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100位皇帝
1．秦始皇(赢政)——中国的第一个皇帝 2．汉惠帝(刘盈)——来去匆匆，过眼云烟 3．汉景帝(刘启)——政绩并不代表着其成功 4．汉武帝(刘彻)——开天辟地的帝王 5．汉宣帝(刘询)——中兴之主 6．汉哀帝(刘欣)——“同志”皇帝 7．汉新帝(王莽)——夺权容易，守权难 8．汉光武帝(刘秀)——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 9．汉明帝(刘庄)——东汉时期小有作为的皇帝 10．汉章帝(刘炬)——“章草”皇帝 11．汉桓帝(刘志)——碌碌无为的皇帝 12．汉献帝(刘协)——东汉最后一个皇帝 13．三国魏武帝(曹操)——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 14．三国魏文帝(曹丕)——政坛、文坛双峰并峙的皇帝 15．三国蜀汉昭烈帝(刘备)——智慧与魅力并存的皇帝 16．三国吴大帝(孙权)——智勇兼备的英雄 17．西晋武帝(司马炎)——西晋开国皇帝 18．西晋惠帝(司马衷)——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亡国之君 19．东晋元帝(司马睿)——东晋的第一代皇帝 20．东晋孝武帝(司马曜)——中国历史上死得最窝囊的皇帝 21．十六国汉光文帝(刘渊)——东晋十六国时期汉国开国皇帝 22．十六国昭武帝(刘聪)——匈奴汉国第二代国君 23．十六国前赵皇帝(刘曜)——神射手 24．十六国后赵高祖(石勒)——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少数民族皇帝 25．十六国后赵国太祖(石虎)——残暴、偏激、猜疑 26．十六国前秦宣昭帝(苻坚)——古代三位最杰出的皇帝之一 27．南北朝宋武帝(刘裕)——南朝宋王朝建立者 28．南北朝宋文帝(刘义隆)——有着雄图大略的皇帝 29．南北朝南齐高帝(萧道成)——“鱼鳞子” 30．南北朝齐废帝(萧宝卷)——历史上最为昏庸、荒淫的皇帝 31．南北朝梁武帝(萧衍)——南朝皇帝中在位最久的皇帝 32．南北朝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鲜卑骄子 33．南北朝北齐文宣帝(高洋)——历史上最癫狂的皇帝 34．隋文帝(杨坚)——历史上有名的“惧内”皇帝 35．隋炀帝(杨广)——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差的皇帝 36．唐高祖(李渊)——大唐帝国的奠基人 37．唐太宗(李世民)一一明君的典范 38．唐高宗(李治)——懦弱的皇帝 39．唐中宗(李显)——被3个女人左右的皇帝 40．唐睿宗(李旦)——两次即位继承大统的皇帝 41．武周圣神皇帝(武则天)——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42．唐玄宗(李隆基)——音乐皇帝 43．唐肃宗(李亨)——两耳不闻窗外事 44．唐代宗(李豫)——唐朝历史上第一个以长子身份即位的皇帝 45．唐德宗(李适)——饱尝战火的洗礼和考验 46．唐顺宗(李诵)——进入太上皇角色最快的皇帝 47．唐宪宗(李纯)——中兴之主 48．唐穆宗(李恒)——纵情享乐终其一生 49．五代十国后梁太祖(朱晃)——五代时期的第一个皇帝 50．五代十国后唐庄宗(李存勖)——喜欢唱戏的皇帝 51．五代十国后晋高祖(石敬瑭)——五代时后晋王朝的建立者 52．五代十国后晋出帝(石重贵)——善始未能善终 53．五代十国后汉高祖(刘禺)——后汉王朝的开国皇帝 54．五代十国后周太祖(郭威)——五代时期后周的建立者 55．五代十国后周世宗(柴荣)——五代十国时期最有作为的帝王 56．五代十国吴武帝(杨行密)——五代十国时期吴国的建立者 57．五代十国南唐烈祖(李界)——后废吴主自立，建立南唐 58．五代十国南唐后主(李煜)——亡国之后成词宗 59．五代十国吴越武肃王(钱镏)——“海龙王” 60．五代十国前蜀高祖(王建)——前蜀国的建立者 61．宋太祖(赵匡胤)——北宋王朝的建立者 62．宋真宗(赵恒)——信小人、远贤臣 63．宋仁宗(赵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64．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契丹民族的英雄 65．辽太宗(耶律德光)——使契丹走向强盛的人 66．辽穆宗(耶律琛)——“睡王”皇帝 67．辽景宗(耶律贤)——辽朝皇帝中比较有作为的皇帝 68．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女真族的民族英雄 69．西夏景宗(李元吴)——中国西夏第一位皇帝 70．元太祖(铁木真)——一代天骄 71．元太宗(窝阔台)——蒙古帝国第二任可汗 72．元世祖(忽必烈)——大元帝国的缔造者 73．元成宗(铁穆耳)——守成之君 74．明太祖(朱元璋)——布衣天子 75．明惠帝(朱允坟)——帝王之旅四年告终 76．明成祖(朱棣)——马上天子 77．明仁宗(朱高炽)——一个平庸老实人 78．明宣宗(朱瞻基)——蟋蟀天子 79．明英宗(朱祁镇)——玩童皇帝 80．明代宗(朱祁钰)——“代替他人当皇帝” 81．明宪宗(朱见深)——糊涂皇帝 82．明武宗(朱厚照)——顽童皇帝 83．明世宗(朱厚熄)——近支即位，承大统 84．明穆宗(朱载重)——平平淡淡才是真 85．明神宗(朱翊钧)——一代英主却背负千古骂名 86．明光宗(朱常洛)——赋予传奇色彩的皇帝 87．明熹宗(朱由校)——木匠皇帝 88．明思宗(朱由检)——历史剧中的悲剧人物 89．清太祖(努尔哈赤)——开疆扩土、骁勇善战的英雄 90．清太宗(皇太极)——血腥人生 91．清世祖(顺治)——清人关后的第一位皇帝 92．清圣祖(康熙)——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93．清世宗(雍正)——一位扑朔迷离的皇帝 94．清高宗(乾隆)——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 95．清仁宗(嘉庆)——励精图治却未能扭转历史 96．清宣宗(道光)——满清唯一的以嫡长子身份即位的帝王 97．清文宗(咸丰)——有重整江山之心，却无回天之力 98．清穆宗(同治)——傀儡皇帝 99．清德宗(光绪)——清朝第一位非皇子人选而继承大统的皇帝 100．末代皇帝(宣统)——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
顺治怎样选择清东陵这块“万年宝穴”
清东陵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帝王后妃陵墓群，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坐落在河北省遵化市境内。清东陵沿燕山余脉而建，北以昌瑞山为后靠，南以金星山为照山，西侧以黄花山为右弼，东侧以鹰飞倒仰山为左辅，西侧西大河与东边马兰河东西夹流，拥护着这块难得的风水宝地。清东陵建造有：顺治皇帝的孝陵、康熙皇帝的景陵、乾隆皇帝的裕陵、咸丰皇帝的定陵、同治皇帝的惠陵，还有四座皇后陵和五座妃园寝。 清东陵的地址是顺治皇帝确定的，那么，顺治皇帝为什么会在河北遵化建造陵墓呢？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夏，清军将领多尔衮在明朝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接引下，统帅八旗军跨过山海关，大败李自成农民军，迅速攻占北京。同年九月，年仅6岁的皇太极第九子福临抵达北京，即皇帝位，正式颁诏天下，宣布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改年号为顺治，并从这一年起称为顺治元年。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多尔衮在古北口外行猎时坠马受伤，不久即死于喀喇城。已是14岁的顺治皇帝终于摆脱了羁绊，开始亲政。自从顺治皇帝进了关，在北京立都坐殿后，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和叔父多尔衮就派人四处选陵地，先后有两批钦天监大臣和风水名师来过京东一带，他们均看中了马兰峪这块宝地，回京禀报皇帝后，顺治帝非常高兴，表示要亲自前往审视。 1651年，清顺治八年的一天，清世祖福临（顺治）携大臣、侍从来到遵化的马兰峪境内狩猎。此次顺治皇帝的出行，名为狩猎，实际上却肩负着一项重要的使命，它关系着未来大清王朝的江山基业--就是为自己，也为未来的大清帝王，选择一块"风水宝地"，建造一座皇家陵园，让大清龙脉延续，一统江山万年。 有野史记载，当顺治一行人来到马兰峪镇一带凤台山时，顺治来到一处高坡，登高远眺，向南望，平川似毯，尽收眼底。朝北看，重峦如涌，万绿无际。日照阔野，紫霭缥缈。真是山川壮美，景物天成。东、西两向各有一泓碧水，波光粼粼，缓缓流淌，形似一个完美无缺的金瓯。 顺治帝不禁对周围的环境发出由衷的赞叹。他翻身下马，在凤台岭上选择了一块向阳之地，十分虔诚地向苍天祈祷，随后相度了一块风水相宜的地势，对左右的侍臣说道："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于是命随行堪舆大臣和钦天监官员架起罗盘，按八卦方位，二十四山向，运用阴阳五行玄妙之机进行测算。所属臣僚和术士们已窥到皇帝的心事，又感到此处确是王气逼人，气度非凡：昌瑞山以北为"后龙"，东侧的鹰飞倒仰山为青龙；西侧的黄花山为白虎；南部的形如覆钟的金星山为照山；远处的影壁山为案山；马兰河、西大河二水环绕弯曲流过，环抱有情。从上面看，清东陵是"山环水绕、负阴抱阳"的山水格局。青山环护，形成了拱卫、环抱、朝揖之势，实为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于是，对顺治说："皇上圣明，深得搜地之窍，今观之支法，见龙脉自太行而来，势如巨浪，重冈叠嶂，茂草郁林，实属万乘之葬也。再看那山势如五魁站班，指峰拂手，文笔三峰，恍若金盏，形若银瓶，恰似千叶莲花，真乃上上吉地也!"于是，顺治将手上佩戴的白玉扳指取下，扬下山坡，道："落地之处定为穴。"于是群臣在扳指停落的地方打桩作记。后来，当真在这里建起了清东陵的第一座陵寝，即顺治皇帝的孝陵。 孝陵背靠昌瑞山主峰，左右两翼为天然砂山，整座陵墓北高南低，顺势而布，节奏鲜明，气势雄伟。为了防止汛期山洪冲毁陵墓，孝陵在修建时不仅在建筑之下打桩加固，而且修建了整套的排水系统。地上利用天然的倾斜地势设置了排水明沟，使雨水排泄通畅。陵区之水通过明沟暗渠，全部汇集于隆恩门外的神路桥下，再由两边水道顺势排泄出去。可见孝陵风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代中国人选址的科学性和建筑技术的高明。 尽管顺治帝选定了陵址，但由于当时清兵入关不久，基业方定，战火频仍，整个中国西部、南部、西南尚处于清兵与南明小朝廷以及各种武装势力的生死搏杀中。在这种形势下，顺治帝以国事为重，一直未建自己的陵寝，直到死后的康熙一朝，才将陵寝建成。落成后的清东陵从选址、设计，到布局、结构都非常周密和讲究，殿宇、陵墓错落有致，主次分明，既体现了封建王朝森严的等级，又具备了科学性和艺术性。难道这一切都始于顺治皇帝的那枚扳指吗？这一疑问在康熙年间终于有了答案。据史料记载，康熙六年七月，也就是1688年7月。辅政大臣苏克萨哈提出要去看守孝陵，康熙不明白他的意图，于是派人去询问。苏克萨哈回答说："世祖皇帝卜地时，蒙谕：'朕万岁后，尔等大臣之墓亦葬陵寝近地为善。'我即叩谢：'若得此，幸甚！'苏克萨哈又说：'卜阅陵地，非我一人侍从，曾有索尼、遏必隆，我等三人一齐叩谢。'"这段史料证明，清东陵这块风水宝地确实是顺治皇帝亲自选定的。
中国历史上的35个才女
1.春秋战国时期，越国有一个叫西施的，是个浣纱的女子，五官端正，粉面桃花，相貌过人。她在河边浣纱时，清彻的河水映照她俊俏的身影，使他显得更加美丽，这时，鱼儿看见她的倒影，忘记了游水，渐渐地沉到河底。从此，西施这个“沉鱼”的代称，在附近流传开来。 2.三国时汉献帝的大臣司徒王允的歌妓貂婵在后花园拜月时，忽然轻风吹来，一块浮云将那皎洁的明月遮住。这时正好王允瞧见。王允为宣扬他的养女长得如何漂亮，逢人就说，我的女儿和月亮比美，月亮比不过，赶紧躲在云彩后面，因此，貂婵也就被人们称为“闭月”了。 3.汉元3帝在位期间，南北交兵，边界不得安静。汉元帝为安抚北匈奴，选昭君与单于结成姻缘，以保两国永远和好。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昭君告别了故土，登程北去。一路上，马嘶雁鸣，撕裂她的心肝；悲切之感，使她心绪难平。她在坐骑之上，拨动琴弦，奏起悲壮的离别之曲。南飞的大雁听到这悦耳的琴声，看到骑在马上的这个美丽女子，忘记摆动翅膀，跌落地下。从此，昭君就得来“落雁” 的代称。 4.唐朝开元年间，有一美貌女儿叫杨玉环，被选进宫来。杨玉环进宫后，思念家乡。一天，她到花园赏花散心，看见盛开的牡丹、月季……想自己被关在宫内，虚度青春，不胜叹息，对着盛开的花说：“花呀，花呀！你年年岁岁还有盛开之时，我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声泪俱下，她刚一摸花。花瓣立即收缩，绿叶卷起低下。哪想到，她摸的是含羞草。这时，被一宫娥看见。宫娥到处说，杨玉环和花比美，花儿都含羞低下了头。“羞花”称号得来。 5.赵飞燕：汉成帝皇后。能歌善舞，体态纤美，轻盈如燕，相传其能在掌中起舞，故称“飞燕”。成帝时入宫，为婕妤，后立为皇后。平帝即位后，被废为庶人，自杀而亡。 6.班昭：汉班固，班超之妹。 代表作：续写《汉书》。 班昭 7.蔡琰：即蔡文姬，东汉蔡邕之女，曾作《胡笳十八拍》。汉末大乱，连年烽火，蔡文姬在逃难中被匈双所掳，流落塞外，后来与左贤王结成夫妻，生了两个儿女。在塞外她度过了十二个春秋，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曹丕平定了中原，与匈奴修好，派使节用重金赎回文姬，于是她写下了著名长诗《胡笳十八拍》，余述了自己一生不幸的遭遇。琴曲中有《大胡笳》、《小胡笳》、《胡笳十八拍》琴歌等版本。曲调虽然各有不同，但都反映了蔡文姬思念故乡而又不忍骨肉分离的极端矛盾的痛苦心情。音乐委婉悲伤，撕裂肝肠。 8.卓文君：汉司马相如之妻。 代表作是一首回文诗：一别之后，二地相悬，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把君怨。万语千言说不完，百无聊赖十依栏，重九登高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秉烛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如火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未黄我欲对镜心意乱。忽匆匆，三月桃花随水转。飘零零，二月风筝线儿断，唉！郎呀郎，巴不得下世你为女来我为男。 10.女皇武则天大帝：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这是从自观性上来说，其他坐过皇帝宝座的小女皇也有，但现在一般的观点都把武则天作为唯一的女皇来看待，因为她是凭借自己的实力登上皇帝宝座的，不是别人的傀儡。 武则天 11.上官婉儿：(664——710)陕州陕县（今属河南）人，唐高宗时宰相上官仪之孙女，上官婉儿熟读诗书，不仅能吟诗著文，而且明达吏事，聪明异常。 12.汉成帝妃——班婕妤西汉女文学家。名不详。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班固祖姑。少有才学，成帝时被选入宫，立为婕妤。班婕妤是名门之女，少有才学，汉成帝时被立为婕妤，赵飞燕姐妹得宠后，嫉恨班婕妤人品才学，班婕妤恐日久见危，求侍奉太后于长信宫，《团扇诗》应是作于长信宫中，这首小诗词彩清新，情致哀怨，而表现的却委婉含蓄，有一种怨而不怒的气度。代表作《团扇诗》：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13.魏文帝皇后 ——甄洛曹丕称帝后宠郭皇后，郭后恃宠中伤文昭甄皇后，甄后从此失宠，抛开帝后的身份不谈，从《塘上行》里读到了一个妻子对丈夫相思到极致的、一往无悔的深情泣诉，可怜甄后最后等来的只是曹丕的一纸死令。甚至死后对尸身‘以发覆面、以糠塞口’的侮辱与凌虐！代表作《塘上行》：蒲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傍能行仁义，莫若妾自知。众口烁黄金，使君生别离。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14.花蕊夫人：是后蜀后主孟昶的费贵妃，一个歌妓出身的贵妃。费贵妃，青城（今都江堰市东南）人，也号花蕊夫人。世传《花蕊夫人宫词》100多篇，其中可靠者90余首。宋灭后蜀时，只用了一万军队，而后蜀的十四万军人几乎不战而降，花蕊夫人随孟昶流亡北行，夜宿葭萌驿站，感怀国破家亡的哀愁，在馆壁上题了一首《采桑子》，因军骑催促，只得半阕，却一字一泪。《采桑子》：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宋太祖赵匡胤久慕花蕊夫人的才名，召见了她并命她赋诗一首，花蕊夫人就做了这首满怀亡国之恨和故国之思的诗。传说花蕊夫人最终的归宿是被赵赐死。《述亡国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谢甲，宁无一人是男儿。 15.隋炀帝在位期间广造高楼，并网罗天下美女数千名纳于迷楼中幽闭，侯夫人就是这几千名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隋炀帝的宫女之一，侯夫人最后自缢而死，一个美丽的才女，就这样被白白死去了，身后只留下了几首咏物寄意的空灵飘逸的小诗，让后人读来辄用伤怀。《春日看梅》：砌雪无消日，卷帘时自颦。庭梅对我有怜意，先露枝头一点春。 16.唐婉：陆游表妹兼妻子。 代表作：《钗头凤》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阳。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17.薛涛（770-832）：字洪度。父薛郧是一京都小吏，安史之乱后居成都，薛涛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出生。薛涛幼时即显过人天赋，八岁能诗，其父曾以《咏梧桐》为题，吟了两句诗：“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薛涛应声即对：“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薛涛的对句似乎预示了她一生的命运。十四岁时，薛郧逝世，薛涛与母亲裴氏相依为命，迫于生计，薛涛凭自已过人的美貌及精诗文、通音律的才情开始在欢乐场上侍酒赋诗、弹唱娱客，被称为“诗伎”。唐德宗时，朝廷拜中书令韦皋为剑南节度使，统略西南，韦皋是一位能诗善文的儒雅官员，他听说薛涛诗才出众，而且还是官宦之后，就破格把乐伎身份的她召到帅府侍宴赋诗，薛涛遂成为成都著名营伎（供镇守各地的军事武官娱乐所用的乐伎）。一年后，韦皋惜薛涛之才，准备奏请朝廷让薛涛担任校书郎官职，后虽未付诸现实，但“女校书”之名已不胫而走，同时也被世人称为“扫眉才子”。后来，韦皋因镇边有功而受封为南康郡王，离开了成都。继任剑南节度使的李德裕，同样非常欣赏薛涛之才，在薛涛的有生之年，剑南节度使总共换过了十一位，而每一位都对她十分青睐和敬重，她的地位已远远地超过了一般的绝色红伎。 18.朱淑真：宋代著名女词人,知名才女，诗词皆擅，当然入选。代表作：有《断肠集》传世。 19.郭爱《绝命辞》：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死者觉也。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心凄凄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明代的官女大都出自京城门庭清白的小户人家，一旦被选入宫，就意味着从此与家人生死永不得见，而且明初的宫廷沿袭了元代惨烈的人殉制度，官女郭爱被勒令为明宣宗殉葬时入宫仅20天，《绝命辞》是临终时所作，字字血泪与父母诀别，自此后魂消影绝阴阳两隔。历代帝王为一己之私，广蓄美女，幽闭后宫，不见天日的高墙深院，不知白白葬送了多少女子的青春、幸福和生命。如有来世，她们该期望是嫁在一个平凡的人家，上有父母在堂，下有儿女绕膝，纵有才情，也心甘情愿在妻职母职中渐渐磨灭，在一菜一蔬、一昼一夜里延续人间烟火的爱，一天一天、年华老去…… 然上穷碧落下黄泉，此生已了。 20.柳如是是活动于明清易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她个性坚强，正直聪慧，魄力奇伟，名气很大。柳如是名，字如是，小字蘼芜，本名爱柳，因读辛弃疾词：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后又称“河东君”、“蘼芜君”。她是嘉兴人，生于明万历五十年，幼即聪慧好学，但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吴江为婢，妙龄时坠入章台，易名柳隐，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由于她美艳绝代，才气过人，遂成秦淮名姬。她留下了不少值得传颂的轶事佳话和颇有文采的诗稿《湖上草》、《戊寅卓》与尺牍。柳如是后来嫁给了江南名士钱谦益。 21.李师师：李师师原本是汴京城内经营染房的王寅的女儿，三岁时父亲把她寄名佛寺，老僧为她摩顶，她突然大哭。老僧人认为她很象佛门弟子，因为大家管佛门弟子叫“师”，所以她就被叫做李师师。过了一年，父亲因罪死在狱中。她又邻居抚养长大，渐渐出落得花容月貌，皮肤白皙，被经营妓院为业的李媪将她收养，教她琴棋书画、歌舞侍人。一时间李师师成为汴京名妓，是文人雅士、公子王孙竞相争夺的对象。最后连宋徽宗也闻其名而想一亲芳泽。 22.陈圆圆，原本姓邢，名沅沅，字畹芬，儿时丧母后随其姨父改姓名为陈圆圆。最初是苏州一位有名的歌舞伎，由于她形压众丽、貌盖群芳，且善喜音律，通晓文墨，因此艳名远扬。传说明朝崇祯皇帝田爱妃的父亲田畹闻讯后，用重金把她买下，本欲献给崇祯皇帝予以邀功取宠。被拥有重兵驻守宁远的吴三桂在一次回京的宴会上与陈圆圆相见，陈对吴三桂有所仰慕，吴三桂面对貌美的陈圆圆自然是一见倾心，英雄难过美人关，逐纳之为妾。 23.李清照（1084－1155），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属山东）人。出生于文学艺术修养很高的仕宦家庭，父亲李格非官居礼部员外郎，博学多才，对文学、经学、史学都颇有研究，清照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文学艺术熏陶。18岁嫁赵明诚，夫妻二人感情融洽，志同道合，一起收集和研究金石书画，共同整理校勘古籍，度过了二十多年夫唱妇随的幸福生活。靖康二年（1127），金朝进犯中原，北宋亡，李清照夫妻二人逃往江南。在流亡的路上，他们丢失了很多金石书画艺术珍品。不久，赵明诚突然病故，李清照从此过着孤苦零丁、无依无靠、颠沛流离的生活。绍兴二年（1132）左右，清照再嫁张汝舟，婚后不过百日即离婚，后来在乱离和贫困的环境中度过了悲惨的晚年。李清照是我国著名女词人。 24.左芬：晋武帝司马炎闻听诗人左思的妹妹左芬才情过人即纳入后宫，左芬因为德才超群每每被帝王群臣赞赏，使后宫佳丽见妒。一贯荒唐渔色的司马炎是历史上最无耻无为的帝王之一，左芬被封为贵妃，不过是司马炎为自己博得惜才的虚名，《晋书》中称左芬‘姿陋体羸，常居薄室’。《啄木诗》是左芬淡泊自律的生活写照：南山有鸟，自名啄木。饥则啄木，暮则宿巢。无干于人，唯志所欲。此盖自卑，性清者荣，性浊者辱。 25.黄娥：明代女文学家，字秀眉，四川省遂宁市人。杨慎之妻，世称黄安人、黄夫人。父珂官尚书，自幼博通经史，能诗文，擅书札。政德十四年（1519）与杨慎结婚不久，慎谪守云南，长达30年之久，长期留居夫家新都区，管理家务。在天各一方的离别期间，以《寄外》诗闻名当世。又工于散曲，在明时已有刊本《杨升庵夫人词曲》5卷，又有《杨夫人乐府》，但其中多与杨慎《陶情乐府》所收者相混。近人将两人之作合编为《杨升庵夫妇散曲》，风格缠绵悲切，有“曲中李易安”之誉。她博通经史，擅制词典的才名为艺林传颂。丈夫状元郎杨慎对自己妻子的才学叹赏之极而致于崇拜，称黄娥为“女洙泗（女孔子），闺邹鲁（女孟子），故毛语（女毛公）” 26.汉武帝皇后——卫子夫卫皇后，字子夫，西汉武帝之后。生年不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平阳（今山西临汾）人。子夫本是袭封平阳侯曹时府中的歌妓，服侍曹时的夫人平阳公主。 27.鱼玄机（８４４－８６８）：鱼玄机(约844——约871年)字幼微，一字蕙兰，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市民家女，姿色倾国，天性聪慧，才思敏捷，好读书，喜属文。十五岁被李亿补阙(掌讽谏之官)纳为妾，与李情意甚笃、但夫人妒不能容。唐懿宗咸通时，李亿遣其出家，在长安咸宜观为女道士。但她对李却一往情深，写下许多怀念他的诗。她曾漫游江陵、汉阳、武昌、鄂川、九江等地以遣怀；亦曾放纵情怀以求知己。《北梦琐言》说她“自是纵怀，乃娼妇也。”她曾与许多文士，如温飞卿等交往甚密，以诗相寄赠，但终是孤零一身，她无可奈何地发出“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的痛苦而又绝望的心声。后因妒杀侍婢绿翘，被京兆尹温璋处死。所著有《鱼玄机诗》，目前传世共50首，其诗多清词丽句，又对仗工稳。多与温庭筠等以诗篇相赠答。《全唐诗》卷804存其诗1卷。 28.董小宛，名白，字青莲，又名宛君，与秦淮南曲名妓柳如是、顾横波、马湘兰、陈圆圆、寇白门、卞玉京、李香君等八人，被时人誉为“金陵八绝”。小宛生于南曲青楼之中，其母陈氏为南曲歌妓，其父董旻为门下清客。小宛自小聪颖，八岁时就跟一班清客文人学诗、习画、作戏、操琴，十三四岁的时候，琴样书画莫不知晓，诗词文赋样样精通。加上她天姿巧慧、容貌娟妍，十五岁艳织初张时，就名冠秦淮。 29.风尘三侠之张红拂，李靖爱妻：本名张出尘，本是隋朝权臣杨素的侍妓，常执红拂立于杨素身旁，因此她又被人称为红拂妓、红拂女。 30.夏姬，原籍郑国，本是郑穆公的亲女儿，上文吃鳖的郑灵公先生的妹妹。她具有息妫（桃花夫人）的美貌，更兼文姜的活泼，是春秋四大美女之第三。 31.孙尚香：三国美女之一，孙坚之女，孙策、孙权的同父异母妹妹，也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里的女主角。 32.汉章帝皇后——窦氏：东汉章帝皇后窦皇后是东汉一个干政的皇后，她在邓绥之前。她很美貌，也很有手段。她是东汉开国元勋窦融的曾孙女，只是她出生时，家中已经发生了变故，再无往日的显赫了。所以，她生长在破落的名门里，自然也有一种不顾一切望上爬的野心。 33.汉和帝皇后——邓绥：（８１～１２１年）。邓绥是东汉护羌校尉邓训的女儿，前太傅高密侯邓禹的孙女，她的母亲阴氏是光烈皇后阴丽华的侄女。南洋新野（今河南新野）人。和帝死，她先后迎立殇帝、安帝，临朝执政近二十年，其兄居要职，掌握大权。执政期间，崇尚宽简，不事奢华。兼用外戚、宦官，尊理三公。 34.李香君：传记记载李香君是秦淮河上的名妓，卖艺不卖身。与董小宛，柳如是等人闻名于明末清初。 35.代父从军--花木兰：是古代时河南省虞城县营廓人。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屡立战功。凯归，帝封官嘉奖，木兰不受，欲纳宫中，以死拒之。唐初，追封为孝烈将军。人们为纪念她，于唐代修建花木兰祠。
历史上的董小宛就是董鄂妃吗？
野史及笔记小说自不足信，但关于顺治出家疑案中所涉及的董小宛确有其人。近世编撰的《辞海》中明白地写道：“董小宛（1624—1651年），明末秦淮名妓，名白，后为冒襄（辟疆）妾。清兵南下时，辗转于离乱之间达九年，后因劳累过度而死。辟疆曾著《影梅庵忆语》，追忆他们的生活。有人说她为清顺治帝宠妃，系由附会董鄂妃而来。”连《辞海》都为董小宛误附会为董鄂妃的事实出面辟谣，可见这个历史传说是怎样的广泛和久远。那么董小宛与董鄂妃的真相到底如何？这两个贵贱不同、身份各异的女人又是怎样被后人强行捏合在一起的？ 明末清初，秦淮河畔有八位声震四方的名妓。她们是马湘兰、卞玉京、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顾眉生、寇白门、陈圆圆，时称“秦淮八艳”。当时达官贵人，风流名士，前来慕名求识者多如过江之鲫。冒襄乃世家子弟，颇负文名，明末曾授台州推官，未赴。明之后隐居不仕，屡次拒绝清朝官吏的荐举，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同称“江南四公子”。 冒辟疆最早与董小宛相识是在明崇祯十二年南都乡试。29岁的冒襄至秦淮，从方、侯等风流之辈处听到小宛的盛名，开始与小宛结交。当年董小宛年方16岁，而当时福临才只有2岁。 崇祯十五年，冒辟疆纳董小宛为妾，但冒不敢对嫡妻讲明此事，故先将其居于别室，四个月后才归与嫡同居。这时已是崇祯十六年癸未初夏了，冒辟疆33岁，董小宛20岁，福临6岁。该年九月皇太极崩逝，福临才刚刚称帝。 董小宛在跟随冒辟疆九年后的清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初二日，以劳猝死，夭亡于家，时年28岁，当时顺治帝年仅14岁。董死后葬于影梅庵，故冒辟疆忆语以此命名，并抒二千四百言哭之。从冒辟疆的知交及当时骚人墨客的哀文挽诗中，有“可怜一片桃花土，先筑鸳鸯几尺坟”；“咫尺郊南同绝塞，至今青不悲主”；和“绮骨埋香十六年，春风坟草尚芊芊”，以及“历墓门而巡视兮，听松柏之萧萧”等诗句，无不是董小宛芳骨埋藏影梅庵的历史写照。 有史料可查的是，在顺治帝的孝陵地宫中，除顺治本人外，还葬了两位皇后。一位是孝康章皇后佟佳氏（1640—1663年），另一位则是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1639—1660年）。 第一位孝康章皇后，生于崇德五年，为都统佟图赖之女。初入宫时被册为妃，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生皇三子玄烨。顺治帝崩后，由皇三子玄烨登大位，是为康熙皇帝。根据母以子贵的传统惯例，康熙元年十月二十七日，佟妃被做了皇帝的儿子尊封为慈和皇太后，至康熙二年二月初一日，这位刚当上皇太后一年多的佟佳氏，染病离开了人世，年仅24岁。 在孝陵地宫陪伴顺治的第二位皇后董鄂氏，满洲正白旗人，为内大臣鄂硕之女，生于崇德四年。关于董鄂氏进宫前后的那段经历，史书记载模糊不清，只提一句“年十八，入侍”，颇有些欲盖弥彰之势。这个弥彰通过《世祖实录》中的某些记载，可窥视真情一二。记载中说：顺治十三年四月，应册立嫔妃。六月，奉皇太后谕，举行册立嫔妃典礼，先册立东、西二宫。同月，皇太后谕，孔有德女孔四贞宜立为东宫皇妃。七月，襄亲王博穆博果尔死。礼部择吉于八月十九日册妃，上以襄亲王逝世，不忍举行，命八月以后择吉。八月二十二日，立董鄂氏为贤妃，同日遣官祭襄亲王。九月二十八日，拟立董鄂氏为皇贵妃，颁诏大赦。 从清宫记载可以看到，董鄂氏于顺治十三年夏入宫，八月即立为妃，这在当时已是很高的起点了。但九月又接着拟立为皇贵妃，十二月正式册立。从妃至皇贵妃，在短短四个月内越过贵妃这一级而直逼皇后中宫之位，晋封之速急自然令满朝骇异。因为此种过火举动，既无先朝前规，又不可为后世成例，实乃奇宠滥恩。但顺治如此之为，自是有他的打算。这个打算就是让董鄂妃尽快地成为皇后。要想成为皇后，就要设法废掉当朝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但这时的皇后与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感情极深，又是孝庄的亲族。在孝庄的竭力阻止下，顺治的废后计划未能实现，董鄂妃的皇后梦自然也成为泡影了。 顺治十四年十月，董鄂妃生下一子，按排行为顺治之第四子。这个儿子的出生，又让顺治和董鄂妃看到了希望。因为一旦册立这个儿子为太子，他的母亲或早或晚都将成为皇后。但正当二人沉浸在美好憧憬中时，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仅活了三个月零十四天就宣告夭亡。儿子的不幸夭亡，使董鄂妃陷于了无尽的悲痛与绝望之中，对顺治本人也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为安慰董鄂氏，顺治下旨追封这个连名字尚未来得及取的皇四子为“和硕【5】荣亲王”，其爵秩在清宗室十二等封爵中列为头等。不仅如此，顺治帝借着悲痛，冲破朝中禁规，在京东蓟县靠东陵不远的黄花山下，专为这位皇四子修建了一处荣亲王园寝，一应规制齐备。在这位被封为荣亲王的孩子的地宫中，有一块墓碣石，被后来的盗墓者掘出，上面刻有“和硕荣亲王，朕第一子也”之句。这“第一子”实为“皇太子”之意。如果不是此子早殇，董鄂氏早薨，日后的皇位恐难为第三子玄烨所占，自然也就没有日后康熙大帝的非凡作为了。 所幸历史并没有这样安排，它在让这位幼儿夭亡的同时，又把不幸加到了这位幼儿母亲的头上。就在儿子死去两年零八个月之后，董鄂妃也终因过分忧郁悲痛而气绝身亡，时为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年仅21岁。 董鄂妃妙龄早逝，顺治帝悲痛欲绝，亲自为之守灵，并辍朝五日。顺治怀着夭子丧妻的万分哀痛，于八月二十一日，竟不顾祖宗礼制，谕礼部破例追封董鄂妃为皇后，并亲笔为董鄂妃书写了数千言的“行状”，极尽溢美之词。 ——这便是历史上真正的和顺治帝有过生死之恋的董鄂妃。 董鄂妃死后，顺治难以接受眼前的现实，也无力承受这巨大的精神刺激，万念俱灰。他觉得“财宝妻孥，人生最贪恋摆拨不下。朕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亦觉风云聚散，没甚关系。若非皇太后一人一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 其后，身患天花的大清开国之君顺治皇帝于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子夜时分，驾崩于养心殿，时年24岁。 顺治生前本欲立次子福全为太子，而孝庄皇太后则坚持立第三子玄烨，正在争执不下之时，顺治派人去征求钦天监监正汤若望的意见。汤也竭力主张立玄烨为太子，理由是玄烨已出过天花，对这一当时被视为绝症的疾病具有终身的免疫力。于是，顺治在遗诏中正式宣布立时年8岁的玄烨为太子，即皇帝位。这位8岁登基的少年，就是后来功名赫赫的康熙皇帝。 顺治的灵柩一直停放到百日之后，由与顺治生前关系最为密切的僧人、曾为董鄂妃主持尸骨火化的茆溪森禅师主持，在寿皇殿前焚尸火化。 顺治尸骨的火化，在清王朝入关后的历代帝王中仅此一例。究其原委，一是顺治生性好佛，并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这位生前已被玉林禅师取了佛家法号为“行痴”的皇帝，自然愿意以佛家弟子圆寂后需火化的规矩行事。除此之外，是为遵循故土先祖之习，因为满洲的女真族在关外的风俗就是死后火化。顺治崩时，满清入关只有十几年的光阴，本民族的风俗时尚还依然保留如初，帝崩而火化是自然之事。葬仪到了他的儿子康熙皇帝一朝已经开始汉化，继而朝野臣民也随之改变得相当彻底。 顺治帝死去以及尸骨火化后，由于他生前选定的陵寝尚未完工，灵骨暂停放于景山寿皇殿，以待陵寝工程正式完后入葬。 关于顺治陵寝修建年代，史书记载不一。较具权威的《昌瑞山万年统志》载：“康熙二年二月丁未遣官祭告，封丰台岭为凤台山，十一日始建孝陵，复封凤台山为昌瑞山，设立满汉官兵，周围建陵垣三十余里。”据此，孝陵的始建年代，应为康熙二年二月十一日。但清宫另一史料，即王先谦编写的《康熙东华录》中所记一道谕旨，却有和前文记载相异之处。顺治十八年十二月辛酉，刚刚继位不久，年仅8岁的康熙皇帝下了一道谕旨给户部：“前因世祖章皇帝山陵大工及滇闽用兵钱粮不足，不得已于直隶各省田赋，照明末时练饷例，每亩暂加一分以济军需。今思各省水旱盗贼，民生未获苏息。正赋之外复有加征，小民困苦，朕心殊为不忍。若不急停以舒民困，必致失所。除顺治十八年已派外，康熙元年通行停止。尔部作速刊示，通行晓谕，使小民咸知。” 顺治崩后的谥号为世祖章皇帝。康熙的这道谕旨中所说的世祖章皇帝山陵，即清东陵的孝陵。可以推知，这时的孝陵已经开始兴建了。而从《世祖章皇帝实录》中还可以看到，早在顺治十八年闰七月初三日，便有“以原任副都统福喀为世祖陵总管”的词句。至这一年的九月初十日，已“设兵一千名守护世祖章皇帝陵”了。这段记载又进一步说明，在顺治十八年，孝陵的兴建已初具规模了。 孝陵陵寝的建筑，基本上沿袭了明十三陵的制度，再加以发展和改进而成，从而开创了清代独有的陵寝风格和规则。孝陵之后清代各帝陵寝，其建筑风格和模式基本相同。只是顺治帝的孝陵由于当时国家财政困难以及政权不甚稳固，显得某些地方在质量上较之后代有些粗糙。但它作为清代帝王陵寝的建筑设计蓝本，保持了它独有的历史地位，并延续发展了下去。 孝陵陵寝整体建筑由神道碑亭开始，往北依次为东西朝房、班房、隆恩门、东西燎炉、东西配殿、隆恩殿、陵寝门、二柱门、石五供、月台及礓、方城、明楼、月牙城、宝城、宝顶。周围是高大的红墙环绕，与隆恩门相衔接，全长达5600多米。整座陵寝，以金星山为朝山，影壁山为案山，昌瑞山、雾灵山和东北的长白山为来龙，在东侧马兰河，西侧西大河的萦绕下，山水相映，构成了一幅世之罕见的完美的山水风景图画，充分体现出陵址的选择者和陵寝建筑设计者的独具慧眼和匠心所至。 康熙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顺治皇帝的棺椁迁往孝陵。这一天黎明，清廷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的内大臣及侍卫，分列于景山寿皇殿外，公侯伯以下满汉文武百官全部聚集到东华门外，以示迁送之礼。年少的康熙亲自奠酒，哀乐声中，悲恸不已。群臣无不热泪纷纷，如丧考妣。梓宫每经过门、桥之地，都要停下进行奠酒之仪，每天宿驻享殿皆供献奠酒，举行哀礼。至六月初六日，顺治梓宫抵达孝陵，与先前逝去的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合葬于地宫。康熙七年正月十一日所立的孝陵神功圣德碑之上，有“皇考遗命，山陵不崇饰，不藏金玉宝器”，故而有孝陵为空券之说。而有的传说则是孝陵地宫内只葬有一把扇子、一双鞋子。这个传说是附会顺治出家的故事而来。实际上，孝陵地宫内宝床上只放有三个骨灰坛。顺治居中，两个皇后分居左右，与碑文相符。不知是满洲女真族的旧有风俗起了作用，还是顺治笃信佛法而得以佛陀的回报，这个“不藏金玉宝器”的空券，在二百年后清东陵的连续浩劫中，竟一次次躲过了盗墓者的洗劫而安然无恙，并成为清东陵所有陵寝中唯一一座没有被盗掘的陵墓。
雍正为何另建清西陵？
雍正即位之初，因立足未稳，开始时对几位敌对的皇子还能强忍杀机。随着他采取各种或明或暗的一系列手段，在逐渐削弱了王公贵族的势力，加强了他个人独裁权力之后，他的阴险、毒辣便不可遏止地暴露出来。雍正即位后，没有一天忘记手握重兵的皇十四子允对自己的严重威胁。他设法将允从西北军中召回京师，先是拘禁，后改派去昌瑞山看守孝陵和景陵。允的抚远大将军一职改由年羹尧担任。那个在畅春园就对雍正公开表示极大仇视的允，因与允不断散布这位四阿哥伙同隆科多谋杀了父皇康熙并篡夺了皇位的言论而被逮捕，由雍正亲自为其二人分别改名为“阿其那”和“塞思黑”（满语猪和狗之意），发配边疆，最后二人都死于非命。当敌对的皇子们先后或被诛杀、或充军、或发配戍陵，从而失去了反抗能力之后，雍正又开始将剑锋指向了隆科多和年羹尧。之所以如此，其根本的原因当然是二人知道的秘密太多。既然这二人作为中流砥柱的时代已经过去，那么继续让其掌握权力或活下去，就又将成为一种巨大的危险和潜在的威胁。于是，隆科多很快被判四十一条大罪永远监禁，年羹尧被判九十二条大罪，被捕杀。 尽管雍正即位后实施了一系列“弑兄屠弟”、“兔死狗烹”的行动，但反对派关于他玩弄阴谋的传言，却仍然此起彼伏，从未中断。在关于他阴谋篡位的众多传说中，最著名的一个是说，康熙生前留有“传位十四子”的遗诏，被雍正把“十”改成“于”，从而变成了“传位于四子”。随着这些传说的散布，在民间神秘地掀起了反清复明的暗流。雍正听到这些传言自是十分恼火和不安，后来借助民间秀才吕留良的反清案大肆制造文字狱，以此打击传言者和反清势力。雍正本人还亲自编写了《大义觉迷录》一书，为自己的阴谋和言行掩饰和辩护，并对历史史实给予了多方面的篡改和涂抹。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夜，曾费尽心机、历尽风险窃取到皇位的雍正，刚刚坐了13年皇帝，便驾崩于圆明园，后葬于易州泰陵地宫。 关于雍正的死因，因史书没有记载，讳莫如深，因而不免使人疑窦丛生，传闻颇多。来自民间的传闻一是被吕四娘刺杀身亡，并将雍正的头颅割掉带走，臣僚们在为其入葬时，铸了一个金头安在雍正的尸身上，以此算完尸入葬了。一是中毒丧命，当天下午雍正尚在圆明园宫中与臣僚议事，晚间忽然暴病而亡。 雍正朝创立了秘密建储制度，皇帝生前对选定的继位储君秘而不宣，而将传位诏书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锦匣内。雍正死后，总管太监到乾清宫取下秘匣，当即开读，乃是“皇四子弘历为皇太子，继朕即皇帝位”。这时皇四子弘历等已闻讯奔入宫来，遂即奉遗诏，并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为四辅臣，议定明年改元乾隆。乾隆皇帝登基后，对雍正的暴卒之因没有查问。以后历朝对此都讳莫如深，不能详考。因清史尚无确切记载，各种说法也只能算是传闻或一家之言。至于要彻底解开这一悬案或要亲眼目睹雍正是否以金头组合全身而入葬，那就只有打开雍正本人的泰陵才能真相大白。而这泰陵本身的来历又是一个历史谜团。 关于这个谜团，民间的传闻是，雍正自畅春园改诏夺嫡、阴谋篡位，随之又弑兄屠弟后，不免心中有愧，死后怕受到先皇康熙的降罪责罚，因此决定另选陵址，竟不顾祖制，跑到易州建起陵寝来。这样远隔几百里的康熙就对他无可奈何了。 事实上，自清王朝入关，顺治、康熙两朝的帝王后妃在京师以东的昌瑞山下建造陵寝后，便开创了“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昭穆之制”。“昭穆”为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次序，始祖居庙中，以下父子递为昭穆，其左为昭，其右为穆。父为昭，则子为穆，父为穆，则子为昭。这种方法也用于坟地葬位的左右次序。早在古代的《周礼》一书中就曾有“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的规范记述。 雍正即位后，随着政权的不断稳固，开始想起建造陵寝一事。雍正四年（1726年），诏谕允祥、张廷玉和工部、内务府官员办理陵寝事务。允祥等臣僚率领术士们，先在马兰峪的昌瑞山脚下选择吉地，但没有选中相宜的地方。后来选中了九凤朝阳山，离孝陵、景陵不远，风水甚佳，得到了雍正的同意。但后来精通勘舆的臣僚术士再三相度，又认为九凤朝阳山“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因此雍正废掉了这处陵址，让臣僚们再行勘察。但这帮臣僚不知是由于什么缘故，却久久找不到佳穴，又不知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雍正开始命怡亲王允祥和汉大臣高其倬舍弃京师以东，到京师西南一带山脉采卜。允祥等人受命后，经过多处勘察，至易州境内的太平峪，兴隆庄一带发现了“万年吉地”，并回宫竭力向雍正荐引。按照允祥等人的说法，此处西依云山，北靠泰宁山，东傍丘陵地，南临易水河，堪称：“乾坤聚秀之区，为朝阳会和之所，龙穴砂石，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雍正览奏之后，也认为此处是“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但是，若在此处选择陵址，显然违背了子随父葬的制度，他不便马上表态，只说那地方虽美，但距父亲的景陵和祖父的孝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而私下却在暗示群僚们为自己寻找依据和借口。臣僚们心领神会，很快就引经据典，找出了一大堆看起来颇具情理的依据。允祥联合大学士们奏称道：“汉唐诸陵虽都建于陕西，但汉高祖、汉文帝、景帝、武帝之陵却分布于咸阳、长安、高陵、兴平等县，唐高祖、唐太宗、高宗、玄宗诸陵则分散于三原、醴泉、乾县、蒲城等地。据此典法，在易州建陵，与古礼不为不合。且遵化与易州都属畿辅之地，离京师不远，完全可以建陵。”群臣果然不负厚望，一番引经据典，使雍正的意图得以顺利实施。雍正八年（1730年），位于易州的泰陵开始动工兴建，至乾隆二年（1737年）宣告竣工，同年三月初二日，雍正帝的梓宫被安葬于泰陵地宫。至此，清朝入关后沿袭的“昭穆之制”的丧葬规范，被雍正轻而易举地击破，历史在这里无声地拐了弯。清朝自入关后，帝王的陵寝开始以京师为坐标，逐渐分为两大陵区。那便是位于北京以东遵化县马兰峪附近的清东陵和位于北京以西易县境内的清西陵。
八国联军侵华详解
八国联军是哪八国？八国联军是指1900年（庚子年）以军事行动侵入中国的英国、法国、普鲁士(德国)、沙俄、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今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八国联合军队。前期由英国海军将领西摩尔率领,开始时总人数约3万人，后来有所增加。此事件最后以大清王朝战败，联军占领首都北京、清廷政府逃往陕西西安，谈和后清朝付出白银4.5亿为终。 八国以日本派遣的军队人数最多，派遣士兵约23000人，军舰约18艘，陆战队约540人总派遣的军队人数为23540人，奥匈帝国派遣的人数最小只是象征性派遣75人，日本成为八国联军的主力。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是指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激起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扩大对华侵略，英、法、德、奥、意、日、俄、美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借口清政府排外，联合进兵中国。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7月，攻陷天津；8月，占领北京。侵略军在华屠杀人民，掠夺财物，践踏中国主权。清廷慈禧等人逃往西安，派李鸿章等人乞和。11月，侵略军增至10万分别入侵山海关、保定、正定等地，并进兵山西。沙俄还单独出兵17万分六路入侵中国东北。1901年9月，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八国联军联军进犯 光绪二十六年三月（１９００年４月），义和团刚在北京近郊发展起来，俄国公使就提出镇压。美国、英国、法国、德意志帝国各国公使也奉本国政府密令，联合照会清朝政府“剿除义和团”，并将舰队聚集大沽口进行威胁。５月间，义和团在京津一带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清军士兵参加义和团，以端亲王爱新觉罗·载漪为首的排外势力在清政府内占据上风。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形势，总理衙门也“无力说服朝廷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便策划直接出兵干涉。５月２８日，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日本、俄国、美国八国在各国驻华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北京，清政府被迫同意。５月３０日至６月２日，八国的海军陆战队４００多人，陆续由天津乘火车开到北京，进驻东交民巷。随后，各国继续向中国增兵，各国军舰２４艘集结大沽口外，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军达２０００余人。６月６日前后，八国联合侵华政策相继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 1900年6月11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八国联军2000多人强占火车由天津驶往北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义和团坚决抵抗。6月12日，义和团与清军董福祥、聂士成部联合作战，切断侵略军与天津的联系。6月14日至18日，侵略军被义和团群众包围在廊坊、落岱、杨村一带，面对用近代枪炮武装的侵略军，义和团奋勇杀敌，视死如归，不惜以血肉之躯与敌人拼搏，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爱国热情，打死打伤敌军300余名，西摩尔溃不成军，被迫沿北运河退回天津，义和团粉碎了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计划。 6月中旬，侵华帝国主义海军在沙俄海军将领指挥下，联合进攻大沽口炮台，遭到守军坚决抵抗，清军共击伤击沉敌舰6艘，毙伤敌军200余名。正当战事激烈时，守将罗荣光不幸中弹牺牲，清军失去指挥，大沽炮台失守。在此前后，日本使馆书记生在前往永定门接应西摩尔联军时被清兵当作间谍处死。德驻华公使克林德在东单牌楼行凶被守军击毙。21日，清政府向各国“宣战”。 大沽口失陷后，俄、英、德、美援军数千人，闯入天津海河西岸紫竹林租界，对天津城及其外围发动猛攻，义和团奋起投入天津保卫战。董福祥率义和团一部进攻老龙头火车站，毙伤俄军500余名，数度占领车站。张德成率义和团及清军一部围攻紫竹林，以“火牛阵”踏平雷区，冲入租界。聂士成部清军坚守城南海光寺一带。7月9日八里台一战，聂士成身中7弹，腹破肠流仍坚持战斗，直至血竭而亡。14日，天津为联军攻陷。 8月4日，联军2万余人由天津进犯北京。13日进至北京城下，进攻东便门、朝阳门、东直门。英军率先由广渠门破城窜入。14日，北京失陷。次日晨，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仓惶出逃。联军入城后，解除了义和团对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的围攻，义和团被迫退出北京，转往外地坚持抗击侵略者。西太后在流亡途中，指定李鸿章为与列强议和全权代表，发布彻底铲除义和团的命令，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扼杀了。 在美国的历史记载里，称这次军事行动为中国解救远征，中国则称之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 德军在北京陷落之后两个月才到达中国。他们因为热切执行德皇威廉二世7月2日发布的命令：“你们知道，你们面对一个狡猾的、勇敢的、武备良好的和残忍的敌人。假如你们遇到他，记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战俘。你们要勇敢地作战，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威廉二世的这段讲话是对5世纪匈奴入侵欧洲的回忆。後来这段话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英国人借用来贬损他们的德国敌人。德军因四出掳掠，而倍受批评。 俄国除了与随联军进攻北京外，更另外从南北两路派二十余万人进占中国东北。北路俄军8月攻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9至占领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占据营口，10月占领沈阳，10月6日两军会师，占据了东北全境。 8月中从天津进至北京的部队其实只有七国（当中两国只为象征式的掌旗兵）约一万六千人，分别为：日军八千人，俄军四千八百人，英军（主要为锡克兵）三千人，美军二千一百人，法军八百人，奥军五十人，意军五十三人。 八国联军暴行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大肆屠杀，被捕的义和团威武不屈，视死如归。 八国联军经常强指人说是义和团，不由分说加以杀害。侵略军把西四北太平仓胡同的庄亲王府放火烧光，当场烧死1800人。德国侵略军奉命"在作战中，只要碰着中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法国军队路遇一队中国人，竟用机枪把人群逼进一条死胡同连续扫射15分钟，不留一人。日军抓捕中国人，施以各种酷刑，试验一颗子弹能穿几个人，或者故意向身体乱射，让人身中数弹才痛苦地死去。杀人时，八国联军全副武装"监斩"，人各个角度照相，企图恐吓中国人民，如今成为八国联军罪行的铁证。 据记载说："城破之日，洋人杀人无算。""但闻枪炮轰击声，妇幼呼救声，街上尸体枕籍。"英国人记载说："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去啃食躺着的尸体"。 八国联军侮辱妇女，任意蹂躏，据记载："联军尝将其所获妇女，不分良曲老少，仅驱诸裱褙胡同，使列屋而居，作为官妓。其胡同西头，当经设法堵塞，以防逃逸。惟留东头为出入之路，使人监管，任联军人等入内游玩，随意奸宿。"大学士倭仁的妻子已经九十岁，被侵略军百般侮辱而死。许多人不甘侮辱，含冤自尽。国子监督酒王懿荣居住的锡拉胡同11号，愤怒地说："岂能被所辱？"全家投井自尽。同治皇后的父亲、户部尚书崇绮的妻子女儿被拘押到天坛，遭到八国联军数十人轮奸，归来后全家自尽。崇绮服毒自杀。 8月28日，八国联军在皇宫阅兵，各国军队在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前集结列队通过天安门、端门，穿过皇宫，出神武门。依次有俄军、日军、英军、美军、法军、德军、意军、奥军等3170人，俄国军乐队吹奏各国国歌、乐曲。这是对中国的严重的侮辱，对中国主权的践踏。阅兵之后，各国军官重新回到皇宫，以参观为名公然疯狂抢劫，一个英国侵略者事后回忆说："一大群联军军官见到这些东西伸手就拿，把他们想要的东西装入口袋"。 北京被占领以后，八国联军统帅、德军元帅瓦德西特许士兵公开抢劫三天，以后各国军队又抢劫多日。中国的珍贵文物遭到了空前的浩劫。皇宫和颐和园里珍藏多年的宝物被抢掠。俄军最高指挥官阿列科谢也夫将军等人把慈禧寝宫用黄金和宝石精制的数十件珍宝"洗劫一空"。英、法士兵把各类珍宝抢光以后，以搬取大件之物，用大衣包、布袋装，运回驻地。仅嵩祝寺一处，丢失镀金铜佛3000余尊，锦绣制品1400件，铜器4300件。就连太和殿前存水的铜缸上面的镀金，也被侵略军刺刀刮去，至今刮痕斑斑。法国天主教主教樊国梁从一个官员家里抢走价值100万两白银的财物，法国侵略军统帅佛尔雷一个人抢劫的珍贵财物就有四十箱。法军抢劫礼王府白银200万两。东四一带的商店被抢掠一空，著名的"四大恒"金号全部被抢。地安门以东、东安门以北，房屋被焚毁十分之七八，前门以北东四以南，几乎全部被毁。 当时一位目击者写道："各国洋兵，俱以捕孥义和团，搜查枪械为名，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稍有拦阻，即被残害。"一个英国人说："凡是士兵所需要的，都是一派出一队一队的士兵去抢劫中国人的财产而得来的。如果士兵需要一些东西，而中国人稍一迟疑的话，就免不了送命。" 八国联军抢走北京各衙署存款约6000万两白银，其中日军劫掠户部（今公安部院内）库存白银2914856两，并立即放火烧房，掩盖罪证。鼓楼的更鼓，被日军用刺刀刺破。 古观象台的天文仪器，在世界天文史上有重要地位。法国侵略军和德国侵略军争抢这批仪器，瓦德西说："这些天文仪器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他们的造型和各台仪器的龙形装饰都极为完美。"12月2日，法军抢去件，德军抢走天体仪、纪限仪、地平经仪、玑衡抚辰仪、浑仪，运到德国柏林。直到1921年才归还中国。 《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1403--1408）2100位学者编纂而成的，共22870卷。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英法联军劫掠破坏，后来收藏在南池子大街的皇史成里，1900年全部被八国联军损坏。《四库全书》是清乾隆时（1772--1782）360位学者编纂而成的，收集了3461种古籍，共79309卷，全书共7套，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时毁坏一套，1900年又被八国联军毁掉数万册。翰林院（今公安部院内）收藏了许多宝贵书籍，八国联军把藏书抢掠糟蹋一空。直到现在，伦敦、巴黎的博物馆里还有许多当年被抢掠去的图书。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继续进攻了保定、易县、永清、张家口、山海关、娘女关等地，沙皇俄国出动17万军队侵占了东北，八国联军在各地烧杀抢掠，把城市乡村变成一片废墟 。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给中国的影响华 八国联军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侵略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劫，无数村镇沦为废墟，天津被烧毁三分之一，北京一片残墙断壁。连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也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八国联军在北京公开大肆抢劫，清宫无数文物珍宝被洗掳一空，大批群众残遭杀戮。 1901年9月7日，弈匡和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投降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银4亿5千万两；北京使馆区及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交由外国驻军；禁止中国人民组织反帝组织等。《辛丑条约》保住了清政府权位，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统治，清政府由此成为帝国主义的傀儡。
康熙墓地宫（图文）
康熙晚年朝服下像 康熙陵墓 康熙墓在哪 清圣祖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的陵寝，位于唐山遵化马兰峪清东陵昌瑞山脚下,清孝陵东侧1公里该陵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十日动工，康熙二十年(1681年)完工。 与康熙帝同葬景陵的有五位后妃： 1、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辅政大臣索尼孙女，废太子生母，康熙十三年因难产而死，年仅22岁)、 2、孝昭仁皇后钮祜禄氏(辅政大臣遏必隆之女，康熙十七年逝世)、 3、孝懿仁皇后佟佳氏(佟国维之女，康熙二十八年病逝，死前一天立为皇后) 4、孝恭仁皇后乌雅氏(雍正帝生母，康熙时为德妃，后尊为皇太后，雍正元年逝世)、 5、敬敏皇贵妃章佳氏(怡亲王胤祥生母) 景陵北依昌瑞山，建筑布局由南往北依次为：圣德神功碑亭、五孔拱桥、望柱、石像生、下马碑、神厨库、牌楼门、神道碑亭、二柱门、台石五供、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宝顶下是地宫。这些大大小小的建筑以一条宽9.70米的神路贯穿成一个完整的序列，该神路南与孝陵神路衔接，北端直达宝城，弯环如龙，盘曲有情。 景陵是清五朝在东陵界内营建的第二座皇帝陵，其建筑规模稍逊于孝陵，建筑规模总体上是以孝陵为蓝本，但局部又有所改创。如圣德神功碑亭内立双碑;石像生缩减为5对;改龙凤门为牌楼门等。景陵在葬在葬制上也有重大变革，开创了先葬皇后，附葬皇贵妃的制度;另外还摒弃了尸体火化入葬的传统而改为土葬。景陵的建筑风格及丧葬形式大多为后世所效仿，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圣德神功双碑 圣神功碑亭 清朝皇陵中的圣神功碑亭是由嗣皇帝兴建的，用以彰扬先皇一生的功业，景陵圣德神功碑亭建于雍正三年至雍正五年(1725-1727年)。按照雍正皇帝的意愿，亭内竖立了两块石碑，分别镌刻满文、汉字，用以记述康熙大帝60多年的赫赫功德。碑文由雍正皇帝亲自撰写，长达4300多字，是后世研究康熙朝历史的珍贵史料。 景陵石像生 景陵石像生 景陵石像生的布置有别于清代所有帝陵，自五孔桥至牌楼门段的神路由于地形的影响而呈弯环的曲 ，无法像其它陵寝际样对称布置，于是当时的建筑设计人员就根据神路走向顺地制宜随曲就弯地进行设置，一改其呆板的模式而呈现出灵活多变、步移景换言之的效果，体现了当时人们的聪明和才智。 康熙陵墓被盗 但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当时的中国仍是动荡不安,清东陵附近的一些土匪掀起了继1928年7月孙殿英之后的第二次盗掘清东陵文物的狂潮。同年9月当地一个姓张的人纠集约300余人对景陵展开了大规模的盗掘，将尘封了200余年的景陵地宫打开把随葬珍宝全部盗走，康熙皇帝及4后一妃的骸骨散落在地宫之中，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景陵地宫的盗口一直“对外开放”了7年，直到1952年清东陵文物保管所成立才封堵了盗口。 尽管盗匪极力搜寻，地宫内仍残存着一些文物，例如木质和丝织品。并且每具棺椁也都是珍贵的文物。景陵地宫内葬1帝4后1皇贵妃，墓主人之多、地位之尊贵(景陵地宫葬皇后最多)，随葬品之丰富，可为清陵之冠，可以断言，景陵地宫内残存的文物必定不少。康熙皇帝一生关注治黄治沙，在他身后尸骨却一直泡在水中。地宫内残存的文物和棺木长期浸泡在含有大量腐蚀性很强的碳酸钙的水中，无疑会受到极大的损害。清理地宫，既可以将残存的文物进行保护，收藏入库，还可以采取排水措施，使地宫内不存渗水，这样，不仅有效地保护了文物，也对保护地宫极为有利。 康熙皇帝是清朝入关后第一个用棺椁土葬的皇帝。通过清理景陵地宫，对于棺椁的形制、摆放的位置以及自来石、龙山石、香册香宝的形摆放位置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可以找到答案。同时对于了解孝、泰二陵的地宫规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史上景陵的两次重大火灾： 景陵发生过两次重大火灾，分别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和1952年。光绪年间的那场大火烧毁了隆 恩殿，直至宣统年间才完成重建，着火原因至今未知，怀疑是由于守陵大臣玩忽职守勿使火种进入以木制为主的宫殿而引起的;而1952年的那次则是由于接触雷电引起的。另外还有多次火灾由于损失较上述两次较少故不一一列举。 牌楼门 清圣祖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的陵寝 后寝院内的双方城与双明楼 清圣祖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的陵寝 单孔桥 清圣祖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的陵寝 五孔桥 清圣祖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的陵寝 下马碑 清圣祖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的陵寝 神厨库 清圣祖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的陵寝 望柱 清圣祖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的陵寝 隆恩殿丹陛石 清圣祖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的陵寝
成吉思汗：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者
成吉思汗是古今中外著名的历史人物，同时又是最有争议的人物。七八百年来，中外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名人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和探讨这位伟大人物。 成功者的典范——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者之一《千年风云第一人》(巴拉吉尼玛等编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的作者在《致读者》中写道： “我们敬重成吉思汗，并不只是因为他是民族的骄傲，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成功者之一。”在该书引言《成吉思汗创下了十二个世界之最》中，他们认为成吉思汗“创建了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国”、“发动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是“千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成功者”。 日本学者太田三郎在《成吉思汗》一书中称成吉思汗为“世界古今盖世之英雄”，他说：“观蒙古民族雄图伟业，俯仰六百年间，当时都为龙盘虎踞之大版图而赞叹。自有地球以来，英雄之席卷大陆者不知凡几；自有历史以来，君主之削平邦土者亦不知凡几。然规模之大，版图之广，如蒙古成吉思汗者，前后无其俦匹。……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等较，基业之伟，领域之大，亦故不能同日而语耳。”故而他认为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古民族的英雄，“亦且为世界古今不见俦匹盖世之雄也”。 苏俄著名学者巴托尔德说：“成吉思汗帝国的建立从某一点上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事件；把远东和前亚的文明国统一在一个王朝之下是空前绝后的。” 英国学者莱穆在《全人类帝王成吉思汗》一书中说：“成吉思汗是比欧洲历史舞台上所有的优秀人物更大规模的征服者。他不是通常尺度能够衡量的人物。他所统率的军队的足迹不能以里数来计量，实际上只能以经纬度来衡量。” 亚历山大，其英名也可以与成吉思汗相提并论，但“亚历山大一死，他的高官都是因为奢望帝王宝座而互相争斗，亚历山大的儿子遭到了逃亡的命运”。与之相反，“成吉思汗的儿子，没有受到任何继其父汗之位的影响，君临西起亚美尼亚东至朝鲜，南自西 藏北至伏尔加的广阔领域。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支配了世界的一半(确切些说是当时世界的五分之四)”。为此，他称成吉思汗为“全人类的皇帝”。 伊儿汗国的重臣、伊朗著名史学家志费尼在其《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说：“倘若那善于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会在使计用策方面当成吉思汗的学生，而且，在攻略城池的种种妙策中，他会发现，最好莫如盲目地跟成吉思汗走。”甚至拿破仑本人也说：“我不如成吉思汗，他的四个虎子都争为其父效力，我无这种好运。” 马克思在谈到成吉思汗时曾说：“成吉思汗戎马倥偬，征战终生，统一了蒙古，为中国统一而战，祖孙三代鏖战六七十年，其后征服民族多至720部。”在《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一书中，马克思写道，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组建了一支军队，他“依靠这支军队征服了东蒙与华北，然后征服了阿姆河以北的地方与呼罗珊，还征服了突厥族地区，即不花剌、花剌子模和波斯，并且还侵入印度。他的帝国的疆土从里海一直沿伸到北京，南面伸展到印度洋和喜马拉雅山西面到阿斯特拉汗和嘉桑。他卒后这个帝国分为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蒙古和中国；前三部分由汗分别统治；最后一部分作为帝国的主要部分，由大汗直接统治”。 孙中山先生说：“亚洲早期最强大的民族之中元朝蒙古人居首位。”“元朝时期几乎整个欧洲被元朝所占领，远比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更强大了”。 毛泽東同志将成吉思汗亲切地称为“一代天骄”，将他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帝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提并论。 东方战神——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不仅组建了一支当时天下无敌的强大骑兵，出色地解决了军队给养、后勤供应，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系列符合骑兵作战特点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怎样对待世界历史》一书中说：“蒙古人在战场上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这并不靠兵马之众多，而靠的是严谨的纪律、制度和可行的组织。也可以说，那些辉煌的成就来自于成吉思汗的指挥艺术。”他非常赞成勒·加特的说法：“蒙古人所进行的征战，就其规模和艺术、突然性和灵活性、包围的战略和战术而言，是史无前例的。”“成吉思汗即使不是世界上惟一的、最伟大的统帅，无疑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 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说：“如果有关战争的记载都从历史上抹掉，只留下成吉思汗战斗情况的详细记载，且被保存得很好，那么军人将仍然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从那些记载中，军人可以获得有用的知识，塑造一支用于未来战争的军队。那位令人惊异的领袖(成吉思汗)的成功使历史上大多数指挥官的成就黯然失色。”“他渡江河、翻高山，攻克城池，灭亡国家，摧毁整个文明。在战场上，他的部队运用得如此迅速和巧妙，横扫千军如卷席，无数次打败了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敌人”。“虽然他毁灭一切，残酷无情，野蛮凶猛，但他清楚地懂得战争的种种不变的要求”。 俄国将军以葛那吉夫说：“横览宇内，历年之少，而开拓疆土之广大，如成吉思汗者，千古所未尝见也。成吉思汗登蒙古大汗位之初，兵籍之户数约一万三千而已(约3万)，其后征服民族之数凡七百二十部之多，其言语信仰，大抵异类。其子孙蒙业开拓，所奄有之全版图，包括今之清帝国，印度之北部，韩国半岛，中央亚西亚之全域，俄罗斯帝国之大半，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间之南部，兵刃之所斩刈，马足之所蹂躏，由东达西，成一直线，径长六千英里(约当中国1 万6千里)，其间列国数十，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才以六七十年之短日月次第削平者也。此最大盖世之雄，果如何而崛起者耶？”俄国军事家柯列金也说：“通观世界历史，用很少兵力(拉施德丁说12万，小林高四郎说20万)，在很短时间内(1207年到1227年共20年)，攻略广大土地(欧亚两洲的大部)，统治众多人口(中小路彰说6亿人口，我认为有些夸大)，除成吉思汗时代的鞑靼人和帖木儿时代的中亚细亚人之外，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 有人曾经统计过，成吉思汗一生共进行了60多次战争，除十三翼之战因实力悬殊主动撤退外，没有一次失败过。因此中国学者刘乐土先生在其《成吉思汗》一书中说：“成吉思汗是后人难以比肩的战争奇才。他逢敌必战、战必胜的神奇，将人类的军事天赋穷尽到了极点。”“他麾下的铁骑，势如破竹，硝烟漫卷到了俄罗斯、阿富汗及印度北部。在广袤的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已经成了战无不胜的神，对手无不闻风丧胆，屈服于脚下”。“什么人才能称得上战神？惟有成吉思汗！” 信仰自由——实行开明的宗教政策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蒙古汗国横跨欧亚两洲，当时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在其统治的范围之内几乎是应有尽有。其中包括蒙古人原来信奉的萨满教，西 藏、西夏和汉人信奉的佛教，金和南宋的道教、摩尼教，畏兀儿和西方各国信奉的伊斯兰教(回回教、答失蛮)，蒙古高原一些部落乃至钦察、斡罗思各国信奉的基督教(包括景教，即聂斯托利派；也里可温，罗马派)等等。 蒙古贵族征服天下，基本上是采取屠杀和掠夺政策，但其宗教政策却比较开明，并不强迫被征服者改信蒙古人的宗教，而是宣布信教自由，允许各个教派存在，而且允许蒙古人自由参加各种教派，对教徒基本上免除赋税和徭役。实行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被征服者的反抗，对蒙古贵族的得天下和治天下都曾发挥过不小的作用。随着中亚、波斯等地被征服，来到东方的回回人空前增加。蒙古贵族利用回回上层和富商大贾作为压迫与剥削中原汉民的帮手，如花剌子模人牙剌瓦赤，不花剌贵族赛典赤赡思丁，富商奥都剌合蛮、阿合马等，都在统治机构中担任很重要的职务。移居漠北与中原各地的回回人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其聚居地建立清真寺，回教教师答失蛮、苦行者迭里威失，享受与僧道、也里可温同样的免税待遇。但一般的回教徒——木速鲁蛮则同于编民，一样要交纳赋税，负担差发。总之，“在中国，由于蒙古人采取‘信仰自由’和‘兼容并包’的政策，伊斯兰教乘机往东发展，大批穆斯林迁居来华，为穆斯林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自忽必烈以后，元朝统治者主要提倡喇嘛教，西 藏人八思巴被尊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以后每一帝师死，必自西 藏取一人为嗣，一直到元朝灭亡。由此佛教掌握了西 藏地方的政权，并将教义传入了蒙古地区。 经商与战争——打破东西方壁垒的千年伟人成吉思汗西征导因于一次东西方的商业冲突：讹答剌城守将海儿汗残杀蒙古商队，成为成吉思汗西征的导火线，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德山先生在《元代交通史》中说：“国际陆路交通是成吉思汗祖孙三代三次西征的产物。”由此“开辟了中国通往波斯的国际交通 ——波斯道”。法国学者格鲁塞在《蒙古帝国史》中说：“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道，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中国的绘画和波斯的绘画彼此相识并交流。马可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北京有了天主教总主教。”“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这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利。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与之相似”。加拿大史学家斯塔夫里·阿塔斯说：“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即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往来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这条“横穿中亚的商路”，对于当时东西方商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美国作家哈罗·兰姆将成吉思汗称为“人类帝王”，他在著作中说：“虽然当初的成吉思汗从未接受过物质文明的熏染，竟能为50多个民族建立了切实可行的典章，维持大半个世界的和平与秩序”；“信使可以纵横50个经度，一个少女怀揣一袋金子，可以安心遨游这个广大的帝国”。使得东西交流为之畅通、欧亚文化为之交流，“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1999年6月，韩国总统金大中说：“有人认为，由于有了蒙古人，人类才第一次拥有了世界史，而蒙古人倔强不拔、勇猛无敌的精神和机智敏捷的性格却塑造了伟大的成吉思汗。同样，我也赞成一些人的评价，网络还未出现的七百年以前的蒙古人，却打通了世界各国的关系，建立了国际往来关系。” 韩国学者金钟日也说：“大地是人类的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家园，这是当今‘全球化’的新概念。然而，‘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统一。” 我国元史专家韩儒林先生说：“成吉思汗在开始西征起，便……把东西交通大道上的此疆彼界扫除了，把阻碍经济文化交流的堡垒削平了，于是东西方的交往开始频繁，距离开始缩短了。中国的创造发明如火药、纸币、驿站制度等输出到西方，西方的药品、织造品、天文历法等也输入了中国。”完善的驿站系统，使“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脉络相通，朝令夕至”。“之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在邻家”。 亚欧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直接促进了历史的进步。比如，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使欧洲文化从神学手里解放出来，出现了文艺复兴。火药和火器传入欧洲，也使它发挥了在中国未曾发挥的巨大作用。恩格斯说：“在十四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这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并说：“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指南针传入欧洲则促进了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以后才出现了哥伦布等人的远航，使他们发现了新大陆，促使欧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无怪乎有的学者这样说：“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使世界从沉睡中觉醒，东西文化交流促成。被《马可波罗游记》招致哥伦布探险，美洲大陆被发现，欧洲人一度掌握世界霸权，后又美国崛起，日本被美国打败等等。所以，我把成吉思汗的诞生可以看作改变世界方向，形成今日世界的诞生。”
元朝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碰撞，曾经激起过无数绚丽的火花，为中华文化绵延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不仅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诸多领域出现了新的飞跃，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进程，开创了中国各民 族文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贡献。元朝是指公元1206年至1368年间由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政权。在中国王朝序列中，尽管该政权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重要的。本文拟从文化角度，对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进行初步探索。 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进程 13世纪初，蒙古族统治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服战争，先后消灭西夏、金、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权，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有利环境。 中国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时代开始，中原地区所形成的“夏夷”之说，强调“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思想，对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碍。例如在史学领域极具影响的“正闰”说，主张“四夷不得正统”，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与“窃国”、“篡国”者并列，纳入非“正统”序列，事实上对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转这一传统观念。在编纂《辽》、《宋》、《金》史时，三史都总裁官、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其意义正如韩儒林先生所总结的那样：“这一决定确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状况，因而是正确的，所以脱脱对三史的贡献不能忽视。” 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元朝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蒙古族文字产生于这一时期，并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历史著作《蒙古秘史》诞生；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元朝政府官员的民族成份最为复杂；元朝也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辽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编修的史籍，也在中国史学史上首开一朝官修三朝历史之先河，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中国首次出现了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间涌现出一大批汉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社会流传，藏传佛教在中原得以传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种植和纺织技术推动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在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各民族间的交融也进入又一个高潮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而一个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对于元朝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中世纪欧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由此可见，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得到普遍认可，“四海为家”、“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多元一体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 兼容务实的文化政策推进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发展 与大多数中国封建王朝相比较，蒙元时期思想文化观念有两个特点是十分显著的：其一是兼容，其二是“不尚虚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元朝的文化环境表现出兼容务实的特征。 蒙元王朝的文化兼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讳”制度的王朝；它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目前尚未发现元代人士因言论遭受不幸的实例。据统计，元代的文化禁令仅是明清两朝的几十分之一；它还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明确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国都有活动场所和信徒，这在当时的整个欧亚大陆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兼容的文化氛围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散曲和杂剧）就是在此环境下形成的。今人把元曲与唐诗、宋词并列，视之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一些学者认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诞生并繁荣，主要得益于元代北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文化政策的宽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自由创作。 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元代的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对元代儒家文化的发展，陈垣先生是这样评价的：“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 务实的精神推动了文化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处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有着较为迫切的发展要求。因此与宋代相比较，元朝务实的文化精神是十分显著的。元朝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张“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惟以实惠”，强调“务施实德，不尚虚文”。据此，他提出了“科举虚诞，朕所不取”，废止了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强调才干，而不单纯是“以文取胜”；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由政府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天文实测活动，使中国在很多天文学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如黄道夹角的科学数据、星辰的数量、历法等）；在地理学方面，《大元一统志》开中国官修地理总志之先河，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书；元代编修的方志达到160种，数量超过了宋代；元政府还组织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对黄河河源的实地科考；在农业技术及农学普及方面，南北东西农作物广泛交流，各地农业技术（如生产工具）取长补短，棉花种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广，很多农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强了农业科技的总结和普及工作，司农司编辑的《农桑辑要》是中国古代政府编行的最早的、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中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祯的《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对全国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在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元代发明了金属活字、转轮排字法和套色印刷术。此外，元政权对医学、造船业、陶瓷制造和水利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开创了中国封建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 元朝以及四大汗国等政权的产生，使13世纪之后的欧亚政治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东亚、中亚和西亚地区昔日林立的诸多政权顷刻间消失，欧洲的部分地区也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毫无疑问，残酷的战争，剧烈的社会动荡，曾给欧亚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是，征服战争以及随之建立的蒙古政权，在客观上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使欧亚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壁垒被打破。蒙古族统治者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便利、安全的驿站交通，拉近了欧亚之间的距离，使各种文化之间的直接对话成为现实，缩短了欧亚大陆区域之间因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于地理空间和人为封闭造成的文明进程的差距。交流让中国认识了世界，世界也认识了中国，东西方之间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世界文明史由此进入了新的时代。如果从中国文化史角度观察，蒙元王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外影响最大的王朝是唐朝和元朝。但是，如果从对外影响范围、往来国家数量和国际地位角度比较，唐朝与元朝是无法比拟的。优惠的通商政策、通畅的商路、富庶的国度、美丽的传说，使元朝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广州已具有国际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为国际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政府使节和工匠，由陆路、海路来到中国，他们当中的部分人长期旅居中国，有些人还担任政府官员。据统计，这些人分别来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里、叙利亚、摩洛哥、高丽、不丹、尼泊尔、印度、波兰、匈牙利、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国。归国后一些人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见闻。正是这些游记，使西方人第一次较全面地掌握了中国和东方的信息，一个文明和富庶的中国真实地展示在世界面前。这些信息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可波罗等人的著作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开创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元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宋代的50多个增加到140多个。海路到达非洲海岸，陆路往来直抵西欧，统一的环境为国际间、地区间的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史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在大量阿拉伯人、欧洲人涌向东方的同时，中国人的视野也更加开阔，对周边国家、中亚、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了解更加清晰，足迹甚至延伸到西亚和西欧。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介绍，不再局限于道听途说，而大多是亲身经历。如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所记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国史实“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该书记录了数百个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险要、气候物产、人物风俗，与我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情况等等，多属前人未载内容。类似的文献还有《西游记》、《西游录》、《北使记》、《西使记》、《真腊风土记》、《异域志》等，反映了元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新认识和开阔的文化视野。 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使不同地区、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双向交流加速。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技术传入阿拉伯和欧洲，推进了这些地区的文明进程。阿拉伯的医学、天文学、农业技术，欧洲的数学、金属工艺，南亚的雕塑艺术等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元代中西文化交流信息量之大、传播范围之广、对未来历史影响之大，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可以说，中西方文明成就第一次出现了全方位共享的局面 兼容务实的文化政策推进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发展 与大多数中国封建王朝相比较，蒙元时期思想文化观念有两个特点是十分显著的：其一是兼容，其二是“不尚虚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元朝的文化环境表现出兼容务实的特征。 蒙元王朝的文化兼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讳”制度的王朝；它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目前尚未发现元代人士因言论遭受不幸的实例。据统计，元代的文化禁令仅是明清两朝的几十分之一；它还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明确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国都有活动场所和信徒，这在当时的整个欧亚大陆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兼容的文化氛围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散曲和杂剧）就是在此环境下形成的。今人把元曲与唐诗、宋词并列，视之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一些学者认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诞生并繁荣，主要得益于元代北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文化政策的宽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自由创作。 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元代的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对元代儒家文化的发展，陈垣先生是这样评价的：“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 务实的精神推动了文化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处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有着较为迫切的发展要求。因此与宋代相比较，元朝务实的文化精神是十分显著的。元朝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张“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惟以实惠”，强调“务施实德，不尚虚文”。据此，他提出了“科举虚诞，朕所不取”，废止了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强调才干，而不单纯是“以文取胜”；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由政府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天文实测活动，使中国在很多天文学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如黄道夹角的科学数据、星辰的数量、历法等）；在地理学方面，《大元一统志》开中国官修地理总志之先河，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书；元代编修的方志达到160种，数量超过了宋代；元政府还组织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对黄河河源的实地科考；在农业技术及农学普及方面，南北东西农作物广泛交流，各地农业技术（如生产工具）取长补短，棉花种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广，很多农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强了农业科技的总结和普及工作，司农司编辑的《农桑辑要》是中国古代政府编行的最早的、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中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祯的《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对全国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在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元代发明了金属活字、转轮排字法和套色印刷术。此外，元政权对医学、造船业、陶瓷制造和水利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开创了中国封建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 元朝以及四大汗国等政权的产生，使13世纪之后的欧亚政治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东亚、中亚和西亚地区昔日林立的诸多政权顷刻间消失，欧洲的部分地区也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毫无疑问，残酷的战争，剧烈的社会动荡，曾给欧亚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是，征服战争以及随之建立的蒙古政权，在客观上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使欧亚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壁垒被打破。蒙古族统治者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便利、安全的驿站交通，拉近了欧亚之间的距离，使各种文化之间的直接对话成为现实，缩短了欧亚大陆区域之间因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于地理空间和人为封闭造成的文明进程的差距。交流让中国认识了世界，世界也认识了中国，东西方之间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世界文明史由此进入了新的时代。如果从中国文化史角度观察，蒙元王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成吉思汗西征：版图横跨欧亚大陆
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族，并在斡难河(也就是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嫩河畔)被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蒙古帝国就此建立，铁木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成吉思汗。 具有雄才大略的成吉思汗，并不满足于已有的功业，他在成为蒙古帝国的最高统帅之后，带领他的大军南征北战，大肆扩张领土，以便为他的子孙拓展更大的疆域。 成吉思汗十三年(1218年)，成吉思汗派出了一个450人的庞大商队前往西域，准备用珠宝和药材换回粮食和战马，然后向金国再次发动进攻。然而，当这支商队走到花剌子模国的讹答剌城(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阿雷思河和锡尔河交汇处)时，却遭到了当地人的残酷屠杀…… 那么，花剌子模人为什么要把成吉思汗派出的商队全部杀掉呢？商队被杀之后，成吉思汗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这个事件对蒙古帝国的历史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中亚古国 在分析这个事件之前，有必要对花剌子模国作一个简单介绍。 花剌子模是一个位于今日中亚西部地区的古代国家，位于阿姆河下游、咸海南岸，国土主要分布在今日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土地上，鼎盛时期还包括今天的伊朗、阿富汗的一些地方。 花剌子模曾经是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公元前5世纪，波斯军队远征希腊失败后，波斯帝国走向衰落，约公元前4世纪中期，花剌子模成为独立国。后来，亚历山大大帝灭亡波斯，花剌子模隶属于马其顿帝国。公元前后，印度的贵霜王朝强盛起来，统治了花剌子模地区。这个时期佛教从印度传入花剌子模地区，但是这里的居民长期保留着古老的宗教习惯，大部分人与伊朗人一样，信奉祆教。3世纪，花剌子模脱离贵霜帝国获得独立，以后较长时间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经济比较繁荣。波斯萨珊帝国时期，中亚为突厥所据，但是主权归属一直是波斯版图，花剌子模重新被波斯萨珊王朝控制。7世纪时，被阿拉伯帝国征服。11到13世纪，受塞尔柱突厥统治，领土扩张到波斯、阿富汗一带。 1142年，西辽与塞尔柱人决战，塞尔柱人战败，西辽军侵入花剌子模，花剌子模被迫向西辽称臣。 西辽是辽国被金国灭亡后，由辽国大将耶律大石建立的一个国家，史称西辽。辽国是1125年灭亡的，在此之前，大将耶律大石率部退至漠北，后来又率部西征，于1132年到达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并在这里登基称帝，号菊尔汗。西辽建国后，耶律大石就开始大规模地对外扩张，在十年的时间里，先后征服了高昌回鹘王国(东喀喇汗王朝、西喀喇汗王朝)和花剌子模。西辽兵进入花剌子模后，大肆屠杀当地平民，迫使其统治者阿即思称臣，每年向西辽进贡。随后，西辽兵退出了花剌子模，花剌子模继续由阿即思统治。 1200年，摩诃末成了花剌子模的国王，仍向西辽称臣。1204年，阿富汗古尔王朝入侵花剌子模，双方展开大战。花剌子模在西辽兵的帮助下，打败了古尔人，并把对方赶出了花剌子模。随着花剌子模国力的增强，摩诃末不甘心于自己的附庸地位，便停止了给西辽的年贡，而且开始征服整个河中地区(指中亚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以及泽拉夫尚河流域，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全境和哈萨克斯坦西南部)。1206年布哈拉汗国爆发了人民起义，摩诃末认为这是征服河中地区的大好时机，便率军进入河中地区，攻占布哈拉，镇压了人民起义。摩诃末同西喀喇汗王朝的奥斯曼结成同盟，与西辽对抗，但被西辽打败，摩诃末退回花剌子模。 蒙古兴起后，乃蛮部被成吉思汗打垮，乃蛮部太阳汗之子屈出律(又称古出鲁克)及大量部民逃脱。他们奔往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境内)，从那里又越过天山到达库车(今新疆库车县)。屈出律带领部下在库车山里东游西荡，既无粮食又缺乏给养，而跟随他的那些人已作鸟兽散。1208年冬，屈出律只好去投奔西辽王朝的菊尔汗。当花剌子模的摩诃末起兵反对西辽时，西辽的属国、属部也起来造反，西辽处境困难。这时，屈出律主动向西辽菊尔汗建议让他去纠集乃蛮旧部，以强大西辽。西辽菊尔汗耶律直鲁古接受了他的建议，赏赐他许多财宝并封他为可汗。屈出律东去之后，果然收拢了不少乃蛮士兵，又同其他部落结成联盟。他率领这支军队进入西辽直辖领地，大肆杀戮和抢劫。这个屈出律是个野心家，他秘密向花剌子模派出使臣，约定双方夹攻菊尔汗，以瓜分西辽的土地。这样，屈出律和耶律直鲁古反目成仇，屈出律出兵击败西辽军队，遂劫掠西辽的府库乌兹干(今吉尔吉斯斯坦的乌兹根)，又进攻喀喇汗王朝的古都巴拉沙衮(今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托克马克境内的布拉纳城)，但被西辽军打败，士兵大半被俘。屈出律北走，重新集结兵力，等待时机。 1211年秋天，屈出律趁耶律直鲁古外出狩猎的时候发动突然袭击，耶律直鲁古兵败被抓，屈出律攫取了西辽的政权，西辽国到此实际上就灭亡了。《辽史》记载，“乃蛮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指耶律直鲁古)，而据其位。”屈出律攫取西辽政权后，表面上对菊尔汗很礼敬，“尊耶律直鲁古为太上皇，皇后为皇太后，朝夕问起居”，实际上是利用他来稳定自己的统治。耶律直鲁古在抑郁悲意中生活了两年，于1213年死去。 屈出律为了取得契丹贵族的支持，娶了西辽王朝的一位公主。屈出律本来是信奉基督教的，但在这位公主的劝告下，他由信奉基督教改信佛教，并且在全国大力推行佛教，打击伊斯兰教。屈出律要穆斯林改奉佛教，至少要穿戴契丹人的服装，并强制推行。屈出律的做法，引起当地人民的普遍不满。 1210年，摩诃末再次出兵，进入河中地区。摩诃末为动员广大穆斯林支持自己，煽起他们的宗教狂热，抵制屈出律的统治，并宣布对西辽进行“圣战”。他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打败西辽军队，并俘虏了其主帅塔阳古，从此摩诃末威名大震。 西辽在对付花剌子模国和西喀喇汗王朝的叛离而失败的同时，它在各个属国的官员也日趋腐化。东部的高昌回鹘王国于1209年杀死西辽王朝的监督官投靠蒙古国；1211年，葛逻禄部首领阿儿斯兰汗也投奔成吉思汗。这样，西辽王朝只剩下东喀喇汗王朝这一个附庸国。后来，东喀喇汗王朝也起兵造反，菊尔汗出兵镇压，并把喀喇汗王朝的穆罕默德俘虏，囚禁于巴拉沙衮，才稳定住局势。但是这时西辽王朝的直辖领地，已经与全盛之时不可同日而语了。 1212年，摩诃末终于征服了河中地区，到1215年，花剌子模彻底征服了阿富汗地区。花剌子模的国力一天天强大起来，到1217年，它的疆域扩展到阿富汗、波斯一带，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当花剌子模逐渐强盛的时候，摩诃末听说东方的蒙古帝国正在兴起，就于1215年派使团来到中国，以打探虚实。摩诃末的使团在中都(今北京西南)附近觐见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盛情地款待了他们，并表示，双方要保持和平友好关系，让商人自由往来。1216年，成吉思汗还派出使者，回访了花剌子模国。1218年春，摩诃末在不花剌城(今乌兹别克斯坦西南部的布哈拉)接见了蒙古使者，蒙古使者递交了成吉思汗亲自写给摩诃末的信。信的大致内容是：吾人眼下有友邻之责，人类协调的途径应由双方遵循；友谊的责任应得到承担；吾人应有义务在不幸事故中相互支援和帮助；并且应使常行的和荒废的道路平安开放，让商人们可以安全无约束地来往。 摩诃末同意了成吉思汗的提议，双方缔结了和平通商协定。 但是，时间不长，不幸的事情却发生了…… 商队惨案 当成吉思汗与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达成和平通商协定后，成吉思汗于当年就派出了一个450人组成的商队，赶了500匹大骆驼，浩浩荡荡向西域而去。成吉思汗的目的是准备用珠宝和药材换回粮食和战马，然后再次向金国进攻。这500匹骆驼排成长队，气势是何等的宏大！他们一路向西，在广漠的天地间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 经过长途跋涉，商队到达了花剌子模国的边境。边境上有一座城池叫讹答剌城，位于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阿雷思河和锡尔河交汇处，是花剌子模国东部的一个重镇，也是商人到伏尔加河以及东罗马帝国的必经之路。蒙古的商队到达这个地方以后，商队的领队让大家卸下货物，在城外等候，自己带着一个随从，拿着成吉思汗的通关文牒，进城办理过境手续。 讹答剌城的守将名叫亦纳勒术(音zhú)，是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的异母兄弟或者表兄弟，被封为“海尔汗”，具有相当大的权力。亦纳勒术是个非常傲慢的家伙，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为非作歹，横行霸道，不可一世。他看了蒙古商队的通关文牒，说是要亲自出城检查，让商队的领队出城等候。 蒙古商队的领队到了城外，让大家一边等候检查，一边拿出干粮充饥。工夫不大，从城里陆续冲出几队士兵，为首的正是那个亦纳勒术。商队的人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正在纳闷，亦纳勒术一声令下，那些士兵挥舞着战刀冲了过来，把手无寸铁的蒙古商队人员都俘虏了。接着，亦纳勒术向摩诃末报告，说蒙古商队中有间谍人员。摩诃末听了非常生气，他不作任何调查，就命令亦纳勒术将蒙古商队人员全部杀死，将商队所带财物全部扣留。只有一名驼夫侥幸逃脱，跑回蒙古国，向成吉思汗作了汇报。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讹答剌惨案”。 那么，亦纳勒术为什么要把蒙古商队赶尽杀绝呢？原来，这个亦纳勒术见蒙古商队带着许多珠宝和值钱的东西，不由得见财起意，于是谎称蒙古商队中有间谍，因而制造了这场屠杀案。 那名侥幸逃脱的驼夫跑回蒙古，向成吉思汗报告了商队人员被杀、珠宝货物被抢的经过，成吉思汗勃然大怒。此时的成吉思汗正准备攻打金国的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金国的都城原来在中都，成吉思汗九年(1214年)，蒙古军攻陷了中都，金国不得不将都城南移到汴京。成吉思汗得到这个报告，便暂时取消了攻打汴京的计划。他和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商量，决定先派使者前往花剌子模国进行交涉。 成吉思汗派出的使者到了花剌子模国，见到了国王摩诃末，要求惩办制造惨案的元凶亦纳勒术，并归还所有被扣押的珠宝和货物。但是，摩诃末有意袒护亦纳勒术，不仅断然拒绝了蒙古使者的要求，而且还狂妄地杀死了蒙古使者。这一下可把成吉思汗激怒了，这位称霸草原的英雄决定亲率大军，西征花剌子模国，出一出胸中的这口恶气。于是，震撼世界的第一次西征开始了。 发怒西征 成吉思汗决心西征花剌子模国，为自己的商队和使者报仇。但蒙古帝国与花剌子模国之间还隔着一个大国，这就是前面说过的西辽。西辽虽然已经灭亡了，但统治西辽的屈出律并没有重新建立国家，所以我们仍然称这个国家为西辽。要去攻打花剌子模国，必须经过西辽地界，而西辽与蒙古帝国势不两立，向西辽借道是不可能的。所以，第一步必须先征服西辽国，扫清西征花剌子模国的障碍，然后才能进军花剌子模国。 为了加快西征步伐，成吉思汗决定借助西夏的力量，联合进攻西辽国。西夏国的皇帝叫李遵顼(音xū)，他虽然被蒙古军打败，但并没有诚心臣服蒙古帝国。所以，当成吉思汗派来的使者请求他出兵时，李遵顼以国穷、兵弱、马瘦、粮缺等种种理由，拒绝了成吉思汗的要求。于是，成吉思汗放弃了这一打算，改派自己的得力大将哲别前去征伐西辽。 哲别原名叫只儿豁阿歹，因为他是一名神箭手，成吉思汗赐名为哲别，蒙古语就是“箭”的意思。他骁勇善战，是成吉思汗手下的一员名将。 1218年，哲别奉命率两万精兵，征伐西辽国。 自从屈出律夺取政权之后，西辽国的政权由契丹族人手里转到乃蛮人手里，民族矛盾相当尖锐。再加上屈出律下了一道命令，让西辽国的人都信奉佛教，这就使民族矛盾更加激化了。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使西辽社会一片混乱，人民怨声载道，对屈出律非常不满。 蒙古军抓住这一要害展开政治攻势。哲别大张旗鼓地向西辽百姓进行宣传，说明蒙古军此次出征，只是追剿屈出律和他的乃蛮残部，对西辽的广大民众绝不伤害，并且主张信仰自由，信什么教都可以。这样，西辽国上下都对蒙古军有了好感。 哲别率蒙古精兵势如破竹，西辽军根本无力抵抗。哲别很快就攻占了西辽国的都城虎思斡耳朵，就是前面提到的巴拉沙衮。这个古都是当年耶律大石改名的。蒙古军占领了虎思斡耳朵，屈出律仓皇出逃，后来被当地伊斯兰教徒抓获，交给了哲别。最后，屈出律在撒里黑昆(今新疆西南部的塔什库尔干)被哲别处死。 西辽的最后覆灭，为成吉思汗西征扫清了道路。时间进入1219年，成吉思汗亲率20万大军，向花剌子模杀去。早在一年前，成吉思汗就派人到燕京，将一个叫耶律楚材的能人请到军中，作为自己的军师。这次出征，同样将耶律楚材带在身边。同时，成吉思汗的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以及大将速不台、哲别一同出征。在出征前，成吉思汗的几个儿子发生了一次激烈争吵。他们为什么要争吵？争吵的内容是什么？下一章将要细说这些问题。 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年)六月，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到达新疆阿勒泰地区额尔齐斯河上游，在此举行了盛大的出征誓师大会。然后，成吉思汗命长子术赤、大将哲别率军取道畏兀儿、可失哈儿(今新疆喀什市北)，向拔汗那(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进军，从东南方向进攻花剌子模的城市，以吸引摩诃末的注意力。摩诃末果然上当，派主力部队指向拔汗那，阻挡术赤和哲别的进攻。成吉思汗则乘机率领大军迅速推进到讹答剌。哲别的部队靠近拔汗那后，突然挥师南下，沿阿姆河北上，攻打阿姆河沿岸的一些城市。 由于西辽的覆灭，蒙古大军一路向西，如入无人之境，顺利地到了讹答剌城下。守将亦纳勒术知道蒙古大军是为报仇而来，所以防守非常严密，并多次打退蒙古大军的进攻。同时，亦纳勒术火速派人去向摩诃末禀报军情。 花剌子模国有两个都城，新都叫撒麻耳干(蒙古人称寻思干或薛迷思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位于花剌子模国东部；旧都叫玉龙杰赤(遗址在今土库曼斯坦乌尔根奇)，位于花剌子模国西北部。国王摩诃末驻在新都，母后秃尔汗驻旧都。除这两个都城外，还有一个最繁华的城市叫不花剌城，位于新都和旧都的中间，国王摩诃末如今就住在这里。 当时，花剌子模国有军队40万，大部分是突厥人。从数量上看，花剌子模处于绝对优势，但从战斗力上看，却远远不如蒙古的骑兵。摩诃末的战略部署是：将部分主力部队分配到新都和旧都，大部分主力驻守在自己所在的不花剌城，以便两边策应。他采取的战术是以守城为主，避免同蒙古骑兵进行野战。 蒙古大军到达讹答剌之后，成吉思汗又兵分四路：第一路由皇子察合台、窝阔台指挥，攻打讹答剌；第二路由长子术赤指挥，顺锡尔河下游北上，攻打花剌子模西北部的城市；第三路由猛将阿剌黑、塔孩等率领，沿锡尔河上游攻占伯纳克特(一作别纳客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西南)、忽毡(今塔吉克斯坦的苦盏)等城市；第四路由成吉思汗与拖雷率领主力，以速不台为先锋，渡过锡尔河，穿越基吉尔库姆大沙漠，直取不花剌(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以切断摩诃末与新、旧两都之间的联系。 讹答剌攻守战是最为激烈的。作为蒙古军一方来说，一心要为自己的商队报仇，所以攻得十分勇猛；作为亦纳勒术来说，这场战争是由于自己引起的，只有誓死保卫讹答剌城，自己才有生存的希望，否则一旦城破，自己肯定死无葬身之地。因此，一方攻得猛烈，一方拼命死守，数月之中不分胜负。蒙古军有足够的耐心，他们把讹答剌城牢牢围住，不断消耗对方的力量。最后，城内的弓箭全部射完了，连防御守城的石头、瓦块也用完了，经过6个月的围攻，蒙古军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作恶多端的亦纳勒术被活捉。察合台和窝阔台请示成吉思汗，如何处置亦纳勒术，成吉思汗下令，用融化了的银液灌入亦纳勒术的眼睛和耳朵，为自己的商队和使臣报了仇。 再说成吉思汗和拖雷带领中路军秘密渡过锡尔河，越过基吉尔库姆大沙漠，实施远距离大纵深穿插迂回，于成吉思汗十五年(1220年)二月出其不意地抵达并包围了不花剌城。不花剌城分内城和外城，城周围还有大大小小的许多城堡，应该说是易守难攻。但是，国王摩诃末早被蒙古军的猛烈攻势吓破了胆，并没有组织有力的防御战，自己却仓皇逃跑了。成吉思汗命令速不台和哲别两员大将率军追赶，自己指挥主力攻打不花剌城。 部分守军拒绝投降，蒙古军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昼夜连续进攻数日，将这些守军全部消灭。其他守军见国王逃跑，也纷纷出逃。蒙古军乘胜追击，消灭大部溃逃守军于阿姆河畔。攻破不花剌城之后，成吉思汗下令毁城，不花剌城变成了一片废墟。不花剌一经陷落，花剌子模新、旧两都之间交通遂断，东西部互相支援也随之被切断，花剌子模国立刻呈现出瘫痪状态。 三月，察合台和窝阔台在攻占讹答剌城后，率军与成吉思汗会合。随后，成吉思汗挥军指向花剌子模国新都撒麻耳干。五月，蒙古各路大军兵临城下，对方守军不堪一击，撒麻耳干很快被蒙古军占领。成吉思汗下令屠城，撒麻耳干同样变成一片废墟。 摩诃末逃出不花剌城后，被速不台和哲别一路追赶，最后逃到了宽田吉思海(今里海)的一个小岛上。这是一个荒岛，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再加上连日逃奔，摩诃末一病不起，于这年年底在绝望中死去。 摩诃末的长子叫札兰丁，他继承了父亲的王位，逃回到旧都玉龙杰赤，准备进行反扑。成吉思汗得知消息后，命自己的长子术赤和次子察合台率军前去攻打。 玉龙杰赤本来也是好打的，但由于术赤和察合台两兄弟意见不一，致使久攻不下。成吉思汗知道这一情况后，当机立断，派三子窝阔台前去担任前线总指挥，并于成吉思汗十六年(1221年)秋天攻克了这座城池。 摩诃末的儿子札兰丁虽然智勇双全，但父亲留给他的已经是一个不可收拾的烂摊子，纵然他有三头六臂，也没有了回天之力。再加上因为王位问题，皇室内部发生变乱，札兰丁内外交困，只得逃往呼罗珊(今阿姆河以南，大部分在今伊朗，一部分在今阿富汗的赫拉特和土库曼斯坦的马雷)。蒙古军紧追不放，把札兰丁逼到一个悬崖上。札兰丁骑着马，从悬崖上跃入印度河中。但是，札兰丁并没有被汹涌的河水淹死，而是骑在马背上，奇迹般地渡过了印度河，逃到印度去了。成吉思汗十九年(1224年)，蒙古军撤兵后，札兰丁从印度回到波斯，重振军马，势力有所恢复。窝阔台汗三年(1231年)，札兰丁在蒙古军紧紧追逼下，逃入库尔迪斯坦山中，后来被山民所杀。这是后话。 成吉思汗占领花剌子模国后，命令长子术赤驻守该国，并在各城设置督官，加强对该国的统治。他随后命速不台和哲别进攻太和岭(今高加索山)北部的钦察大草原，先后征服了钦察部族和斡罗思(今俄罗斯)的许多公国。成吉思汗十九年(1224年)秋天，成吉思汗下令班师，于第二年秋天回到蒙古土拉河行宫。至此，西征宣告结束。 成吉思汗为什么要班师呢？原因有三个：第一，随成吉思汗西征的忽兰夫人思乡心切；第二，花剌子模人不断袭击蒙古军，致使蒙古军不得安宁；第三，国内战事紧张。其中第三个是主要原因。 成吉思汗西征后，留下大将木华黎经略中原。蒙古军很快占领了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但是，成吉思汗十八年(1223年)三月，木华黎病死在军中，原来山东的一支农民起义军——红袄军转而反蒙，西夏国见蒙古大军西征远去，也与金国和好，共同对付蒙古军，致使蒙古军腹背受敌。基于这种情况，成吉思汗果断地下达了班师的命令。 关于成吉思汗西征的原因，表面上看是成吉思汗为了给自己的商队和使者报仇，实际上，这只是原因之一。从成吉思汗的个人品质和风格来看，他是一个从不满足的人，在统一蒙古之后，他的理想是向南统一整个中国，然后向西开辟更广阔的疆域，为他的子孙后代积累更多的财富。因此，商队惨案，正好为成吉思汗西征找了个借口，使他出师有名，将自己的统治延伸到欧亚大陆，这才是他西征的真正原因。 成吉思汗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时代，他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神之一，是真正的“一代天骄”。
元朝“四等人”划分对民族融合的影响？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实现“大一统”，对于我国疆域的形成、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维护对辽阔疆域的统治，元朝实施了“四等人”政策。关于元朝的“四等人”政策，以往学界已有很多论著涉及，其中《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中“论元朝的民族政策”部分对此有较详细的论述。因为该书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出版的以我国历代民族政策为研究对象的专论，所以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不知道是否是受到了该书的影响，其后出版的有关蒙元民族史的著作多有论及元朝的“四等人”政策，并基本上沿用了《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的观点，将元朝的“四等人”政策定义为“具有浓厚的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的色彩”。这一观点本身没有问题，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历史上所有王朝或政权的民族政策都有这一相同的特点，即使是被今人广泛赞誉的唐朝皇帝李世民，曾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但实际上其民族政策也有很多民族压迫和歧视的色彩。《册府元龟·帝王部·来远》载：“(贞观)二十年十二月戊寅，铁勒、回纥俟利发等诸姓并诣阙朝见，帝谓之日：‘汝来归我，领得安存，犹如鼠之得窟，鱼之得水。不知夫我窟及水能容汝否！纵令不能容受，我必为汝大作窟，深作水，以容受汝等。’又云：‘苍蝇之飞不过一二尺，及附骥尾日行千里，何以致然？为所托处远。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还如骥之受蝇，随其远近，不劳蝇身自然远去。’”唐太宗这些言论所体现的观念也难说没有对边疆民族歧视的意思在内，和“爱之如一”的观念形成了一定反差。因此，学界对元朝“四等人”政策的认识尽管没有问题，但似乎也不是对元朝“四等人”政策科学客观的评价，更多体现的是以现代人的观念对元朝民族政策做出的评判，而不是将这一政策放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论述，因而得出元朝的“四等人”政策是消极的、具有民族压迫色彩的结论也是正常的。 笔者对蒙元历史没有做过深入研究，但在长期进行中国边疆民族历史，尤其是中国疆域形成历史、中华民族形成史的研究中，对元朝的“四等人”政策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下面提出来，求教于方家。 关于元朝“四等人”的划分，笔者没有查到明确的记载，但《南村辍耕录·氏族》对“四等人”中的蒙古、色目、汉人有较详细的记载。其中蒙古为72种：“阿刺刺、札刺儿歹、忽神忙兀歹、瓮吉刺歹、晃忽摊、永吉列思、兀鲁兀、郭儿刺思、别刺歹、怯烈歹、秃别歹、八鲁刺忽、曲吕律、也里吉斤、扎刺只刺、脱里别歹、塔塔儿、哈答吉、散儿歹、乞要歹、列术歹、颜不花歹、歹列里养赛、散术兀歹、灭里吉歹、阿大里吉歹、兀罗歹、别帖里歹、蛮歹、也可抹合剌、那颜吉歹、阿塔里吉歹、亦乞列歹、合忒乞歹、木里乞、外兀歹、外抹歹、阿儿剌歹、伯要歹、捏古歹、外刺歹、末里乞歹、许大歹、晃兀摊、别速歹、颜不草歹、木温塔歹、忙兀歹、塔塔歹、那颜乞台、阿塔力吉歹、忽神、塔一儿、兀鲁歹、撒术歹、灭里吉、阿火里力歹、扎马儿歹、兀罗罗歹、答答儿歹、别帖乞乃蛮歹、也可林合刺、瓮吉歹、术里歹、忙古歹、外抹歹乃、朵里别歹、八怜、察里吉歹、八鲁忽歹、哈答歹、外刺”。色目31种：“哈刺鲁、钦察、唐兀、阿速、秃八、康里、苦里鲁、刺乞歹、赤乞歹、畏吾兀、回回、乃蛮歹、阿儿浑、合鲁歹、火里刺、撒里哥、秃伯歹、雍古歹、蜜赤思、夯力、苦鲁丁、贵赤、匣剌鲁、秃鲁花、哈刺吉答歹、拙见察歹、秃鲁八歹、火里刺、甘木鲁、彻儿哥、乞失迷儿”。汉人有8种：“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渤海”后注“女直同”。 元朝何以将辖境内的众多民族划分为四等进行统治？这应该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而且这种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评价元朝的政策。实际上，如果换一个角度，依据元朝的民族分布和融合的情况，从维护统一、中华民族形成的角度去看待元朝“四等人”的划分及“四等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能会得出和以往不同的结论。 首先，从维护“大一统”的角度看，“四等人”划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元朝对全国的统治，这是元朝统治者必须采取的政策，一如清朝实现全国统一之后采取的“八旗满洲为国家之根本”。 元朝是以蒙古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对蒙古人制定了各种优厚政策人们一般容易理解，实际上将其他民族划分为色目、汉人、南人也是出于统治需要的考虑。一方面，活动在西部地区乃至中亚地区的色目人对蒙古的臣服要早于其他地区。1209年高昌回鹘归顺蒙古，不久哈刺鲁也归顺了成吉思汗；1218年，蒙古灭亡西辽；1219年蒙古进攻花刺子模，由此开始了对中亚地区乃至欧洲的征服。在征服了上述地区之后，1226年，成吉思汗开始了灭亡西夏的战争，翌年西夏灭亡；1232年，蒙古灭亡金朝；1278年南宋最终也被蒙古统一。在逐步实现对全国的统一过程中，如何保持对辽阔地区的统治是摆在元朝统治者面前的大问题。忽必烈曾经试图利用汉人、南人来巩固统治，1287年由于任用南人程钜夫为御史中丞遭到了大臣的反对，忽必烈即说过：“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但是汉人、南人的反抗不断冲击着忽必烈的用人政策。有学者将发生在中统三年(1262)汉人“李璃之变”与至元二年(1265)忽必烈出台“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的政策相联系，即是认识到了这种情况。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汉人的不断反抗和叛服不定催生了“四等人”政策的出台，而从实施效果看，以蒙古为根本，以色目牵制汉人，对于维护大一统局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另一方面说，虽然有了“四等人”政策，但也并非是汉人、南人完全得不到重用，契丹人耶律楚材、汉人刘秉忠等等即是例证，也就是说虽然元朝有汉人不得为相的规定，但也并非没有特例。将元末以汉族为主体对元朝统治的反抗原因完全归于“四等人”政策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也应该充分考虑到为了号召汉族起来反对元朝统治，以朱元璋为首的起义军首领对元朝的所谓“暴政”也做过夸大的宣传，因而经过明代遗留至今的史书记载的可靠性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总之，“四等人”政策是元朝必然采取的政策，考虑到还有大量的汉人、南人被重用，其原则主要还是体现在是否对元朝忠诚方面，将其与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完全划等号似有以今非古之嫌。 其次，“四等人”的划分在客观上是对前代民族融合成果的一种认同，其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五代至辽金时期是我国民族分布格局再次发生巨大变化和出现第二次民族融合的时期。伴随着以契丹为主体建立的辽朝、以女真为主体建立的金朝对中国北部的有效统治，我国北方民族之间的融合不断持续着。一方面将契丹、高丽、女真、渤海等划为汉人，不仅是对这些民族融合结果的一种承认，另一方面也为这些民族的进一步融合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不仅如此，元王朝的出现，打破了五代宋辽金时期长期分裂的局面，民族的大迁徙、大杂居在蒙元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为各民族间的融合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明人修《元史》对元朝的版图有如下记述：“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蒙元时期各民族的迁徙自始至终都存在着，无论是迁徙的范围还是规模都是前代无法比拟的。民族大迁徙是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中俘掠、戍守、出仕、流放、有计划迁徙、经商成为六种最主要的途径。诸如成吉思汗在南下进攻金朝的过程中，一次性就将河北10余万户汉等民族迁徙到土拉河流域。这些被迁徙到草原地区的民族成为工匠或牧奴。全真道士丘处机在游历漠北的时候曾经见到“有汉匠千百人居之”，这些记载反映着俘掠给民族迁徙、杂居状况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元史·兵志二》记载：“元初以武功定天下，四方镇戍之兵亦重矣。然自其始而观之，则太祖、太宗相继以有西域、中原，而攻取之际，屯兵盖无定向，其制殆不可考也。世祖之时，海宇混一，然后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尽南海，则名藩列郡，又各以汉军及新附等军戍焉。”也就是说，北方地区主要是由蒙古军、探马赤军镇戍为主，淮河以南地区则主要是汉军和新附军戍守，但也有少量的蒙古军、探马赤军，目的是监视。为保证戍守军队的粮食供应，元朝采取了屯田政策，《元史·兵志三》对此有概要的记载：“国初，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立屯田以守之。海内既一，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屯田，以资军饷。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其为虑盖甚详密矣。大抵勺陂、洪泽、甘、肃、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盖不减于旧；和林、陕西、四川等地，则因地之宜而肇为之，亦未尝遗其利焉。至于云南八番，海南、海北，虽非屯田之所，而以为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而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也就是说，伴随着戍守和屯田，更多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被迁徙到了全国各地，无论是规模还是涉及的范围都是远超前代的。如元朝在云南戍守就导致了大量蒙古人进入云南，有学者估计人数在10万以上。民族大杂居状况的加剧，以及元王朝将全国的民族分为四等，这些都为民族大融合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环境。 元王朝将天下之民分为四等，固然是其民族政策具有民族歧视成分的表现形式之一，但仔细分析“四等人”划分的依据，实际上就是五代宋辽金时期民族大融合的结果。诸如汉人、南人等级的划分，《元史·选举志》所载“汉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大都一十人，上都四人，真定等十一人，东平等九人，山东七人，河东七人，河南九人，四川五人，云南二人，甘肃二人，岭北一人，陕西五人，辽阳二人，征东一人。南人取合格者七十五人：湖广一十八人，江浙二十八人，江西二十二人，河南七人”。可见，基本上分布在南宋统治区域除四川之外的汉人都属于南人的范围，其他地区包括四川的汉人都纳入到汉人等级中。但所谓汉人的等级，也包括了已经汉化的渤海人、契丹人、女真人等。也就是说，“四等人”的划分尽管有民族歧视的成分，但对民族融合也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方面不同等级内的民族已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另一方面这一划分又迫使同一等级内的民族由于政治待遇等相同而日益凝聚在一起，加速了它们之间的融合步伐。 蒙元“大一统”的形成，不仅促成了蒙古民族的发展壮大，也推进了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进程，曾经建立实现中国北部统一王朝的契丹、女真民族，除居住在故地的女真人外，基本和汉等其他民族融合了，实现局部统一的党项人在经过元朝之后也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伴随着这些民族的消失，一些民族，诸如汉族得到了壮大，同时在民族融合中也诞生了一些新的民族，畏吾儿、回回即是在宋辽金元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中形成的。 “回回”一词，据学者的考证最早出现于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中。该书卷五载有诗一首：“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尽管关于此处的“回回”是指“回鹘”还是指回回民族，学者们还存在较大分歧，但是回回民族开始形成于宋元时期是较普遍的认识。元代的“回回”是指成吉思汗及其后代西征之后，葱岭以西地区居民迁居中国的侨民，包括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民族成员。由于这些被称为“回回人”、“西域人”、“西北人”、“色目人”的回回民族的先民是较早接受蒙古统治的，成为蒙元实施统治的重要依靠力量，因而在成吉思汗时期就开始大量东迁，其身份或为军士、官吏，或为商人、学者、工匠、医生等等，但以军士和经商者居多。这些回回人东迁之后，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尤其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诸如泉州、大都等，有些则进入到了边疆地区，诸如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任职云南行省时有不少回回人随从前往。这些分布于各地的回回人，由于多是只身东来，很少携带家眷，因此很多人与留居之地的民族互通婚姻，加之伊斯兰教信仰的存在，在元代他们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同时由于他们政治待遇相同、宗教信仰相同，最终在吸收其他民族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多种民族成分的新的人们共同体，入明后开始以“回回”为名活动于政治舞台，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新成员。所以有学者认为“元朝末年，回回已经具备了一个民族的雏形”。 最后，“四等人”的划分进一步巩固了草原地区民族的蒙古化，蒙古汗国的出现对草原众多民族的蒙古化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而元朝的持续统治和“四等人”的划分对草原民族的蒙古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更有助于蒙古各部的融合。明代之后，草原地区众多民族的蒙古化过程基本完成，历史上活动在草原地区的众多民族或部族基本上都成为蒙古民族的组成部分。辽阔草原地区民族分布和融合的变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似乎没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阐述。 总之，“四等人”的划分既有维持大一统的需要，也是对民族融合成果的一种承认，而以蒙古人为国之根本、色目和汉人互相牵制的政策又导致了民族分布格局的巨大变化，进而为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所以仅仅以民族歧视和压迫来评价元朝“四等人”政策的历史作用似乎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
元朝禁止高丽女子为妃防止血统被污染
中国历代虽有以韩国女子为嫔妃的事，却没有以公主和亲高丽的史例。因而，元朝公主下嫁高丽国王，是中韩关系史上一个很特殊的现象。 元朝与高丽王室的联姻，并非如某些史家所说，是元朝强加于高丽王室的一个桎梏。事实上，此事由高丽方面最先提出请求，而由元朝皇帝加以允准的。 高丽国王的请婚，迫于内外交煎的情势。 对外方面，自1231年起，蒙古屡次挥兵入侵，蒙古铁骑所过之处，朝鲜半岛庐社为墟。高丽王室退保江华岛，才得以苟延残喘。在高丽内部，自1170年以来，王权旁落，武臣专政已达百年之久，崔氏更是独秉朝政60年，欺凌王室，恣意废立。1259年崔氏覆亡后，新武臣金俊、林衍又相继专政。武臣对王室顺服元朝殊为不满。 因此，当时在位的元宗决定牺牲国家主权，换取元朝对高丽王权的保障，请求公主下嫁便是其中的一个手段。 1270年，元宗前往大都（今北京）朝见忽必烈，为世子（即太子）谌求婚。而世子谌此时35岁，早在10年前就纳有嫔妃。元宗的请求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不是纯粹为子觅妇，乃属显然。 忽必烈对元宗请婚一事，并未立即应允。1271年，元宗遣使再度为世子请婚。不久，忽必烈即同意以幼女齐国长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此时公主年仅13岁，不能立即成婚。3年后，世子谌才得以与公主完婚。 不久，元宗逝世，世子谌即位，是为忠烈王。据说，公主与忠烈王同车来到高丽国都开京（今开城）时，高丽父老奔走相告：“不想百年战火之余，还能再见太平。”可见高丽人对元朝公主下嫁的重视。 齐国长公主的下嫁，揭开了为时近百年的元朝与高丽王室联姻的序幕。 从忠烈王到恭愍王，在这7位高丽国王中，有5个国王娶了元朝公主。其余的两位国王，忠穆王冲龄即位，死时仅12岁；忠定王因狂悖而被迫逊位，年仅14岁。他们在位时未到婚龄，因而无法娶到元朝公主。 在当时，蒙元兵力笼罩之下的高丽政体，可用国王与公主共治来概括。忽必烈在齐国长公主下嫁4年后，撤回了驻在高丽的达鲁花赤（监察官），可能便是由于公主更能代表元朝皇帝监督高丽的缘故。 元朝与高丽的强弱之分，充分表现于元朝公主在高丽宫廷中的地位。就名份而言，不论高丽国王是否原有嫔妃，公主下嫁后即被册为正宫。齐国长公主下嫁时，忠烈王早已纳妃，而且伉俪情笃。但公主来后，原来的王妃不得不移居别宫，与忠烈王绝不相通。 在高丽后宫，元朝公主手操生杀大权，国王和其他嫔妃不得不仰其鼻息。例如，忠烈王对齐国长公主的无礼行为，往往“禁之不得，但涕泣而已”，而公主对国王则动辄以手杖敲打。事实上，高丽国王并非惧内症患者，而是迫于岳丈家的威势，以致乾纲不振。 元朝公主虽不断下嫁于高丽，但元朝廷并未纳高丽王女为后妃。这是颇可玩味的现象。自古以来，高丽女子就以婉媚著称，元朝官宦之家竞相收纳高丽女子为妻妾侍婢。而忽必烈曾有令禁止以高丽女子为后妃。他的做法，可能是遵循以蒙古人为后妃的传统，而不愿“黄金氏族”的血统被高丽人（元朝将其视为汉人）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