难不死
随着顺治的死去，康熙皇帝登上了大清江山这一块舞台当中，成为了我们这本书的主角。 一、康熙皇帝继位真相大揭秘 问题在于，顺着皇帝为什么会选择他年仅不足8岁的儿子爱新觉罗·玄烨继承皇位呢？他是如何登上这个位置的呢？ 1.顺治皇帝的遗嘱 我们的揭秘《康熙王朝》也正式拉开序幕了。 但是，在这个顺治、康熙交替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交接仪式。 在这个交接仪式我们就要说到写遗嘱这一段，记遗嘱这一段在电视剧里面是临死的顺治皇帝让爱新觉罗·玄烨的师傅魏承谟过来记录遗诏。我们来看这一电视： “好！这是一件天大的公事！魏承谟！” “臣在！” “草诏！” “领旨！” “朕诏告天下，朕继位以来，倾心向佛。今日顺从天意，出家为僧。朕决定将皇位禅让于三阿哥玄烨。” 但事实上呢？是魏承谟记的遗诏吗？ 2.魏承谟和魏东亭的原型 我们查证所有相关的记载，可以知道：绝对不是魏承谟记的遗诏！ 那么，在历史上，记录遗诏的到底是谁呢？ 在历史上，记录遗诏的是两个人，一个叫张熙，一个叫麻勒吉，这两个人记遗诏。 那怎么就会出来个魏承谟呢？魏承谟这个人到底有没有？ 我们查证所有相关的记载，可以知道：历史上就没有魏承谟这个人！ 问题又来了，康熙皇帝师傅是谁呢？ 我们查了查，康熙皇帝的师傅叫范承谟！ 也就是说，不但魏承谟这个人没有，而且魏承谟的儿子魏东亭在历史上也没有这个人——没有爹，哪里会有儿子呢？ 但是，在电视剧中，魏东亭这个角色是陪着幼年康熙皇帝读书的。在历史上，陪着幼年康熙皇帝读书的这个角色到底是谁呢？ 这个在历史上得有人陪着他读书。不过陪康熙皇帝读书的人那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鼎鼎有名的人物的祖宗。谁啊？曹雪芹的爷爷曹寅。 曹寅，最近在网络上，一直在争论着，这个曹寅到底应该是曹雪芹的父亲还是曹雪芹的爷爷！我还是认为这个曹寅应该是曹雪芹的爷爷！ 不管怎么说吧，您就可以看到，《红楼梦》人家曹雪芹怎么能写出来的？那是人家家学渊源，人家祖上是陪皇上读书的人！ 而曹寅他们家是江宁织造，就是管理咱们南京进贡的丝织品的，那阵南京的丝织品都是皇帝来用的。所以曹寅他们家也应该是有点钱的。再加上曹寅在皇宫里面，所以曹雪芹描述的红楼梦里面那些奢华的生活那应该是有的。那他都见过，而且尤其是讲穿的什么衣服，那些方面的描写特别的真实，极为真实。 3.登基大典的秘密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要说到还有一个登基大典——在电视剧里面，顺治皇帝死了以后，康熙皇帝即位的时候要有一个登基大典——这个登基大典是由吴良辅来主持的。 其实，历史上，真正的登基大典是完全不可能由吴良辅来主持的。 为什么呢？这里面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吴良辅是个太监。 这个吴良辅本人原来是个太监，你听说谁家登基大典用太监来主持？这不是说大清朝就到这儿就没后代了。 此外，在电视剧中，当时这个吴良辅还有个更加特别的身份也挺有意思的，他还是鳌拜的干儿子！ 这在历史上其实是完全不可能的！鳌拜给吴良辅当干儿子还差不多！你听说过谁家找太监当干儿子的？这不是诅咒人家绝后么？ 你看人家魏忠贤，手下好几十个干儿子，你听说魏忠贤是那个正常人的干儿子了？不可能的。何况，在当时，吴良辅还是很红的一个人——比鳌拜要红多了！ 吴良辅在当时是极红的一个人，但他的红不是因为他是鳌拜的干儿子，而是因为什么呢？他是受皇帝的赏识，皇帝宠他比宠别人都宠。皇帝最听他的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前朝的太监——吴良辅伺候过明朝的皇上！到清朝入关以后，他又伺候清朝的皇上，他知道怎么讨皇上的欢心——当时整个清朝宫廷里面所有的太监都归吴良辅一个人管。 由此可见，吴良辅的权利之大！而且那一阵子，顺治皇帝跟明朝学了不少的坏的地方——诸如明朝皇帝设置的东厂、西厂、锦衣卫之类，顺治皇帝都设置了类似的特务机构！而且上述衙门都统统归吴良辅管辖。谁家有什么一点风吹草动，比如你鳌拜今儿个说人家皇上什么坏话了，人家吴良辅马上就可以知道的。 但是就连这么大的权利的人，他也不能去给人家皇帝主持登基大典。这是为什么呢？ 第二个原因：吴良辅这个人出家了。 吴良辅这个人为什么会出家呢？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交代过，吴良辅这个人是替顺治皇帝出家了！ 你想想，你听说过登基大典找和尚主持的吗？ 因此，这也不对。所以，已经出家做了和尚的吴良辅是不可能主持登基大典的。 第三个原因：吴良辅这个人没了。 什么叫没了啊？没了就是死了的意思。 好好的一个人，一个刚刚成为和尚的吴良辅怎么会没了呢？他是被谁给弄死的呢？ 那，当然是孝庄皇太后——现在应该是孝庄太皇太后了——把他给弄死的啦。 可是，孝庄皇太后为什么要弄死他呢？ 那是因为孝庄太皇太后恨吴良辅。 为什么孝庄太皇太后要恨吴良辅呢？ 在孝庄太皇太后看来，就是因为你吴良辅天天陪着陪着我儿子，最后让我儿子出家当和尚了；就是因为你没照顾好我儿子，你看看天天让我儿子跟着董鄂妃一起儿泡着，最后导致董鄂妃天花而死，我儿子也因天花而死——你是干嘛吃的？没你，我儿子不会有今天这么惨？弄得我们原来是孤儿寡母，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是孤孙寡奶了——这个大清朝真是一场危机连着一场危机，这些危机都是你吴良辅闹的。所以她恨吴良辅。 因此，在顺治皇帝去世之后，孝庄太皇太后马上派人处死了吴良辅！ 您想想，这个时候的吴良辅他已经没命了，他还怎么能够主持康熙皇帝的登基大典呢？ 现在的问题是，顺治皇帝为什么会选择他年仅不足8岁的儿子爱新觉罗·玄烨继承皇位呢？ 4.选择爱新觉罗·玄烨的原因 在电视剧中，是这样描述的：说是在众多皇子参加的廷试当中，这个爱新觉罗·玄烨的表现最为出色，最后他就当上皇上了。 那在历史上，爱新觉罗·玄烨真的是最出色的吗？ 最出色是真的，不过，这个出色不是说爱新觉罗·玄烨的聪明才智，而是说爱新觉罗·玄烨的身体——他的免疫系统最为出色！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早年间，爱新觉罗·玄烨曾经得过一场病——天花！而且，在他得天花之后，他居然熬过来了！ 在这里，我们要给大家回顾一下爱新觉罗·玄烨得天花历史：摄政王多尔衮的弟弟多铎是天花死的，顺治皇帝的妃子董鄂妃是天花死的，顺治皇帝本人也是天花死的！ 现在，我们说，这个爱新觉罗·玄烨，他也得天花了！而且，这个爱新觉罗·玄烨，他得天花的时间居然比他的父亲顺治皇帝还早，他还早就得天花了！ 多大的时候呢？一岁多的时候。 根据《汤若望传》记载，临死之前的顺治皇帝发觉自己身染天花，确定储君就成了燃眉之急。这个时候的顺治皇帝出于对幼主临朝、亲王辅政、大权旁落的忧虑，曾经召见汤若望，告诉他自己的决定：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堂兄安亲王岳乐。当时汤若望认为，幼主临朝固然要影响政局，但帝系的转移也会引发新的危机，所以汤若望力劝顺治皇帝把储君之位仍然留给顺治皇帝自己的儿子。 这个时候的顺治皇帝又想立次子福全为储君，而孝庄皇太后则坚持立第三子玄烨(即后来的康熙皇帝)为储君。顺治皇帝再度派人去征询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也力主立玄烨为储君，理由是玄烨出过天花，对这种可怕的疾病有了终身免疫力。 于是顺治皇帝遗命，以四大臣辅佐年仅不足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由此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时期——康乾盛世。
金朝的兴起:宋朝为了灭辽竟然暗中支持
金国是历史上很神秘的一个帝国，它的神秘不仅在于它崛起于神秘的白山黑水，更在于它神秘的史料记载。 首先，这个帝国，她到底是什么时候由谁建立的？如果按现存史料记载，她首建于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国父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汉名旻）。但问题在于这是真的吗？应该说不是。 北京大学的刘浦江教授有一篇《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对现存史料上关于金帝国建国史的记载提出诸多疑问，诸如宋金关系、辽金关系、确切的建立时间等，大多数问题都只能是疑问。但就建国时间这一点，刘教授比较明确地指出，金帝国以汉制称帝的时间绝对不会是政和五年。那具体是哪一年呢？他初步认定：可能在政和七年或八年建立了国家，国号是“女真”而不是“金”，大概在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改国号为“金”。 那么，当年辽帝国下属的女真部落，是如何从一个困于苦寒之地，连生存都难以保障的野蛮部落，飞速成长为灭辽破宋、炫赫百年的强悍帝国？究其根源，我们不得不说正是一位不能为人父的太监起到了国父的作用，这一切，还要从一个多世纪前的宋辽关系说起。 到底是谁违背了《澶渊之盟》 公元11世纪，人类公元纪年的第二千年伊始，毫无疑问是地球人类竞争最激烈的一个时代，原本始终逗留于原始部落阶段的蒙古草原终于迎来了一个重大突破，以汉唐制度建立了强大的契丹（大辽）帝国。中原的汉民族在经历了残唐五代的衰世后也终于结束了乱世，建立了强大的宋帝国。 宋神宗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宋廷议定通过一次大规模讨伐，荡平西夏已经具备条件，调动了三十余万禁军、数万蕃军、上百万辅助兵种和后勤部队，分五路大举攻入西夏，史称“元丰五路伐夏”。面对这样的形势，西夏赶紧向辽国求援。 事实上，每次宋军进攻西夏，西夏都会向辽帝国求援。辽国一般会从中斡旋，严重时也会陈兵边境以示压力。这一次显然是最严重的一次，一般的斡旋毫无意义，即使陈兵边境也无法阻止宋军主力深入西夏，辽帝国必须拿出更刺激的手段来引起宋廷的充分重视。当然，直接出兵攻入宋境似乎又太过分了，保护西夏虽然很重要，但也不至于因此和大宋全面开战，最终，辽帝国的做法是遣使重提关南十县的领土要求。宋辽双方经过反复交涉，最终议定宋方不归还关南十县，但将岁币从三十万提高到五十万。辽方则息事宁人，默许宋军灭夏。 最后，宋夏两败俱伤。宋军深入沙漠，虽然连接大胜，但是后勤不继，数十万士卒饿冻而死，无功而返。西夏虽然苦苦坚持到了宋军撤离，但也大伤元气，被打得“不复成军”，更被攻占了不少国土。辽帝国似乎成了唯一的赢家，只耍了耍嘴皮子，就平白无故地增加了岁币。然而，亡国的祸根却从此埋下。 当然，事实已经证明，辽军无力夺回关南十县，宋方也可以通过贸易把那三十万赚回来。更重要的是免去了兵祸，这无疑是一个双赢的合作模式，所以协议签订后双方都非常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从无人轻言违约，直到这一次。 宋神宗对辽方的违约非常恼怒，在临终前留下遗诏：“能复燕山者，虽异姓亦可封王。”须知宋朝建立百年，除了开国之初的一两位五代遗老，还没有谁能异姓封王，这个赏格相当诱人。严格的说，这份遗诏违背了《澶渊之盟》的精神，但很显然，宋神宗也是在认为辽方率先违约的心理背景下做出的决定。 从现存史料看，这份遗诏刚刚颁布时，在宋辽两国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因为这事儿其实不太靠谱，既违背祖宗订立的合约，又难以实现，渐渐被人淡忘，直到26年后童贯遇上马植。 当童贯遇上马植 童贯这个人名为后人所熟知，恐怕主要是来源于《水浒传》。然而历史上的童贯，远非小说中所描绘的不堪。他曾身先士卒，率军多次打败西夏，蚕食其大片国土，累计斩首数十万，毫无疑问是历史上军功最盛的宦官。宣和三年（1121年），童贯率军讨平方腊叛乱，因功获得了大宋帝国的最高荣誉职衔——太师。 还没完，这还不算位极人臣，还差一步——封王。 其实按宋朝的行情，已经不兴封王这回事儿了，混到太师就算到顶了。宋徽宗之前一百五十年，也就只出了赵普和文彦博两位太师而已。或许童贯也很困惑，他也在思考还能不能实现人生的进一步突破，最后他找到了答案——马植。 马植本出身辽国的大族，官至光禄卿，但在辽国人缘却很差，前途不是很光明，所以开始考虑通过出卖辽国的方式投奔宋朝。宋辽每年都要互遣宰相贺正旦，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宋廷遣端明殿学士郑允中出使辽国贺正旦，检校太尉童贯副之。马植听说童贯到了辽国，认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于是夜见童贯，声称有灭辽之策！ 这时童贯会这么想？也许刚开始他也很震惊，而且作为一名国家领导，他应该很清楚，收容一个辽国的叛徒本身也是违背《澶渊之盟》祖训的重罪。但是，辽道宗和宋神宗违约在先，也不是我童贯开的这个头，于是将马植改名为李良嗣，偷偷带回东京觐见宋徽宗。 李良嗣向徽宗提出：“辽国天祚皇帝荒淫无道，而女真恨辽人入骨，如果宋朝通过海路联络女真，一起夹攻辽国必然成功。”宋徽宗有点动心，但当时参与此谋的人都很反对，主要理由是宋辽两国交好百余年，宋帝国还占了人家不少便宜，没必要为一个小小的女真部落而挑开战端。更重要的是西夏马上就可以拿下了，就算要对契丹动手，也应该先把西夏这边解决干净再说。但李良嗣马上又说：“辽国必亡。陛下念旧民遭涂炭之苦，复中国往昔之疆，代天谴责，以治伐乱，王师一出，必壶浆来迎。万一女真得志，先发制人，事不侔矣。”（《续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一），意思是说：幽燕本就是大宋的国土，人民急切盼望宋廷来解放他们，大宋要抓紧时间，不然被女真抢了先就麻烦了。 女真这个部落据说是肃慎或者靺鞨的后裔，跟渤海族也有一定的亲缘关系，生活在辽帝国上京临潢府更北的黄龙府（今吉林长春农安县）附近，主要以渔猎为生。注意是渔猎，而不是游牧，也就是只会猎取野生动物，连放牧的技术都还没有掌握，非常落后。 辽帝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主体民族有契丹南院、契丹北院、奚、乙室、汉、渤海六大民族，另有祖卜、女真等49个小部族。宋人应该对六大民族比较了解，但是对49个小部落未必就很熟悉。由于宋帝国有过挑拨辽帝国内部奚、汉、渤海等族叛乱的前科，所以辽人非常防备，一般不允许宋人和辽国其它民族接触，更由于地理位置所限，当时宋人对女真这个部落的了解应该局限于东珠、猎鹰等几种特产上，具体情况只能听李良嗣的一面之词。李良嗣则充分利用这个信息不对称的优势，让宋朝的核心决策层相信了女真部非常强大，而且有意反辽的说法。 事实上，当时辽国的局势确实不太景气，但还不至于全面崩盘。金国后来号称辽国对他们严酷压迫，所以起兵反辽，此说虽不失真，但也明显夸张。辽帝国在古代，算是国内民族关系相当和谐的一个典范，要说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一点压迫都没有也不至于，但绝对算是相当仁慈的。更何况以女真的实力，既无生产力又无国家组织，根本不可能对抗庞大的辽帝国，就算有一点压迫也只能屈从。李良嗣编造女真可以助大宋灭辽，就相当于说拉登可以灭美国一样，但是由于宋徽宗、童贯等人对女真的情况实在不了解，又被灭辽这个大功所吸引，几个好大喜功的人终于被李良嗣所利用，成为了他成就盖世奇功的工具。 海上盟约，宦官封王 确定了扶植女真、夹击辽国的战略，宋徽宗赐李良嗣国姓，任秘书丞，负责联络女真。赵良嗣通过海路，绕开辽帝国的监视，多次潜入女真部，密谋叛辽。在得到宋帝国的撑腰后，女真部明显嚣张起来。政和二年（辽天庆二年，公元1112 年），辽帝国召集各部族在混同江聚会，女真部都勃极烈（部族最高领主）完颜乌雅束派其弟完颜阿骨打参加，却对天祚帝非常不尊重，引起辽帝震怒。而按辽帝国的民族自治制度，各部落首领由本部世袭选举产生，但也要经过朝廷的认可，并接受朝廷指派的祥稳统领。但政和三年乌雅束卒后，没有向辽帝国告丧，阿骨打直接继位，也没有接受朝廷指派的祥稳，正式脱离辽帝国直辖。 然而这些行动始终没有引起辽帝国高层的警惕性，仍然认为这是普通的部族滋事，没有把落后的小小女真部落放在眼里。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一次是有宋帝国在背后搞鬼，女真在宋帝国的扶植下，短短数年，已经拥有了完善的国家机构和军队组织，完全可以与士气萎靡的辽军一战。直到女真军攻克黄龙府才真正引起辽帝国高层的重视。但为时已晚，渤海族也开始叛乱，辽军士气、军纪全无。由于辽帝国的防御策略主要是针对南方的宋帝国，主力部队和工事都在南方，对北方平原防御很少，极易被骑兵突击，于是天祚帝放弃国都，由秦晋国王耶律淳留守，逃往云中府（蒙古）。 相对于女真的攻势，宋军始终没有动作，这不是因为童贯不想打，是因为他暂时还受到西夏和国内方腊叛乱的牵制。宣和四年（1122年），童贯终于把西夏打趴下，并且剿灭了方腊叛乱，将十五万陕西军，数万藏、羌军集结于河北边境。刚开始的时候，辽国人还以为他是来帮助镇压女真叛乱的，遣使到宋军中求援，才知道居然是夹击的！ 辽人现在才彻底醒悟，女真叛乱原来是自己百余年来一直事为兄长的宋帝国在背后搞鬼，非常伤心，遣使向童贯哭诉：“我国女真部叛乱，也是大宋所憎恶的。今天大宋图一时之利，弃百年之好，结豺狼之邦，为他日的大祸埋下伏笔，到时候怎么办呐？救灾恤邻是古今通义，才是大国应有的作为啊！”辽使这番话也极有见地，敏锐地指出了宋帝国不懂得唇齿相依的短视行为，童贯无言以对。 但是在童贯看来，百年盟约又岂有他封王这个历史纪录重要呢？即便后来辽国非常诚恳地投降，甚至屈辱地将兄弟之国降为伯侄之国，也无法撼动童贯封王的决心。童贯赶走辽使，免去种师道的军权，另以主战派将领取代，快速进军，在辽国叛军郭药师的帮助下，快速攻克幽州燕山府，完成了收复幽云十六州的伟业。 严格说来，他确实是自大汉奸石敬瑭出卖国门幽云十六州175年来，第一次正式收复。如果历史到此为止，他无愧为民族英雄！ 反噬身灭 童贯灭了辽国，封了王，他的个人功业达到了顶点，但是历史并不能就此结束，接下来他必须面对金帝国——为了灭辽他一手扶植起来的新对手。 金太祖深感大宋的恩德，临终前还万般叮嘱，一定要与大宋世代交好。但遗嘱的约束力是有限的，其弟金太宗继位后很快就起兵攻宋。而由于在灭辽这件事上，宋廷内部产生了巨大的裂痕，很多人怨恨蔡京、童贯甚至是宋徽宗，更由于宋徽宗在北方边境布防上的失误，金军的攻势很容易得手，一路打到了东京。而追究责任，宋人无不认为是宋徽宗为首的领导层决策失误，最后宋徽宗退位，蔡京、童贯、赵良嗣等人被斩首。童贯被杀后陕西军失去了首脑，而河北军又经过百余年的和平，已经失去了战斗力，根本无力抵抗金军，最终造成了靖康之难，形成了宋金对峙的分裂局面。这既是宋王朝的奇耻大辱，更是人类文明前进路上的一个重大挫折。 回顾辽灭金兴的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辽亡的根源在于违背了《澶渊之盟》，但更重要的还是童贯。他为了个人功业，不顾一切，养虎为患，扶植野蛮部族来攻打文明帝国，最终引火烧身，令宋辽俱败，成为历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