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何能一统天下：元朝统治者忙于窝里斗
元朝之后，就是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元朝是朱元璋推翻的，似乎元朝军队也主要是朱元璋灭掉的。然而，笔者在查阅史料时却惊奇地发现，在元末的各路起义军里，朱元璋所部是消灭元朝军队最少的一支。那么，灭元军最少的朱元璋为何能最终一统天下?朱元璋是如何以较小的代价登上开国皇帝宝座的? 在那个群雄并起的年代，有枪便是草头王。话说到了1356年，各路起义军都抢到了一定的地盘：刘福通拥韩林儿为帝，拥有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等大片领土，并不断向北方和西北进攻。徐寿辉称帝于武昌，拥有湖北、湖南、江西等地。张士诚称王于苏州，拥有江苏、浙江等地。明玉珍则杀入四川、云南，也欲称帝。这四支队伍是消灭黄河以南元朝势力的主力军，他们已控制了黄河以南绝大部分地区。 此时的朱元璋占据安徽中部的滁县、和州一小块地方，他手中只有两三万兵马，这还是继承其岳父郭子兴的遗产。他力量虽弱，但慧眼独具。他发现南方当时还有一块地盘在元朝手里：那就是张士诚和徐寿辉势力中间的江苏中西部直到浙江中西部的一长溜地方。这里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而且其中还有一个虎踞龙盘的历史名城建康(南京)。于是朱元璋立即发兵，由采石矶偷渡长江。攻下南京后，又继续向南进攻。用四年时间，一直打到浙江的金华、衢州。 此后朱元璋在南方就一直和其他汉人武装打，再也没有打过蒙古人。元朝在黄河以南的军队大部分被灭于其他起义军之手，朱元璋所部消灭元朝军队最少。这期间，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大举北伐，分四路向元朝进攻。他自己在中路，打下了河南全部，并迁都于开封。北路沿山西一直打到元朝的大都。东路打下了山东。西路一直打到陕西凤翔。一时间，红巾军号称百万，几乎掀翻元朝。 本来，按照刘福通的力量，完全有可能彻底推翻元朝。但刘福通的战略出现大的失误，他没有集中兵力猛攻北京，却是兵分四路，四面出击。结果是分散了自己的力量，让元军得以各个击破。再者，元朝出了一个奇人察罕贴木尔。此人出身布衣，却精通军事。在短短十年间，他依靠自己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在北方全力对抗红巾军，创造了几乎百战百胜的奇迹，并终于打败了百万红巾军，维持了元朝摇摇欲坠的半壁江山。 红巾军溃败后，朱元璋在安徽的领地，直接处于察罕帖木尔的威胁之下。如果察罕帖木尔挥师南下，首当其冲的就是朱元璋。以朱元璋当时的实力和南方四分五裂的局面，是绝对无法与之相抗的。 天助朱元璋。正在这时，元军内部开始冲突。贵族出身的元朝悍将博罗帖木尔，嫉妒察罕帖木尔这样布衣出身的人实力和地位都将超过自己，竟然提兵向察罕帖木尔的军队进攻。察罕帖木尔也不甘示弱，于是双方军队在山西、河北不断发生摩擦。蒙古人没完没了地同室操戈拉开了序幕。1362年6月，察罕帖木尔遭手下叛将的毒手突然死亡，元朝痛失顶梁柱。 察罕帖木尔一死，朱元璋再无后顾之忧，于是倾全力和南方各支汉人武装大打出手。1363年与陈友谅大战于鄱阳湖，取得决定性胜利并取得江西全部。1364年攻下武昌，取得湖北。1365年平定湖南、广东。1367年又完全打败张士诚、方国珍。基本统一了南方。 与此同时，北方蒙古统治者的内讧加剧，各支军队也开始互相攻打，一打就是好几年，元顺帝都调停不了。结果使元朝陷于一片混乱，日趋衰弱。更要命的是，元朝灭亡的千古罪人奸相绰斯戬出现了，他贵为丞相，竟然趁乱雇人印假钞以大发横财。不仅如此，他还趁皇帝叫他出面调解博罗帖木尔和库库帖木尔的矛盾之机，拿着圣旨当收钱器，“视南北两家赂遗厚薄而啖之以密旨”。南面送的钱多，就对南面说：皇帝有密旨叫你们去打北面;北面送的钱多，便又对北面说：皇帝有密旨叫你们打南面。使得形势愈益纷乱险恶，内战无休止地延续下去。 1367年，当南方同根相煎的胜出者朱元璋回过头来看北方时，发现北方的统治者似乎早把南方忘记了，还在忙于窝里斗呢。朱元璋于是下令北伐。10月，徐达、常遇春率大军25万，朝北方进发。一路几乎兵不血刃。山东、河南、陕西等地的元军要么是迎旗而降，要么是闻风而逃。数得上的战斗，只有洛阳一场：当时洛阳守将托音帖木尔在洛阳城外聚集了五万军队，欲与朱元璋军队一战。却被常遇春一冲，立即溃败。当年察罕帖木尔用十年时间收复的从陕西到山东的广大中原地区，朱元璋军队仅仅用了八个月就全部占领! 1368年8月，朱元璋军队进逼北京，元顺帝带领三宫后妃、皇太子等弃城而走，全部逃往蒙古大草原。其余库库帖木尔、李思齐等手握重兵的将帅，也失却了内战时的勇敢，竟也毫不抵抗，全部逃跑。朱元璋仅仅用了十个月时间，以极小的代价就占领了整个北方，从而一统天下，建立了大明朝。
宋美龄大婚的政治目的
1927年12月1日，宋美龄大婚。 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婚礼，也是日后注定要被过度阐释的婚礼。《纽约时报》发布了蒋介石与孙夫人的妹妹结婚的消息，并称一位英国裁缝正在替蒋介石赶制礼服。 为了给宋家三小姐一个风光正当的婚礼。在蒋介石赴日向宋母面见求婚之际，1927年9月28、29、30日，在上海《申报》，连续三天刊登了题为“蒋中正启事”的单身申明，称：“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 蒋介石、宋美龄正式在上海结婚，新郎实岁四十，新娘三十岁。结婚典礼先按基督教方式在宋宅进行，证婚人是中华基督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随后又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传统婚礼，证婚人是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 当日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详细描述了宋美龄的婚纱，“新娘穿一件漂亮的银色旗袍，白色的乔其纱用一小枝橙色的花别着，轻轻地斜披在身上，看上去非常迷人。她那美丽的挑花透孔面纱上，还戴着一个由橙黄色花蕾编成的小花冠。饰以银线的白色软缎拖裙从她的肩上垂下来，再配上那件长而飘垂的轻纱。她穿着银白色的鞋和长袜，捧着一束用白色和银色缎带系着的淡红色麝香石竹花和棕榈叶子。” 新式婚礼现场，台上置有孙中山画像，边缀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国旗，中间悬挂“福”“寿”两字。婚礼由白俄管弦乐队奏乐。蒋介石与宋美龄入场时，蒋着西式礼服，宋穿白色长裙婚纱。新人向孙中山像及来宾行三鞠躬礼。 当时有报道称婚礼费银30万元，据其时上海《时报》采访主任金雄白说：在戈登路的大华饭店，那是上海最豪华的西式大饭店。当时米价还是每担3元的时候，大华饭店一碟牛排，就取价4元了。李宗仁回忆当时亲眼见到的情形是：我和内子乘汽车去谒见蒋先生夫妇于其住宅，也照例说了几句道喜吉利话，只见满客厅都是各界赠送的丰厚礼物，琳琅灿烂，光耀照人。当时为蒋掌管婚事财务的奉化人孙鹤皋则说：婚礼热闹隆重，所接受的财礼大大超过婚礼费用。 不过，蒋宋在婚礼前宣布将当日婚礼所收礼钱，用来做慈善事业，建立荣军院照顾在北伐中受伤的军人。 蒋介石当日在报上发表《我们的今日》。文章称：“今日得与最敬爱之美龄结婚，为有生来最光荣、最愉快之一日。”彼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故革命当从家庭始。末归结于今日结婚实为建筑彼二人革命事业基础。 但蒋氏这番言论，却惹得当时公论力十足的《大公报》之报人张季鸾大为反感，张乃撰文于大公报，大论《蒋介石之人生观》。文章直斥蒋介石：一己之恋爱如何，与“革命”有何关联哉？ 但如此一针见血的评论，对其时的蒋介石来说，则全顾不上，他正为自己的新娘所倾倒。“从礼堂出来，见吾妻姗姗而来，如雾中仙子，美奂美轮，如仙子之下凡也、腾云驾雾而来。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何地矣……”蒋宋结婚当天，蒋的日记极为文学抒情化，这对一向严谨而古板的蒋来说，极为少见。对于三度结婚的蒋介石来说，此事之新鲜度当在于新娘别具一格。 据《蒋宋情与爱》作者、东华大学教授陈进金考证，“12月1号结婚，结果12月2号他整天都在新房没有出来，蛮有意思的，他甚至在他的日记上写说：乃知新婚之甜蜜，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拟的。” ■“我的机会很好” 根据多位蒋介石、孙中山研究专家以及多本中外传记的记载证实：蒋宋初次见面在上海，宋子文在上海莫礼哀路孙中山家里举办社区基督教晚会，蒋介石首次见到了宋美龄。宋美龄的美丽、大方、出众的谈吐和绰约风姿，给蒋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但蒋决定对这位美国学成归来的“新女性”展开追求，则在1922年或1923年，孙中山蒙难广州后，蒋介石亲往支持，其后宋美龄应孙中山宋庆龄夫妇之邀来广州玩，蒋遂开始对宋美龄展开追求。 从1917年到1927年，归国十年间，上海名媛宋美龄一直待字闺中。尽管有过与刘纪文若有若无的婚约，但宋美龄却一直未下决心。宋家两位大姐的婚事，及美国式教育的影响，足以吊高美龄对未来夫婿的期望值。 直到蒋介石出现，宋家小妹的婚姻之路才峰回路转。 从宋家兄妹谈述此事的记录可知，蒋介石向三小姐求婚事，宋家曾召开家庭会议，讨论美龄该不该嫁给蒋总司令。宋母倪太夫人不赞成这桩婚事，她的理由是蒋不信耶稣基督，且结过婚；宋家另两个反对派是庆龄和子文，庆龄认为蒋是有婚之人，而掌管国民党财权的宋子文则与蒋时有摩擦，他们并不看好蒋介石。不过，宋霭龄则积极推动婚事，她力排众议，坚信蒋的前途不可限量。 从始至终，这桩婚姻既有两人你情我愿的互动，也有各自所属阵营的认可与推动，但主动权握在未婚者宋美龄手中，据宋美龄秘书张紫葛所著《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一书透露，张曾当面述诸种流言以询问宋美龄之婚姻真相，宋美龄说：“这桩婚姻自始至终都是我自己做主，与阿姐何干？至于蒋介石和我结婚是为了走英美路线，那更是天大的笑话……” 宋美龄为什么会选择蒋介石？ 在1934年，蒋宋婚后第七年，一个七年之痒的关键期。宋美龄在写给美国一本杂志的文章中，部分吐露出其隐藏的抱负及其婚姻选择。她说：“回忆我若干年来的结婚生活，我与宗教发生关系，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极度的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欲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 她不经意的道出了心中的秘密。嫁给蒋介石，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一个可以满足现代女性改变社会的最佳路径。 美龄描述了之前自己的困境，“我觉得人生在历史的洪流中渺小得不啻沧海一粟。有时我自己对自己道：“国家果真强盛、果真统一了，我们又怎样呢？天下事真没有一个止境的吗？盛极必衰，一个国家到了繁荣的极端，一定就要下降！”她极为含蓄地加了个注解说，“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丈夫说过。” 在一个混乱而复杂的时世中，一个接受了美国贵族式教育的女性，会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 那时的宋美龄，不仅期望过着美国式的上流社会生活，而且希望做一个现代女性，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能量。这一点，即便连旁观者都洞若观火，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蒋宋婚礼时，特地分析了此时的宋三小姐，称：“三小姐宋美龄，威尔斯里学院1915级毕业生。她和担任汉口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弟弟宋子文一样，与汉口国民政府立场相当一致。她很迷人，聪慧过人，言辞严谨，观察家了解她的民族主义热情，猜想她在上周与蒋介石结婚，可能会使他不再引退，而是重掌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指挥权。” 蒋宋联姻被视为政治婚姻在所难免，蒋通过婚约接通江浙财团，并遥控其已成羽翼的黄埔系，其手握军、财两权足以让主政者侧目。 在两人双手交握的那一刻，民国史上的黄金搭档诞生了。 美国《时代》周刊如此评价这桩婚姻：仅仅一个家族的触须就分别伸向了中国伟大的首任大总统、今世的征服者、位高权重的财政部长以及中国先哲的75代孙。 其时的另一家报纸则在标题上一语双关的写道：中美合作。 “到中国来游历的人，他们脑海里总特别保留着两种不同的中国女性的图画，一种是刚进中国口岸时所看见的许多以船为家的妇女，她们使着劲，淌着汗，驾了一叶小舟，做我们所谓的“摇橹”工作；另一幅是登岸后看见的现代女性，她们礼貌娴雅，不仅服饰美好，还能在社交场中，应对得宜，使满座生辉。侨居我国的外人，都有他们现实的观念，他们目睹中国的女性挣脱了古旧习惯的严酷羁勒，不仅从家庭的牢笼中走了出来，并且带着她们的才干和勇敢，进入了以前只有男性效力的，职业与经济的圈子。” 在宋美龄的一篇文章里，清楚地表述了她对现代中国女性，或者说对她自己的清晰的自画像。 在嫁给蒋介石很长一段时间内，宋美龄都没有出来正式工作。 这位宋家小妹，并非要潜心当家庭主妇。她有着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改造蒋介石。 信仰的改造首当其冲，“我只要就丈夫的需要，尽力帮助他，就是为国家尽了最大的责任。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园地，引导丈夫进去。”宋美龄后来自己总结道，她的最大作用在于引导蒋介石。 让信仰佛教、儒教、三民主义的蒋介石转而信仰基督教并非易事。最初蒋介石为娶到宋美龄，答应宋母研究《圣经》，但是直到1930年方悟道受洗。有记载称，最终促成蒋转信基督教的因素相当偶然。蒋在中原大战中曾被困于开封附近，四面都被包围。在全然失望之境，蒋介石跪求上帝解救，并决心在得救后立即信仰基督为主。之后居然天降大雪，同时援军也自南京赶到，侥幸脱险的蒋认为自己祷告起了作用，于是转而受洗。 实用主义者蒋介石的信仰情结，和民间之求神拜佛并无不同。虽然如此，宋美龄强迫他接受的宗教信仰还是让美国人对他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亲切感，而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也使蒋在某些方面确实有所改进。 在生活方式及文明礼仪方面的改造则一直持续到蒋介石去世，胡佛研究所公开的蒋氏日记有大量关于宋美龄的记录，显示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1930年12月4日，婚后三年，蒋在日记中记录称：“自我有智识以来，凡欲出门之时，必恋恋不肯舍弃我母，到16岁时，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及至二十余岁犹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遽改。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淡，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所以然也。”幼年失怙的蒋介石，从小在母亲管教下长大，蒋母以严著称，蒋氏所受女性之关怀甚少，其日记中自云“恋母”情结，显系真情流露，从中也可以窥到蒋氏夫妇婚后之感情。 他对宋美龄“劝进”颇为认可，其日记云：“三妹爱余之切，无微不至，彼之为余牺牲幸福，亦诚不少，而余不能以智慧、德业自勉，是诚愧为丈夫矣！”又云：“三妹待我之笃，而我不能改变凶暴之习，任性发露，使其难堪。” 诸如此类者甚多。 曾强烈反对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的宋庆龄，1940年在香港时，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一句颇为公允的话，她直言蒋和宋的婚姻，“一开始并无爱情可言，不过我想他们现在已有了爱情，美龄真心诚意地爱她，蒋也真心诚意地爱她。如果没有美龄，蒋会变得更糟糕。” ■ 推动社会改造 除了“改造”蒋介石本人，宋美龄更热心的另一工作，则是社会改造。1933年盛夏，宋美龄在庐山避暑时，有传教士建言，南京政府如欲获得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应该使外国政府和旅华外人对蒋政权有好印象。美国正推行“新政”，中国应该也有改造社会福利方面的“新政”。一点就通的宋美龄将此转述给蒋介石。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宣布“新生活运动”开始。 之后“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于南昌成立，蒋自任会长，7月1日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宋美龄则为妇女委员会指导长，并成为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和倡导人。在全国各省、直辖市、各县设立分会或支会1333个。 “新生活运动”是要改造全民的生活，而妇女是家庭的中心，宋美龄大力鼓吹妇女为改造家庭生活的原动力，她向全国女性呼吁：“知识较高的妇女，应当去指导她们的邻舍，如何管教儿女，如何处理家务，并教导四周的妇女读书识字。”但她也承认：“中国的妇女，非但多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大半还仍过着数百年前的陈旧生活。” 宋美龄推行“新生活运动”（当时简称为‘新运’）是不遗余力的，开会、撰文、宣传、演讲、督导和接受国内外媒体访问，忙得不可开交，但也满足了她的成就感。初期的“新生活运动”除开展整齐、清洁两项中心工作以外，还开展了识字、体育、守时、节约、禁烟、禁赌、服用国货、造林、放足、举行集体婚礼等三十多项活动，这些健康、文明的社会活动在提高公民素质方面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 在1940年“新运”畅行之际，宋美龄曾连续撰文给重庆的《中央日报》，集中而相当醒目地表明自己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观念。在“妇女与家庭”一文中，宋美龄直言中国女性“尽管她们只是在最近才确定了她们自己的地位，并证明她们的价值不仅限于家庭范围以内的事务，但她们是人，是公民，也是妇女。” 这位第一夫人显然是以一种进步的观念宣扬一种新女性主义，宋美龄举出了妇女觉醒的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新思潮在中国——其开始各阶段即较西方各国为有革命性——如有实行可能，中国人常会一反其显然保守的心理，而迅速有效的予以采纳。 第二、因为中国妇女久受环境和习俗的强制约束及囿居，已懂得运用其天赋及由环境养成的柔顺及平易之性格，使其才能足以适应常变的社会条件。 真实生活中的宋美龄，与她所提倡的运动仍有差距，知行并未合一。 曾任过宋美龄秘书的张紫葛，在其回忆录中曾记有郭沫若在“新生活运动”中的一次演讲，郭一开始大赞“蒋委员长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具有伟大的时代意义，……将促进我们民族发愤图强，从东亚病夫一跃而为东亚强人……”末了举例说明“简单朴素”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一路广征博引从汉文帝的宠姬慎夫人裙不委地，说到宋美龄。“你们看到的，我们中华民国的第一夫人——蒋夫人，身穿阴丹士林布的旗袍，足履布鞋。这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元首夫人中，是绝无仅有的。……蒋夫人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从简单朴素做起，执行新生活运动……” 演讲后，宋美龄招待郭沫若等人吃饭，饭毕宋美龄说：“郭先生，你今天的演讲很精彩。只是不该拿我做材料。说的太…嗯，太过分了……”郭沫若走后，陈纪彝对宋美龄说：“你太叫郭沫若先生下不了台了。”宋美龄：“嗯，是有一点儿。” 宋美龄把推广“新生活运动”当做其政治事业来看待，试图使国人在生活习惯和精神上“脱胎换骨”，不要让西方人“看不起我们”。最初，这一运动曾对国民生活的改变起了推动作用，但随着形式化、官僚化、表面化，并没有在实际上促动社会变化，也无法根治基本社会问题，最终在15年后无疾而终。 ■ 一次著名的演讲 宋美龄的另一次作为主角登场，则是在1943年访美期间所制造的“东方旋风”。 45岁的宋美龄风华正茂，当她出现在华盛顿国会山庄，以典雅流利的南方口音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五百多位议员演说，叙述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在没有友邦协助的困苦情况之下，独立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苦撑了有近六年之久的状况。其不卑不亢的姿态显示中国政府的决心和努力，看起来完全不像是一个来求助的人。 她柔弱的身姿暗合了美国人对中国的想象，但她铿锵的声音却显示了一个国家的尊严，美国国会精英们闻之动容，演讲后竟全体起立掌声雷动。若干年后回放电影纪录片，人们都会重睹宋美龄无法阻挡的光芒。 那一刻，她的确代表着中国。 在演讲结束时，美龄斩钉截铁地说：“我中国人民根据五年又半之经验，确信光明正大之甘冒失败，较诸卑鄙可耻之接受失败，更为明智。”众院议事厅爆出了历久不歇的掌声，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勃罗姆说：“蒋夫人演讲时态度之优雅，揭示世界局势之透彻，运用英语之流利灵巧，不但使每一听众能了解其意义，且能与其抱取同一见解，莅美外宾之影响美国民众者，从无若蒋夫人之甚！”议员凡登堡被宋美龄的演说感动得流下眼泪，并说：“蒋夫人在参议院之即席演讲，为本人列席国会17年以来最佳之演讲词，预料国会必能实际援华，不徒以空言塞责。” 这场演说通过美国的四大广播网现场直播，估计有25万人收听了这次演讲。美国各大报纸则全文刊出，在美国公众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纽约时报》的评论则称，“宋美龄是地球上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这场演讲的成功使宋美龄收到了更多的邀请，她前往美国各州进行了多次演讲，所到之处无不爆满。唯一的不和谐之音来自胡适的日记。这位刚刚卸任的驻美大使在3月2日去旁听了一场宋美龄的演说，在其日记中记称：“晚上到麦迪逊广场听蒋夫人的演说，到者约有两万人，同情与热心是有的。但她的演说实在不像样子，不知说些什么！”演说家胡适或许指出了宋的演讲缺点，但同时也难免杂有自己去职时的怨气。 这或许是苛求，此时宋美龄的“东方秀”已经足以打动美国人。 在宋美龄出访美国前，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上尚无“第一夫人”软性外交的先例。是以，当《时代》周刊的发行人卢斯之前劝说蒋介石，美龄访美的作用可抵得上40个师时，蒋介石仍半信半疑。但在宋美龄出访一年后，美国援华空军飞机超过500架，通过“驼峰”的来华美援物质每月达到46600余吨。 1943年访美归国后，甚至连《新华日报》都评论称：“她为国家为民族赢得了无限的光荣盛誉，使中国六年抗战，为世界和平和民主而奋斗的光辉战绩，在国际之间更加显著，国际地位因此高扬，外援因此广泛地开展，直接有助于中国的抗战，有助于中国与盟邦的相互了解。这些功绩，对抗战的帮助是不可计量的。” ■ 民国“统战部长” “人生实很简单，是我们把它弄得如此纷乱而复杂。”宋美龄后来讲到自己面对政治生活时的态度，以中国旧式绘画来比喻：每幅画只有一个主要题材，譬如花卉画轴，其中只有一朵花是主体，其余不过衬托辅助而已。 在确定要做蒋氏的绿叶时，宋美龄确乎倾尽其力。以宋美龄八面玲珑、善于交友的特点，在蒋介石刚性统治时期下的民国，她无疑是最佳的柔合剂，她以个人的风格成为蒋氏内政、外交上不折不扣的“统战部长”。 但是这种个人魅力也最容易失去信任。这位未授头衔的“统战部长”凭个人魅力可以赢得达官贵人、社交名流、甚至其时的大学生们的喜欢，却不足以挽救整个国民党人心的丧失，而在庇护其家族方面的负面效应，则更要远远超出她所付出的正面努力。 一手将宋美龄带上世界顶峰的罗斯福夫妇原本热情款待宋美龄，后来却转为厌恶。罗斯福夫人回忆录中说，宋美龄“谈起民主头头是道，其实根本不知何谓民主”。民主在她口中几乎就是“反共”“抗日”的同义字。有一次白宫晚宴，谈到工会罢工，有人问宋美龄：“在贵国将如何处理？”罗斯福夫人回忆：“她一语不发，举起美丽小手，在喉间比了一个优美的‘咔嚓’姿势。”这种东方式的优雅暴力的确让人震惊。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对于罗斯福夫妇的“由爱生厌”，有极生动的描述：“蒋夫人虽是罗斯福总统的客人，其表现却俨如桀骜不驯的公主。”“听她说话，好像舞台上装腔作势的女演员，摆出贵妇姿势，似乎很有教养，其实一举一动刻意做作。” 宋美龄从30岁随蒋介石步入中国的权力中心，在蒋氏执政中国的22 年中，以其特殊的交际才干、身体力行的风格，不仅参与社会运动宣布演说，而且深入到基层，深入到战争火线，即便有做秀的痕迹，但仍开启了一个极其鲜明的现代女性的参政模式。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与蒋氏夫妇的友好关系一直保持到了1972年，这位曾与蒋氏夫妇有过多次近距离接触的总统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蒋夫人的作用远远不止是丈夫的翻译。人们往往低估领导者妻子的历史作用和个人作用，因为她们的名望完全得自于她们的婚姻。这种观点不仅忽视了领导者的妻子们经常发挥的幕后作用，而且低估了她们经常具有的品质和个性。我认为蒋夫人凭她的智慧、口才和精神力量，也足以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导人。” 人们对半个世纪前第一家庭的评价，总是截然相反：有人认为他们只是权与钱的结合，有人却认为他们有着真正的爱情。但无论敌友，都承认在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婚姻中，他们彼此的结合都改变对方，甚至影响着中国的改变。
1927年12月1日，宋美龄大婚。
不知道台湾和香港的同胞如何看待朱家骅先生，反正大陆像我这年纪，看到他名字，首先会想到中统特务。考察上个世纪的历史，主管教育的最高长官，大多数时间，始终是个不咸不淡的角色。 说不重要也不太妥，蒋委员长在权力达到顶峰的时候，也兼过教育部长。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教育部长干的时间最长的两位，一个是陈立夫，一个是朱家骅。两位都是浙江人，都是中统的大特务头子，最初学的专业都和地质采矿有点关系。 为什么教育部长要和中统特务有关呢，这个问题真让人搞不明白。受过去的电影影响，中统和军统的形象多少有些漫画，戴着礼帽，长衫里面掖着枪，就是个小流氓腔调。还有什么这个党部那个党部，电影上常常出现，都是反面人物，究竟什么组织机构，从未真正搞明白过。 难怪我们会搞不明白，连从旧社会过来的学者容庚，也始终搞不明白什么是宣传部，什么是党部。1949年以后，他老先生去宣传部汇报工作，尽管有人事先打招呼，他一开口，还是党部如何如何，而且一错再错，害得人家忍不住要笑。 从理论上来说，国民党的中统，有些像美国的联邦情报局，也就是俗称的FBI。事实上，无论中统还是军统，都是抗战后才有。朱家骅确实当过中统局局长，不过根据惯例，他局长只是兼职，真正负责任的是副局长，查朱的历史，和情治系统的关系也就是挂名。 朱家骅的人生轨迹，很容易跟陈立夫搞混，都是著名的党棍，都当过中组部部长，都一生追随蒋委员长，都有着欧美留学经历，朱是德国博士，陈是美国硕士。朱当过浙江省主席，陈立夫的哥哥陈果夫当过江苏省主席，当过组织部长，蒋家天下陈家党，二陈兄弟向来搁在一起说，也是让人容易混淆的原因。 印象中，陈立夫比朱家骅岁数大，因为朱总是跟在陈屁股后面，永远是他的继任，掌管中统，掌管教育部，当总干事，这官那官，很像是陈的心腹副手。其实朱家骅比陈立夫年长好几岁，只比他的哥哥果夫小一岁。 朱家骅与毛泽东同年。毛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年轻气盛的傅斯年视之为土包子；而他绝对不会想到，当时朱家骅对傅也同样不屑一顾。 众所周知，民国时代的最高学术机构，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先生是第一任院长。1940年蔡过世，继任者就是朱家骅，他在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位置上待得最久，继任者才是胡适。 肚子里没货色，在这位置上就坐不住。不说别人，单是傅斯年这样的大炮，做他的顶头上司，没点真本事显然不行。朱家骅能当院长，与他的资历有关，据说当时也得通过精英投票，陈寅恪私下还打过招呼，说我们要当回事，这院长必须在国外有些声望，不能只推举蒋先生的那几位秘书。结果，朱居然还比胡适多了4票。 按照国民党的标准，朱家骅也可以算作又红又专。傅斯年做学生时，北大一共28位教授，仅比傅大4岁的朱家骅是当时最年轻的教授，教德语。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批精英，往往都和德语有关，蔡元培真正弄通的就是德语，鲁迅和郁达夫的德语也相当不错。 朱家骅年龄不大，却是德语界的老前辈。他曾在德国学习过工科，采矿工程系；学这个，又与出国前读同济德文医学堂有关，这学校是同济大学的前身。他还是老资格的革命党，17岁时，汪精卫在北京行刺摄政王，受其影响，他甚至想在南京刺杀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人骏。辛亥革命前，他发起组织了中国敢死团，被公推为团长。武昌起义爆发，成为最积极的参与者，随黄兴去武汉支援，真枪真刀冲锋在前。 革命成功，民国政府奖励有功者，酬勋一批革命党人出国留学，名单中有汪清卫，有吴稚晖，有戴季陶，也有20岁的朱家骅。最后经费没着落，他不得不自费留学。从1914年到1924年，他两次去德国，第二次是公派，拿到博士学位，继续在北大教书，当地质系教授，兼德语系主任。 朱家骅是国民党的左派，与共产党的李大钊并肩战斗，反对北洋政府。因为被通缉去了广州，如果留北京，很可能会像李一样被张作霖绞死。此后，他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地质系主任，很快又成为校长。随着国民党的成功，他也在官场上一帆风顺。 成也官场，败也官场。人们羡慕成功，不屑的也是这个，尤其是和中统特务联系在一起，名望大打折扣。他还当过中央大学校长，时间很短，没什么太大建树，唯一可说的，只是知人善用，力荐了罗家伦。
孔子最得意的弟子--英年早逝的颜回
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不幸英年早逝 门人想厚葬他 孔子表示反对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孔子曾用过许多赞美之辞表彰他的德行和学问。虽然颜回生前没当过什么官，也没留下什么著作，却无损于他在后代读书人心目中的形象。 自三国魏正始元年（公元240年）祭孔时以颜回为配享后，历代统治者对颜回封赠有加。颜回先后被封为“亚圣”、“亚圣兖国公”、“兖国复圣公”、“复圣”等。 年十三入孔子之门 天生聪颖闻一知十 颜回，字子渊，亦称颜渊，春秋时期鲁国人。《史记》称他“小孔子三十岁”，清代学者经考证，认为《史记》的“三十”应为“四十”之误，孔子实际上比颜回大四十岁。颜回生于公元前511年，卒于公元前480年。 孔子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颜回也自小好学，“年十三，入孔子之门”，是当时孔门弟子中年龄最小的学生。他年龄虽小，但天资极聪颖，学习起来进步神速，连聪明过人的学长子贡也自叹不如。《论语·公冶长》记载，有一次孔子问子贡：“女与回也孰愈（你和颜回谁更聪明）？”子贡回答说：“赐（端木赐，字子贡）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同意他的看法，认为颜回的确比他聪明。 聪明人通常都心高气傲，自以为是，颜回有“闻一知十”的天聪，其为人却没有丝毫傲气，对老师异常尊敬，对同学十分谦虚，他沉默寡言，极少显露才智，甚至表面上看起来有点蠢。孔子曾说过：“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我整天和颜回讲学，他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像个蠢人。等他回去自己研究，却也能发挥，可见颜回并不愚蠢）。”孔子还说过，颜回“于吾言无所不说（对我的说话没有不喜欢的）”。 颜回之所以对孔子亦步亦趋，是因为他对孔子的为人和学问都非常敬仰，他这样形容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老师之道，越抬头看，越觉得高，越用功钻研，越觉得深）。”他说孔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使自己“欲罢不能”，不得不尽全力去学习。所以他在听孔子讲学时，不管时间有多久，始终不会懈怠。 德行学问堪为榜样 颜回屡受孔子表彰 孔子和颜回都以好学著称，孔子之所以把颜回树为弟子的榜样，就是因为颜回好学。 时常否认自己为圣贤的孔子唯独不否认自己好学，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他活到老，学到老，从不停止。他对颜回的好学赞叹不绝，认为在所有弟子中没有人比得上他。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回答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拿别人出气），不贰过（不犯同样的过错）。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季康子曾经也有此问，孔子作了同样的回答。颜回死后，孔子在和别人谈起颜回时，感叹道：“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可惜他死了！我只看见他不断进步，从没看见他停滞不前）。” 颜回不仅学问到家，在德行方面也是众多孔门弟子的表率。孔子主要从四个方面教育弟子成为“君子儒”，即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号称“孔门四科”。颜回和闵子骞、伯牛、仲弓是德行科的代表，而以颜回为首。自追随孔子后，颜回对孔子不离不弃。相传少正卯在鲁国办学时同孔子竞争，把孔子的许多门人吸引过去，以致“孔子之门，三盈三虚，惟颜渊不去”。他从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从不以劳苦之事强加于别人身上。他虽然生活贫穷，家徒四壁，但安贫乐道，无意富贵。孔子见他这样，忍不住赞叹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子学说以“仁”为核心，“仁”的内涵是“爱人”、“忠恕”，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所以孔子不轻易许人以“仁”。他说颜回能够做到“三月不违仁”，而其他弟子只是短时间偶然想起一下“仁”。 颜回短命 孔子伤心 因为学习太刻苦，先天体质和生活条件不好，颜回到29岁已头发尽白，刚过30岁就英年早逝。 当听到颜回病逝的消息，孔子哭得很伤心，他感叹命运捉弄人，仰天长叹：“噫！天丧予！天丧予！”旁人问孔子：“子恸矣（您太伤心了）！”孔子说：“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真的太伤心了吗？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还为什么人伤心呢）？” 颜回生前视孔子如父，孔子也视颜回如子。颜回死后，他的父亲颜路来找孔子商量如何办后事。古代有身份地位的人死后棺木至少用两重，里面的一重叫“棺”，外面的一重叫“槨”，就是“内棺外槨”。当时内棺准备好了，还没有外槨，颜路请求孔子把车卖了为颜回置办外槨。孔子有些为难，他对颜路说：“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槨。吾不徒行以为棺。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意思是说，对自己儿子的丧事谁都想办得好一些，我的儿子孔鲤死了，也只有内棺，没有外槨。我不能卖掉车子步行来替他买外槨，因为我曾做过大夫，是不可以步行的。就这样，孔子拒绝了颜路的请求。 后来有人评论这件事，说孔子不肯为爱徒置办外槨卖掉车子，未免太吝惜了。这种评论是不了解孔子的思想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当时正是礼崩乐坏之时，而孔子认为拯救社会最重要的就是要恢复礼制。作为大夫，出门必须要有车，这也是礼制之一。如果步行，就不符合礼制了，所以孔子连亲生儿子死了也不愿意卖车子买外槨。 孔子的门人想厚葬颜回，孔子不同意。颜回家中本穷，孔子认为不应厚葬，而且颜回一生节俭，厚葬也不符合他生前的意愿。但孔子的门人还是把颜回厚葬了，孔子很委婉地责备了他们几句。
汉成帝最宠爱的几名男宠
正史《汉书》确实有一些章节值得“思春”之人去读，那些帝王将相，其淫乱程度绝不亚于《左传》中的记录和秦代赵姬的绯闻。它和《礼记》的并列可谓是互为反动，且辩证统一。 江都王刘建大概算是汉室最淫乱的人了。据说在老江都王刘非还在世时，刘建就与父亲的美妾私通。刘非死后，还在服丧期间，刘建就与父王遗留下来的十多个姬妾集体淫乱。他的亲妹妹刘徵臣回家为父王守孝，也被他强奸了。 为了获得更大的淫乐，他把成群的青年男女溺死在宫前的湖水里。宫女们稍有过失，他就命令她们脱光衣服站在院子里不断敲鼓，这些宫女累了，敲不动了，他就让人将她们捆在树上，不给饮食，让她们活活饿死。 据野史记载，骡子就是刘建的“杰作”。据说有一天，刘建闲极无聊，灵机一动，命人牵来一匹马和一头驴子，拴在一起，然后用各种催情方法使马和驴性亢奋，继而马和驴难耐春情。数月后生出一头“四不像”，就是骡子。这个“四不像”远远超出刘建的想象，据说他被骡子吓得魂飞魄散。 除了贵族饱食终日之后的种种荒淫，大汉后宫还有两道血腥而奇异的景观：女人的嫉妒和男宠的荣耀。 《搜神记》记载：“汉广川王好发冢……其棺柩盟器，悉毁烂无余。”广川王刘去可以说是历史上“盗墓人之父”。这个身为王侯的贵族，拥有世袭的巨大财富，却热衷于蝇营狗苟的盗墓行为，其心理变态可见一斑。 刘去有两个宠姬，一个叫王昭平，一个叫王地余。后来，一个叫昭信的姬得到了他的宠爱。王昭平和王地余出于嫉妒，想刺死昭信。结果事发被刘去知道了。刘去居然把所有姬妾都叫到一起，然后当着众人的面亲手割下了王地余的头，然后又叫昭信杀死王昭平。 后来刘去又得了新宠，叫望卿。昭信嫉妒，到刘去面前造谣说望卿与人私通。刘去听信昭信的话，叫昭信鞭打望卿，并且还命令所有的姬妾用烙铁烙她。望卿不堪其痛，跳井自杀，但没能速死，而又被昭信从井里捞了上来，对她百般折磨，割下她的口舌、鼻子，然后将她抛进沸水中烹煮。 这个叫昭信的女人在刘去的影响和鼓励下，有恃无恐，残忍至极，前后共杀了十四个女人。后来她还以更加残忍的方式处置了一个叫荣爱的姬妾。汉代的帝王大多淫乱，所以他们的女人在表达嫉妒上可谓登峰造极。昭信的残忍很显然传承自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 《汉书》记载，高祖一度曾宠爱戚夫人，刘邦死后，皇后吕雉下令将戚夫人的手脚全部砍掉，挖去眼睛、熏聋耳朵、灌下哑药，然后丢进粪池里。吕雉还曾特地召年幼的儿子刘盈前来观赏。刘盈惊恐之下觉得莫明其妙，不知在粪便中爬动的是何生物，便问母亲：“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吕雉答曰：“人彘。”彘者，猪也。歹毒无出其右。 汉代宫廷中的性生活，最显著的特点可能还不是淫乱、嫉妒和残杀，而是同性恋关系。从高祖刘邦一直到东汉中后期，皇帝一直不乏双性恋。 高祖刘邦宠爱的男色叫籍孺，而惠帝宠爱的男色叫闳孺。二人均长得漂亮，举止柔婉，惹人怜爱。史书记载他们与皇帝同卧同起。 汉文帝的男宠比父兄更多。他的男宠主要有三个：宦官赵同、北宫伯子、士人邓通。两个宦官长得都很漂亮，文帝出游常令他们陪侍左右。文帝尊崇道教，一辈子都在寻找长生之道。有一天他梦见一位船夫渡他上天。后来在一次巡游中，果然遇见了一名长相英俊漂亮的船夫，与自己的梦境对应了起来。此人就是邓通。文帝得到邓通后，大加爱幸，几乎每天都和他在一起。邓通曾被赐钱数十万，授官上大夫。文帝又派相士给邓通看相，相士说邓通日后会贫饿而死。文帝不相信，说我如此宠爱邓通，分封厚重，邓通怎么会贫穷呢？但他还是担忧自己死后邓通果如相士所言，于是赐给邓通蜀郡严道铜山，允许他自己铸钱。于是，在汉制钱流通的同时，还流通着另一个货币：邓氏钱。 有一次，文帝病了，身上流脓。邓通侍候文帝，每每把脓疮的脓血用嘴吮吸干净。文帝很感动，问邓通：“天下谁最爱我？”邓通回答：“当然是太子。”太子看望文帝，文帝指着脓疮，让他吸脓。太子面有难色，很不情愿。后来，太子听说邓通常为皇上吸脓，心里惭愧，同时怨恨邓通。文帝死后，太子即位，就是汉景帝。邓通被遣回家居。不久，有人告发邓通铸钱，并言此举危机国家金融政策，也就是危机皇权。邓通于是被逮下狱，最后真的在狱中贫饿而死。 汉景帝的男宠只有一个，就是郎中令周文仁。 汉武帝贪色多情，男宠也有好几个。 汉武帝的第一个男宠是韩嫣。早在当胶东王时，汉武帝就与韩嫣相爱。后来，武帝做了太子，俩人愈加亲密。韩嫣不仅长得漂亮，还善于骑射，聪明伶俐。武帝即位后，韩嫣更受宠爱。他与武帝同吃同睡，仪仗扈从俨然皇帝，甚至可以自由出入宫禁。后来终因淫乱后宫被太后赐死。 韩嫣的弟弟韩说也被汉武帝爱幸，并以军功封案道侯。巫蛊之祸时，被戾太子杀死。 汉武帝最为珍视的男宠是李延年。李延年是娼家出身，长相俊美，又能歌善舞，很得汉武帝宠爱。后来，李延年因犯法受宫刑，成了宦者，长得更美了，声音也更好听了，汉武帝也更加爱幸。李延年为汉武帝唱“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平阳公主进奏说，这是李延年在向皇帝引荐他的妹妹。汉武帝召见，果然倾城倾国，能歌善舞，大为爱惜。李延年因此更加受宠，佩二千石印，号协声律，与武帝一同卧起。可惜李延年的妹妹死后，武帝对他的爱意日驰，最后将他杀死。 汉昭帝的男宠是驸马都尉金赏。 汉宣帝的男宠是侍中中郎将张彭祖。 汉元帝的男宠是宦官弘恭、石显。这两人都是少年时犯法，受宫刑后当了宦官，入侍宫廷。俩人长得都很俊美。元帝即位几年后，弘恭死去，石显继续受宠，为中书令，尊贵无比，势倾朝野，门人走狗遍天下。 汉成帝最宠爱的男宠是张放和淳于长。 汉哀帝的男宠是董贤。哀帝对他宠幸无比，出则参乘，入则侍寝，旬月间赏赐百万，京师震动。哀帝越来越离不开董贤，不仅夜间同眠，白天午睡也让他陪侍。有一天，哀帝醒来，想起身下床，不料睡衣的袖子被董贤压住了，哀帝不忍惊扰睡着的董贤，竟抽出佩刀，轻轻地割断了衣袖，悄悄起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断袖”的故事。从此，断袖也就成了后世男宠的代名词，“断袖之情”被喻为同性之爱。汉哀帝死后，董贤被迫自杀
曾国藩：内清外浊的非典型清官
曾国藩有一句话，“尤不愿得清官之名”，就是说他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一个清官。他这种和光同尘、遵循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的做法，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与官场的冲突，有利于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资源，为社会办一些大的事情 30岁以前基本是个平庸的人 曾国藩的一生办过很多大事，而且手段都非常高明、精明。但其实曾国藩的智商并不是特别高，从家庭遗传的角度来看，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在读书的时候脑子就很笨，从十几岁开始考秀才，一直考到43岁，前后足足考了17次，最后头发已经花白了，才中了一个秀才。曾国藩自己的科举道路，一开始和他的父亲有点像。前6次考秀才都失败了，一直到第7次才勉强中了一个秀才。为什么说是“勉强”呢？因为他的名次是倒数第二。 关于曾国藩的天资，当时人就有很多议论。他的朋友左宗棠经常在和一些亲友的通信中评论曾国藩，说曾国藩“欠才略”、“才太短”、“才艺太缺”，“兵机每苦钝智”。他的学生李鸿章当他的面说他“儒缓”，说他做事反应太慢。 曾国藩在30岁以前，性格方面有很多平常人常有的缺点和毛病。在他到北京做官之后，他每天用于社交的时间特别多，到处去喝酒、聊天、听戏、下棋，用于读书的时间特别少，读书也往往坐不住。有一次，翰林院放了40天的假，在假期结束的时候，曾国藩在日记中做了一个自我总结，说自己这40天做了什么事情？除写了几封家书之外，什么事都没做，稀里糊涂就混过去了。 他为人傲慢、修养不好、脾气比较暴躁，曾经和别人发生过几次比较严重的冲突。其中一次是和同乡的一个京官郑小山，两个人因为吃饭的时候意见不合就打了起来。什么脏话都骂了出来，甚至“问候”了双方的亲人。曾国藩过后感到非常后悔，说自己这种举动太有辱斯文了。 所以30岁以前的曾国藩，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很平庸的人，和我们后来印象中人格完美无缺的圣人有非常大的差距。 学做圣人，在日记中痛自反省 为什么后来曾国藩能够脱胎换骨，能够刻苦地自我修炼呢？这个也跟他到北京当官分不开。曾国藩在北京见到了很多大儒、大学者，他很受触动。同时在做了官之后，曾国藩身上就没有作八股文的压力，他就开始有时间从容地研究一些学问。那时候一个读书人必不可少的是要研究理学，理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就是每个人通过自我磨炼都可以成为圣人，每个人都有圣人之志。所以在30岁的时候，曾国藩觉得三十而立，不能像以前那么混下去，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学做圣人。 曾国藩学做圣人是如何入手的呢？说起来很简单，他学做圣人就是从写日记开始，用工整的蝇头小楷，把自己每天的所作所为，每天早晨一睁眼到晚上睡觉所做的事情，特别是把不符合圣人标准的都摘出来，痛自反省。在日记当中，他还给自己定下每天攻克的下限，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每日读一经，隔三差五地练习作文。有了日记的这一工具之后，曾国藩工作、学习的效率大为提高。 在立志自新之后，曾国藩马上就想起和郑小山打的那一架，虽然这一架两个人都有毛病，但是要改过，就要反求诸己，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且要改过就要从速。所以曾国藩马上到郑小山家登门拜访、赔礼道歉。郑小山也很感动，留曾国藩吃饭。于是两个人重新和好如初。 通过曾国藩脱胎换骨的过程，对我们的启示是，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即使他的天资比较平庸，他的本领也可以增长十倍，他的见识也可以拓展十倍，他的心胸也可以开阔十倍。 当总督后的收支脉络与生活水准 一般来讲，大家对曾国藩的争议就集中在曾国藩到底是一个真诚的人还是虚伪的人。很多人说曾国藩是一个很真诚的君子、圣人，但也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曾国藩是一个虚伪的人，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为了升官发财。一个人的经济收支是一个人生活中非常隐秘的方面，通过对这一方面的了解，我们往往可以界定这个人的真伪。 《湘乡曾氏文献》当中，有一个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前后的账本，因为曾国藩这个人心很细，做京官期间，经济很紧张，曾国藩每天的生活都要记账。通过这个资料进行一个梳理，就可以看到曾国藩一生经济收支的基本脉络。 先说曾国藩在做京官时的经济状况。道光二十年，曾国藩中了进士，被皇帝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的官职，这相当于今天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副处级以上的研究员，经常要见各部的长官，有时候还要见皇上，经常给国家起草一些文章。但他的经济状况可以用一个字概括——穷。比如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的一个仆人叫陈升，跟主人吵了一架，主人跟仆人吵架这也是经常的事情，但是陈升吵完架之后卷起铺盖走人了，到另外一个官员家里去攀高枝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曾国藩家生活水平太低了，经常拖延他的工资，吃的也不好。所以这个事使曾国藩很受刺激，然后就写了一个傲奴诗，说“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手里没钱，仆人都瞧不起自己，一个仆人比自己都傲慢。为什么这么穷呢？这就因为清朝的低薪制。 用清代的一两白银能够买多少大米来进行换算，大概一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币，曾国藩一年的工资大概相当于现在24000元人民币。这个钱如果对今天的一个京漂来讲都是非常困难的，何况曾国藩拖家带口。当时一个京官的支出是多少呢？在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全年花了458两1钱9分白银，财政赤字是333两5钱4分。 在咸丰十年曾国藩当上了两江总督。此时曾国藩的收入是多少呢？155两，和他做京官时期差不多。但这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工资。清代总督和巡抚最主要的收入是规费，用通俗的话讲就是灰色收入。总督级的官员，规费的平均年收入是18万两，相当于3600万元。如果曾国藩的收入真的这么多的话，他可以是全大清帝国数一数二的高收入者。收入能够有如此天翻地覆的提升，曾国藩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多少呢？ 曾国藩的生活水平确实和做京官时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首先在穿衣方面，曾国藩在总督时期，不仅是穿衣朴素，而且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这一印象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洋枪队的首领戈登，在同治二年到安庆和曾国藩有一次见面，戈登的随员写了一本回忆录，提到了这次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堂堂两江总督，衣服陈旧、打皱，还有斑斑的油渍，就是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落的油渍。为什么曾国藩当总督的时候穿衣反而不讲究了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两江这个地盘上，曾国藩就是最大的官员，他没有上级可以觐见，来见他的都是下属，他可以随便一些。 内方而外圆的非典型清官 曾国藩的资料中有一件有意思的是他给总督府的女眷定了一个功课表，因为曾国藩不允许在总督府内雇佣太多的仆人，人手不够用，曾国藩要求自己的女眷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做家务活。同治七年，曾国藩给女儿、儿媳妇定了一个工作日程表。每天早饭之后要做小菜、做点心、做酒浆，叫食事。上午纺花或织麻，叫衣事。中饭之后做刺绣之类的细工。晚上还要做鞋，这是粗工。所以总督府的女眷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休息，几乎歇不了。如此的总督府家眷，我相信在大清王朝肯定找不到第二家。当时每天晚上，在南京的总督府里，曾国藩在一边秉烛批阅公事，他的女眷在一边点灯织布，应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动人的画面。这是曾国藩的清廉表现。 与此同时，他身上也有“浊”的一面。曾国藩也大吃大喝，在同治十年，曾国藩有一次到苏州去检查工作，他每天大部分的日程是请客吃饭。到临走前，他也摆了两桌请苏州的官员。这种做派和晚清的任何一个官员的做派都是一样。同时曾国藩晚年也要给在京的京官送冰敬、炭敬，总数达几千两白银。 曾国藩在官场上最大的一笔应酬发生在同治七年，因为这一年他从两江总督调任到直隶总督。他到北京去陛见慈禧太后和皇帝，出京的时候，按照当时官场的惯例，要给在京的官员送笔别敬，也就是分手礼。花了14000两白银，他觉得还不是很丰厚，和别人相比，钱数还不是很多。 总结曾国藩一生的经济收入和支出，我认为曾国藩是一个非典型的清官。一方面，他确实是清得问心无愧，并没有把一分钱纳入自己的私囊。但另一方面，他的“清”和中国传统历史上的清官做法不一样，他不像海瑞这些清官，清可见底，严格遵守国家的规定，国家规定不能拿一分钱，一分钱都不拿；国家规定不能办的事儿，一点也不办。我觉得这样的清官是门面式的清官，做不了任何实事。如果一个官员清到这种程度，就会成为官场上的公敌，大家都不会认可你。因为你这种做法显然暗示了别人都不清廉，你在官场上不可能有任何朋友，不可能有任何支持自己的力量。 曾国藩有一句话，他说“尤不愿得清官之名”，就是说他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一个清官，他这种和光同尘、遵循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的做法，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他自己和官场的冲突，有利于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资源，为社会办一些大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曾国藩他是一个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的一个非典型的清官。 懂风水，但不独占好坟地 曾国藩比较会相面，每次接见生人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先不和你说话，让你坐在座位上，从上到下打量你，看上几分钟，然后再开口。这个习惯挺吓人，但曾国藩自己认为这是他鉴别人才的一种方式。 此外，曾国藩还会算卦，在他带兵打仗的时候，每一次遇到军事上举棋不定的时候，他都要翻开《易经》自己算卦，这种记载在他的日记中有15条之多。曾国藩还相信托梦、风水等。 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在理学中，鬼神、风水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曾国藩是一个理学家，所以他迷信鬼神，研究风水，在当时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是一件非常光明正大的事情。 既然懂风水，曾国藩对自己将来葬地的风水当然不可能没有任何考虑。曾国藩晚年有一个朋友叫冯树堂，这个人非常善于查风水，晚年他自告奋勇对曾国藩说，要到湖南给曾国藩找坟地。曾国藩很高兴地答应了，冯树堂回到湖南之后，挑了整整半年多时间，给曾国藩找了一个上好的万年吉地，这个地方在湘乡的东台山。冯树堂给曾国藩写信汇报说，东台山的风水实在是太好了，如果曾国藩将来葬在这个地方，可以保证后世代代出举人、出进士。没想到，曾国藩回信说，这块地我不能要。因为这块地太好了，它关系到一县的文运，如果我埋在这儿的话，湘乡县的文运都被我曾家占有了，就会妨碍别人家文运的兴盛。这种事儿，我不会做。所以你再给我挑一块地，不用太好，只要能够保佑我的子孙平安就可以了。所以曾国藩去世之后葬在另外一个地方。即使在风水、迷信这一类事情上，也可以反映出曾国藩人格的与众不同。
鲁迅不为人知的身后事
10月19日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先生逝世的日子。鲁迅，浙江绍兴人，字豫才。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为周树人，字豫山、豫亭。以笔名鲁迅闻名于世。鲁迅的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 鲁迅在上海病逝后，1936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先生发表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号召全国民众，继承鲁迅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世界和平而奋斗。（刘倩整理） 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噩耗传来，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鲁迅先生，陨落于上海。当此德日等法西斯蒂张牙舞爪挑拨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鲁迅先生之死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 鲁迅先生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锐〔锋〕，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敌，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民族的死敌想用“赤化”“受苏联津贴”等捏造的罪状来诬陷他，但一切诬陷都归失败，民族的死敌特别是托洛斯基派，想用甘言蜜语来离间他离开大众的救亡阵线，但是鲁迅先生给了他以迎头的痛击。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象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起见，决定在全苏区内：（一）下半旗志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基金十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鲁迅纪念碑，（五）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已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南京国民政府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全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声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及全世界拥护和平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人士，一致起来要求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南京国民政府执行上列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尤其是文学界，一致起来继续鲁迅先生光荣的事业，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为中国大众的解放而奋斗，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鲁迅先生精神不死！ 十月二十二日
说水浒传林冲之无耐
林冲在上梁山之前，担任着东京八十万禁军的枪棒教头，声名显赫，善使“林家枪法”，威猛神勇，在《水浒传》中始终保持着“不败”的战绩。而且他还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夫人，恩恩爱爱，琴瑟相谐，令人羡慕。但是林冲的不幸，恰恰就是从他那位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夫人开始的。当“花花太岁”高衙内第一眼看到林冲娘子的时候，神秘莫测、冷酷无情的命运，便像宇宙中的黑洞一样，把林冲渐渐吸了进去。 有《水浒传》研究者在分析各位好汉上梁山的动机时，发现似乎唯一一位称得上是被“逼上梁山”的人，就是林冲。《水浒传》写来写去就写了四个字，“逼上梁山”，但是真正“被逼上梁山”的，他的一生等于这四个字的，就林冲一个。 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核心原因还得从林冲一开始的事说起。 林冲的小日子其实过得还不错，他在部队里是个技术军官，每天教教武术，回到家里有漂亮老婆，而且他的生活应该说也是如花似锦，可是他碰到了一件很意外的事。 爱妻受辱忍气吞声 有一天，他带着老婆，带着丫环，去庙里烧香还愿。路过一片空地，他看见有一个人在练武术，就跟老婆说，你带着丫环先走，我就看两眼。这一看，他的一生就改变了。当时在那空地上练武术的，正是“花和尚”鲁智深，后来他也和林冲成了好朋友。林冲贪着和鲁智深相谈甚欢，不知道那边有人在调戏自己的老婆。好在那个丫环比较机灵，赶过来报信说：“不好了，老爷。” 林冲一听马上就跑过去，到那儿一看，果然是大事不好。林冲一步冲上去，扳着那人的肩膀，把他转过来。这一转不打紧，本来高高举起来的拳头就要落下去了，这一看，不敢落了———这人正是林冲的顶头上司、当朝太尉、那个时候军事最高领导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 《水浒传》里写林冲的这个招牌动作叫做“先自手软了”。要知道林冲为什么被逼上梁山，或者说要了解林冲一生的悲剧，这几个字很重要，为什么他会“先自手软”？因为这几个字说明林冲性格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窝囊”。 “窝囊”这个词儿，一般来说用在男人身上，那是贬义词。林冲的长相是豹头环眼，林冲的绰号是“豹子头”、“小张飞”，这样一个长相英武，而且武艺高强的人，为什么会“窝囊”呢？ 很多人讲到林冲的时候，也会说他能“忍”，但是一般不愿意说他“窝囊”。我说林冲“窝囊”，其实我心里也有点痛心，因为林冲也是个盖世英雄了。但是仔细看一看林冲的一生，应该说“窝囊”是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也许在林冲的意识当中，他觉得如果眼前这件事能够息事宁人，大家也就没事了，以后还能过我的安稳日子，这是他忍的一个重要动机。林冲确实是忍了，他的忍毫无底线，他认为安全大于尊严，我只要有安全，我可以不要尊严，我只要有我的幸福的小家庭的生活就够了。结果这一忍就忍得很窝囊，而且这一忍呢，事实上忍得是一个家破人亡的结果。 在这个方面只要看一个例子就可以了。《水浒传》里谁最软弱呢？就是武大郎，可是武大郎遇到类似的事件，他软弱了吗？没有，他去捉奸，因为他认为尊严大于安全。很显然，西门庆的武功很强，武大郎去捉奸，很可能的结果就是受伤，甚至被打死，但是他没有退缩，这就是忍的底线。而林冲就不是了，遇到这样的事情，他本来是想动手的，结果一看是高衙内，他就“先自手软了”。其实不是因为他的手软了，而是因为他的人格软了，他的人格根本就没有站起来。高衙内是很聪明的，林冲这种没有尊严的表现，他一眼就看出来了，结果是高衙内没有知难就退，而是知难又上。 高衙内找来了从小和林冲一块长大的林冲的把兄弟，来和他一起做这件坏事。那时陆谦正在拍高俅的马屁。林冲没想到，跟他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把兄弟会害他，所以当陆谦约他出去喝酒的时候，他欣然前往。与此同时，陆谦派人去林家，谎称林冲突发疾病，把林娘子骗出来，交给了“花花太岁”高衙内。当林冲去救他太太的时候，他问了太太很重要的一句话：“你可曾被玷污？”就是说，林冲不是从尊严的角度考虑，他考虑的是身体是不是被玷污。事实上，她身体被玷污或没被玷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人格受到了侮辱，她的尊严受到了玷污。但是林冲没有这样想。这时他的心理底线就是，只要他的娘子没有被玷污，他的日子还可以安安稳稳地再继续过下去。 再往下看还能看到林冲的窝囊。林冲不敢反抗高衙内，但是陆谦的身份跟他比较平等，他应该是敢动的。但连陆谦给他带来的人格的侮辱，带来的尊严的损失，他也没放在心上。小说里写林冲别了一把刀，在东京城里找陆谦，没找着，没找着该接着找啊，大丈夫报仇不是十年不晚吗？林冲是三天就晚，三天以后他自己就把这个事忘了。因为他没有意识到，陆谦的所作所为，包括高衙内的所作所为是有伤他的尊严的。他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人家也不提了，既然人家都不提了，那我也就不提了。 可是当林冲一次次地想从这个侮辱当中脱出，再继续安安稳稳过下去的时候，高俅都要找他麻烦了。这就是“白虎堂”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林冲算是掉到了事先设计好的一个大陷阱里。 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林冲在街上遇到一个陌生男子，说愿意以超低的价格出售一把宝刀，林冲这个人非常单纯，一听说宝刀，心想高俅高太尉府中也有一口宝刀，我能不能把这口宝刀买下来，去和高太尉比试比试呢？ 林冲确实太单纯，一个下级怎么敢跟上级去比刀，而且这几天，这个上级的干儿子正在找自己的麻烦，高俅突然要跟你比刀，本该多个心眼儿的，而且自己跑到街上去买刀，那个卖刀的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不知道，而且那个刀的价钱出奇地便宜。如果林冲多个心眼，把这些因素加起来想一想，或许那个“白虎堂”，他怎么都不敢进去了。可是林冲兴冲冲地把这刀买下来了。头一天买，第二天高太尉就得知了消息，让他带着宝刀到太尉府来见识见识。结果林冲被骗到了专门商议军机大事的“白虎堂”之后，便以手持利器，意欲行刺这样一个罪名，被抓了起来，最后落得个脊仗二十，刺配沧州的下场。 中国有一句话叫“好了伤疤忘了疼”。林冲很奇怪，他伤疤没有好，那个疼就先忘了。因为他没有觉得受伤，更没有伤疤。 不过他还是心存希望，临走的时候还跟他岳父说，再过个三五年，就又回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临行之前，他还专门给老婆写了个休书，目的就是要保护老婆，叫外人一看，她跟林冲已经没关系了。林冲觉得再过个几年，他一定能够回来，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但却是一厢情愿，因为处处都有人想置他于死地。 希望的破灭 单纯的林冲带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离开了东京。但是他没有想到，高俅事先已经买通了押送他的两个公差薛霸和董超，必取他性命。在发配沧州的路上，林冲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在野猪林里，董超、薛霸要杀他，其实按照林冲的武艺，董超、薛霸算什么呢？捻死他们还不就像捻死两只蚂蚁，可是林冲根本就没有反抗，而且小说里写他痛哭流涕，哀求他们放了自己。要不是鲁智深出手相救，林冲早不知道人头在哪里了。 换了任何一个人，都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可是林冲到了沧州，他还是没醒悟，到了草料场，那已经是到了人间地狱了，可是林冲竟然还想安居乐业，他还想在那个地方把他的本职工作做好，做一个小小的螺丝钉，最好再闪点光，万一被主要领导高太尉发现，然后再来个良心的忏悔，或许他还能回东京。林冲为什么一直认为自己还有余地，是因为在宋朝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大赦天下。有人统计过，平均三年就会有一次大赦天下。这样他不就没罪了吗？ 但这只是林冲的一厢情愿。高俅怎么可能放过他呢？高俅肯定是在家里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要害林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林冲过去那个好朋友陆谦。陆谦害他没害成，不是留了一个把柄在林冲手上吗？陆谦要想好好地过日子，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加害于林冲，一定要把他害死。 于是他们就买通了草料场的人，在林冲的住处放了一把大火。巧的是，那一天由于风雪交加，林冲外出打酒，回来的时候见到草房已经被雪压垮了，于是就在附近的山神庙寄宿了下来。到了半夜，林冲听到草料场里面噼里啪啦，善良的林冲当时的第一反应依然是去救火。这就是林冲，他遇到什么事都想不到他的好朋友要害他。他想不到公差要在野猪林杀他，他也想不到在草料场有人要放火烧他。要不是偶然听到陆谦这帮人说要如何如何害死林冲的话，也许他一辈子还蒙在鼓里呢。 也幸好是林冲听到了，如果不是那两个人说这几句话，林冲还要无限期地忍下去呢。直到此时，林冲才算大梦初醒，开了杀戒。俗话说，要命的枪，玩命的刀。可是林冲那个枪，它从来没有要过别人的命，到了现在才开始要别人的命了。但这个不窝囊的结果是所有的窝囊造成的。 如果是鲁智深碰到这样的事件，他看见高衙内，把肩膀转过来，就会一拳打上去，高衙内的脑袋就是面酱。当然结果是亡命天涯。如果亡命天涯的话，鲁智深的损失很小，林冲如果也这样做，亡命天涯，他身边会多几个人啊，他的岳父，他的美丽的妻子，都不会有任何问题。可是他一直在忍，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觉得，这个社会可能最后会网开一面，给他最后的一线希望，最起码他还能跟他妻子团聚。可是事实上他妻子最后的命运是自杀。看起来林冲是想委曲求全，结果偏偏是越委曲越不能求全。 再看看如果野猪林事件换一个人，不是林冲在场，而是武松在场，说董超、薛霸他们两个人能有好果子吃吗？你们对我不仁，我当然对你们不义了。 这里面就有个重要的区别，武松、鲁智深，包括武大郎，他们都是守了一个忍的底线。他们也不是不忍，但是有一个底线，那就是尊严，如果尊严一旦受损，他们就坚决不忍。 走投无路逼上梁山 再说林冲“风雪山神庙”杀人后被逼上了梁山。到了梁山应该有救了吧，可是还没救，王伦逼他干了一系列的事，其实还是有损尊严的，最典型的就是“投名状”，就是你下山去杀一个无辜的人，这样你就有了案底，你就有了上梁山的资本了。 关于这一段故事，《水浒传》里写了最重要的两个字，这两个字是林冲一生里说的最值钱也是最不值钱的两个字。林冲去纳“投名状”的时候，看见对面来人，林冲当时是先大喊了一声才过去杀人的，林冲喊的是“惭愧”，说明那个时候，他放下的就是他最后的一点尊严。“惭愧”二字也代表了林冲在万般无奈下，作了一次最后的挣扎，然后再向过去的生活告别。 不过确实也应该替林冲说两句公道话，生活在林冲那个时代，想维护一个人的尊严，那也确实是太困难。以个人的力量去反抗社会，那就是“以卵击石”，再加上林冲对这个社会的黑暗程度一直就没有一个足够的认识，所以他也不可能和这个社会做到彻底的决裂。 其实林冲一直都不愿意去对抗这个封建朝廷，遇到统治者一步步进逼的迫害，他是一再地退让，想从妥协当中找到临时的避难所，以便于“有挣扎着回来”的希望。他的眼睛里就是那个小家庭，我只要保住这个小家庭，付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而且他觉得，我是可以做到的，可是事实上他做不到。 一个社会如果逼得像林冲这样的好人都不得不上梁山的话，那是一种无奈，也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嘲讽。林冲的悲剧首先是一个社会的悲剧。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尊重人的尊严。一个社会不但要给每一个人一个小康社会，它还应该给人一个人格的呵护。当然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林冲的悲剧也有他自身的原因，我们经常说“性格决定命运”，林冲的性格就决定了他的悲剧。如果当初林冲像鲁智深那样，像武松那样，或者像别的梁山好汉那样，把高衙内杀了，实在不行，把高太尉也杀了，然后冲上梁山，那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一个全新的故事了，我们也就会对林冲更加敬佩，更加尊重，可是我们看到的林冲，只能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仇人被释遗恨终生 高俅有一次亲自带兵攻打梁山，结果被梁山生擒，到了山上的时候，林冲见到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他多么想去手刃仇人，但是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梁山上的所有好汉，几乎没多少人站出来帮他，而是让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仇人被活活地放走了。 其实宋江并不是不知道林冲特别恨高太尉，也不是不知道高太尉曾经把林冲弄得家破人亡。但是对宋江来说，他想得更多的是高太尉来了，他终于有一个机会有可能被政府招安了。于是宋江就带头“纳头便拜”，还让他手下的那些将领全都穿上五彩缤纷的节日服装，列队欢迎高俅。 这个时候的林冲多可怜、多痛苦啊，现实就这样眼睁睁地粉碎了他的最后一丝挽回尊严的可能性。所以林冲的一生，实在就是窝囊的一生。忍应该是有底线的，如果忍没有底线，那不是窝囊吗？林冲一生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一个人必须捍卫他的尊严，如果没有了尊严，所有的忍就没有意义。所以后来林冲尽管在梁山英雄排座次的时候，在一百零八将当中排第六，而且是五虎上将当中的第二，名次够靠前的，地位也够显赫，但是他却是在郁郁寡欢当中度过了余生。 林冲的死是在征方腊以后，那时他得了风瘫，到杭州的六合寺去养病，但是宋江根本就没有去看他，只是派武松陪着他。直到他死，宋江也没有露面。东京八十万禁军的枪棒教头，梁山新时代的开创者就这样孤独地谢幕了。
第一个把斯大林叫做“亚细亚人”的人
如果我没有弄错，第一个把斯大林叫做“亚细亚人”的，是已经去世的列昂尼德·克拉辛。克拉辛是老革命家、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苏联外交家，不过他首先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当克拉辛把斯大林叫做“亚细亚人”时，他想到的不是有争议的种族属性，而是亚洲政治家通常拥有的剽悍果敢、精明干练、诡计多端和残酷无情的糅合。布哈林后来简化了这个名称，把斯大林叫做“成吉思汗”，这显然是为了使人注意到他近乎野蛮的残忍。斯大林本人在和一个日本记者谈话时，一度把自己称为“亚细亚人”。他使用的不是这个名词的旧义，而是赋予了新的含义：他想用这种个人托喻来暗示苏联和日本在反对帝国主义西方问题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从科学的观点考虑这个名词，我们必须承认，“亚细亚人”用在这里只能算部分正确。高加索，特别是外高加索，地理上无疑是亚洲的延续，但是格鲁吉亚人和蒙古族的阿塞拜疆人截然不同，他们属于地中海的欧洲种族。因此，斯大林把自己叫做亚细亚人是不确切的。不过，问题并不完全决定于地理、人种分布和人类学，历史的因素似乎更为重要。 数百年来，从亚洲注入欧洲的人类的血液有几滴溅在高加索的高山深谷里固定下来。互不相关的部落和群体在发展过程中似乎冻结在这个地方，把高加索变成一个巨大的人种分布博物馆。许多世纪以来，这些人的命运一直同波斯和土耳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还处在古老的亚洲文化的范围之内。尽管战争和暴乱的冲击连绵不绝，这种文化却仍然设法保持着静止状态。 如果在任何其他地方，处在来往比较频繁的位置，人类的这个为数很小的格鲁吉亚旁支——目前共约250万人——无疑会在历史的坩埚中熔解得无影无踪。在高加索山脉的保护下，格鲁吉亚人保持了比较纯粹的种族特征和语言。直到今天，语言学似乎还很难为他们的语言定位。早在公元4世纪，在基督教侵入的同时，格鲁吉亚就出现了文字，比基辅罗斯要早600年。公元10世纪、11世纪、12世纪和13世纪被认为是格鲁吉亚武功显赫和文艺鼎盛的时代，后来几个世纪是停滞和衰微时期。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对高加索频繁而血腥的入侵在格鲁吉亚口头流传的民族史诗中留下了痕迹。如果可以相信倒霉的布哈林的话，这些入侵也在斯大林的性格中留下了痕迹。 按照一般的看法，格鲁吉亚人的民族性是对人深信不疑，多情善感，性情急躁，同时又缺乏活力和主动精神。雷克吕首先注意到的是他们的愉快、和蔼和直爽。这的确是和格鲁吉亚人进行个人交往时首先就会注意到的最突出的属性。但是斯大林的性格和这些属性很少有共同之处。住在巴黎的格鲁吉亚侨民曾经十分肯定地对法文《斯大林传》的作者苏瓦里纳说，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母亲不是格鲁吉亚人，而是奥谢梯亚人，斯大林的血管中掺杂着蒙古人的血液。但是有一位名叫伊雷马什维利的人（我们以后还有机会提到他的）断言，斯大林的母亲是纯粹的格鲁吉亚血统，而他的父亲是奥谢梯亚人，“粗俗鄙猥，和住在高加索的崇山峻岭里的所有奥谢梯亚人一样”。要想核实这些说法是很难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为了说明斯大林的道德品质也没有核实这些说法的必要。在地中海各国、巴尔干、意大利和西班牙，除开既懒惰无能又烈如火的所谓南方型性格，还可以碰到淡漠中糅杂着倔强和诡谲的冷酷性格。第一种类型是主要的，第二种类型是极少，起着烘托作用。看来每个民族集团似乎都拥有自己应得的一份基本性格因素，可是在南方的阳光下，这些因素却不如在北方的阳光下分布得那么理想。话说回来，我们还是不要在民族这个形而上学无法得出结果的领域里冒险跑得太远吧。 杂乱无章的街道，稀稀落落的房舍和果树园——这一切使哥里看起来像一座散乱的村落。至少可以这么说：城市贫民的住宅和农民的房舍几乎毫无区别。朱加施维里一家住的是一座古老的泥舍，只有壁角是砖砌的，顶上盖着沙土，风雨通行无阻。约瑟夫过去的同班同学德·戈戈希亚在描写朱加施维里家的房子时是这样写的：“他们的房间不过八尺见方，隔壁就是厨房。门直接从院落通到房里，连一坎台阶也没有。地上铺着砖。一扇小窗几乎完全不透光。房间的摆设是一张小桌子、一条凳子，还有一张上面铺着‘契洛皮亚’——草垫子——的有点像木板床的宽大的睡榻。”此外，后来又增加了他母亲的一部陈旧的、声音嘈杂的缝纫机。 关于朱加施维里一家和约瑟夫的童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表任何确凿的文件，即使有也不可能很多。他们的环境文化水平极为原始，没有生活方面的记载。随着时光的流逝，生活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直到斯大林本人已经50多岁以后，才开始出现追叙他父亲家庭情况的材料，通常都是第二手材料。作者不是满怀仇恨或一贯严肃认真的敌人，而是按照官方党史委员会的建议——差不多可以说是命令——写作的十分勉强的“朋友”，因此大部分都是命题作文，照本宣科。要想从这两种歪曲之间用折中的办法找到真理当然过分简单化。但是，如果把两种材料加以排列对比，既考虑到它们故意沉默掩饰之处，也考虑到它们夸大之处，借助于后来的发展情况，用批判性眼光来衡量叙述本身内在的脉络，就有可能接近真理。我并不想牵强附会地描绘出完整的画面，在写作过程中，我将努力为读者提供我的推测或结论所根据的原始材料的基本内容
揭秘：十大元帅中哪两位曾刀兵相见 互相作战
另一位经历与叶剑英有某些相似、走向八一起义的人物是川军名将刘伯承。 刘伯承漫长的军旅生涯是从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开始的。他在那里，是个出类拔萃的军人，不但学业优秀，军事技能出色，而且举止端正、操守有持。他烟酒不沾，牌赌不视，毫无恶习，被同学们称为军中“菩萨”。 他在讨袁战争和护国军中，总是奋勇当先，亲临第一线指挥。就在率部攻打丰都城门时，他头部连中两弹，一弹擦伤颅顶，另一弹从右边太阳穴射入，透右眼而出。他昏倒在血泊之中。几位士兵在乱尸中找到了他，抬进城里邮局内休息，又请来药店老板，敷了一些止血的草药。部队转移时没有担架，刘伯承被装进一只箩筐，头上顶着一床棉被，被颠簸着抬到宿营地。这时他还忍着剧痛，力主召开阵亡将士追悼会。当大家看到他满头缠着绷带出现时，纷纷流下了热泪。部队瓦解后，为了躲避北洋军的搜捕，战友康云程等不畏艰险，保护着刘伯承辗转奔走，后来藏在当地一个农民家里。这个农民为人宽厚，给予饭食，代为找药。康云程始终守在刘伯承身边，替他洗伤口、换药。两三个月后，刘伯承身体渐渐得到恢复。以后，他们改名换姓，化装潜赴重庆就医。他先在宽仁医院治了一段脑伤，然后转到临江门一家德国人开的私人诊所治眼伤。诊所的沃医生医术相当高明，外科手术尤为著称。 刘伯承在这家私人诊所先后做了两次手术。 两次手术，王尔常先生都在现场目睹。他用通俗的文言记下了这个过程。其文笔之传神，令人不忍再加改写，敬录如下： 第一次手术只是割去腐肉，理顺血管，费时尚不久。数日后阿医生即沃医生自德国为将军配制之假眼带来时，伤眼重生腐肉，较前尤多，乃动二次手术。更因须配合假眼，故二次手术历时近三小时。当时将军拒绝施行麻醉，曰：“救国救民，来日方长，安能损及神经？”阿医生既系名医，骄傲自大，又秉军国主义恶习，不素对病人有畏痛呼喊者，每打骂随之。将军在第一次手术中即安然稳坐，阿医生已连连点头，口称“好！好！”二次手术为时既久，将军仍肌肤不跳，面不改色。包扎既毕，阿医生见将军手捏之椅柄已汗水下滴，诧曰：“痛乎？”将军笑曰：“些须七十余刀，小事耳！”阿问曰：“何由知之？”将军曰：“每割一刀余暗记一数，定无误也。”……昔华佗之疗关羽也，服以全身麻醉之“麻沸散”，仅施刀于臂耳。将军两次疗伤，余皆亲侍左右，目睹其沉雄坚毅，令西医瞠目，军国主义都咋舌，非超关羽千百倍乎。 难怪一身普鲁士军人之气的原德国军医沃医生翘起大拇指，以十分折服的口吻对人赞道：这位刘明昭刘伯承的化名不仅是个标准的军人，而且简直可以说是个军神！ 由此，“独目军神”的雅号不胫而走。 护法战争开始，刘伯承被任命为第九旅参谋长。起初，同僚中人以为他五官不全，身有残疾，冷眼相看，但一到实际战斗中，刘伯承的智勇往往令他们折服。在用兵上，他精细、严谨、大胆，常常出奇制胜。其英勇无畏的精神，更为一般军人所罕有。由此他的名声渐渐传开了。 1923年秋冬，刘伯承一直在成都治伤。困扰着他的不仅是身体的创痛，更多的则是对前途的忧虑。他因伤离开部队后，讨贼战事由胜转败，先是重庆得而复失，随后成都也遭敌人重兵威胁。刘伯承既痛心于讨贼军的失利和四川形势的再度逆转，又不得不认真思考今后的归宿。 正在这时，吴玉章出现在他面前。 吴玉章是老同盟会员，曾参加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斗争，在四川各界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当时吴玉章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时，与恽代英、杨公等人创办《星期日》刊物，鼓吹新文化、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与追求进步的刘伯承相识。吴玉章深知刘伯承的为人，对他的军事才能更是佩服至极。他得知刘伯承在成都养病，几乎每隔三五天就要到刘伯承的住处，一面探视病情，一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吴玉章还给刘伯承带来了一个朋友，此人对刘伯承的人生之路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就是杨公。杨公是四川潼南人，早年留学日本，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他很留心物色优秀人才，酝酿建立共产党组织。杨公注意观察刘伯承，发现他机警过人，头脑也异常清晰，又兼有远大志向，得此朋友，心中很是快活。 如果说，在1923年末，刘伯承还处于观察、思索、比较、选择的阶段，甚至于还难于割舍旧的生活；那么，到了1924年春，在经过反复研究和深入思考之后，他已经自觉地、明显地开始向共产主义接近。 当时，四川讨贼战争形势日趋不利，成都危在旦夕。一军军长熊克武等人亲自出马，敦促刘伯承带伤上阵，以挽救战局。前敌总指挥赖心辉托王尔常传话，说他要请刘伯承担任师长。刘伯承沉下脸：“尔常，你我相处这么多年，难道还不晓得我的志向吗？岳武穆云：‘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我从军数年，向来不顾个人性命，家中更无私蓄，遇敌时便可奋不顾身，为的是救国救民。看现在的世道，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官压兵扰，民将不民。我冲锋陷阵十多年，为的是拯民于水火，不是为了博取虚名和显示荣耀啊。” 王尔常还在劝说：“总指挥对你可是一片诚心啊，这个机会不可错过。” 一听这话，刘伯承更是不悦：“这些当权者总是汲汲于一己之私利，我算是看透他们了。顺利时不肯委以重任，一旦时势危急又想以爵禄相诱，真是有眼无珠！” 王尔常还是常来劝说。刘伯承心烦，就躲到犍为县五通桥张仲铭家里静养。闲下来，他又看了不少革命理论性的书。1924年夏末，熊克武的第一军势力被逐出四川后，刘湘、杨森等一手控制了政权，大肆迫害进步人士，吴玉章在成都不能立足，也辗转来到犍为。他告诉刘伯承，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十分活跃。刘伯承很想走进那个世界。 这年秋末，刘伯承同吴玉章一起取道贵州、湖南到达上海。第二年初，他又跟吴玉章赶赴北京。6月下旬，他们又一起来到广州。这一路，刘伯承觉得每天都有新鲜事发生：他看到了群众火山爆发一样的反帝情感；看到了共产党像磁铁一样地吸引着有为青年…… 1926年5月，经杨公和吴玉章两人介绍，刘伯承如愿以偿，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北伐开始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设想和四川的实情，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在川中如果我们要扶起朱德、刘伯承，造成一系军队是可能的，并提出由刘伯承组织旧部，在泸州、顺庆一带发动武装起义的具体方案。中央赞同此方案，并派人来加强军事运动。这期间，刘伯承基本上还是跟随吴玉章来往于上海、广州等地。11月中旬，杨公、朱德、刘伯承等人在重庆刘伯承家里开了个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们根据中央的意图，成立了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由杨公、朱德、刘伯承组成，地委书记杨公兼任军委书记。 当朱德刚走进刘伯承家中时，两人拉了半天手，嘴上笑着，心里却装了一肚子话。知情者也在一旁笑。在后来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中，他俩年岁最大，又数他们相识最早。但他俩曾是对头，却不为众人所知：早在1916年，朱德和刘伯承都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当时，朱德在入川参战的滇军中任团长，刘伯承则在川军中任职。战后，四川逐渐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战事不断发生。1917年军阀熊克武为了消除另一军阀刘存厚的势力，派遣刘伯承作为代表赴川南泸州与云南军阀唐继尧的部队谈判，意欲联合驱逐刘存厚。在这次谈判中，刘伯承结识了朱德。然而，到了1920年，唐继尧图谋霸占四川的统治权，企图联合其他四川军阀驱逐熊克武。结果，熊克武利用“川人治川、驱逐客军”的口号，与四川各军阀联合起来，将驻川滇军逐出四川。在这次战争中，刘伯承率部与滇军作战，连连取胜，而朱德所在的滇军则接连失利，一直从成都溃退到贵州境内，部队损失惨重……冤家对头就这样“结”了起来。后来朱德留洋，回来后已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也就在他受党的委派，来四川万县策动军阀杨森易帜参加北伐时，却因杨森屡屡失信而束手无策，他又和他深为佩服的刘伯承走到一起来了，自然是又惊又喜，有满肚子的话要说了。这两位老军人日后的亲密非常人所知：全国解放以后，在一次涉外招待会上，一些外宾和外国军官，出于对朱德的敬佩，争先恐后向朱德敬酒，弄得朱德不胜招架。刘伯承主动上前应酬，代替朱德把外宾的敬酒左一杯、右一杯都喝了。他本来不会喝酒，一下喝了这么多，结果宴会一散就虚脱了。第二天，秘书和警卫员都埋怨他不会喝酒不该“逞强”。他却幽默地说：“你们知道啥子嘛！我这是代朱老总领功，替朱老总受奖，是很光荣的！不然的话，朱老总可就承受不住嘞！”…… 12月1日，泸州起义提前爆发；3日，顺庆也爆发起义。鉴于顺庆是预定借以依托的根据地，决定按原计划由刘伯承赶赴合川，率黄慕颜部起义，然后驰援顺庆，主持和指挥整个起义。 5日傍晚，当刘伯承赶到合川时，黄慕颜部已接到顺庆急电，离开了驻地。于是，刘伯承拄上手杖，在滂沱大雨中连夜追奔，终于在大河坝赶上了起义军。刘伯承自己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半天站不起来。可他还是撑着，和黄慕颜等人就行军路线计议了一番。次日清晨，刘伯承又率部挥戈北指，直奔顺庆。然而，四川的反动军阀很快向起义军扑来。而泸州方面的义军，迟迟没有向北运动，敌军压城，起义军决定全部撤出顺庆。撤退中与敌军接火，敌人一面以敢死队猛冲，一面在阵前乱喊乱叫，进行煽动，竟使义军内部的动摇分子弃枪而逃，有的甚至临阵倒戈，将起义军一下推进了险恶之中。刘伯承提议起义军暂退开江县整顿。12月下旬，刘伯承率起义军两千多人，到达开江。这时，反动军阀杨森由于进攻武汉北伐军遭到惨败，转而伪装倾向革命，表示欢迎起义军，并邀请刘伯承和杨公到万县指导工作。于是，刘伯承、杨公先后抵达万县，与朱德一起研究时局的变化，商讨对杨森部进行工作，利用他来牵制另一四川军阀刘湘。 然而这一切美好的设想，都因蒋介石集团的叛变而付诸东流。 领导泸州起义，是刘伯承参加共产党以后第一次指挥军事行动，现在，守住泸州城的重负又压在他身上。攻城的赖心辉部是刘伯承的旧识，深知刘伯承用兵厉害，但仗着兵力强大，还是连连进攻，但都惨败而退。随后，他便“鬼”了起来：一面强攻，一面派出大量奸细混入城中，进行策反。这些奸细混入城后，窜到各部进行秘密活动，可被起义军揭露和破获。刘伯承下令，将主谋者十人立即处决。刘伯承虽在连日苦战，却一直没有什么正式名份；归依蒋介石的刘湘也在叫嚣：刘逆伯承，据险阻兵，私立名义，近复遥应武汉叛徒，共谋篡夺……这使得吴玉章对武汉政府很有意见。经他一再努力，到5月上旬，武汉政府总算给了刘伯承一个明确说法：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 这时候，泸州已是一座孤城。 粮食与弹药极为困难。刘伯承接到中央通知，证实杨森已出兵宜昌，向武汉国民政府进攻。这样，重庆军委会原先打算以杨森牵制刘湘的计划已经落空。刘伯承主张撤退，可是另两个起义军的领导陈兰亭和皮光泽却一反常态，对火烧眉毛的事却静若处女，并不愿撤。刘伯承不知道，他们早已与攻城的赖心辉达成默契，准备出卖刘伯承和政工人员，换取高厚禄。 5月中旬，刘湘又以五万元巨款，悬赏通缉刘伯承。陈兰亭等人的司马昭之心日急。其他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都劝刘伯承快走。刘伯承犹豫了。“攻在前，退在后”是他的治军宗旨，而今却要先退一步，他心里实在别扭。回头又与几个党员议，众口一词：“当走不走，必死无疑。”刘伯承哀叹一声，派人与城外旧识张仲铭疏通后，于5月16日，拉上参谋长韩百诚、参谋周国金两个共产党员，从龙透关脱出包围圈。至富顺时，反动军队搜捕极严。刘伯承见机折回，改向隆昌、荣昌走去。此后，刘伯承一行夜行晓宿，旅途极为艰险，恶虎挡道，土匪抢劫，真是九死一生。他们经大足、铜梁至达县，又由达县越过秦岭，到达西安。在两手空空之下，幸得陕西军务会办邓宝珊将军接济，才由西安转郑州，于1927年7月11日抵达汉口。 可以说，走向南昌起义的刘伯承，虽然名义上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手下并无一兵一卒。
毛泽东发怒：小平不让我开会少奇不让我讲话
1956年9月13日，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中央准备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重点是向与会同志介绍和推荐陈云和邓小平。毛泽东认为，为了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设副主席和总书记非常必要。他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 1956年9月28日，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此，邓小平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邓小平曾这样谈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 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邓小平可谓是“后起之秀”。毛泽东对他是作为接班人来培养的。 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谈话时，指着邓小平对赫鲁晓夫说：你看见那位小个子吗？他聪明能干，很有前途。 1958年，毛泽东在对赫鲁晓夫说他的接班人问题时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就是邓小平了，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 1959年4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言时说：我这个人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是总书记嘛，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 1961年，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也说过：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 毛泽东的这一次次谈话，都表现出他对邓小平的推重和期望。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曾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积累了不少的经验，也出现过很大的曲折。邓小平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在许多方面提出过重要的正确主张，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后来在谈历史经验和教训时多次指出，成绩要充分肯定，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由于后来在某些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方针上的不同认识和分歧，毛泽东感到邓小平有时不听他的话，所以对邓小平的不满也逐渐产生了。 在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正确的认识和趋向往往与错误的认识和趋向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在一起。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党的决策层在指导方针上出现意见分歧本是正常的，但是，由于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现象日趋严重，遂给党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蒙上了阴影。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关系也不例外。 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主张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的，他们与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一道，设计了中国未来发展的美好蓝图。然而，从1957年下半年起，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认识和观点，重新突出强调阶级斗争，想通过阶级斗争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表现在经济建设上，就是出现了急躁冒进，不顾经济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盲目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运动。于是，八大确定的经济建设规划不断被修改，出现了“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希望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穷过渡”，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工业强国。 当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邓小平自谦地说：“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却解释说：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他自己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 毛泽东向中央的同志这样“宣传”邓小平：“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你说他样样事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不满意他的人也有，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 赞誉和倚重之词溢于言表。毛泽东的这些话，可以说是他对邓小平的真实认识，也集中了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共同看法。 在“大跃进”问题上，尽管当时中央领导层中有着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但是，在当时头脑发热的情况下，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不同意见的分歧并没有公开化。邓小平后来曾这样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虽然邓小平当时没有反对，但是这位“副帅”在“大跃进”问题上却不是“积极分子”。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明显向“左”偏移，从而背离了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原则。一贯讲求实事求是的邓小平，对于当时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倾向还是有一定认识的，在思想上是有所抵触的。1957年4月8日，他在西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从去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完成。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在谈到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时，邓小平认为，应该是：一、面对国家的现实。我们不要脱离国家的现实。什么叫教条主义呢？教条主义就是脱离自己的现实。经验本来是好东西，如果不善于学习，就会变成坏东西。二、面对群众的需要。我们考虑问题常常忽略了群众的需要。现在有各种观点，追求这个化那个化，连共产主义化也有了，就是缺乏群众观点，容易解决的问题不去解决，宁肯把更多的钱用在不适当的地方。从这个讲话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认识上还是比较清醒的。然而，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热潮中，邓小平的这些思想被湮灭了，更不可能得到全党的认同和贯彻。邓小平没有能力去阻止“大跃进”的错误，他的话更少了，他心中装着事不便说出来，只能自己独立思考。 “大跃进”运动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人民生活受到严重损害，在客观规律面前，我们得到的是严厉的惩罚。 从1958年冬到1959年7月，党中央和毛泽东认识到并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制定并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这些努力，后来又被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而打断了。 1959年夏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本是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的会议，然而，不料会议中途因为彭德怀秉笔直书，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客观地反映了“大跃进”造成的危害，从而为毛泽东所不容，会议后期成为批判彭德怀和进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的会议。 庐山会议对于彭德怀的批判是建国以后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重大失误。它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错误地打击了一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支持了浮夸、说假话的不良倾向，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自此以后，毛泽东与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明显疏远了。而与讲求实际、不迷信教条的邓小平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和处理方法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庐山会议后，党内出现了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和个人崇拜现象发展的趋向，特别是林彪、康生等人推波助澜，大搞个人迷信，引起了邓小平的反感，他多次提出，要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1960年3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讲话时明确提出：“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他强调：“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针对个人崇拜的现象，邓小平精辟地阐述了领袖和集体的关系。他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做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在庐山会议后的党内已无法被接受。“文化大革命”中，所谓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竟成为邓小平的主要罪状之一。 “大跃进”之后，为了尽快走出困境，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有的地方出现了“包产到户”的情况。对此，党内存在着不同意见，出现了争论。1962年7月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如何恢复农业的问题。邓小平在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恢复农业，群众相当多的提出分田。”“现在是，所有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就用哪一种方法。”7月7日，在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邓小平又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引用刘伯承在指挥打仗时经常讲的一句四川俗语来作比喻：“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他说：“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 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后来被人们称之为“猫论”，是根据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正确思想。但是，毛泽东却对“包产到户”持有不同意见。1962年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时，毛泽东就认为，有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不再需要搞“责任田”了。同年七八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支持搞“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邓子恢等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此后，邓小平不久前在共青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下发后被追回。“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的上述思想作为“唯生产力论”的典型，成为邓小平的主要罪状之一。被谬传的“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成为家喻户晓的“邓小平反动言行”。对于邓小平在“包产到户”立场上的言行，毛泽东一直记在心上。1975年底，他在发起再次批邓的时候还这样说：“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20世纪60年代初中期，邓小平为纠正“左”的错误，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恢复工农业生产，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做了大量的工作。1962年1月，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他和刘少奇共同主持起草了“书面报告”，总结了以往工作的经验教训。在会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进一步阐述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并且提出，对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应该有监督。会后，邓小平积极推进了对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过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工作，使全国有六百多万党员、干部和群众得到平反。与此同时，邓小平在企业管理、知识分子政策、思想文化工作等方面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而在不少方面与毛泽东的看法和主张有所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分歧日趋明显化了。 早在八大前后，毛泽东就曾多次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要退居二线，不过问日常事务，专心研究理论、政策。经过党内充分酝酿，这个提议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从此，中央工作分为一线、二线。邓小平作为总书记，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自然处于第一线。邓小平“举重若轻”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组织能力，将自己分内的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干净利索，在一些一般性的问题上，也就很少再请示处于“二线”的毛泽东。加上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分歧，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毛泽东认为，邓小平不大听他的话，对他疏远，不向他请示、报告，有事不跟他商量。毛泽东曾在两次讲话中使矛盾公开化：一次是1964年12月26日他的生日这一天，毛泽东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了生日。毛泽东让几位科学家和劳模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坐在别的桌子上。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随后他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他指责中央机关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委。另一次是在他过生日的两天后，12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负责组织这次会议的邓小平，以为是一般的工作会议，出于好意劝说过毛泽东不必参加这次会议。按当时的惯例，许多会议毛泽东是无须参加的。但毛泽东坚持要参加，他是自己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的。他在讲话中气愤地说：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人不让我讲话(指刘少奇)。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他还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在毛泽东看来，这不是对他个人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原则分歧。 1966年10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一线、二线的问题。他说：“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毛泽东指责邓小平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 虽然毛泽东这席话讲于“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但可以看出，他对邓小平的不满已有时日了。“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政治分歧大白于天下，邓小平被打倒在所难免。
毛泽东为何杀革命功臣：逼婚未遂开枪杀人
抗战爆发之后，许多爱国青年冲破重重封锁和阻挠奔往延安，山西太原友仁中学16岁的女青年刘茜也来到延安，她先在抗大第15队学习，又被分配在新成立的陕北公学学习。后来在延河岸边，她和一位少年时就参加红军的抗大第三期第六队队长原是刘所在的第15队队长黄克功江西人，26岁相爱而谈起了恋爱。 这本来是桩好事，可是在恋爱期间，刘茜发现黄克功有些骄横，他自恃红军出身，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曾在四渡赤水和夺取娄山关的战役中立过大功，又当过师宣传科长和团政委，到延安在抗大学习毕业后就留下来任队长，这样的经历和战绩久而久之使他产生了骄傲和自负的情绪，不免在与刘茜的交往中表现出来，而在恋爱中女孩子心理活动比较纤细，刘茜终于忍受不了黄克功的骄横和他约束自己交友的霸道，也不满黄试图从物质上征服自己的用心，便婉转向他表示要终止发展两人的关系。现存陕西省档案馆内的刘茜致黄克功的一封信即是他们热恋即将结束时的一个信号，透过刘茜理想主义的爱情语言我们可以看出她的清纯、天真以及她与黄克功之间有形和无形的隔阂，那甚至预兆着一场无法避免的悲剧： 我希望我的爱人变成精神上的爱我者。 我希望你站在朋友或爱人底地位来指导你的小妹妹，能吧！？--告你，一个人，不！就直接说我，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而是意志、认识的相同，你不应把物质来供我，这是我拒绝你送我钱和用品的原因，希望你不要那般的来了，你无形中做了侮辱朋友的行为，不管你如何的用心。 就是夫妻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中，互相的经济也是各不依靠而是帮助，你认清点！！ 我们都有恋爱的自由，谁都不能干涉对方交友！你或者在惊奇吧？朋友！这话是从正确的理论书上得来的。 这钱吗？假如你爱我，就不应给我，请你给前方战士用好了！ 我们还是讲讲广义的爱吧！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摆在眼前，四万万多的同胞正需要我们的爱哩，你说是吗？你爱我吗？而你更应爱大众！——这是我的点许希望。 刘茜的信述说着她在家庭和学校所受到的“五四”之后新文化思想教育的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理念，而它在集体主义和战争氛围中却显得异常的谐调。黄克功自然也没有想到刘茜会这样要求爱情，他久已形成的自负心理突然崩溃，接到这信后，1937年9月底的一个黄昏，他约刘茜去延河边谈话，实际上是去摊牌。时黄杀心已起，怀揣了勃郎宁手枪去赴会，结果由于两人谈不到一块，当刘明白无误地表示要与黄断绝恋爱关系后，暮色苍茫中，黄克功一怒之下，拔枪打死刘茜，终于闯下了大祸。然而黄杀人如此镇定和从容，他大概以为这没有什么吧，事后，他返校洗去身上的血迹，并将手枪认真擦拭了一番，于是举步到校部汇报并向法院自首。这就是当年延安闻名的“黄克功案”。 案发后，对黄的随意杀人，延安舆论有两种看法，一是杀人抵命天经地义，绝不能因杀人者身份而宽恕；一则可惜黄克功年轻有为，又有军功，似乎可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特别是黄在拘押时的陈述书上依然不服罪，对死者还怀有仇恨，于是有人还同情他，甚至有痛哭流涕者。黄的陈述书这样写道：“与刘氏相识于抗大，在抗大不多日之短期过程中余观刘氏天真活泼，幼年颇有智慧，因此乃与刘结成朋友之交，相互通信，未数日，即发生爱的关系。在最初的两三星期，二者情深至极，继则与刘氏口头订婚。 刘则满口允诺，谓学习半期或一期后，实现正式登记。此一事件，外界人士大都皆知，尤其与我同事诸人更为详细。孰料刘氏狼心毒恶，玩弄革命军人，随处滥找爱者，故意破坏订婚之口头协约，损功名誉。功闻讯后，即采取通信方法予以说服教育，孰料刘氏固执不变，反而将我所给予之信件交诸友人宣扬，更进一步破坏余之威名，此乃刘氏深切给余痛苦一也。其次，刘氏给余之痛苦乃为余已去信数次，未复一函，竟然拒绝。最后虽曾复一函，也不过口是心非而已。 因此余乃不得不亲临该处，邀刘做最后之口头谈判。在谈话时余对刘态度和蔼，而刘却眨眼无情，恶言出口。因此，余受痛苦与刺激过大，则拔手枪而恫吓之，谁知事出意外，竟失火而毙命耶。”黄克功不能正确对待爱情、更不能正确对待爱情的变化，他的陈述中充满着其时即使是革命圣地也习焉不察无处不在的男权的主流话语，退一步说即便爱情是两个人的事，黄为了挽回已经不再可能的爱情，竟用杀敌的枪故意杀人泄愤又借口走火，但走火会发两枪么？显然黄事后是抵赖的态度，这样的行径是令人发指的，自然性质已不同于一般的婚变。 抗大副校长罗瑞卿素来器重黄克功，他是看着他从苏区打到陕北的，于是还去拘押黄克功的地方看视他。但罗副校长深知军法如山，共产党不能因私情而放弃原则，在研究处理黄克功的会议上，他亟言“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什么功劳、地位、才干都不能阻挡依法制裁”。根据学校组织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罗瑞卿向中央和毛主席作了报告。后在审讯中，黄克功承认了刘茜的死不是因为走火而是他一枪未能杀死刘遂又加一枪，这就是蓄意杀人了，延安检察机关于是侦察起诉，认为他枪杀自己的革命同志，破坏革命纪律和团结，在客观上是“汉奸行为”。黄不服这样的结论，辩称：“我并非洋汉奸卖国贼，只要我一息尚存，还恨日本帝国主义。我是一个党员，还愿牺牲自己为革命奋斗。我杀她是因为她公开和不公开地破坏我的名誉。”意思是他是为了维护军人的名誉和尊严才杀人的，也是正义的。法庭驳回了他的辩护，黄于是又向毛泽东上书，请求裁决。 10月10日，毛泽东就黄克功逼婚未遂开枪杀人致信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和审判黄案的审判长雷经天，他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 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一年后，也即1938年5月，黄克功终于咎由自取被开除出党并被依法处决。刑前，他表示认罪，但吁请法院顾念其在红军十数年的战绩，许其改过自新，他在刑前高喊：“我并不怕死，可是我情愿死在战场上，让我的血流在敌人面前！把这颗结束我生命的子弹用来射击我们民族的敌人吧！”参加公审的人群中顿时发出附和和同情他的声音，有的人还情不自禁流下泪来。但是，纪律和法律是严肃的，法院院长雷经天一字千钧地宣布：“黄克功故意杀人，处以死刑”！ 黄克功终于被依法处决。这一消息很快遍传，延安甚至西安、太原等地都广泛反响，人们盛赞共产党和八路军公正无私、执法如山，相比较于日呈腐败的国统区，大家不约而同把中国希望的曙光瞩目于延安那一方土地。正如当时胡耀邦审判黄克功时的公诉人之一在抗大校刊《思想战线》上发表的文章所阐明的：“必须使我们全党知道，执行纪律也是教育形式的一种，如果我们开除了一个坏分子，不但不会使我们的队伍减弱，相反的只有使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更加强健起来！”“黄克功案”处理后，刘茜的家属也受到安慰与抚恤，毛泽东还在抗大特意作了一场“革命与恋爱”的讲演，提出了革命青年在恋爱时应遵循的“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和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他要求大家从黄克功案中吸取教训，要严肃对待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要培养无产阶级的理想和情操，坚决杜绝类似黄克功案的发生。 多少年过去了，毛泽东刀下不留人的故事，如黄克功案，如刘青山、张子善案，依然口碑不绝。但是，如果我们留心当年“黄克功杀人案”前后的种种，若加以深思就会有许多耐人寻味的感受，比如作为“老革命”的军人黄克功，功勋在身却心胸如此狭小，心肠又如此歹毒，这是为什么？而在革命圣地的月光下、在革命战争中竟发生这样的惨剧，又是为什么？一场革命如果革命者人性始终得不到提升、文化思想素质始终得不到提高、共产党人的崇高目标下降为一切为了自己的私欲，那么，这场革命的结局将会多么可怕！ 再比如：黄克功如果杀的不是刘茜而是被罪以“汉奸”或“托派”的人物，如陈独秀、王实味呢？总书记张闻天在处决黄克功后代表中共中央向参加公审的群众有一个演说，今天听上去就另有一种况味了，他说：“各位同志：黄克功的死，在我们党损失了一位英勇的战士，而且是一位过去十年来曾经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好青年。然而，他现在竟犯了一件不可赦免的罪行。他枪杀了他的同志，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英勇的黄克功同志了。他忘了党的主义，他背弃了群众，他杀害了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削弱了自己阵营的实力，也就是敌人的帮凶。如果他今天所杀的是敌寇，是汉奸，是托派……当然，我们无判他死刑的理由。但是，现在我们不得不忍痛用一粒子弹结束他的生命。” 为什么杀了王实味之类的人物就“无判他死刑的理由”呢？道理很简单，他们是“敌人”么。所以，在“抢救运动”中的那些冤魂就长期不得昭雪，甚而至于几个借道解放区去南洋和澳洲谋生的“老外”俄罗斯人和南斯拉夫人也被康生命令保安处连同王实味一道处决，杀死后又将尸体塞入枯井内，等到蒋军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时发现了这些尸体后大做文章，抬将出来陈列示众，西安方面也大肆张扬，给中共的声誉造成极坏的影响。但是反过来，以彼时的“革命”逻辑判断：凡是敌人反对的……所以不独杀之有理，且必将杀之。 1943年“抢救”高峰时，“延安十老”之一的民主革命元老、诗人钱来苏，他和儿子钱家骥向往延安经王世英联系到延安，钱家骥因为在墙报上画了一幅向日葵比喻心向延安，其父子以及钱先生的女婿孙静远就被诬蔑和怀疑为日本特务，遭到车轮战术的逼供。愤极了的钱来苏先生对着被逼前来要其“坦白”的王世英大怒道：“介绍来延安是你，特务之冤又是你。”于是绝食抗议。气极了的钱先生还说出一句痛心话：早知如此，不如在家当汉奸！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如以薄一波的见闻，他到延安参加“七大”和入中央党校学习。 其间“有一件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地涌上心头”，什么是薄一波这位老革命后来难忘的往事呢？原来他把随来延安的母亲安排到深沟的窑洞居住，一天他去看母亲，不料母亲死活不要住了，为什么呢？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薄一波于是去看个究竟，果然六七个窑洞里关着百余号人，其中有许多人已经被折磨成神经病，后来他得知，这些人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薄一波愤慨地说：这“简直是对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老干部的迫害、摧残”！ 王明也正是当年王实味被指责为“托派”的言论：斯大林人性不可爱；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叛国案可疑。苏联搞的那套肃反扩大化多多少少影响到中国，党内斗争之残酷有时竟甚于真正的敌人，曾经我们把子虚乌有的所谓“托派”看得比敌人还“敌人”。这个源头正是出于斯大林，据《季米特洛夫日记》披露，早在1937年11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王明、康生、王稼祥时就指示说“托派必须追捕、枪毙、消灭”！因为“他们是全世界的奸细、最恶毒的法西斯走狗”！ 在张闻天遗憾黄克功杀掉的不是“托派”之后，被黄枪杀的民国初年晋南镇守使董子安的孙女刘茜本名董秋月假如不死后来会如何呢？我们从她姨表妹的回忆文章中得知了刘茜家人后来的遭遇其妹自杀又被抛尸荒漠，那个一心憧憬着真正的爱情和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小姑娘，如果她没有被黄克功枪杀，这个刘茜的未来会如何呢？历史不容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