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含冤研究未来战争 推翻“诱敌深入”战略方针
在我军众多的将帅中，粟裕以擅长大兵团作战指挥而扬名中外，享有“常胜将军”的殊荣。建国后，他在蒙受冤情的情况下，仍以带病之躯，研究未来战争与现代化国防，呕心沥血，为创新军事科研作出了独特的建树，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理论遗产。刘伯承曾评价说：“粟裕同志知深勇沉，非常优秀，百战百胜，有古名将之风，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是中国的战略家。” 身负冤情仍长期思考 1958年，粟裕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离开了军事指挥第一线，并被限制接触部队。1963年7月，根据叶剑英的建议，粟裕主持军事科研第一线领导工作。1972年，粟裕任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院党委第一书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率先提出要在军事理论战线上解放思想。他反复强调，军事科学研究要走在前面，为国防现代化服务，着重研究在现代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敌人的方法，解决如何打赢未来战争等问题。 粟裕一生6次负伤，虽然重病缠身，冤案平反进展缓慢，他仍不计较个人的生死荣辱，始终想着如何为后人留下更多的军事思想和作战经验，以应对未来战争。 粟裕长期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已经出现的原子武器、核武器及电子、化学、激光等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认为我军实际上已进入常规战争向高科技战争的过渡时期。考虑到我国的国力与军力实际情况，粟裕经过广泛调研，对我国需要如何应对未来战争，进行了长期缜密的思考。粟裕说：“未来战争我可能看不到了。但我是一个革命几十年，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如果面对新的形势看不出问题，或者不敢把看出来的问题讲出来，一旦打起仗来，就会多死多少人，多付多少代价。而我们这些老兵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从1976年底开始，粟裕作了一系列建议、讲话，步步深入探讨未来反侵略战争问题，还抓紧时间进行战争回忆录的撰写，在报刊上发表，弘扬我军光荣传统。 粟裕认为，未来的反侵略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一定要持科学而审慎的态度。1977年春天，有的同志建议他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在较大范围内讲一讲，他认为，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了，对于这样一个问题，需要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要进一步地研究。粟裕考虑到这些问题涉及到对军事思想以及战略方针、作战指导思想的不同看法，必须慎之又慎。他说，当然随便放一炮是可以的，但放炮要考虑到后果，特别是像他这个地位的人，放一炮会引起一些反响，如影响到部队的士气，起了“动摇军心”的作用，那就不好了。之后，粟裕对未来战争初期作战转入了更深入的研究。 粟裕经常强调，为了搞好军事学术研究，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干部要与部队干部交流，要多下部队代职或搞调查研究，使研究工作与部队实际相结合，和现代斗争相结合。1977年8月，粟裕在参加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和军委座谈会后，即赴新疆考察，先后到乌鲁木齐、伊宁、独山子、石河子等地察看边防要点和军事工程，并从空中观察了天山南北的地形。考察结束后，他就新疆战备工作问题，向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和军委战备委员会提出许多关于新疆地区战备建设的建议。此后，他不顾年高体弱，又多次抱病赴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上海、江西、湖北、广东等地勘察地形、视察部队，深入作战部队和边防海防前哨，针对现代战争的特点和敌我双方的情况，广收资料，精心研究，并与当地驻军和地方党政领导探讨未来反侵略战争可能遇到的问题和采取的措施。 粟裕外出调研，总是轻车简从，从不讲究吃住，也不参加宴请。有些单位的领导利用晚上或星期天来看望，他都是先表示谢意，再劝他们不要再来了，免得影响工作。他向工作人员特别交代，绝对不能接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任何礼品。粟裕的足迹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边疆海防，为探索未来的反侵略战争，躬身实践，竭尽了自己全部的精力。 向党中央汇报研究成果 经过长期的调查和思考，粟裕感到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全过程作具体分析，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应把研究重点放在战争初期，因为战争初期对整个战争发展进程关系重大。1978年1月2日，粟裕向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报送了《有关战争初期作战问题的几点意见》，这是他多年来就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思考的结晶。在这个报告里，他根据新的情况，提出了许多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看法和建议。如：发动决战的地域选择，阵地战的地位和作用，平原地区要不要堆山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完不久，1979年1月11日和13日，粟裕又先后在军事科学院高级系毕业班和中央党校作《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报告，对未来战争初期作战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报告全文不到两万字，围绕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谈了6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军事，必然促进作战方法的改变。发展我军战略战术已成为当前军事战线上的一项迫切任务。粟裕认为自有战争以来，作战方法是同科学技术紧密相联的。现代武器装备已发展到以导弹、核武器和电子技术为代表的时代，并向精确制导等更高的水平发展。作战方法是人与技术两个因素的结合。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作战指导思想，是打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依靠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援下，发扬我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优良传统，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武器装备的变化，必须采取新的作战方法。 其二，战争初期，首要的是抗住敌人的战略突袭。在作战指导上，既要避免战略决战和大的战役决战，又要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挫败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稳住战局，为尔后大量歼敌创造条件。在现代条件下，为适应战争情况的发展，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这几种作战形式的运用，要有新的变化，要研究新的打法。粟裕认为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形式的主要特点，将是依托阵地的作战和不远离阵地的作战，配合以广泛的敌后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小规模运动战。粟裕尤其强调要注重反战略突袭。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就要着眼于抗住敌人战略突袭的最初几个浪头，挡住敌人的“三板斧”。敌人将可能依恃其武器装备的优势，从陆海空对我进行战略突袭。我军需要保存有生力量，避免过早与敌决战，并通过积极的作战行动，大量削弱、消耗和歼灭敌人，阻止敌人长驱直入，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以稳定战局，迫使敌人同我们打持久战，为转入相持和反攻创造有利条件。 其三，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要紧密结合运用，要有一些新的打法。在新的条件下，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打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而是依托阵地，对进入我预设战场，突出冒进，缺乏补给之敌，给予歼击。要在主要作战方向和关键作战时刻，掌握局部制空权，打坚固防御战。在重点设防地区，有重要价值的城市、要点、海岛、海岸必须坚守，有的要长期死守。要树立顽强坚守、反复争夺、独立作战、长期作战的指导思想。 其四，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在现代条件下要有新的做法和要求。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是我军建军以来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军历来打败敌人的主要作战方法。这个原则，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同样适用。在战争初期，为了保持还击力量，我们要避免与敌重兵集团决战。各级指挥员要善于创造和捕捉战机，诱使或迫使敌人犯错误，积小胜为大胜，促使敌我力量对比产生有利于我的变化。 其五，要把战场建设提到战略高度来对待。在现代条件下作战，尤其是在武器装备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搞好战场建设非常重要。它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而且和作战思想、战术运用有关联，是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在敌后和敌占城市开展新型游击战，一定要搞好重点守备的要点、重要城市的设防和堡垒地带的建设，同时搞好在重要方向适当纵深地区预设战场的建设，形成积极防御体系。在火力配系上，凡是长期坚守的阵地，都要构成与各种障碍相结合的以打坦克为主的多层火网，并要巧妙地部署侧射、斜射和倒打火力。还应注重交通建设，应该注意平战结合，以适应未来作战的需要。 其六，活跃军事学术思想是发展我军战备战术的重要条件。活跃军事学术思想，发展我军战略战术，必须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使自己的思想从他们的长期禁锢下解放出来，实事求是地分析现代战争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研究现代战争及其指导规律。 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粟裕对未来战争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 他的报告在军事学术上打破禁忌，鼓舞了军心民心。自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以我为主”方针以后，许多同志不大敢提学习外军经验，怕犯“教条主义错误”。当时对外军的军事理论、作战方法的研究不够，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批评和口号式的反对上。粟裕敏锐地感到，这种片面武断的军事科研倾向，将对我军有效应对未来战争产生不利的影响。粟裕认为：不能把“以我为主”理解为只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才是好的，外国的东西都是不好的。“以我为主”绝不是闭关自守，闭门造车。同时，把毛泽东军事思想歪曲，照搬照套，甚至断章取义，这些做法严重地束缚了思想，极大地阻碍了军事学术思想的活跃和发展。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必须改变。 粟裕《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报告，冲破军事领域“左”的思想的长期禁锢，提出按唯物辩证法办事、活跃军事学术思想、发展我军战略战术的问题，这不仅打破了军事学术上的禁忌，还从精神上鼓舞了军心、民心，增强了军队高级指挥员必胜的信心，坚定了地方领导安心发展经济的决心。许多地方领导评论到：国家有这样杰出的将领，国防一定会有坚强的保障，地方也就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发展经济和社会建设中去。 粟裕的报告从战略准备上改变了中央军事的战略方针。粟裕提出：在新的条件下对付现代化敌人的作战方法，必须发展我军的战略战术。有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在战争中既可以争得战场上的主动权，又可以弥补自己武器装备力量之不足。由于粟裕的不懈努力，在1980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中央军委决定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战略方针改为“积极防御”战略方针，肯定了“诱敌深入”不再是指导未来反侵略战争全局的方针，也不是新时期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必须的战略措施。 粟裕的这个报告，不仅在全军引起强烈的反响，还受到国际上的广泛关注。报告对军事理论战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回答现代条件下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的新问题，对战备、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都起了极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国外的军事评论家认为，粟裕是中国主要的战略发言人，从他的报告里看到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军事发展的方向。 粟裕《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标志着他对现代战争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粟裕报告中的许多重要观点，至今对我军军事斗争准备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周恩来震怒特大外交丑闻 肇事者被毛泽东保下
文革”期间，由于我国的外交工作人员疏忽而导致一场巨大的外交事故的发生，此事件被周恩来认为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特大外交丑闻。 误入以色列使馆 1973年5月7日中午，中国驻希腊大使周伯萍外出归来，在大使馆区看到很多车辆来往，心想是否有什么外交活动，便让翻译回馆查看是否有请帖。翻译 回馆后从值班人员那里得到报告，说当天中午科威特大使馆有国庆招待会，只剩下10多分钟的时间了，周伯萍听到报告后，赶紧驱车前往。但其实那个翻译在匆忙 中并没有看请帖，而那个值班员看到有一张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请帖，大使的名字叫科威克，便误以为是科威特大使馆。 当时的周伯萍因为过于匆忙，自己没有按照程序亲自将请帖过目。当他们出了中国大使馆后，就随着车多人多和有警察引路的方向走，鬼使神差般地进了以色列的大使馆。 翻译错把“这里”翻成“雅典” 当时周伯萍既没有见过科威特大使，也没有见过以色列大使，以为站在门口迎接的就是科威特大使，下车后就和他握手，匆忙中就连挂在门口的以色列国旗都 没有细看。此时，站在门口的《纽约时报》记者看到中国大使前来以色列大使馆，觉得非常意外，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对以色列一直不予承认。美国记者便问周伯萍： “来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要承认以色列？”他问的是“这里”，因为读音相近被翻译错误地翻成“雅典”，周伯萍以为这是西方媒体的无理挑衅，便一句话顶了回 去。 第2天，《纽约时报》就中国大使到场祝贺以色列国庆发了报道。从罗马尼亚大使那里得知事件真相的周伯萍这才如梦初醒，他知道自己犯了大错：国际“反 华势力”定会以此事大做文章，离间中国与政治盟友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势同水火，为防止事态扩大，周大使向希腊外交部和各阿拉伯国 家解释，此事件系工作失误所致，中国外交政策不变，不久外交部要他立即回国。 周恩来定性此事为特大丑闻 周伯萍回国后得知周恩来已经将此事定性为“特大丑闻”。说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在国务院此后召开的国 务会议上，周恩来盛怒道：“美国出了水门事件，中国也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本以为要倒大霉的周伯萍却没有栽倒。在关键时刻，毛泽东救了他。毛泽东在由总理办公室起草、以外交部名义上送的报告中删掉“十分极为荒唐、极为严重的政治错误”，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周伯萍对错误的认识从“较好”改为“很好”。 毛泽东的批示转送给周恩来后，周恩来要求外交部根据主席批示重新估计错误性质，对周伯萍要鼓励。因此周伯萍此后不但没有被免职，反而调任驻阿尔及利亚和扎伊尔大使。
华罗庚给总理写信：请许我改名换姓工作
2006年4月5日，笔者到北京市昌平区“文革”物品收藏家刘平起家看他收藏的名人手札。在他众多的藏品中，一封华罗庚在“文革”期间致周恩来的“请求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封信是华罗庚于1967年在武汉写的，信是写在武汉东湖招待处信笺上的。信笺纸“文革”特色非常鲜明，共两张，每张纸的天头都有毛主席语录的中英文大红字。语录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毛泽东。”地脚有“武汉东湖招待处”字样。全信内容如下： 敬爱的周总理： 我写这封信以万分迫切的心情，肯应为“恳”求您批准上海科司的要求，去上海和他们一起搞统筹方法的宣传推广工作。 主要设想是： 1．尝试破知识私有之私。运动前增应为“曾”初步做了把科学之法交给群众，现在更设想在共同学习的过程中，在若干行业中建立成工人队伍中自己讲授及灵活运用统筹方法的骨干力量。我们做他们的助手和学生。 2．步骤先在上海搞，先在已开始搞过的单位中物色对象，我们和他们一起准备讲稿。大致一月，然后由他们就其所在行业办训练班，我们做助手工作，并在普及的基础上共同提高。大致一、三个月后，可以有一批专业“讲师”了，然后在全国有需要的地区进行推广，务求在促进生产中能成为工人群众革命干部的一个组织生产的工具。 3．还准备了一些“平话”，在摸清需要后，把方法一一交给群众，并搜集资料为教学改革作参考。 4．生活力求朴素。请允许我住一椅、一桌、一床、一灯的房间，允许我改名换姓工作。 总之，觉得为了明年生产的特大跃进，先应为“现”在该动手了，从上海开始条件较好。 对我个人来讲，如能以我的不太长的一生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做一个小小的注脚好了！为最大的满足，敬礼。 华罗庚 笔者问这封信的来历，刘平起说，是他前些年在北京南城柳村捡破烂的集散地收到的。这里是国务院各大部委处理废纸的地方，作为收藏者来讲，里面的好东西多得很。他收集的名人手札百分之八十都是在这里搞到的。 笔者将这封信拍照后，告别刘平起回到家中，即开始翻阅《周恩来年谱》，可是没有找到与这封信有关的信息。在《周恩来年谱》1970年3月4日这天有一条是这样写的：“就华罗庚来信反映其数学手稿被盗事批示国务院直属口党的核心小组和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次之，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再次，科学院数学所封存他的文物，请刘西尧时任周恩来派到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查清，有无被盗痕迹，并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他；第四，华的生活已不适合再随科大去‘五七’干校或迁外地，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他住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 在华罗庚的《呕心沥血为人才》的回忆文章中，也未提及1967年这封信。华在文章中写道：“我永远不能忘记周总理几年来对我的关心、鼓励和支持，尤其值得怀念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最艰难的1970年。当时，周总理身处逆境，又万务丛集，但他却不顾个人安危和病体，仍然细致地、尽力地保护我，安排我的生活，关心我们把数学方法用于经济建设的工作。周总理最理解科学工作者的心情和疾苦，为科学家造就了深入实践的机会。在十年动乱中，要是没有总理的批示，我可能不是离开了人世，就是无所作为了。当时，我能和大家在一起，做出一些成绩，都应该归功于周总理的关怀。” 难道周恩来没有看到这封信？不应该啊，起码国务院是收到了这封信的，否则也不会从国务院的废纸堆中流出来。那为什么没有文字记载呢？笔者百思不得其解，这是一个疑点；二是，这封信为什么未落具体写作日期；三是，华罗庚到武汉干什么去了；四是，如果周恩来看过这封信，为什么没有批示？看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一切都有待于知情者来解答。 这封信，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位著名科学家的生存状况、科研状况。即便在那样恶劣的情况下，华还不忘自己的研究课题，不忘为国效力。为了争得自己的研究权利，可以当“助手”和“学生”，生活条件仅仅是“住一椅、一桌、一床、一灯的房间”足矣，甚至不惜“改名换姓”工作。身处逆境，却矢志不渝地忘我工作，华罗庚不愧为一代宗师和楷模。
孙中山讨伐陈炯明：曾威胁使用毒炮弹和达姆弹
广州的局势在继续恶化，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全国巨大的压力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界一片轰动。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数百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 同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孙中山不仅将他与陈炯明的矛盾公之于众，而且还语气颇为严厉地说：“现在我得向你们全体提出请求：请你们在10天内，以同一口径对他们发出警告。告诫其撤到距离广州30里以外地区。若他们置之不理，时间一到，别说我孙大炮扯大炮，我将用3寸直径的大炮发射有毒炮弹轰击他们。我会提前9小时发出通知让市民躲避，接着的3小时内，达姆弹将落到他们头上。那样的话，他们60余营的兵力会全部完蛋。” 6月13日陈炯明从报纸上看到孙中山的警告，急忙给叶举写了一封亲笔信，并派秘书陈猛荪亲自送往广州。自孙中山的警告发出之后，双方的火药味越来越浓。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广州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用武力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出的秘书陈猛荪把亲笔信送到叶举手上。陈炯明在信中劝止叶举别意气用事，要将粤军在限期内撤出广州，并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守住南方根据地，继续支持先生革命。叶举阅后，无名火起，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他说：“陈炯明真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根本不懂军事。人家都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了，他还想着接应孙中山北伐。”他气愤地质问陈猛荪：“回东江我们去哪里找吃的？你回去告诉陈总司令，我们已准备通电南方政府，本以护法而起，黎元洪6月11日由津入京复任大总统，故要求孙中山下野，如孙不下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猛荪立报陈炯明，陈炯明听后怒不可遏，抓起桌上的茶盅狠狠地摔在了地上，“砰”的一声，茶盅的碎片散了一地。陈炯明看到落地开花的茶盅，颓然地瘫坐在太师椅上，双手按住大阳穴不住地揉搓。 6月15日晚上，白云山下的叶举司令部外警备森严，粤军旅以上的军官急匆匆地赶到这里集中，叶举正在此召集一个秘密的军事会议，商量用武力驱逐孙中山下野的计划。会上洪兆麟、杨坤如极力主张立即冲进总统府活捉孙中山，熊略等则主张先炮击总统府，将孙中山赶出广州。叶举本来赞同第一种意见，想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活捉孙中山，但想到陈炯明那信中的劝止又不觉犹豫起来。最后决定采用炮击方案，并确定熊略为行动指挥官。熊略受命后，还是感觉把孙中山赶出广东为最最上策，遂派亲信到总统府向孙中山秘书林直勉暗中通报，让他赶快逃跑，以免炮火误伤。 其实早在当晚10点，总统府已接到一军官电话：“今夜粤军或有不轨行动，将不利于总统，务请总统离府。”但孙中山认为是谣言，不肯信。当林直勉12点又得到类似消息时，孙中山仍不肯相信。他说，当年陈炳焜、莫荣新在广州如此作恶多端，尚不敢公开叛乱，何况陈炯明、叶举等人跟随自己多年，粤军第一军是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不会敢于公然发难。林直勉看孙中山如此固执和自信，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非常清楚，观音山总统府只有50多名卫士，所有的武器，就是34支手提机关枪、一万多发子弹。队长姚观顺直接负责保卫孙中山与宋庆龄所住的越秀楼，万一孙中山有何闪失，他将如何向国人交代。 16日凌晨1点钟，已经能听见总统府外的部队的集结声和嘈杂声音了，林直勉等三人再来劝孙中山离开，可是孙中山仍说：“陈炯明胆敢作乱，我便要负平乱之责，如力不如，唯有一死，以谢我四万万同胞。”已是凌晨三点，林直勉仍无法劝说孙中山离开总统府，见情势越来越危急，林直勉只好强挽着孙中山离开了总统府。林直勉在离开总统府之前叮嘱马湘，要调集总统卫队及武装力量，保卫总统府和宋庆龄的安全，尽可能把一些机要文件转移出来。马湘自知情况紧急，催促林直勉赶快掩护孙中山离开，他即把电话打给了马亮。马亮和刘阳一班人十万火急地赶到了观音山，与马湘的卫士们一起作好战斗的准备。 孙中山从总统府右侧的粤秀街走出，他身穿白夏布长衫，戴墨晶眼镜，很像个医生。在街上碰到叛军，林直勉说：“我的父亲患了重病，所以不得不深夜请医生到家里诊治。”泰然自若的孙中山并没有引起叛军怀疑。一路上，他们又数次与叛军遭遇，但是孙中山的态度一直很从容。他们沿着长堤一直走到海珠公园附近，公园是江中心一个不满1000平方米的小岛，当时海军的总司令部就设立在这里。 孙中山一行雇了小船渡河前往海珠军部。行至河中时，有哨兵喝止，喊口令，而他们又答不上来。紧急之下，林直勉大声喊：“我是总司令的朋友，来自总统府，有要事报告。”海军总司令温树德亲自出来，林直勉说：“大总统在此。”这才得以登岸。 在孙中山顺利撤出之后，总统府外，叶举命令熊略指挥第二师4000多粤军围攻总统府。熊略组织了多次冲锋均被总统府卫队击退。伍仁带着一营兵力，冲在最前面。马亮、刘阳的手提机枪不停地扫射，最终无法抵挡伍仁的猛烈冲锋。下午4时，总统府终被占领，财物被抢劫一空，大批文件被烧毁。马亮和刘阳看着总统府燃起的熊熊火光，心中一阵紧缩。边打边往越秀楼靠拢，以接应马湘他们。 伍仁知道越秀楼是孙中山的居所，指挥士兵拼命冲锋，却被马亮、刘阳的机枪挡了回来。情急之中，伍仁分出两路人马，一路由前门佯攻，另一路从后门冲进去。马亮和刘阳见状，大吃一惊，赶忙抄起手提机枪，从前门打开一条血路，掩护马湘和黄惠龙护着宋庆龄从前门逃出来，就当埋伏在附近的粤军冲过来的时候，马湘急中生智，把自己手中的50多枚银元撒在地上，趁叛军抢钱之时，匆忙躲进了对面小巷的一家开着门的民宅中。伍仁见到那些蜂拥而上的抢钱士兵，开枪搁倒了几个。大声骂道：“见钱眼开的，我毙了他，快冲进去，抓孙大炮，重重有赏。” 其实此时的孙中山已转移到“永丰”舰上，外交总长伍廷芳慌忙前来谒见。孙中山嘱伍廷芳尽快把广州叛乱的情形设法转告北伐诸军，想法通知胡汉民、许崇智速回师广州，平息叛乱，同时将陈炯明等叛乱内情转告外国驻穗使节，以争取国际上的声援。
毛泽东用兵“真如神”？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美国著名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这样描述过舞场中的中共领袖：周恩来的华尔兹舞是第一流的，刘少奇的舞步像数学一样准确，朱德的步伐像是长征，而毛泽东的舞步则常常出人意料，总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跳舞。 当毛泽东旋转到战争这个舞台时，他更是强调主动权。要依照自己的节奏进退，要迫使敌人按照自己的节奏行动。他从容地驾驭战争，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指导战争，夺取胜利。 这份自信、这份潇洒，令许多人着迷，令许多人赞叹。建国后，当他谈指导战争和指挥作战的诀窍时说：打仗没有什么神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战略战术，无非就是这四句话。 简单四句话，揭示了战争中的主动与机动、打与走的辩证关系，它几乎可以诠释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所有的战役战斗，是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的精髓。 任何军人都明白一个道理，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必须力避被动，力争主动。主动权，是胜利之母，掌握了主动权，常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失去了主动权，就要受制于人，兵临险境。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征是敌强我弱，人民军队基本上处于战略被动地位。掌握主动权，对于人民军队的作战行动来说，尤为重要。要生存，要发展，就只有以战役战斗的绝对主动来争取战略上的主动。如何掌握战役战斗中的主动权，这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必须解决的问题。 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寻找答案过程中付出过惨痛的代价。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秉承苏联红军的战略战术，先打红旗，再以堂堂之阵迎击敌军，虽然英勇悲壮，却无一不遭受极大损失。 毛泽东是党内最早觉醒的军事指挥员。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在起义部队前委会议上，他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农村，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从被动中赢得了主动。 在古城会议上，毛泽东作出了向井冈山进军的决策。在竹海苍茫、云雾缭绕的井冈山，毛泽东寻找着后续的答案。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一个在井冈山当了几十年山大王的朱孔阳，外号朱聋子，不管官府如何清剿，他总有办法逃脱。他的生存秘诀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钻，钻不赢就化。毛泽东从中受到启发，说：我们对付敌人的方法，要看敌人的多少，了解敌人的情况。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 最深奥的战术原则就是这样被毛泽东用异常通俗的语言一语道破。这一作战原则在教条主义者看来，根本登不了大雅之堂，但它却实用有效。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精确阐明了作战中“打”与“走”的辩证关系，也是对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战争目的的最好诠释。“打得赢就打”，主要体现为进攻性，就是在战役战斗中，不放弃任何歼敌时机，主动进攻，速战速决。“打不赢就走”，则主要体现为流动性，就是不固守一城一地，这里不好打就到别处打。 1931年6月，蒋介石亲自指挥30万大军，还特别带上了英国、日本、德国的军事顾问，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发誓要在三个月内肃清红军，“如不成功则成仁；如不获胜，自刎首级”。 红军只有3万人，敌强我弱。毛泽东、朱德命令正在分散开展群众工作的红军向兴国西北的高兴圩集中，以待机破敌。 蒋介石发现红军主力行踪，立刻集中9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毛泽东避实击虚，确定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决定主力秘密北进，首先夺取富田、新安，然后由西向东横扫敌人后方联络线，迫敌主力回头，再乘其疲劳“打其可打者”。 但国民党军两个主力师却抢先一步到达富田。毛泽东立即改变计划，率领主力悄然返回高兴圩，继续待机。 此时，各路国民党军已将红军压缩在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域，形势异常严峻。毛泽东依然以走求主动，以走调战机，指挥红军主力穿越山区，神出鬼没地从两路敌军之间约20公里的空隙跳出包围圈，突然对实力较弱的国民党军第3路进击军发起进攻，歼灭其1个旅又一个多营。随后疾速脱离战场，奔向良村，再歼敌1个师大部。 良村战斗后，红军本想乘胜攻占龙冈，当发现国民党军已经在龙冈凭险固守时，毛泽东再次改变决心，以一部兵力佯攻龙冈，造成假象，自己则率领主力继续东进，在大雨滂沱中突然对黄陂发起了猛烈进攻，再歼敌4 个团。 红军三战三捷，大煞国民党军的威风。蒋介石恼羞成怒，命令各路部队迅速东进，以密集大包围态势压向红军，并下令“以东固为中心，纵横25里一律平毁，格杀无余” 红军再次陷入国民党军的包围。毛泽东再次施展了走的战术，以红12军扮主力佯动，将国民党军主力牵向东北方向，红军主力2万余人则秘密向西疾行，又从两支国民党军部队间约10公里的间隙中跳出了合围圈，到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地区隐蔽休整。 国民党军在红12军后面翻山越岭，整整转了近半个月，方知红军主力在兴国，只好掉头西进。此时红军主力已经休整完毕，已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走了之。国民党军又扑了一个空。油盐告绝，粮食困难，人困马乏，“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国民党军再也无法追击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兵。 毛泽东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他立即要求红军主力展开追歼作战，连打三仗，大量歼灭了敌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 三个月过了，蒋介石当然不能自刎首级，但他却气得口吐鲜血，黯然返回了南京。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有人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走出来的。”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毛泽东曾下大功夫研究了走的问题，他归纳出四种情况下不能打必须走：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时；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不好打时；三是遭遇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不好打时；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不好再继续打时。 无须讳言，毛泽东也打过败仗，但他从“不二过”，总是能从败仗中汲取经验。更多的时候则是因势利导，巧妙地将败仗转化为胜势，形成令人惊叹的战争转换。而走，则是完成这种转换的基本方法。长征路上的土城战役就是一例。毛泽东本来打算在土城歼灭川军，打开北渡长江的通道，但激战一天，却未能歼灭川军，红军反而陷入危险境地。 毛泽东果断放弃了北渡长江计划，指挥红军甩开双腿，驰骋于川、滇、黔的高山峻岭之间。毛泽东的走，走出了四渡赤水的千古绝唱；毛泽东的走，走出了红军行动的主动权；毛泽东的走，走出了急流险滩，走向了光明的前程！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争在更加广阔的舞台上展开，毛泽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思想，也进一步得到丰富发展。在毛泽东的调度指挥下，各大战区指挥员在“走”字上大做文章。 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针对国民党军重兵集结、分进合击的特点，在苏中、苏北、鲁南战场打一仗、歼一部、退一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 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抓住国民党军部署分散、后方空虚的特点，在陇海铁路南北地区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各个歼敌。 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充分利用东北平原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的条件，长途奔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逐步扭转战局，完全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光走不打是逃跑主义，光打不走是拼命主义。只是善“走”还不足以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只有会“打”方能消灭敌人，最终达成战役、战斗的目的。打是目的，走是手段，一切走都是为了打，以走创造战机，以打达到目的。 当人民军队转入大规模的运动作战后，毛泽东便将注意力放到了如何“打”、如何“大打”上面。 1947年4月，晋察冀军区决定发起正太战役，首先歼灭石家庄外围的国民党军，然后沿正太铁路向西，求歼由太原出援的国民党军。就在战役即将发起时，风云突变。国民党军集中7个团的兵力，对冀中解放区重镇胜芳镇发起进攻。 是回师援冀，还是继续发起战役？聂荣臻等指挥员决定：不为敌人攻势所动，按预定计划发起战役。晋察冀军区部队顺利完成第一阶段作战目标。主力置攻入解放区的国民党军援军于不顾，迅速西进山西，发起了第二阶段进攻作战。 毛泽东接到前方报告，极为欣慰，电示聂荣臻等人：“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这份电文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作战原则。晋察冀军区部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横扫晋西南，围攻阳泉，诱出太原国民党军两个师来援，将其包围于测石驿地区彻底歼灭。整个战役，共歼敌3.5万人。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正太战役本身规模并不大，但毛泽东在战役过程中所提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原则，却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原则的重要发展，标志着毛泽东的作战指导已经如中国古代兵法说的，“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进行着完全掌握主动权的作战。 确立了这一作战原则，毛泽东马上将之付诸战争实践。两个多月后，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还在持续，毛泽东即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方针”，指挥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挺进中原，发起战略进攻，搅得中原大地地覆天翻。国民党军手忙脚乱，转瞬间就由重点进攻的主动变成了四处堵击的被动。 傅立群(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博士生导师)：“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关键在于要有“我的”一套。首先是不与强敌纠缠，决不在敌人期待的时间、地点，以敌人期待的方式与敌人交锋；其次是以灵活的机动与作战，调动敌人，制约敌人，把战争完全导入对自己有利的轨道，按照自己的节奏、方式，完全主动地与敌人交战。人民军队之所以无往而不胜，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形成了“我的”一套，形成一整套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完全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建立“我的”一套，目的是要掌握主动权。 “我的”一套决不是不管对方的自我表现。而是既要知道自己，更要了解对方，知己知彼。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是以游击战为主的“我的”一套，后转变为运动战为主，赢得了四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抗日战争开始时，毛泽东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反侵略战争的“我的”一套。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审视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再次转换了“我的”一套，将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紧密结合，灵活运用。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你有你的一套，我有我的一套，我的一套包括战略、战术作战中一整套指导原则和作战方法。它不仅具有机动的灵活性，更有严密的科学性。 “各打各的”自然被兵家所乐道，但却很难实现。毛泽东却总能赋予它神奇的“功效”。后人发现：毛泽东最善于因敌用兵，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最善于因地用兵，在什么地点打什么仗；最善于因时用兵，在什么时间打什么仗；最善于因己用兵，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并最善于择军选将，总之，最终他总是打胜仗。 有了“我的”一套，就可以制约敌人的一套。你打阵地战，我打运动战；你打速决战，我打持久战；你打分进合击，我打诱敌深入；你打到这边，我打到那边；你要打，我不打；我要打，你不得不打；你打我时，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打得准，打得狠。毛泽东的战争指导已经达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因此演绎出一幕幕令人回味无穷的战争奇观。
蒋介石一生两休三娶“换妻”理由：为了革命
爱情就像两个人的战场，你来我往也需要投机策略的运用。蒋介石就是一个深谙于此道的高手。作为一个万众瞩目的‘领袖’，他的感情生活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下，和几个女子的情感过招，也显得有声有色，招招精彩，其中不乏情场投机技巧。 宗字诀 在中国人的传统中，孝是一个上顶天，下顶地的东西。因此必须在行为上成为孝的表率，才能得到更多人的拥护和信任。所以蒋介石在感情中，也往往用孝字打头，来掩饰自己的多情和薄情。但实际上，这种虚伪的掩饰只是让更多的痴情女子为蒋介石而受伤。 用孝顺的招牌打掩护 在历代官场上，一个人如果以孝顺父母闻名乡里，那么他进入仕途的道路就相对平坦；但相反，如果他是一个弃父母于不顾的不孝之子，即使他拥有很高的才华也会让人嗤之以鼻。因而大凡想要出仕为官的人都大力标榜自己的孝行，在取得官位以后，也要延续此道，以获得同僚的尊重、下属的称赞以及上司的赏识，从而获得更多向上攀爬的筹码。 蒋介石深知孝道的重要，并以此为掩护，停妻再娶。 蒋介石九岁丧父，家道中衰，其母王采玉守寡26个春秋，把所有精力和希望都倾注在儿子的身上，夙兴夜寐，勤俭持家。她是对蒋介石少儿时期，乃至一生影响最大的人。蒋介石对母亲也是极为孝顺，然而他的孝顺更多的是做给外人来看，为了笼络天下人心，博取好的名声，他竟然打着孝顺的招牌做出休妻的惊人之举。 1921年6月，蒋母溘然长逝。11月在其妻毛福梅料理完婆婆的丧葬大事后，还没喘过气来，便从儿子那里转听到丈夫蒋介石关于休妻的训示。其中一段是：“余18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唯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老少，故每于革命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母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 训示中蒋介石的意思是从前革命的时候，都因为有高堂老母而不能尽力而为。如今高堂已去，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勇往直前，不必担心连累家人。同时为了不连累发妻毛氏，他决定要休妻为革命。 而实际上，毛福梅并非不知道他的真实意图。蒋介石休妻的打算不是在母亲去世之后才做的。他的目的也并非为革命，而是为了娶当时和他关系亲密的陈洁如做合法妻子。表面上，他在名义上宣布与发妻毛福梅和妾姚冶诚断绝夫妻关系，彼此关系转成兄弟姊妹关系。但不久之后，蒋介石与陈洁如在上海结婚了。 蒋介石的孝顺是具有复杂多面性的。虽然他时时以孝顺标榜自己，然而在遇到人生重大选择时，他也不会唯母命是从。当年他想要去新式学堂学习科学知识时遭到了蒋母的反对，她希望儿子能学做生意振兴家业，然而蒋介石坚持己见，在妻子的支持下继续求学，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见闻和知识；蒋母临终的时候一再叮嘱蒋介石要终身善待原配妻子毛福梅，否则九泉之下，不能见谅。然而他最终还是“文明离婚”而迎娶宋美龄。 蒋介石的原则就是：我可以用孝顺来为自己博得好名声，而一旦所谓的孝道成了我攀爬路上的绊脚石，我会想法设法地踢开。对待感情也是一样。 表面革命，内心传统 蒋介石虽然常表现出革命先行者的姿态，但内心却保守有传统的规范和标准。有时候甚至会有一些封建思想的残余。 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崇尚三民主义，无疑是革命的急先锋。他两次离婚，三次重娶，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他积极寻求西方支援，观念开放，能够和宋美龄完全西化的生活方式并存融洽，都表现出他的开放心态。但是他的骨子里却有浓重的儒家思想。他用革命的姿态俘获了众多女士的芳心，同时又以相对保守的内心，良好地维持着他们之间的秩序。 蒋介石为了能和陈洁如在一起，对毛福梅说他是为了革命才不得已休妻，在抛弃陈洁如时更是说是为了更好地革命才选择宋美龄；他还为了迎娶宋美龄而积极地加入基督教，摆出一副追赶世界潮流的架势，他无论从行动还是言语上都做足了功夫，让人们都以为他是一个热爱革命，并且是一个可以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的人。 蒋介石虽然在表面上摆出一副革命的姿态，但内心里还是有自己的原则。蒋介石虽然信了基督教，但他骨子里还是封建社会的那一套，并没有因为信仰的改变而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他内心里是有原则的，他善于维持宗族的秩序，他可以很好地处理妻妾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用封建的伦理道德维持父子之间的良性发展，他是一个内心极为保守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他不是想做中国的华盛顿，而是想做中国的拿破仑，他想做一个统一的国家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这一点决定了他无论怎样革命，都必定是一个独裁者。 在该表现出革命者姿态的时候革命，在该保守的时候保守，这是蒋介石独有的应变之道。在公众眼前，蒋介石永远慷慨陈词誓将革命进行到底，而家族里，他是用封建的伦理道德在指挥一切。 总之蒋介石的原则就是：革命是宣传用的外壳，儒家思想是深藏不露的根本。当我需要哪种方式为我所用时，我就选择哪种方式。 坚持宗族长幼有序 在古代中国宗法制度严格的时期，婚姻更多的是为了宗族服务，家族的利益在其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蒋介石眼里，维持蒋家宗族的秩序极为重要，即使他对待生命中曾经明媒正娶始乱终弃的三个女人，也依然是极力维持着尊卑秩序的井然。 他遵照母亲的意思，始终把温柔敦厚的毛福梅尊为长房，而毛福梅也确实做到了一个好儿媳所做的一切。蒋介石与毛福梅名义上离婚，但实质上他一生仍然把毛当做他的原配夫人敬重有加。对于妾室姚冶诚，他把养子蒋纬国交与抚养，另一方面也是承认姚氏在蒋家的地位；他和宋美龄的结合，使得二夫人陈洁如的存在不再名正言顺，因此他把陈洁如送到国外学习，目的也是为了维持家中秩序的和谐。这最终保持了蒋家几房妻妾和平共处，并没有招致太多的非议和口舌。 在对子女的教育中，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宗族伦理的重视。他把伦理教育寓于接受知识的过程中，使学知与做人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给年幼的儿子蒋经国开的书单里，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曾文正公家书》。他期望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成为治国之才，而“治国”，始于“治家”。“齐家”的标准，“在家，对亲需要孝顺”。他效法曾国藩对自己的子弟的训诫，要求自己的儿子，在承袭传统道德上成为模范。 而作为蒋介石的太太，宋美龄虽然对蒋介石的事业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她不担任政府公职，不参加正式高层决策会议，她只愿以蒋介石私人秘书的身份，对外从事政治活动。关于这一条，蒋介石也是深以为妥。他认为，如果夫人也公开搞政治，难免给人以“妇人干政”的印象。事实证明蒋宋的婚姻正是这样秩序井然地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宋美龄陪伴蒋介石走过了他最为辉煌也最为艰难的日子，直到他生命的终结。 正因为蒋介石很好地处理了父子、夫妻、母子之间的关系，以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要求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家庭成员，才最终打造了中国民国时期的第一家族蒋氏家族。这第一的成就不仅是因为他们家族的政治地位，更是因为蒋介石对宗族的重视。 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蒋介石深知只有家族的秩序稳定了，他才能更好地治理整个国家。 让几任妻妾各司其职 蒋介石虽然在表面上一直保持一夫一妻的传统，但实际上在他的生活中，凡是他垂青过的女人，都还在他生活中保留一定的位置。而要让几个女人不相互吃醋，不破坏自己的革命者的形象，维护一个稳定的家庭范围，蒋介石动起了脑筋。他采用的办法就是把几任妻妾安顿在不同的地方，赋予不同的任务。通过这种分工的方式，保存了自己一夫多妻的婚姻实质。 早先为了迎娶陈洁如，蒋介石休掉了毛福梅和姚冶诚。但是实际上，他的原配夫人毛福梅依然占据大太太的位置，数十年如一日在蒋家的丰镐房中当家。蒋介石与陈洁如婚后第三天，就带她回溪口老家拜见原配毛福梅。毛陈相见，即以姐妹相称，陈洁如对毛福梅也是十分尊敬和恭谦，自觉以秘书的身份随侍蒋介石左右。毛福梅以不变应万变，对陈洁如也十分礼让。稳重的妻子坐镇家乡，帮助他传宗接代，稳定宗族；聪明美丽的妾随他在外创业，助他事业有成。蒋介石不让她们在一起，这样避免了很多矛盾，并且让她们知道妻妾名分有别，不逾规越矩维持家族的秩序。 另一方面，蒋介石让每个妻妾对自己的孩子都视如己出。毛福梅亲生的儿子蒋经国10多岁和蒋纬国一起到上海，拜见了陈洁如，将她称作“上海妈妈”。他在上海先后就读于万竹小学和浦东中学，常由陈洁如照顾。陈洁如是个知书识礼的人，对孩子很爱护，不时买些衣物玩具馈送。尤其对懂事沉稳的蒋经国，更是疼爱有加。于是孩子们非常喜欢这位陈家姆妈。而蒋介石的养子蒋纬国4岁半那年，则随蒋介石回到奉化溪口，交由姚冶诚抚养。他称姚氏为“养母”，称毛氏为“娘”，称王太夫人为“祖母”。姚氏没有文化，心地却善良，视纬国为亲生儿子。蒋纬国成人以后，也视姚氏为生母一般。陈洁如和姚冶诚都没有自己的孩子，她们把这份母爱都给了不是自己亲生的蒋介石的孩子，彼此也就很轻易地维持了亲密的关系。 后来，蒋介石在宋氏家族的压力下，口头上和毛、姚、陈都断绝了关系，重娶了宋美龄。但是暗中，他对这几个夫人仍然是加以照顾。毛福梅一直在老家奉化，宋美龄跟蒋介石回乡，也只能装作不知情，避而不见。陈洁如被蒋介石送往国外求学，但是却私下暗通款曲，陈洁如回国后也暗中联系。宋美龄虽然知情，但是却没有因此和蒋介石撕破脸，依然维持着家族的伦理。 可见蒋介石的原则是：让妻妾各司其职，不在家庭内部制造矛盾。 色字诀 真正的英雄并不怕和“色”字沾边，而大多数有英雄情结的男子更以“美人配英雄”为人生一大追求。蒋介石也不例外。就连他青楼嫖妓一事，也做得是尽人皆知，毫不避讳。 给风流披上道德的外衣 中国的封建文人常喜欢流连于歌楼妓馆，与妓女酬唱对饮。他们对自己的这些风流举动常会给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宣称在政治斗争严酷的环境里只有那些青楼妓馆才是他们灵魂皈依的处所，而那些空虚无助的青楼女子们也需要他们的拯救，这俨然成了“英雄救美”的传奇了。 蒋介石虽为一个革命者，但是也曾经流连青楼。他正是在青楼巧遇娘姨姚冶诚，与之发生感情，后来纳她为妾。 但是这件事在蒋介石的口中却演变成另一个版本。蒋介石对二夫人陈洁如是这么说的：“1916年刺客到处寻找我，要刺杀我，我藏身于苏州的‘苏州乐园’。在那里，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做歌女的姚氏。她是一位娇小玲珑的美女，长得很迷人，我和她成为很好的朋友。有一个对她感兴趣的有钱人大发醋劲，几次警告我不要和她来往，并当着众人的面，让姚氏表示和我分手。当姚不答应时，那个家伙竟将一盘鱼翅菜扣在姚的脸上，姚被烫伤了。我闻知十分愤怒，决定把姚带出那家乐园，纳为侍妾。姚对我的举动十分感激。”单纯的陈洁如对蒋介石的故事深信不疑。于是蒋介石就把自己纳妾的丑闻改头换面成“英雄救美人”的故事了。 另外，蒋介石每次为了迎娶新人，也都是用道德的外衣掩盖自己的风流。他为了能和陈洁如在一起，想要休掉毛福梅。就在毛福梅帮助他办完蒋母的丧葬大事后，蒋介石对她及两个儿子去信说：“余葬母已毕，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于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而再有奔波。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从前有“七出之条”，现在蒋介石成功而冠冕堂皇地炮制出了“为了革命而出妻”的“第八条”！这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奇谈怪论。 而蒋介石偏偏就发挥厚黑之人脸厚心黑的本事，给他的风流披上道德的外衣，让人哭笑不得无法反驳。于是蒋介石就是既抱得美人归，又为自己铺垫下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号，完全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传承已久的“七出之条”为男子的风流披上了道德的外衣，使女子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丝毫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还有很多的“陈世美”是为了自己的事业前程而另结新欢，而抛弃自己的结发之妻。而一些柔弱的女子往往也会信以为真地替丈夫的前途考虑，让位于别的女人，让婚姻结束于荒谬的谎言。而蒋介石完好地继承了这些“优良品质”，给他的每一次风流都披上了道德的外衣。 另一半可以衬托自己的身份 普通人都会认为只有权力、地位、金钱，甚或是豪宅、名车、名表可以衬托一个人的身份。但一个人选择的伴侣实际上也能体现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蒋介石就是一个深谙此中之道的人。 民国时代，很多军阀或政客都从旧式婚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转向了新式婚姻的自由恋爱。他们的原配往往都是没有文化的乡下姑娘，而新妻子则一般都是能写会算、追求进步的新式女人。蒋介石是玩转政治的高手，自然知道，一个优秀的夫人能够在内政外交上带给自己多大的帮助，因此单单把迎娶宋美龄看做是满足他自己的私欲是片面的。这场婚姻更多是为了政治上的考量。 宋美龄仪态高雅、雍容华贵，加上天生丽质，是有名的美人；宋家是上海的巨富，与美国有广泛而深刻的联系。放眼当时的中国，她的确是数一数二的。蒋介石心里明白，像毛氏、姚氏、陈氏这样的妻子，虽可以操持家务，相夫教子，但是要母仪天下，还是担待不起的。而只有宋美龄这样的女人，才能担得起中国“第一夫人”的称号。 虽然蒋介石休妻再娶的行为是有争议的，但是试想若不是宋美龄，毛福梅、姚冶诚甚至陈洁如三人中，又有哪一个可以登上国际舞台，和外国元首交谈甚欢？又有谁可以获得更多国际上的支持，为中国革命出力？ 蒋介石的择妻观表现出他的投机之道：一个人的奋斗毕竟势单力薄，找一位与自己身份相称的伴侣，既可以衬托自己的身份，又可以促使自己更加成功，可谓事半功倍。而无论作为男人还是女人，都要不断地充实自己，能够让自己的爱人看到自己的价值，并与爱人相扶与共，这样才能维持长久而幸福的婚姻。 婚姻需要的是谨慎，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如果你决定了自己想要相守终身的人，就应该懂得珍惜和知足。永远都会有更优秀的人出现，但是幸福却并不会始终在你身边。蒋介石虽然风流，但是他跟宋美龄的感情却始终稳定和融洽。因为他们的婚姻就是1+1> 2的组合。 光有一份兴盛的事业而没有一个贤内助，和光有一份炽烈的感情而没有一份能保障这份感情的生计都是不合适的。蒋介石对另一半的选择表现出他的择偶观：另一半应该具备相当的素质，应该能衬托自己的身份。这样才能水涨船高，共同进步。 学会欣赏内外兼具的美 以貌取人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很常见，但是只有注重内涵才能发掘出最优秀的人。 蒋介石在选择她的每一个配偶时都充分重视外表和内在，他自诩为一个英雄而且怀抱着统一中国的豪情壮志，自然需要一位美人来与他匹配。但他绝对不是仅仅注意外表的庸俗狭隘之人，他同样关注对方的内在。 结发妻子毛福梅大他三岁，小家碧玉，温柔敦厚，具有一种母性的美，她孝顺父母，在婆婆去世时殚精竭虑，筹办葬礼操持家务井井有条，并在婆婆反对儿子外出求学时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她既有持家的能力，又有甘守本分的美德，是传统而典型的中国妇女。 蒋介石的二任妻子陈洁如身材高挑，美丽潇洒，并且受到过良好的西式教育，会说俄文、英文，在蒋介石任黄埔军校的校长时作为他的秘书和翻译，随侍左右，相伴相随。她的知书达理使得她从普通女性中跳脱而出，以其独特的魅力让在戎马中奔波劳碌的蒋介石感到温柔和体贴。 最后与蒋介石携手走完一生的宋美龄美丽动人，时尚摩登，是当时上层社会有名的美人。她不仅容貌美丽动人，而且和欧美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她以她特有的作用和方式，对蒋介石的事业进行影响，蒋介石也因为宋美龄的一系列活动，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也赢得了下属的尊重和爱戴。 蒋介石也是一个生性风流，好美色的男子。但是我们看到他在择偶过程中，由择貌向择德转变，再而择才，最后则是择势而取。这不仅表现出他的择偶观，也间接反映了他的用人观。 平时无论是在选择配偶的时候，还是在招聘人才、结交朋友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将内外结合起来，考虑对方的条件。片面的偏倚肯定会有错失。 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位仪表不凡或如花似玉的“美神”作为自己的伴侣。仅仅是因为对方的长相平凡，语不惊人感到不满足，或是由于对方的“年轻貌美”而牵动情思，恐怕有失偏颇。因为择偶不是在选择供人玩赏的艺术品，而是在选择生活的伴侣、事业上的支持者。如果在选择恋人时仅仅是以对方外表的美优丑劣作为唯一的或者主要标准，无视或者忽视对方的内在美，这种爱情的结合，至少是不完美的。 蒋介石找到宋美龄作为自己的理想伴侣，是看中她外在与内在美的统一，然而如此理想的爱情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多见的。恐怕这也是蒋介石最得意也最成功的一次投机。 随着地位爬升不断换妻 民国时期，许多军阀或政客以合乎政治潮流的准则来变换妻子，他们或“离妻再娶，弃妾新婚”，或“休妻再娶，妻妾共处”，用“革命”、“改组”等名称冠之，大有摩登时尚之意。视遵循礼法，从一而终为没有出息。 蒋介石重用的大政客杨森就曾娶过12个老婆，子女多达39人。他更是大言不惭地说：“我是一个爱前进的人，我也要找一个爱前进的伴侣。所以随着时代的进步，我的伴侣有小脚，还有大脚的；论文化水准，有不识字的，有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这样时代前进，我前进，我的伴侣也在前进。”杨森这种将女性物化的择偶观深刻表现了他的时代局限性。 休妻再娶，不仅是政客显贵们私欲的满足，也成为一种工具，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蒋介石就一路在攀登权位的道路上，换了几任夫人。 由蒋母包办的妻子毛福梅温柔贤良、相夫教子、侍养老人，但是日本留学归来的蒋介石已不是当年那个顽皮少年，而是一个欲干大事业的青年革命党人了；同他交往的人不再是赤脚裸肩的放牛娃，而是衣冠楚楚、谈吐不俗的人物了。如果说，在浙东农村，小家碧玉的毛福梅还熠熠发光的话，站在此时的蒋介石身边，就显得泥土气息太重了。蒋对妻子的要求也水涨船高。毛福梅于他如昔日黄花，宜时不宜景了。 而年轻的陈洁如，在上海俄文专修学校毕业，会讲俄语、英语。她高挑身材，戴金丝边眼镜，文静高雅。陈洁如可以做蒋的秘书，在蒋任黄埔军校校长时随侍左右，并能任蒋的翻译。这些自然是毛福梅比不了的，但是蒋介石的野心决不仅仅只在黄埔军校，而是整个中国，而能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的不是陈洁如，而是宋美龄。 宋美龄的高贵、美貌、大气在当时的中国，都无人能出其右。在家内，她是一个推崇西式生活的新潮太太，在政坛上，她是美丽雍容的第一夫人。就连美国人和英国人都对她毕恭毕敬，因为她的家族和自己表现出的那种高贵不可侵犯的姿态，都让人心悦诚服。 这些民国政客们始乱终弃的行为无论用什么借口去抬举，终究是会被时间剥去伪装，露出其赤裸的丑恶面目和时代的局限性。
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红军宋子文不供经费被扇耳光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有言道，两人一好，必有一恼。 宋子文与蒋介石亲如一家的基础是“财神”，二人的分歧亦是因为“财神”。 “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周要发愁。”这是宋子文复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对人常说的一句话。 实际这句话也是有所指的？所指的就是针对南京政府无计划、无政府、无预算的“三无主义”和蒋介石不顾国力、财力一味地“剿匪反共”。 从宋子文上台不到7年，蒋介石已经与共产党打了6次大仗了。他已经对共产党苏区发动了4次“围剿”，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但他的决心有增无减。在1930年底到1932年1月的第一次“围剿”中，他动用了10万部队；在1931年5月至6月第二次“围剿”中，动用了20万部队；第三次“围剿”，是从1931年7月到10月，出动的军队达30万；第四次达50万军队。另外再加上北代，可以不难看出宋子文理财的数十亿元钱哪儿去了？蒋介石由于野心的膨胀，可不管那一套，一个劲儿地“剿共”第一，他不懂财政，只管伸手要钱，也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于是宋蒋交恶的事事在必然，只是时日问题。 开始，宋子文还是让他几分。可是宋子文也是一位受过西方教育有个性、有见解、干工作认真的人。他不像孔祥熙那样婉转，对主子言听计从，逆来顺受。对有些问题还是敢提意见的。在宋子文复出南京财政部长时，他看到政府财政支出没预算，于是就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建立“国家预算制度”。他曾说：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过日子是一样的。家庭没有计算日子就难过。同样国家没有预算就要乱套。 这时的蒋介石，正策划于密室，调兵遣将，筹措第五次“围剿”。有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大举出兵就要有军费做保障。但这次“围剿”要在宋子文没有财政预算的情况中进行。 这天，蒋把宋子文唤到自己的行辕，说： ；我要进行第五次‘围剿’，方案已定，命令已发。希望你这个财政部长配合，每五天要拿出166万元军费。你说怎么样？” “我作为财政部长，实在拿不出那么多的经费。”宋子文再三解释。 “南京政府到底是谁的天下？谁在当家？你懂么！”蒋介石一甩袖子：“你不要干涉太多！” “我不怕丢乌纱！我是对你负责，对党国负责！”宋子文也扔下帽子，拍起了桌子。 “就是你对‘剿共’不积极，不提供所需经费，否则‘剿共’早就胜利了！”蒋介石寸步不让。 “噢！你是总指挥，战争没打胜，倒怪到我头上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国舅据理相争。 “娘希匹！这是我蒋家的天下，你要不想‘剿共’，滚蛋去球！” “你不要这么霸道，不要这样血口喷人！” “娘希匹！我骂你，我还要打你这个狗日的！”蒋介石不能容忍，多年来这位自视清高的大舅子对他的种种大为不敬，一齐涌上心头，一怒之下，赏给宋子文一记重重的耳光，一朵“红霞”立刻挂在了脸上。 “你敢打人？”国舅被这一记耳光打晕了，片刻，反应过来，便抡起凳子，向老蒋砸去。侍从们急忙奔过来拦下，方结束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耳光风波惊动了宋家两兄弟 宋子文被送到自己的官邸后，躺在床上，长吁短叹。 最先听到哥哥子文被打的消息是子安。当时子安正在银行里查账，秘书小柳过来耳语了一番，子安神情十分紧张，立刻又拨通了二哥的电话，通知了子良，接着就跑出了楼，驱车直奔子文官邸。殊不知，他的车刚到门前，就看见子良的红车已进了院子，先他一步到达。 在院子里，二兄弟相见后，直奔子文的会客室，正好碰上大嫂张乐怡。 “大嫂，大哥哩？” “在卧室里躺着哩。” 二兄弟接着噔噔地上了楼，进了卧室，只见大哥躺在床上，长吁短叹。 “大哥，没事吧？” “……”宋子文不答话。 子良见大哥不说话，又道：“他要欺负宋家，没那么容易！你老大发话吧，我们两兄弟该怎么做，你就直说吧！” “嘿，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宋子文对这位曾在上海洋行里厮混过的妹夫，伤心到了极点。”当财政部长跟当蒋介石的一条狗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他的一条狗！”宋子文发了一阵牢骚，守在旁边的妻子张乐怡，听着丈夫的含泪诉说，只能暗暗地流泪。 子安说：“这事我们跟他没有完！” 子良问：“这事大姐和三姐知道了吗？” 张乐怡摇了摇头，把一杯水送到宋子文床前：“喝口水吧？” “……”子文不说话揭开了被子，吼道：“我咽不下这口气！乐怡，你给我拿笔墨来，我不当这条狗啦！” 妻子放下茶杯，脚步轻轻，忙从书房里取出墨笔来，送到子文面前，子文挥笔面景，写下了辞职报告。“让子良给我送去吧。” 宋子良接过这份报告，沉甸甸的，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便挂电话给美龄，不通。接着又挂通了大姐霭龄的电话。 “天都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吗？”霭龄问。 “我大哥被老蒋打啦，也不吃也不喝，又写辞职报告，我也没主意了。” “到底怎么回事？”霭龄急问。 “一句半句，我也说不清楚。” 子良也道：“到客厅，让大哥休息会。” “好的。” 美龄和子良、子安和乐怡刚在客厅里坐下，门外一阵车鸣。“是大姐来啦！”子良告诉美龄。接着，四人迎过来。 “大姐。”美龄叫道。 “美龄，你也在这？”霭龄道。 “我也是刚刚来。” “你来了就好了，这老蒋太不像话了！你采了我们宋家的鲜花，还打我们宋家的人！我们不给他算账才怪哩！”霭龄嗓门很大，一串话像打机枪似的。 “看看你大哥去。” 霭龄在美龄、子良、子安、乐怡的陪同下，到了子文的卧室。 “子文啊，你感到怎么样？需要不需要看医生？”霭龄心疼地问。 “……”子文仍是不吭气。 “大姐，咱们还是到客厅里谈吧。”乐怡出来劝道。 “美龄，你告诉老蒋，你大哥若是有个好歹，我们宋家非找他算账不可！让他的官当不好！”霭龄此话说给小妹听，更多的是说给子文听的。 在客厅里，霭龄又道：“乐怡，你要好好劝说子文，不要过于悲伤。要保重身子为重。要说这也是我们家庭内部的事，兄弟之间打架吵嘴，是常有的事，并不为过。但是，话说过来，你是委员长，他是财政部长啊！按前者说，兄弟间互相谅解就算了。按后者说，我们宋家也不能饶了他。这叫有软有硬，软硬兼施。我现在怕是老蒋对大弟有成见，影响大弟的前程。这个问题就看小妹的啦。”霭龄说到这，把目光投向了美龄。 “大姐，你就放心吧，有小妹在，我量他是不敢的！”美龄软中带硬。 “有你保证，我们兄妹就放心了。”其实，霭龄心里也很复杂，蒋介石曾放出风来，让祥熙接任大弟的财政部长，即喜又悲。她们姊妹既然上了蒋家的车，谁也离不开谁了，共同的利益，把她(他)们连在一起了。“哎，这个世界也真复杂啊！？ 宋美龄“大闹老蒋” 宋美龄驱车回到家中，闹得老蒋不能入睡，非要老蒋说个清楚不行。老蒋一个劲地向美龄承认错误：“今天确实是怨我，我不该抽他的耳光，我承认错误还不行吗？” “不行！你打了人，说声不对，这就完了，没这便宜的事！你还得保证，有成见，今后不加害于他！” “他是咱们的大哥，你又和他是一娘同胞，我姓蒋的是疯子还是傻子啊？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那就立字为证么？”宋美龄抓住不放。 “好好好，立字斟句为证，立字为证。”蒋介石缠不过夫人，败下阵来。 后来，事实也验证了蒋介石的话，他对国舅一直留有情面。 蒋介石虽把宋子文赶离财政部，并不是最后的摊牌、决裂，10月27日宋子文提出辞职，29日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批准。蒋介石在会上，大讲特讲宋子文的能力和贡献。离去只是工作的需要，另有要职安排，表示两人继续合作，共图大业。宋子文听了也心平气和。 说起宋子文的辞职来，自从他抛开血浓于水的二姐宋庆龄后，与蒋介石结成君臣关系的7年间，就先后提出过4次辞职报告。 且说第一次辞职是1929年8月6日 1929年8月1日，国民党军政要员在南京召开第二次编遣会议。会前曾计划将军队减至60万人，但会上又增至80万人，实际上蒋、冯、阎各派系谁也不肯削减自己的军队。在此情况下，宋子文以编遣会议后军费仍不能减缩，预算不能实行，财政困难无法应付为由，自上海电南京政府辞职。 宋子文自1928年以来，通过各种手段，为南京政府筹措了不少经费，所以他的辞职政府不予同意。8月7日，蒋介石抵上海挽留宋子文。9日，南京政府下令挽留宋。宋子文本来不是真心辞职，只是为军费问题给各派系施加压力。经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挽留，宋子允允许复职。8月13日，宋子文在上海宴请银行界，商讨再发编遣公债5000万元，由海外华侨认购1000万元，其余的由上海银行家负责筹募。当天晚上，宋子文返回南京复职。 宋子文第二次辞职是1931年12月20日。 这次辞职，是配合蒋介石下野的一个行动。此前，1931年5月，国民党已经分开，出现了南京与广州两个政府。“九一八”事迹后，1931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和平统一会议上，宁粤双方达成一项妥协性协议：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而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改组南京政府实现宁粤统一。但粤方坚持蒋介石下野，才去南京。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辞去国民党政府主席等职。同日，国民党中常会议推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为了表示同蒋介石共进退，宋子文于12月20日向国民政府呈请辞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等职。 12月28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议：孙科为行政院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1月30日，改组行政各部，财政部长由黄海梁代理。 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及黄海梁代理财政部长后，最感棘手的就是财政。当时的财政，孙科说过这样一段话：“以言财政，几年来债台高筑，罗掘已空，中央收入每年本有4万万，但除还债外，能用之款不及1万万。欲再发债则抵押已尽，且市面债券价格，不过二三成，即强发行，于事何补？最近财政、税收，每月不过600万，而支出方面，只军费一项，照前月财委会核减之数，每月须1800万。”自宋子文下台后，黄海梁派员接收国库，未得分文现金，而子文还拖欠银行界1000万。黄本人在财政界既无资历，又无特定银行做背景，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他曾到上海想筹款1000万，经多方设法，才搞到300万，照当时军政费每月2000万元计算，仅够4天开销。由于财政无法解决，黄海梁只代理了20多天的财政部长于1932年1月29日辞职。孙科的行政院长也担任了不到1个月时间，1月28日改由汪精卫担任。孙科下台后，对蒋、汪十分痛恨。1932年2月，孙科在上海出资办了一个《民众周刊》，由王昆仑主编，写文章把蒋、汪骂得一塌糊涂。 孙科和黄海梁下台后，1932年1月30日，南京政府又命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不久，蒋介石也重新上台，两个重新合作。 宋子文第三次辞职是1932年6月4日。 这次辞职是因“剿共”军费问题引起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安安内”的政府，认为共产党是比日军更危险的敌人。1932年夏，当中国同日本战争的危险一平息，蒋介石就准备浩大的军费，并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进行“剿共”。 宋子文对此不同意，他认为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于是，宋子文和蒋介石为筹措对共产党战争的军费发生龃龉。 6月3日，宋和蒋的争论达到顶点。 这时，蒋介石将驻在上海的19路军调赴福建。原来，他担心这支已成为抗日象征的军队会威胁他的权力，所以希望它在福建同共产党的作战中毁灭掉。宋子文反对调动19路军。1932年6月4日，宋子文和19路军指挥陈铭枢相继辞职，隐居上海。 在此期间，宋子文对蒋介石的政策进行了攻击。他在对记者谈话中说，他的辞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财政部不能提供“剿共”所需的军费。增加各项税款也不可能，因为日本袭击时期，上海商业几乎停顿。 宋子文还对蒋介石反共政策的合理性提出了异议。他说：“难道匪患和共祸仅仅是军事问题，我们能希望用陈旧和劳民伤财的军事征伐获得成功吗？匪共之患不就是因政治、军事和经济失调而滋长起来的？倘若他们在政、军、经几方面做到合理的对待，那么即使并非洋洋大观，他们岂不将报之以较好的反响吗？……对于这些问题显然不该由一个财政部长来解答。” 宋子文的这些诘难有些哗众取宠，但可看出他对蒋介石的政策不是完全赞同的。 宋子文辞职后第三天，蒋介石汪精卫及其他国民党要员在南京会商，决计复电慰留，劝其“以国家大局为重，继续负责维持”。宋子文虽同意打消辞意，但是必须请假略事休养。 7月12日，宋子文表示不再为“剿共”军费发行新公债。而用增加的盐税和其他财源以增加收入。这只是换了一个办法，实际上，宋子文仍在为蒋介石提供“剿共”军费。 宋子文第四次辞职是1933年10月。 只有这次辞职报告在10月29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准宋子文辞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职，亦由孔祥熙接任，但保留宋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并选宋为国府委员。 在宋美龄的活动下，事实上，宋子文离开财政部和中行后，对南京官场的影响力并没有下降，而是风光起来…… 1933年10月，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 1935年4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939年10月，兼任“四行联合总处”副主席； 1941年11月，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常委委员； 1944年12月，兼代理行政院院长； 1945年5月，正式任命为行政院院长； 1946年6月，兼任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同年10月兼任行政院绥靖区政务会主任委员；同年12月，当选为伪制宪国民大会代表，达到了他仕途的顶峰和辉煌。 宋子文转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此职无经济实权、无经济实体，只是一个全国性的经济协调机构。任内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孔祥熙进行一些经济建设。帽子大了，名字高了，宋子文也不失明智之举。 随着时间的延伸，一记耳光引起的风波，渐渐淡忘在人们的脑海里。
抗战前阎锡山为何与中共合作：不亡于共 便亡于蒋
长征打阎逼近太原1935年秋，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此时陕甘苏区只有40余万人口，土地贫瘠，全年无霜期只有五个月，几无余粮，难以供养较多部队。红军如向南面相对富庶的关中平原发展，又势必同东北军、西北军发生冲突。于是，红军为扩大抗日宣传和解决给养，提出了“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的两大任务。刚到达陕北的红军，休整之后又必须向外出征。 中共中央将红一方面军的发展方向确定为黄河以东的山西和绥远省。当时山西民间财力物力较为丰厚，阎锡山号称有10万晋绥军，但兵力不集中，也缺乏同红军作战的经验。东征出发时，毛泽东亲自率部队前往，周恩来则在陕北留守。 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突破了晋绥军的黄河防线，高举着抗日红军的旗帜进入山西。红军经石楼、关上村、兑九峪等战斗连续打退晋绥军反击，随后以少数兵力钳制其主力，以红一、十五军团主力分南北两线展开，占领了晋南和晋西的广大地区。红十五军团甚至打到了离太原几十里的晋祠，省城内一时可闻炮声。 面对红军的凌厉攻势，阎锡山情急之下，只好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得此良机，当即派出十个师，由商震、汤恩伯率领分两路进入山西。见原定经营山西并寻机进军河北的战略设想已无法实现，为了保存力量并利用蒋、阎矛盾，中央决定“逼蒋抗日、回师西渡”，于5月初将东征红军全部撤离山西。此时东征山西，红军缴获各种枪4000多支、火炮20余门，扩大红军8000余名，筹款50万元，收获也颇为可观。 “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了。” 阎锡山擅长投机和利用矛盾。他在红军东征时请来蒋介石的救兵，却“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些中央军迟迟赖在山西不走，一时成了阎锡山面临的最大威胁。他曾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了。” 此时，日本侵略者又软硬兼施，一面极力拉阎锡山当汉奸，一面又扬言出兵外蒙须借道绥远，公开以武力相威胁。夹在蒋介石、日本人和共产党这三种力量中间，阎锡山感到四面楚歌，自认为有如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既不可失神掉下，又踩碎哪一颗也不行! 在阎锡山三面为难时，中共中央及时向其开展了工作，向北方党组织指出：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实力派人物，“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毛泽东还派彭雪枫秘密去太原见阎锡山，双方虽然没有完全议定合作事宜，却停止了战事。 阎锡山请来薄一波“共策保晋大业” 1936年春，刘少奇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化装从陕北秘密到达天津。他发现党组织大都遭破坏，干部奇缺。他探知北平草岚子监狱中还押有大批党员，于是便通过关系将他们营救出狱。 当时阎锡山派人到北平请山西著名的共产党员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薄一波早在十年前就曾两次遭到阎锡山通缉，起初明确表示不愿回去。 刘少奇得知此事后，马上提出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并以此在戴“山西帽子”的掩护下，同阎锡山建立统战关系并发展共产党的力量。 坚持“存在高于一切”的阎锡山同共产党接触后，隐蔽在山西政府机关和各社会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任之等便发出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的号召。经阎锡山同意，1936年9月，“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宣布成立。11月间，薄一波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派遣回到山西，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同阎锡山谈妥了合作抗日条件。 随后，薄一波主持了“牺盟会”工作，虽然阎锡山在名义上任会长，但各部门的领导工作已大体上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势力所主持。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300余万人，遍布山西城乡，这为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出师山西奠定了重要基础。
戴笠手稿揭密：二战末期美日原拟定决战台湾
据中评社报道，1945年4月1日，美军从琉球登陆，发起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反攻日本本土大作战，美军这项作战计划是从1944年10月开始拟定。在此之前，美军曾有登陆台湾之议，但因为选择琉球的重大战略决定，让台湾免除战火直接的摧残。当时国民党政府军统情报头子戴笠最新解密文件显示，美国与日本原本已对台湾战场做好规划，戴笠也加强其东南工作来因应。 台湾“国史馆”与“军情局”合作，自4月1日起公开解密戴笠的手稿、函电史料59卷，这些珍贵手稿目前已数字化，典藏于台湾“国史馆”，可以申请阅览，但不得复印或摄影。 在“戴公遗墨一般指示类第5卷”编号144-010113-0005-094的手稿中，戴笠于1944年8月18日批示潘其武报告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约谈要点称，“本局一年来金厦台湾情报应送交梅乐斯，又美方急于进攻日本本土与中国沿海行动，我方情报应充分供应”。 而戴笠在“一般指示类第1卷”编号144-010113-0001-007的手稿，于1945年1月11日函李崇诗、马志超等提到，“日军惧怕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以进攻台湾、琉球，截断其在菲律宾作战部队之战略，敌寇因此对图扩展闽浙沿海占领区，并打击可能援助美军登陆在闽浙沿海之部队”。 “我东南部份工作必须密切联系，一面力求单位本身之团结，一面与各有关部门互助合作，绝不能离开民众，配合盟友打倒敌人”。 当时美军可能登陆台湾作战的传闻也因此造就了一段历史插曲，时年22岁的蓝敏，为了台湾民众的安危，避免受到美日二战最后决战的波及，不惜变卖祖传首饰，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独力从上海前往江西，见到戴笠，希望国民党政府劝美军放弃登陆台湾的计划。 蓝敏，1921年生，蓝鼎元的九代孙。屏东里港蓝家在日治时期是赫赫有名的家族，其父蓝高川除创办商工银行(即后来的第一银行)外，并任台湾总督府评议会议员，曾获大正、昭和天皇的授勋，其兄蓝家精在中日战争爆发后转赴上海，出任汪精卫政权参赞武官公署少将武官(后升任中将)。 蓝敏自台北一高女毕业后，即赴东京女子大学外文系就读，后因骤遭父丧，哀痛之际，决心舍下未竟学业，奔赴上海，一则就近与兄长联系，一则思欲扩展视野。蓝敏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政治系、金陵大学修习国际法，并在当时上海滩各路情报人马来往，了解台湾最新情势。 太平洋战争爆发，蓝敏念及美国将以台湾为战场，不忍故乡生灵涂炭，毅然从上海赴江西泰和面晤戴笠陈述她从日方得知以及对于台湾情势的了解，并利用其兄的特权，为政府地下工作人员携发报机回台。 1942年4月19日，蓝敏离开上海，虽然原因名义主要是要前往重庆，但实际上则是一段“女密使”的苏浙闽赣皖五省“死亡之旅”。她一路徒步，翻山越岭，该年10月才到达江西临时省府所在地泰和，与戴笠方面及重庆方面取得联络，便在泰和等戴笠等了将近一年。 1943年6月12日，蓝敏与戴笠见了面指出，“据说美军在1944年夏登陆台湾，距今只余一年，现在台湾原有五师团的兵力，又自关东调来两个师团，总共约20万人;另有海军4万余人。同时因太平洋各岛均被美军占领，故日本将所有物资都集中在台湾，打算巩固台湾、背水一战”。 “今美军若在台登陆，依据美军过去登陆的作战方式，必定先将台湾夷为平地，再用大炮射击，待所有危险清除后，才敢登陆。美国是个物资丰富的国家，不怕大炮和飞机的损耗，所有作为只是为了保护人命，但一旦和日军起正面冲突，日本士兵可以以一当十，美军的牺牲一定非常惨重”，蓝敏分析说。 蓝敏告诉戴笠，“既然现在中美已经成立联合司令部，戴先生又为中美合作所的主任，是否可代向美军建议，放弃登陆台湾的计划。因为强行登台，也许比在太平洋上各岛的战争牺牲来得惨重，而且若美军的目的只是要利用一个到日本本土的跳板，不如改在琉球，因当地配备少，物资不丰，于战事有利”。 蓝敏后来回忆说，“戴先生对我的意见表示同意，并愿向美方反应”。 后来戴笠也要求蓝敏利用其兄蓝家专机不受日方检查之便，带一发报机回台。蓝敏于是依约回上海时找一位李先生拿发报机带回台湾。 1944年4月，年方23岁的蓝敏才回到上海。蓝敏回忆说，后来虽然没听说美军登陆台湾，但也“不敢保证自己的一席话可以产生任何效力，只是没想到后来美军竟然真的登陆琉球”，“至于其决策的内情为何，我无从证实”，1946年戴笠搭机离奇坠机而身亡，“我更无法求得解答了”。
白先勇忆“四一二事变”：蒋介石下命令父亲动手
白先勇从小对世界就有一种无常感，觉得世上一切东西，有一天都会凋零。我想，白先勇在夜半时分翻阅父亲千张旧照的时候，他的愁，他的痛，他的苦，当也是不堪其听吧？ 在台湾的图书馆，白先勇的书属于“核心收藏”，因为从他的作品里，能看到近百年中华文化的时空流转和社会延迁。故而，在海那边，人们管他叫“永远的白先勇”。 白先勇的笔，是以小说为开端的。翻开《台北人》，首先看到的是一行献词：“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书中的许多人物虽然生活在台北的公馆，但其灵魂和情感或储存、或消失在了从前。继而，他又在另一本小说《孽子》里，对台湾新生代写道：“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归依的孩子们。”从《台北人》到《孽子》再到后来的《纽约客》，白先勇的文字都是在历史主轴上的不断延伸，沧桑又悠长。由个人延及家国，无不是以文学形式的历史想象，呈现的情景是——人在台北，心怀大陆，活在当下，回望过去以及寻问我们的未来。若看台版的《台北人》，细心人则可发现，14篇文章的篇首，均写有刘禹锡的七言绝句《乌衣巷》：“朱雀桥头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他为什么要重复引用？这不属于个人偏好，应该说，这首古诗承载着白先勇心灵的重负。七百年前，西晋王朝从洛阳东迁至建康；几十年前，民国政府从金陵（即南京）东迁至台北，世代交替，历史轮回，思之，怎不令人伤怀？ 白先勇的故事和文字虔诚，哀戚。可以说，白先勇的作品始终贯穿着伤逝之情，身世之痛和一份不忍不舍。若问：这种心情是什么？我答：这是浓重的历史关怀，他把父辈的沧桑、家国的命运和对人类的悲悯，一齐都融汇进去，漫延开来，贯穿下去。当你已经或即将进入“老，病，死”的人生阶段，该如何度过自己的最后时光？这是很残酷的一问，可答亦可不答；不答，也照样乐呵呵打发余生。早已跨过中年的白先勇，觉得这不仅仅是性命或寿命的问题。2000年夏天，他突感不适。送医院及时手术，才捡回一条性命。白先勇觉得是上苍有意挽留，尚有未竟的志业需他完成。其志有二，一是搬演昆曲《牡丹亭》；二是撰写白崇禧传记。 白先勇从小对世界就有一种无常感，觉得世上一切东西，有一天都会凋零。一曲歌，一出戏，于他都会生出莫名的感动和许多思绪来。“美到极致，都有些凄凉。”这是他的一句名言。正是这种天生的性灵，使白先勇从水利系的高材生转到了文学、戏剧和电影。“二三更，千万声，捣碎离情。不管愁人听。”这是元人张可久的一曲“秋夜”，它写出古代闺妇日夜萦绕之离愁，不堪其听。我想，白先勇在夜半时分翻阅父亲千张旧照的时候，他的愁，他的痛，他的苦，当也是不堪其听吧？理由也简单，白崇禧与白先勇虽为父子，实则是两个不可分割的生命，这个图册你看到的是一个生命的历程，叙述的是一个动乱的故事。对诠释者来说，第一需要的是诚实，最后需要的也是诚实。明明是流血，你说是流泪；明明是崩溃，你说在撤退——别人能这么干，白先勇不会，不会。我是在无意中，发现了他的诚实。很多年了，一个晚上，我把电视频道转到香港凤凰中文台，正巧是在播出采访白先勇的一个专题节目—— 漂亮的女记者说：“我们知道，您的父亲是抗日的。” 白先勇摇摇头，淡淡地回了一句：“不，他首先是反共的。” 女记者又问及“四一二事变”。 白先勇说：“是蒋介石下的命令，是父亲动手的。” 事实就是如此。后来，上海举行大游行。据说，在“反对白色恐怖”横标下面，还注明了“白”就是白崇禧。正是具备了惊人的坦承，白先勇才能比较准确地阐释那些图片所呈现的具体化场景。他告诉我：这本书里的很多图注只有短短几句，可自己花了几天时间才写成。我信！因为他对每张照片的诠释，无不是调动了自己的历史记忆、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尽可能地做到准确，因为惟有准确，才有可能感人，也才可能进入别人的内心。在昆曲《牡丹亭》“幽媾”一折里，杜丽娘是鬼，柳梦梅是人，敷演的是人鬼之间的恋情。舞台上有一盏小小红纱灯，靠它照亮了空荡荡的舞台，真实就是一盏灯，它照亮了厚厚的《父亲与民国》。 白崇禧（1893—1966），广西临桂人，回族，伊斯兰教。因用兵机巧、谋略超人，素有“小诸葛”之称。李宗仁与他并称“李白”，属国民党桂系核心。 白崇禧14岁考入陆军小学，在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时年23岁。后进入广西陆军模范营。在模范营里，白崇禧崭露头角，如“刀刃之新发于硎，意气豪迈”。他成名在北伐，以副参谋总长名义，实际负参谋总长全责。自1926年始，运筹帷幄，指挥督战，历经两年的辗转周折。“从广州打到山海关”，堪称“完成北伐第一人”。唐山官民举的横标上写“欢迎最后完成北伐的白总指挥”的照片，就是证明了。 1929年的蒋桂大战，是一场最不该发生的战争，蒋桂战争引发中原大战（1930年），国民党失去北伐后统一的机会，中国形成四分五裂局面，遂让日本有可乘之机。——白崇禧败走麦城，他与李宗仁一度流亡安南河内。当我看到那张流亡安南入境证件的头像，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骑在“回头望月”战马上的勃勃英姿哪儿去了？我说：“你父亲怎么看都像个逃犯啊！”白先勇答：“是逃犯，蒋桂大战打完，他就受到通缉。”原来一个人由胜转败，不需要走多久，也无需等多久。白崇禧一生数次倒蒋，均以失败告终。最后一次倒蒋是发生在1936年。李、白二人联合广东的陈济棠，以“抗日救国军”的名义出兵，史称“两广事变”。他们6月1日起事，很快失败，李、白二人致电冯玉祥，愿听命中央。9月，蒋介石亲笔函到达南宁，终于使他们放弃了倒蒋的政治意图。 在广西，白崇禧是个受人崇敬的人物。崇敬的原因除了武功，还有文治。1930年冬至1937年7月的七年间，他回广西主持建设。在黄旭初辅助下，以其出色的政治才干、励精图治的精神，按照制定的实业计划领导广西各界积极苦干，终于获得了“模范省”的荣誉。这个荣誉称号绝非虚名，广西确实在矿产、交通、农林、垦荒、市政、航政等方面，都有着相当的成就。这也是当时去过广西的人士所发出的较为一致的好评。其中，以胡适的《广西印象》为代表。另一位美国人（艾迪博士）还这样说：“中国各省之中，只有广西一省，可以称为近于模范省，凡爱国而有国家的眼光的中国人，必能感觉广西是他们的光荣。”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8月4日，蒋介石派专机至桂林，将白崇禧接往南京。北伐期间，他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如今再度出任蒋介石委员长最高军事幕僚长，“兄弟阋于墙，共御其侮”，蒋桂战争的恩怨，因对外抗日而暂时勾销。 抗战期间的重要战役，白崇禧策马扬鞭，无不参与，如“八一三”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战、武汉保卫战、三次长沙会战、昆仑关之役。1938年3月24日，台儿庄大战前夕，蒋介石携白崇禧飞抵徐州，与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视察陇海前线。每个人心里都清楚：明天就是恶战！在镜头面前，三人站到了一起。蒋介石当天离开，留下白崇禧，令其协助李宗仁。白先勇久久望着这张相片，慨然道：“多有历史意义啊，三个国军领导人一齐站在中日战史的转捩点上。” 白崇禧的军事才能为国共名家所看重，不仅是战功，还有他的头脑以及惊人的记忆力，到老还能整段整段地背《史记》、《汉书》。1938年，白崇禧在武汉军事会议中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与日本人作长期抗战。”这个建议，立即被军事委员会最高领袖蒋介石所采纳，遂成为抗日最高战略指导方针，对抗战全盘策略影响至深、至广。时间过去了七十余载，当我重读白崇禧这段讲话，仍为其军事才干与远见卓识而折服。 进入国共内战，白崇禧和林彪成了生死冤家。先有白崇禧于东北四平街视察，力主追杀林彪余部，后有林彪用数倍兵力包围，在广西彻底击溃白崇禧，同时也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图谋“划江而治”的失败和新桂系兵力的溃散，如寒风扑面，悲凉入骨。有限风光，无端消息，白崇禧独自漫步在海口的沙滩，做出最后一次的人生抉择——登上了赴台的飞机。“将军空老玉门关……读书人一声长叹。” 合上图册，我只问白先勇一句：“战事结束，胜负分明。令尊大人既反共，也反蒋。在毛与蒋之间，最后还是选择了蒋。” 北京东方君悦酒店客房里，柔和的灯光照着白先勇略显疲惫的面容。听了我的问，他激动起来，正色道：“他没有选择毛，也没有选择蒋，他选择的是国。” “国？” “国！中华民国。” 夜深了。灯下，我俯身端详这个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骁勇之将。想来，白崇禧不可能到别的地方，因为忠于最初的选择，才能说是完成了最后的命运。何况他深信自己戎马一生，功在党国，地位不可撼动。尽管心底清楚到了台湾，会受到蒋介石什么样“待遇”，他还是只身去了。“孤臣秉孤忠五马奔江留取汗青垂宇宙 正人扶正义七鲲拓土莫将成败论英雄”。这是白崇禧于1947年在台南手书郑成功的楹联，它很能表达一员武将的心志。其实，不止是白崇禧需要选择，面对一个巨大的社会变局，中国知识分子的去从，也是需要掂量和选择的。陈寅恪为什么会写《柳如是别传》？无非是在败亡下，内心难以抑制的吊古伤今之情。然而，事情的结尾和爱情的结局又极其相似，最后都是无可奈何的徒然。即使徒然，也让后人获得珍贵的感悟：因为我们看到了曾经付出的沉重力量和深厚感情。 到了台湾，蒋介石对白崇禧的恩怨开始了总清算，白崇禧则开始了孤寂落寞的日子。原来，手下百万雄兵，而今，听他讲话的只有孩子了，仔细打量30盆素心兰，成为他的安慰与快乐。从前，白先勇与父亲离多聚少。来到台北，已是中学生的他，有了观察社会事物的能力。对父亲的政治处境及复杂心境，也有所体会。尽管宅前有警察监视，身后有便衣跟踪，但白崇禧举止坦然，安之若素。此时，儿子看到的是一个孤独者在逼仄窘困中的持守与从容。白先勇觉得父亲像历史上的李广——一个落难英雄。 1962年12月，白夫人马佩璋去世。69岁的白崇禧在40天内，每日必躬率子女准时亲往墓场念经（回教之规），风雨无阻，从不间断。仿佛心缺一块，天塌一方，此后人们发现他一下子老了，精神也大不如前，常常是寻寻觅觅的神情，茫然若有所失。不久，白先勇赴美留学。父亲身穿双排扣棉衣，头戴毛线帽，亲自到松山机场送行。秉性刚毅、不轻易流露情感的白崇禧在寒风中，立于舷梯下，老泪纵横。 1965年7月，即在李宗仁夫妇投奔大陆后，满腹心事的白崇禧写了一封亲笔长函，托人交给旅居香港的黄旭初。原来，大陆失败一直是他痛中之痛，他念兹在兹的仍是反攻大陆与恢复民国之事。信中，无一字谈及私谊，通篇都在分析时局和反攻大陆的可能性。——这是白崇禧！儿子如实地在“序”里写了出来。 不承想父子一别，竟成永诀。如一部传记所言，母亲的离去，留给儿子的是一个爱与美的世界和世俗性记忆；父亲的去世，带给白先勇的是有关尊严的历史记忆。新亭泣罢又兰亭，觞咏流传草尚馨。年复一年，父亲的严格、自尊、智慧，母亲的开朗、乐观、仁爱，都成为思想感情的丰富养分和力量，积淀并内化为白先勇的人格品质。 “回报时代，回报父母，为父母那个时代谱一曲挽歌。”这话是白先勇说的，他兑现了承诺。白崇禧一向要求子女“做事一定要做到底”。白先勇从1960年创办《现代文学》刊物，到写小说散文，到搬演青春版《牡丹亭》，再到《父亲与民国》、《仰不愧天——白崇禧传》，五十年来，他把每一件事都做成了，也都做到了底。为此，自己付出了一切。比如，《现代文学》始终没有接受任何外部资金的援助，当初办这份刊物需要的创办资金，完全是由白先勇向家中友人筹募而来，后来则是靠他的薪水，还把父亲留下的一栋房子全部贴了进去。为此，即使自己挨骂，也无怨无悔。 作家应具备多种能力，如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和表达能力。在《父亲与民国》图册里，我觉得白先勇还有一种能力，即诠释能力。而这种能力又几乎是无法模仿的。他的图注有一个特点是不做过多诠释，把每一行字，都视为步步危棋，下笔克制谨慎。这个时代，算来已有百年，但其中的许多事的对与错，至今也难判定。时间是个极其强大又极其可怕的力量。即使很大的事件，从更高远的角度去看的话，并非现在判定是对的，以后就永远对下去。 “忧乐歌哭于斯者四十余年”，这是台静农在《龙坡杂文》序言里的一句话。它让我们感受到读书人经历飞扬与挫折后的伤感。没有阅尽兴衰，没有人生体验，这话是说不出来的。我想，白先勇也是这样，否则我们不会看到《父亲与民国》。 为了记忆，需要我们站出来陈述，陈述真实，陈述经历。历史和爱情一样，只有凝固成记忆，才能持久。
元朝皇帝两都巡幸不走“回头路”
记者近日从正在对元上都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深入研究的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获悉，元朝确立两都制之后，历代皇帝每年往来于大都和上都之间，但往来走的道路不同，基本不走“回头路”。 元上都位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的金莲川草原，元大都地处今北京市中心，两地直线距离为270公里左右。在元朝兴盛时，两都之间共有4条驿道相通，其中有两条是元朝皇帝每年两都巡幸时所走的路线。 据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文物与历史研究人员李艳阳介绍，1263年元世祖忽必烈确立两都制之后，历代皇帝每年都进行两都巡幸，巡幸路线大多“东出西还”，即出发时从大都由东道“辇路”赴上都，返还时由上都经西道“孛老站道”回大都。 这两条驿道在《元史》中均有记载。其中，元朝皇帝从大都去上都走的是黑谷东路（俗称“辇路”）。这条路全长370多公里，设有18处“行营”，是皇帝行走的专道。该路从大都到居庸关，出居庸关后继续北上，经过今延庆县，翻山越岭进入草原，经明安、李陵台、桓州等驿站抵达上都。 从上都返还大都走的是西路，全长540多公里，共设立24处行营。其路线为：由上都南下至今张家口，然后大致沿着今京包铁路线至大都。这条道路在蒙元时期是驿道正路，被人们称为“孛老站道”。 李艳阳说，元朝的两都巡幸制，既是出于生活方式的需要，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蒙古族主要从事畜牧业，习惯逐水草而居、四时迁徙的生活方式。同时，元朝皇帝从掌控中原的大都来到草原交通枢纽的上都，便于与漠北宗王贵族联络，加强他们的向心力。
蒋家第四代的命运揭秘：均与军事和政治绝缘
就蒋氏家族而言，蒋介石可谓第一代。第二代指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俩。蒋纬国的身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蒋纬国是蒋介石的养子，实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儿子。 第三代系指蒋氏两兄弟的子女。蒋经国和俄国妻子蒋方良膝下共有三子一女，即长子蒋孝文、长女蒋孝章、次子蒋孝武、三子蒋孝勇。此外，蒋经国20世纪40年代还与红颜知己章亚若非婚生下一对孪生兄弟章孝严和章孝慈。蒋经国病逝后，兄弟二人已将身份公开，但宋美龄始终没有承认这对孪生兄弟。蒋纬国前后有两位妻子。第一位妻子死于难产。之后，蒋纬国再婚，年过五旬才得一子，即蒋孝刚。 到了第四代，蒋家已是拥有几十口人的大家庭了。第四代基本都在国外成长受教育，远离政治，投身商界、艺术和教育界。蒋氏家族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到了这一辈几乎烟消云散。 蒋孝文的独女蒋友梅出生于1961年，是蒋经国的第一个孙辈。蒋经国曾专程驱车前往士林官邸，向蒋介石求名。蒋介石最后以“松柏常青，梅兰竹菊”给第四代取名，取馨香久远，生命常青的寓意。根据蒋家族谱，这一代是“友”字辈，所以取名蒋友梅。 在台湾女子高中毕业后，蒋友梅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学习国际商贸。她没有选择赴美留学，是因为美国和蒋家关系密切。毕业后，蒋友梅进入渣打银行总部当一个职员。在英国，很长时间都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正当她享受着凭借自己努力得来的宁静生活时，祖父蒋经国和父亲蒋孝文相继过世，蒋友梅心灵受到重创，无法继续工作，甚至一度轻生。最后她依靠宗教力量走出困境，投身西洋油画的学习中。蒋友梅对绘画的热爱源于宋美龄。宋美龄晚年在台湾常以作画消遣，蒋友梅少年时期曾在士林官邸住过6年，天天看宋美龄作画，久而久之产生了兴趣。宋美龄见孙女爱画画，也悉心指导。 1992年蒋友梅重新踏入剑桥大学，这次她选择了自己钟爱的艺术专业。其间，她不仅成绩名列前茅，并且她的毕业作《雾城之晨》被剑桥大学作为保留作品。毕业后的蒋友梅开始了画家生涯，日益引起画界关注，她的真实身份也逐渐被外界披露，各种媒体争相报道“蒋氏家族第四代出了一位画家”。 蒋经国的长女蒋孝章在美求学期间，与官场资历辉煌的俞大维之子俞扬和邂逅，并于1960年结婚。婚后不久诞下一子，即俞祖声。俞祖声出生在美国，虽在华人学校读书，但从小受到西方教育，是一个会讲中文的地道美国人。1978年高中毕业后，在父母建议下，他考入加州大学学习自然科学专业。入学第一年，母亲蒋孝章送给他一份特殊的的圣诞礼物，那是一个日记本，首页上写了一首诗：“若求生活无忧无虑，劝你切实把握今朝……”4年后，俞祖声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博士学位，此后供职于美国一家天文机构。 蒋孝武和第一任妻子汪长诗育有一女一子，即蒋友兰和蒋友松。因为蒋孝武“外放”新加坡，因此姐弟俩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新加坡度过的。毕业后，姐弟俩双双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经济系学习。 其间，为了不暴露身份，蒋友兰和蒋友松分别以“汪琳”“汪铭”的身份登记学生名册，以至于蒋友松的女友、也就是后来的太太徐子菱，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他们姐弟俩的背景。就读期间，姐弟俩要挣出自己的部分学费，外出旅行的费用更要自己想办法。1994年暑假，蒋友兰、蒋友松和徐子菱三人相约不回家，留在旧金山打工挣学费。之后，他们又拿着打工挣来的钱，结伴去洛杉矶旅行。对于普通家庭的子弟来说，勤工俭学司空见惯，但对于当年“第一家庭”的后代，实属不易。 蒋友兰毕业后在旧金山有名的“西部华尔街”蒙哥马利大街的一家银行工作，不久到香港经商。蒋友松毕业后在旧金山湾区租了个简陋的房子，每天挤公交车去离湾区几十公里的电报山下一家公司打工。打工期间，他学会了如何做期货生意。两年后，他在旧金山开了自己的公司。2000年冬，蒋友松的公司在美国上市。 蒋孝勇的长子蒋友柏在蒋家第四代中名气最旺。他生得英俊帅气，早年随父母移民加拿大，后又移民美国，入纽约大学读咨询管理专业。在纽约大学求学期间，父亲蒋孝勇每月只给蒋友柏800美元的学费和生活费。大学毕业后，蒋友柏继承了父亲在旧金山的电脑产业，致力于台湾笔记本电脑在美国的销售。 蒋孝勇的次子蒋友常也考入了纽约大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是公认的高材生。毕业后先到哥哥蒋友柏的电脑公司工作，此后自主创业。 2001年，蒋友柏回到台湾开创自己的事业。随着民进党的崛起和台湾政局“去蒋化”声浪的高涨，“蒋家”这个词在台湾不仅不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也许还背负着历史的骂名。此时的蒋友柏必须“学习当个平凡人”。 蒋孝勇的幼子蒋友青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3岁随父母移居美国，6岁丧父。“第一家庭”，对于总共没有回过几次台湾的蒋友青来说，基本上停留在概念上。 章孝严、章孝慈的子女们，因为父亲始终没有得到承认，所以很少受到祖上的恩惠。他们或从事艺术，或从事法律，个个自食其力。 章孝严之子章劲松曾和父亲有过一番谈话，这个蒋介石从未承认过的曾孙始终铭记父亲的教诲。父亲说：“孩子，你要记住，认祖归宗并不重要，改不改姓氏也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你们要有志气。要靠自己的努力成材，绝非依仗祖上的余荫。” 时至今日，蒋氏家族人丁兴旺、枝繁叶茂，但生活场景不再是军事和政治。子孙后代经过痛苦地沉思与挣扎，已经走出祖上带给他们的荣耀与屈辱。每个蒋氏家族成员，不得不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寻觅属于自己的道路。毕竟时代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