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碰撞，曾经激起过无数绚丽的火花，为中华文化绵延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不仅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诸多领域出现了新的飞跃，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进程，开创了中国各民族文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贡献。元朝是指公元1206年至1368年间由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政权。在中国王朝序列中，尽管该政权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重要的。本文拟从文化角度，对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进行初步探索。 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进程 13世纪初，蒙古族统治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服战争，先后消灭西夏、金、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权，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有利环境。 中国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时代开始，中原地区所形成的“夏夷”之说，强调“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思想，对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碍。例如在史学领域极具影响的“正闰”说，主张“四夷不得正统”，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与“窃国”、“篡国”者并列，纳入非“正统”序列，事实上对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转这一传统观念。在编纂《辽》、《宋》、《金》史时，三史都总裁官、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其意义正如韩儒林先生所总结的那样：“这一决定确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状况，因而是正确的，所以脱脱对三史的贡献不能忽视。” 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元朝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蒙古族文字产生于这一时期，并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历史著作《蒙古秘史》诞生；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元朝政府官员的民族成份最为复杂；元朝也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辽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编修的史籍，也在中国史学史上首开一朝官修三朝历史之先河，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中国首次出现了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间涌现出一大批汉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社会流传，藏传佛教在中原得以传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种植和纺织技术推动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在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各民族间的交融也进入又一个高潮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而一个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对于元朝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中世纪欧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由此可见，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得到普遍认可，“四海为家”、“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多元一体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 兼容务实的文化政策推进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发展 与大多数中国封建王朝相比较，蒙元时期思想文化观念有两个特点是十分显著的：其一是兼容，其二是“不尚虚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元朝的文化环境表现出兼容务实的特征。 蒙元王朝的文化兼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讳”制度的王朝；它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目前尚未发现元代人士因言论遭受不幸的实例。据统计，元代的文化禁令仅是明清两朝的几十分之一；它还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明确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国都有活动场所和信徒，这在当时的整个欧亚大陆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兼容的文化氛围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散曲和杂剧）就是在此环境下形成的。今人把元曲与唐诗、宋词并列，视之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一些学者认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诞生并繁荣，主要得益于元代北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文化政策的宽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自由创作。 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元代的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对元代儒家文化的发展，陈垣先生是这样评价的：“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 务实的精神推动了文化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处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有着较为迫切的发展要求。因此与宋代相比较，元朝务实的文化精神是十分显著的。元朝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张“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惟以实惠”，强调“务施实德，不尚虚文”。据此，他提出了“科举虚诞，朕所不取”，废止了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强调才干，而不单纯是“以文取胜”；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由政府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天文实测活动，使中国在很多天文学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如黄道夹角的科学数据、星辰的数量、历法等）；在地理学方面，《大元一统志》开中国官修地理总志之先河，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书；元代编修的方志达到160种，数量超过了宋代；元政府还组织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对黄河河源的实地科考；在农业技术及农学普及方面，南北东西农作物广泛交流，各地农业技术（如生产工具）取长补短，棉花种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广，很多农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强了农业科技的总结和普及工作，司农司编辑的《农桑辑要》是中国古代政府编行的最早的、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中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祯的《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对全国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在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元代发明了金属活字、转轮排字法和套色印刷术。此外，元政权对医学、造船业、陶瓷制造和水利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开创了中国封建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 元朝以及四大汗国等政权的产生，使13世纪之后的欧亚政治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东亚、中亚和西亚地区昔日林立的诸多政权顷刻间消失，欧洲的部分地区也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毫无疑问，残酷的战争，剧烈的社会动荡，曾给欧亚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是，征服战争以及随之建立的蒙古政权，在客观上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使欧亚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壁垒被打破。蒙古族统治者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便利、安全的驿站交通，拉近了欧亚之间的距离，使各种文化之间的直接对话成为现实，缩短了欧亚大陆区域之间因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于地理空间和人为封闭造成的文明进程的差距。交流让中国认识了世界，世界也认识了中国，东西方之间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世界文明史由此进入了新的时代。如果从中国文化史角度观察，蒙元王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外影响最大的王朝是唐朝和元朝。但是，如果从对外影响范围、往来国家数量和国际地位角度比较，唐朝与元朝是无法比拟的。优惠的通商政策、通畅的商路、富庶的国度、美丽的传说，使元朝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广州已具有国际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为国际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政府使节和工匠，由陆路、海路来到中国，他们当中的部分人长期旅居中国，有些人还担任政府官员。据统计，这些人分别来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里、叙利亚、摩洛哥、高丽、不丹、尼泊尔、印度、波兰、匈牙利、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国。归国后一些人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见闻。正是这些游记，使西方人第一次较全面地掌握了中国和东方的信息，一个文明和富庶的中国真实地展示在世界面前。这些信息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可波罗等人的著作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开创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元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宋代的50多个增加到140多个。海路到达非洲海岸，陆路往来直抵西欧，统一的环境为国际间、地区间的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史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在大量阿拉伯人、欧洲人涌向东方的同时，中国人的视野也更加开阔，对周边国家、中亚、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了解更加清晰，足迹甚至延伸到西亚和西欧。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介绍，不再局限于道听途说，而大多是亲身经历。如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所记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国史实“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该书记录了数百个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险要、气候物产、人物风俗，与我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情况等等，多属前人未载内容。类似的文献还有《西游记》、《西游录》、《北使记》、《西使记》、《真腊风土记》、《异域志》等，反映了元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新认识和开阔的文化视野。 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使不同地区、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双向交流加速。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技术传入阿拉伯和欧洲，推进了这些地区的文明进程。阿拉伯的医学、天文学、农业技术，欧洲的数学、金属工艺，南亚的雕塑艺术等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元代中西文化交流信息量之大、传播范围之广、对未来历史影响之大，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可以说，中西方文明成就第一次出现了全方位共享的局面。
元朝各民族的姓氏来源与变化
中国姓氏的起源很早，从伏羲氏开始“正姓氏，别婚姻”，到汉代我国姓氏体系基本确定，再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和演变，中国姓氏已变得枝繁叶茂。据《中华姓氏大辞典》统计，我国古今各民族用汉字记录的姓氏有11969个，其中单字姓氏5327个，双字姓氏4329个，三字姓氏1615个，四字姓氏569个，五字姓氏96个，六字姓氏22个，七字姓氏7个，八字姓氏3个，九字姓氏1个。在中国历史上，姓氏不断发生变化，古老的姓氏消失，新的姓氏出现。追溯考察姓氏的历史来源和变化，搞清中华民族的血脉组成，是姓氏文化和寻根文化的基础，对推动民族关系、凝聚民族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姓氏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本文较为全面地考查了元朝汉族及内迁的蒙古、畏兀、唐兀、女真、回回、高丽等民族的姓氏来源与变化，并将其分为由人名、职官名、部族名、居住地得姓氏，因帝王赏赐、迁移、政治避难、避讳、讹言、收养、出家、华化而更改姓氏等不同类型。 一、元朝的民族及其姓氏特点 元朝实行民族等级管理和民族分化政策，将全国人口按照民族的不同和被征服的先后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并在政治地位、法律地位、科举名额、官吏任用、赋役征派等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都有严格的区分和不平等的规定。 蒙古人是统治民族，习惯以原来的部落或氏族名称作为出身的标志，为元朝的“国姓”。陶宗仪《辍耕录》中列举了蒙古的72种姓氏，据考证，其中有不少错误和重复，清朝钱大昕《元史氏族表》考释，蒙古族有42种氏族，分别是札札刺儿氏、八邻氏、召烈台氏、阿鲁刺氏、珊竹氏、兀鲁兀台氏、忙兀氏、斡刺纳儿氏、晃合丹氏、别速氏、薛亦氏、瓮吉剌氏、亦乞烈思氏、汪古部、斡亦刺氏、许兀慎氏、逊都思氏、怯烈氏、兀良哈氏、燕只吉台氏、达达儿氏、脱脱里台氏、土别燕氏、拓跋氏、案赤歹氏、兀罗带氏、彻兀台氏、捏古台氏、卜鲁勒多礼伯台氏、秃立不带氏、度里班氏、兀速儿吉氏、察台氏、凯烈氏、察罕达口口氏、乞失里台氏、口口歹氏等。 色目人是“各色各目之人”的统称，主要是指内迁的西域各族。《辍耕录》中列举了元朝31种色目人。经钱大昕《元史氏族表》考释为23种，分别是畏吾、唐兀、康里、乃蛮、雍古、钦察、阿速、迦叶弥儿、赛夷、族颍、突甘斯、感木鲁、土波思乌思藏掇族、回回、也里可温、木速蛮、哈刺鲁、合鲁、阿鲁浑岛、尼波罗、板勒纥城、谷则斡儿朵、伊吾庐。但钱氏所列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乃蛮和雍古为蒙古族早期的组成部落，却被钱氏列为色目。这样元代色目可以确定的就剩下20种左右，其中人数较多、地位较重要的是回回、畏兀和唐兀。由于民族差异和语言隔阂，元朝人搞不清色目各族的姓氏，通常以其类别统称某某氏，如回回氏、畏兀(吾)氏、唐兀氏、康里氏、钦察氏、阿速氏、也里可温氏、哈剌鲁氏等等。 汉人指淮河以北原金朝统辖地区的汉族人，以及早些时候征服的云南、四川两省各族和契丹、女真、高丽等族人，《辍耕录》记载的汉人有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术里阔歹、竹温、竹赤歹、渤海八种。南人是最后被蒙古军征服的南宋境内的各族人，包括元朝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和河南南部汉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汉人和南人中绝大部分是汉族，汉族人口在元朝多民族迁移和融合的过程中，依然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同化力，姓氏状况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直到元末，由于政治局势的恶化，人口减少，可能对姓氏有一定的影响。但据明初统计，汉族姓氏仍有2000个左右。云南行省的少数民族主要有白人、罗罗、末些、卢蛮、斡泥、西番、怒人、俅人、阿昌、野蛮、金齿百夷、蒲蛮等等。其中自人分布相当广泛，白人土官是元朝统治者治理云南行省的主要依靠力量，地位最显赫的是原大理国主段氏，其次为原大理国重臣高氏，还有杨、赵、李、董等豪族大姓；末些族有和氏和木氏两个大姓。江浙、江西和湖广行省的少数民族主要有罗罗、土獠、苗、蕃、峒、仡佬、僮、徭、黎、畲等。苗人中地位较高的土官有田氏、杨氏和彭氏；蕃人中以龙氏势力最大，其次为程、洪、韦、卢、石、罗等。在元末的反元斗争中，僮人岑氏、黄氏，徭人吴法受、许文杰、龙郎庚、胡老鼠，黎人王氏，畲人许夫人、陈吊眼、黄华、钟明亮、李志甫、吴仲海等都是各民族起义的首领，给腐朽的元朝政权以沉重打击。 元朝姓氏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呢?从当时记录和研究姓氏的资料来看，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中收录了3736个姓氏，而宋代邵思的《姓解》收集了3568个姓氏，明代陈士元《姓觿》收集了3625个姓氏，都比元朝的姓氏总数要少。这就从姓氏上反映了元朝民族成分增加和民族融合的结果。 二、元朝各民族的姓氏来源与变化 我国姓与氏产生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姓的产生较早，氏为姓的分支。到了汉代，我国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各族的姓氏体系基本确定下来，姓和氏就不再区分了，其来源与出处主要有以下几大类：以氏为姓、以国名为姓氏、以邑名为姓氏、以乡名亭名为姓氏、以居住地为姓氏、以先人的字或名为姓氏、以排行为姓氏、以官职为姓氏、以技艺为姓氏、以谥号为氏、少数民族汉化后产生的姓氏，还有因赏赐、避讳而改姓等等。蒙元时期，国家的统一，人口规模的扩大，民族成分的增多，促进了各民族的广泛交流和大融合，姓氏的来源与变化也是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由人名得姓氏。由人名得姓氏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是以祖先或本人名字中的一个字为姓氏。如蒙古凯烈氏谙都刺以兰为氏，取自祖父的名字阿思兰。畏兀人唐仁祖以唐为姓，取自祖父唐古直的名字；小云石海涯以贯为氏，取自父亲的名字贯只哥；阿鲁浑萨理以全为氏，取自父亲乞·台萨理的汉族名字万全。哈刺鲁人抄儿赤的父亲名沙的，宋朝人“使以沙为姓，而名日全”，这纯粹是由于民族语言不通而被汉人误认为姓氏，所以世祖时沙全又请恢复旧名抄儿赤。哈刺鲁儒士伯颜的老师命他以颜为氏，则是取自本人名。来自中亚等地的波斯人、阿拉伯人等，由于都信仰伊斯兰教，被统称为“回回氏”。回回人大多采取本人或祖先音译名字中的某一个汉字作为姓氏。回回官吏赛典赤赡思丁的子孙分别取他和他的儿子纳速拉丁名字中的赛、闪、丁、纳、苏、拉等为姓，散布云南、宁夏、陕西各地；此外还有著名的政治家和诗人鲁至道(伯笃鲁丁)、著名诗人丁鹤年及其堂兄诗人马元德(吉雅漠丁)、散曲家马九皋、画家高克恭、散曲家兼画家丁野夫等。 二是以整个人名为姓氏。西域人札八儿火者就以部落族长赛夷之名为氏。蒙古“五投下”的姓氏源自其祖先剌真八都五个儿子兀鲁兀台、忙兀、扎刺儿、弘吉剌和亦乞列思的名字，由于他们协助铁木真征战创业，功劳显赫，太祖即位后，就“命其子孙各因其名为氏，号五投下。 2．由职官名得姓氏。畏吾人廉氏家族的姓氏始自布鲁海牙，儿子希宪出生的当天，他正好接到廉访使的任命书，布鲁海牙双喜临门，以为是天意，因此仿效古代以官名为姓，子孙皆姓廉。古马氏的来源一说是月合乃的曾祖在金朝任马步军指挥使，官名有马，所以以马为氏；另一说是马祖常的高祖在金朝为凤翔兵马判官，子孙因其官名，以马为氏。两处记载的先人人名、辈分和官职名虽有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家族以马为姓，是取自某位先人的官名。 3．由居住地得姓氏。钦察人土土哈以玉里伯里为氏，是因其部族迁徙到西北玉里伯里山定居。回鹘人合刺普华的后代改姓俣，是缘自其祖先生活的地方有一条偰辇杰河。俣氏家族在元朝以文学著称，出了九个进士，“世科之盛，当时所希有”。 4．以部族名为姓氏。元朝蒙古族基本保持了以部落或氏族名称为姓氏的传统习惯(详见上文)。女真人乌古孙泽和夹谷之奇，也都是以部落名为姓氏。 5．因帝王赏赐而改姓。帝王赐姓命氏古而有之，《风俗通》记载：“张、王、李、赵，黄帝赐姓。”正史中得到元代帝王赏赐姓氏的有皇后、上层官吏和皇帝身边的近侍等。由于元朝是蒙古族统治政权，所以他们大都被赐以国姓——蒙古族姓氏。如唐兀人乌密氏察罕，太祖时在内廷任职，被赐姓蒙古，表示亲信和恩宠。顺帝时贺惟一深受赏识和信任，要委任御史大夫一职，然“故事，台端非国姓不以授”，贺惟一坚决推辞。祖制不可违，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顺帝特下诏，“赐姓而改其名”，这完全是出于形势和制度的需要。早在蒙古国时期，特薛禅与他的儿子按陈从太祖征伐有功，有旨“生女为后，生男尚公主，世世不绝”。所以元代的皇后大多出自特薛禅家族弘吉剌氏，也有少数出自蒙古其他氏族的女子。然而在顺帝时，来自异域的高丽人奇氏改为蒙古姓氏肃良合氏(意思为高丽人)，并被立为第二皇后。这位高丽女子最初仅仅是顺帝身边“主供茗饮”的宫女，“性颖黠”，日受宠幸，答纳失里皇后死后，顺帝就想立为她皇后，被丞相伯颜坚决制止了。大臣朵尔直班也曾上书“禁取姬妾于海外”。尽管有祖训和大臣的双重约束，至正二十五年，顺帝还是一意孤行，将奇氏改姓蒙古，并诏告天下，让这位外族的普通女子大大方方、堂而皇之地登上皇后的宝座。西域板勒纥城人察罕，深得仁宗宠爱，被赐姓白氏。 6．因迁移和政治避难而改姓。在元初，蒙古人就有因政治原因改姓隐居的情况。据杨志玖先生考证，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刘家营村聚居的蒙古族，是蒙古斡罗那歹氏族的后裔，元世祖时期即定居于此，长期隐瞒民族成分为汉族，有1000人左右。1979年在那里出土的刘五公的碑文记载：“高祖五公，系斡罗纳歹之人也。充蒙古军役。”“李侯兵革”被俘，英勇不屈，不肯下跪。“将见勇而忠孝，留之，遂得脱。后之苗裔因留日姓，故日刘。”此碑立于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立碑的是第二代僧住和忽都二兄弟，似乎在第二代时已以刘为姓。到了元末明初，一些亡国后留在内地的蒙古贵族为避难主动改姓(汉姓)隐居迁移的情况更加多见。据学者考证，今山东鄄城县蒙古族苏氏，今甘肃靖远县中堡乡营防村营儿门马氏，今贵州大方县蒙古族余氏，以及今河南南阳镇平、内乡、南召等县的王姓蒙古人和唐河县的李姓蒙古人等都是元代蒙古贵族的后裔。 曾为辽朝世家大族的契丹人王殉本姓耶律氏，女真人刘国杰本姓乌古伦、李庭本姓蒲察，都是在金末迁入中原后改为汉姓的。 7．因讹言而改姓。蒙元时期，人口迁移频繁，各民族交错杂居，也出现因语言文字不通，造成音讹、字讹，又以讹传讹而改变了姓氏的。雍古氏按竺迩年幼时就成了孤儿，寄养在外祖父术要甲家，“讹言为赵家，因姓赵氏”。女直人赵良弼，本姓术要甲，也因音讹改为赵氏，族人不仅不怒，反以“天将华姓吾家”而大喜。夹谷之奇本为女真加古氏，后因字讹改为夹谷。 8．因避讳而改姓。我国的避讳制度早在西周时就已形成，汉代以后，经历代帝王沿袭、创造和发展，到了宋代被发挥到了极点，姓氏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所谓避讳，就是臣民不能直呼也不能写皇帝和官吏的名字，后人也不能直写长辈的名字，若遇到这些字必须回避，或改用别的字，或用同义词代替，或减少笔画。商挺本姓殷，金履祥本姓刘，都是因前代避讳制度而改了姓。 9．因被人收养而改姓。元朝刑法明确规定“诸乞养过房男女者，听”。按照民间的惯例，收养关系确定后，被收养人要改为养父的姓氏。如章卿孙本姓刘，从养父章提刑改姓章；李璮本姓徐，从养父李全改姓李等。 10．因出家而改姓。佛教僧徒皆摒弃俗姓改姓释是常规。比较知名的有元初的汉族名臣刘秉忠，他在作官前为出家之人，姓释名子聪，作官后又恢复了俗姓。 11．因华化而得到或改变姓氏。随着元朝统一政权的建立和瓦解，元朝中后期定居中原的部分蒙古族华化而取汉姓的情况逐渐增多。迁入内地的蒙古人因做官、镇守等原因在汉地定居下来，长期与广大汉族人口生活在一起，交往日益频繁，有的娶了汉族女子，后代就随母亲冠以汉姓，《铁函心史》日“鞑靼都无姓，或要汉女为奴，生子愿有姓，竟随母姓。”有的雅好儒学，受汉族文化的影响颇深，取了汉族的姓、名和字。《揭傒斯全集》卷4《送燮元溥序》载：“元溥，蒙古人，名燮理普化，无氏姓，故人取名之首字加其字之上若氏姓云者，以便称谓，今天下之通俗也。”居住在镇江的万家闾也是华学之士，他的儿子分别取名万寿安、永安、定安、宁安。元末曾任侍正府都事的刘正卿(帖木儿不花)、画家张彦辅、剧作家杨景贤等，都是姓名完全汉化的蒙古人。 迁入汉地的其他各族因华化采用汉族姓氏的情况更加普遍。在元代被列为汉人的女真人本有自己民族的姓氏，自金代始女真人改用汉姓的就很多，朝廷曾屡次颁发禁令也未能控制。到了元代，女真人改用汉姓的情况更为普遍。据陶宗仪《辍耕录》载，改易汉姓的金人姓氏有31个，分别为“完颜汉姓曰王、乌古伦汉姓曰商、乞市烈汉姓日高、徒单汉姓曰杜、女奚烈汉姓曰郎、兀颜汉姓曰朱、蒲察汉姓曰李、颜盏汉姓曰张、温迪罕汉姓曰温、石抹汉姓曰萧、奥屯汉姓曰曹、孛术鲁汉姓曰鲁、移刺汉姓曰刘、斡勤汉姓曰石、纳刺汉姓曰康、夹谷汉姓曰全、裴满汉姓曰麻、尼忙古汉姓曰鱼、斡准汉姓曰赵、阿典汉姓曰雷、阿里侃汉姓曰何、温敦汉姓曰空、吾鲁汉姓曰惠、抹颜汉姓曰孟、都烈汉姓曰强、散答汉姓曰骆、呵不哈汉姓曰田、乌林答汉姓曰蔡、仆散汉姓曰林、术虎汉姓曰董、右里申汉姓曰汪”，其中大多为女真人姓氏。元人刘因在《静修文集》卷2《古里氏名字序》中记述道：“吴景初请予制其子名，自叙其为女真人，……本姓古里氏，以女真诸姓今各就其近似者易从中国姓，故古里氏例称吴，已数世矣。予闻之，大以为不可。夫姓氏，乃先世所受，而传之子孙，其脉络截然，有不敢毫发乱者。今非有所禁，而自绝本根，附于他裔，顾乃因仍苟且，徇于流俗而不恤，彼儿子之名，何所不可，而反为问乎?”可见元代女真人改汉姓已相习成风，且非迫于政府法令而是出于自愿。到元末，女真姓氏大部分汉化，比较知名的有儒士李之英，杂剧家李直夫(人称蒲察李五)，画家刘自然，书法家刘若水，官吏李庭、高闹儿、赵良弼、刘国杰等。 唐兀人中有几个世代用汉姓的家族如高氏(高智耀、高睿、高纳麟)、刘氏(刘完泽、刘沙刺班)等，其姓氏的由来不太清楚。一些内迁的唐兀人改用了汉姓，比较知名的有李桢、余阙、张长吉、张翔、吴善卿(迈里古思)以及改从母亲姓氏的何伯翰等，他们或通经史或善诗文，长期在汉地定居。 其他民族有畏兀儿族文学家马昂夫和画家边鲁，哈刺鲁进士沙德润(原名完泽溥化)和诗人马易之(原名乃贤)．阿鲁浑人儒士溥博，合鲁人刘汉卿(原名虎都铁木禄)，朵鲁别族郝天挺及儿子郝佑，也里可温诗人金元素等等。 三、结论 从元朝各民族姓氏的来源和变化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姓氏的发展变化是何等复杂，而以上种种变化归根结底都是因受到历史背景、政治形势、主流文化、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的左右和影响。在蒙古族取得统治地位、天下大一统和民族大融合的元朝，民族姓氏的来源和变化呈现出以下显著特征：一是姓氏来源和变化类型的多样性和独特性。元朝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姓氏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民族成分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这一时期姓氏变化的多样性。而受历史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元朝姓氏来源与变化还有独特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帝王多赏赐臣下蒙古族姓氏、避讳制度对姓氏影响力的减弱和因讹言改变姓氏的情况增加等。二是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汉族姓氏继续保持了主体地位和强大的生命力，而包括蒙古族贵族官吏在内的少数民族和外来民族的姓氏都有不同程度的汉化。汉族姓氏的特殊变化是增加了蒙古帝王赏赐的蒙古姓氏。其他迁入民族逐渐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采取了汉族常见的由人名、职官名、居住地而得姓氏的来源形式，还因帝王赏赐、迁移、政治避难、讹言和华化等或主动或被动地改为汉姓，这在一些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家族和人物身上表现得更加突出。
汉朝和罗马东西辉映
哪些方面难做比较 把汉和罗马两个不同的文明放在一起展览，这在咱们国家还是第一次。把两个文明做比较是很难的。在谈到两国文明比较之前，有一些事情应该说清楚。有种观点是，丝绸之路的两端是汉和罗马，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来的，在中国古代的文献里从来没有出现这个名称。直到魏晋南北朝，丝绸之路在地图上还只是一条虚线。据唐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的说法是根据马粪或枯骨作为路标，然后进行九死一生的探险式穿越。 丝绸是通过很多的间接的渠道，一站一站的逐渐传过去的。这时候罗马和东汉不是丝绸之路的两端。所以，两个文明很多地方是很难比较的，有的是不能比较的，有的是不好比较的。 首先，不可比较的是社会制度。 罗马从事生产劳动的基本上是奴隶，是奴隶制国家，罗马公民后来一般不参加劳动。而汉代不是奴隶社会，是封建社会。到了东汉中期一个贫苦的农民还能保持差不多有25亩地。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无法比较，就是宗教。汉代人宗教观念比较淡，没有形成一个全国人民共同崇拜的大神。 还有一层不太好比较，有的民族有一些艺术的或者文化上的特殊成就。它是很长的历史的积累，不在这个环境很难出现。比如罗马雕像。西方注重人体美，最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人家都是光着身子跑的，这个传统中国没有。而且西方出现了雕塑家艺术家，而汉代以前中国没有这个职业。所以不同的民族在历史过程里形成的一些特殊成就有时不太好比较。 除此之外，一些生产生活的具体领域是可以比较的。但是，我们应把它的背景弄清楚。比如罗马金铜的水龙头阀门，罗马的铅管，还有中国六角形陶管。六边形陶管是下水道，走脏水的，罗马那个阀门及渡槽是供水的，是世界建筑的奇迹。不能据此得出古罗马文化比汉文化先进或落后的结论，因为不能用下水道和人家上水的阀门相比。 在西方学者有一种说法，认为罗马后来的衰落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铅中毒，就是因为铅的水管里铅超标了，以至于使罗马人的智商降低了。如果这个说法有一点成立的话，那么还不如干脆喝汉代的井水更加安全。所以，有些东西的比较还是要慎重。如果是把性质不同的相比较不太合适。 我把汉代和罗马的一些生产、生活方面据我所知做一下比较。 农业 汉时已有犁铧，掌握了发酵技术 农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你得耕地，松土犁地。 犁这个东西是什么？犁的作用是松土。有的时候不好往前，扬一点，拉不动了往上一翘，让它过去再来。 而罗马当时还没有像中国这样的犁铧。后来，差不多在十三、十四世纪以后，欧洲，那时候已经没有罗马了，欧洲犁上才有一个泥土翻板，是木头做的，不像金属做的那个样子，角度老不合适，有的土翻起来了，可是就地就掉下来了，不是翻到一边去。 除了翻土，我们看粮食去壳(去糠)。罗马人是拿着一个篮子，最好是到山坡刮风的时候，篮子来回抖把糠吹出去，而中国在汉代就有了碓与扇车。这个东西欧洲知道是十六世纪，很晚了。 中国粮食作物是粟(小米)、水稻，罗马不是，所以不能作比较。不过中国有小麦，欧洲也有小麦，小麦中国也吃欧洲也吃。吃面就要磨，汉代也是石头磨，罗马也做，磨出来的面做面食，中国在汉代的时候就有馒头，而且是发面馒头，当时叫起酵饼。罗马人吃面包，我们现在吃的面包也挺好的，可是那时候的面包是不发酵的，是死面的。 死面的面包烤出来以后不吃，放几天再吃可就考验你的牙口了。 十五世纪，奥斯曼帝国打亚美尼亚的时候，有一个奥斯曼帝国的将领，亚美尼亚人很不欢迎入侵者，一个妇女拿一个面包一下子就把一位奥斯曼将军脑袋开瓢了。大概一个死面面包就像一个砖头一样坚硬。 中国有发酵的工艺，所以中国的酒很先进。我们知道世界上酒是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然发酵的果酒(水酒)，水果几天不吃会发酵，这样的叫果酒。 再进一步是粮食酒，商代人用粮食做酒，分两步，第一步先把淀粉变成糖，第二步再把糖变成酒精。第三个阶段是已经酿出来的酒再蒸馏，就是蒸馏酒，蒸馏酒度数高。这个阶段汉代和罗马都没有突破。 但是汉人喝的酒是两个步骤，第一步用曲把淀粉变成糖，第二步用酵母把它变成酒精。欧洲的伏特加、白兰地等一直是果酒，没有第二步。所以说古代中国在生物化学这方面很发达。 手工业 古罗马发明了架锯和刨，优于汉朝 这次展览中有一些基本的生产工具，不论罗马也好，汉代也好，非常一样，斧子、锤子等，基本一样。其中有一个线锤，就是吊线的线锤，我们这次展出了罗马的线锤，那个图是中国的，我们看是一模一样，说明人类有很多共同的想法。但是，有很多我们司空见惯的工具中国没有罗马有。比如架锯，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就很普遍了，中国没有。中国人如果开木，是根据直线一个一个打楔子，最后撑裂。 另外一个是刨子，公元前一世纪罗马既有架锯又有刨子。 中国的架锯最早见于《清明上河图》图中十字路口有一个修车的车摊，地下放着一个锯，那是中国看到的最早架锯，中国之前有的是刀锯，刀锯都比较小，是无法开大树的。同时我们也没有刨子，什么时候有的？到了明朝才有刨子。这些中国开始没想到，有了以后，中国很快发展成蜈蚣刨，蜈蚣刨现在不大常见，它不是一个刨刃，是一排刃，所以后来中国硬木家具很快发展起来了。 如果当时像文章说的真有一条丝绸之路，那么，罗马的架锯和刨子应该同时传到中国来，不但当时没传来，而且这两样这么重要，这么好用，木工简直离不开的东西传到中国的时间差了很长时间，一个是南北朝之间，一个是到了明朝。所以当时中国和罗马是没有直接联系的。 冶金业 欧洲在古罗马后一千年才有铸铁技术 现代国家要立国，冶金业非常重要。冶金方面中国西周末就已经有了人工炼铁。如果温度只是1000℃以下，出来的铁就变成小铁珠，这种铁叫做海面铁，比较松软，海面铁再需要锻打，加热锻打一昼夜，海面铁里的石头渣子才能排出1%，很缓慢。但是，中国原来在商周青铜时代的时候就有炼炉的竖炉(小高炉)，把这种技术用在冶炼上，所以中国到战国以后就已经用小高炉炼出来铸铁，是铁水，是液态，在海面铁里排出渣子。 古代没有合金钢，就是铁，生铁里的夹杂物，那些炭是片状的，所以容易碎，比较脆。汉代把生铁搁在闷火炉里多日，900℃左右，把炭从片状变成团絮状，这样的铁就可锻铸铁，可锻铸铁的性能在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接近铸钢了。 不光是罗马，到波斯也一样，表现铁匠神的标志物都是铁砧。 中国这时候可以铸铁，铸完了以后锻化。一次一炉子生铁，可以铸几百个镰刀。如果是一个一个地锻，效率要低了不知多少倍。所以在这方面中国当时遥遥领先，欧洲是公元一千多年以后才有铸铁，而且锻铁成性，他认为铁非锻不可。到了公元前后有的罗马炼铁炉温度提高了，出来铸铁了，出来铸铁以后，罗马人认为无法锻，当废物扔了。 在电视剧《汉武大帝》里，说匈奴兵和汉兵打仗，匈奴兵用刀一挑，汉兵的刀剑都断了，没办法派张骞去西域，西域找大月氏女王，后者给了张骞一些黑不溜秋的面儿，大概他认为是添加物，然后汉的武器就好使了。这是颠倒黑白！当时匈奴不会炼铁，《汉书》里说一直到中亚全不知道铸铁，后来是汉朝的俘虏兵传过去的。 我们这个展览里还展览了一些钱币，罗马的钱和中国的钱，罗马钱是拿钢管擀的，一块银子、金子或者一块铜，加热以后拿钢膜砸成一个国王的像等等。中国的钱特别是汉代是铸钱，而且是叠铸。 钱币一个一个拿钢膜去打，这个费劲，货币不可能那么多。用叠铸方法铸当然多。从西汉到东汉铸了多少亿枚，而且基本上保持一致，大小厚薄重量一样。 我们现在从玻璃柜里看罗马钱漂亮，中国古钱都傻眉傻眼一个样，可是你要知道，四百多年一直保持稳定，作为交换媒体一直在起作用。 建筑 汉建设讲究就地取土，古罗马用石材 罗马的建筑和汉的建筑不同。罗马建筑像教堂、斗兽场、议事厅等等，都是石头的，当时整个西方建筑都是石建筑，中国建筑是木建筑。石头建筑最典型的代表是埃及金字塔，因为金字塔是最适合石头的特点，是一块块平着叠起来的，而且形状非常稳定，所以金字塔四五千年了还在那儿，虽然高度下降了，上面有很大一块被风吹了。金字塔根据史料知道，是先有十万人，用了十年修路，再有十万人用三十年修塔。尼罗河三角洲根本不出石头，石头是运过去的。600万吨石头还需要打磨，据说原来两个石头中间插不进刀去。这个建筑工程，只有在奴隶制发达、宗教狂热这两个条件下才能盖起来。 中国没有宗教狂热，没有这个需要。在汉代，在中国的中原地区，我们知道是黄土地带，中国的黄土是风尘黄土，不是水冲过来的，扬沙天气带来的，几十米深，黄土有一个特点，只要把它夯实了，就成了房子了，这样的房子是就地取材，而且盖起来墙加厚冬暖夏凉。 汉代的明堂辟雍，好几层的楼，地下的角是空面，都是单层的，底下这一大块是夯土，下面的楼底下的心是夯土。我们知道，在洛阳北魏的时候有一个永宁寺，是当时全国最高的塔，外面看是九层，其实当间有一个土心，一直到五层，外面是一个九层的塔。所以中国当时不愿意更多地用民力，对用老百姓的力量是有节制的，要求是既实用又低成本的。这跟当时欧洲的建筑不一样。欧洲奴隶制时代真是有一些很伟大的建筑。像埃及有一个卡尔耐特神庙的大柱子断面上可以坐十个人，整个起来多大个？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对埃及的起重技术还不能够完全了解。现在来讲那样的起重技术也是大工程。所以应该有整个社会背景在里面。 交通 汉朝优在：马车驾轭、航船用舵 交通很有意思，最早在原始社会里用人力，后来有了橇，拖着橇，后来用两个轮子，开始用人拉，后来用牲口拉。那么牲口怎么绑到车上让它拉车呢？这个叫系驾法。比方说古代印度用牛拉车，把车绑到牛犄角上。在罗马、埃及都是绑在牲口的脖子上。我们知道无论是马，无论是别的，跟人颈部构造都差不多，都是颈椎在后面，气管、食管在前边，这种系法正勒它的气管。拿脖子拉车叫颈带式。这在欧洲用了很长很长时间，一直到九世纪。 中国古代不这样，最早的时候，那个就是秦始皇的车，他是马的脖子上架一个轭，轭有两个角，那时候车是独辕，一根竹竿旁边俩马，其中一个马有轭，它用轭里面拴一个绳，那边也是从里面拴一根绳，马是胸部使劲。所以完全不勒脖子，脖子这儿有根带，是帮助轭位置别偏了。这是轭靷式系驾法。 中国很早的时候就有车战，车跟车之间作战。当时大的国家把兵车作为国力的代表，所以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君”的说法。欧洲没有车，只有工具用车，人要赶快跑到前线，到那儿就下车作战。我们看罗马那些战车都是绑着脖子。但是，西方也有它的长项，西方从很早，公元前一千年开始有一个导轮，单独转，所以四轮车能够发展。最早很简单，前面两轮中间一个轴，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方法。所以中国发展不起来四轮马车。 船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舵对于船来讲非常重要，罗马的船没有舵，罗马的船在船尾这个地方出来两个大桨，之后经过一些年稍微进步了，在船的右舷，船尾有一个大桨，那个大桨就叫舵，欧洲在船尾有了舵是到十二世纪，在欧洲低地，现在的荷兰比利时低地地区，那儿的水手才开始发明。中国是二世纪，早一千年。在汉代我们就“大海航行靠舵手”了，古罗马还大海航行靠两边的大翅膀(浆)呢。 纺织 无论纺线还是织布，中国都优于罗马 纺织也有不好比的地方，比如说丝，丝虽然罗马人也有，但丝与黄金等价，极其高贵的人才能穿。而且罗马的丝也不是中国直接运去的，中间经过许多环节。 中国古代主要有两种麻，一种是大麻，一种是苎麻。苎麻全世界都没有，只有中国有。苎麻的丝是细长有韧性有亮光，而且在水里不容易腐烂，而且染色容易，不易褪色。 大麻本身搓出来的线，中国古人穿布衣不是很舒服，大麻线纺织出来的布多少穿着有点不舒服。那时候古代穿布衣，中国是大麻，地中海区域主要是亚麻，中国唐代才有亚麻。黄麻在印度，像麻袋，穿起来特别不舒服。 麻都要先沤，然后麻皮才能剥下来，剥了麻皮之后再拈线。无论汉或罗马，拈线都用纺轮。但是，中国拈麻线直接用纺轮，这个拈线工作叫绩。 罗马的麻线是先在大腿上搓，但整天在大腿上搓麻，皮肤受不了，所以就有了纱轴，像一块大筒瓦似的东西，从里头看前面的弯和膝盖的弧度相符合，表面有小鱼鳞纹。 我们知道汉代产丝，丝是自然界的超长纤维，丝用不着纺。但要卷绕，然后才能上机。绕丝有筟车，筟车上头要装一个筒，丝在上面绕。 在汉代没有发现纺麻的纺车的图像，但是有了筟车，再有了纺锭，就知道汉代一定有纺麻的纺车，罗马没有。 这就是织机，纺成线后，丝也好，麻也好，都要织布。中国的叫斜织机，希腊罗马的是立织机。中国织地毯才用立织机，立式机的缺点是什么？就是无法提花，纺织织花不是一上一下过去。 无论是纺线还是织布方面，中国都是领先的。欧洲的纺车现在的图像，1338年才看到。 武器 都使用矛、盾和弓弩，情况却大相径庭 中国和罗马没有交过手，没法打，因为隔得太远。到了汉代也不用车战了，用骑兵，中国的步骑兵用矛，欧洲也用矛，罗马时期主要是步兵。我们知道亚历山大时期，有马其顿方阵，步兵排成方阵，比如有四层，四层兵拿的矛长短不一样，最后一层拿的矛特别长，然后越来越短，到了前边矛头形成一面墙。罗马也有方阵，但他们还用投枪，打仗时先扔投枪，对方就拿盾牌来挡。中国的盾牌中有藤牌、漆盾、革盾等。欧洲都是金属的，而且在打仗之前边敲盾边喊叫以吓唬对方。因为汉和罗马没打过仗，无法比较。 我们看中国的弩有许多种。弓箭是拉开以后马上放箭，弩不一样，可以把弓拉开以后到了合适的时候再放箭。战场上都知道开弓射箭要争取时间效率。中国的办法看着比较简单，节省时间。罗马人不一样，他们拿着转盘、齿轮来开弓，射的力量却比中国小。 文具 中国固态墨、纸优于罗马液态墨、羊皮 中国也好，罗马也好，都要写字，写字要用色料。中国的甲骨片上个别地方有写的字，这些字现在通过检测知道它的材料是碳素，来源是燃烧后生成的烟子，经加工而成。中国的书写的色料是固态的，墨是成块的。罗马人写字的颜料是液态的。我们固态的材料墨可以研，是临时的水。一直发展到后来的蓝墨水，蓝墨水里面主要是没食子酸。因为碳非常稳定，用其他的材料没有碳稳定。 另外，在汉代发明了造纸术。造纸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是非常卓越的发明，它不是物理变化，是化学变化。 没有纸以前罗马用羊皮纸，说是羊皮纸，实际上很多是用犊皮，将犊皮用圆刮刀把上面所有的肉都刮得很干净，然后泡，反反复复地泡，然后绷起来晾，很费事。据说抄写一部《圣经》需要三百张羊皮纸。这个代价一般人花不起，所以文化普及受限制。中国的造纸术跟罗马也不好比，人家没有。 中国还有一些独特的长项，如漆器、瓷器等，当时罗马的陶器也烧得很好，只是温度差一点，另外是原料的问题，其实欧洲地下也有。 但是，罗马有玻璃器皿，它是从埃及学到的。罗马玻璃器皿有很漂亮的雕花玻璃，他们用来盛香水，传到我们这儿后成了摆设。因为汉代不用香水，汉代的香是熏香，用熏炉，点烟，不用香水。 尽管局限在生产、生活方面，有些方面汉和罗马仍是不好比的。比如我们的十三陵、长陵，神道前有一个五牌楼，那个大牌楼代表的是中国建筑用石头的失败。但是如果归拢起来以后，中国在汉代的生产、生活方面，不仅是领先罗马，而且领先世界，不仅在当时领先，而且在以后的上百年，甚至上千年领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中国，中国的很多汉代文明是中吃不中看，它非常实用，低成本，很省钱，很实用，不那么花哨。一个雕像实在好看，有的时候不那么顶用。 有的时候拿汉和罗马相比较，一些比方不太恰当，比方说汉杨陵出土一些裸体俑，拿这些裸体俑和希腊罗马的人体造像实在不好比。所谓裸体俑，当时是穿真衣服的，真衣服烂了，为了给皇帝在地下服务，所以要做得很具体，实际是穿衣服的，不是让你看裸体，和希腊罗马雕像比就不合适。就像拿下水道跟水龙头比，非常不恰当一样。
明朝军事活动与关羽信仰传播
宋元时期关羽信仰逐渐形成①，但到明代关羽信仰才真正普及开来。明万历年间，已是“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过于关壮缪，而其威灵感应，载诸传记及耳目所见闻者，皆灼有的据，非幻也”，并成为“家祠户祷”、“凡妇人女子”所必知的对象，位列当时的四大正神之首。②与内地关庙的修建以官府和普通百姓为主体不同，在一些边远地区和海外等关羽信仰氛围不是十分浓厚的地方，卫所军人成为关羽信仰和关庙修建不可或缺的主体。可以说，明代的关羽信仰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从明初的卫所移民，到明中期的嘉靖倭变，以及其他军事活动，都不断地为关羽信仰注入新的活力。目前学术界关于关羽信仰的研究成果颇丰③，但专门针对明代关羽信仰传播和普及情况的研究较为少见。关羽庙宇作为实实在在的关羽信仰的物化载体，在古代文盲占大多数、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社会中，能够起到不断传播和强化关羽崇奉的作用。明代军事活动又因其较强的流动性，在关羽庙宇修建和关羽信仰传播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试图在明代关羽庙宇分布的基础上，从明代军事活动这一角度，对明代关羽信仰传播情况略加探讨。 卫所移民与关羽信仰的传播 顾诚指出：“从东北到西北以至西南，这些大约构成半个明帝国疆域的地方在明代(特别是在明初)一般不设行政机构，而由都司(行都司)及其下属卫所管理。”④在边疆地区，军人及其家属成为移民的主体，也是关羽的忠实信仰者。因此，诸如陕西、福建、广东、云南、贵州等地早期的关庙修建，无不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 陕西北部一些边疆卫所及其毗邻地区，都属于关庙修建较早的地方。陕西行都司除所在地甘肃镇东南隅关庙建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外，庄浪卫关庙建于洪武二十一年；西宁卫碾北千户所关庙建于洪武十九年；镇边卫关庙建于成化年间；高台守御千户所关庙建于景泰七年(1456)，成化十八年(1482)和弘治十三年(1500)再加修葺；山丹卫除洪武二十九年所建南关关庙外，永乐十一年(1413)再将暖泉堡元代所修关庙重新修葺；⑤宁夏卫除卫城东北角唐代所建旧庙外，成化二十三年，都御史崔让再建永通桥新庙。⑥平凉府静宁州关庙重修于洪武七年⑦，到嘉靖年间，平凉府各州县基本都能见到关庙。⑧临洮府府治东的元代关庙于洪武三十一年重修；万历初年，参将梁文将河州关庙修葺一新。洪武初年，指挥王翚将庆阳府治城西门的宋代古庙加以重修；⑨宁州古关庙也于宣德年间再加修葺。⑩明代汉中府建庙时间也较早，兴安州西门关庙在洪武四年由守御千户所创建，城固县关庙洪武八年也已修建。 在卫所军人的努力下，福建沿海及西部等地出现了关羽庙宇。福宁州关庙于洪武十五年由“守御百户张清创建”。漳州府的镇海卫城、六鳌所城、铜山所城、玄钟所城关庙，均为洪武中后期所建。正德年间漳州府铜山卫《鼎建成铜城关王庙记》称“国朝洪武之二十年，城铜山，以防楼寇，刻像祀之，以护官兵，官兵赖之”。邵武府进贤坊关庙是一座宋代古庙，永乐七年，邵武官兵“从大军征西洋，神著阴功，遂得凯旋，重新其庙。正统间征沙尤寇，亦赖神功。武人崇奉，祭无时”。 弘治以前广东卫所所建关庙，不少是在洪武年间修建的。 洪武十四年(1381)，明朝军队进入云南后，一大批关庙也随之得以兴修。如临安府宣威街关庙于洪武十八年由指挥王信迁建。大理府治西南关庙于洪武中由大理卫重修。到正德年间，临安府已是“各州县俱有关王庙”。姚安军民府大姚县西南关庙，就是千户官每年霜降日祭旗纛的地方；寻甸府西北关庙是凤梧所官军每年祭旗纛的地方；楚雄府南安治东关庙“当安童夷贼往来之冲，嘉靖间，知府李显阳建，以警慑诸州”。 元代以前贵州地区仅有贵州治城南一所关庙，但到弘治以前，大部分卫所已建有关庙。 贵州地区所修关庙也带有明显的军事性质。毕节卫关庙的修建就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洪武十五年，“天兵定南诏”，次年班师后，因同知柳楫战前曾许愿“若得捷，当撤弊而新之”，后遂建庙，“使人有瞻仰，神复扬灵兹土，而余亦毕姚安之愿”。嘉靖三年(1524)，总兵牛桓将贵州宣慰司治内元代所建关庙加以修葺，使该地关庙达到两座。铜仁府郡治东关庙于嘉靖二十七年由指挥王辕连修建。万历三十年，总兵陈璘新建龙头营关庙，同时又重修郡治东关庙，以求关羽显灵助战，确保一方平安。 此外，据《西关志》记载，嘉靖二十六年以前，京师迤西沿长城重要关塞大部分已建有关庙，居庸关城内西山关庙甚至还有敕建庙额。 嘉靖倭变与关羽信仰的传播 在南方地区，特别是在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带，关羽信仰的真正大规模普及是在嘉靖年间抗倭斗争以后。在南直隶地区，最先投入修庙的是一些卫所的军士、民人和道士们。吴县的专诸巷关庙在永乐间由苏州卫官军创建；松江府的清村庙和南汇嘴庙在洪武末和永乐初分别由千户陈叙和张敏所建。到正德年间，苏州府、松江府所属大部分州县都已有关庙，且松江府府治周围关庙多达四座。嘉靖后期，倭寇侵扰甚至深入到徽州府歙县、绩溪和宁国府的旌德、泾、南陵等县。明政府和沿海人民积极抗倭，官军每获胜，必归功于关羽助战。扬州卫指挥同知石如璧，“先世高皇帝授六品职。迨嘉靖三十五年，岛夷航海犯东南，流浸毒扬州境，势甚慓石，以其官披执戎伍，祷于义勇武安王，获庥助，夷大创。上首功，朝廷以论最先登之伐，加今职。世世遂捐俸出囊，首倡建神庙于北城门左，佈神庇也”。嘉靖三十五年，徐海就擒，“赵公益神侯之功，命有司立庙于常州。侯之庙盛于北，而江南诸郡庙侯自此始”。 浙江地区关羽庙宇的兴修也是在嘉靖倭变以后。嘉靖三十四年，“倭寇继乱东南，天子命赵公文华统师讨之，师驻嘉兴。军中若见关侯灵应响助我师者，已而，师大捷。赵公请于朝，立庙于嘉兴，以祀侯”。绍兴府余姚灵绪山关羽旧庙，也因嘉靖倭变关羽护佑有功而得以扩建。“曩岁倭奴寇姚，倅而几陷。祷于公庙，卒以却贼。于是，当路暨邑父老议恢庙制。”“经始嘉靖丙辰六月，积二十四年规模始宏，解州、当阳恐伟丽不若是。”嘉靖倭变时，胡宗宪曾“练兵于吴山之寿春庵，侯示之梦，若有相于公者。已，果连破贼数阵”，遂将原宝莲院改为关庙。万历以后，关羽庙宇的兴修渐扩展至浙江北部和沿海地区。杭州吴山在万历初年“群庙萃止，而公祠未建，人心缺然”，万历十四年(1586)，“始辟承天灵应宫右区，肖像祠公”，万历十八年继续整建，到万历三十二年，正式“秩入春秋祀典”。万历中后期，仅钱塘县一地就有关庙六座。 在明初卫所建修关庙的基础上，嘉靖倭变使福建、广东等地的关庙兴修更盛。像福建漳州府诏安县关庙，就是嘉靖三十七年“知县龚有成梦有护城之功，得应，故立”。海澄县的石马镇上马、下马关庙，俱系嘉靖年间修建；兴化府属邑于隆庆初年均已建庙。在广东沿海地带，广州府的顺德县西山关庙于嘉靖四十三年由“坊民呈建”，新安县县治关庙于万历十二年由“参将方伯署县事王维翰重修”。到万历中期，广州府、韶州府等地大部分属邑已经建庙，潮州府府治所在地海阳县已有关庙两座。此外，像南雄府各县到万历中期均已建庙，其他府州县到万历中后期大都有了关庙的记载。 其他军事活动与关羽信仰的传播 从明初开始，凡重大军事活动中多有关羽的影子。许多关羽志书都记载了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以及成祖朱棣北征本雅失理，关羽显灵助战的故事。嘉靖三十五年序刻的《获鹿县志》，也留下了嘉靖年间关羽助战的记载：“余尝遍游齐鲁燕赵，又西过太行，涉晋代关陇之墟。父老往往言，时遇边徼□患，矢石交下，烟沙茫茫，或风雨震凌，我军危急，将士心悼□愕，众口欢祝，即在空中若见侯灵旗羽盖，神光闪烁。俄顷，虏遂惊溃以去。”在此后的军事活动中，关羽更是被视为精神支柱。隆庆六年(1572)，“大征朦胧三峒，兵备道金某监军，夜梦神助，遂大捷”，班师后，于广西平乐府荔浦县再立新庙，岁岁致祭。辽东都司的广宁中左所关庙“起于成化，大于弘治，两新于万历，前后凡四举矣”；广宁前屯卫关庙于嘉靖十一年因火灾焚毁，后于嘉靖十二年和嘉靖十三年分别加以修葺。辽东地区如此频繁的关庙修建，无非是因为“辽地与夷为邻，与虏为仇，兵将袵革枕戈，日与为敌，使非怀忠奋义，则苟生保躯之心重，谁肯捐身蹈危为国家壮屏翰，为生民捍祸患哉?”因此希望关羽英灵能“幽赞冥授，启佑人人，使咸抱忠仗义，以报国家宠优养给之恩”。缪天成在为广宁中左所所作的《重修关王庙记》中，也充分肯定了关羽在军事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我辽海为神京左臂，大小武臣，非公之忠勇无所矜式；远近属国，非公之威灵无以震摄，况锦尤边境要冲乎?”随着辽东边疆形势日益恶化，关庙的扩建速度不断加快。兵部尚书孙承宗在《重修汉前将军关壮缪公祠记》中称：“天启甲子，予阅兵觉华，几殆阳侯之难。或言公降神佑护，一时宣传。以其语涉怪，略为辑祠于宁远。”不久，孙承宗又亲历了崇祯三年(1630)山海卫关庙扩建工程。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关羽崇奉也达到新的高度。万历四十二年，关羽被敕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于正阳门建祠斋醮三日，颁知天下，以求“边方镇静，四夷无扰，朝野奠安”。万历二十年五月，日本入侵朝鲜，明朝政府派军队到朝鲜援助抗倭作战，游击陈琳在李朝政府的协助下，特于汉城崇礼门外建关庙一座，把关羽信仰带到了海外。 余论 明代的关羽信仰开始迈出先前的自发和无序状态，逐步走向了神圣化的发展道路，关羽造神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向标准的国家崇拜转化，而这一过程的最终完成则要到清代了。关羽在明代之所以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且倍受将士崇奉，除官府提倡外，至少还与以下原因紧密相关。 首先，关羽的忠义仁勇形象，很受武人的尊崇。正统年间，杨璇为大同府府治关庙所作的《义勇武安王庙记》中就已指出：“初忠义之声传播当时，而流被后世者益著。仰其风烈者，乃建祠祀之，而武臣将士尤加崇飨焉。” 其次，护佑之功。军人们不分南北，每有战事，必祈荫佑。成化二年进士安徽休宁人程敏政，在《三论汉寿亭侯及远祖忠壮公、唐越国汪公、中丞张公之祀》中回忆到：“汉寿亭侯忠义闻天下，先公屡尝梦之，每出师则祀于帐中。”。明军也常将关羽祭于教场，并奉其“为三军司命之神”。 最后，与明军的整体文化水平不高有关。在古代文盲占大多数的社会里，超自然的信仰常被用作治军的一种手段。戚继光坦率地指出：“夫南兵南将，凡有条约，上下讲读，信而畏之。此间将领而下，十无一二能辨鲁鱼，复有自已敕谕，不曾记得一字，如练兵条约、连坐保结，节制甚明，其戍边之吏士不识字者，固非得已，识字者，且效白丁之习。”因此，用宗教迷信的因果报应作为规劝，也不失为主将辅助军事教育的较好的办法。
明清中国科技未获突破原因：教廷反对传授科学
中国的情形在开始时和西方有点儿相像。宋代理学家程颐和朱熹重视“格物致知”，即钻研万物来找寻它们的道理法则，然后总结成为原理知识，而所谓万物包括自然事物和现象24。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里，便对朱熹等宋代理学家在自然科学上的贡献予以了肯定25。换言之，中国同样也有自然哲学，它和西方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自然哲学没有像欧洲的那样，在16、17世纪开始偏重实验方法和数学26。 到了明朝，在“格物致知”和“经世致用”的大前提下，很多实用知识(和知识)得到广泛传播，包括建筑、水利工程、地形、气候、天文历法、财务、贸易、农耕、谷仓储存、纺织等多方面的知识。当时不少著述，像陆应旸的《广舆记》、顾炎武的《肇域志》、杨慎的《丹铅总录》和李泰的《四时气候集解》等，都是有关实用知识的书籍27。 中国人也没有忽略数学的功用。古代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数便是其中之一。宋明理学重视“理、象、数”的结合。明朝南京刑部郎中项麟认为“盖天地之中，有理斯有象也，有象斯有数也，有数斯有据也”。换言之，要掌握理学，就必须拥有数学方面的知识。明代数学家朱载堉说：“夫术士知而未达理，故失之浅。先儒名理而复善其数，故得之深。数在六艺之中，乃学者常事耳……数非律所禁也，天运无端，惟数可以测其机;天道至玄，因数可以见其妙……夫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理由象显，数自理出，理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凡天地造化，莫能逃乎数。”28明人唐顺之、程大位和冯应京等均有关于数学的编著，如程大位的《算法同宗》等;唐顺之更在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之前，已主张利用古代的数学来解决天文历法上的问题29。 耶稣会来华传教士把古希腊的科学和数学传入中国，获得明清士大夫(像徐光启和李之藻等)的赏识和肯定，主要原因是中国本身也有自然哲学，并且已恢复过去对数学的兴趣。明末的士大夫认为，西方的学问和中国的“格致穷理”传统有异曲同工之处。明人熊明遇出版过一本有关西学的书，名为《格致草》;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翻译的一本西方采矿和冶炼技术的书，中文名为《坤舆格致》;法国的“巴黎科学院”在当时的中文译名是“格物穷理院”30。 清朝时，中国数学家的地位被提高，渐渐替代了西方传教士，其中以梅文鼎最为闻名。他把中国和西方的数学融会贯通，并力主利用数学来解决天文历法上的问题31。康熙晚年更仿效“巴黎科学院”，在畅春园设立“蒙养斋算学馆”，专门栽培中国自己的天文历算学家。当时天文数学已被视为传统学问的附属，天文历算学家普遍受到尊重，梅文鼎的孙子、数学家梅珏成，获赐“算学进士”头衔，另一名数学家王兰生亦获赐“畴人32进士”头衔。其后考证学的兴起，也增加了清代知识分子对古代天文数学的兴趣，乾嘉时期的考证学家阮元撰有《畴人传》一书，记载了古今300多名天文历算学家的事迹和贡献，包括多名西洋传教士;阮元等还呼吁学者应该成为精通中西学问的“通儒”33。 但可惜的是，清代的数学和科学并没有出现西方那种突破，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解决了历法上的问题之后，当时的数学在中国再没有其他显而易见的实际用途34，因此只能吸引一些知识分子的好奇心——这和同期的欧洲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必须继续钻研和发展数学的情形截然不同(见上一节)。明清知识分子对古希腊数学和科学深感兴趣，认为其具有新观点，与中国古代数学相辅相成，也有人相信希腊数学源自中国。到了18世纪，清朝知识分子基本上已把古希腊和中国传统数学融会贯通，但没有再进一步发展35。 另一方面，由于罗马教廷反对，耶稣会传教士没有把欧洲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尖端科学，如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新发现及牛顿定律等传入中国。耶稣会传教士起初只告诉中国人“地球中心说”，后来改为“地球太阳双中心说”(指行星环绕太阳运行、太阳月亮环绕地球运行的说法，又称“第谷系统”)，最后才提及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太阳中心说”，这样一改再改，前后矛盾，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然缺乏说服力。况且，耶稣会传教士以传教为首要任务，引进西方数学科技为次要，这令清廷和明清士大夫怀疑他们的真正动机。 牛顿科学和微积分学要到鸦片战争以后才由基督新教传教士传入中国，迟了近两个世纪。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进化论后，新教传教士又因为认为它与基督教教义相悖，而迟至19世纪末才把这套理论传入中国。欧洲的新科学在中国仍然被称为“格致学”，研究这门学问的人被称为格致师或格致家，到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才改称为科学和科学家36。
明朝进士登科录的版式、结构及体例
作为科举考试的实物例证，明代进士登科录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及明史的重要原始文献。早在1969年，台北学生书局就把台湾中央图书馆及原北平图书馆所藏共六十余种明代各类登科录影印成《明代登科录汇编》一书。2006年，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项目《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由宁波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必将给明代科举制度史和明史的研究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版式 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版式相对较为固定。从上海图书馆、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及其续编等所标识的几种进士登科录来看，明代进士登科录有如表一所示的一些版本特征。 由表1可知，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版式固定之中略有变化，但通常是每半页10行，每行20字，框高在21．9～26．Icm之间，宽在14．1～15．6cm之间。多为粗黑口，单鱼尾，四周双边，一册一函。其实，表1所言每行20字也不甚确切。明代进士登科录包括“玉音”、“恩荣次第”、“进士家状”、“制策”和“进士对策”五部分，其格式虽然严整，但各部分的字体大小及字数多少各不相同。需要说明的是，占进士登科录相当篇幅的“进士对策”部分通常是每行20字。 二、结构 明人张朝瑞《皇明贡举考》载：“进士登科录，首玉音，次恩荣次第，次进士家状，次制策，终进士对策”。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结构较为固定，通常按顺序分为五部分：（1）“玉音”，即礼部尚书关于本科殿试的奏疏、皇帝圣旨及读卷官、受卷官等各类执事官的官职姓名、表字、籍贯、功名。（2）“恩荣次第”，是殿试、传胪、张榜、上表谢恩、诣孔庙行释菜礼及国子监立石题名等一系列活动日程。（3）“进士家状”，是进士登科录的主体部分。按名次先后排列进士姓名，列出其籍贯、成分、治何经典、字、行、年龄、生辰，曾祖、祖、父名及其官职，母某氏，封赠情况，祖父母、父母健在情况，兄弟名及其官职，娶某氏，某省乡试第几名，会试第几名。（4）“御制策问”，即殿试策题。（5）“进士对策”，即第一甲三人进士殿试对策。但也有特殊情况，如《皇明贡举考》卷一所言：“进士对策，洪武二十一年登科录初刻进士对策（《登科考》）。按：对策刊刻一甲进士三篇，只有永乐二年、四年，嘉靖十四年兼刻二甲进士对策。若正德三年（1508）取二甲三甲各第一名对策刻之，则逆瑾之行私电”。由此，我们知道：明初洪武四年、十八年前两科进士登科录根本就没有录载进士对策，永乐二年、四年两科兼录第二甲进士对策。正德三年，大学士焦芳为其子焦黄中能见录，串通权阉刘瑾，所以当年《进士登科录》除刻一甲三人对策外，又刊第二甲第一名焦黄中、第三甲第一名胡缵宗二人对策。《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登科录》录载第一甲三名、第二甲前九名共十二份进士对策。 三、体例 明代进士登科录的题名是固定的，通常为：（某皇帝年号）某年进士登科录。如《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永乐十年进士登科录》、《隆庆二年进士登科录》等。它包括以下内容： （一）玉音 宋代进士登科录在“进士家状”之前，多载当年皇帝科诏及试院官职名，这就是明代进士登科录中“玉音”部分的雏形。张朝瑞《皇明贡举考》载：“玉音，钦命进士出身等第及读卷官执事等官，各官上书官书名，下双行书出身”。 明代进士登科录“玉音”部分通常这样记载：（某年号）某年某月某日礼部尚书臣某等于奉天门（万历八年皇极门）奏为科举事，会试天下举人取中若干名，本年三月初一日（成化八年后多为十五日）殿试，合请（拟）读卷及执事等官（官衔）某等若干员。其进士出身等第恭依太祖高皇帝钦定资格：第一甲例取三名，第一名从六品，第二、第三名正七品，赐进士及第；第二甲从七品，赐进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赐同进士出身（建文二年较为特殊，“钦定资格一甲从六品二甲正七品三甲正八品”）。奉圣旨“是，钦此”。读卷官（提调官、监试、受卷、弥封、掌卷、寻绰、印卷、供给官）上书官、书名，下双行书出身。 （二）恩荣次第 明代进士登科录“恩荣次第”部分通常这样记载：（某年号）某年三月某日（洪武四年二月十九日，建文二年（1400）三月二日。此外多在三月一日，后在三月十五日）早，诸贡士赴内府殿试。上御奉天殿亲赐策问。三月某日（洪武四年二月二十日，建文二年三月四日，以后多隔二三日，或四日）早，文武百官，朝服侍班。是日，锦衣卫设卤簿于丹陛丹墀内，上御奉天殿鸿胪寺官传制唱名，礼部官捧黄榜鼓乐导引出长安左门外，张挂毕，顺天府官（永乐十三年前为应天府官）用伞盖仪从送状元归第。三月某日（洪武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建文二年三月五日，多为放榜次日）赐宴于礼部，宴毕，赴鸿胪寺习仪。三月某日（建文二年为三月五日，天顺元年（1457）以后多在次日），赐状元朝服冠带及进士宝钞。三月某日（复次日），状元率诸进士上表谢恩。三月某日（洪武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多在再次日），状元率诸进士诣先师孔子庙行释菜礼。礼部奏请，命工部于国子监立石题名。 （三）进士家状 明代进士登科录“进士家状”部分通常这样记载：（姓名）贯某藩省、某府、某州县（军、民、官、儒、盐、灶、匠等）籍，或某处人。某藩省、府、州、县学生或附学生、增广生、监生、儒士、官吏等。治（易、书、诗、春秋、礼记）经，字某，行几，年多少，某月某日生。曾祖（或某官，封赠某官），祖某（同上），父某（同上），（嫡、生、继）母某氏，或封赠夫人、淑人、恭人、宜人、安人、孺人共六种。以曾祖、祖、父母存亡情况，分重庆下、具庆下、严侍下、慈侍下、永感下五种，兄、弟某（或某官封赠某官或学生监生），娶、继、聘某氏，某处乡试第几名，会试第几名。 例如：张居正是明代著名改革家，嘉靖二十六年（1547）第二甲第九名进士，《嘉靖二十六年进士登科录》这样记载了他的“家状”：“贯湖广荆州卫，军籍。荆州府学生，治《礼记》。字叔大，行二，年二十三，五月初五日生。曾祖诚，祖镇，父文明，母赵氏。重庆下。兄居仁，弟居敬、居安、居易、居宽、居业、居学、居中。娶顾氏。湖广乡试第三十名，会试第一百六十名”。 （四）制策 明代各科进士登科录均载皇帝御制策问，即制策，也就是皇帝（或以皇帝的名义）所出的殿试考题——经史时务策一道。明代制策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程序化的过程。明代制策多以“皇帝制日：联惟（或朕闻）……”发端，先说唐、虞、三代怎样好，汉、唐、宋怎样不如三代。接下来说太祖高皇帝、太宗（成祖）文皇帝怎样文治武功，冠绝百王，“列圣相承，益隆继述”，是说后之“列圣”又继承太祖、太宗之功业。再进一步说“朕自即位以来，宵旰图治，然而治效未臻其极”，并列举出当时社会所存在的一些弊端。继而表示要远效三代、近法祖宗以达雍熙泰和之治。最后以谆谆告诫诸生“悉心以对，朕将亲览”或“朕将择而行焉”等语作结。通常还在文末落款，注明年月。 一般殿试策问说唐、虞、三代的情况实际上是考应试者的经学，说后世汉、唐、宋的情况实际上是考史学，说到“朕自即位以来”的情况是考察应试者对当今时务的见解。所以明代的殿试策问通常情况下都是先谈经论史，后及当今时务，融经史、时务于一体，浑然天成，故称“经史时务策”。当然，在明代二百余年考试实践中，也有只论经史而不及时务或只谈时务而不论经史的，但这类殿试策问相对较少。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明代经史时务策把知识方面的测试与能力方面的考察结合在一起，是一种较为完善的考试文体。 （五）进士对策 进士对策的起收有一定格式，通常用“臣对臣闻”发起，多用“臣草茅贱士，不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一句作结。“臣”字旁写，不写题目，不许点句钩股，禁止添注涂改。低二字书写，空上二字留为抬头之用。策冒（策首几句总纲，谓之策冒）数行，提出全文主旨，提纲挈领，一目了然。接着以“恭（或“钦”）惟皇帝陛下”转折，用“秉神圣之资，扶盈成之运”之类语句对当时在位的皇帝大加颂扬一番，并说皇上“于万机之暇，特进臣等于廷，俯赐清问”。而后答策者再自谦一番，“臣虽愚陋，敢不披沥愚忠以对扬于万一耶?”接下来对策冒稍微展开阐述，继之以“伏读制策有日”发起（第二、三问等则用“制策又日”发起），针对策问一一作答。在回答具体问题时开始联系时务，提出解决对策。这一部分是殿试对策的核心部分。一个士子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多从这一部分体现出来。最后是数行策尾，应试者提醒皇上若照此对策实心求治，自可“比隆三代，超绝百王”。此外，文内颂圣，凡遇到“皇帝”、“陛下”、“宸严”、“祖宗”等词皆须另行双抬，而“经筵”、“大廷”等词则只需单抬即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此外，在体例方面，极个别科年的进士登科录也会有些细微差异。如《永乐九年进士登科录》有个别进士把祖母的姓氏也列入，如第二甲第十名周宗保，列其祖母林氏。《永乐十年进士登科录》皆载乡里，如马铎，“贯福建福州府常永县大宏里民籍”。《宣德八年进士登科录》有个别进士也书伯父、叔父。如第三甲进士金辅伯，伯父幼孜，赠荣禄大夫少保，谥文靖。成化以前，只列籍，不列乡贯。成化二年、五年、八年、十一年等科进士登科录，乡贯在前，役籍在后。而弘治以后则役籍在前，乡贯在后。如此等等，不可枚举。
明朝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影响
现代灾害学认为，灾害是指由自然的或社会的原因造成的妨碍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的社会性事件。[1](P18)显然，从概念可以看出，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两种属性，一方面它们不仅是自然和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另一方面其影响和后果也是社会性的，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影响。 一、明代自然灾害的概况 明代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朝代。邓云特先生曾言：“明代共历二百七十六年，而灾害之烦，则竟达一千零十一次之多，是诚旷古未有之记录也。计当时灾害最多者为水灾，共见一百九十六次；次为旱灾，共见一百七十四次；又次为地震，共见一百六十五次；再次为雹灾，共见一百十二次；更次为风灾，共见九十七次；复次为蝗灾，共见九十四次。此外歉饥九十三次；疫灾六十四次；霜雪之灾十六次，则其尤次焉者也。”[2](P30)当然，由于依据资料的不同和判定的标准不一，统计的数字也差异很大。笔者以明代两京、十三布政司为统计单位，对明代的主要灾害种类洪涝、旱灾、地震、雹灾、蝗灾、风沙、疫灾、霜雪灾害数量做一统计，列表如下： 由以上统计可知，明代全国八种灾害的总数为6199次，其中包括了一次灾害涉及两个或多个省区的情况，因此这一数字不免有些扩大，如果减去这些重复计算的灾害次数，明代这八种灾害的发生次数也不少于5700至5800次，而这一数字远远超过邓云特先生所得出的1011次。就各个灾种来说，洪涝、旱灾、地震三种灾害均超过了1000次，而洪涝灾害更是达到2000次之多，平均每年发生洪涝灾害达7次之多。就各省区来说，北直、南直、山西、山东、陕西、湖广、浙江、河南等省区灾害频繁，其中北直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092次，平均每年发生灾害近4次。而有些单次灾害，波及面非常广，危害十分严重，如崇祯十四年(1641年)的疫灾波及217县，华北平原人口总死亡率在50～90%不等，江南地区为20～30%[3](P223-225)，其状况惨不忍闻。当然，对古代自然灾害做统计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笔者不敢说自己所做的统计完全符合明代自然灾害的实际情况，但至少能大体反映明代自然灾害的基本情况。 二、自然灾害造成明代人口的大量减少和大规模迁徙 在中国历史上，影响人口大量减少和大规模迁徙的因素有很多，战争和灾害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两种。相对而言，战争是短期性影响因素，而灾害则是较为长期性的因素。明代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朝代，加之政府荒政不力，故而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和大规模迁徙，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发展。 明代自然灾害中人口损失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关于这方面情况，史籍中有相当多的记载。尽管其中很多记载使用的是描述性语言，如“死者无算”、“死者甚众”、“死者遍野”、“死者相望”、“死者无数、“死者枕藉”等，但也有很多记载相当精确。如永乐六年冬十月戊寅，江西“广信府上饶县疫，民死者三千三百五十余户”[4](卷84，P1118)。若以户均最少三人计算，此次死亡人数当超过万人。正统九年冬至十年秋七月，浙江绍兴、宁波、台州三府“瘟疫大作，男妇死者三万四千余口”[5](卷131，P2606)。景泰六年五月初六日，“苏州地震，并常镇松江四府瘟疫，死者七万七千余人”[5](卷254，P5481)。成化八年秋七月，“南直隶、浙江大风雨，海水暴溢……扬州、苏州、松江、杭州、绍兴、嘉兴、宁波、湖州诸府州县，……溺死者二万八千四百七十余人”[6](卷106，P2074)。正德五年，“太平、宁国、安庆等府大水，溺死者二万三千余人”[7](卷67，P1467)。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寅，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地震，“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8](卷30，P500)。万历三十一年八月，“福建泉州府等处大雨潦，海水暴涨，飓风骤作，淹死者万有余人”[9](卷387，P7274)。崇祯十五年九月，“河决开封，城陷，……士民湮溺死者数十万人”[10](卷15，P447)。以上所列自然灾害死亡人数均超过了万人，其中嘉靖三十四年大地震，死亡人数达到惊人的八十三万，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至于明代的自然灾害到底造成了多少人伤亡，由于资料所限，恐怕难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前人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情况。据曹树基先生统计，万历八年至十六年间，北直隶、山西、陕西、河南“四省死于灾荒和鼠疫的人口合计约为700万人”。而这一数字“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4%。以4‰的年平均增长率计，要有10年时间才能恢复。晋、冀、豫三省人口大约损失了20%。大灾后人口可能出现补偿性增长，以10‰的年平均增长率计，需要18年的时间才能弥补这一损失。[11](P430)高建国先生统计认为，明代277年中，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总共有6274万人，年平均约22万人，其中旱灾导致约4165万人死亡，地震导致约878万人死亡，涝灾导致约709万人死亡，分别占因灾死亡人数的约66%、14%、11%。[12]人是社会生产的主体，大量人口的因灾死亡，势必对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 自然灾害除了导致人口的大量减少之外，还促使人口的大规模流动。“15世纪末的干旱使得北方大批人口脱离土地成为流民，构成当时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17世纪开始的全国性大旱灾带来的社会震荡更为激烈。简略地说，这一次全国范围的大旱灾直接导致全国性的大蝗灾，也引发了波及差不多整个华北地区的鼠疫大流行。人口大量死亡，灾民大量离乡。”[13](P18)其中，正统年间，由于北直隶、山东、陕西和山西等省自然灾害明显增加，“递年逃来河南者将及二十万，尚有行勘未尽之数”，致使河南“食不足以给、地不足以容”[5](卷154，P3016)。流民大规模迁移导致封建国家对户籍失去了控制，到弘治四年(1491年)，在籍人口比明初减少七百一十六万。[14](卷102，P2405)人民逃亡，田地抛荒，生产很难正常进行，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国家税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社会的安定秩序。 三、自然灾害严重破坏明代农业经济的发展 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无疑是自然灾害影响中最为直接的方面之一。明代的中国依然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自然灾害无疑直接摧残了农业的发展。 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冲毁农田、毁损禾稼，导致农业歉收或者绝收，从而引起粮食短缺，形成严重饥荒。在自然灾害中，对农业生产有较大影响的主要有洪涝、旱灾、蝗灾、雹灾，其中前三者影响最为严重。洪涝灾害是明代发生频率最高的灾种，加之其威胁区域又主要是江河中下游平原区，即农业、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因而其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十分严重。如宣德六年，顺天府固安县“六月淫雨，浑河水涨，冲决堤岸，淹没民田一千三百五顷有奇，禾稼无收”[15](卷84，P1938)。正统三年，山东济宁州、东平州、直隶徐州属县“七月中骤雨，河溢，……田亩禾稼，淹没无遗”[5](卷46，P887)。严重的旱灾也使禾稼枯槁，庄稼颗粒无收。如正统三年八月，湖广德安、黄州、岳州、荆州、武昌、汉阳六府“旱乾不雨，禾稼枯槁，秋成无望”[5](卷45，P876)。正统二年冬十月，直隶开州滑县、河南陕州灵宝县、湖广湘乡县“久旱不雨，苗稼灾伤”[5](卷35，P688)。“顺天等八府，自万历八年雨旸愆期，收成寡薄，至九年十年恒旸肆虐，禾苗尽槁，菽麦无收，穷困极矣。”[9](卷124，P2318)另外，蝗灾和雹灾也会严重损害禾稼的生长，如正统元年，直隶河间府静海县“四月蝗蝻遍野，田禾被伤，民拾草子充食”[5](卷19，P378)。 严重的自然灾害也导致了大量房屋损毁和大批牲畜的死亡，而大批牲畜的死亡则使灾后农业的生产和恢复缺乏必要的畜力。如景泰四年冬至五年六月，湖广衡州府所属一州八县，“雨雪连绵，兼以疠疫，……冻死牛三万六千七百八十五只。”[5](卷242，P5270)成化二年秋七月，山东兖州府、东阿峄二县“久雨，水涨，坏民居七百九十余所，溺死男妇百五十一口，牛驴等畜五百四十有奇”[6](卷32，P646)。正德六年八月，“辽东定辽左等二十五卫大疫，死者八千一百余人，牲畜亦数万”[7](卷78，P1713)。嘉靖二年六月，山东沂州郯县城大水，“漂牛畜六百余头只”[14](卷28，P777)。天启二年九月，陕西地震，“城垣震塌七千九百余丈，房屋震塌一万一千八百余间，牲畜塌死一万六千余只”[16](卷26，P1324)。 四、自然灾害为明代政治演进提供了重要契机 灾害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然现象，但由于自汉代以来的“天人感应”思想和“灾异天遣”说的广泛影响，灾害与社会政治就有了密切的联系，灾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治的演进。 在明代，“灾异天遣”说依然十分流行。因此，当严重的灾害危机发生后，明朝皇帝往往会采取下诏求言、赈灾、避殿、减膳、恤刑、祭神等措施，试图以此减轻灾害的破坏性或者避免灾害的再次发生。大臣们也很重视灾害，并利用这一特殊时机上疏言事以达到各种政治目的，或对皇帝提出建议，或对朝政提出批评，或对朝臣进行攻讦，或借灾害以自劾，涉及方面很多。如弘治八年十二月，“南京监察御史朱癐因灾异上疏，言修弭之道在勤圣学、广言路”[17](卷107，P1957)。万历十八年四月庚辰，“大学士申时行等因灾异陈言，请上亟举三事：一曰勤视朝以修圣政；二曰教元子以重国本；三曰恤刑狱以召和气”[9](卷222，P4136)。万历二十八年正月，山西巡按赵文炳“因火灾陈言极论矿税事”[9](卷343，P6358)。万历二十八年七月，保定巡抚汪应蛟“以畿内荒疫、旱蝗相继为虐，乞敕尽罢矿税”[9](卷349，P6552)。万历三十一年五月，宣府巡抚彭国光因地震陈言，“乞亟停矿税以安人心而应地德”[9](卷384，p7229)。万历十二年正月辛巳，“慈宁宫灾，诏百官修省。……山东道御史丁此吕因火灾条陈五事……并去故相居正之党，勿容充位”[9](卷145，P2700～2701)。万历十八年五月癸卯，“大学士王家屏因灾异自劾”[9](卷223，p4147)。万历二十四年三月，“吏部等衙门尚书孙丕扬等官各奏因灾乞赐罢免”[9](卷295，P5489)。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情况下，灾害就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兼有了政治资源或政治工具的性质，一些平时不方便或无法说的话或做的事，在灾害发生之后，在“天遣”的威权保护下，能够名正言顺地、大胆地说出来或做出来，故而为明代政治的演进提供了一种重要契机。 此外，自然灾害还影响着明代的社会政治稳定。如中国封建社会的其它朝代一样，明代的自然灾害往往诱发农民起义的发生，轻者造成社会动荡，影响着社会的政治稳定，重者推翻政权、改朝换代。在明代，灾害诱发农民起义的事情屡屡发生，无论是明初，还是明末。如永乐后期，山东等地“水旱相仍，民至剥树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8](卷164，P4436)。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山东爆发了唐赛儿起义，严重冲击了明政府的封建统治。明末农民大起义更是明显的例子。从万历初到明末农民起义前的五六十年间，陕西地区几乎无岁不灾，频繁而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大量的饥民，加之明后期政治腐败，救荒不力，饥民为生存铤而走险，直至最后推翻明王朝的统治。这方面内容，学界论述较多，此不赘述。 五、自然灾害影响着明代一些地区社会风俗的形成和流传 在古代社会，人们对灾害原因和规律的认识非常肤浅，当自然灾害来临时，除积极救助之外，或借助于神灵以避之，或外逃乞讨以应之。在漫长的应对灾害的过程中，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些非常的风俗。如明代在山东、河南一带就流行有“打旱骨桩”(也叫“打旱骨椿”)习俗，明人杨循吉《蓬轩别记》记载：“河南、山东愚民，遭亢旱，辄指新葬尸骸为旱魃，必聚众发掘，磔烂以祷，名曰‘打旱骨桩’。沿习已久，奸诈往往藉以报私仇，孝子慈孙莫能御。以禳旱为名，愚民相煽而起，蚁集瓦合，固难禁也。”[18]《明史·张骥传》也载曰：“俗遇旱辄伐新癙冢墓，残其肢体，以为旱所由致，名曰打旱骨椿。”[8](卷172，P4591)此俗认为新葬尸骸会变成旱魃，会导致旱灾的发生，打碎新葬尸骨，则意味着消除了旱灾爆发的可能。正统十一年二月，巡抚山东大理寺右寺丞张骥上疏曰：“山东人，旱，即伐初葬者?墓，残其肢体，以为旱所由致，名曰打旱骨椿。此岂惟亵渎天地且摇人心，请严其禁。”[5](卷138，P2736)虽然明王朝已经下令禁止此风流行，实际上直到清代，这一旱时发墓磔骨的风俗在民间依然盛行。 另外，有些地区灾害频仍，连岁饥荒，灾年糊口已很勉强，积蓄之事更是无从谈起，加之对未来的无法预料，久而久之人们心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只顾眼前，不事积藏，逃荒成习的状况。如明代中州地区，屡经战乱、灾荒，“闾阎不蓄积，乐岁则尽数粜卖以饰裘马，凶年则持筐箧携妻子逃徙趁食”[19](卷三·江北四省)。凤阳地区灾荒频仍，很多荒地无人耕种，人们却惯于外出乞食，逐渐形成了逃荒的风俗。据明人张瀚的《松窗梦语》记载，嘉靖年间他“尝往来淮、凤，一望皆红蓼白茅，大抵多不耕之地。间有耕者，又若天泽不时，非旱即涝，盖雨多则横潦弥漫，无处归束，无雨任其焦萎，救济无资，饥馑频仍，窘迫流徙，地广人稀，坐此故也”[20](卷4，P72)。当然，这些风俗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逐渐消逝，但不可否认它们的形成和流传有着深刻的灾害背景。 总之，明代自然灾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影响是多方面的、巨大的，毫不夸张地说，明代的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等都或多或少地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有些甚至深深地打上了自然灾害的烙印。
千年病灶：中国人的奴性是怎么形成的？
“国民劣根性”问题是“五四”知识分子们率先提出的。谈及此，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鲁迅。其实不唯鲁迅，这是那时诸多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叹息无奈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热忱于启蒙者有之，而鲁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梁启超对“国民劣根性”的激抨绝不亚于鲁迅。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伊始曾公开发表厉言：凡1919 年以前出生者当死，唯1919 年后出生者应生！何出此言？针对国民劣根性耳。当然，他指的不是肉体生命，而是思想生命、精神生命。蔡元培、胡适也是不否认国民劣根性之存在的。只不过他们是宅心仁厚的君子型知识分子，不忍对同胞批评过苛，一主张默默地思想启蒙，加以改造，一主张实行教育救国、教育强国，培养优秀的新国人种子。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表达了他的希望：培养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新国人这一教育思想证明了他的希望。 就连闻一多也看到了国民劣根性。但他是矛盾的。好友潘光旦在国外修的是“优生学”，致信给他，言及中国人缺乏优生意识。闻一多复信曰：“倘你借了西方的理论，来证明我们中国人种上的劣，我将想办法买手枪。你甫一回国，我亲手打死你。” 但他也写过《死水》一诗：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 铁罐上锈出几瓣桃花； 再让油腻织一层罗绮， 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 这样的诗句，显然也是一种国状及国民劣根性的诗性呈现。闻一多从国外一回到上海，时逢“五卅惨案”发生不久，于是他又悲愤地写下了《发现》：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为什么他又认为不是了呢？有了在国外的见识，对比中国，大约倍感国民精神状态的不振。“不是”者，首先是对国家形象及国民精神状态的不认可也。 那时中国人被外国人鄙视为“东亚病夫”，而我们自喻是“东亚睡狮”。狮本该是威猛的，但那时的我们却仿佛被打了麻醉枪，永远睡将下去，于是类乎懒猫。 清末以前，中国思想先贤们是论过国民性的，但即使论到其劣，也是从普遍的人类弱点劣点去论，并不仅仅认为只有中国人身上才表现的。那么，我们现在接触到了第一个问题 某些劣根性，仅仅是中国人天生固有的吗？ 我的回答是：否。 人类不能像培育骏马和良犬那样去优配繁衍，某些人性的缺点和弱点是人类普遍固有的。而某些劣点又仅仅是人类才有的，连动物也没有，如贪婪、忘恩负义、陷害、虚荣、伪善等等。故，万不可就人类普遍的弱点、缺点、劣点来指摘中国人。但，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又完全可以造成某一国家的人们较普遍地具有某一种劣性。比如西方欧美国家，由于资本主义持续时间长，便有一种列强劣性，这一种劣性的最丑恶记录是贩奴活动、种族歧视。 当然，这是他们的历史表现。 于是我们接触到了第二个问题 中国人曾经的劣根性主要是什么？我强调曾经，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已与“五四”以前大不一样，不可同日而语。 在当年，民族“劣根性”的主要表现是奴性，“五四”知识分子深恶痛绝的也是奴性。 那么，当年中国人的奴性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要循中国的历史来追溯。 世界上没有人曾经撰文批判大唐时期中国人的劣根性，中国的史籍中也无记载。唐诗在精神上是豪迈的，气质上是浪漫的，格调上是庄重的，可供我们对唐人的国民性形成总印象。唐诗的以上品质，从宋朝早期的诗词中亦可见到继承，如苏轼、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诗词。 但是到了宋中期，宋词开始出现颓废、无聊、无病呻吟似的自哀自怜。 明明是大男人，写起词来，却偏如小媳妇。这一文学现象是很值得研究的。伤心泪、相思情、无限愁、莫名苦、琐碎忧这些词汇，是宋词中最常出现的。今天的中文学子们，如果爱诗词的，男生偏爱唐诗，女生偏爱宋词。唐诗吸引男生的是男人胸怀，女生则偏爱宋词的小女人味。大抵如此。 为什么唐诗之气质到了宋词后期变成那样了呢？ 因为北宋不久便亡了，被金所灭。现在打开宋词三百首，第一篇便是宋徽宗的《宴山亭》：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着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浓，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凄凉院落，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宋徽宗做梦都想回到大宋王宫，最终死于囚地，这很可怜。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朝代兴旺更替，亦属历史常事。但一个朝代被另一种迥异的文化所灭，却是另外一回事。北宋又没被全灭，一部分朝臣子民逃往长江以南，建立了“南宋”，史称“小朝廷”。由“大宋”而小，而苟存，这不能不成为南宋人心口的疼。拿破仑被俘并死于英国的海上荒岛，当时的法国人心口也疼。兹事体对“那一国人”都是伤与耻。 故这一时期的宋词，没法豪迈得起来了，只有悲句与哀句了。南宋人从士到民，无不担忧一件事 亡的命运哪一天落在南宋？人们毫无安全感，怎么能豪迈得起来、浪漫得起来呢？故当年连李清照亦有词句曰：“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后来南宋果然也亡了，这一次亡它的是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 元朝将统治下的人分为四等 第一等自然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西北少数民族）；第三等是“汉人”，特指那些早已长期在金统治之下的长城以北的汉族人；第四等是“南人”，灭了南宋以后所统治的汉人。 并且，元朝取消了科举，这就断了前朝遗民跻身官僚阶层的想头。我们都知道，服官政是古代知识分子的追求。同时又实行了“驱口制”，即规定南宋俘虏及家属世代为元官吏之奴，可买卖，可互赠，可处死。还实行了“匠户制”，使几百万工匠成为“匠户”，其实便是做技工的匠奴。对于南宋官员，实行“诛捕之法”，抓到便杀，迫使他们逃入深山老林，隐姓埋名。南宋知识分子惧怕也遭“诛捕”，大抵只有遁世。 于是汉民族的诗性全没了，想不为奴亦不可能。集体的奴性，由此开始。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我们今天读马致远的这一首诗，以为诗人表达的仅仅是旅人思乡，而对他当时的内心悲情，实属缺乏理解。 当年民间有唱： 说中华，道中华， 中华本是好地方， 自从来了元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元朝享国92 年，以后是明朝。明朝27 0 年，经历了由初定到中兴到衰亡的自然规律。“初定”要靠“专制”，不专制不足以初定。明朝大兴“文字狱”，一首诗倘看着不顺眼，是很可能被满门抄斩的。27 0 年后，明朝因腐败也亡了。 于是清朝建立，统治了中国276 年。 世界上有此种经历的国家是不多的，我个人认为，正是这种历史经历，使国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奴性。唯奴性十足，方能存活，所谓顺生逆亡。旷日持久，奴成心性。谭嗣同不惜以死来震撼那奴性，然撼山易，撼奴性难。 鲁迅正是哀怒于这一种难，郁闷中写出了《药》。 故，清朝一崩，知识分子通力来批判“国民劣根性”，他们是看得准的，所开的医治国民劣根性的药方也是对的。只不过有人的药方温些，有人的药方猛些。 可以这样说，中国人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八年抗战，与批判国民劣根性有一定关系。那批判无疑令中国人的灵魂疼过，那疼之后是抛了奴性的勇。 综上所述，我认为，今日之中国人，绝非是梁启超、鲁迅们当年所满眼望到的那类奴性成自然的、浑噩冷漠乃至于麻木的同胞了。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国民”只不过是“民”。普遍之中国人正在增长着维权意识，由一般概念的“民”而转变为“公民”。民告官，告大官，告政府，这样的事在从前不能说没有。《杨三姐告状》，告的就是官，就是衙门。但是现在，从前被视为草民们的底层人、农民，告官告政府之事司空见惯，奴性分明已成为中国人过去时的印记。 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深思，那就是近年来的青年工人跳楼事件。他们多是农家子女。他们的父母辈遇到想不开的事尚且并不轻易寻死，他们应比他们的父母更理性。但相反，他们却比他们的父母辈脆弱多了。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虽为农家儿女，其实自小也是娇生惯养。尤其是独生子女的他们，像城里人家的独生子女一样，也是“宝”。与从前的农家儿女相比，他们其实没怎么干过农活的。他们的跳楼，也可说是“娇”的扭曲表现。还有一点那就是 若他们置身于一种循环往复的秩序中，而“秩序”对他们脆弱的心理承受又缺乏较周到的人文关怀的话，那么，他们或者渐渐地要求自己适应那秩序，全无要求改变那秩序的主动意识，于是身上又表现出类似奴性的秩序下的麻木，或者走向另一种极端，企图以死一了百了。 要使两三亿之多的打工的农家子女成为有诉求而又有理性，有个体权益意识而又有集体权益意识，必要时能够做出维权行动反应而又善于正当行动的青年公民，全社会任重而道远。 自从网络普及，中国人对社会事件的参与意识极大地表现了出来。尤其事关公平、道义、社会同情之时，中国人这方面的参与热忱、激情，绝对不亚于当今别国之人。但是也应看到，在网络表态中，嘻哈油滑的言论颇多。 可以认为那是幽默。对于某些事，幽一大默有时也确实比明明白白的表达立场更高明，有时甚至更具有表达艺术。而有些事，除了幽它一大默，或干脆“调戏”一番，几乎也不知再说什么好。 但我个人认为，网络作为公众表达公民社会诉求和意见的平台，就好比从前农村的乡场，既是开会的地方，也是娱乐的地方。从前的中国农民在这方面分得很清，娱乐时尽管在乡场搞笑，开会时便像开会的样子。倘开会时也搞笑，使严肃郑重之事亦接近着娱乐了，那么渐渐，乡场存在的意义，就会变得只不过是娱乐之所了。 亲爱的诸位，最后我要强调时间是分母，历史是分子。时间离现实越远，历史影响现实的“值”越小，最终不再影响现实，只不过纯粹成了“记事”。此时人类对历史的要求也只不过是真实、公正的认知价值；若反过来，视历史为分母，人类就难免被历史异化，背上历史包袱，成为历史的心理奴隶了。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抗日战争不仅千锤百炼了汉民族，使我们这个民族浴火重生，凤凰涅，也千锤百炼了汉族与蒙、满、回、朝、维等多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一种关系也凤凰涅了。可以这样说，中国经历了抗日战争，各民族之间空前团结了。古代的历史，使汉民族那样，也使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那样。近代的历史，使汉民族这样，也使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这样。 影响现实的，是离现实最近的史。 离中国现实最近的是中国的近代悲情惨状史，中国人心理上仍打着这一种史的深深烙印，每以极敏感极强烈的民族主义言行表现之。解读当代中国人的“国民性”更应从此点出发，而不能照搬鲁迅们那个时代总结的特征。
学者称孔子并未鼓吹极端忠君：他只忠于自己良知
对孔子了解不深的人，往往以为孔子是极端忠君思想的提倡者。事实呢，恰恰相反。 “忠”这个字，在《论语》里，并不包含后世的那个愚忠的意思。《论语》中，涉及到“忠”的有十几条，主要是两个意思：一是指对朋友或一般人际交往之间的诚信和尽责；一是指在政府机关任职时忠于职守。 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担当道义的“士”，还不仅要忠于职守。当他“仕”的时候，是要“行其义”(子路语)的，一旦自己所行之“义”和君主相冲突，那是要舍君取义的。所以，当子路问如何侍奉君主的时候，孔子正色道：“勿欺也，而犯之。”——也就是说，告诉他大义所在，然后不惜冒犯他。 这样的人，才配得上“大臣”的称谓，否则不过是聊备一员的“具臣”而已。孔子说：“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直言之，一个士与君主的缘分，看道义。道义消失的地方，缘分自然终止。所以说，君臣以义合。如果君不义，那么，臣有两条路：一是像史鱼，直如矢，也尖锐如矢，和君对着干，干死拉倒；一是如蘧伯玉，老子不跟你玩，卷而去之，拜拜了！ 事实上，孔子不但没有臣下无条件忠君的思想，即便是要臣下忠于职守，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君主首先必须以礼使臣。 齐景公喜欢声色犬马，生活奢靡，经常胡作非为。孔子觉得这个国君做得实在不像国君的样子，缺少国君应该有的庄重、威严，缺少国君应该有的相应的道德品质。 所以，有一次齐景公问孔子：“好的政治应该是怎样的呢？”孔子给了他八个字：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对这八个字，不读书或不求甚解的人总是把它拿来说是孔子强调忠君。其实，单就字面意思而言，也非常明白地表现了道德的双向平等观念，毫无单向臣服的意思。这八个字这样排列，实际上有两种理解，两种翻译： 一种就按照字面来说，国君做得像国君的样子，臣子做得像臣子的样子，父亲做得像父亲的样子，儿子做得像儿子的样子。即使这样理解，也是孔子不偏不倚地在强调双方的义务、责任和权利。 但是我们知道古汉语往往非常简略，往往省略了一些承接的关系，所以这样的句子还可以理解为前后因果关系。如果加上这样的因果关系，这八个字的意思就是： 首先国君做得像国君的样子，然后才有资格要求臣子做得像臣子的样子，国君做好在前，臣子做好在后。父亲首先尽到做父亲的责任，然后才能有资格得到子女将来的孝顺。 我觉得这样来理解孔子的话可能更准确一点，因为孔子确实在很多地方一直强调强者的道德，而不强调弱者的道德。他总认为在上者应该先做好，然后才有资格要求下面的人做好。孔子这话，显然与他当时的感受有关，孔子明显的是告诫齐景公做国君要像个国君的样子——也就是说，他现在实在不像个样子。 孔子还有一个“七教”理论。 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此之谓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 什么意思呢？就是上面敬老，下面才孝；上面尊长，下面才悌；上面散财乐施，下面才宽厚待人；上面亲近贤才，下面才选择良友；上面爱好德行，下面才不隐瞒实情；上面厌恶贪腐，下面才耻于争夺；上面廉洁谦让，下面才讲究节操。 一切都取决于上面！所以，孔子下面接着说： 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于己，然后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男悫而女贞，六者，教之致也。 上面的人是人民的表率啊！下面好不好，全看上面啊！ 孔子晚年时，季康子曾经问孔子一个问题：“我如果把那些无道的人杀了，然后逼着百姓去走正道，怎么样？” 孔子的回答是：“子为政，焉用杀？”你搞政治，怎么会用得着杀人这种手段呢？“子欲善，而民善矣。”你自己如果做得善，老百姓就会善。接下来，孔子说出了一个流传千古的名言：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君子的道德就像风一样，人民的道德就像草一样，风往哪个方向吹，草就往哪个方向倒。所以草往哪个方向倒，责任不在草，而在于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怎么样，道德水平如何，道德风气如何，责任不在人民，在于统治阶级。 孔子曾经讲过一句话，非常好，可是我们一般都理解错了，或者是理解得很肤浅。哪一句话呢？孔子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句话我们一般人的理解是：君子讲义，小人讲利。好像这句话是孔子对君子的表扬，对小人的批评。甚至作为一种标签，讲利的都是小人，讲义的才是君子。 实际上，孔子的原话不是这个意思。首先，“君子”在这里不是指道德上的好人，而是指地位高的人；“小人”在这里也不是指道德上的坏人，而是指下层人。“喻于”就是告知、说服的意思。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对君子，要用义来说服他、要求他；对小人，要用利来引导他、鼓励他。对君子，告诉他义在哪里；对小人，告诉他利在哪里。以义要求责难君子，以利鼓励诱导小人。 上层人要承担道义，下层人要关注权利。 不对普通百姓讲仁义道德的大道理，这是一个读书人的良知。实际上——苛上不责下，孔子之政道。律己而宽人，孔子之友道。 一个人，只要他坚持下层的立场，就不可能是一个什么“忠君”主义者。事实上，孔子本人也不是一个忠君的人，否则他岂能抛弃鲁定公而去周游列国，照后来那些头脑冬烘的儒生的所谓“忠臣不事二君”的观念，孔子岂止是“贰臣”，他不知侍奉过多少君主，不知是多少臣了。 管仲事公子纠，公子纠被公子小白逼死，管仲转事公子小白。这样的“不忠”，连子贡、子路都对管仲有意见，但孔子肯定他，甚至称他为“仁人”。是的，孔子只忠于自己的职守，忠于自己的道义，忠于自己的良知。
废除科举与清末社会现代化
晚清以降，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和西学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中国知识界开始深刻反思科举制度的弊端，改革科举、兴办学堂的呼声日益高涨。1905年9月，清廷下诏，自丙午科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实行长达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终被废止。 在中国传统社会，科举制度是历代王朝的抡才大典，其影响扩及教育、选举、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习俗、心理等层面。因此，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中国早期现代进程的影响不可小视。 在晚清，“废科举”几乎总是与“兴学堂”连在一起，新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初步完善是废科举最直接也是最明显的一项成果。1905年废科举之后，各地兴办学堂的数量和速度都出现了一个高峰。全国的学堂在1905年仅有8277所，1906年就达到23862所，1909年则达59117所。与之相应，学堂学生也从1905年的不足26万人上升到1909年的1639641人。这种情形足以说明，废除科举对于兴办近代学堂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在教育领域内出现的进步还表现在新学制体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善。1902年8月和1904年月1月相继颁布的“壬寅”、“癸卯”两个学制，首次在中国确立了具备现代意义的学制体系：初等、中等、高等三个级别的教育层次分明，且分类细致；除普通教育外，还包括各类专门教育，如师范学堂、法政学堂、存古学堂、农工商矿等实业学堂以及方言、医学、体操、美术、警务等专门学堂。1906年，清政府颁发“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意味着教育从传统时代以儒家学说为全部内容的仪式化全能主义向实用化、专门化的转变，新的学堂教育不再单纯注重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教养，还进行职业教育和知识教育。儒家学说虽然仍以清王朝国教的形态继续存在，但在教育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已被打破，经学仅仅作为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门类存在，不再具备统率一切的意义。由此可见，科举制度的废除意味着中国封建教育的终结，同时促使中国社会对于“科学知识”日渐重视，并使之制度化。 为了保证各地学务的顺利开展，专门化的教育行政和教育管理系统亦随之建立起来。1905年12月，奉旨成立的学部下辖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五司，以及翻译图书局、学制调查局和京师督学局三局，成为全国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教育行政系统正式从礼部独立出来。次年在各省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一员，与藩臬二司并重，统辖全省的学校教育事宜。提学使之下设有学务公所，佐提学使参划学务，并备督抚咨询。此外，清政府还积极鼓励民间的兴学行为，倡仪各府厅州县广泛设立劝学所、教育官练习所和教育会等组织，延聘士绅参与学务。这样，在清政府及民间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府到民间，完整的教育行政和教育管理系统终于架构起来。这是清末教育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完整的新学制的确立，教育内容的转变以及教育行政的日益专门化都表明，至少在教育领域，废除科举对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科举制度集教育与选举功能于一身，它的废除对政治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方式也产生了巨大冲击。在传统社会，读书人接受君君臣臣、尊经尚书的学术训练，并将其引以为不可动摇的绝对价值观，科举制度则为专制政治的延续不断地输送官僚后备力量。废科举、兴学堂以后产生的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接受了自由民权思想，日益获得独立的人格和开放的思想。这就意味着传统政治资源自我补给、自我更新、循环往复的方式难以为继，同时为现代社会所需的新兴知识精英也迅猛崛起。1903年月12月，清政府颁布《各学堂奖励章程》，规定各类学堂毕业生经考试，给予举人、贡生、进士等出身，并分别等第以翰林院编修、检讨、内阁中书或知县、七品京官等录用。在清末推行官制改革和举办宪政、地方自治的过程中，一些新兴部门及职位需要专业型的技术和行政工作人员，也为学堂学生的入仕提供了可能。新式知识分子在各级政权中的任职，既改变了官僚组织的构成，又对王朝体制下政权现代化的改造和建设产生了重要推动力。 科举制度的废除打破了传统的精英选拔机制，使得社会精英的构成呈现多元化趋势。旧时代的举贡生员通过种种途径进入到新的社会结构中，新时代的学堂学生则因科名奖励的沿用而被继续冠以进士、举贡等名号，同样参与到社会流动当中。以新式教育制度为中介，社会精英的流动不再局限于“学而优则仕”的一元模式，开始向各行业逐步扩散。知识精英构成的多元化和职业取向的多样性不仅表明中国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及其功能的分化，而且促进了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近百年农村建设的历史逻辑
农村是整个社会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影响和制约着这个社会的运行和变迁。中国的现代化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如何建设新农村，如何使农民成为新型农民。2006年党中央一号文件的颁布，标志着新农村建设运动的全面启动。但是，农村建设并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它是过去100年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一个延伸。近100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民国时期，这一阶段主要是在知识分子的推动下进行的乡村改造运动阶段，以梁漱溟和晏阳初为代表；第二阶段是在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阶段；第三阶段是在改革开放后至今，是农村向温饱小农家庭经济转变的阶段。而以中央一号文件形式提出的、具有国策意义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将全面开启新世纪我国农村建设的新局面。 一、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回眸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发生严重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棉、小麦等农产品，中国农业经济遭受空前沉重的打击。再加上国内连年的军阀混战、封建地主的剥削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导致农产品价格低落，农民的购买力锐减，土地价格下跌，耕地荒芜，农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很多农民流离失所。 由于内忧外患,中国农村极度衰落凋敝。国民革命失败以后,农村的农民和土地问题又成为左右革命全局、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基本问题和中心问题,各党各派都把注意力转向农村,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批胸怀报国之志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乡村建设重新整治中国社会,为中华民族探索出一条新路。他们在山东、河北、江苏、安徽等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有600多个，建立各种实验区1000多处。当时领导建设影响最大的是梁漱溟和晏阳初。 梁漱溟（1893—1988），中国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他在《乡村建设大意》中系统地阐述了乡村建设兴起的原因、内容、方法和意义等,他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设想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是文化建设。他认为中国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梁漱溟，1990：164）。在谈到乡村建设的意义时,他指出:“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之所在。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是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所谓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梁漱溟，1989：611） 二是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和构造。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宗旨是培养新礼俗，实现以礼俗为表现形式的中国文化固有的人文精神和以法制为根本原则的西方文化的科学理性两者之间的优势互补。中国固有的社会是一种伦理的社会，情谊的社会，这种风气在乡村里还保存着许多，都市中则已被摧残无余，乡村原来是人类的家，因此新礼俗建设必须从乡村开始。其重点就是在乡村建立起全新的社会组织。从具体过程来看，乡村建设以乡农学校为主，通过教育使农民自觉，让农民自己去建设乡村自治、乡村自卫、乡村教育、农业改良以及风俗改良等方面，从而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 在上述设想的指引下，梁漱溟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践。1931年，在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支持下，梁漱溟来到山东并在邹平县办起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选取邹平作为乡村建设的实验县，系统而有序的开展了“政教合一”的试验。当时邹平县政府有15间大办公室，梁漱溟改革了旧有的行政方式，实行合署办公。邹平县的整个行政系统实行教育机关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县以下设乡学，设置乡学村学的目的是培养新政治习惯，训练乡下人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梁漱溟等取消乡镇公所的自治组织，将其变为乡学村学，当然并不是不要自治组织，而是要培养训练乡村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促兴农业是乡学村学的主要活动，在农业技术推广方面，包括改良种子，防病虫害，改进工具等内容，并且推动信用合作、产业合作、消费合作来促兴农业经济。 这场乡村建设运动在某些地区某些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触动了农村的一些陈规陋习，发展了乡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等等。但总体来说,这些成果与发起者的初衷相去甚远,乡村建设运动在乡民中并未引起多大反响。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乡村建设运动草草收场。 另一位著名的乡村建设运动的骨干分子是晏阳初。晏阳初（1890—1990），是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学家，他对乡村建设的见解可以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一、乡村建设的使命是“民族再造”。乡村是中国的经济、政治和人的基础，应得到充分的重视。他在《农民运动的使命》中指出：“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对农村其他问题的解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四大教育”。根据在农村从事平民教育的经验，晏阳初总结出了中国人的四大缺点即“愚、穷、弱、私”。这四种缺点是有因果关系的，即愈愚愈穷，愈弱愈私。由于这四大疾患的存在造成了“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晏阳初，1989：294）针对这四种大病，晏阳初摸索出了一套综合的农村改造方案，平教会的乡村改造运动针对性地实施了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宋恩荣，1989：52），这就是所谓的四大教育。通过扫盲，在人人获得最低限度的文化程度之后，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 1926年，晏阳初选取河北定县作为实验研究中心开始尝试四大连环教育，以培养广大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在实验过程中，将四大教育运用到乡村建设中,即形成了乡村四大建设:文化、经济、卫生、政治四大建设，使乡村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溶为一体，以此来培养农民的智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实现改造乡村造就“新民”的目的。这是贯穿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的核心,也是他在对中国国情和农村社会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集中体现了晏阳初从事乡村改造运动的主旨。扫盲、改良农作物与畜牧品种、兴建剧场与广播电台、兴办产销合作社和实验银行、创办《农民报》、组织同学会与“公民服务团”、建立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等构成了定县实验的主要内容。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平教会的定县实验取得了一定成绩。比如，“科学农民化”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村封建迷信的盛行和生产力的落后,提高了农民的科学意识。又比如,“四大教育”连锁实施、综合治理的系统改造思想,这实际上包含了一种“大教育”观念,说明农村教育必须加强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为农村社会生产服务,为改善农民生活服务。 但是，他把改造民族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教育身上，同样由于没有触及农村经济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广大农村仍保留着原有的生产关系，农村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1935年梁漱溟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演讲中提到乡村建设中的两大难处，而这两点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导致乡村建设失败的主要原因。第一点是社会改造的独立性和对政府依赖性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与政府建立一种良好的合作型关系对于乡村建设是有益的，但一旦这种基于权力不平等的合作关系变成依附关系时，社会改造就有可能失去正当性，革命性会屈从政府的惰性而丧失动力。事实表明乡村建设运动，如果不能有效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行各种改革的措施，使乡村工作变成了地方的行政内容之一，往往是无法实现建设的目标。第二点是乡村改造主体的错位。实际上，整个乡村改造都是为了唤醒地方自治力量，实现乡村的自治。但由于乡村建设不是民众的自发运动，而只是一种外力推动，乡村建设的主体不是村民而是村外有识之士，不可避免出现了“乡村运动乡村不动”的现象。以上两点虽是主要原因，但却不是乡村建设运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只是在原有制度的框架内实行浅层次的改革，并未触及农村的土地所有制，而最本质的土地制度不变的话，一切附着于其上的生产方式和制度都很难改革。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剥削和压迫制度这一农民陷于贫困落后的根源，因此，它无法激起广大农民的热情和向往。 二、建国后的我国乡村建设历程 客观地说，历史上的乡村建设是在外部影响和自身限制下困难前行的。建国后，我国的国情和政治环境发生根本改变，在承接历史乡村建设的认识基础上，乡村建设经历了“人民公社”式的乡村建设努力和改革开放后学者的新探索。 1、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式的乡村建设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土地改革，改变了地主占有制，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为了克服农民个体分散小规模生产无法解决的问题，党和国家又组织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这样的选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正确的选择，是有历史的进步意义的。但是，由于国家领导人对于公有制经济的过分迷信和不切实际的追求，盲目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使我国走上了一条违背生产力客观发展的道路。 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对初期的人民公社进行构想，这一构想确定了人民公社的初期形态，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特征：一乡一社，政社合一；建立公有制，准备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准备向按需分配过渡；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根据这一构想，几千农户组成一个公社，并且把供销、信贷、手工业合作社同农业生产合作社并起来。公社在基本建设和争取丰收的战斗中，打破社界、乡界、县界的大协作，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食堂、幼儿园、理发室、中学等都是集体的活动场所，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人民公社制度具有以下几个特征：权力高度集中、经济完全计划化、对农民实行严格控制。 然而，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式的乡村建设努力最终归于失败。陆学艺、杜润生、林毅夫等认为：公社的失败是由于生产中集体组织对其成员劳动的监督和计量的困难，导致对社员的努力激励不足。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同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成正比。由于农业生产中监督非常困难，因此，监督的准确程度低，生产中的积极性也就低。（林毅夫，1994：68） 2、改革开放之后学者们的乡村建设道路探索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上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它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伟中心的经济制度及利益格局的重构为出发点，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了农产品的购销体制、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推行了村民自治等等。这些制度变迁在改革开放初期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解决了农村绝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剧，上述制度变化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日益降低，农民增收面临极限约束，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学者开始了新的乡村建设之路的探索。 1999年,林毅夫提出“新农村运动”的主张。（林毅夫，2000）他强调政府应全面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比如道路、自来水和电力等。农民有了稳定的水电供应，有平坦的道路，农民就会考虑买电饭煲、摩托车等消费用品。农民的消费能极大地启动内需，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但是这种想法不符合现实，他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购买力，没有把农民的消费习惯也考虑在内等等，没有做好充实农民购买力的前序工作，即考虑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切实让农民富裕起来，没有涉及到国家的宏观体制与政策调整问题。所以不是一种可行的农村建设方案。 2000年，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也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议。他提出以小城镇建设为中心的新农村运动，主要依靠政策调整，如改革户籍制度、用工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卫生、文化、图书等社会事业体制，同时加强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此将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引入良性轨道。（陆学艺，2000）与林毅夫的新农村运动相比，陆学艺的主张更有可行性。 更有一些热心农村事业的学者，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把自己对中国社会变迁的认识、对中国农村问题的分析、对乡村重建的理论构想付诸于实践。2000年来，在不断深化和拓展的三农研究中，有两股力量异军突起，一股就是社会活动家们掀起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他们与晏阳初、梁漱溟的思想一脉相承，用更理性、更人性、更科学的态度重新审视、理解中国农村，并积极与政府合作，参与农村社会体制改革。其中较有影响的一股力量是学者们推动的“乡村建设”实验，比如周鸿陵进行的“天村实验”、贺雪峰在洪湖搞的老人协会及温铁军的被称为诺亚方舟式的乡建中心实验基地等等。另一股是大中专院校学生，寒暑假进行的支农调研活动，该活动由共青团中央发起、知名学者率领、各院校学生社团组织，每次活动都有上万人次参加，他们或调查研究，写出三农问题的报告，或运用所学知识为农民服务。 从2003年开始，为了配合各地开展的一系列新乡村建设实践，以温铁军当时所在的杂志社为主办方，在河北定州（即当年的定县）建立起了一所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根据温铁军在农村振兴问题上的综合性设想，这所学院的宗旨是坚持“人民生计为本，多元文化为根，合作互助为纲”的行动原则，以推动中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温铁军认为，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有效应对市场和国家。在谈到自身所开展的新乡村建设实践时，温铁军强调：“我们实际上仅仅是改良主义者，和当年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者一样，是主张社会改良的。我们不会做任何‘斗争’，那些农民革命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过去那个世纪的事情了。……它（指现当代乡村建设思想）是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使人民安居乐业的综合性设想。假如我们放弃任何主义之争，不谈主义，只谈问题，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这样的。”（温铁军，2006） 总而言之，无论是建国后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式的乡村建设努力，还是改革开放后学者们的乡村建设道路探索，都是不同时代背景下乡村建设的重要历程，无论是失败的经历还是成功的经验都为我们当前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村建设政策从正反两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三、作为国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规划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随后，党中央在连续几年的一号文件之后，再一次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涉农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再一次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对新形势下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笔者以为，此次党中央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发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涉农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标志着作为国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形成，它既是对中国近百年来乡村建设道路探索历史逻辑的延续，更是一次重大的历史性突破。 首先，它是对我国新形势下三农问题的系统解决战略。 一号文件深刻理解“三农问题”在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重所处的重要地位，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以增强农业农村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能力为政策指向，试图根本上重塑中国的“三农”，它涉及到如何切实有效地推进以新农村为重要内涵的农业、农村、农民的全面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切实加强领导，动员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概括起来说，就是五句话：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可见，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相比，当代社会主义主新农村建设不是知识分子倡导的社会改良和实验，而是政府牵头的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整体推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工业反哺、工农互促、城乡互动、和谐发展等是它最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次，它是对中国近百年来乡村建设道路探索历史逻辑的延续。 作为国策的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并非突生事物，而是党中央在数个“中央一号”文件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战略思路，同时也是对中国近百年来乡村建设道路探索历史逻辑的延续。近百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许多农村、农民、农业问题仍然历史性地存在着：一是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二是高度分散的农民的组织问题；三是作为农村主体性的农民的素质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四是公共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支持有限；五是城乡居民赋税制度不统一，农民负担过重，等等。对这些历史性问题的百年探索所总结的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制订科学合理的农村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此次作为国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提出无疑也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科学形成的，无疑是对中国近百年来乡村建设道路探索历史逻辑的延续。 最后，它是对中国近百年来乡村建设道路探索的历史性突破。 中国近百年来乡村建设道路探索历程曲折复杂，期间甚至出现了历史性的重大失误，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我国农村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化，特别近些年来，我国中国农村建设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新困境，农村建设始终未见明显成效，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要求相距甚远。在此形势下，党中央不再满足于局部性的农村政策调整，而是从战略的高度全面审视既往政策，以国策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制订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无疑是对中国近百年来乡村建设道路探索的历史性突破，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全面调整政府与农村的关系，如取消农业税，推进基层政府组织改革。二是实施国家反哺农村战略，高度重要新时期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工作，不仅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加快农村基础公共设施建设，而且高度重视制度性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工作，全面实施农村地区九年免费义务教育，建立健全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等等，全面提升农民应对现代社会风险的能力。四是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五是以农民为本，建设社会主义主义和谐新农村。文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在市场经济下建设新农村，是复杂而艰巨的事业。这将是一个与现代化建设同步的长期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因此，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农民最关心、要求最迫切、最容易见效的事情做起，使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完成重大转型。 综上所述，中国新乡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大背景下，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总称。它继承和弘扬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改造、建设和发展乡村的理念，又大大超越了乡建学派针对农民愚、贫、弱、私四大病害的救济乡村运动；它承接了改革开放以来实现温饱的努力和发展成果，是建立在初步工业化和总体小康基础之上的全面小康新农村建设。 回顾近百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历程，20世纪以来的“乡村建设”、“农村建设”，尽管也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更多的是出于知识分子个人理想主义和激情，而新时代的“新农村建设”战略背后是强大的国家公共政策背景和全社会的共识。与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农村建设”运动不同，“新农村建设”有着我国重启现代化进程以来20余年的经济积累，有着新时期领导层对当代“三农”问题深刻的定位、清晰的思路和全面的政策措施，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透过“新农村建设”，我们不仅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还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和途径，看到了中国农民、农村和农业的未来希望。
晚清新政与中国知识界知识体系的转换
自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界的知识体系在短短一百多年里已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今天在校的学生所学习的内容，与晚清新教育兴起前的传统教育相比，已截然不同。一百多年来知识体系的变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值得学人进行深入的研究。而这一变革的真正发端，当数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期间。 一、传统中国知识人知识体系的特点 何谓传统中国人的知识体系？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它与一些学者所讨论的学术体系、学术分科有一定的关系，但又不完全相同。简单来说，知识体系即一般读书人应该学习和具备哪些知识，属于较低的层次，而学术分科却是进入研究层次才遇到的问题。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应该是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现代科学成长起来之后逐渐定型的。而在中国传统社会，自科举制度定型以后，读书人所学内容受到科举制的极大影响，其知识体系基本上囿于科举所规定的儒家经典以内。阅读面宽的，才会涉及先秦诸子学说和历代史书等内容。换句话说，当时学习知识就是学习传统经典。一般而言，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科学技术和许多专门之学是被排斥在外的，在他们看来那只是工匠们做的事情。学子们入门的学习也好，进入研究程度的也好，都大体如此。阅读面窄到极端的，则如梁启超所抨击的：“自考官及多士，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其能稍通古今者，郡邑或不得一人。其能通达中外，博达政教之故，及有专门之学者，更寡矣。”（《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科举题名之后，有些人始用心治学，阅读研究的范围自然大些，但即便如此，其知识体系仍大体不会超出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和历史之类。 我们也可以从读书人的自我认定来思考传统知识体系的范围。清人姚鼐曾以义理、考据、词章为治学的门类，并认为三者不可偏废。义理主要为先秦儒家经典和宋明理学；考据为专门之学，但考的也主要是古代典籍；词章则不是专门学问，而是语文能力。实际上，当时人只要具备上述三者之一，就可以被视为读书人。学习桐城文体的曾国藩也曾在给诸弟的信中说：“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曾国藩家书》） 清嘉庆、道光年间，经世思潮渐兴，至咸丰、同治年间而盛。所谓经世致用，主要就是研求与治理国家或与政务活动相关的知识。曾国藩后来也把经济作为一种专门学问，与义理、考据、词章并列。他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求阙斋日记》）。这些可以代表经世的学问。在曾国藩任京官的十年中，他对这些事务都下过功夫研究。黎庶昌在《曾国藩年谱》中说：“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这些学问，包括了我们今天说的官制、财经、军事、司法、地理、水利等多方面内容，多与政务有关，其中地舆、河渠近于今天的自然科学，虽然范围比义理、考据、词章宽得多，但它们受到重视其实还是因为与政务有关。 我们观察传统图书分类，也可大略了解国人对知识的看法。清代已经定型的经史子集的分类，说明经占最主要的地位，史主要是经世者研习的，其他所有学科，都放在子和集之内。 总之，传统的读书人虽各有偏好，但基本以研读儒家经典为主，兼及诸子百家学问，这也就是传统的知识体系。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除了传统天文、医学等个别学科外，基本是文科方面的知识。清代杰出建筑家如主持清宫建筑的样式雷，在今天或许可以算是资深院士，可在当时，侧身士林者绝不会将他视为读书人，样式雷也不会以读书人自居。相反，如果某人饱读诗书，或进一步有著述传世，即便没有科举功名，也足够获得士大夫的尊重，因为他们具备了传统知识，能够与科举士人一起论道论政。 二、新政与新知识体系地位的上升 事实上，从鸦片战争开始，尤其是1860年代洋务运动以后，新知识已经逐渐楔入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之中，从李鸿章到张之洞所办的新学堂，就以学军事技术和各国语言为主。这种情况在传统士大夫身上也有所反映，曾国藩一度不让他的儿子学八股，而支持其研习数学，便反映了时代变化、知识体系变革的信息。不过，直到十九世纪末，新知识还远不能与传统知识的强势相抗衡。孙中山在夏威夷接受启蒙教育，后来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尽管他学有专长，且手不释卷，但仍被那些饱读诗书的传统士大夫视为没有文化，就说明了这种情况。 1901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举办新教育，是新政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按规定，新学堂里开设了大量的新学课程，虽然仍然规定了必须的读经课程，但是学子们研习的重点，显然已不是儒家经典，而是声光电化、西方政治和历史地理。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使新学制度化。按“癸卯学制”的规定，小学课程设置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图画、手工等，中学堂的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术、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等，虽然读经讲经仍作为重要课程，但已只是统治者控制思想的消极工具，不再是也不可能是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了。至于癸卯学制规定的大学分科，有经学、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八科，经学只是其中之一，失去了以前的显赫地位。 1904年，一位官员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写道：“近来中外学堂皆注重日本之学，弃四书五经若弁髦，即有编入课程者亦不过小作周旋，特不便昌言废之而已。不及十年，周孔道绝，犯上作乱，必致无所不为。其害终中于国家，其流毒且甚于祖龙焚坑之祸。南皮总督（指张之洞——引者）真吾道罪人也。”（《恽毓鼎日记》）恽毓鼎担心的，就是传统学问日益退化、新学问已占据主体地位的情况。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孔孟道统和讲求空泛道德修养的宋明理学，无以抵御洋枪大炮，无以挽救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 三、废科举的巨大影响 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到此为止。1905年，由于日俄战争的刺激，清政府在袁世凯、张之洞、端方等官员的要求下，宣布废除科举制。从此以后，除了特别的研究外，读书人不需要再读那些科举制必定要考的儒家经典了，因此，科举制的废除，使传统知识体系所赖以生存的最后一根支柱也倒塌了。 实际状况也确实如此。废科举仅仅两年，这种影响便已显现。1907年有位叫许珏的候补道向清廷上了一道条陈，说“学堂奏定章程，非不重四书五经，然大概多视为具文。盖办学之人既多尚新异，而教科太形糅杂，势亦相妨。上年在里，见十龄外幼童，入学堂已四五年，尚未读四书者，可为叹息”。这位候补官员要求“今宜申明奏定章程，凡十龄以前，必诵读孝经、四书；十龄以外，仿从前专经之例，许专读一经”（《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669页）。显然，这位官员是位较为守旧的人士，他的上书道出了传统经典和传统知识命运变化的实情。 这一时期，习新学的读书人的处境也大大改善。不用说没有任何科举功名的孙中山被拥戴为同盟会的领袖，即便在清政府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01年以前，能够进入政权高层的读书人只能是传统型的、经过科举考试的，新政以后，掌握新学的读书人开始进入政府。留美幼童之一的唐绍仪就做到巡抚、尚书；留学英国的法律专家伍廷芳做到侍郎、修订法律大臣；更有大量的留日学生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在一些新部门发挥着不小的影响，有的甚至在几个部兼职。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新的时代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新知识。 及至民国建立，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明令废止小学校读经课程，可以说给旧知识体系画上了一个句号。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在许多新知识学科具备了自我研究和发展的能力，如地质、化学、物理等学科，且涌现了出色的科学家，新知识体系最终完全替代了旧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