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历史上的著名“四大汗国”
（一）成吉思汗的分封 经常在网络上看到蒙古“四大汗国”的提法，但究竟是那“四大汗国”呢？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指成吉思汗时代分封的“术赤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拖雷汗国”；另一种说法是指元世祖忽必烈时代的“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利汗国”，为什么会有这两种不同的提法呢？而且历史上究竟是否真的存在过所谓的“四大汗国”呢？下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 一代天娇成吉成思汗一生兼并及占领了解辽阔的土地，奴役了广大的人口。大约在成吉思汗建国之久，按照游牧民族中分配了家产。 根据蒙古人重长轻庶的习俗，只有成吉思汗长妻所生的四个儿子（即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才有继承父亲财产的资格。“他们是成吉思汗王国的四根基柱。他授与他们每人一个王国，称他们为四‘曲律’，而被称为‘曲律’的人或马等，都是杰出的，超越于他种的，最优秀的。”（拉施都丁《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册，页六九一七零），《史集》的这些溢美之词或许就是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成吉思汗分封“四大汗国”的来源吧，然而，这种提法是不太严谨的。因为成吉思汗不单分封了四个儿子，还将国土，属民分封给他的五个兄弟。而且，在时间上，分封兄弟比分封儿子还要早一些。 综合《元朝秘史》、《史集》等史料的记载，获得分封的成吉思汗的兄弟有铁木哥斡赤斤、拙赤合撤儿、按赤台、别里古台、阔列坚等。其中，铁木哥斡赤斤依据蒙古幼子守产的习俗，和他的母亲一起，竟获得了近一万户的分封，比起成吉思汗的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获得的分封户口还要多。成吉思汗的这三位儿子不过各自仅获得数千户的分封而已。（后来，蒙古大汗的继任人窝阔台在中原汉地又一次分土分民，成吉思汗的弟弟斡赤斤获得了62156户的分封，仍然比成吉思汗的儿子术赤的41302 户及察合台的47330户要多。这次分配的原则之一，就是按照成吉思汗时各人原封牧民户数的比例来推算中原封户的多少。见《元史.畏答儿传》） 由此可见，成吉思汗共分封了九位兄弟、儿子。这些兄弟、儿子在各自分封“兀鲁思”（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国家称之为“也客.蒙古.兀鲁思”，汉译为大蒙古国。所谓的“兀鲁思”，在蒙古语中含有“人众”、“国家”之义，因此成吉思汗分封给诸子、贵戚的民户、土地称之为诸王“兀鲁思”，汉译为诸王汗国）之内都有独立管理军队、属民、贡税、牧地的权利。所以，那种不提成吉思汗的兄弟，而单提成吉思汗的儿子，从而认为成吉思汗仅仅分封了“四大汗国”的观点是欠严谨的。 而同时代的人的看法又如何呢？据宋代的《黑鞑事略》记载蒙古的情况：“其主初僭皇帝号者，小名日忒没真（即铁木真），僭号日成吉思皇帝。今者小名日兀窟触，其耦僭号八人。”在这里所谓的“僭号”即称汗。当时称汗的八人，历史学家王国维以为应是合撤的儿子也苦、合赤温子按赤台、斡赤斤、别里古台、术赤子拨都、察合台、拖雷子蒙哥，加上窝阔台（见《黑鞑事略笺证》，转引自《元朝史》上册第191页）这表明，当时的宋人也没有“四大汗国”的说法，而是认为有八王。 成吉思汗兄弟的分地都在蒙古东面，合称：“东道诸王”。而成吉思汗诸子的分地却在蒙古西面。据日本那珂通世云：“太宗所得者，为乃蛮旧地。察合台所道者，为西辽旧地。拙赤所得者，为花剌子模旧地。”（见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第187页）而幼子拖雷则继承了成吉思汗的中央兀鲁思。但是，有学者认为，拖雷并非继承了成吉思汗的中央兀鲁思，只不过是仅仅是“管辖”而己，而并“专门隶属”。因为，成吉思汗的中央兀鲁思是整个“黄金家族”的公产，归历代蒙古大汗所直辖。拖雷在成吉思汗的继承任人窝阔台即位时，就将中央兀鲁思奉献给汗兄，就说明了这一点。（《蒙古政治制度研究》第三阶段367页）拖雷家族另有“兀鲁思”，据《元朝秘史》记载，拖雷曾获得过成吉思汗5000户的分封。这一点很重要，这表明后来与元世祖忽必烈争大汗之位的阿里不哥，他继承的只是拖雷的“兀鲁思”而已。 （二）宗王镇戍 一方面，成吉思汗之后的蒙古仍然继承了分封政策（例如窝阔台曾经将中央兀鲁思的三千户转赐给皇子阔端）另一方面，随着蒙古帝国对异国不断的征服以及领土不断的开拓，蒙古贵族分配财产的传统又有了新的发展（例如进入中土之后分封的五户丝食邑民等），但最值得一提的却是宗王出镇制度。 至元初，元世祖忽必烈按照一些汉族大臣（例如刘好礼等）的建议开始相继分封诸王子为王，统兵出外藩屏朝廷，这就是宗王出镇。 宗王所辖的镇戍地区有漠北前线的北平王、晋王；吐蕃地区的武靖王；云南地区的云南王（以及后来的梁王）；扬州地区的镇南王等。 就军队而言，我认为宗王出镇制度与成吉思汗的分封兀鲁思制度有一个不同之处于，分封兀鲁思的军队是由本兀鲁思的部民形成，完全是诸王个人的私属；而宗王所管辖的军队则多从各个不同和兀鲁思内抽出，并非全是出镇宗王的私属，出镇宗王只是以皇室成员的身份担任军政首脑，代表朝廷执行军政任务，出镇宗王的权力往往超越于诸王之上。（例如先后出镇漠北的北平王、晋王，对原属于成吉思汗产业的蒙古中央兀鲁思及四大斡耳朵都有统率权）。从这一点来看，宗王镇戍并非只产生于忽必烈时代，例如当初成吉思汗的继任人窝阔台决定征讨末臣服的钦察、斡罗思等国时就曾经命各支宗室均以长子出征、诸王以术赤儿子拨都为首；而蒙哥汗即位后，也曾经委派同母弟忽必烈、旭烈兀总督漠南、波斯等行省。 最初的宗王出镇，有较强的独立性，在镇所多沿袭了成吉思汗时期兀鲁思分封的形式和内容，但灭宋之后，元世祖忽必烈对各出镇宗王及分封的诸王兀鲁思普遍削夺事权，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设置行省管辖投下分地、宗王在镇戍区与行中书省等权分治、世袭与非世袭兼行等内容。另一方面，由于内乱，一些宗王在镇戍区却乘机拥有了实际独立的地位。例如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蒙古大汗之位以及海都之乱时，察合台汗国开始自行其是；而钦察汗国与蒙古的本土完全阻隔，获得了实际的独立；元世祖忽烈为了争取据有波斯、阿拉伯诸地的宗王旭烈兀的支持，把阿母河以西地区授与旭烈兀自主，于是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封国—“伊利汗国”；另外在元末大乱之时，朱元璋北伐，元顺帝逃离大都。这时在云南的蒙古宗王梁王已取代了行省独揽大权，虽然仍奉北元正朔，但实际上已经处于独立状态。 （三）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所谓的“四大汗国” 前文已经提到，成吉思汗并非只是分封了四大汗国，而是分封了八大汗国（加上次妻生子阔烈坚为九大汗国）历史界公认蒙古大帝国的分裂是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代，那么成吉思汗时代分封的这些汗国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代处于什么状态呢？ 先说成吉思汗四大儿子封国中的情况，术赤汗国最终演变成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在元世祖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之时，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为了争取察合台的后裔阿鲁忽的支持，忽必烈让他统治从按台山到阿母河之兀鲁思和诸部；上述这两个汗国与其说是由成吉思汗最初的封国演化而来的，不如说是由后来的宗王镇戍演变而来的更为贴切。 而窝阔台汗国的情况又如何呢？窝阔台正式继承成吉思汗成了蒙古大汗，死后汗位传给儿子贵由。贵由死后，汗位却落入了成吉思汗另一位儿子拖雷后裔的手中。这时蒙古大汗的继任人蒙哥是拖雷的儿子，他即位之后镇压异己，将窝阔台的分地分成了数块时块，分别授与窝阔台的数个后裔，其中，分在叶迷立地区的禾忽是窝阔台汗国的正式继承人。至元十三年春，禾忽叛乱，失败后投奔窝台的另一个后裔海都。当初蒙哥汗将窝阔台的封地分成数块时，海都被分到了海押地区，海都也在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公开反叛，接着用武力吞并了大片土地，其中包括整个原属窝阔台的封地。不过，海都并非是窝阔台封地的直接继承人。（禾忽才是），因此说，海都所建立汗国与其说是“窝阔台汗国”，还不如是“海都汗国”更为贴切。海都之乱持续了数十年，他的后裔察八儿投降了元朝。汗国被元朝和察合台汗国所瓜分。元朝将所获得的窝阔台汗国的部分领土并入了岭北行省中。 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他的后裔蒙哥当了蒙古大汗。蒙哥死后，继承拖雷封地的是他的兄弟阿里不哥，而非元世祖忽必烈。但阿里不哥在与忽必烈争任蒙古大汗时失败，投降了忽必烈。阿里不哥所继承的封地因此也受元朝岭北行省所管辖。 再说到蒙古东部成吉思汗兄弟封国的情况，成吉思汗的兄弟帖木哥斡赤斤的后裔乃颜、纠集了合撤儿的后王势都儿、合赤温的后裔哈丹于至元二十四年叛乱。元世祖忽必烈亲征，击败叛军，俘获乃颜，立即处死，势都儿、哈丹先后投降。后来哈丹再叛，逃窜入高丽，至元二十八年兵败自杀。元世祖忽必烈平定叛王之后，在叛王封地内设置了万户府，在东北设置行省进行管辖等措施来削弱藩王的权力。虽然，成吉思汗的四兄弟的家族仍旧封王，但地位已经大不如前，要受到岭北行省和辽阳行省的节制。 “伊利汗国”被一些人拿来与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并称为忽必烈时代的“四大汗国”，这个汗国其实并非是成吉思汗分封的。一二五三年蒙哥汗从各支贵族中抽调兵力西征波斯、阿拉伯地区，遣其弟旭烈兀领导，但并没有将其地授与旭烈兀。蒙哥汗死后，忽必烈和阿里不河争位，忽必烈为了取得旭必烈的支持，便将阿母河以西的波斯、阿拉伯等地区授其作主，于是伊利汗国便成立了。所以，伊利汗国可以说是由宗王镇戍演变而来的。 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是元朝时蒙古的“四大汗国”，这种说法与成吉思汗分封四大汗国的说法一样是不严谨的。从反叛元朝的角度来看，“四大汗国”中伊利汗国没有反叛，反叛的是钦察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但蒙古反叛的汗国又不止这三个，还有“东部诸王”及拖雷兀鲁思的继承者阿里不哥等。就反叛的汗国而言已经远远超出了四个汗国的数目。 也许有人认为，之所以有“四大汗国”的说法，是因为这四个汗国不受元朝行省管辖。但实际上，察合台汗国灭亡之后，它的一部分领土是受到元朝岭北行省管辖的。元文宗至顺元年时（公元一三三零年），为了修《经世大典》，曾经将所谓的“察合台汗国”封为笃来帖木儿汗国、“钦察汗国”封为月祖伯汗国、“伊利汗国”封为阿不赛因汗国。不过，也没有达到四个汗国的数目，仅仅只是有三个汗国而已。况且，后来元未动乱时，在至元十六年之后云南的梁王实际上已取代行省独揽大权。出现了梁王专制，行省秉命的局面，元廷对云南失去了控制。这样说来，是否也可以把梁王专制云南的情况与钦察、察合台、伊利汗国相提并论呢？ 最重要的是，当时的元朝从来没有“四大汗国”的概念。这从元朝封授给诸王的印章爵号可以看出，元世祖忽必烈时确立了六等印章封爵制，六等印章顺序依金印兽纽、金印螭纽、金印驼纽、金渡银印驼纽、金渡银印龟纽、银印龟纽。（见《元史》卷一零八《诸王表》，其中，最尊贵和当然是金印兽纽，由于金印兽纽的国邑仅一字，所以又称之为“一字王”。例如云南的“梁王”。 忽必烈一朝仅有四人获得金印兽纽。）而钦察汗国的大汗脱脱在至大元年仅被封为宁肃王，授三等金印驼纽、察合台汗国的大汗察八儿降元后也仅被封为汝宁王，授二等金印螭纽而已。就此而言，这些汗国的汗在元廷的地位并不是最尊贵的。 （四）蒙古诸汗国、宗王镇所与明朝 元朝末年爆发了红巾军起义，天下大乱。元军的武装力量被起义军各个击破，在外镇戍的诸王也相续非死即逃。就以受封出镇江淮地区的三位宗王为例，至正十二年，威顺王的镇所武昌失守，威顺王本人逃到陕西，后来在成州被军阀李思齐围困而死；至正十六年，镇南王的镇所扬州被起义军攻破，镇南王本人则被俘投水死；而宣让王帖木儿在他的镇所庐州失陷之后，逃回了大都，又被封为淮王。后来明太祖朱元璋北伐，元顺帝北逃，留下淮王监国守大都，淮王被攻克大都的明军杀死。明军改大都为北平，是年为洪武元年。 洪武三年，明军取河州（元吐藩等处宣慰司治处），元镇西武靖王以所领的吐藩诸部降明。 洪武十四年，明军步骑三十万征云南，次年镇戍云南的蒙古宗王梁王势蹙自尽。 随着元廷北迁，不但对诸多镇戍的宗王失去控制，就是对蒙古的勋臣也一样失去了控制。曾经被成吉思汗封为大师、国王的木黎华，他的后裔开元王纳哈出在辽东有相当的势力，在元廷北迁后便逐渐和元主离心离德。洪武二十年，明军出征辽东，北元汗廷要求纳哈出向汗廷靠拢，但“虏主数招之不往”（《明实录》洪武二十年五日），最后，纳哈出以所部“二十余万人”降明，相继投降的还有蒙古“王九、国公群王四”（《明史.鞑靼传》）。 洪武二十年，出塞的明军在捕鱼儿海大败元主脱古思帖木儿，脱古思帖木儿仅以数十骑逃遁。随后在奔往和林的途中被属下所杀。此役，明军的俘虏包括蒙古的宗王吴王、代王在内共七万七千三十七人。 洪武二十一年，元辽王阿札失里（成吉思汗兄弟斡赤斤的后裔）、会宁王塔宾帖木儿降明，二十二年，明于其地设福余、朵颜、泰宁三宁卫。令阿札失里等为卫指挥使等职。 洪武二十四年，明军伐哈密。破其城。斩蒙古豳王（察合台汗阿鲁忽的后裔），哈密兀纳失里王降明。 元朝的藩属，处于蒙古草原西北部的诸汗国也在元廷北迁期间起了重大变化。原窝阔台汗国早已经被瓜分。察合台汗国亦已经分裂为东西两部，东察合台汗国领有现在中国的新疆一带，西察合台汗国则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带。后来，蒙古贵族贴木儿推翻西察合台汗国而自立，自称可汗。伊儿汗国被贴木儿吞并。钦察汗国则成了贴木儿的藩属。诸汗国经过重新分化组合，基本上演变成了东察合台汗国和贴木儿帝国等权力中心。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秋七月癸丑，别失里八朝贡。（别失里八即东察合台汗国。） 另据《明太祖实录》记载，贴木儿帝国（明人称之为“撒马儿罕”）先后在洪武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年九月向明朝称臣朝贡。但后来，吞并了伊儿汗国、制服了钦察汗国的贴木儿，在战胜奥斯曼帝国之后，野心彭涨，竟准备要征服明朝。永乐二年，帖木儿领兵八十万东来攻明，在中途病死，帝国大军返回。帖木儿死后，其孙哈里承袭王位。在永乐五年恢复和明朝的朝贡关系。明成祖亦派使臣往祭故王帖木儿。（《中国通史》之《明史部分第十章》） 元勋臣开元王纳哈出及辽王阿札失里降明之后，当被成吉思汗分封在蒙古东部的诸王除了这部分降明的外，还有一部分被崛起的蒙古本部（即鞑靼）实权人物阿鲁台所吞并。明永乐初，在蒙古草原与明朝对抗的剩有蒙古本部及瓦剌。 永乐七年，蒙古瓦剌部投靠了明廷，成为了明朝的藩属。这时候的蒙古本部立了一位名叫本雅失里的新大汗，永乐八年，明成祖率领五十万众出塞，大败蒙古本雅失里汗于斡难河（斡难河者，元太祖始兴地也），本雅失里仅七骑渡河遁去。西奔的本雅失里在二年后被瓦剌马哈木等杀了。 就在本雅失里汗被杀之前，蒙古本部的阿鲁台已经数次入贡。（据《明实录》永乐八年十二月丁未条记载，永乐九年<1411>一月，阿鲁台遣使到明朝，称：“元氏子孙已绝，欲率部属来归”，当时本雅失里尚未死，阿鲁台就已经决定抛弃这位傀儡，投靠明朝。同年十二月入贡。） 在永乐八年至永乐八年这一段时间，原先的蒙古可汗本雅失里败死，蒙古各部处于无主状态。但是鉴于瓦剌的最高掌权者马哈木、太平、秃孛罗和蒙古本部的最高掌权者阿鲁台已经先后向明成祖称臣朝贡，而且由蒙古西北诸汗国派生出的东察合台汗国和贴木儿帝国亦已经明朝称臣朝贡，因此不管当时所有的蒙古人是否乐意，这一刻的明朝几乎已经全盘接收了昔日蒙古大帝国（包括元朝、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儿汗国、钦察汗国等）的所有遗产。
成吉思汗是怎么死亡的?
有关成吉思汗死亡的情形，其实有不同的版本，以上只不过是大多数史学家们所认可的其中一种而已。由于在战时状态主帅死亡，蒙古军队为了战争的胜利和其他的原因采取了封锁一切消息的措施，因此，成吉思汗的死因充满了种种谜团。一般史学界比较公认的说法是：成吉思汗于1227年率军攻打西夏的途中患病身亡。 《元朝秘史》书影但蒙古国至今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成吉思汗死于西夏国王的娇妻之手，这位美丽的少妇与66岁的成吉思汗度过了仅有的一晚。征服者在用另一种方式征服别人的过程中，别人却用意想不到的方法进行了反抗。虽然这段故事从未公开被书写过。 成吉思汗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是集“魔王、苍狼”于一身的人物，刀光剑影，金戈铁马，可以说征服了一切敌人，但却无法征服时间，征服死亡。他仅活了66个年头。关于他去世的经过，以官方史书《蒙古秘史》(也称《元朝秘史》)的记载为最早。《蒙古秘史》这部书，本来是用蒙古文写成的，但现在原文早已失传，只留下明朝初年的汉文译本。 据《秘史》记载，在出征西夏前一年，成吉思汗的身体状况已经出现问题。一次打猎时，他从马背上摔下受伤，并发起高烧。当时进攻西夏的计划已定，因成吉思汗身体不适，考虑退兵。但在使臣交涉过程中，西夏大臣阿合敢不出言不逊，说：“……今蒙古若欲战，则我有贺兰山之营地，有褐子之帐房，有骆驼之驮物，可趋贺兰山来会我们，在彼战之，一决雌雄。若蒙古人需黄金、白银、缎匹及其他财物，可来宁夏和凉州取之。” 这一番话使成吉思汗咆哮大怒，说：“他说如此大话，咱如何可回？虽死呵，也去问他。长生天知者！”于是抱病出征。最终虽然灭亡了西夏，而成吉思汗也死在军营里。一般认为，他是病重致死。 但13世纪40年代出使蒙古的罗马教廷使节普兰诺·加宾尼说成吉思汗是被雷电击中身亡的。半个世纪后来到东方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则说他是在攻城时中箭而死的。最离奇的一个说法见于清朝成书的《蒙古源流》，称成吉思汗俘虏了美丽的西夏王妃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这位王妃在侍寝时刺伤成吉思汗，然后投黄河自尽，成吉思汗也伤重不治。这种说法倒也和至今流传在蒙古国的说法比较一致。
元朝历史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蒙古族族建立的大统一封建王朝。完整的元王朝历史进程分为四个阶段： 元朝的前身——蒙古汗国（1206年—1271年） 建立王朝统治——元初时期（1271年—1279年） 建立全国统治——元朝时期（1279年—1368年） 最后的余波——漠北时期（1368年—1635年） 元朝（1271年—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由蒙古族统治者忽必烈（即元世祖）于1271年所建，国号大元，1272年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市），1279年灭南宋，完成南北统一。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并于同年进行的北伐中推翻了元朝。北迁的元政府后退居漠北，与明朝对峙，史称北元。 元朝建立之前的蒙古 蒙古高原地区的众多蒙古部落原为金朝的臣属民族，随着金朝的逐渐衰落，蒙古的势力也开始壮大起来，逐渐脱离金朝政权的统治。金泰和四年（1204年），蒙古族领袖铁木真通过残酷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各蒙古部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铁木真被各部落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政权于漠北，国号成吉思汗“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lus），即大蒙古帝国。建立大蒙古国后，不断发动征服战争扩张其疆域，1217年灭亡西辽、1219年西征花剌子模，一直进攻到伏尔加河流域。于1225年东归，1227年又灭西夏，成吉思汗也在对西夏的远征中病逝。蒙古军队的对外战争具有征服性质，为了减少蒙古军队的伤亡，加快战争的进度，蒙古军队在战争期间对敌人采取了残酷而野蛮的政策。大量敢于英勇反抗的地区破城之后人口被屠杀和奴役，无数财产被掠夺损毁。战争的结果是建立起了疆域空前广阔、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影响力盛极一时的庞大帝国，基本实现了世界一统、天下大同的格局，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但是应该看到，这一系列的征服战争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欧亚大陆众多古老文明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众多民族受到了残酷而不公正的民族压迫，难以计数的人口和财产在战火和随后的瘟疫、饥荒及自然灾害中损失，对战火涂炭地区而言也是少有的黑暗时期。 元朝的建立 蒙古可汗蒙哥于1259年在四川驾崩，享年52岁。其四弟忽必烈与七弟阿里不哥开始争夺汗位。1260年3月，阿里不哥在宗王蒙古帝国阿速台等大多数蒙古正统派的支持下于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通过“忽里勒台”大会即大汗位。与此同时，忽必烈与南宋议和后返回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在中原儒臣及部分蒙古宗王的支持下集会自称大汗。1260年4月，忽必烈设立中书省，总管国家政务。1260年5月，忽必烈颁布《即位诏》法令，并建元中统。由于忽必烈在中原汉地自行集会称汗，并且推行汉法，明显违背了蒙古传统，引起了阿里不哥和蒙古正统派的强烈不满，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随即展开了四年的汗位战争。直到1264年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忽必烈定为一尊，但他推行的“行汉法”主张却造成许多蒙古贵族的不满，拒绝归附忽必烈汗国，结果导致其他几个蒙古汗国纷纷敌对，忽必烈的政权遂只包括“中国”（并非完全今天意义上的中国）与蒙古高原地区，从此蒙古帝国不复存在。 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公布《建国号诏》法令，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元”。这是蒙古帝国政权由世界性大一统帝国转为中原王朝的分水岭，蒙古政权之前对中原地区推行的是极具游牧性质的掠夺式统治，中原地区仅是其属地的一部分，到忽必烈时才转型为以中国为主要占领地的王朝，且在这之前“元”之名尚未出现，故“大元”的建立应由此算起。 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在刘秉忠规划下，建都于中原的大都（今北京市）。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俘虏6岁的宋恭帝及谢太皇太后。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战消灭了南宋最后的抵抗，陆秀夫背着9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中国（南宋）灭亡。 之后，元军曾进攻过周边一些地区，如越南和日本等，其中以试图征服日本的战争最为著名，通常认为台风（日本人称之为“神风”）是造成元军失败的最大原因。然而，最新的科学发现却否定了这个原因。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为忽必烈建造战舰的高丽人有意建造和设计质量极其低劣的船只是导致忽必烈的蒙古舰队葬身鱼腹的主要原因。 元朝统一后四等人的划分 蒙古征服中国全国后，将其政权下的人民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4个等级，并且规定这4等人在做官，打官司、科举诸方面有一系列不平等的待遇，乃是整个元朝施行民族压迫政策的铁证。 蒙古族在各等人中名列第一等，是元朝的“国姓”。 色目人继蒙古人之后名列第二等，主要指西域人，如钦察、唐兀、畏兀儿、回回等。 汉人为第三等，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较早被蒙古征服的云南(大理)人，东北的高丽人也是汉人。 南人为第四等，也叫蛮人、新附民，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内各族（淮河以南的人民）。 元朝中期 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加封孔丘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对孔子的家族、弟子等加封了种种称号。 大德十一年（1307年），成宗死，前太子真金之孙海山即位于元上都，是为元武宗。并立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约定兄终弟及，同时又约定爱育黎拔力八达死后，帝位复归武宗之子和世剌。 至大四年（1311年），仁宗即位，但违背前约，封和世剌为周王，令其出镇云南，而改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 延祐二年（1315年），元仁宗下令恢复科举制度，将儒家学说中的程朱理学定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元朝（以及其后的朝代）的官方思想。 延祐七年（1320年），仁宗死，硕德八剌即位，是为元英宗。 至治三年（1323年），元英宗下令编成并颁布元朝正式法典——《大元通制》，共2539条。 至治三年，英宗从南返途中，驻跸南坡，被权臣铁失等人杀死。谋乱诸王大臣拥立当时镇守漠北的前太子真金之孙也孙铁木儿即帝位，改元泰定，是为泰定帝。 泰定五年（1328年），泰定帝死。丞相倒剌沙在上都奉泰定帝之子阿剌吉八为帝，而与此同时，元武宗的旧部重臣燕帖木儿与河南行省丞相伯颜则分别秘密向漠北和江南遣使，同时迎接周王和世剌与其弟图贴睦儿。结果，图贴睦儿先至元大都，遂于天历元年（1328年）自立为帝，是为元文宗。而和世剌抵达和林后，也宣布即位，是为元明宗。文宗表面上表示愿意退位，奉兄为帝，两人遂相会于上都之南，文宗毒死明宗后称帝。 至顺三年（1332年），文宗卒。临终下诏立明宗子为帝。权臣燕帖木儿为了控制朝政，故意舍长立幼，立懿璘质班为帝，是为元宁宗，但宁宗即位未及一月就病逝，其兄妥欢贴睦尔才得以即立，是为顺帝。 至正三年（1343年），元惠宗下令修撰辽史、金史、宋史三史，至1345年修成。 概述 忽必烈时代，蒙元统治集团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战争破坏因而日益减少。“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方针获得部分实施。在中原汉地，元政府也采取一些相应措施来扭转长期战乱所造成的残破局面，元朝社会经济由战时的衰敝状态渐臻恢复乃至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恢复乃至发展，在全国各地区呈现出颇为明显的不平衡性。蒙古统治者仿效金朝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的作法，分全国居民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迄今所知，元朝政府并没为四等人的划分颁布过专门的法令，但却反映在有关他们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的诸多不平等规定中。儒生在参预国家治理方面失去了宋金时那种优越的地位，加上元政府在赋税方面优遇儒户的规定经常不得贯彻，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利益不能不受到很大损害，以至当日戏台上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谑语。元王朝的统治秩序，仍然是在封建的社会关系、并保留了部分奴隶制度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民族属性成为阶级划分的重要依据，民族压迫政策激化了民族之间和阶级之间的矛盾。蒙古、色目贵族通过赐田、战争掠夺以及强占兼并等手段，成为占有大片田地的封建地主，汉人和南人中的官僚、军阀，不得不依附征服者的政治势力而扩大自己的封建权益。 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对汉人的刑罚是残酷的，杀死一个汉人只需付一头驴的罚款。到了元朝，其刑法明文规定：蒙古人即使把第三等“汉人”和第四等的“南人”殴打致死，也只需“断罚出证”，并付罚款和埋葬费；而汉人/南人即使被殴打也不得反抗，而是只能向官府提告，若反抗而使蒙古人致死，则是死刑。 元朝作为一个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在经过对欧亚广大地区的征服后，在文化思想领域也主动或被动地吸收集合了多种文明长处，因此，整个元朝统治时期充满了“汉法”与“色目法”的主导地位之争。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不仅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诸多领域出现了新的飞跃，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进程，开创了中国各民族文 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元朝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使不同地区、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双向交流加速。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技术传入阿拉伯和欧洲，推进了这些地区的文明进程。阿拉伯的医学、天文学、农业技术，欧洲的数学、金属工艺，南亚的雕塑艺术等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元代中西文化交流信息量之大、传播范围之广、对未来历史影响之大，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可以说，中西方文明成就第一次出现了全方位共享的局面。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贡献,在中国王朝序列中，尽管该政权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重要的。13世纪初，蒙古族统治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服战争，先后消灭西夏、金、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权，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有利环境，中国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时代开始，中原地区所形成的“夏夷”之说，强调“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思想，对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碍。例如在史学领域极具影响的“正闰”说，主张“四夷不得正统”，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与“窃国”、“篡国”者并列，纳入非“正统”序列，事实上对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转这一传统观念。在编纂《辽》、《宋》、《金》史时，三史都总裁官、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其意义正如韩儒林先生所总结的那样：“这一决定确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状况，因而是正确的，所以脱脱对三史的贡献不能忽视。” 元朝的疆域 元朝统一全国后，强盛时期的疆域是：北到蒙古、西伯利亚（一说到达北冰洋），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元朝总面积超过1200万平方千米；若到达北冰洋，则超过2200万平方千米。 全国划分为中书省和11个行中书省，以及总制院（1288年更名为宣政院）所管辖的吐蕃地区。 元朝的政治军事制度 中央机构：中书省，领六部，主持全国政务。 枢密院，执掌军事。 御史台，负责督察。 地方行政机构： 行省，行省是朝廷委派重臣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的派出机构，“行中书省”的简称，后面会详细介绍。 军事机构： 宿卫军队，由皇帝或亲信大臣直接节制。担任京城(大都和上都)防卫的军队是侍卫亲军。 三十馀卫，卫设都指挥使或率使，隶属于枢密院。 镇戍军，负责镇守全国各地。军队包括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等。 经济 由于蒙古的势力扩展到了西亚地区，使得欧洲与元代中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技术交流更加迅速。元朝的经济仍以农业经济为主，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泛种植等都超过了前代。因漕运、海运的畅通及纸币的流行，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比欧洲早了400多年（元末时因滥发纸币而造成通货膨胀）,商业在元朝也极度繁荣起来，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 科学文化 元朝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有较高的成就。天文学居于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地位，数学、医学也都在世界先进之列,科学家郭守敬于1276年修订新历法，经4年时间制订出《授时历》，通行360多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历法。他还曾担任都水监，负责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其后被忽必烈命名为“通惠河”），再加上济州河、会通河等其它几项重大工程，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多公里；戏曲与小说创作繁荣，涌现关汉卿等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国优秀文学遗产。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碰撞，曾经激起过无数绚丽的火花，为中华文化绵延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不仅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诸多领域出现了新的飞跃，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进程，开创了中国各民族文 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贡献。元朝是指公元1206年至1368年间由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政权。在中国王朝序列中，尽管该政权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重要的。本文拟从文化角度，对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进行初步探索。 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进程 13世纪初，蒙古族统治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服战争，先后消灭西夏、金、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权，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有利环境。 中国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时代开始，中原地区所形成的“夏夷”之说，强调“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思想，对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碍。例如在史学领域极具影响的“正闰”说，主张“四夷不得正统”，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与“窃国”、“篡国”者并列，纳入非“正统”序列，事实上对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转这一传统观念。在编纂《辽》、《宋》、《金》史时，三史都总裁官、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其意义正如韩儒林先生所总结的那样：“这一决定确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状况，因而是正确的，所以脱脱对三史的贡献不能忽视。” 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元朝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蒙古族文字产生于这一时期，并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历史著作《蒙古秘史》诞生；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元朝政府官员的民族成份最为复杂；元朝也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辽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编修的史籍，也在中国史学史上首开一朝官修三朝历史之先河，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中国首次出现了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间涌现出一大批汉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社会流传，藏传佛教在中原得以传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种植和纺织技术推动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在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各民族间的交融也进入又一个高潮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而一个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对于元朝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中世纪欧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由此可见，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得到普遍认可，“四海为家”、“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多元一体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兼容务实的文化政策推进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发展 与大多数中国封建王朝相比较，蒙元时期思想文化观念有两个特点是十分显著的：其一是兼容，其二是“不尚虚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元朝的文化环境表现出兼容务实的特征。 蒙元王朝的文化兼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讳”制度的王朝；它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目前尚未发现元代人士因言论遭受不幸的实例。据统计，元代的文化禁令仅是明清两朝的几十分之一；它还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明确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国都有活动场所和信徒，这在当时的整个欧亚大陆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兼容的文化氛围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散曲和杂剧）就是在此环境下形成的。今人把元曲与唐诗、宋词并列，视之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一些学者认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诞生并繁荣，主要得益于元代北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文化政策的宽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自由创作。 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元代的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对元代儒家文化的发展，陈垣先生是这样评价的：“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 务实的精神推动了文化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处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有着较为迫切的发展要求。因此与宋代相比较，元朝务实的文化精神是十分显著的。元朝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张“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惟以实惠”，强调“务施实德，不尚虚文”。据此，他提出了“科举虚诞，朕所不取”，废止了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强调才干，而不单纯是“以文取胜”；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由政府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天文实测活动，使中国在很多天文学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如黄道夹角的科学数据、星辰的数量、历法等）；在地理学方面，《大元一统志》开中国官修地理总志之先河，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书；元代编修的方志达到160种，数量超过了宋代；元政府还组织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对黄河河源的实地科考；在农业技术及农学普及方面，南北东西农作物广泛交流，各地农业技术（如生产工具）取长补短，棉花种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广，很多农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强了农业科技的总结和普及工作，司农司编辑的《农桑辑要》是中国古代政府编行的最早的、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中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祯的《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对全国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在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元代发明了金属活字、转轮排字法和套色印刷术。此外，元政权对医学、造船业、陶瓷制造和水利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开创了中国封建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 元朝以及四大汗国等政权的产生，使13世纪之后的欧亚政治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东亚、中亚和西亚地区昔日林立的诸多政权顷刻间消失，欧洲的部分地区也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毫无疑问，残酷的战争，剧烈的社会动荡，曾给欧亚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是，征服战争以及随之建立的蒙古政权，在客观上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使欧亚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壁垒被打破。蒙古族统治者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便利、安全的驿站交通，拉近了欧亚之间的距离，使各种文化之间的直接对话成为现实，缩短了欧亚大陆区域之间因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于地理空间和人为封闭造成的文明进程的差距。交流让中国认识了世界，世界也认识了中国，东西方之间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世界文明史由此进入了新的时代。如果从中国文化史角度观察，蒙元王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外影响最大的王朝是唐朝和元朝。但是，如果从对外影响范围、往来国家数量和国际地位角度比较，唐朝与元朝是无法比拟的。优惠的通商政策、通畅的商路、富庶的国度、美丽的传说，使元朝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广州已具有国际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为国际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政府使节和工匠，由陆路、海路来到中国，他们当中的部分人长期旅居中国，有些人还担任政府官员。据统计，这些人分别来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里、叙利亚、摩洛哥、高丽、不丹、尼泊尔、印度、波兰、匈牙利、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国。归国后一些人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见闻。正是这些游记，使西方人第一次较全面地掌握了中国和东方的信息，一个文明和富庶的中国真实地展示在世界面前。这些信息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可波罗等人的著作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开创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元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宋代的50多个增加到140多个。海路到达非洲海岸，陆路往来直抵西欧，统一的环境为国际间、地区间的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史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在大量阿拉伯人、欧洲人涌向东方的同时，中国人的视野也更加开阔，对周边国家、中亚、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了解更加清晰，足迹甚至延伸到西亚和西欧。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介绍，不再局限于道听途说，而大多是亲身经历。如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所记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国史实“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该书记录了数百个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险要、气候物产、人物风俗，与我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情况等等，多属前人未载内容。类似的文献还有《西游记》、《西游录》、《北使记》、《西使记》、《真腊风土记》、《异域志》等，反映了元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新认识和开阔的文化视野。 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使不同地区、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双向交流加速。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技术传入阿拉伯和欧洲，推进了这些地区的文明进程。阿拉伯的医学、天文学、农业技术，欧洲的数学、金属工艺，南亚的雕塑艺术等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元代中西文化交流信息量之大、传播范围之广、对未来历史影响之大，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可以说，中西方文明成就第一次出现了全方位共享的局面。 行省制度 行中书省 元朝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并为一级政区名称。简称行省，或只称省。元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也称都省；因元朝幅员辽阔，除腹里地区直隶于中书省、吐蕃地区由宣政院管辖外，又于诸路重要都会设立十个行中书省，以分管各地区。在世祖、武宗朝三次短期设立尚书省主管政务期间，行中书省也相应改称行尚书省。元人称其制为：“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 行省制度的渊源 行省制度渊源于魏晋的行台。北朝、隋和唐初，都曾置行台（或称行台尚书省）于外州以行使尚书省职权，亦设尚书令、仆射、尚书、丞、郎等官，但不必皆备。如任职者权大位高，则称大行台。多是因军事需要而设的临时机构，唐太宗以后取消这种建置。金初，曾置行台尚书省于汴京，以治河南地，后罢。金章宗时（1190～1208），遣尚书省宰臣出征、戍边或处理地方重大事务，许便宜行事，称行省于某处。金末，为抵御蒙古和镇压农民起义，常命宰臣出镇诸路，或以宰相职衔授予地方长官，皆称行省，先后所置有大名、河北、陕西、河东、中都、山东、东平、辽东、上京、益都、京东等行省。同时，蒙古所占金地，多委付归降的金朝官吏或地方军阀管辖，并仿照金朝官称随宜命职，其辖土大者，也授为行省，如石抹明安、石抹咸得不父子为燕京行省，严实为山东西路行省（或称东平行台），张荣为山东行省（或称济南路行省），李全为山东淮南行省（或称益都路行省）等，但都不带宰相职衔，与金朝的行省不同。后来，这一类行省名号逐渐被取消。 蒙古灭金后，置中州断事官统领中原诸路民政，在燕京设立官府，时称燕京行尚书省，或燕京行台、中都行台。中亚和波斯地区也设立了类似的统治机构。蒙哥即位后，重新任命大汗直辖的上述三大地区的行政长官，称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和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当时蒙古国大汗政府还没有尚书省的建置，只是以断事官治政刑，职任略同中原官制的幸相；其分治各大地区的断事官，汉人习惯上称为行省，并非蒙古定制。如燕京行省布智儿，蒙古职名实为“大都（应作中都）行天下诸路也可札鲁忽赤”。 元朝的行省建置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遵用汉法，立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始置丞相及平章政事、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宰执官。其后，相继于各大地区建立行中书省。初期，仍沿用前代制度，以中书省宰执官出领各行省，称行某处中书省事。以后此类行省实际上已成为常设的地方行政机构，与前代所置临时性的分遣机构不同，行省官若仍以中书省宰相行省事系衔，就与中书省的权限没有区别，嫌于外重，遂更定官制，只称某处行省某官，不再带中书省宰相职衔。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铨定省、台、院、部官，罢各行省所设丞相，只置平章政事为最高长官，以与都省相区别。后来，部分地大事繁的行省许设丞相。延祐七年（1320年），复罢各行省丞相，已置者皆降为平章政事。泰定（1324～1328）以后，某些行省又设丞相，视需要及任职者的地位而定。各行省一般置平章政事两员（从一品），右丞、左丞各一员（正二品），参知政事两员（从二品），其品秩与都省官同；左司、右司合为一，置郎中、员外郎、都事，品秩皆低于都省。元末，有些行省还增置“添设”平章、右丞、左丞、参政等官。行省掌管辖境内的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及其他军国重事，统领路、府、州、县；距离省治远的地方，另设宣慰司统之，作为行省的派出机构。、 各行省设立经过和辖境如下： ①陕西行省——中统元年，立秦蜀行省（也称陕西四川行省、陕蜀行省等），治京兆（今陕西西安），其后两次移治兴元（今陕西汉中）；至元八年罢，以京兆诸路直隶中书省。次年，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以京兆为其分地，置王相府治之。十七年，忙哥剌死，罢王相府，复立陕西四川行省于京兆；十八年，分设四川行省，于是只称陕西行省。辖境包括今陕西及甘肃、内蒙古部分地区。 ②甘肃行省——中统二年，立西夏中兴行省，治中兴府（今宁夏银川），至元三年罢，改置宣慰司，隶中书省。八年，复立；十年，又罢。十八年，再立。次年，分设行省于甘州（今甘肃张掖），称甘州行省，二十二年罢。二十三年，徙西夏中兴行省治甘州，改称甘肃行省。辖境包括今甘肃省、宁夏自治区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③辽阳行省——至元元年，置行省于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称北京行省；二年罢，改置宣慰司，隶中书省。六年，又置行省于东京（后改辽阳，今属辽宁省），称东京行省，后徙治北京。十五年，又改为宣慰司。二十三年，以东北诸王所部杂处，宣慰司位轻，不足镇抚，再立东京行省，同年罢。二十四年，因乃颜叛乱，复置辽阳行省，以控制东北州县。辖境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④河南江北行省——至元五年，因攻宋战争需要，立河南行省。十年，分立荆湖、淮西两行枢密院负责攻宋，罢行省，河南路仍直隶于中书省。二十八年，立河南江北行省，治汴梁（今河南开封），并割江淮行省所领江北州郡隶之。辖境包括今河南省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长江以北地区。 ⑤四川行省——至元八年，罢陕西四川行省，另立四川行省于成都；十年罢，分置东、西川行枢密院。十五年，罢二行院，复立行省，次年复罢。十八年，从陕西四川行省中分出，又于成都置行省。其后一度再合于陕西行省，二十三年又分两省。二十五年徙四川行省治所于重庆，二十七年复还治成都。辖境包括今四川省大部及湖南、陕西部分地区。 ⑥云南行省——至元十年置，治中庆（今云南昆明）。辖境包括今云南省全境，四川、广西部分地区，以及泰国、缅甸北部一些地方。⑦湖广行省——至元十一年，初置荆湖行省于鄂州（今湖北武昌）。次年，元军取荆湖南路地，立行省于江陵以治之，称荆南行省。十四年，移治潭州（今湖南长沙），称潭州行省或湖南行省。同年，鄂州行省并入潭州，并以新得广西地属之，故又称湖广行省。十八年，徙治鄂州。辖境包括今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之大部及湖北部分地区。 ⑧江浙行省——至元十三年元灭宋，置江淮行省于扬州，统两淮、两浙地，又称淮东行省、扬州行省。二十一年，徙省治于杭州，称江浙行省。二十三年，还治扬州，复称江淮行省。二十六年，再次徙治杭州。二十八年，以江北州县隶河南行省，改称江浙行省。大德三年（1299），罢福建行省，以其地属江浙行省。辖境包括今江苏南部，浙江、福建二省及江西部分地区。 ⑨江西行省——至元十四年置，治隆兴（今江西南昌），又称隆兴行省。十五年，并入新置的福建行省（治泉州）。同年，又立行省于赣州，次年，仍还治隆兴。后因减省江南冗官，江西、福建两省曾经几次分合。大德三年福建地并入江浙，江西单为一省。辖境包括今江西省大部及广东省。 ⑩岭北行省——大德十一年置和林行省，治和林。皇庆元年（1312），改和林行省为岭北行省，和林改名和宁，仍为省治。辖境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全境、中国内蒙古、新疆一部分和苏联西伯利亚地区。 此外，元朝还于高丽置征东行省，但行省丞相由高丽国王兼任，得自辟官属，高丽国原有的政权机构和制度均不改变，财赋亦不入都省，与元朝国内诸行省性质不同。除上述统治各大地区的行省外，元朝还设过几种专主大征伐的行省。一为征宋时所设，只称“行中书省”，不系地名；一为用兵外国时所设，系所征国名，如日本行省、交趾行省（安南行省）、缅中行省（征缅行省）、占城行省等。还有一种是授权某省负责征伐某国军事，将省名与所征国名合称，如荆湖占城行省。这些都是临时性的建置，事毕即罢。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元朝政府为镇压和抗拒农民军，先后于中书省辖境内的济宁（今山东巨野）、彰德（今河南安阳）、冀宁（今山西太原）、保定、真定（今河北正定）、大同等地置中书分省。又先后设立淮南江北行省（至正十二年设于扬州）、福建行省（至正十六年设于福州，后分省泉州、建宁）、山东行省（至正十七年）、广西行省（至正二十三年）和福建江西行省（至正二十六年）。农民起义军也仿元制立行省为地方行政机构，如天完政权之江南行省、汴梁行省、陇蜀行省、江西行省，宋政权之江南行省、益都行省，以及朱元璋所置江西行省、湖广行省、江淮行省、江浙行省等。 元代行省制度的确立，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明灭元后，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行省，一般简称省。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到现代。 元朝的灭亡 元朝后期，蒙元统治者不断向人民收取各种名目繁杂的赋税，人民被压迫被掠夺更为严重。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就发生了河南赵丑厮、郭菩萨领导的起义。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发生的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同时元朝统治阶级内部却依旧在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征战，由此加速了元朝灭亡的进程。至正十六年（1356年）到至正十九年（1359年），起义军首领朱元璋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统一了江南的半壁江山。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开始北伐，在大将徐达、常遇春等的协助下，于1368年八月攻陷元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的统治结束。同年，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建立了明朝。之后，在漠北的元君臣仍沿用大元国号，史称北元。北元于1388年天光帝被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尔袭杀后（一说1402年鬼力赤即位后）去国号。元朝灭亡后皇室血脉一直在蒙古代代相传直到1697年蒙古被清朝征服为止。
雍正：中国古代最勤奋帝王
雍正在位13年，锐意拓新，革旧除弊，从多方面奠定了所谓康乾盛世的基础。但是，其厉行威猛治国的方针，导致朝野怨怼积累，有关他的各种传言也不绝于耳。 一、“雍正夺嫡”与“秘密建储”。“雍正夺嫡”，是与“太后下嫁”、“顺治出家”、“乾隆身世”并列的清初四大疑案之一。康熙两立两废皇太子，储位虚悬，给诸皇子提供了机会。但机会最初并不属于雍正，其母乌雅氏早年没有正式封号，雍正出生后即为贵妃佟佳氏领养，但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卑情绪。不过，在诸皇子的争位活动中，康熙逐渐对雍正另眼相看，赞曰“诚孝”，并常令其代替祭祀、处理政务和宫中事务。康熙晚年更常由雍正陪同散心解闷，并钟爱其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帝。 这样的雍正仍难说拥有上位的最好条件。毕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雍正从未得到过军事上的重用。康熙似乎更中意皇十四子允禵的军事才能。康熙六十年十月，允禵“轻装赴京，恭请训旨”，停留5个月之久。虽然在《清实录》中已看不到这5个月的情况，但人们纷纷揣测，西线战事中功成名就的允禵将被册立为皇太子。然而，最终雍正继位，于是各种指斥其以阴谋手段矫诏夺嫡、谋父篡位的谣言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 在恐怖、紧张、凶险的特殊政治背景之下，雍正吸取储位之争骨肉相残的教训，决定创设秘密建储制。将立储之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于宫中最高之处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同时，为确保日后不发生意外争议，又另书传位密旨一件，随带左右。乾隆据此平稳传承皇位，之后秘密建储被正式确立为清代独特的皇位传承制度。 制度性的秘密建储，明确了皇权与储权新的分配模式，即一切大权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取消储权，择优立储。秘密建储后，储权不复存在，既成功解决了“国本”问题，又杜绝了皇储激烈矛盾及围绕第二个政治中心的争斗。而不以嫡长为序，择优秘密建储，既使诸皇子努力向上，又没有了拼死相争的明确敌手，有利于皇子间关系的张弛相宜。 二、严猛治国与思想控制。野史中广为流传的“吕四娘行刺雍正”等故事，反映了人们对雍正一朝充满阴谋暴力、杀人惨剧的负面印象。造成这一印象的原因，除了雍正即位前后阴森血腥的传闻及政敌负面渲染和诅咒外，更主要在于雍正对思想的严密控制及严苛治国。 雍正拿不出确凿证据证明即位的合法性，无法彻底消除朝野上下对其统治的反感乃至反抗，因而只有采取高压、严猛的做法。“忠我则臣，背我则敌”，惟有治之以法而已。这样的理念，不仅仅用于夺位争权的对手上，还推及到各个方面。特别是，严格整顿吏治，查补亏空。因贪污而亏空者“即行正法”，所有亏空，三年之内必须如数补齐。同时，“赶尽杀绝”，不只在犯官官衙而且在其原籍同时抄家，宗亲戚友一并连带。 此外，雍正还取消了士绅优免特权，实行士民一体当差，加强对士绅的控制和治理。而自曾静吕留良案后，雍正更进一步加强对思想的控制，如一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说成“思念明代不念本朝”，最终作者照大不敬律斩决。 三、雍正的信仰与至高皇权。在争储斗争达到白热化之际，雍正摆出一副“炉中若无真种子，总遇神仙也枉然”的姿态，抛开一切，潜心礼佛参禅。收到的成效是：在康熙等人眼中，他冰清玉洁，无意逐鹿。而在雍正内心深处，则逐步完成了一个神秘的思想觉悟过程，即对自己、对手和形势进行透彻认识、分析，知己知彼，从而形成通盘计划。 雍正即位后十年不言佛事。他的思路是，自己已参悟了正果，证实了自身，验明了结果。佛就是他，他就是佛，何用再谈佛事？雍正常对大小官员说：“为人只要清晨出门时抬头望天，至晚归寝时以手扪心，自得为人之道矣。”这里的天，就是雍正。他要求大小官员做每一件事都要抬头看天、扪心自问，其实就是在极具威慑力地强调臣子要忠于皇帝本人。 同时，雍正通过推广奏折制度、创立军机处制等，让皇权的集中和加强达到了极致。“皇帝—宰相制”是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制的基本模式，其弊端是：君相权限缺乏明确界定，皇帝既可以随意侵犯相权，奸相权相也不时窃弄皇权，造成政治不稳定。雍正推广奏折制、创设军机处，彻底解决了这一问题。 皇权至上的另一面是皇帝勤政。现在影视剧中把雍正描绘成一个“情圣”，这与事实不符。雍正“办事自朝至夜，刻无停息”，天下政务“无分巨细，务期综理详明”，亲笔撰写的朱批谕旨动辄万言。然而，长期的劳累、压力，蚕食着他的健康。就算权力高度集中、政敌先后消灭，但雍正总是轻松不下来。他似对自己的作为“愀然不乐，意颇悔之”；又似患上重病，在幻听幻视中煎熬；又似奔波一生后却不自信起来，只好用一切皆空、来世彼岸来安慰自己，从而给世人留下了不少想象空间。
马超投靠刘备后受排挤与压制
关羽非常骄傲，喜欢别人的阿谀奉承。马超初来投降时，远在荆州的关羽曾特地写信给诸葛亮，询问马超的人品等级。诸葛亮当即明白了关羽的用意，回信中先是大夸马超如何英雄了得，说是和张飞也有得一比，随即笔锋一转，“终不及你美髯公之超群绝伦呀！”关羽读信后非常满意，还把这封信让手下人传阅。 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关羽发动襄樊战役。战争的伊始，关羽先是攻下襄阳，随即围攻樊城，并将曹操的增援部队全歼。史载“羽威震华夏，曹公仪徙许都以避其锐”。但就在此时，吕蒙袭取江陵、公安，侵占了关羽的根据地。此时的关羽，第一反应就是回头收复失地。但荆州军人心涣散，溃不成军，丧失了战斗力。关羽只有率领残部逃亡，最终在临沮被俘并被杀。 《三国志》中对关羽的记载很简单，可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赠给关羽的美名最多，对关羽的一生事迹虚构得也最多。如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等都是假的。至于关羽死后在玉泉山显圣、并活捉吕蒙使其毙命，则纯粹是封建迷信。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是作者为丑化曹操，树立关羽的高大形象而虚构的。关羽放水淹七军事虽有所本，但与史实相差很远。 黄忠最初在刘表手下任职。刘备派关羽攻长沙时，城破被困，降了刘备。刘备平荆南四郡后，随刘备进取四川，常打先锋，勇冠三军。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取汉中时，黄忠在定军山用计斩曹军大将夏侯渊，大败曹军，被封为征西大将军。使一口大刀，箭法精良，百发百中，年岁虽大，却常不服老。 马超出身于凉州豪强家庭。他于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进攻曹操，与许褚大战于潼关，后被曹操用反间计打败，逃回凉州，又被扬阜等杀败，逃往汉中归附张鲁。后投归刘备，攻取成都时立下大功，拜骠骑将军，领凉州牧，封乡侯。用一杆长枪，有神威将军的美名，是三国时期的名将。勇有余，谋不足。后病死。 史料证明，马超的父亲马腾当时不是被曹操诱骗到许昌的，是他自己归降曹操，曹操为了安抚凉州的诸侯，封了他卫尉。马腾也准备在许昌过后半生。后来曹操谋划进攻汉，马超置自己的父亲和家人于不顾，造反抗曹，曹操马上杀了马超全家三百多口，并且在潼关一带击败了马超。 三国演义里，马超的身世非常悲惨，他全家被曹操诱骗屠杀。他投靠了刘备后，开始了风光的生活，并且被授予了骠骑大将军的显爵，在荣誉和恩宠中幸福的度过了最后的岁月。但是，历史上的马超在投靠刘备后日子过的是非常压抑和痛苦的，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并且处处受到排挤和压制，在惶恐中度过了后半生。 魏延，蜀国名将。关羽攻长沙时，魏延杀主献城，后随刘备入川，一路战功赫赫。任镇远将军，汉中太守。随诸葛亮平定南蛮，在陈仓力劈曹魏大将王双，迁升为征西大将军，封南郑侯。诸葛亮死后，与长史杨仪争兵权，被诸葛亮生前安排的马岱诛杀。擅用大刀，刀法熟练。 刘备平定了汉要派一个名将来镇守。当时人们都认为这个角色非张飞莫属，张飞自己也认为非自己莫属。但结果却出人意料，刘备让魏延做了汉中太守。在任命仪式上，刘备郑重的问魏延:“你打算怎么守护汉中？”，魏延回答:“曹操尽其精锐之师来打，我就利用城池和险要来抗拒。如果他只是让偏将带领少数人马来骚扰，我就打开城门迎战。” 刘备病逝，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回到成都。魏国的大将郭淮和费耀前来进攻凉州的羌人，破坏羌人和蜀汉的联盟。诸葛亮找到魏延说:“你去破敌，但我没有多余的兵给你，你带着汉中现有的兵去解救羌人。”岂料魏延大笑，说:“丞相放心，我不动用国家的兵马，我带着一队亲兵，指挥着羌人就行。”于是魏延当机立断，马上出兵。他带着少量亲兵秘密的潜进了羌部，指挥着一帮被打烂了建制的少数民族兵马在阳溪一带大破魏兵。名声大噪。 赵云以勇敢善战著称。原为公孙瓒的部下，后归刘备。刘备被曹军打败于当阳长坂坡，赵云在曹操百万军中，救出了甘夫人与阿斗。刘备东吴招亲，赵云领军护卫，后拦江截救阿斗，一杆长枪，神出鬼没，浑身是胆，一生征战无数，屡建奇功，后拜翊军将军，中护军征南将军，封永昌亭侯。公元227年随诸葛亮进攻关中，失利于箕谷，退回汉中，不久病死，享年七十三岁。 赵云跟随刘备，和关张一样，不论刘备颠沛困顿，终不相弃。赵云从不矜功，和同僚永远保持和洽的关系。赵云在刘备兵败当阳长坂时，和诸将一时失散，乃各自为战，不见踪影。有人在刘备前议论，认为赵云一定北去降曹操了，刘备怒举手中短戟，敲那人的甲胄说:“不要胡说，子龙绝不弃我而去。”果然，没多久，赵云胸裹刘备襁褓中的儿子阿斗，一身血污，护送了刘备的甘夫人匆匆来到，还向刘备哭拜谢罪，深以未能阻止刘备的糜夫人投井自杀为罪。 赵云在史料上事迹很少，但在《三国演义》中被描写得神乎其神，笔墨众多。他每每单枪匹马，或与人单挑，或只身斗群敌，都是毫发无伤，勇不可当。 廖化在当时名叫廖淳，其后改名为化。读过《三国演义》的人，每每以为廖化是一个年轻的三等角色。我们也常常听到一句“俗语”，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其实，廖化年纪大，有相当能力，并不“窝囊”。他是襄阳县人，当过关羽的主簿；于关羽兵败之时流落在东吴官吏之手，他用装死的方法逃出东吴官吏的掌握，陪了母亲向西边走，在秭归县遇到来伐东吴的刘备。其后先后做了宜都郡太守、诸葛亮的丞相府参军、广武驻军的督(当时称为“督广武”)，最后升到“右车骑将军”，遥领并州刺史，封为中乡侯。他为人富于决断，作战很勇敢:“以果烈称”。 黄权在三国演义里笔墨不多，但在历史上却是刘备生前很看重的人物。黄权甚至是刘备继关张后最倚重的大将。建安二十年春，曹操去汉中讨伐张鲁，黄权对刘备说:“汉中是重要的地方，我们得派兵去救援张鲁。”刘备说:“好吧，我委派你去。”于是黄权就动身去了集结军队，可没想到张打，抵抗了五个月就被消灭了，黄权没法，只好回到了成都。但是黄权的“汉中情结”一直没有割舍，后来曹操安置了夏侯渊镇守汉中，黄权和法正就趁机攻打，经过了多年的苦战终于把汉中据为刘备之手了。 阿会喃是南蠻王孟获帐下的大將，第三洞元帅。与蜀汉軍交兵，被俘。蜀军放他回去后，他，再次出兵挑战，被蜀军大骂不知羞耻，他面紅耳赤，火速撤军。 乌戈国国主兀突骨身长丈二，不食五谷，以生蛇恶兽为饭，身有鳞甲，刀箭不能侵。骑象当先，头戴日月狼须帽，身披金珠缨络，两肋下露出生鳞甲，眼目中微有光芒。赵云、马岱等都不敢与他直接交手。威震一时。 虎将马超如何被闲置？ 入蜀归顺刘备后，马超仕途一度颇为得意，前后历经三次升迁，官位仅在关羽之下。刘备先是拜他为平西将军，取汉中后迁为左将军，章武元年(221年)刘备称帝，又迁马超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官越做越大，马超混得却越来越差。 马超归刘后出现了一个插曲。史书记载，马超见刘备待自己不错，当时刘备的身份还只是汉朝左将军，不免有点傲气，见了刘备仍是直呼其名，刘备不免气恼。有一次，关羽、张飞皆在刘备身后，马超仍不知趣，直呼刘备大名，关羽、张飞大怒，欲拿马超开罪，马超吓出一身冷汗，再不敢造次。其实，自刘备入川以来，关羽一直镇守荆州，自然不会为了这等小事专门跑到成都一趟，所谓关、张二人吓唬马超只是稗官野史而已，不过却仍可从中管窥马超在刘备集团地位并不牢靠，而这一切又跟他自己的性格缺陷有关。马超半路降刘，终非刘备嫡系，又不注意礼仪尊卑，日渐孤立，他除了偶任偏师，极少统兵出征，只能企羡黄忠冲锋陷阵，坐观魏延镇守汉中，并无太大建树。刘备更多只是想借他的威名争取羌人，赢得爱才美名。马超焦躁难忍，却又无可奈何。 武将不能外出征战，可谓悲哀，家人又被杀戮殆尽，中年的马超，终日生活在碌碌无为与丧亲的双重悲痛之中。一年春节，马岱向他拜年，马超不禁悲从中来，吐血泣曰：全家数百口人都已送命，你我二人还有什么可庆祝的。建安二十年，从前对他忠心耿耿的部将庞德在张鲁兵败后投奔曹操，也在樊城之战中为关羽擒杀。 伴随着寂寞而来的是政治上的小心翼翼与自我保全。马超跟一个叫彭漾的私交不错，刘备下放彭漾为江阳太守，彭漾不悦，便向马超大倒苦水。马超说，你有才有能，本可与孔明并驾齐驱，怎么跑到那个小地方当太守了？听得此言，彭漾一时性起，便忘了分寸，说刘备、孔明“老革荒悖，可复道邪”，又言“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马超听闻彭漾言语大逆不道，便默不作声，日后将彭漾所言，悉数上奏刘备，彭漾被收监，很快丢了性命。彭漾自以为怀才不遇，向马超发发牢骚，本以为可以得到马超共鸣，没想到自己信任的朋友却成了告密者。马超为求自保尚能理解，如果因此出卖朋友，却是为多数人所不齿的。他在蜀汉的状况，可见一般，所谓鱼水情欢，只是小说家粉饰太平而已，英雄气短的马超才是历史上真实的马超。 此事过后，马超在蜀汉更加孤立，寂寞悲凉地走过了余生。刘备称帝两年后，马超病卒，临死前向刘备上书：“臣门宗二百余口，为孟德所诛略尽，惟有从弟岱，当为微宗血食之继，深诧陛下，余无复言。”这段浸透血泪的遗言，实在令人痛惜。 附：《三国志·马超传》 马超字孟起，（右）扶风茂陵人也。父腾，灵帝末与边章、韩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腾率众诣长安。汉朝以遂为镇西将军，遣还金城，腾为征西将军，遣屯郿。后腾袭长安，败走，退还凉州。司隶校尉锺繇镇关中，移书遂、腾，为陈祸福。腾遣超随繇讨郭援、高干於平阳，超将庞德亲斩援首。后腾与韩遂不和，求还京畿。於是徵为卫尉，以超为偏将军，封都亭侯，领腾部曲。 典略曰：腾字寿成，马援后也。桓帝时，其父字子硕，尝为天水兰干尉。后失官，因留陇西，与羌错居。家贫无妻，遂娶羌女，生腾。腾少贫无产业，常从彰山中斫材木，负贩诣城市，以自供给。腾为人长八尺馀，身体洪大，面鼻雄异，而性贤厚，人多敬之。灵帝末，凉州刺史耿鄙任信奸吏，民王国等及氐、羌反叛。州郡募发民中有勇力者，欲讨之，腾在募中。州郡异之，署为军从事，典领部众。讨贼有功，拜军司马，后以功迁偏将军，又迁征西将军，常屯汧、陇之间。初平中，拜征东将军。是时，西州少谷，腾自表军人多乏，求就谷於池阳，遂移屯长平岸头。而将王承等恐腾为己害，乃攻腾营。时腾近出无备，遂破走，西上。会三辅乱，不复来东，而与镇西将军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始甚相亲，后转以部曲相侵入，更为雠敌。腾攻遂，遂走，合众还攻腾，杀腾妻子，连兵不解。建安之初，国家纲纪殆弛，乃使司隶校尉锺繇、凉州牧韦端和解之。徵腾还屯槐里，转拜为前将军，假节，封槐里侯。北备胡寇，东备白骑，待士进贤，矜救民命，三辅甚安爱之。十（五）年，徵为卫尉，腾自见年老，遂入宿卫。初，曹公为丞相，辟腾长子超，不就。超后为司隶校尉督军从事，讨郭援，为飞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战，破斩援首。诏拜徐州刺史，后拜谏议大夫。及腾之入，因诏拜为偏将军，使领腾营。又拜超弟休奉车都尉，休弟铁骑都尉，徙其家属皆诣邺，惟超独留。 超既统众，遂与韩遂合从，及杨秋、李堪、成宜等相结，进军至潼关。曹公与遂、超单马会语，超负其多力，阴欲突前捉曹公，曹公左右将许褚瞋目盻之，超乃不敢动。曹公用贾诩谋，离间超、遂，更相猜疑，军以大败。 山阳公载记曰：初，曹公军在蒲阪，欲西渡，超谓韩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过二十日，河东谷尽，彼必走矣。”遂曰：“可听令渡，蹙於河中，顾不快耶！”超计不得施。曹公闻之曰：“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 超走保诸戎，曹公追至安定，会北方有事，引军东还。杨阜说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军还，不严为其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超果率诸戎以击陇上郡县，陇上郡县皆应之，杀凉州刺史韦康，据冀城，有其众。超自称征西将军，领并州牧，督凉州军事。康故吏民杨阜、姜叙、梁宽、赵衢等，合谋击超。阜、叙起於卤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宽、衢闭冀城门，超不得入。进退狼狈，乃奔汉中依张鲁。鲁不足与计事，内怀於邑，闻先主围刘璋於成都，密书请降。 典略曰：建安十六年，超与关中诸将侯选、程银、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杨秋、韩遂等，凡十部，俱反，其众十万，同据河、潼，建列营陈。是岁，曹公西征，与超等战於河、渭之交，超等败走。超至安定，遂奔凉州。诏收灭超家属。超复败於陇上。后奔汉中，张鲁以为都讲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谏鲁曰：“有人若此不爱其亲，焉能爱人？”鲁乃止。初，超未反时，其小妇弟种留三辅，及超败，种先入汉中。正旦，种上寿於超，超搥胸吐血曰：“阖门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贺邪？”后数从鲁求兵，欲北取凉州，鲁遣往，无利。又鲁将杨白等欲害其能，超遂从武都逃入氐中，转奔往蜀。是岁建安十九年也。 先主遣人迎超，超将兵径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 典略曰：备闻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潜以兵资之。超到，令引军屯城北，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溃。 以超为平西将军，督临沮，因为前都亭侯。 山阳公载记曰：超因见备待之厚，与备言，常呼备字，关羽怒，请杀之。备曰：“人穷来归我，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杀之，何以示於天下也！”张飞曰：“如是，当示之以礼。”明日大会，请超入，羽、飞并杖刀立直，超顾坐席，不见羽、飞，见其直也，乃大惊，遂一不复呼备字。明日叹曰：“我今乃知其所以败。为呼人主字，几为关羽、张飞所杀。”自后乃尊事备。臣松之按以为超以穷归备，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备字？且备之入蜀，留关羽镇荆州，羽未尝在益土也。故羽闻马超归降，以书问诸葛亮“超人才可谁比类”，不得如书所云。羽焉得与张飞立直乎？凡人行事，皆谓其可也，知其不可，则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备字，亦谓於理宜尔也。就令羽请杀超，超不应闻，但见二子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几为关、张所杀乎？言不经理，深可忿疾也。袁?、乐资等诸所记载，秽杂虚谬，若此之类，殆不可胜言也。 先主为汉中王，拜超为左将军，假节。章武元年，迁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斄乡侯，策曰：“朕以不德，获继至尊，奉承宗庙。曹操父子，世载其罪，朕用惨怛，疢如疾首。海内怨愤，归正反本，暨于氐、羌率服，獯鬻慕义。以君信著北土，威武并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飏虓虎，兼董万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怀保远迩，肃慎赏罚，以笃汉祜，以对于天下。”二年卒，时年四十七。临没上疏曰：“臣门宗二百馀口，为孟德所诛略尽，惟有从弟岱，当为微宗血食之继，深讬陛下，馀无复言。”追谥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将军，进爵陈仓侯。超女配安平王理。
帝王好写诗，堪称中国一绝
帝王好写诗，堪称中国一绝，帝王写的诗不怎么样，也是中国一绝。 在中国，凡帝王，无论识字的，不识字的，无论会写字的，不会写字的，穿上龙袍，坐上龙椅，找到九五之尊的感觉之后，都想在诗词或者在艺文上，表现一下自己。我至今百思不解，为什么中国帝王大都好这一口，附庸风雅，而外国帝王一般没有这种嗜好，很少犯文学幼稚病。莎士比亚生逢两代君主，伊丽莎白和詹姆士，这两位都是戏剧的行家，但他们从不亲自操刀，只是让莎士比亚写，他们光坐在包厢里欣赏就行了。而回到我们中国的唐朝，那可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不但有一流的，超一流的诗人，而且，诗人之多，如过江之鲫，根本用不着太宗、高宗、玄宗、则天娘娘等来凑热闹的。不行，这几位日理万机的帝王，偏要加入这场诗歌竞赛中来，与李白、杜甫为伍，这不纯粹是添乱吗？ 二 帝王好写诗的毛病，由来久矣！可能与封建王朝对帝王的预期有关，凡为天子，御临天下，立万世基业，必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才能称作明主。中国有将近三百个皇帝，成气候的少，不成气候的多，所有昏君、庸君、暴君坐在龙床上的时候，都觉得自己高明得不行，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写诗。帝王写诗，少有数十句、数百字以上者，那太麻烦，通常或绝或律，五言七言，四句八句，省功省力。而且，上句没有写完，下句早有人拟好呈上来；而且，只要写出来，侍读学士，经筵讲师，无不哄然叫绝；而且，谁也不敢当着陛下的面，说长道短，总是好，好得不得了，这也是中国帝王好写诗的一个动因。 唐后的黄巢，当过几天皇帝，龙椅尚未坐热，又逃出洛阳。可他刚进这座都城时，那首《菊花》诗，因为拍了电影，还蹿红了一阵。“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受此启发，宋代的赵匡胤，黄袍未加身前，就写过“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流星赶却月”的诗，题目只一个字，颇怪异，曰《日》，虽然拗口，可谁敢改皇帝的诗？明代的朱元璋，大字不识几个，也学黄巢咏菊：“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黄巢和朱元璋，都是杀人如麻的帝王，诗虽大白话，近乎顺口溜，可透出来一股杀气。这三位帝王的出身，一贩盐，一行伍，一辎流，别看文化程度相对的低下，写诗的积极性却绝对的高涨。若当不上帝王，也许写诗的欲望未必强烈，而坐上龙床，那就偏要做到两手都抓，两手都硬，治国我在行，写诗我也在行。硬撑着也要憋出几首诗来，这就是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帝王，暴得天下后的必然行为。看朱元璋做皇帝后，写过的一首《咏燕子矶》的诗：“燕子矶兮一秤砣，长虹作竿又如何？天边弯月是钓钩，称我江山有几多。”那不可一世的口气，听得出来的潜台词是：你们不是说我不行吗？我偏行给你们看。别忘了，我是皇帝，不行也得行。 汉代的刘邦，亭长出身，也是个粗人，衣锦还乡到了下邳，诗兴大发，吼出过一首《大风歌》，留传至今。我一直怀疑这位亭长，是否具有写诗的细胞。如果他以后还写过一首《小风歌》，或者《微风歌》，也许无妨将诗人这顶桂冠，加在他的头上。就这一首，就这两句，大有可能是叔孙通之流，现编现绉，当场口授。现趸现卖的他，记性不是很好，诗一般偶数，他这首诗奇数，马屁精们哪敢说陛下您还差一句，只能鼓掌叫好，好啊好啊，这正是俺们领袖的英明伟大之处，要的就这三句，好让你浮想联翩啊！于是，刘邦就文治武功，两全其美了。 刘邦为中国写诗最少的帝王，而中国写诗最多的帝王，当数清代的乾隆弘历。他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全唐诗》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留传开来，如今几乎不被文学史提及，没人在意他还曾是一个高产的诗帝。在北京郊区的卢沟桥，立有一块“卢沟晓月”的石碑，就是乾隆题写的。碑后有他的诗，我估计看过和记住这首诗的人极其有限。他是皇帝，他写的诗，在他活着的时候，不愁没人叫好，可他死了，他就没有这个威力让大家非捧他的场了。不过，我因写过明末清初的大诗人钱谦益，记住了这位皇帝刻薄钱谦益的诗：“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乾隆笑话人家的诗，没有什么价值，只配用来盖酒瓮子。其实，他的四万首诗，十数卷御制诗集，也只堪覆酱覆醅之用。此人一生，写诗无数，以其诗产量的总数，往少说四万首，除以他的年龄八十岁，平均每年要写五百至六百首诗，平均每日要产诗二首，堪称世界记录。即使他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干别的，专门写诗，恐怕也难以达到四万到五万首诗。何况他整整当了六十年皇帝和三年太上皇，日理万机，肯定是要雇一个枪手班子代劳的了。 三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虽然曹操不是帝王，但胜似帝王。如果有帝王文学排行榜的话，曹操名列前茅，例属三甲是毫无疑问的，甚至有可能拔得头筹。曹孟德的诗，可以用十二字来评价，一有气概，二有声势，三有深度，四有文彩，因此，千古传唱，弦诵不绝。毛泽东对于帝王诗，评价不高，看不上眼，“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基本上不买账。不过，他对曹操，颇为推崇。1959年在北戴河的一首《浪淘沙》中，“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不仅抚今追昔之感，在诗人心中油然而生，而且，对曹操问鼎中原以后，乘胜出击，建安十二年(207)，夏五月出兵征乌桓，七月出卢龙塞，九月凯旋班师，经过碣石山赋诗纾怀的英雄气概，也是相当憧憬的。 在中国人的记忆里，至少他的三大名句，忘不了。第一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酒鬼的口边。第二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几乎是所有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用以自勉的座右铭。第三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普及程度不如前两句，但思想深度要胜过前两句。这就是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懂得，要珍惜上帝所给予的有限生命周期，该发光时发光，该发热时发热，过了发光发热的年纪，阁下，你就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了。首先，消消停停，不要瞎折腾；其次，安安生生，不要总出镜；再则，切不可颠三倒四，神经错乱，令人不敢恭维。中国有无数诗人，能够在千年以后，被人不假思索，即可脱口而出这几句金玉良言者，有几何？ 四 辽、金、元诸朝，由于汉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帝王诗更增添了生力军。如辽道宗耶律洪基《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至今襟袖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如金主完颜亮《南征至维扬望江东》：“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如元文帝图帖睦尔《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偶吟》：“穿了氁衫便著鞭，一钩残月柳梢边。二三点露滴如雨，六七个星犹在天。犬吠竹篱人过语，鸡鸣茅店客惊眠。须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这些写得不弱的诗篇，要比黄巢、朱元璋高明多了。 而那些末代皇帝，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五代李煜，写“中原心耿耿，南泪思悠悠”的北宋赵佶，在帝王级诗人中，算得上一流水平，但他们以写诗的浪漫，去治理国家，以写诗的激情，去抵抗外侮，最后，无不落一个国破家亡、客死他乡的下场，了此一生。等而下之，就该是写“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的南朝陈叔宝，写“如何汉天子，空上单于台”的隋朝杨广了。以上这四位亡国之君，在好写诗的帝王中，还应看作是出类拔萃之流，至少他们写出来的是诗，而非打油诗、顺口溜。 隋炀帝杨广虽然是个很糟糕的皇帝，但他的诗却是个异数，有其不同于当时南朝华靡文风的刚劲雄壮。明·陆时雍说：“陈人意气恹恹，将归于尽，隋炀起敝，风骨凝然。”(《诗镜总论》)更有论家认为，隋炀帝的诗，是闳丽壮阔的唐音前奏。然而，诗归诗，人归人，杨广在历史上，不但是个作恶多端的昏君暴君，而且还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坏蛋。唐·刘餗《隋唐嘉话》载：“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又：“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由此可见，帝王好写诗，对真正的诗人来讲，恐怕就未必是一件好事了。
蓝玉谋反的历史真相
北方元朝残存势力和南方的倭寇是明王朝的心腹大患，同时也是罗织罪名的有力工具。“蓝玉案”是“胡惟庸案”的继续，在“胡蓝党案”中，很多人被冠以“通倭通虏”的罪名，含冤而死。 蓝玉党案共计诛杀了二万人，是洪武年间影响深远的一件大案。吕景琳先生曾发表《蓝玉党案考》一文，认为此案“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假案，不但牵连而死的一二万人是无辜的，就是蓝玉本人也是没有谋反的行动和策划”（《东岳论丛》）。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蓝玉的功与过 蓝玉（？~1393年）是淮西勋贵集团的重要人物，为洪武年间拜为大将军的三员骁将之一（另两位是徐达、冯胜），曾为明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赫赫战功。 蓝玉，定远人，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小舅子。他生得高大威武，面颊红紫，投奔朱元璋队伍后，初隶常遇春帐下，临敌勇敢，所向克捷。常遇春多次向朱元璋夸奖他的战功，他因此由管军镇抚累升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四年（1371）从傅友德入川，讨伐明升夏政权，攻克阶州（今甘肃武都西）。第二年从徐达北征，先出雁门，败元兵于乱山，再败之于土剌河。洪武七年（1374），率师攻拔兴和（今河北张北），俘获北元国公帖里密赤等59人。洪武十一年（1378），同西平侯沐英一起征讨西番洮州（今甘肃临潭东南）等处少数民族的叛乱，擒其首领三副使。翌年， 班师还朝，被封为永昌侯，食禄2500石，子孙世袭。洪武十四年（1381），以征南左副将军从颍川侯傅友德出征云南，在曲靖擒获北元平章达里麻，进而包围昆明，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投滇池自尽。旋又挥师西进，迭克大理、鹤庆、丽江、金齿、车里、平缅等地。“滇地悉平，玉功居多”（《明史·蓝玉传》），朱元璋下令增其岁禄500石，并册封其女为蜀王妃。蓝玉从此跨进了皇亲国戚的行列，备受朱元璋的器重。 洪武二十年（1387），以征虏左副将军从大将军冯胜出征纳哈出，驻师通州（今北京通州区）。闻知有支元军驻屯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北），蓝玉在大雪的掩护下，亲率轻骑袭破之，杀死北元平章果来，擒其子不兰溪以还。然后大军进至金山（在辽河北岸），在金山西侧扎营驻屯。由于此前朱元璋派遣纳哈出的旧属乃剌吾前往招抚，纳哈出见大军压境，遂亲率数百骑至蓝玉军营约降。蓝玉设盛宴款待，亲自为他敬酒。纳哈出一饮而尽，又斟酒回敬蓝玉，蓝玉却脱下自己身上的汉族服装，对他说：“请服此而后饮！”纳哈出认为这是对他的悔辱，拒不接受，蓝玉也不肯喝他敬的酒。双方争执不下，纳哈出把酒泼到地上，用蒙古语指示随行部下，准备脱身离去。在座的郑国公常茂，抽刀砍伤了纳哈出的臂膀。都督耿忠一看大事不妙，忙招呼身边的士卒，簇拥着纳哈出去见冯胜。纳哈出的部众纷纷溃散。冯胜“以礼遇纳哈出，复加慰谕，令耿忠与同寝食”（《明太祖实录》），并派人招抚其溃散的部众，然后下令班师。此役冯胜虽收降有功，但有人告发他“窃取虏骑”，“娶虏有丧之女”，加上指挥失当，班师途中丢失了殿后的都督濮英3000人马，被收夺大将军印。尽管蓝玉违反朱元璋“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朱元璋还是“命玉行总兵官事，寻即军中拜玉为大将军，移屯蓟州”（《明史·蓝玉传》）。 纳哈出的归降，使北元失去东部屏障，汗庭直接暴露在明朝大宁诸卫的兵锋之下，“虏心惶惑”，统治更加不稳。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洪武二十一年（1388）三月，朱元璋命蓝玉为征虏大将军，统率15万大军北征，“以清沙漠”。蓝玉师至捕鱼儿海（今贝尔湖）东南哈剌哈河岸边，侦知北元嗣君脱古思帖木儿驻帐捕鱼儿海东北方向80多里处，令王弼率前锋部队出击，自己率大军继后。当时正值水草匮乏，加上大风猛刮，黄沙蔽天，北元军队毫无防备。明军出其不意发动突然袭击，杀北元太尉蛮子等，余众悉降。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天保奴等数十人上马逃窜，蓝玉率精骑追奔数十里，不及而还。这次战役，俘获脱古思帖木儿次子地保奴、爱猷识里达腊妃及公主以下百余人，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属3000人、男女77000人，并宝玺、符敕、金牌、金银印诸物，马驼牛羊15万余，焚其甲仗蓄积无数。不久，又袭破北元丞相哈剌章的营盘，获其人畜6万。朱元璋得到蓝玉的捷报大喜，赐敕褒劳，“比之卫青、李靖”。班师还朝后，又进封为凉国公。蓝玉一生的事业，至此达到辉煌的顶峰。 洪武二十二年（1389），蓝玉奉命至四川督修城池。翌年，率师赴湖广、贵州平定几个少数民族土司的叛乱，朱元璋增其岁禄500石，诏令还乡。洪武二十五年（1392）三月，又令其赴西北理兰州、凉州、庄浪、西宁、甘州、肃州诸卫军务，加强边防。四月，蓝玉为追捕逃寇祁者孙，未经朝廷准许，擅自率兵征讨罕东（一说在今甘肃敦煌，一说在今酒泉西南，一说在今青海西宁西北）的西番诸族。不久，因建昌（今四川西昌）指挥使、原蒙古降将月鲁帖木儿发动叛乱，明廷命其前往镇压，他这才离开罕东之地，前往建昌。十一月，蓝玉用计诱擒丹鲁帖木儿及其子，降其部众，然后报请朝廷批准，增置屯卫，遂班师还朝。 蓝玉为明王朝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赫赫战功，但这个粗鄙的武夫也因此逐渐滋长居功自傲的思想。史载：“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既没，数总大军，多立功。太祖遇之厚，寝骄蹇自恣。”为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贪欲，他违法乱纪，“畜庄奴，假子数千人，出入乘势渔猎。尝占东昌民田，民讼之，御史按问，玉捶楚御史。及征北还，私其驼马珍宝无算”（《明太祖实录》）。还令家人“中云南盐万余引，倚玉势先支”（孙宜《洞庭集·大明初略四》）。又“于本家墙垣内起盖房舍，招集百工技艺之人，在内居住，与民交易”（朱国桢《皇明大训记》）。据说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案发时，曾发现“玉尝与其谋”，朱元璋考虑到他是常遇春的妻弟，“以开平之功及亲亲之故，宥而不问”。但是，蓝玉“素不学，性复狠愎，见上待之厚，又自恃功伐，专恣横暴”，更是越礼犯分，“床帐、护膝皆饰金龙，又铸金爵以为饮器。……马坊、廊房采用九五间数”。北征归来，夜至喜峰口，关吏没有及时打开关门迎纳，便纵兵毁关而入。“又人言其私元主妃，妃惭自经死，帝切责玉”。朱元璋原拟封他为梁国公，“以过改为凉，仍镌其过于券”。但蓝玉仍不知悔改收敛，“恃宴语傲慢，在军擅黜陟将校，进止自专”，并“遣人入朝，觇伺动静”。奉命治理兰州、凉州诸卫军务时，又违背朱元璋在西番藏族聚居地区借茶马贸易“以系番人归向之心”的羁縻政策，为追捕逃寇祁者孙，擅自带兵进入罕东之地。许多部将建议：“莫若缓以绥之，遣将招谕，宣上威德，令彼以马来献，因抚其部落，全师而归。”蓝玉就是不听，“遣都督宋晟等率兵徇阿真川，酋哈昝等惧，遁去。又袭逃寇祁者孙，弗及”。朱元璋因此对他很不放心，不久命其总兵前往四川建昌镇压月鲁帖木儿的叛乱，又命义子、都督徐司马为副总兵，以便监视他的行动。但蓝玉仍“欲深入番地，取道松叠以达建昌。会霖雨积旬，河水汛急，玉悉驱将士渡河。麾下知非上意，多相率道忘，玉不得已，乃由陇右抵建昌”。 蓝玉正是由于骄蹇自恣，违法乱纪，越礼犯分，最终走上谋反的道路，从而招来杀身之祸的。 蓝玉党案的爆发 蓝玉的所作所为，不能不引起朱元璋深切的关注和忧虑。 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底，年仅38岁的皇太子朱标在久病之后去世。朱标的长子朱雄英前已夭折，次子朱允■是朱元璋的第三个孙子。九月，按照嫡长制的继承原则，朱元璋诏立朱允■为皇太孙，作为将来的皇位继承人。此时的朱元璋已届65岁的高龄，而朱允■只有16虚岁，性格又酷似乃父，仁柔宽厚，他担心自己百年之后，这个年轻的继承人心慈手软，控制不住局面，如果那些久经战阵、老谋深算的军中大将凭借他们是开国元勋，不服调遣，后果将不堪设想。而朱标去世时，燕王朱棣自北平来朝所说的一番话，更加重了他的这种忧虑。原来朱标的元妃常氏是常遇春的女儿，而蓝玉则是常遇春的妻弟。由于这层亲戚关系，蓝玉自然对皇太子朱标非常关心。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出征纳哈出归来，曾问皇太子：“主上诸子中，殿下度谁最爱者？”皇太子答曰：“莫若燕王。”蓝玉说：“臣亦知之。臣闻望气者言，燕地有天子气，殿下审之。”但皇太子却说：“燕王事我甚恭。”（何乔远《名山藏》）并没有将这话放在心上。后来，蓝玉的话传到燕王耳朵里，燕王恨死了蓝玉。皇太子一去世，燕王入京朝见，便到处散布说：“诸公侯纵恣不法，将有尾大不掉忧。”（夏燮《明通鉴》）朱元璋因此对那些手握重兵的开国功臣也就更加疑忌。他不禁想起，在命蓝玉征讨月鲁帖木儿之前，曾急召蓝玉进京面授征讨方略。蓝玉和十几个部将陛辞时，他让诸将先走一步，想留蓝玉单独面授机宜。他连呼三声，竟没有一个将领离开，只见蓝玉举起衣袖一挥，这些将领便都赶忙退出。朱元璋想不到蓝玉在诸将中竟有如此威势，对他更是深怀疑忌。这也是命义子徐司马为副总兵，以监视蓝玉的原因之一。此后，朱元璋对蓝玉的一举一动也更加关注。 没有多少城府的蓝玉，对此却浑然不察。洪武二十五年底，他平息月鲁帖木儿的叛乱后，奉旨班师回朝。朱元璋命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兼太子太师，曹国公李景隆、凉国公蓝玉兼太子太傅，开国公常升、全宁侯孙恪兼太子太保、詹徽为太子少保兼吏部尚书，茹常为太子少保兼兵部尚书。蓝玉不乐居宋、颍二公之下，发牢骚说：“我不堪太师焉！”联想到自己最近请求办的事，朱元璋多不从，如平定月鲁帖木儿之叛后，他曾奏请在四川籍民为兵以加强守御，又请移师讨长河西朵甘百夷，朱元璋都没有同意，因此越发闷闷不乐，曾私下对家人和亲信说：“上疑我矣！”（查继佐《罪惟录》）他想起自己的亲家、靖宁侯叶升于八月间以“交通胡惟庸”的罪名被杀，怀疑是叶升的口供指认他为胡党，故而引起朱元璋的猜忌，说：“前日靖宁侯为事，必是他招内有我名字。我这几时见上位好生疑忌，我奏几件事，都不从。只怕早晚也容我不过，不如趁早下手做一场。”（《逆臣录》） 转眼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1），朱元璋因受不住皇太子病死的打击，患了“热症”病倒。蓝玉认为“天下兵马都是我总着”，正是下手的好机会，于是密遣亲信，暗中联络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后军都督府同知祝哲、中军都督府同知汪信等和自己过去的老部下，把他们召至自己私宅密谋策划。在夜阑酒酣之际，蓝玉煽动说：“如今天下太平，不用老功臣。以前我每（们）一般老公侯都做了反的，也都无了。只剩得我每（们）几个，没由来，只管做甚的，几时是了？”他让诸将分头搜罗士卒和马匹、武器，做好起事的准备。正月二十八日，蓝玉派人去找准备担任谋反主力的府军前卫步军百户李成。二月初一，李成匆匆赶到蓝玉私宅，蓝玉对他下达了在二月十五日朱元璋外出耕籍田时起事的命令：“我想二月十五日上位出正阳门外劝农时，是一个好机会。我计算你一卫里有五千在上人马，我和景川侯两家收拾伴当家人，有二三百贴身好汉，早晚又有几个头目来，将带些伴当，都是能厮杀的人，也有二三百都通些，这些人马尽够用了。你众官人好生在意，休要走透了消息。定在这一日下手。” 蓝玉的密谋，早被锦衣卫的特务察觉。未等蓝玉等人动手，锦衣卫指挥蒋献已向朱元璋告发。此时，经过明军的屡次打击，明朝的劲敌北元已被击溃，陷于分裂状态，北部边防比较巩固，朱元璋决定再次大开杀戒，彻底铲除那些可能对朱家天下构成严重威胁的开国老将，确保年轻仁柔的皇太孙将来能坐稳江山。当年二月初二，他将冯胜、傅友德、常升、王弼、孙恪等从山西、河南召回京师。二月初八，蓝玉入朝，即下令将其逮捕，命皇太孙与吏部尚书詹徽进行审讯。蓝玉不服，詹徽大声呵斥道：快快从实招来！不料蓝玉却高声呼喊：詹徽就是我的同党！皇太孙大为惊讶：“有是哉？”随即命左右将詹徽揪住，拉出场外。第二天，蓝玉被投入锦衣卫大牢，第三天以“谋反”罪被处死，夷灭三族。朱元璋随即借机搞扩大化，以蓝党的罪名，把一大批淮西老将及其子弟加以牵连诛杀，并将刑讯逼供得出的口供辑为《逆臣录》，公布于众。至九月，为了安定人心，宣布赦免胡惟庸、蓝玉余党。事实上，赦免令颁布后，诛杀仍在进行。整个蓝玉党案总共大约杀了两万人（朱元璋的赦免令称“族诛者万五千人”），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航海侯张赫已死，也追坐蓝党，革除爵位。过了一年，颍国公傅友德、定远侯王弼也追坐蓝党赐死。又过一年，宋国公冯胜也以蓝党罪名被杀。“及洪武末年，诸公、侯且尽，存者惟（耿）炳文及武定侯郭英”。活跃于明初政治舞台的淮西勋贵势力已被完全铲除。洪武二十九年（1396）九月，为了安抚那些已不对他构成威胁的尚存武臣，朱元璋将已退休的武臣2500余人召至京师，赏给每人一大堆银子钞币，让他们“还乡抚教子孙，以终天年”。十月，又给他们各进秩一级。 蓝玉党案是明初皇权与军权矛盾冲突的产物。朱元璋为了使自己及其朱家子孙能“躬览庶政”，拼命扩张皇权，不仅把军权集中到君主手中，而且要求所有的武臣都“事君以忠”，绝对服从君主的调遣与指挥。但是，一批开国功臣特别是淮西勋贵“迨身处富贵，志骄气溢，近之则以骄恣启危机，远之则以怨望■文网”，终于导致蓝玉党案的爆发。朱元璋通过此案打击了一部分骄横跋扈的功臣，自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大规模的诛杀，又必然造成大量的冤狱，以至“勇力武健之士芟夷略尽，罕有存者”（《蓝玉传》），其消极的影响也毋庸忽视。朱元璋死后，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建文帝朱允■无将可用，先后起用年迈的老将耿炳文和没有作战经验的膏粱子弟李景隆为大将军，带兵北上讨伐，结果均遭败绩，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朱允■的皇位被篡夺，也就势所必然了。 蓝玉谋反的事实难以推翻 蓝玉党案结案后，朱元璋公布的该案案犯供状，现存两个手抄本，分别藏在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前者名为《蓝玉党供状》，不分卷，已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史部杂史类，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后者名为《逆臣录》，分为五卷，已经王天有、张何清点校，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吕景琳细读《逆臣录》之后，在《蓝玉党案考》一文中指出：一、这部供词汇编没有本案首魁蓝玉和二号人物曹震的口供，表明两名主犯根本没有招供。二、谋反的时间众说纷纭，口径不一。三、说蓝玉曾参与胡惟庸、李善长谋反，纯属胡编乱造；四、蓝玉被捕前28天，先后接待千余人，门庭若市，令人不可思议；五、说蓝玉选择在皇帝耕籍田之日动手谋反，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他认为“蓝玉案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假案”。 吕景琳所说的前四条，确实存在。第一条所说的没有本案两名主犯的供状，确是《逆臣录》的一个重大缺陷。但案件的判决，主要取决于证据而不是口供，所以此条似乎尚不足以构成推翻本案的充足理由。至于第二、三、四条所说问题的出现，则是由《逆臣录》的性质所决定的。朱元璋的《御制〈逆臣录〉序》即已明确指出，这部《逆臣录》是“特敕翰林，将逆党情词辑录成书”的。它既然是案犯口供的汇编，供词中出现口径不一、互相矛盾乃至荒唐怪诞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何况，这些口供又是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取得，并经过翰林院官员的加工整理，表述的自然不全是客观的真实情况。也就因此，书中的许多供词，既有歧异迭出、互相矛盾的一面，又有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另一面。所以，根据这几条，可以断定受到牵连而被杀的一二万人是无辜的，但却不足以否定蓝玉本人及其几个同伙的谋反罪行。 吕景琳所说的第五条，被认为是否定蓝玉谋反罪行的最有力的证据。吕景琳认为，按照明代的礼制，皇帝耕籍田的日子虽定在仲春二月，至于二月的哪一天，要由钦天监临时“择日”。即使择定了日期，朱元璋也未必亲自前往，他可以派官员代行，“去不去的随意性很强”。因此吕景琳认定，朱元璋“诸事慎之又慎，行踪诡秘”，即使决定前往南郊祭祀或躬耕，也“不可能提前广为宣泄”，“一般人决无可能较早知道享先农耕籍田的日期，更不可能预测朱元璋今年去不去躬耕籍田”。所以，吕景琳断定，“具体谋反日期露出了马脚”，“这件最确凿的事实却恰恰成了蓝玉案中的最大漏洞和最有力的反证”。 这些理由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耕籍田的具体日期虽由钦天监择定，但绝非临时决定，而是提前一段时间择定，因为耕籍田并非只是皇帝本人或委派代行官员的个人行动，而是牵涉到一大批百官耆宿的集体行动。“其耕籍仪：祀先农毕，太常卿奏请诣耕籍位，皇帝至位，南向立，公、侯以下及应从耕者各就耕位。户部尚书跪受耒。太常卿奏请复位，南面坐。三公五推，尚书、九卿九推，各退就位。太常卿奏礼毕。太常卿导引皇帝还大次，应天府尹及上元、江宁两县令率众人终田。是日宴劳百官耆宿于坛所。”（《明太祖实录》）参加耕籍田的，不仅有皇帝，还有三公九卿、太常寺卿和应天府尹、上元及江宁县令，此外还有耆宿庶民等。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祀礼，显然需要提前进行认真细致的筹备，这就需要尽早择定具体的日期，并事先通知从耕的各位官员耆宿。而提前预测短期的天气变化，就当时的科学水平来说，是可以办到的。吴元年（1367）十一月十二日，朱元璋半推半就地接受文武百官的奉表劝进，决定登基就位、建立大明王朝后，开始着手进行各项筹备工作。登基的具体日期，是朱元璋与谋士刘基商量后决定的。刘基精通象纬之学，当时身兼太史令，正主持历法的制定工作。他利用丰富的天文气象知识，预测来年的正月初四是个大晴天，是朱元璋登基的吉日。十二月二十二日，朱元璋祭告上帝皇祗说：“是用明年正月初四，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帝祗，惟简在帝心：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祗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在举行这个祭告仪式的前两天，应天（今江苏南京）连降雨雪，但到正月初一，大雪却突然停止，到初四日果然是个大晴天。我们无法确定，刘基是在什么时候预测到来年正月初四是个大晴天的，但应该不会早于吴元年十一月十二日，晚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如果是前者则预测到51天后的天气，如果是后者也预测到12天后的天气变化。据《逆臣录》的记载，揭发蓝玉定于二月十五日耕籍田之日动手谋反的案犯中，苏庆、王逊、陈继、吴贰、汤泉和王德交代是在“洪武二十六年正月内失记的日”得知这个具体日期的，马聚、戴成和陈贵交代是在当年正月十二日，张仁交代是在正月十四日，潘福荣和陈铭交代是在正月二十五日，单庆和李成交代是在二月初一。其中，能明确说出得知耕籍田的具体日期的，最早是在正月十二日，从这一天到二月十五日为33天，最晚则在二月初一，从这一天到二月十五日为14天，在当时的条件下，专掌气候观测历法制定工作的钦天监，是完全能够办到的。 至于耕籍田的日期确定后，朱元璋是亲自前往还是遣官代行，这要看皇帝政务是否繁忙、身体健康状况如何而定，而不是随心所欲，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而且在皇帝亲往躬耕抑或遣官代行之事决定之后，还须及时通知掌管操办耕籍田礼仪的太常卿，以便就相关礼仪是否变动（如遣官代行，“太常卿奏请诣耕籍位，皇帝至位，南向立”，“户部尚书北向进耒，太常卿导引皇帝秉耒三推，户部尚书跪受耒。太常卿奏请复位，南面坐”这一系列礼仪就须作相应的改动，因为代行礼仪的官员是不能“南向立”、“南面坐”的，户部尚书也不必“跪受耒”）、安全保卫是否应该加强（如皇帝亲往，必须提前清道，并加强沿途及先农坛周边的警戒和保卫力量）作出决定和安排。蓝玉在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已被授为太子太傅，作为必须参加耕籍田的三公之一，他事先知道耕籍田的日期定在二月十五日并得知皇帝将亲往参加，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后来，朱元璋果然在这一天亲自前往南郊躬耕籍田，正是这一推断的最好证明。因此，许多案犯所交代的“具体谋反日期”，不是蓝玉案的“最有力的反证”，而是它的最有力的铁证。我们切不可因为朱元璋在此案中牵连诛杀大批无辜的武臣，就连蓝玉的谋反事实也加以抹煞、否定。
宋朝社会风气为什么由好变坏
赵匡胤是从后周的孤儿寡母手中夺得的天下，其方式同此前五代十国那些帝王用阴谋手段抢权，并无多大区别。夺取政权后，如果也是继续不顾社会风气的净化、整顿，那么赵宋王朝，也只会是一个稍纵即逝的短命小王朝。 赵匡胤同此前的那些军人政权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了形势，在夺取政权后，立刻实行以儒治国，狠抓了社会风气的净化。 赵匡胤对后周的皇室，不予杀戮，以礼相待；对后周肯于投降的大臣，如宰相范质、王溥等，继续原职留任。对于曾起兵反抗宋军后周将领，如汴京卫戍副司令韩通，虽在战斗中被宋军所杀，却并不敌视，反而褒奖其忠勇。 赵匡胤为防武人和功臣专权，并未像有的王朝那样，建国之后大杀功臣，而是用和平的方法，搞了“杯酒释兵权”，然后以锻炼军队刻苦善战的名义，让军官经常调动，使兵不识将，将不专其兵，并用文臣知州，“重文抑武”。 赵匡胤还留下严惩贪墨之官和不杀言事之官的“祖训”。 赵匡胤这所有的“祖宗之法”，都是针对唐末五代十国以来二百余年社会风气大坏而发的。 宋朝初年很快就出现了廉耻相尚的好风气。在第三代皇帝宋真宗和第四代皇帝宋仁宗时，朝野上下读书成风，忠于职守成风，讲真话成风。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等一大批直言敢谏之士，得到重用。从而使赵宋王朝出现了百年太平的政治形势。 “天下太平”的形势，使朝野上下滋生一种思想认识：“祖宗之法”是“良制美法”，因而是永远不可更改的。其实，了解历史的人都明白：世上哪有永远不可更改之法？ “祖宗之法”在赵宋王朝的初年，即太祖、太宗时期，确实发挥了治国安民的良好效用，但是，到了真、仁、英、神、哲、徽、钦，以及金兵入主中原，南宋偏安一隅之后，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变化，再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就僵化了，就要四处碰壁了。 事实上，到了宋仁宗（第四任皇帝）掌政时，全国性的社会风气就已悄悄地产生了许多弊端了。“重文抑武”的国策，大大弱化了军队的战斗力，面对西北边境强大起来的西夏、契丹以及后来的金人武装进攻，屡打败仗。由于姑息政策的演化，到真宗（第三任皇帝）时，对贪官就一个不杀了。 由于官僚机构叠床架屋，任职而不干事的官员越来越多，只靠熬年头，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便可提职提薪，高官们还有“恩荫”的特权，其子孙不用任何条件，就可得官位。政以贿成，十官九贪已见怪不怪。“冗官”、“冗费”、“冗兵”的“三冗”现象出现了，到仁宗（第四任皇帝）宝元元年（1038）“三司计度经费，二十倍于祖宗时”（《宋史·苏舜钦传》）。 社会风气大不如宋朝初年了，人民聚众起义也开始一伙接一伙了。 在这种形势下，仁宗把志在改革的范仲淹召进朝廷，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改革弊政。但是遭到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反抗，他们先是诬蔑改革派为“朋党”，继而造谣说范仲淹等要废掉仁宗皇帝。于是仁宗皇帝一改支持“新政”的态度，范仲淹等受到政治清算。 仁宗皇帝这一反复，大坏了官场风气。 又过了三十年，即当赵宋王朝立国１１０年那年（宋神宗熙宁二年），锐意变法的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社会上传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之言，称“三不足”。“三不足”是否为王安石亲口说出，尚无证考核，但是，它反映了一种改革的呼声。 王安石的锐意变法，反映了那一时代的主流思潮。但是，他没有“摸着石头过河”，且主要目的是为扭转国家财政的危机，一系列变法内容对普通百姓没有好处，还有“扰民”之嫌，所以一些持重稳健的官员，多不肯同他合作。于是，王安石任用了以吕惠卿为代表的急于当官而不择手段的年轻人到政府各部门出任要职，王安石这一破格提拔年轻人的做法，给一些德行不好、投机取巧之徒开了方便之门。于是，社会大行钻营投机之风。事情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是王安石最为依仗的、视为可靠的接班人吕惠卿，在自觉翅膀硬了之后，向神宗皇帝诬告王安石有反叛之心。王安石亲自尝到了他所重用的人带来的苦果。尽管王安石在后来认识到了吕惠卿是无耻小人，但是十几年以来，这种激进的变法和对于钻营之徒的提拔重用，已使社会风气大坏。这是王安石始料未及的。 王安石下台，司马光上台执政。 司马光本来是一个稳健之人。但是，他执政时已风烛残年（只执政18个月就死在任上），急于想把王安石变法来个“一风吹”，于是又给投机之徒造成了机会。奸臣蔡京瞧准这一机会，在他所管辖的开封府，只用半个月就把王安石变法全废掉了。王安石的变法并非全不好，蔡京这样不分青红皂白，莽撞行事，也是扰民之事。司马光却大大表扬了蔡京。可是，就是这个执行司马光政策的急先锋，司马光一去世，他立即来了一个急转弯，把司马光等人打成了反革命（所谓“元祐党”）。 蔡京比吕惠卿更坏，他给社会风气的污染也更甚。宋徽宗上台后，蔡京投皇帝所好，在江南的苏杭一带搜求古董奇石，运往汴京，称“花石纲”。“花石纲”把皇帝引向不务正业，把百姓搞得倾家荡产。蔡京大搞宗派，任人唯亲，奢侈腐化，贪污纳贿，无所不用其极，使本来已经江山不稳的赵宋王朝，雪上加霜。 宋朝末年，统治阶级内部党争频起，贪官肆无忌惮，皇帝不务正业，毫无危机感。百姓走投无路，起义反抗此伏彼起。社会风气完全坏了。金兵的铁蹄，把赵宋王室赶到江南。但是，宋高宗出于一己之私，害怕被金兵掠而北去的徽宗、钦宗回来争夺皇位，竟重用当了金兵俘虏，又被派回来做奸细的秦桧。秦桧以“莫须有”之罪，杀了抗金大将岳飞父子。朝野上下，一片恐怖。忠奸不分，好人坏人颠倒。南宋王朝一开始就作胎不正，可知以后了。 对于赵宋王朝的社会风气由好变坏，生当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大诗人陆游，曾写过一首五言诗《岁暮感怀》：“在昔祖宗时，风俗极粹美。人材兼南北，议论忘彼此。谁令各植党，更仆而迭起。中更金源祸，此风犹未已。倘筑太平基，请自厚俗始。” 陆游是当世人，又是当事人。他认为：用人唯贤（人材兼南北），言论开放（议论忘彼此），是风俗粹美的表现；结党营私（谁令各植党）是风俗败坏的表现。最后，他以切实感受大声疾呼：要想天下太平，应以淳厚社会风气开始。 限于一首短诗，论述不可能全面。但他的结论“倘筑太平基，请自厚俗始”，则是十分正确的。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如下一些认识： 一、社会风气的好坏，或由坏变好、或由好变坏，最根本的原因是最高当政者能否从历史吸取教训，从社会实际出发，制定好的方针政策。 二、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的良制美法，形势了，法律制度也要相应的改革。 三、改革，是治国安民的永恒主题。改革不可急躁冒进，要摸着石头过河。 四、改革首先要考虑给百姓是否带来利益，而不能脱离百姓、只追求所谓的“国富”。 五、用人问题，从来都是当政者成功与失败的关键问题。要特别警惕反复小人的投机取巧。 以上几个问题处理得好，社会风气就会淳化起来；处理不当，社会风气就会越变越坏。 宋朝社会风气由好变坏，乃至亡国，给后世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康乾盛世是唯一真正的大一统
杨念群教授 解读盛世大一统下的个体存在 人物名片 杨念群，男，1964年1月生于北京，“新史学”派代表人物，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清史研究，最新代表作有《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等。 何为康乾盛世？清朝士人的精神世界怎样？11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教授走进贵阳国学大讲堂，解读“康乾盛世”形成的奥秘，以及“大一统”之下知识分子的个体存在。 讲座篇 刻着皇权烙印的康乾盛世与清朝士人精神世界 在讲座中，杨念群教授以“清朝统治合法性的建立”为切入口，辨析了“康乾盛世”形成的原因，以及与历史上其他盛世之间的不同之处。他认为，“康乾盛世”在政令、文化等各方面真正实现了“大一统”，但这一局面是以传统士人精神世界的崩塌为代价形成的，因而无处不深刻着皇权的烙印。 历史上唯一真正实现了“大一统”的盛世 在杨念群教授看来，“大一统”是历朝政治家潜心追求的目标，而以往政权都没有真正实现“统一”。至于原因，一是权力分配不够集中：朋党、外戚、宦官、权臣、地方割据政权不时威胁着皇权的统治地位。但清朝通过高度的中央集权，做到了政令出于王者，完成了对疆域的广泛拓展和完整控制。 二是文化政策的不统一：尽管汉代就提倡“独尊儒术”，但儒家长期以来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统治的政策，而是不断与其他思潮争夺文化统治权。更何况，很长时间内儒家作为一种主导的管理方式并未能够深入到民间。南宋年间，由于大儒朱熹的倡导，立庙、祭拜祖先的特权由皇家下移到民间，私人立庙、撰写族谱，设族长、族规的风气大盛，宗族势力在民间发展起来了。借助这一势力，儒家在宋明以后才逐渐深入到底层社会。清朝统治者不遗余力地推行儒家思想，特别是扶持宗族势力的拓展，通过对宗族的控制完成了文化政策的统一。 历朝各种政治弊端基本得以避免的盛世 乾隆帝在70岁时曾写《古稀说》，宣称本朝避免了各朝难以避免的政治弊端，包括“强藩”、“外患”、“权臣”、“朋党”、“外戚”、“女宠”、“宦官”、“奸臣”。杨念群教授认为，除了晚年“和珅案”，乾隆的这个论断大致是可以成立的。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秦汉以来的朝代，多是皇帝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共同治理国家，也就是“皇帝-宰相(丞相)制”。这一制度运行1500年后，被明太祖朱元璋给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内阁制”，由一帮大臣共享相权。等到康熙时，他感到天下如此之大，怎么能知道真实的民情政风呢？于是，康熙开始让地方臣子打秘密小报告，内容除了当事臣子和皇帝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君臣之间你来我往，把事情都商量好了才交给内阁奏议、照办。这样，内阁的权力不断边缘化，最后只能管一些边边角角的小事，皇帝得以完全把控权力。这就是密折奏报制度。 随着“宰相-内阁制”向“密折-军机处”体制的转变，康乾盛世的中央集权达到顶峰。 猜疑心重的雍正为维护统治，还创造了一个机制：秘密立储制。生前写好接班人的圣旨，秘密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又复写一件副本随身携带，群臣都不知道这事。雍正猝死后，亲信重臣找出皇帝随身携带的密旨，和匾额后的圣旨核对。这样，弘历毫无争议的成为了乾隆帝。 此外，清朝采取了“因俗而治”，即“一国多制”的边疆政策，还打破了“夷夏之辩”对少数民族歧视的传统价值观。既有效解决了边防问题，也最终取得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传统士人精神世界近乎崩塌的盛世 满清以“夷族”入主中原，面临着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事实上，明朝遗民以各种方式反抗清王朝统治。杨念群教授举例说：在诗歌、书法、绘画上，经常以“残山剩水”的意境入画入诗，书法上故意少写一笔——以示家破人亡。这意味着，清政府的合法性遭遇到掌握着“道统”的士人、尤其是江南士林的反抗。 杨念群说，为解决这一问题，康、雍、乾三朝采取了软硬两手。 硬的一手就是大兴文字狱。在历史写作、个人言论上有很多的禁忌，稍有不慎就因言获罪，《四库全书》总编撰纪晓岚都不能幸免。因此，很多士人不敢有个性化的表达，明代还有很多自述，心情，对道、义理的了解，到了清朝则变成了年谱，就是流水账。 软的一手：在皇帝亲自安排干预下，启动大型文化工程，将私人书写转换为国家工程，从而把对历史的判断标准集中到皇家手中。各种编纂工程启动后，官修书籍达170多种，最为著名的是《古籍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各种农书、医书、植物学等冷门学科的书籍也得以整理，史学和典章制度的编纂达到高峰。 在国家编书过程中，征书成了禁书的幌子，很多对清朝统治不利的历史文献被销毁；同时，鼓励窜改历史，以示政治正确；不停敦促地方上报禁书，从而培养了地方官僚控制舆论的嗅觉，地方官僚为迎合上意，甚至不惜故意制造冤假错案。 杨念群教授总介绍说，所有的文化工程，在清朝的框架下，都是政治的表达，而非一个单纯的文化现象。软硬两手这样一来，皇权意志渗透到士人的精神世界里，少有士人守护着“道统、良知、批判”的传统精神世界。 访谈篇 不可盲目捧盛世 学习做知识分子 记者：在我们通常的印象中，盛世就是“花团锦簇”。 杨念群：盛世唯一被认同的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这样一个基本格局。事实上，盛世大一统对文化个性的摧残非常严重，自由发挥余地非常小，看看“康乾盛世”就知道了，不可盲目的捧盛世。 记者：现在人们看历史，多是从“厚黑学”的使用角度来看的吧。 杨念群：这就是个悲剧，曾国藩变成“厚黑”的鼻祖。历史要马上被用，这是有害的。但是没办法，大家都这样想。而真正做历史很清苦，太累了，不赚钱，不实用，也不受待见。我曾被学生问历史有什么用，问多了也就火了，历史是没有用的，是无用之用，如果你要学马上就用，那就别来学了。什么是“无用之用”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在一个世界上真正崛起必须有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气质。在世界上，人家真正尊重的是你骨子里的文明。所以历史无用，但历史得有人守着。 记者：历史学者不受待见，总被人认为是在影射历史。所以您曾说过“21世纪中国已经没有知识分子了”。 杨念群：影射历史没什么坏处，这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所以我有一次在北京接受一个记者采访，我就说我要学做知识分子，而不是学做满天飞的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我觉得那很多都是明星秀场，那我就得旅行一些基本职责，比如说影射历史就是学做知识分子其中的一个步骤，或者其中的一个表达。 速写篇 杨念群：史学界“另类”之人 杨先生才47岁，梁启超的曾外孙、杨度的曾孙，按照他的说法算是出身半个世家，“小时候家附近住着很多著名学者，后面的邻居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史家、‘哈佛三杰’之一的任华先生。我们两家是世交，我没事就去任先生的书房随意窜进窜出，随手翻书。”他现在都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脑子里的这根筋就往人文历史这方向走。上世纪八十年代，二十多岁杨念群便年少成名，在目前所任教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里，大家索性叫他“杨少”、“杨公子”。 就是这个身受正统教育的的“杨少”，却有着“要将野狐禅的路子走到底”的世家子弟劲：少有历史学家像他这样重视文本写作的文学性，还用小说的手法写学术著作，从心理的角度来理解整个历史的变化，认为历史需要一种感觉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断有人在骂我另类，说我是非主流啊，史料不扎实啊，玩概念啊，就知道搬弄西方的东西呀。攻击我的人之多，简直就是万箭穿心哪。” “我身上有一点优雅，有点叛逆；有点玩世不恭，有一点认真。这些你必须糅合在一起，太玩世不恭了就变成了纨绔子弟。太认真又太拙了，没灵气。所以人是很怪的。我呢，自称是史学界的‘魔教’中人，招式有点像金庸小说里的魔教剑法，不是名门正派，但威力同样很大。”可见，我们在贵阳国学大讲堂上中规中矩的杨念群，真是难得一见。 “我性格张扬，但我知道什么时候该低调。我永远知道自己的许文存在漏洞，套用的痕迹还有，文体叙述还不够优美，史料整合方法运用还不够。所以，在大的学术问题上，我要做的是恪守本分，把自己的东西做好。为此，就犯不着为一些事张扬了。我可是交过不少‘学费’才明白这一点的。”本来很认真讲这话的“杨少”舌头一滑又侃起来了，神情像个小孩。 “我是娃娃脸，光看我的脸，看不出年龄。”他说自己的心态就像自己的脸一样不显老，所以，每天晚上什么事都不干，就看电视剧，综艺节目，再烂的也看，“但我要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男女之间的价值观，包括历史观，甚至制作方的用心是什么，底线在哪儿。时代精神就是从这些地方感受出来的，不看行吗？史学不得非是长袍马褂的。” 鉴于此，有人建议杨念群干脆把头发全部染黑，以显得更年轻。他不干，“就是染也要全部染成白色”，给出的理由是：“历史是一门老年人的学科，岁数越大对历史的体味越深。我20岁、30岁写不出我中年以后对现实的感受与体验。中年以后，心灵的磨砺多了，就觉得历史最根本的就是对人性的把握，那么我就敢于对人的内心人性最深层的东西进行发掘。当然，对人性的理解一定要回到制度结构上来，形成心灵与结构的对话关系，否则就跟文学没有差别了。”此刻的杨念群，同时是一头黑发的“杨少”，和一头白发的“杨老爷”。
悲惨：汉武帝后妃无一人善终
汉武帝刘彻在位54年，使汉王朝空前鼎盛强大，可谓雄才大略，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封建帝王之一。可是，他和所有的封建帝王一样，也是个“荒淫之主”、“无情郎”。他的后妃夫人，无一人能得善终，都逃脱不掉冷遇、幽居甚至被杀害的凄惨结局。 陈阿娇囚死 班固《汉武故事》云：“数岁，长公主嫖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不？'胶东王（即刘彻）曰：'欲得妇。'长公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问曰：'阿娇好否？'于是乃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也。'”成语“金屋藏娇”即缘此。长公主便是刘彻的姑妈刘嫖，阿娇即陈阿娇，乃是刘嫖的女儿，刘彻的表姐。后来，在姑妈刘嫖的努力下，刘彻7岁被立为太子，阿娇也被立为太子妃。刘彻在17岁那年即帝位，立阿娇为皇后，两人也曾耳鬓厮磨，卿卿我我。 可是，好景不长。阿娇虽是天生丽质，终没有给刘彻生下一男半女。刘彻满肚子不如意，又宠幸另一个女人卫子夫。阿娇知道后，那种嫉妒之火，无法遏止。她绞尽脑汁，要夺回失去的宠幸。她让巫女楚服在皇宫设坛请神，作法念咒。刘彻最讨厌巫蛊，他察觉后，立即将楚服枭首于市，株连被杀者300余人。据《汉书·外戚传》载，刘彻治罪阿娇，“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 可怜兮兮的阿娇，终日以泪洗面，愁闷孤寂。她听说刘彻喜欢司马相如的文章，便用黄金百斤，请司马相如为之作《长门赋》，想以哀婉凄切的文章，感动刘彻回心转意。还是辛弃疾说得极是：“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 刘彻另有新欢，乐在温柔乡中，真可谓“但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阿娇倚闾相望，苦苦期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公元前110年，这个美丽的囚犯，终于死在长门宫，年仅三十八九岁。 卫子夫自尽 陈皇后被冷落后，刘彻常到姐姐平阳公主家。平阳公主知道弟弟所好，将众多的美女召来，供刘彻挑选。可是，刘彻看来看去，竟无一中意女娃。姐姐难以巴结讨好弟弟，便令人洗盏更酌，唤来歌伎卫子夫唱曲劝酒。没想到，刘彻顿时眼睛火亮，席间，两人便眉目传情。刘彻以更衣为由，命卫子夫随之入尚衣轩，两人遂于轩中初试云雨。 平阳公主知道弟弟已宠幸卫子夫，便趁机奉送入宫。刘彻欣然笑纳，赐平阳公主黄金千斤。卫子夫入宫后，生三女一男，男则为刘据。刘彻喜得龙子，于公元前122年，立刘据为太子，册卫子夫为皇后。自此，女奴兼歌女的卫子夫便时来运转，平步青云。卫氏家族也因之而势倾全国。时有民谣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刘彻是个喜新厌旧的主，如白居易所说：“新人迎来旧人弃，掌上莲花眼中刺。”岁月无情，如花似玉的卫子夫也日见色衰，再也吊不起刘彻的情欲。此时，直隶绣衣使者（相当京都警察厅长）江充素与太子不和，为防太子登基报复，便恶人先告状，诬陷太子参与巫蛊作祟。刘据知道老爸最忌巫蛊，于是，便一不做二不休，亲自举兵收捕江充。可是，太子兵败，江充阴谋得逞。刘据在朝廷的追逼下自缢而死。卫子夫听到太子失败的消息，只得战战兢兢地交出皇后御玺，然后悬梁自尽。但刘彻余怒未消，遂诛灭卫氏三族，处决太子的幕僚，数万人倒在血泊之中，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巫蛊之狱”。 李夫人身后 据《汉书·孝武李夫人传》：“延年待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李延年是宫廷乐师，为讨得刘彻的欢心，举荐的这位倾国倾城的“北方佳人”，便是他的妹妹。刘彻很快予以召见，此女果如李延年所言，体态优美，婀娜生姿，能歌善舞，举止宜人。刘彻喜上眉梢，立即封为夫人，升李延年为协律都尉。 李夫人入宫后，刘彻大加宠幸，生一男，是为昌邑王。可是，李夫人偏偏命薄，难以消受浩荡皇恩，入宫不久便沉疴在床，形体枯槁，容颜憔悴。刘彻多次亲临探视，李夫人都以被蒙头，拒而不见。她对自己的妹妹说：“我是因貌美而得宠，如今色衰也就宠衰。皇帝所以要看我，是要看美丽的女人。一当看到现今的样子，他一定会厌恶而唾弃。” 李夫人死后，刘彻的脑海中还是那个楚楚动人的俏佳人。他日夜思念，茶饭不进，唤来方士装神弄鬼，让李夫人还魂，以纾解朝思暮想的痛苦。香烛烟火缭绕之中，李夫人飘然而现，似有似无。刘彻慨然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李夫人死后，刘彻追封其尊号曰“孝武皇后”。 李夫人可谓聪明丽人，硬是不向刘彻展现病容，而让天生丽质永驻其心中，以至勾魂摄魄，其生也哀，其死也荣。但不久，她的哥哥李延年、弟弟李季，都被刘彻以奸乱后宫的罪名，诛灭全家，血流漂杵。她的另一个哥哥李广利，因害怕株连治罪，率兵投降匈奴，后又被全家杀绝。李氏全族，无一人幸免。此时，李夫人的千种风情和百般妩媚，都被刘彻丢到爪哇国去了。 赵钩弋被害 公元前95年，刘彻往北部巡视，有谄媚者向他奏报，此地有祥云袅绕，必有奇女显现。尝言“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的刘彻，立即命令逐家逐户地搜查，终于在赵家找到赵钩弋，此女美艳照人，秀色可餐。刘彻看到后龙心大悦，召赵钩弋回宫，起造巨厦，置之于内，名之为“钩弋宫”。那年，刘彻50多岁，赵钩弋只十七八岁，老夫少妻，视之如宝。 赵钩弋怀孕了。但凡女人都是“十月怀始，一朝分娩”，可是，赵钩弋却怀了14个月的胎，才产下一男儿。他便是汉昭帝刘弗陵。刘彻老年得子，乐不可支，他说：“唐尧帝便是怀14个月才出生的。”于是，又把“钩弋宫”改名“尧母门”。 自从“巫蛊之狱”后，刘彻一直未立太子，他喜欢赵钩弋所生的儿子，遂在其七岁的那年将其立为太子。这年，刘彻已近古稀之年，而赵钩弋正当青春年华。公元前88年，刘彻有意找茬，给赵钩弋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将她处死。他谈及此事时，振振有词地说：“自古以来，国家所以大乱，就是因为君王年幼而母亲年轻，子少母壮，女主专权，为所欲为，谁能制止得了呢？”如此冷血凶手，视人命如草芥，伤天害理嗜杀成性，说出此等歪理邪说，竟然心不跳，气不虚，嗟夫！
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思想
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①[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已彪炳史册。历史地估价其民主共和国思想，是批判地继承“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②的一个重要内容[同上。]。 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否定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恰恰相反，它认为在某些国家，在某一历史时期内，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不仅是对封建专制的一个巨大历史进步，而且，即使无产阶级领导人民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后，民主共和国仍然可以用来作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机构”；民主共和国甚至可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③[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9页：第二卷，第374页]。《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二二卷，第274页。]。长期以来，以“破产论”、“时代不同论”为由，贬低、抹杀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借鉴价值，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的。今天，我们伟大祖国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必由之路。有人迷恋三民主义，是极其错误的；然而，为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总结和批判地继承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思想，却并非毫无意义。 亥辛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破天荒的伟大事件，是孙中山革命民族主义思想的结晶。它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漫长历史，开辟了民主革命的新时期。周恩来同志指出，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而且“在中国人民中散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①[《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开会词》。]。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宣告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的重大转折。它虽然由于主客观原因和条件，仅存了九十一天，但是，民主共和国的破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破产。以成败论英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说，共和国的夭折，主要是当时的客观条件所促成的。不能简单地据此来判定孙中山民主共和国思想的是非。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②[《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辛亥革命失败的一面，也正是这样。辛亥革命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亚洲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③《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24页。]。”正因为这样，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思想，虽然在性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但是，它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是不完全相同的。“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①[《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25页。]。“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②[同上。]。因此，它不仅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而且具有反映平民要求的人民性。这也是孙中山在后来所以能由民主共和国思想进到“新式的”人民共和国思想的思想基础。 孙中山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的形成、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从甲午战争以后到武昌起义，是聚集革命力量，为准备建立共和国而斗争的时期；从辛亥革命以后到他逝世，是为维护、坚持和改造共和国的时期。 孙中山“创立民国”思想，始于一八九四年创设兴中会提出“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三年后，他讲到革命宗旨时，明确指出：“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③[《辛亥革命》（一），第97页。]。一九○五年，同盟会宣言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用党纲形式规定下来。而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和一九一二年成立中华民国，是把民主共和国思想初步变为现实。 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思想，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经过严重的斗争的。他在同资产阶级改良派作坚决斗争中，确立了民主共和国纲领主张。当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时，资产阶级改良派坚持改良，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同革命派争夺阵地，攻击革命。孙中山奋起予以反击，坚定地申明：“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④[《敬告同乡书》，《孙中山选集》上卷，第52-53页。]，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又有计划、有组织地领导了革命派同改良派的论战，进一步论述了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传播了共和国的思想，巩固和扩大了同盟会组织，培养和训练了革命骨干。当时，正是由于孙中山提出和坚持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一般投身革命的人们才把他视为“谈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①[黄中黄：《孙逸仙传自序》。]。 孙中山在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中，重视和强调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以此教育同盟会会员。他认为，掌握武器办练军队、实行武装起义，是建立共和国的首要条件。因此，他不遗余力地为此奔走。一九○七年五月至一九○八年五月，他组织和领导了西南边境的六次反清武装起事。南方起事失败后，革命党内部发生分裂，帝国主义趁机从中破坏。在逆境中，孙中山坚持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 武昌起义后，初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的严重局势，是如何应付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封建势力的反扑。革命党人必须做出的政治抉择，是由革命领袖孙中山执掌政权，还是让帝国主义的新代理人袁世凯取而代之，收拾残局，葬送革命。在复杂而危蹙的形势下，孙中山坚毅地为捍卫共和国思想和创建共和国而做了不懈地努力。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当起义成功的消息传来时，他曾决定立即返国应急，主持大计。离美回国前夕，他明确表明：中国政治的唯一出路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取代君主专制政治制度。 曾有一种说法：这时的孙中山对袁世凯毫无认识，并对其存有幻想和依赖的心情；在专制还是共和这个问题上，孙中山表现了极其软弱、妥协的态度，没有坚持民主共和国的思想主张，以至后来“让位”与袁，都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促成的，因此，孙中山对“民国”的夭折，负有完全的历史责任。 事实是否如此呢？历史是最公正的见证： 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巩固革命成果，奠定共和国的基础。当他听到“复开君宪”和“非袁莫属”这些舆论的时候，他“深恐革命大功，亏于一篑”，对时局表示严重忧虑与关切。再三强调，“要建立共和政府的制度。”让中国人民“选择自己的代表来管理自己事务。”“为人民自己最高的利益而工作”①[《史料与史学》第328页。]。出于这种急切心情，孙中山离巴黎前，驰电回国，希望早日建立共和政府，以巩固共和国的基础。在这个大前提下，他在电文中说：“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②[《民国日报》1911年11月17日。]，”有人认为：这封电报就是孙中山软弱、妥协的证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来推断。我们说，整个来说，孙中山在领导革命过程中，确实表现出过软弱、妥协的一面，他对袁世凯的认识也确实有不够的地方，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孙中山此时此地的想法，主导的东西是“早定国是”、“早巩国基”。而把谁来当总统视为从属于上述大目标的一个问题。从这封电文的基本精神和强调的重点，我们不难看出：“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就是说，“早巩国基”是首要问题，谁“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就该“随宜推定”谁。一方面，它坚持了民主共和的基本原则，另方面，它在选任谁的问题上遵循了民主协商的精神。特别是它清楚地表明：已被公认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没有表露出丝毫“非我莫属”的意味，说明这位后来被誉为“平民总统”的孙中山，这时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是光明坦荡，没有个人考虑的。 那末，怎样看孙中山在电文里，对黎、袁的政治态度？我们看到：电文对黎、袁并没有直陈拥戴之意，也未置完全肯定之词。比如，电文说“总统自当推定黎君”，这里的“自当”并不代表着孙中山本人对黎的看法和态度，实际上它只是表明孙中山对各省代表在上海会议决议的一种尊重。因为这次会议决定以武昌政府为中央政府，以鄂督执行总统政务。对黎元洪电文不置褒贬，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对袁，电文操一种协商口气，说“合宜亦善”。关键在于强调合不合“宜”，电文根本没有肯定袁“宜”。事实上，在他发出那封电报之后不几天，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巴黎同法国东北汇理银行总裁西蒙会谈时，曾指出：袁世凯的种种行径“与中国的开明精神乖离。”“袁世凯的狡猾善变虽可能迟滞革命行动，但决无法阻止革命的胜利①[上引均见《史料与史学》第284页。]。”总之，该电的中心思想，是孙中山瞩目于“早巩国基”，而任何个人的权位是不屑一顾的。在同年十一月十七日电文中，严正表示厌恶“权势利禄之争”，明白地信誓：“个人名位非所愿争，而民国前途，岂可轻视②[《总理全集》第182页。]。”当然，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孙中山不免有几分幼稚、天真。但是做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态度是不该非议的。 孙中山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宣誓就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如孙中山所说，这“是革命成功而破坏专制之结果也。此为吾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①[《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57页。]。也是他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巨大胜利。 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不计较个人的荣辱权位。努力接近民众，倾听社会各界的呼声。日夜劳心于国家的统一，筹划如何实现主权在民、民族平等、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重大问题，以期人民生活安定，国家独立富强，使中国成为赶上时代的世界强国。他在上述所有这些地方作出的努力，虽然由于时间暂短和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捣乱破坏，难以卓具成效，但是，它为民主共和国思想所增加的光辉，毕竟是不可泯灭的。 孙中山认为，夺取政权还要巩固政权。最重要的事情是坚持和维护共和国的总原则。 列宁指出，中华民国的成立，具有“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遇到破坏的世界意义”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十七卷，第450页。]。它得到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却遭到帝国主义的攻击与反对。中华民国刚一诞生，他们就掀起拥袁倒孙逆流，以外交上拒不承认，经济上拒不借款，施加压力。配合“倒孙”舆论，妄图把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困死。 当时，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妄图通过插手和影响南北议和来把共和国扼死在摇篮里。面对反动派的作难与攻击，孙中山不动摇，不屈服，坚持“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③的初衷[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58页。]，反对和议，坚持北伐。当和议不可避免，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仍坚决表示：“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断不容以十数省流血构成之民国，变为共和之谬制”④[《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第930、932页。]。坚定地表明了革命党人只有一在无前，“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宗旨”①[《宰亥革命资料》第4页。]。 孙中山认为，专制制度既已推翻，民国成立后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巩固政权，建设国家，“图谋民生幸福”。这不仅是治国根本宗旨，也是国民的“公意”，在坚持共和制总原则下，孙中山提出和规定了有利巩固民国、建设民国的内外大政方针：国内方面，强调实现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五个方面的统一，以达革新的目的。使国家和人民“蒙共和之福”，各安其业，拨乱反治，对外方面，庄严宣告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争取世界和平，与各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既要洗刷过去清政府“辱国之举措”，也不容存“排外之心理”②[《辛亥革命资料》第3-6页。]。 孙中山亲自主持制订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其它方面的一些有利国计民生的法令。 《临时约法》把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精神民主精神，用法肯定下来。它的最重要价值，是由根本大法承认主权在民。明确规定了“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毛泽东同志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27页。]它的民主共和思想基本原则是有历史借鉴意义的。 孙中山吸收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和批判继承中国古代任用官员的考试、监察制度合理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五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设想。 五权分立即五权宪法。它的实质是在资产阶级内部怎样实施民主，实现“主权在民”，职权在政府，亦即由宪法规定国家权、能分立的体系和形式。它的指导思想是由国民掌握“政权”，政府实施“治权”。孙中山认为，西方的代议制，人民不能直接行使权力，人民管不了政府，实际上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差不多，而“五权宪法是打破这种阶级的工具。实行民治的根本办法”，“建设国家的基础，”①[《孙中山选集》第795、575页。]它的核心是政权与治权分开，又互相制约。政权属于人民，政府则依民意发挥其职能。人民执掌权力，“直接去管理国事”，“管理政治”，“管理政府”；政府有职有能，即治权。政权决定治权，治权要为政权服务，官吏、政府都是人民的公仆。孙中山说：“人民有了大权，政府能不能够做工夫，要做什么样的工夫，都要随人民的志愿”。“人民随时要他停止，他便要停止。总而言之，要人民真正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权，便要政府的工作随时受人民的指挥”②[同上书，第760页。]。“人民就是政府的原动力。”③[同上书，第748页。]至于治权怎样实现呢？孙中山说，关键在于要通过考试权，把有真才实干的人材选拔出来，“他们是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我们就应该把国家的大权付托于他们”，“政府有了这样的能力，有了这样做工的门径，才可以发出无限的威力，才是万能政府。”④[同上书，第740页。]在五权分立体制下，成为治理全国事务的万能的有很高工作效率的机关，它必须听人民的指挥，以为人民造福为唯一宗旨。这是孙中山的权能分立学说比西方资产阶级的分权学说更为进步的地方。 孙中山根据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提出了各民族团结的“五族共和”原则。 孙中山认为，为了“振兴中华”，坚持民主共和的基本原则，“和国内诸民族”，共处共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他在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多次申明，“五族共和”是立国基本原则之一。其根本在于各族人民的团结，其目的在于达到中华民族的统一。他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对外：“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对于“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①[《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山选集》上卷，第82、83页。]可见，“五族共和”思想，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一）在建设统一的新国家基础上，各民族平等，团结和统一；（二）民族团结是以人民主权为灵魂的各族人民的民主大团结；（三）在国家、民族独立的原则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自主，与各国各民族友好亲睦，反对媚外辱国和盲目排外。 “五族共和”发展了孙中山革命民族主义，也充实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内容。它起了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如孙中山所说，它“不以复仇为事”，且有利于克服反动统治阶级制造的民族隔阂，民族偏狭观念，单纯排他的复仇心理。在资产阶级革命允许的范围内，它把民族问题纳为民主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使反对民族压迫和实现包括满族在内的民族平等，互相联系、结合起来，使破坏旧制度与建立、建设新制度，互相联系、结合起来。正如列宁所说：“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含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主主义内容，而我们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②[《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24页。]。 做为革命党和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上，表现了不争名、不图利，全心全意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着想的品格。如：清帝宣布退位后，他履行诺言，第一天得到通知，第二天就宣布辞职，不恋栈、不贪权、不食言。他带头宣布：自大总统至一般公务员，都是人民公仆。任何官员，都不许摆官架子，废除“大人”、“老爷”之类的称呼。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一般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做不到和不肯做的。他后来总结一生经验所得出的必须唤起民众的结论，在这时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孙中山的可宝贵的性格，是他不断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因此，他比较一般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更少一点矜持成见，囿于空说。时代变了，当历史要求他前进的时候，他勇于纠正阶级的偏见。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工农运动的兴起和高涨，给予孙中山的思想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力。还在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前，他的民主共和国思想即已有了新的发展和进步。一九二一年底，在中国共产党代表介绍奉命来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同他会谈以后，他即酝酿和产生了改组军队、改组党、改造国家的思想。他对中国共产党表现了合作的诚意和友善的态度，并明确表示了要“以俄为师”，以共产党人为友。一九二二年一月，他发表了《实行三民主义改造新中国》一文，预示了他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思想转变。他说：“吾人今日由旧国家变为新国家，当铲除旧思想，发达新思想。”“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唯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①[《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39、438页。]。鲜明表达了要走“新式的共和国”，即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道路的意向。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国民党“一大”，他提出了中国国民党与民众相结合的问题，语重心长地说：“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民国之能力。”“唯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①[《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5页。]这时，他在思想上增长了对工农力量的信心，认为 “政治之改革，是平民和贵族的战争，经济的改革是劳动家和资本家的战争”，其结局是“前者一定得最后的胜利”②[沈中究：《五四运动的回顾》，《建设》第一卷，第五号。]。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在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在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纲领上，同中国共产党达成了一致，明确了新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把他的民主共和国思想提到了新的高度。除了无产阶级领导这个条件，其基本内容，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纲领和主张，是一致的。 孙中山的民主共和国思想也有它不足的一面。在一个很长时间内，孙中山特别着重于“政体”的研究，这是必要的；然而，他一向忽略“国体”问题，特别是对于一个阶级的政治统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领导权问题，和对于国家的主要成分--军队（革命党自己创建、领导和掌握的军队）问题，表现轻忽。这样，即使民主法制怎样地完善，却因为没有保障实施的条件，或者流于一纸空文，或被敌对势力毁于一旦，篡权坏法，民主共和遂演为专制之谬制。孙中山后来有所认识，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已经是“护法”有心，回天无力，追悔莫及了。在这一点上，孙中山留给我们的教训，同样也是有耐人深思价值的历史遗产。
反其道而行之：道光帝选择储君的规则
清朝自雍正以后的皇位继承制度，是所谓的“秘密建储制”，即在老皇帝还活着的时候，秘密定下储君人选，写好密诏，藏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背后，等到老皇帝翘了辫子，再由辅政大臣当众打开密诏宣读。此法一向为史家所称道，说它既让诸皇子有盼头，又弄不清到底是谁，及到宣布，想要造反也晚了，因此免除了困扰康熙多年的继承纠纷。不过，既然皇位的继承是靠老皇帝拍脑袋定下的，那么就免不了有人会打主意想要暗中影响老皇帝的脑袋。姑不论满打满算实行秘密建储的只有三代，即雍正传乾隆、嘉庆传道光、道光传咸丰——乾隆还活着的时候就把皇位传给了儿子，自己当掌握实权的太上皇，所以说不上是秘密建储，而咸丰只有一个独子，继承无秘密可言。自同治以后，余下的皇帝要谁当，统统由老佛爷西太后一个人说了算，全从她娘家妹子家里找，继承制度形同虚设——就是在实行秘密建储的当口，也不难窥见诸皇子暗中争夺的痕迹。 有一个传播甚广、而且被记录于《清史稿》的传说，说是在道光立意建储之前，在两个人选中犹豫不定，一个是皇六子奕，一个是皇四子奕。就在这个当口，一次皇帝带领众皇子到南苑打猎。大家各逞手段，只见弓马飞飞，鸟铳声声，飞禽一个接一个地栽到地上，走兽一个接一个地横陈马前。算下来，奕所获最多，而奕则一无所获。道光感到奇怪，就问为什么。奕回答说，现在是春天，是鸟兽繁衍的时候，因此不忍杀生以干天和。道光“闻而大悦”，说，这真是皇帝说的话！于是，皇四子奕就成了后来的咸丰皇帝。 看到这传说的记载时，总觉得它似曾相识，仿佛在哪里见过，仔细想了一下，原来《三国志·魏志》里有类似的故事。说的是魏文帝曹丕，还在他爹的魏王府里做世子的时候，跟抢来的袁绍的儿媳妇甄氏，生有一子曹睿。然而曹丕做了皇帝之后，很快就喜新厌旧，借故废了甄氏，并杀了她，结果，连带着原本该是太子的曹睿的地位也含糊起来。这时候，曹家父子有了一场围猎，很巧，有子母二鹿在前面奔跑，曹丕立马张弓，母鹿应弦而倒，而子鹿正好撞在曹睿马前。 曹丕大呼：“吾儿何不射之？” 曹睿掷弓于地涕泣道：“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 于是，曹丕感慨说：吾儿真仁慈之主也！最后，没有了亲娘的曹睿反而继承了皇位，是为魏明帝。 跟汉人皇帝走围打猎只是消遣不同，满人以骑射得天下，什么伤天和呀，什么仁慈呀，都是过去农业民族的汉人才讲究的玩意。作为游牧和游猎民族，打猎杀生本是他们生存的必须，也是他们的传统，或者说传统优势。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他们不讲究汉人讲究的东西，才夺了天下。当年明朝的军队就是因为在战场上的马上功夫弱，才一次次损兵折将，只能缩在红夷大炮和厚厚的城墙后面，任凭人家在关内驰骋；待到人家也有了大炮的时候，就只好城破人降(或死)了。入主中土之后，满人虽然也讲究文治，但对于武功一直在乎得紧。他们所谓的圣主康熙、乾隆，都特别担心八旗子弟尤其是皇族入关之后接受汉化，丢掉了自己尚武的民族传统，不仅经常三令五申，而且以身作则，纵马持弓，习武相尚。对他们来说，围猎既是展示自身勇武的机会，也是校验子弟骑射功夫的一种方式。虽然说皇帝围猎的战绩，多少只的豺狼虎豹和熊貔，里面不免有掺假的成分。我们今天看到据说是康熙一鸟铳打死的硕大的黑熊，其实是事先捉到陷阱里，饿得半死，及到皇帝来时才放出来的。但是这种对围猎战绩的炫耀，却是少数民族政权所特有的。如果汉人皇帝这么干的话，估计多半会引来一群谏臣苦苦劝谏，赶都赶不走，死后还会被别有用心的史家记上一笔，像明朝正德皇帝那样。满人虽然也是自己打下的天下，但比起元朝的蒙古人来，毕竟在武功上面没那么自信。在关外就已经进入大半个农耕状态的满人，对于汉文化有更大的亲和力，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汉人的汪洋大海被吞掉还不自知。虽然坐江山要靠文治的推行，靠礼仪的讲求，但如果没有八旗兵的武力在后面撑着，皇帝的龙廷还真就坐不踏实。所以说，上面讲的南苑围猎，本应是对皇子们的一场考试，自然是应该以多获者为胜，而奕等于是交了白卷。然而，由于他的那番应对，交了白卷的反而成了最终的赢家。 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话，那么肯定是作为现任皇帝的道光，擅自修改了考试规则。也就是说，不像许多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由于奕的那番表白，道光选择他作为储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原本当然的选择应是皇六子奕，才合乎正理。 当然，道光改规则也有他的道理。入关以来，清政府的八旗政策，本意是保持其民族尚武的本色，发粮发饷，不务他业，一门子只管习武。然而结果却把昔日骁勇的八旗兵养成了除了玩什么都不行的废物，架鸟笼子满世界遛的有之，捏着嗓子装女声学唱戏的有之，大男人学汉人妇女裹脚者亦有之，总之是向尚武的反面走。还在乾嘉之际，八旗兵的武功已经呈一塌糊涂之状，拉不开弓的有，拉开了弓，射出的箭还没到靶子就落下来的更多，就是射中靶心的没有，甚至还有上不去马，甚至畏马如虎的。当年十几万人就横行天下的骁勇健儿，早已不知何处去了。川、鄂、豫几省的白莲教造反，在清初也相当于几个毛贼，但却剿了十来年也剿不干净。国家年年耗大笔的钱粮，养着人口日增的八旗子弟，不仅什么用都没有，还每每因不善计算陷入破产的境地，隔几年就得皇帝掏银子来为他们还债。几任皇帝为此愁煞了身子，不是没有想过办法挽回，旗务也整顿了若干次，越整越糟。事实明摆着，原来依靠的，现在已经变成正在融化的冰山，说什么也靠不住了。既然原来指望的指望不上了，治国的招数多少得变变了，汉人的规则也就越发凸显了，汉人的份额也悄然增加了。于是，什么围猎啦，什么木兰秋啦，统统变成了走过场。不仅安心要在父皇面前显示“仁慈”的皇四子奕赢得了储位之争的胜利，而且即位之后的咸丰皇帝，也要高扬儒家道义，大批起用汉臣。他的亲信肃顺甚至公开贬斥满人，说汉人行满人不行，动辄对犯过的满人高官痛下杀手。为史家所公认的同光以后的满轻汉重的政治格局，其实在道光年间已经露出了端倪。 据说，奕的这一招，是汉人师傅杜受田的主意。看来，杜师傅是看出了道光暗中改了规则的心思，才会出这种“交白卷”的险招。而貌似聪明的皇六子奕，既无高人指点，又没有悟到情势的转变，一味逞强好胜，结果反而成为争位的失败者。历史小说的高手高阳先生，曾经对奕的失败十分惋惜，因为在他看来，这个皇帝若换成奕这个“鬼子六”来做的话，后来的中国也许会好些。跟高阳有同感的史家相当多，某些抱有大男子主义情绪的人，还把叶赫那拉氏的当权也归咎于奕，甚至认为如果皇帝是奕而不是奕的话，中国的现代化可能会顺利得多。其实，就当时而言，真正高一筹的确实不是奕，而是憨厚的奕，他能够听杜师傅的话，而且付诸实践，确有过人之处。继位之后，大胆起用汉臣，鼓励实学，在既有框架之内，他已经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因此方能在如此的烂摊子之上，应付来自内外两面的危机。固然焦头烂额，但毕竟没有砸锅，给清朝保持了一点元气。如果我们要求道光和咸丰就能够吸收西方文化，实行改革，显然是一种苛求。事实上，只有经过了这种转折性人物的悲剧性失败，后来的执政者才有实行西式改革的可能，没有人能够做在他的选择框架之外的事情，即使这个人是皇帝。 清朝是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在王朝里，始终存在着满汉双轨的政治和双轨的逻辑。皇帝靠向汉人的逻辑，实际上是缓慢的和一步步的，而且这个过程还可能出现反复。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清朝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