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那些祸国殃民的大忽悠
忽悠是什么意思呢?在《庄子·应帝王第七》中，忽和悠分别是北海帝和南海帝的名字。如今，忽悠是一个词，经由赵本山的舞台演绎而成为流行语，有“设圈套”和“欺骗”的意思。 纵观中国历史，各个朝代都不乏忽悠人的事件，有的令人痛恨，有的令人叹惋，有的令人大笑，有的令人称颂，是是非非，纷纷扰扰，其实都暗藏着一个“利”字，多数是利己，少数为利他。现辑录其典型者呈现，或可为今人镜鉴。 一最昂贵的忽悠：烽火示警，周幽王忽悠众诸侯 周幽王姬宫涅荒Yin*，对美人褒姒宠爱有加。可是褒姒终日闷闷不乐，幽王悬赏道：能博美人一笑者赏千金。有个叫虢石父的家伙出了个馊主意，幽王听后认为很棒，第二天，便带着褒姒上了骊山，把骊山上的烽火点燃。诸侯们看见烽火燃起，以为犬戎入侵，赶紧领兵前来救驾。褒姒看见骊山脚下兵马纷乱的样子，觉得很滑稽，不由得咧嘴一笑。 幽王见褒姒真的一展笑颜，立即赏给虢石父千金，而遭到忽悠的诸侯们则揣着一肚子怨气回到封地。后来，犬戎真的进攻镐京，幽王下令点燃骊山烽火，可是诸侯们再也不尿他这一壶。结果，犬戎兵到，镐京失守，褒姒被掳，幽王、虢石父被杀，平王继位，迁都洛邑，西周结束，东周肇始。后人有诗云： 良夜颐宫奏管簧，无端烽火烛穹苍。 可怜列国奔驰苦，止博褒妃笑一场! 动用国防军事设施，调动诸侯兵马，仅为美人一笑，以至于国破身死，从“投入”与“收益”的比例来看，此忽悠的成本堪称历史最高了。 二最神奇的忽悠：海上寻仙，徐方士忽悠秦始皇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乘兴东巡，到达琅邪。琅邪郡有个方士叫徐福，上书秦始皇，称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是仙人居所。秦始皇信以为真，征集数千名男女，让徐福率领到海中求仙。不料，一去数年终无所获。徐福便再次上书，继续忽悠秦始皇，说蓬莱神山之药，本来唾手可得，只是海中大鲛鱼常阻碍船队行进，请陛下派遣神射手和我一同人海，用连弩射杀鲛鱼。 刚巧秦始皇曾梦见与海神作战，占梦博士的解说和徐福的说法竟然十分吻合，秦始皇又一次深信不疑，于是命令人海船队配备捕捉大鱼的工具，亲自率领连弩射手寻找大鲛，直到之罘(烟台)才见到一只，便用连弩射杀。在返回途中，秦始皇身染重病，不久在河北沙丘驾崩，他延年益寿的幻想终成泡影。而徐福则在齐郡黄县一带，筹集五谷、百工及数千名童男童女，扬帆东渡，一去不返。 有神山，有仙人，有大鲛，有海神，方士徐福的忽悠真是神奇到家了，如今的《哈利·波特》也不过如此。 三最阴险的忽悠：指鹿为马，赵太监忽悠秦二世 赵高曾为赵国贵族，亡国后被秦始皇阉割成为太监，骨子里恨死了秦始皇及其子孙。秦二世时，赵高为架空皇权，便忽悠胡亥，说陛下年轻，又刚即位，如果在朝堂上现场处理政务，万一言语有误，将有损陛下圣明，所以，陛下不必临朝听政，只管深居宫禁，一切由我处理就行。这话正中胡亥下怀，从此不理朝政。赵高独揽大权，但他还想试探朝臣是否真心归附。 一天上朝时，赵高让人牵来一只鹿，对秦二世说：“陛下，我献给您一匹好马。”秦二世说：“这是一只鹿，你怎么说是马呢?”赵高仍坚持说是马，并指着众大臣说：“陛下如果不信，可以问问他们。” 大臣当中有几个据实说是鹿，但更多的人不敢实话实说，附和着赵高说是马。胡亥闻言，大吃一惊，以为自己精神惑乱竞不辨鹿和马，于是就召来太仆占卦。太仆得到赵高授意，便说胡亥在祭祀时没有严格遵守斋戒禁忌，所以神灵惑乱以至鹿马不分，必须严格行斋戒之礼。这样的忽悠使胡亥深信不疑，赶紧躲进上林苑，后来干脆跑到望夷宫避灾。胡亥一走，赵高便把那些实话实说的大臣纷纷治罪。此后，在赵高为非作歹之下，秦始皇一手缔造的大秦帝国迅速土崩瓦解，赵高总算报了当年被阉之仇。 为了达到杀掉人家忠臣、毁掉人家江山的目的，赵高的忽悠真是歹毒之极。 公元464年，南朝刘宋王朝的第五任皇帝16岁的刘子业即位，史称前废帝。刘子业除了暴虐，其荒Yin*的程度也是旷古未有。他不仅与自己的亲姐姐山阴公主Yin*乱，还与自己的亲姑姑新蔡公主乱*Lun。 新蔡公主是宁朔将军何迈的老婆，貌美如花，本来刘子业不认识自己这位年轻姑姑。有一次，刘子业在姐姐山阴公主面前发牢骚，说我给你找了30多个面首(男宠)，遂了你的心意，却妨碍了我天天与你快活，你也得替我找一个好的，凭我恣意寻乐才好啊。于是，山阴公主便向皇帝弟弟推荐了自己的姑姑新蔡公主。 刘子业将亲姑姑留在后宫，一连好多天，爱不忍释。为了向自己的姑父何迈有个交代，刘子业对他忽悠道：“新蔡公主暴卒。”还命人从宫里抬出一口棺材，交给何迈殡葬。刘子业搞定了这一切之后，便册封新蔡公主为贵妃，对外称谢氏，令官人呼她为谢娘娘。 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何迈听到了一点传闻，便开馆验尸，发现棺材里虽有一具女尸，但不是新蔡公主，而是被毒死的一个宫婢。何迈遭此忽悠，心中愤恨无比，暗中建立敢死队，准备利用出游的机会干掉刘子业，然而，终因谋事不密，反被刘子业所杀。 刘子业姐弟、姑侄肆意Yin*乱，已非人类之举，纯属禽兽。 五最肉麻的忽悠：托梦邀宠，朱前疑忽悠武则天 朱前疑是个靠肉麻逢迎而得到实惠的家伙。有一次，他上书武则天，忽悠道：“臣梦陛下寿满八百岁。”武则天大喜，当即提拔他为拾遗。不久，朱前疑又上奏：“臣梦陛下发白再黑，齿落更生。”武则天又提升他为驾部郎中，掌管全国马驴牛羊及武则天出入的车乘驿马。这还不算，还有一次，朱前疑出差回来，第三次上书武则天：“臣自河南返京，途经嵩山，闻见嵩山大呼陛下万岁，响彻云宵。”武则天闻言喜不自胜，嵩山乃五岳之首，如此良兆实为难得，于是赐给朱前疑一个绯算袋，按当时惯例，五品以上的朝臣才有资格佩戴，朱前疑获此殊荣，高兴万分。 然而，朱前疑贪心不足，后来又想故技重演捞实惠，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当时大唐出征契丹，下令京官每人捐一匹马，捐献者加封五品官。朱前疑自认为官运又至，便买了一匹马捐出后，等待封官。不过，这一次他失算了，捐马后很久都没有回音，朱前疑实在忍不住，就多次上书武则天要求提级。武则天终于看清这个家伙的真实面目，认为他太过贪鄙，就命令退还他捐献的马，并将前面所赐官爵全部免掉，还强令他滚回老家。 武则天虽为帝王，但终归是女人，但凡女人都愿意别人夸其年轻漂亮，所以，再怎么肉麻的忽悠，女人都会笑纳。再则，千万不可直接向女人讨要好处，因为除了青春之外，女人对财产同样敏感。 六最搞笑的忽悠：蝗不食禾，京兆尹忽悠唐僖宗 蝗灾，是中国古代农业最主要的灾害之一，人们往往谈蝗色变，可是有个叫杨知至的家伙，偏偏以蝗求赏，着实把当朝皇帝忽悠了一把。 公元875年秋，大批蝗虫向京畿之地飞袭而来，遮天蔽日，所过之处，一切绿色植物瞬间被啃光。然而，当时的京兆尹，也就是首都市长杨知至上奏朝廷说：这次蝗灾，波及全国，托皇上的恩庇，独京畿一带，蝗虫虽然也飞来了，但一只只都抱着荆棘，宁肯饿死也不吃田里的稼禾。 看到这样的奏折，唐僖宗高兴坏了。那些大臣们不敢扫皇帝的兴，都顺水推舟，纷纷上殿道贺，歌颂皇帝英明圣德，将唐僖宗这个傻小子忽悠得心情爽极了，根本不知国祸之至。 蝗虫不吃庄稼，真亏杨知至想得出来，忽悠到这个份儿上，除了感觉滑稽好笑之外，真的是无话可说。 七最死板的忽悠：刀枪不入，郭神仙忽悠宋钦宗 郭神仙本名郭京，是个无赖。北宋靖康元年八月，金军对宋朝发动总攻，闰十一月杀到宋都开封城下。这时，宋钦宗已经无将可用，正束手无策之际，郭京跑出来忽悠朝廷，声言自己会神术“六甲法”，可以把金军全部消灭，生擒敌军主帅。所谓“六甲法”，就是选拔男子7779人，施行法咒后，刀枪不入。宋钦宗听到奏报后，像抓到了救命稻草，马上给郭京封官，命他施法术与金军决战。 郭京施法的日子到了。他命城上守军撤退，不准偷看，忽悠道：如果有谁偷看就会使神术失灵。然后，他又命人打开城门，派七千多名所谓的神兵出击金兵。结果，这些神兵非但不能保证刀枪不入，还被金兵杀得七零八落，如果不是守城的士兵紧急关闭城门，金军差点就乘势冲人。见此情景，这个郭神仙再次忽悠道：看来还得由我亲自出城作法才行啊。于是，他率领残余神兵，缒城而下。不过，他没有冲向敌阵，而是头也不回地一溜烟逃走了。就在此时，金军猛烈攻城，城上没有守军，顷刻陷落，导致徽、钦二帝被俘，北宋落幕。 忽悠一下，弄点实惠，然后跑掉也就罢了，何苦要白白葬送七千之兵、满城之民、一国之君呢? 八最无耻的忽悠：虚构战功，贾似道忽悠宋理宗 公元1259年9月，忽必烈率领人马一路打到鄂州(今湖北武昌)，宋理宗急忙命令四川宣抚使贾似道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屯兵汉阳以增援鄂州。贾似道本是个不学无术之徒，同时也是个惜命怕死的家伙，不敢与蒙古军交兵，便迫不及待地暗自遣使向忽必烈求和，擅自开出条件：宋朝向蒙古称臣，降为藩属；两国以长江为界，南宋将江北土地全部割让；南宋每年向蒙古进贡银币20万两，绸缎20万匹。 当时，忽必烈正急于北返争斗大汗之位，便仓促接受了贾似道的条件，率军北还。贾似道立即叛盟，下令截杀蒙古负责殿后的散兵游勇，用他们的人头，作为辉煌战果的证据，向宋理宗报捷，大言不惭地忽悠道：“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宋理宗心花怒放，为贾似道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后来，蒙古派人找到贾似道要求兑现当年的合约，贾似道将使者秘密囚禁，以至于全国都没有人知道他私自求和的事情。从此，贾似道被宋理宗视作“王室有同于再造”的大救星。这一切都为他后来独揽朝政奠定了基础。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当代著名诗人北岛的这句诗是整个事件的最好注脚。 九最愚蠢的忽悠：吝惜内帑，崇祯帝忽悠众朝臣 公元1643年，李自成百万大军直逼大明帝国的心脏北京，崇祯帝决定调吴三桂人关保卫。这项军事行动大约需要100万两银子，可是，当时国库存储仅有区区40万两。大臣们反复上疏，恳请崇祯帝能够拿出属于他个人的内帑以充军费。没想到，崇祯帝在朝堂上，忽悠众大臣，说：“内帑也已用尽。”左都御史李邦华顾不得君臣之礼，顶撞道：社稷已危，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干什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面对这样的质问，崇祯帝却顾左右而言他。既然皇帝本人都不肯掏钱保自家的江山，别人就更不肯了。崇祯帝逼着大臣们无偿捐款，大家也都学着他一个劲地哭穷，最终只募集到20万两。 崇祯帝是不是真的没有钱呢?当然不是。李自成攻占北京后，从他的宫内搜出白银多达3700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还不在其中。 国家危亡之际，作为一国之主，不带头担当责任，眼瞅着江山不保，身死族灭，真是愚蠢之极。 十最强硬的忽悠：炮轰皇宫，鹿钟麟忽悠清逊帝 公元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4日，民国政府国务会议讨论并通过冯玉祥关于驱逐溥仪出宫的议案。5日，正式下令将溥仪等驱逐出宫，废除帝号。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限令溥仪等在2小时内全部搬离紫禁城。 溥仪3岁登基，6岁退位，根据民国政府颁布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和《优待皇室条件》的规定，一直居住在紫禁城内，称孤道寡。1917年6月，张勋带3000辫子军进入北京，拥戴溥仪搞了一场仅仅维系了12天的复辟闹剧。这个闹剧的后果是：许多人觉得溥仪不安分，留在宫中，等于是给中华民国还留着一条辫子，旧皇宫是复辟势力的大本营。于是，便引出了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 现在，从溥仪的角度讲，要他2小时内搬出皇宫的确有点仓促，但是，对于已经实现共和制的中华民国来说，溥仪在皇宫多待1个小时都是不好的政治影响。所以，鹿钟麟极力催促溥仪等人赶快搬离。但是，敬懿(同治妃)、荣惠(同治妃)两位太妃死活不肯搬走，溥仪也想找庄士敦和醇亲王商量对策，大有故意拖延之嫌。面对这种情况，鹿钟麟显出军人本色，大声说：如果逾时不搬，宫外就要开炮!其实，鹿钟麟并不是真的要开炮，只是吓唬一帮前清遗老而已。经此一吓，王公大臣纷纷请求宽限时间，以便入告溥仪早作决断。鹿钟麟便故意对军警说：“告诉外边的部队，暂勿开炮，再限20分钟!”内务府大臣绍英不敢耽搁，急告溥仪。溥仪觉得实在是拗不过了，当日下午4时10分搬离紫禁城。 鹿钟麟恐吓式的忽悠有效地解决了一个棘手问题，彻底割掉了拖在民主共和背后那最后一绺旧皇朝的小辫子。
左宗棠：唐太宗以来维护领土功劳最大者
道光十二年（1832），二十一岁的左宗棠中第十八名举人，这是左宗棠在科举考试中所获取的最后一个功名，也是最高功名。尔后，他连续三次赴京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再没有碰到乡试时的好运气。从此，他绝意科举，讵料太平天国的鼙鼓，却使他按照上述乡试礼经文所提供的路线图，走上了与历代中兴将帅相似的立功树业的人生道路。 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并称，曾、胡、李均是翰林出身，惟左宗棠为举人，但他封侯拜相，所取得的勋绩超过胡林翼，也不比曾国藩、李鸿章逊色，这在清代汉员中是非常罕见的，因此李鸿章戏称他为破天荒相公。那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这不得不从他早年的读书经历谈起。曾国藩是中兴名臣中最有学问的一位，但他自述是点翰林之后才开始读书，研究圣贤之学的，那时已到而立之年。而左宗棠年未弱冠、尚无丝毫功名的时候，就认识到“读书当为经世之学”，喜欢读有关事功之学的书。十八岁时，他就购买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同时他又参阅顾炎武《郡国利病书》、齐道南《水道提纲》诸书，“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当时的士人大多眼里只有科举，一心一意习章句、博科名，见左宗棠在那些无用之书上花工夫，莫不窃笑。可是他毫不介意，乐此不疲地走自己的路。其实这是一条前程未卜的路，如果在承平时代，非但派不上用场，反而可能致其一生碌碌无为，老死户牖之下。然而，命运却十分眷顾左宗棠，后来清王朝接踵而至的各种内忧外患，使其所学派上用场，成就了其后半生非同寻常的勋业。 道光十年（1830年），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母忧回到长沙。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倡导经世之学的官员之一，曾延请魏源为他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年轻的左宗棠遂慕名经常前往拜访讨教。贺见他好读书，又无钱买，就倾其所藏官私图史，供其借阅。每次借书时，贺必亲自爬上爬下取书，一点不嫌麻烦；还书时，必详细询问左宗棠读书所得，相互讨论，无稍倦厌。他对左宗棠的善待和诱掖，使以舆地之学作为治学门径的左宗棠不知不觉地汇入了正在兴起的嘉道经世思潮之中。 当时有心经世之学的人都很爱才、惜才，贺长龄也不例外，他对左抱有很高的期许，曾提醒左宗棠说：“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此话，左宗棠听进去了，受益终身，以至于五十年后，已贵为二等侯、大学士、陕甘总督的他每每想起，“犹耿耿于怀，不能自释”。有人就此将他与曾国藩对比，认为“左文襄佐骆文忠，仅一幕职而得行其志，似愈于曾文正之为相；奉命出征，发谋出虑，朝廷亦从不牵制，此老一生际遇，文正不如也” 其时，对左宗棠“期望之殷非常情可比”的还有一位，那就是他的同门师弟胡林翼。胡林翼与左宗棠同龄而早生四个月，虽入师门晚四年，但科考顺利，功名早达。他们是在左宗棠第一次赴北京参加会试时相互认识的，尽管两人个性迥异，一个刚而褊，一个通且介，但一见定交，“每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相得甚欢。胡林翼自认是左宗棠一生的真知己，非常欣赏左宗棠的才学，曾说：横览九州，无才出左宗棠之右者。他看到左放弃了不少有望仕宦的机会，拟长以农夫没世，觉得十分可惜，就想方设法向当政者举荐。曾荐于两江总督陶澍、云贵总督林则徐，二人均称左为奇才，前者与之结为亲家；后者礼聘不成，约之夜话湘江。虽然他们都未能为左宗棠提供用武之地，但他们的推重提升了左宗棠的知名度，所以左宗棠对胡林翼的热心引荐颇为感激，曾致书感谢说：“执事推荐之雅谊，非复寻常所有。”太平军兴，胡林翼深知这是发挥左宗棠晓畅兵略之长的绝好时机，遂三次向湖广总督程裔采推荐，但程没有罗致。于是，又三次力荐于湖南巡抚张亮基。张亮基曾是林则徐的左膀右臂，左宗棠则为林眼中的不凡之才，双方都从林则徐那里耳闻对方的大名，又经胡林翼牵线搭桥，自然惺惺相惜。张亮基诚心诚意，两次专人备礼走请；左宗棠难却盛情，一往参焉，结果与亮基一见如故，遂成为其幕中人，就此告别了他披垦草莱的生活，开始改变其命运的削群奸、襄王事的别样人生。 同治四年（1865年），身为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在给大儿子的家书中说：“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节目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左宗棠全集·家书》，第104页》）这句话看似拿古人说事，实则为左宗棠的夫子自道。从十八岁究心舆地起，到四十一岁出参戎幕止，左宗棠都是在“萧闲寂寞中”读书历练的，积之既久，才学识力，冠绝一时，因此“夙以诸葛亮自负”。他出膺王事的首秀，虽然只是一名为人作嫁的幕客，但他还是很慎重，是作了能否“事权到手”的试探后才定下的。咸丰十年（1860年），在一封给胡林翼的信中，左宗棠谈及他应张亮基之召作幕的情形时说，他见了张亮基后，“握手如旧，干以数策，立见施行，自此留置幕中”。而其后聘他为幕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更是倚之如左右手，僚属汇报公事，必问左先生是怎么说的。由是，忌者日众，谤议四起，好事之徒除了给左宗棠安上“帮办湖南巡抚左”的头衔外，还编排了很多他专横跋扈的故事。有则笔记说：左宗棠居幕府，事无大小，专决不顾，骆秉章乐得与诸姬宴饮寻欢。一次，左当面嘲之曰：“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邪！”骆干笑而已。还说左尝于半夜撰奏章毕，猛敲骆卧室的门，大呼。骆起读，叫绝，更命酒，对饮而去。另一则云：一天，骆闻辕门放炮，忙问何事，左右告曰：“左师爷发军报折也。骆听后，点了点头，慢悠悠地说：”何不取折稿来一阅。”因此，当时湖南人都戏称左宗棠为“左都御史”，“盖以骆公官衔不过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权尚过之也”。 显然，上述的笔记有些夸大其词，甚至有荒诞不经之处。但的确，骆秉章对左宗棠的倚任之专异乎寻常，非常罕见。左宗棠在给周夫人的家书中就坦率地说：“中丞推诚委心，军事一以付托，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骆的信任，不仅令左宗棠愿效死力，挽救危局，而且也给他创造了大施拳脚的舞台，使他能够得行其志，得尽所为。于是，在他的主持下，湖南内绥土寇，外协邻军，“屹然为强国矣”（王定安：《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6页）。由此，左宗棠声望日隆，名动公卿。咸丰五年（1855），御史宗稷辰疏荐人才，称左宗棠通权达变，疆吏倚重之，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诸人。咸丰帝正为手中可用之人太少而苦恼，览奏后，开始留意左宗棠其人，凡遇到湖南籍官员或在湖南为官者，必问及左宗棠。据《郭嵩焘日记》记载，一次，咸丰帝召见他，就曾问他：你认识左宗棠吗？郭答：从小认识。皇帝说：那自然有书信往来了。郭回说：有书信往来。皇帝说：你给左宗棠写信时，可把我的意思告诉他，当出为我办事。左宗棠不肯出来，是什么原因呢？想系功名心淡。郭答曰：左宗棠自认为秉性刚直，与世不合，所以不肯出山。皇帝问：左宗棠才干何如？郭说：左宗棠才尽大，无不了之事，人品尤端正，所以人皆服他。皇帝再问：他几岁了？郭答：四十七岁。皇帝说：再过两年就五十岁了，精力衰矣。趁此时尚强健，可以一出办事，不要再糟践自己。你应该劝劝他。 左宗棠从郭嵩焘的来信中得知郭和咸丰帝上述有关他的对话后，对咸丰帝感激涕零，在给大儿子的信中，他说：“以未著朝籍之人辱荷恩知如此，亦希世之奇遇。骆、曾、胡之保，则已在圣明洞鉴之后矣。”“未著朝籍”点明左宗棠的布衣身份，他的稀世奇遇其实只能靠他人极力举荐，但自视甚高的他羞于言此，更绝不承认，就直接将之归功于“圣明洞鉴”了。这颇受人诟病，但他却自恋地感受到“国恩高厚”，决定竭尽所能，存心报国，“期无负平生之志而已”。咸丰十年（1860）五月，他这个坐啸戎幕八年的书生终于操起杀人之业，从幕后走到台前，组建楚军，亲履行间，与太平军作战。这时，他年轻所学便发挥用武之地。在家书中，他说：“吾频年兵事，颇得方舆旧学之力。”（《左宗棠全集·家书》，第85页》）诚然如此，他胸罗古今地图兵法，善于用兵，所以打起仗来，胜多负少，迭著战功。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就绘声绘色地记述了左宗棠初次率军出征的战绩，说他“八战八克，斩馘逾万”，收复了浮梁、乐平等地，曾国藩奏称他“叠破巨寇，振江皖全局，勋绩甚伟”。左宗棠一战成名，自此与兵事结下不解之缘，其后半生基本上就是在戎马生涯中度过的，并由军功发皇，渐达高位，乃至先李鸿章二十四年封侯。 其实书生以杀人为业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曾国藩就曾称自己带兵为择术不慎。左宗棠也是如此，咸丰十年奉诏即戎，虽然他曾立志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但并不愿久历兵间。早在同治二年（1863年），他就表示东南肃清后，当作归计；同治五年，更说“颇厌兵事，故急思脱身……作归田之计”（《左宗棠全集·家书》，第109页》）。然而，报答君恩之念以及儒者担当世运的使命感，令他欲罢不能。朝廷每有督办军务之命，他总是欣然应诺，毫不推脱。同治五年，已顺利剿除太平天国余部的他，非常厌倦经年的战事，刚想脱身，好好休息，却突然接到调督陕甘镇压捻回的命令。他自知西征艰阻万分，人人望而却步，但愿意一力承担，为朝廷分忧。在家书中，他说：“吾移督关陇，有代为忧者，有快心者，有料其必了此事者，有怪其迟久无功者，吾概不以介意。天下事总要人干，国家不可无陕甘，陕甘不可无总督。一介书生，数年任兼圻，岂可避难就易哉！”对左宗棠如此勇于担当，曾国藩曾以钦佩之心对人说：“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原，恐亦不能为之继也！”（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7页）光绪九年（1883年），法国侵略越南，清廷谕令李鸿章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李鸿章不仅不愿去，还向人抱怨说：“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李鸿章全集》第5册，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3页）可是，左宗棠则不同。他看到李鸿章甩手不干，枢部束手，就调兵遣将，自请赴滇、粤督师。七十二岁高龄了，还雄心不已，壮怀激烈。这就是左宗棠，一个清王朝的“孤忠可托”之臣。然而，造化弄人，左宗棠对外积极主战，在中法战争前线，临死前，他还连呼“娃子们出队，出队，我还要打”，却始终未得一战；而李鸿章最怕对外作战，偏偏让他碰上中日甲午战争，结果声名扫地，为世人所唾骂。有人据此评论左福命较优，其实不尽然。杨昌濬曾恭维左宗棠说：“洋人怕中堂。”左答曰：“此言那可靠。我初以四品京堂打浙江长毛，非他们怕我。打陕甘回子，打新疆回子，都非他们怕我。还是要打，怕是打出来的。” 左宗棠能打仗，敢打仗，自称“粗鄙武夫”，其一生最主要的活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及收复新疆，均为长达数年的大规模征战。这些在有关左宗棠的传记中都是重头戏，新近出版的左景伊著《我的曾祖左宗棠》中也浓墨重彩，多有淋漓尽致的叙述。但左宗棠毕竟不是只知杀戮攻伐的赳赳武夫，而是抱持名教圣道的经世之儒，有重建社会价值和社会秩序的意识和自觉。所以，每收复一地，必招徕抚绥，兴教劝学，造福当地百姓，留下了许多惠民、便民之政。其中最著名的是在西北大量植树，世称左公柳，有诗赞曰：“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然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具有国际视野和战略眼光，非常重视中国的边防建设。众议弃新疆，他力持不可，舆榇出关，亲自率兵收复新疆。之后，又多次奏请建省，终于得到清廷允准，确保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稳固了中国的西北边防。对台湾，他认为是海防重地，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早在同治年间他任闽浙总督时，即派要员前往治理；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临死前不到一个月，仍念念不忘，奏请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四个月后，清廷准其所请，台湾建省，但左宗棠已去世了，没能亲眼目睹。一般认为左宗棠是所谓的塞防派，但其实他塞防、海防并重，保住了中国东南和西北的战略要地，因此，后来有历史学家评价他是自唐太宗以后，对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的第一人。 左宗棠天性刚峻忮刻，锋颖凛凛，气凌曾国藩、胡林翼之上，也不屑与李鸿章为伍，但他有霸才，以忠介自励，故其一生能够大行其志，无往不利。他以戎幕起家，在军中谢世，可谓以百战军功成中兴名臣的儒生。
蒋介石特种部队---六百国军宪兵打败两万日军
1、中国宪兵现身惊四方 在1934年国民政府的阅兵大典上，有一支神奇的部队突然走过了各国公使的视线，这是一支大约有4000人的队伍，却是完全的德国军队装束，配备的也是当时最先进的德国全自动式冲锋枪。凡是稍微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是一支具有极强战斗力的部队。当这支部队向委员长致意的时候，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秘书邵则明多年后回忆：“当时，英国大使面容惊愕，日本大使面色苍白，德国大使微笑着对法国大使说，这是我们德国人训练出的军队。美国大使叹服地说，这是中国两支最好的部队之一，德国大使不服气地反问，在中国还有哪一支部队可以与他们抗衡？美国大使感慨地说，只有一支，那就是成吉思汗的部队。” 这支神秘的部队，就是南京国民政府自1927年起倾尽国力秘密组建，并于1933年邀请纳粹德国特种部队教官进行训练而成的王牌特种部队——委员长特别卫队，其代号为中国宪兵！据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于1946年交代，1934年国民政府国庆阅兵后仅30分钟，日本情报机关就接到了土肥原从南京发来的密电，上面只有一句话：中国宪兵现身南京，战斗力极其强大。 2、战斗力强大却无处用武 中国宪兵的前身，大体可以上溯到北伐战争中叶挺的“铁军”，随着国民政府统治的巩固，蒋介石于1927年开始了对全国200万军队的选拔工作，经过层层严格筛选，组成了一支8000人左右的卫队。卫队的成员个个身怀绝技，以一当百。1933年，随着国民政府与德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应蒋介石的邀请，希特勒秘密派遣纳粹冲锋队王牌教官勃罗姆来华，进行中国宪兵的秘密训练工作，在勃罗姆的严格训练下，又有近4000名士兵遭到淘汰。至此，中国宪兵正式形成。在德国教官近乎法西斯手段的严酷训练和几乎先进到牙齿的德式武器装备下，他们如虎添翼，终于成为了中国乃至整个东北亚最为精锐的部队。 据传闻，在蒋介石围剿红军行动最为艰苦的时候，国民政府不止一次动过调动中国宪兵进攻苏区的念头，只是蒋介石担心伤亡过大，得不偿失，才使这项决定终于搁浅。不过，在第五次围剿的初期，中国宪兵确实已经受命开赴了江西地区，只是因为苏区的迅速失陷，才使得他们没有派上用场。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江南战场上，中日双方几乎集中了最精锐的兵力。中国宪兵也受命开赴前线。南京戍卫司令长官唐生智曾建议将中国宪兵组成小分队，通过空投的方式打入日军的后方，破坏日军的主要军事基地，这个高明的建议反而遭到了蒋介石的训斥。蒋介石担心这支价值连城的军队如果有任何损失，都是挖心之痛。于是，在这种“保存实力”的思路下，中国宪兵在战争的开始阶段始终在南京原地待命，充当了抗战的看客。 3、唐生智冒死动用王牌军 杀敌的机会终于来了，随着上海等地的陷落，日军向南京发起了总攻，蒋介石逃往武汉，也许是出于断后的考虑，他将中国宪兵留在了南京。随后，唐生智率领10万南京守军与日军展开了巷战，中国宪兵却还在营房处于待命状态，因为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任何人都是无权调动这支部队的。 战况越来越紧急，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及其部队被日军包围在雨花台。这支抗战的英雄部队伤亡惨重，甚至连张治中的警卫队也伤亡殆尽。为了拯救第五军，唐生智痛下决心，冒着被枪毙的危险，与中国宪兵旅长易安华密谋，调动了中国宪兵两个营的兵力去雨花台接防。 此时，日军已经几乎完全消灭了第五军，攻击雨花台的是日本甲种师团梅村师团(注：日本在二战中一共拥有六支甲种师团，两支作为关东军守备东北，后被苏联红军消灭，两支留守日本国内，后于1940年参加了太平洋战争。另外两支就是被中国人所熟悉的梅村师团和“皇军之花”板垣师团，始终投放在中国战场，并与国共多支军队交手，是侵华战争中日军的骨干力量。)师团长梅村是蒋介石在东京留学时的同班同学，并且曾经因为决斗胜利而缴获了蒋介石的家传宝刀，这件事情也是蒋介石青年时代的奇耻大辱。然而，也正是这位梅村师团长，在雨花台争夺战中，最终成就了中国宪兵的赫赫威名。 4、六百宪兵打败两万日军 当两个营的中国宪兵与第五军在雨花台接防完毕的时候，梅村气势汹汹地发起了新一轮攻击浪潮，他得意地认为他面对的只是一批疲弱不堪的第五军战士，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雨花台响起了德式冲锋枪的怒吼，大吃一惊的梅村刹那间大脑一片空白。在20年后的回忆录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我的头脑一片空白，不知道是兴奋还是惶恐，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真正的对手来了。” 如果说开始日本人只是惶恐的话，那么之后的一天时间则成了这些所有经历过这场战争的大和武士心中永远的噩梦，两万多日军对两个营中国士兵的战斗，成为了梅村师团历史上最大的耻辱。600名中国宪兵，平均每个人将防守一段25米长的阵地，平均每个人要面对50名日本甲种师团士兵，战斗从早上打到黄昏，一批批日军倒在了雨花台上，始终不能前进一步。梅村师团也不愧是日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始终攻击不止，在最危急的时刻，梅村亲自带领敢死队，拿着当年从蒋介石手中赢得的宝刀，与中国宪兵在阵地上拼起了刺刀，然而中国宪兵也以硬对硬，上上枪刺与日军展开肉搏。终于，号称天下无敌的梅村师团，在黄昏时分倒在了中国宪兵坚忍不拔的精神的面前，仓皇地丢下上千具尸体撤退。值得一提的是，在拼刺刀的战斗中，梅村的那把宝刀被中国宪兵的战士缴获，梅村自己也被砍伤了胳膊，幸得部下掩护才保住了一条性命(这在武士道精神中可谓奇耻大辱)，而中国宪兵也付出了惨重代价，50多名战士长眠在雨花台上。 5、梦中遭轰炸几乎全军覆没 战斗结束后，兴奋的唐生智连忙打电话向蒋介石报功，蒋介石得知梅村战败，宝刀复得时大喜。但是得知中国宪兵参战后不由勃然大怒，将唐生智狠狠责骂，并下令没有自己的手令，任何人都不能擅自调动中国宪兵。于是，在上层的压力下，刚刚打了胜仗的中国宪兵部队，不得不撤离雨花台，回到营房驻地。 然而，正是这个错误的决定，使得日本谍报机关得知了中国宪兵的驻地位置，从而改变了中国宪兵的命运。当天深夜，日本空军出动轰炸机50多架，对中国宪兵的驻地展开了疯狂的轰炸，大部分战士在睡梦中被炸死，侥幸逃出者仅200人，这支国民政府倾注心血组建的王牌部队，就这样因为蒋介石的错误决定而覆灭了。巧合的是，第二天，蒋介石向唐生智发布了撤退的命令，日军趁机占领南京，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开始了。 6、化整为零异国再显身手 之后，中国宪兵剩余的200多人被化整为零投放到了西南战场，参加了西南战场的大部分重要战役。特别是震惊中外的长沙会战中，正是由于中国宪兵小分队成功偷袭了日军的临时机场，才使得日军失去了制空权，为长沙会战消灭上万日寇奠定了基础。在1942年新五军入缅作战中，当部队被日军团团围困的时候，又是3名中国宪兵战士，凭借超强的生存能力穿越了日军的封锁，与英美部队取得联系，使新五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厄运。这支部队在化整为零以后显示了强大的战斗力，并立下了卓越的功勋。但同时他们自己也损失惨重，抗战胜利以后，他们只剩下50多人，其中一半人已经因受伤而身体残疾。 1946年，国民政府重新改组中统特务组织，这些中国宪兵的剩余人员被任命为中统教官，甚至有人在渣滓洞集中营供职。1949年以后，他们中的大部分逃往台湾，少部分在解放后被镇压枪毙。逃往台湾的那一部分又很快成为了台湾特务的骨干，在解放后50多年的两岸特工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补充资料一： 国民党宪兵部队在南京保卫战中担负的是清凉山守备任务，防守雨花台的是国民党88师(德式师)，在紫金山担任守备的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根据史实，守备雨花台的88师部队是单独死守雨花台核心阵地的，因为中华门在雨花台被日军占领前就被日军控制了主要阵地，雨花台的守军已经被孤立包围了~~国民党宪兵部队应该是受命增援光华门，和国民党87师一起反击占领光华门的日军第九师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日军第九师团应该是谷寿夫师团~ 补充资料二： 出卖中国宪兵部队驻地资料的间谍据说就是著名的川岛芳子，唉~~中国当时号称最强悍的军队竟然被一个女人动动手指头就被灭了~真是哗天下之大嫉！在抗日战争中损失惨重的宪兵部队最后执行的任务却是非常臭名召著的，那就是准备暗杀毛泽东~但是，问题在于宪兵部队内部思想上产生了分裂，一部分人不愿意同室操戈，反对刺杀；一部分人则坚决执行命令，进行刺杀行动。 最后，进行刺杀的宪兵部队在刺杀行动中被共*产*党的中央警备团全部歼灭，好像只逃脱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后来在国民党那边继续从事特种活动~因为反对刺杀而没有参加行动的那些宪兵部队成员也分成了两派，一派倾向于共*产*党，最后都去了延安；一派则反对内战，最后两不相帮，保持中立，当了逃兵，脱离了军队。 宪兵部队由于是蒋阶石的卫队，成员挑选很严格，政治上完全国民党化~但是由于宪兵部队士兵素质很高(都是读过书的)，结合社会实际情况，所以思想上很容易倾向共*产*党，最后竟然在宪兵部队发展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进行活动~~可是由于宪兵部队毕竟比较特殊，宪兵部队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很快暴露，被国民党一网打尽。据说当时蒋介石非常愤怒~他没想到中共地下党这样无孔不入！！宪兵部队的中共地下党党员基本上都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党枪杀，现在去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在一楼最后的一个版块，就是宪兵部队的中共烈士的展区~唉~都很年轻！！
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腐败的部门
英国人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基本上杜绝了贪腐，其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贪腐并非不治之症，在中国反贪是有可能成功的，关键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并不难——古今中外尽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难的是我们是否有制定科学反腐制度的真诚，以及将制度落到实处的机制。因为说到底，反腐制度设计的核心是约制权力，只要存在不受约制的权力，再好的制度设计也无法真正落到实处、发挥效用。是故，反腐Bai，非知之难，乃行之难。 以上便是笔者撰写《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贪污腐Bai的衙门》(下简称《衙门》)一文的逻辑和基本结论。该文于2009年10月12日的《南方都市报》刊出后，网络传播甚广。后有吴海勇先生撰写《大清海关贪不贪?》(见《同舟共进》2010年第4期)一文予以反驳，认为所谓“晚清唯一廉洁衙门”的神话可以休矣，同晚清其他衙门相较，洋人治下的海关，贪腐只是程度深浅、范围广狭以及贪腐主体的华洋之别而已。 黄开甲领了45万两银子，建国亭实际上只用了5万两光景，贪污如此明显，遭御史弹劾、舆论指责都在情理之中。《中外日报》文章说，黄开甲“前次被人揭参，已派亲贵查办。闻黄开甲汇银十八万两入京，大约可以弥缝了事。现闻又有人续参，不知能彻底清查否?”《外交报》说“黄开甲以新进之微员，而敢侵吞巨款于千夫所指之地，事已发见，辄入十八万金于北方，而即可脱然无事”。由此可知黄开甲贪污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为免受追究，还曾向北京汇回18万两，大概有盛宣怀等人帮助说话，最终不了了之。 与黄开甲贪污巨款情况明显相比，柯尔乐支取15万两银子置办参展物是否存在贪污则查无实据，《东方杂志》文章说“阿乐尔、巴士伯用项约45万龙元。承办赛品用费约45万龙元”显然不符史实。吴先生文章据之得出“海关洋员如蝇嗜血”、“贪腐之巨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的结论，立论无据。据有些材料透露，柯尔乐置办展物，是委托上海於仁保险公司承办。那么柯尔乐到底是吃了回扣，还是与该公司合谋贪污?怀疑是可以的，要坐实却需要证据，但从现有材料看，并没有有力的证据。 当年柯尔乐主持置办的中国参展物有不少小脚女人的缠足弓鞋、鸦片烟具等让中国人丢脸的“国粹”，因被外国人取笑，激起了海内外华人的不满和声讨。因此，柯尔乐置办中国参展物不当确属实情，但若论其有贪污行为，以现有史料看，因缺乏确凿证据，按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法律精神，只能暂时宣判其无罪。 另一些新闻中，有中国商人指控柯尔乐及帮办巴士伯等刁难、勒索华商的说法，此事内情如何，到底是他们违规收取参展场地费用(当时中国商人因其租用场地过小而不能完全展示货物，因而极为不满，存在中国商人要求增加展地而柯尔乐、巴士伯要求商人自己出钱的可能)，还是有其他原因，尚不得其详。新闻中也有黄开甲随员欧阳祺克扣华商钱财货物、中饱私囊的说法。 由此可知，指控1904年世博会中柯尔乐等海关洋员贪腐并无实据。其实，即便柯尔乐等人确有贪腐，也不足以证明晚清海关存在腐Bai及否定《衙门》一文的结论。因为柯尔乐、巴士伯等海关洋员在世博会中的作为是个人行为，而不是代表海关履行海关公务。1904年世博会中方已取得主导权，中方有正副监督，柯尔乐等人只是被暂时委以主持展览事务之任，与海关事务无关。《衙门》一文针对的是晚清海关作为“衙门”这一官方机构为何从整体上杜绝了腐Bai，要否定《衙门》的结论，应该去找海关衙门事务的史料，而不应去找非海关衙门事务的材料。 清代官场，特别是税关贪污腐Bai的史料俯拾即是、不胜枚举，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却找不出几个贪污腐Bai的例子。据统计，在赫德近半个世纪的任期期间，挪用海关资金等涉嫌贪污的案件不超过5起。晚清中国税关存在常关、洋关的区别，两者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可谓“一国两制”，而制度绩效的比较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想一想：为什么晚清海关已基本杜绝了腐Bai，当代的海关却有“远华案”之类触目惊心的腐Bai，晚清海关的反贪经验就值得好好研究和总结了。 近期有作者推崇晚清西方列强操控下的中国海关，冠之以“大清帝国唯一没有贪污腐Bai的衙门”，并就此段历史提炼归纳经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积极借鉴英伦管理制度，且重秉公执行，既有内部监督机制，更有中、英及其他西方列强的外部监督，等等。作者所言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只是这些并不足以确保赫德治下的海关与贪腐绝缘，从海关洋员为中国代办参博事务暴露出来的贪污案例，即可窥斑见豹。 从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起，赫德治下的大清海关开始为中国代办参加世博会事务。截至1905年，海关共28次承办中国赴海外参展活动，为中国融入世界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功不可没。然而，海关“洋员”代办参博展品，总离不了殖民主义的猎奇心态，每每不惜展示华族陋习，以取悦西方游客，令中国人大丢其脸。参展华商更因为办博的海关洋员上下其手、倾轧盘剥、中饱私囊，成为双重的受害者。 一般而言，弱势小群体的哀情很难声闻天下。所幸步入20世纪，中国新兴媒体渐起。1904年，刚刚创刊的《东方杂志》高度关注此年圣路易斯世博会之中国利益，及时披露了其间的贪腐问题。为改善义和团运动后的政府形象，清朝对那届世博会予以空前重视，特派出溥伦贝子为正监督，并斥资75万两白银作为参博经费。这笔巨款折换成龙元，有170万之多。较之往昔清朝用数万两银子委托海关代办参博活动，此次经费相当阔绰。然而，这回中国参展商的费用竟是一律自理，而以往都在公款开销之列。海关承办参博展品耗去45万龙元，而参展物品并无多大变化。另有45万龙元，为洋副监柯乐尔（美国人，时任海关副税司）、书记员巴士伯（法国人）提走，竟不知派作何用。海关洋员如蝇嗜血，叮上中国参博这块肥肉，贪腐之巨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经此曝光，全国震动，清廷对于海关代办世博始起戒惧心理。接下来的1905年列日世博会，大清出使比利时钦差大臣杨兆鋆受命为中国参博大臣，加强了对参博海关洋员的监管。很快，杨兆鋆发现了种种问题。海关洋员阿理嗣经手建造中国场馆，耗银6万两，理应很富余了，阿理嗣却说缺乏经费。备受海关洋员欺凌的参博华商联名上书外务部，要求撤换洋员阿理嗣。华商周懋功的上书，历数阿理嗣的四大罪状，其中之一便是滥耗公帑，潜台词不言而喻。 不仅在世博会场的海关洋员，在华的海关洋员代办参博事务也难逃贪腐的干系。杨兆鋆让海关代购一些木质桌椅，以作世博会中国馆的陈设，待货物运到，尽是劣质产品。海关洋员的“猫腻”，昭然若揭。 正是在杨兆鋆的推动下，清廷终结了海关代办中国参博权，此后改由商务部和外务部联合酌核办理。对此，不能完全归罪于属下的胡作非为，赫德亦难辞其咎。面对杨兆鋆指摘阿理嗣的不当行为，赫德百般维护。虽未发现赫德从中渔利的有力证据，但是海关代办中国参博期间，他一直对外宣称是个人掏腰包替中国办理参博事务，这与实情不符。 事实上，赫德并未能把高尚坚持到底。他确曾一度坚持原则，严把雇员的进口关；但随着个人地位的巩固，他也为自己大开方便之门，将其弟、妻弟、外甥等一帮亲友安插在海关“当差”。1908年，赫德离职回国休假，仍指派他的妻弟裴式楷代理总税务司一职。 所谓“晚清唯一廉洁衙门”的神话可以休矣。晚清帝国日落西山，政治急骤失序，贪腐文化盛行。西方人受雇于大清，在输入一套先进管理制度的同时，并非一点都不看重自身利益。在晚清这口大染缸里，赫德等人怎能独善其身、自始至终抑制私欲？同晚清其他衙门相较，洋人治下的海关，贪腐只是程度深浅、范围广狭以及贪腐主体的华洋之别而已。 在中国历史上，有不腐Bai的官员，却没有不腐Bai的衙门。如果说有官方机构而不腐Bai的话，那大概只有一个——— 晚清的中国海关。 在晚清，中国海关因廉洁而著称，甚至被认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这个“奇迹”，是英国人赫德(Robert H art，1935—1911)缔造的。赫德任海关总税务司。所谓“总税务司”，意即“总司海关税务之事”，也就是全权负责管理海关事务。从1861年到1908年，赫德掌握中国海关实际管理权达半个世纪之久。 晚清的中国海关也称“洋关”、“新关”，与之相对的则是“常关”、“旧关”。“洋关”管理国际贸易，由赫德等洋人主持；“常关”管理国内贸易，仍由清政府官员主管。这是典型的“一国两制”。两种体制产生两种绩效：“洋关”高效廉洁，“常关”贪腐蔓延。 “洋关”的工作人员是全世界招聘的，其中的洋人称为“洋员”，中国人则称“华员”。在海关之内，无论是“洋员”还是“华员”，都能廉洁自守。与之相应的是，同是中国人，在“洋关”工作能廉洁自守，而在“常关”工作则个个腐Bai。 该文章 同在中国的土地上，“洋关”廉洁而“常关”腐Bai，中国人在“洋关”工作能廉洁而在“常关”工作则贪污腐Bai，这个事实说明了一个道理：腐Bai在中国是可以治理的，腐Bai也不是因为中国人的素质差所致。腐Bai，只能是制度使然。这样，赫德打造廉洁“洋关”的经验，就非常值得总结了。 在制度建设方面，赫德主要是借鉴英国经验。当时的英国，高效廉洁的文官制度已经建立，而海关管理方面，英国更有完善的经验可资借鉴。制定一套廉洁高效的制度对英国人赫德来说并不是难事，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负责人金登干（J.D .Cam pbell)可以帮助他完成。 制定制度并不是难事，关键的是执行问题。以选人、用人（即海关工作人员的选拔和考核）来说，不外遵循几个原则——— 如因事设岗、以事择人，选人严格、公开公正，严格管理、奖惩分明，如此等等。以人员选拔来说，赫德在选择海关雇员时全球招考，公开选拔。当时在国内的招考点，即有上海、九龙、广州、大连、青岛等处，此后伦敦也设置考点。招考是公开的，但要做到公正，关键的问题是赫德本人及海关高层管理人员不能任用私人。 赫德在广州有位牧师朋友，他希望赫德能够为其儿子乔治·俾士安排一个职位。赫德虽然碍于朋友的面子不好推辞，但他要求乔治·俾士到伦敦的办事处报名参加考试。赫德也的确把乔治·俾士的名字列在寄给金登干的推荐报考名单之中了，但同时他也附上了自己的态度：“谁不符合我们的条件，就不录用”。结果，这位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因条件不符而被淘汰。 赫德本人坚持原则不任用私人固然有利于海关用人的公正，但要使这种公正真正得到贯彻，还必须有杜绝干扰的能力，这必须享有不受任何掣肘的独立用人权才能实现，而赫德恰好争取到了这个权力。1864年8月总理衙门颁布的《通商各口募用外国人帮办税务章程》规定：“各关所有外国人帮办税务事宜，均由总税务司募请调派，其薪水如何增减，其调往各口以及应行撤退，均由总税务司作主”，“各口税务司系总税务司所派委之员。各口税务司、总办、扦子手、头目四项，若有不妥，由总税务司一人作主撤退”。赫德在用人上是有完全的独立自主权的，这是他能够打造廉洁的海关的重要基础。 有了这样的基础，再借鉴英国海关内部防范贪污腐Bai的管理制度，比如监督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巡视制度等等，再加上合理的薪酬福利制度和严明的奖惩制度，就使得海关职员不仅不能贪，也不需要贪，廉洁就有了保证。 但是，使海关廉洁的关键，不是海关内部的制度建设和有效监督，而是对于海关“一把手”的赫德本人如何监督的问题。“一把手”的腐Bai才是反腐制度设计的核心。赫德本人的腐Bai不能完全寄望于赫德的道德品质，而必须有监督使赫德本人也不能贪。 对于赫德来说，他必须面对来自多方面的监督，他在主观上不会贪，在客观上更不能贪。 赫德是中国政府的国际雇员(时称“洋客卿”)，其地位非常微妙，他必须面对三个方面的压力：一是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中国政府是有选择自己的雇员的权力的，如果赫德的工作不能让中国政府满意，那么他的职位马上会丢掉，所以赫德必须做中国政府的忠诚雇员，贪污腐Bai的丑闻是绝对不能出现的。二是来自许多窥视这一职位的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的压力。因为许多国家都想通过控制这个职位来操控中国，巩固在华利益，特别是德国人，对这个职位一直虎视眈眈，所以赫德必须面对外在压力，不能因廉洁问题给人可乘之机。三是来自英国政府的压力。赫德在中国的行为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英国政府的利益，所以他不能因自己的失误而损害英国政府的利益，更不能使自己丑闻缠身，给英国政府丢脸。 在这三个方面的压力之外，还有来自全社会的监督，包括新闻媒体——— 这个媒体还是全世界的，不仅有中国的民间媒体，还有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特别是那些想争夺这个职位的那些国家的媒体，他们想必都巴不得赫德出点事情，好让他们把事情放大，将赫德赶下台。 因此，赫德作为中国政府的国际雇员，必须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监督，他不像大清帝国的其他官员，压力和监督只是来自自己的上级。 赫德控制下的晚清中国海关的廉洁在二千余年帝制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广陵绝响，但是它的存在到底也说明了贪腐在中国也不是不能治理的。治理贪腐，技术性的制度设计并非不重要，但它不是关键所在。晚清中国海关防止职员腐Bai的制度设计就证明是科学和有效的，而到了100多年之后的今天，世界上有更多更好的经验可资借鉴，因此制定科学的反腐制度并不困难，但要让这些制度真正落到实处、发挥效用却很困难。反腐Bai，非知之难，而行之难。
历史上中国真的有机会收回蒙古吗?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网上热炒的《蒙古大呼拉儿讨论回归中国》的假新闻，同样传到了蒙古国，并广为人知。蒙古有些通晓汉语的大学生，常逛中文互联网，此则假新闻被翻译成蒙文后，又被转贴到蒙古互联网上，原始假新闻及中国网民在跟帖中对此热烈的美好想象，让看到它的蒙古人极为愤怒…… 2010年，是蒙古民主革命成功20周年纪念，2011年，则是蒙古首次宣告独立100周年纪念。蒙古人对这两个特殊年份的看法，蒙古通讯社社长巴桑苏仁的总结极具代表性：“100年前，我们不再听从北京的命令，20年前，我们不再看莫斯科的眼色，我们是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 几乎所有蒙古政治、知识精英谈到历史时，都有四个基本共识：一、对独立备感骄傲；二、对民主充满自豪；三、对成吉思汗无限景仰；四、强调“平行外交”，即在所有大国间，尤其是中俄之间，均衡发展关系，不能再回到受大国支配控制的历史。 由于对蒙古国民心态缺乏基本了解，中国大陆很多人误以为，蒙古摆脱了苏联控制，眼看着昔日的“祖国”如此欣欣向荣，或许会有主动回归之心，内地互联网上长期流传一篇《蒙古大呼拉尔讨论回归中国》的“新闻”，颇能代表部分中国人的这种一厢情愿。 相对大陆官方的理性务实，台湾在外蒙古问题上就显得缺乏基本的现实感。 台湾“内政部”1999年最后一次出版的《中华民国全图》(此后未再出《中华民国全图》)，因为蒙古国还在版图之中，中国的轮廓是“秋海棠”而非“雄鸡”；此外，国民政府1930年代制订的《蒙古盟部旗组织法》，直到2006年才被台湾官方废止；而国民政府时期主管蒙区(含外蒙)和藏区事务的“蒙藏委员会”，竟一直延续至今(业务早已变迁)。 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冲突，在台湾被争议多年。直到2002年，才通过修订《台湾与大陆关系细则》，将蒙古从“大陆”的定义中剔除。 台湾民间“深蓝”人士的“大中华情结”就更为浓重，撰文渴望蒙古回归者大有人在，大陆逐渐发酵的“外蒙古回归”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受此影响的结果。 台湾在蒙古国问题上的尴尬，源于国民党政权迁台后，拒不承认1945年的《中苏友好条约》；同时，指控蒙古独立乃是1949年“共匪卖国”的结果，而李敖等海外文人则严密考证，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才是真正“割让蒙古”的罪魁祸首。 两个版本的存在，令今天民间言及蒙古国独立，便搅起“到底是国民党之责还是中共之责”的无休争议。那么，蒙古独立到底有怎样的复杂经过? 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蒙古的分离独立，是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条约虽名为“友好”，实则一点不友好—“约定”：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让蒙古经由全民公决来决定其是否独立，而中国对独立后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将予以承认；而交换条件是，苏联承诺“尊重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事务，不援助中共”，以及对日宣战，帮助中国“驱逐日本人”。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后，当年10月20日，蒙古在苏军“保护监督”下举行了全民公投，接近100%的票数赞成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了一个态度冷淡的简短公告给予承认。 此时，国共双方尚未同室操戈，但敌对之势已成。对于国民党所签之涉外条约，中共无一不抨击，但唯独对这个条约，不仅给予高度支持，且在国民党对条约“执行不力”或“心有不服”时还大加挞伐。盖两党都有苦衷，中共的处境还更为尴尬—当时，斯大林一方面在新疆扶植“东突”起事，一方面在东北侵犯中国主权，阻挠回收，同时强迫蒙古分离，甚至连条约中的很多承诺都没兑现，引起全中国激愤。1946年春，以中国各高校大学生为首，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苏运动，重庆中共的《新华日报》和亲中共的民盟《民主报》还遭到冲砸。 关于外蒙独立一事，中共官方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公开表态，是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的郭沫若文章，名为《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这是“中苏同盟”四周年时，郭发表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词。 郭在文中歌颂外蒙独立，谴责“中国侵略者”压迫和欺负蒙古人民，认为蒙古寻求解放和独立天经地义，认为外蒙人民比中国人争气，更早清醒，认苏联当朋友，所以得到帮助，更早得解放，中国人民应向外蒙人民告罪、致敬和学习，“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 1950年2月，中共党史学者胡华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的文章，痛斥“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独立地位”，并批评这种“大汉族主义情绪”蛊惑了不少国人。 从统治者角度，开疆拓土是伟业，护国守土是功绩，这个常识中外古今执政者都明白，国共两党亦然。之所以有“反常”之举，只是都对苏联莫可奈何。 蒙古独立，从头到尾皆靠沙俄和苏联庇护，斯大林则是最重要的操刀者。而中共事业成功绝对离不开苏联和斯大林的支持，面对被自己尊称为党和人民的“导师”、“慈父”、“大元帅”的斯大林，中共在蒙古问题上做此表态实非得已。 虽然国民党定义自身是民族主义政党，中共定义自己是国际主义政党，并完全支持苏联的“民族自决理论”，但随着中共向执政党地位的靠近，也越来越顾及到本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1949年初，毛泽东试探性对来访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谈起内外蒙统一然后加入中国的问题，对方答道：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如果真这样的话，那将是内外蒙统一起来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米高扬的言下之意是，若谁想把外蒙要回来，可能连内蒙都得丢掉。斯大林以后又再次强调了这一原则。 1949年10月16日，刚诞生16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承认现实。 而国民党政府则认为苏联并未遵守条约协定且与北京建交，属干涉中国内政，宣布条约款项无效。1952年，国际冷战格局定型，国民党政府向联合国提出“控苏案”。第二年经“立法院”同意，正式通过法律程序废约，国民党政府遂不再承认外蒙独立，并一直阻挠蒙古进入联合国。 尽管对于正式承认蒙古独立，国共背后的情绪和动机有差异，但事实清晰：国民党政府在先，中共政府在后；首个中苏条约，国民党被迫签署，中共无奈赞同，各有各的苦衷。 无可奈何雅尔塔 战后承认蒙古独立，当时中国无论任何人任何集团执政，均无力挽回，除非斯大林放弃。所谓“正式承认”，对斯大林来说，最重要的只是在国际上(主要是英美)履行一个“手续”。 当时对国民党政府来说，斯大林最致命的撒手锏，是其以中国东北和新疆的主权以及中国内部政治问题为要挟。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经危机重重，对内则面临经济崩溃、随时有内战爆发的可能，对外则无法想象中国以一农业国的实力如何与世界第二强的苏联抗衡。更致命的是，唯一可以制约苏联的美国，早在此前即在《雅尔塔密约》中，就出卖了中国的利益。 1945年2月在乌克兰雅尔塔召开的美苏英三巨头会议，划分了三国的势力格局，决定了战后无数国家的命运。因协定内容未知会其他当事国，又称《雅尔塔密约》。 会议上，英美为减轻损失，使苏联及早对日宣战，牺牲了中国利益。斯大林最早的提议是由满洲至旅顺大连港之间画一条走廊割让给苏联，与苏联海滨省和西伯利亚相连。在罗斯福的反对下，这一要求被改为外蒙“维持现状”，苏联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如大连港国际化、由苏联优先使用，租借旅顺港为海军基地。并规定，这些内容要获得蒋的“同意”，由罗斯福向蒋转达。 斯大林的地缘战略，是使苏联周边不能出现“敌对国家”，也就是说苏联需要一个漫长的战略缓冲带。而在其缓冲带内的地区，办法有二，一是将其并入苏联，二是使其成为“卫星国”，以保障苏联“安全”。在不确定中国未来走向的情况下，斯大林就是依此原则，强迫外蒙独立，同时在新疆策划“东突”闹事、索要东北权益。 蒋介石在听说雅尔塔会议后，已预估苏联会提出侵犯中国主权的诉求。通过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蒋介石获悉了部分内容。 蒋初闻这些内容时愤怒不已，但还抱一线希望，由于不知美国真实态度，以为还可与美国结成盟友来牵制苏联。然而，罗斯福已与斯大林达成协议并签字。罗斯福本来良心亏欠，欲正式告知蒋，却于4月12日病逝。 继任的杜鲁门是《雅尔塔协议》的忠实执行者，对蒋也从无好感，蒋介石联美制苏的想法根本无从谈起。蒋告诉美方，苏联进入远东及中国，将损及美国利益，但杜鲁门认为，只要督促苏联及各国落实《雅尔塔协议》，战后即可相安无事。 该文章转自 中国方面只得在6月启动独自对苏谈判，蒋介石令宋子文为代表团长，蒋经国为首席翻译奔赴莫斯科。此后的“虎羊谈判”中，美国一直恪守中立，除了催促中国签字之外，不愿卷入其中。斯大林则狮子大开口，要求远远超出《雅尔塔协议》内容。比如协议同意“外蒙保持现状”，中国保有法理上的宗主权，斯大林则直接提出外蒙必须“独立”；协议规定苏联只获得旅顺军港租借权，斯大林要求市政管理权一并吞下，还要求旅顺以南100公里内的岛屿中国不得设防…… 蒋经国曾以私人身份拜访斯大林时说，中国8年抗战，就为收复失土，敌人还未赶走，反将这一大块国土割让出去，失去了抗战本意。斯大林明确告之：就是要让蒙古成为苏联的军事屏障。 中国代表团奉蒋之命尽力在每个细节上从斯大林嘴中抠肉(如旅大和中长铁路的管理方式、权力分配、归还期限)，最大限度维护国家主权，斯大林虽做出部分让步，但在蒙古独立上态度极其坚决。中方认识到，在斯大林紧咬不放情况下，承认原本早就丧失的外蒙权益，以换取现在尚可挽回之利，乃两害相权取其轻。 但蒋介石要求必须划清内外蒙界线。斯大林则一直故意拖延此事，因为苏联早已将原属外蒙的唐努乌梁海及中国新疆部分地区划入自己范围，不方便出示地图商谈疆界。 谈判最后阶段的8月9日，苏军已挥师进入中国东北，宋子文、蒋经国等大多数代表认为，如纠缠疆界问题再不赶紧签约，苏军控制东北后，斯大林胃口只会更大，认为不必理会蒋介石的命令。外交部长王世杰虽不赞同，但无法说动大家，最后只得与宋子文拟电向蒋要求“授予宜机行事之权”。 8月14日，王世杰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条约上签字。规定，苏联“尊重”中国在东北和新疆的主权，支持中国政府(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统一，中国则同意日本战败后在蒙古举行公投。 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举国欢庆。自“9.18事变”后第三天，蒋介石连续写了15年的“雪耻”日记(每篇在起始处写上“雪耻”二字)。这一天，他悲喜交加地写下“旧耻虽雪，而新耻又染，此耻又不知何日可以湔雪矣!勉乎哉，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特志之。” 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苏，重要任务有几个，一是给斯大林祝贺70寿辰，二是提出援助问题，三是商讨修改中苏条约。斯大林最初认为延用旧约就可以了，没必要修新约，但在毛的强烈要求下终于同意修订。经过一番艰难的讨价还价，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与苏外长维辛斯基签下第二个“中苏友好条约”。 此条约基本以第一个中苏条约为基础，斯大林为了让“一边倒”的盟友在国内民族情绪仍浓厚的学生和民主人士中“有面子”，作出了相当让步，如大大缩短旅顺港和中长铁路的归还期等。签字三天后，双方发布公告宣布缔约事项，并以公告形式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 早已失去的蒙古 蒋不得不吞下失去外蒙的苦果，除了因为失去美国支持、遭苏联强索之外，也在于外蒙古自清朝覆亡，实际已失控30余年，初期为沙俄控制，后又在苏联全面控制下“俄化独立”已20余年。 蒙古1911年12月(辛亥革命之后)首次宣示独立开始，先后“取消独立，实行自治”，又“撤销自治，‘回归’中国”，再迅即恢复独立，来回折腾了好几次。 蒙古宣布独立后，当时的北洋政府曾经趁俄国爆发革命自顾不暇，于1919年由北洋将军徐树铮带兵“收复外蒙，撤销自治”。 徐树铮驱军入蒙后，软硬兼施，迫外蒙的黄黑两党上书北京要求撤销自治。1920年1月，他主持了“撤治仪式”，将中华民国总统像挂在皇帝哲布尊丹巴宝座上，勒令其三鞠躬，代表大总统册封其为呼图克图汗，并解除了外蒙的武装。然而其铁腕作风引起外蒙上层不满，四处寻求外援，欲赶走中国人。 当年夏天，因直皖之争徐树铮被调回北京，陈毅10月份再度接任赴蒙，然好景已不长了。1921年2月，俄国内战将接近尾声。俄白军将领温琴应外蒙上层之邀率兵突入库伦(今乌兰巴托)，将中国驻军赶跑，扶植哲布尊丹巴重新登位，自己则当了几个月的外蒙实际统治者。 为期仅一年的“回归”就此结束。此后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再也无暇顾及外蒙。 7月份，新兴的蒙古人民党的人民军领着苏俄红军进攻库伦，击败温琴，将其处决。1921年7月11日，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蒙古人民国人民革命政府”，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国庆日。 苏赫巴托和乔巴山建立的蒙古人民党，最早仅是一个有民粹色彩的激进民族主义地下组织，目标是“肃清危害民族和宗教事业的凶恶敌人(指中国人)，收回蒙古丧失的主权，巩固国家和宗教”。 当时外蒙上下都寻求各种途径，试图维护独立。上层精英中，一部分王公甚至病急乱投医，向美国美孚石油公司求助；来自底层的印刷工苏赫巴托和挑夫乔巴山，则受在蒙的俄国革命者库齐林科和金巴日夫斯基影响，向苏俄和列宁求援—对方正好也在寻找在蒙代理人，双方一拍即合。 与苏俄接上头后，人民党的很多会议都在俄驻蒙使馆举行，在苏俄代表帮助下完成组织整合，逐渐走上“布尔什维克化”道路。但他们遇到一个困惑：发布的公告文章，里边的“资产阶级”、“殖民地”、“剥削者”、“苏维埃”这类词汇，蒙古人完全听不懂。蒙古从来由王公喇嘛占据领导地位，民众也对之信服。因此，支持人民党的蒙古人非常少，对其同情者也是因为“肃清恶敌，收回主权”这类民族主义政策。直到1930年代之前，该党的力量相当微弱。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党，于1921年在苏俄红军的帮助下，获得了蒙古政权。从那以后，蒙古逐渐沦为苏联的“不加盟共和国”。 1921年建立“人民政府”的人民革命党只有党员164名，在外蒙不到70万的人口中，仍只是很弱小的组织。1924年，君主哲布尊丹巴可疑地去世(蒙古史学家多认为被苏联谋害)，在苏联的指使下，人民党于当年11月废除君主立宪制，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开始一党专政，库伦改名为“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城)。 1925年，人民党改名为“人民革命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自称用“马列主义的无敌学说，以其科学理论的璀璨光辉照亮了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战斗道路”。 人革党与蒙古的步调历程，完全是苏共和苏联的翻版。先展开“镇反”、“反右”，把党外的反对派、同盟者，党内的所谓“右派”清洗处决，后又展开惨烈的集体化和波及全党全国的血腥大清洗，王公贵族喇嘛学者自不必说，连党政军元老功臣高官也被屠戮一空，各种冤假错案层出不穷。 苏赫巴托1921年即启动这一进程，因去世得早，大部分工作由乔巴山完成。乔巴山大清洗中受斯大林青睐，消灭各个“政敌”，由此崛起为蒙古的“小斯大林”。乔巴山去世后，被斯大林和乔巴山重用的泽登巴尔不久即响应赫鲁晓夫的号召，效法“反斯大林化运动”，在蒙古又发起“反乔巴山化运动”。 至1940年代初，蒙古基本建立苏式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已是彻底俄化的苏联藩属国。1940年第十次党代会上，蒙古正式宣布这一进程顺利完成。人革党号称“工人阶级政党”，实质上1940年工人也仅占党员的5.9%。它成功的秘诀只是“老大哥”苏联。 战前，斯大林不公开吞并蒙古，也是与沙俄一样害怕刺激日本，被德日东西夹击。1939年，日本关东军曾在蒙古与“伪满洲国”交界处，与苏蒙联军打了一场“诺门坎战役”，关东军惨败。两年后，在中国抗战最艰难之际，斯大林与日本签下《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蒙古国。 中共建政，中蒙两党两国互称兄弟，共尊老大哥为首，中苏两党则共同援建蒙古小弟。中苏两党交恶后，蒙古跟着与中共反目成仇，破口大骂，甚至在境内对华人大打出手。中苏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后，蒙古更是直接驻扎大批苏军精锐，直接威胁北京。 几十年间，蒙古全面依附苏联的过程，也全程伴随排华： 1923年蒙古有商行2332家，其中中国商行就占了1440家，而俄国私营商行仅166家。但1921年建立的“人民政府”禁止偿还一切蒙古欠中国商人的债务，连私债都不允许还，对华商征收重税，严禁华商贩卖贵重物品。苏俄宣布旧卢布作废后，中国商家大批破产，华商所剩物资，外蒙当局强行以十分之一的价格购买。禁止华商华工出入境，也不许新人入境。至1930年代初，乌兰巴托华商从两万人锐减到两千—至1960年代中苏交恶，泽登巴尔将剩余中国人驱逐出境，并接管其财物。 1918年时，外蒙还有华人10万左右，到1963年时，统计显示为“无”。至1969年时，才又显示为“725人”。 因此，可以说二战结束后，无论任何人执掌中国政府，早已被“俄化”的蒙古之“独立”其实都是无法逆转的。 蒙古国眼中的“蒙古回归”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网上热炒的《蒙古大呼拉儿讨论回归中国》的假新闻，同样传到了蒙古国，并广为人知。 蒙古有些通晓汉语的大学生，常逛中文互联网，此则假新闻被翻译成蒙文后，又被转贴到蒙古互联网上，原始假新闻及中国网民在跟帖中对此热烈的美好想象，让看到它的蒙古人极为愤怒，它不但让无数人痛骂“想入非非的中国人”，还经过无数次网上网下“变形传播”，让不少蒙古老百姓误以为“中国将来会吞并蒙古”，加剧了对中国的防范排斥意识。 一位常驻蒙古的中国某机构负责人，孩子在当地国际学校上学，同学都是蒙古国政要名人子弟，这位中国学生的蒙古同学很认真地对他说：“我们知道的，你们中国对我们有野心。”而他们消息来源，即是这篇假新闻引发的中国网民的反应。 研究中蒙经贸关系的蒙古科学院学者旭日夫先生也提到此事，“这造成很大负面影响，不利于在蒙古生活的中国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大陆某家喜欢以煽动性新闻做封面的国际类报纸，其带有民族情绪的新闻，无论是否与蒙古有关，都经常会成为引发蒙古媒体关注并炒作的题材。
从削藩到推恩：汉代经验启示改革应如何推行
西汉初年，中国虽然在形式上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但由于刘邦推行同姓分封制度，大量分封刘姓皇族为诸侯王（即封藩），导致国内出现了许多诸侯王国。这些王国拥有广阔的领土（大的王国动辄拥有几十座城池，据说仅齐、楚、吴三个王的封地就分去了天下的一半）、众多的军队（七国之乱时仅吴国就发兵20万），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财税权和官吏任免权，俨然是一个半独立的国家。刘邦在世时，这些刘姓诸王还畏威怀德，不敢胡作非为。等刘邦死后，随着朝廷中功臣宿将逐步凋亡，以及诸王与皇帝血统的逐步疏远，这些实力雄厚的诸侯王们开始日渐跋扈起来，干弱枝强的问题日益突出，构成了对中央政权和国家统一的重大威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西汉政府从文帝开始，历经景帝、武帝，进行了前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以削弱诸侯国力量、巩固中央政权为核心的改革。而这其中又以景帝时的削藩和武帝时的推恩为最重大的改革。这两次改革虽然目的相同，但方式手段却迥异，而最终的结果也大相径庭。其中奥妙颇为值得人们深思。 削藩改革是御史大夫晁错于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提出的，其基本思想是大刀阔斧地剥夺诸侯王的封地，削弱其权力，对犯罪有过错的诸侯王，削去他们的支郡，只保留一个郡的封地，其余郡县都收归朝廷直辖。晁错认为，这些诸侯王，特别是实力最强的吴王刘濞，是必定会造反的。削藩会反，不削藩也要反。削藩，反得快，祸害小；不削藩，反得迟，祸害更大。秉承着这样的指导思想，朝廷决定，更改法令三十条，削夺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赵王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六个县。削藩令一出，就捅了诸侯王的马蜂窝。次年正月，吴王刘濞就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起兵造反。随即楚王刘戊、胶西王刘印、胶东王刘雄渠、苗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赵王刘遂，也都先后起兵响应。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吴楚七国之乱”。叛军数十万浩浩荡荡直入河南，势不可挡。汉景帝在惊慌之下杀了晁错，试图安抚七国，但也无济于事。最终幸亏朝廷有梁王刘武（景帝弟弟）死守睢阳，阻滞了叛军的进攻，又以名将周亚夫为帅，出奇兵断叛军粮道，才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然而，这场让改革者和国家都付出了惨重代价的战争，却并没有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封藩问题。可能是出于维持社会稳定、避免更大规模战争的考虑，西汉朝廷在七国之乱后尽管推行了一些限制诸侯王权力的政策，但没有把剩余各诸侯王的势力彻底铲除。许多诸侯王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实力。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战功的梁王刘武。梁王凭借着40余城的封地（规模直追当初的吴楚二国）、天子至亲的身份和显赫的战功，飞扬跋扈，使用天子旌旗，窥伺帝位。为了夺权篡位，他甚至派出刺客刺杀朝中十几名重臣。如此横行不法，就是当年的吴王刘濞也没有干过。铲除魔王的英雄自己却变成了魔王，这种似乎是电影情节的真实上演，不能不说是对削藩改革的莫大讽刺。 最终解决封藩问题的，是28年后（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根据主父偃的建议而实行的推恩令。推恩令的内容其实很简单，但又极其巧妙。汉初原本诸侯王的爵位、封地都是由嫡长子单独继承的，其他庶出的子孙得不到尺寸之地。推恩令则规定诸侯王所有的儿子都有继承权，都可以在原有的王国中分到一份土地。这一政策表面上以“关怀”诸侯王的庶子们、实践“仁孝之道”为幌子，实际上却是大大削弱了诸侯王的实力。按原有的继承制度，王国代代相传，规模一直不变，始终是朝廷的心腹之患。而推恩令一下，过一代，一个诸侯王国就会一分为几，甚至十几。即使是吴、楚、梁那样拥有几十座城的大国，不过分上一两代，就变成了一盘散沙，再也构成不对朝廷的威胁了。推恩令颁布后，诸侯王势力迅速瓦解，很快就“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只能老老实实做顺民了。就这样封藩问题得到顺利解决。 如前所述，削藩改革代价惨重而成果有限，推恩改革兵不血刃却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从成本效益比的角度来看，两者之间简直是天壤之别。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呢？究其根本，这是由于在这两次改革中，改革者对当时各种势力的矛盾和利益诉求有着不同的分析，从而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建立起了不同的敌我阵营的缘故。 在削藩改革中，汉景帝和晁错使用的是一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他们简单地认为诸侯王就是朝廷的敌人，双方矛盾不可调和，爆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削之亦反，不削亦反”。而且他们也没有对诸侯王势力内部的利益关系进行分析，只是简单地将其看做一个整体。因此，他们采取了全面削夺诸侯王利益的削藩政策。结果也就自然而然地爆发了中央政府与各诸侯王之间的全面冲突。 其实，只要仔细想想，就不难发现汉景帝和晁错的这种思路是很有问题的。诸侯王的位子已经是富贵已极了。他们与朝廷为敌，图个啥？无非是想当皇帝。但大家都知道，皇帝只有一个人能当，其他的人仍然不过是当个诸侯王。那么这些人又何苦去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做赌注，为别人作嫁衣裳呢？仅从此点来看，就可以断定诸侯王势力内部不会是铁板一块，他们中的许多人的利益与朝廷是可以有交集的。要知道，朝廷的根本利益在于保证国家的统一和政权的稳固。而诸侯王方面真正是决心要触犯这一根本利益的人不会太多，他们中更多的是希望长保富贵，至多是获得更多一些物质利益。而这些人是完全有可能被团结到朝廷一边，而不致走到对立阵营里去的。与汉景帝和晁错不同，汉武帝和主父偃的推恩政策则是在深入分析了诸侯王阵营内部的不同利益关系之后做出的明智之举。首先，推恩令没有损害诸侯王阵营中最大的当权派——现任诸侯王们——的利益，因为推恩令只与他们死后的事情有关。这样就把对手阵营中最强大的一部分中立化了（少数现任诸侯王可能会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庶弟，但这都是在自愿的前提下进行的）。其次，推恩令争取到了众多诸侯王庶子们的支持，他们原本什么像样的东西都继承不到，现在却有了王侯之位，获得的利益几乎不亚于父王夺到了皇位。朝廷这一下又把诸侯王阵营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变成了自己的同盟军。唯一利益遭到损害的是诸侯王的嫡长子们——自己继承权被摊薄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虽然物质财富的数量相对来说少了，其绝对数量还是相当可观，人间富贵并没有被剥夺，而换来的好处是朝廷不再视他们为心腹大患，更有利于长保富贵。从这个角度来看，除了极少数一心想当皇帝的野心家，其他的嫡长子们在这一改革中也不见得就吃了多少亏。这样一来，诸侯王阵营中的绝大多数不是成了朝廷的同盟者，就是被中立化。敌对阵营里只剩下了极少数人，根本无力兴风作浪。无怪乎推恩令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强有力的反抗就获得了成功呢！ 削藩和推恩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关系和利益诉求是复杂交错的。绝对的非黑即白、“汉贼不两立”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更多的是各方既有矛盾之处，又有利益的交集。改革者们如果不进行深入分析，而推行简单粗暴的政策，就会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人们都赶到对立面去，这样轻则增加改革的成本，重则直接威胁到改革的成败。而如果改革者们能够学会与各方共舞，分析出各种势力的根本利益所在，尽可能找到大家的共同利益交集，就能够建立起最广大的改革统一战线，从而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行。
北宋官员高薪历代罕有 为何仍未能“养廉”
北宋官员俸禄之优厚，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是数一数二的。据《宋史·职官志》的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三百千（即三百贯），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月一百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二十千，小县县令每月十二千，禄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以至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皆相当可观。 宋真宗时外任官员不得携带家属,而家属的赡养费则由官府财政供应,月供米、面、羊等生活用品。此外，还有“公用钱”（即招待费），如节度使兼使相公用钱可高达二万贯，而且上不封顶，“用尽续给，不限年月”。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诸路职官，各有职田，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直至边远的小县，尚有七顷。且“外官占田，多逾往制”，由佃户租种，官员坐享其成。 北宋实行官员高俸制，目的在于养廉。这在北宋皇帝及其有作为大臣们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确的。正如宋太宗所说：“廪禄之制，宜从优异，庶几丰泰，责之廉隅。”（《宋史·职官志十一》）因此，北宋从宋太祖至徽宗，都曾为百官养廉而不断增俸。 北宋少数官员也曾提出高俸养廉问题。如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施政纲领中就提出：“养贤之方，必先厚禄，禄厚然后可以责廉隅”，“使其衣食得足，……然后可以责其廉节，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废可诛。”（《范文正公集·答手诏条陈十事》）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期间，不仅增了官俸，而且发了“吏禄”。官与吏习惯上通称官吏，但在宋代，官与吏职能尊卑有严格区别。官由朝廷除授，籍在仕版，考核升迁管理之权在朝廷，且按朝廷规定的禄格领取俸禄；吏则或出于召募，或应于差役，是各级官府及其下属部门的各类办事、管理人员，无俸禄，靠克扣、受贿和侵渔百姓为生。《宋史》对恶吏、赃吏，尤其是狱吏、仓吏、府吏等贪赃掊克乃至致死人命等恶行多有揭露。 如熙宁三年八月，神宗发现仓吏侵克欺盗军粮严重，因而下令创立“仓法”，或称“重禄法”，本着“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的指导思想，首先给仓吏以厚禄，岁额一万八千九百贯。但同时又立法对赃贿者施以重罚：给禄之后，如再侵克受贿，“计赃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徒罪皆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皆配千里外，满十千即受赃为首者配沙门岛。”（详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癸未） 此后，“仓法”逐步推及内外吏，至熙宁六年正月，吏禄总额已达十七万一千五百余贯。王安石曾向神宗表白：“吏胥禄廪薄，势不得不求于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廪申重法，则法有时而屈。今取于民鲜，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 “本意”如此善良，而实施的效果自然是使官吏们的腰包不断鼓起来，但就“廉隅”而言，却不似决策者主观想象的那样乐观。“仓法”刚刚实施时，吏畏重法，且有厚禄，贪赃恶迹稍有收敛。《续资治通鉴长编》在记载上述“仓法”的那段文字之后，有一条小注说：“由是岁减运粮卒坐法者五百余人，奸盗以故不得纵。后推及内外吏，吏始重仍法。”可惜这种情况太少了，而且转瞬即逝。 正如《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所说，“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更严重的是吏对“厚禄”并不满足，连王安石也承认：“今吏之禄可谓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又据《宋史·孙永传》载：“（神宗）时仓法峻密，庾吏受百钱，则黥为卒，府史亦如之。神宗又问（永）：‘此法既下，吏尚为奸乎？’对曰：‘强盗罪死，犯者犹众，况配隶邪？使人畏法而不革心，虽在府史，臣亦不敢必其无犯也。’”另一方面，吏给厚禄之后，导致吏人数猛增。《宋史·苏辙传》载：元丰后，吏额比旧时增加数倍，哲宗命苏辙“量事裁减”。吏人白中孚解释了吏额猛增的原因：“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事少。” 这就是“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的奥秘所在。岂止是吏，高俸政策也同样促使官员人数及财政开支激增。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冗官冗费》云：“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仅以“三班员”（供奉官、左右班殿直）而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初仅三百人，真宗天禧间已达四千二百余人，而神宗时则多至一万一千余人。由于官吏队伍不断膨胀，国家财政负担也就日益加重。 元祐三年（1088年），户部尚书韩忠彦等向哲宗奏报：“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而两税、征商、榷酒、山泽之利，比旧无以大过也”，结果就是“大抵一岁天下所收钱谷、金银、币帛等物，未足以支一岁之出”。至徽宗大观三年，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国库耗竭，以至官俸有难以为继之虞。正如御史中丞张克公抗言：“今官较之元丰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 在国家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官吏俸禄，提高其物质生活，是必要的，是好事，但如果把它作为防贪养廉的手段，认为“禄厚则人知自重”，“高俸以养廉”，这便陷入了认识上的误区。事实证明，北宋的高俸制并没有“养”出官吏们的廉。 其实，官吏的廉与贪，主要是由其不同的精神品质、人格追求决定的，而不是由俸禄的多寡“养”成的。在同等俸禄的情况下，往往是廉者自廉，贪者自贪。廉者是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贪者则是利用职权，见利忘义，弃廉耻而苟得，鬼使神差，志在必贪。最显著的事例是在“公用钱”和“职田”上。此制目的本在养廉，对此，廉者尽归公有，贪者则“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宋史·向经传》）。其泾渭竟是如此分明！质言之，以高俸养廉只能是一种善良的、主观的愿望，而把现实中人性的复杂性看得太简单了，乃至误认为廉与贪是俸禄的多寡“养”成的。禄厚，终有止境，而贪官赃吏的欲壑则是无底黑洞，决不是任何厚禄所能填满的；且贪官赃吏既无人格，何来“自重”！对于本来就没有的品质，岂是厚禄所能“养”出来的？ 以《宋史》而论，如果以熙宁为界，把北宋划分为前后期的话，便会清楚地看到，后期贪官赃吏大大多于前期，在俸禄成倍往上翻的同时，贪官赃累巨万者亦随之增多，至北宋晚期竟出现了以蔡京等“六贼”为代表的贪官集团，使北宋贪贿肆虐之风达到巅峰，北宋的政治腐Bai也同时达到了极点，终于导致北宋的灭亡。 北宋的高俸之所以未能养廉，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在高俸的同时缺少有力的与之相应的防贪惩贪措施。北宋惩贪先严后宽。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初严惩赃吏》云：“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之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从建隆二年（961年）起，至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处决贪官赃吏，仅明载《宋史·太祖本纪》者就有十五人之多。 至宋太宗，法犹未弛，继续斩杀贪官赃吏。但后来在处理赃官王淮时，其坐赃至千万，本当杀头，但因他是参知政事王沔之弟，只作了杖一百、降职的处分。由此开了“玩法曲纵”的坏头。“至真宗时，弃市（杀头）之法不复见，惟杖流海岛”，“盖比国初已纵弛矣”。到了仁宗，“则并杖流之例亦不复见”。神宗一朝更加“姑息成风”，“自是宋代命官犯赃抵死者，例不加刑”，倒是诸多反对变法的官员成了严加惩罚的主要对象。由于放弃了对贪官赃吏的惩罚，“仓法”亦弛而不行，长此以往，于是官吏对农民及小商人等弱势群体，横取豪夺，以致怨痛结于民心，民怨沸腾，“盗贼”竞起，杀戮官吏，备极惨毒，以泄其愤。而此时的俸禄及各项补贴，“视元丰禄制，更倍增矣”。对此，史学家赵翼在考察了这段历史之后，慨而言之：“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西汉王朝巨量黄金从何而来
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一个像西汉那样金光灿灿的朝代—那时，金子论斤赏赐，买卖用金子交易，甚至交罚款用的都是黄金。黄金为何在西汉时那么丰富，而在随后的东汉及之后朝代却大量减少？是中国人对金子看法变了，还是金子的储藏量发生了变化？ 西汉黄金滚滚来 公元前205年的冬天很冷，大雪已经连续下了快一个月了，楚、汉双方的军队也像这冰冷的空气一样在荥阳这个地方僵持着。 楚霸王项羽早已坐卧不安，他想要尽快地打赢这场战争，于是想方设法断绝汉军运粮的甬道。不断被楚军攻击粮道的汉军确实有些支撑不住了，刘邦也不想在这个鬼天气里再无止境地等待下去，必须有所行动了！ 十二月的一天深夜，一行车马从汉军大营悄悄驶出，直奔楚军而去。领军的人叫陈平，他神情严肃而复杂，因为他身后的车队上装有几万斤黄金。陈平不由回想起前几天刘邦找他商议局势时的情形，刘邦是那么的不安和悲伤，于是他献策说谁都没法抗拒黄金的诱惑，可以用黄金来离间楚军将帅，尤其是以耿直著称的钟离昧和范增。刘邦大喜，当即命人取了4万斤黄金给陈平，让他随意花。他身后车队上装载的就是其中一部分，要用它们去收买楚军帐中的士兵，让他们散布钟离昧的谣言。 陈平的黄金送去没几天，谣言果然便传开了，士兵们纷纷说：“劳苦功高的钟离昧开始不满项王不给他分土地称王了，会与汉军联合灭掉项氏，到时好瓜分楚国土地各自称王。”谣言传到项羽的耳朵里，他便对钟离昧产生了猜忌，逐渐疏远了他。 这4万斤黄金的效力远没有结束。第二年四月，陈平用这些黄金买了牛羊猪三牲，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悠闲地在营帐中等候项羽派来的使者。待使者一到，他便命人将丰盛的酒席端去使者住所，一进门便假装惊诧道：“我还以为来的是亚父范增的使者呢！”旋即再使人端上粗劣的饭食。使者回去之后将自己遇到的情形描述给项王听，项王自此对范增也心存疑心。范增知道后请求告老还乡，结果病死在返乡途中。 失去了左膀右臂的项王，两年后便在乌江边自刎而亡。这4万斤黄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开创了西汉。这也像是一个征兆，预示着西汉将是一个“多金”的王朝。 西汉的“多金”，是历代史学家的定论。且不说那“开国”的4万斤黄金，已足以让人惊诧，来看看西汉的黄金库存，即现代所谓“黄金储备”，其数额之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实属罕见，可以说为历朝之最。《魏晋南北朝史》载：“西汉初期，黄金的应用总数量在百万斤以上。”如果按照《中国历代度量衡考》中考据的西汉时1斤折合今日248克来计算，西汉的百万斤即今日的248吨。而2003年中国的黄金储备为600吨，也就是说西汉时期的黄金储备已经达到我国2003年黄金储备的41.3%。 此外，翻开《汉书》，会发现西汉帝王赏赐黄金的例子数不胜数，数目动辄千斤万斤，仿佛说的是平常的萝卜白菜一般。比如：刘邦的长子刘盈，即位后便大肆用黄金打赏为父亲刘邦办理丧事的人员，尤其是亲自参与挖墓穴的人，将军一级的给40斤黄金，年俸2000石的官员给20斤黄金，年俸600石的给6斤，600石以下的给2斤。可以想象，巨大的帝陵必然要求满朝文武都投入工程，如此一算，赏赐的金额确实很大。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因众大臣杀吕后的亲属有功，又赐周勃5000斤黄金，赐陈平、灌婴各2000斤黄金，赐刘章、刘揭各千金。汉武帝刘彻仅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赏赐连年击败胡军的大将军卫青就花费了20余万斤黄金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巨量黄金出现在西汉王朝呢？ 哪儿来这么多黄金？ 不可否认，西汉黄金之巨得益于前朝的积累：春秋以前黄金已成为人们宝藏的东西；到战国时各诸侯都视金为宝，无不尽力搜罗。当时秦楚两国势力最大，财富最多。楚国汝汉地区就盛产黄金，有方形的爰金流行于世。秦国盛时，“黄金万镒为用”；秦统一天下之后，各国的“子女玉帛”自然也包括黄金，都聚在秦王朝的宝库而这些历代积累的黄金最后又都被转移到了西汉。 铁器时代的到来，带动了西汉采矿业的迅速发展，更多的黄金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也充实着原本就藏金颇多的西汉国库。西汉人们通过不断的实践，除了继承前代的方法外，又发现了按矿脉分布关系寻找新矿和察看金光寻找黄金矿的方法，这在《史记·货殖列传》和《史记·天官书》中都有记载。黄金产地也比过去有所增加，由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扩展到两大流域的纵深地区。参与采金的人数之多也有个例子可以说明：汉元帝时的大臣贡禹，看到当时农业人口大量减少，曾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其中就有一条为：“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可见至少当时政府设立了开采珠玉金银的专门机构，而在这个机构下面从事采金的人员也一定不在少数，否则也不至于严重到要罢免。 除此之外，罗马史学家的抱怨也值得一提。他们对西汉时期罗马与中国的外贸交易耿耿于怀，认为罗马花费了数量巨大的黄金来购买中国的丝绸及其他货物。比如一种名为“缣”的双经双纬的粗厚织物，可以用来制作衣服、口袋，国内时价是400到600多个铜钱一匹，但在罗马市场却与黄金同价，即一两黄金一两缣，一匹缣约25两重，即可换取25两黄金。据罗马史学家普林尼统计：西汉时，罗马帝国每年至少有一万万赛斯脱奇(sesterce，古罗马计量单位)的黄金流入中国(还包括印度和阿拉伯)，这个数字是惊人的，折合成现在的计量单位超过5吨。难怪罗马的史学家会抱怨，用黄金换取中国的丝绸，是后来罗马帝国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由中间商安息人经由敦煌、新疆到小亚细亚以及叙利亚、埃及的丝绸之路带回来的大量黄金，不仅来自有着充实国库的罗马，还包括沿途的叙利亚和埃及等国。这些国家很早就使用黄金作为对外支付的货币，它们经济相对落后，对黄金的需求量很有限，因此也愿意用黄金来换取中国的货物。另一方面，由于西汉时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的国家，商品输入相对较少，因此黄金几乎不外流，只有少量的黄金流到西域、南海各国购买奇珍异宝，如汉武帝时常向大宛购买良马、向海外购买珍珠、琉璃等，仅此而已。
清朝两大世界首富：一官一商差距奇大
白银都流哪儿去了？全世界都在问，不光中国。 英国人说，都流到中国去了——通过贸易逆差。为此，1792年，他们派了马嘎尔尼来中国，想改变一下状况。 马氏来华带了两样东西：一是市场经济原则，要求东西方以此原则扩大通商；还有一样，便是军火。他本想演示一下大英帝国的船坚炮利，顺便推销军火，这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军事—商业复合体”的本质。 历史啦论坛 可天朝对此不感兴趣。天朝不是虚的，天朝无所不包，也包括了市场经济样式。以此样式加于世界并证明其合理的是欧人，而向世界提供此样式的却是中国。早在宋代，中国就有市场经济样式的海外贸易。如果马嘎尔尼那时来中国就会看到，有20多处贸易港口，分布在东南沿海“四路”——京东路、两浙路、福建路、广南路。不像清朝只开了广州一处，所设的粤海关，还被当作“天子南库”。 市场经济曾经发达，但市场原则却未确立，为什么？正如俗话所说，中国的市场经济“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难以突破大一统的王权，市场原则无法改变指令性权力支配经济的局面。 历史啦论坛 市场原则能在欧洲确立起来是因为各国独立，形成“小国寡民”，因而资源匮乏，依赖市场，这就令市场大于国家，市民多于国民，使得以“军事—商业复合体”为原型的城市和市民社会13世纪就萌芽了。约15世纪，它已有了自己的政治体制，近代国家围绕它而兴起。 反观中国，因大一统而自足，不依赖市场，反而成为最大的市场；而权力支配经济，以反市场原则来运作市场，反而能在市场上占上风。戴逸《中国经济的千年态势与复兴之路》一文指出，乾隆时，中国的GDP最高，占世界32％，英、法、德、俄、意五国仅占17％。还说，唐宋以后，直到18世纪，中国经济实力都居世界榜首。他依据的是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以此为据，我们可以认为，中国以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曾建立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且以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天朝朝贡体系左右了世界市场的格局。然而地理大发现后，西方出现了全球化的帝国主义，足以动摇天朝体系，可天朝还被蒙在鼓里。马嘎尔尼来中国时，正是英国全面战胜荷兰，作为全球化的帝国主义崛起之时，而晚清丝毫不知。 如此巨大的经济体，竟然只开粤海关一口与海外贸易。即便如此，它撑着天朝的架子，看上去还是绰绰有余。马嘎尔尼也好，乾隆也罢，他们都没有对这个巨大的经济体产生怀疑，一个极力想把本国的贸易捆绑在这个经济体上，一个以天朝口吻拒绝自由贸易。 为什么不增加通商口岸，扩大对外贸易？最堂皇的理由便是国家安全。不过，那时对安全构成威胁的还不是海外之夷，起码还没意识到是夷，而是如晚明故事——中国民间海权重新崛起。民间海权，那是反清复明的发动机，而英夷当年就与代表民间海权的郑氏缔约，所以要限制对英夷贸易。 还有更深层的理由：王权之下，家国不分。例如粤海关，康熙帝设立，设立时还招募了十三家牙行经纪人，专营外贸和征收关税。我们知道，宋朝市舶司收入还要上交国家财政，而清朝粤海关收入则交到内务府，专供皇室之需。如果皇室要完全垄断海外贸易，最好是“利出一孔”，只开一口。康熙初设海关时，设了四处，且由所在巡抚兼管；雍正时设专职海关监督，直属内务府，与巡抚无关；到了乾隆帝只留了粤海关一口。 对王权来说，家与国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替乾隆两手抓的人便是和珅。他不仅管着户部，还管内务府，最擅长的是做搬运工，将户部职能搬到内务府去，将国家财政收入搬到皇室去。这方面，他善解“天意”，能揣摩皇帝隐私，做 粤海关除了收税，还收“规礼”，“规礼”数额比正税还多。一艘洋船入关，先要交丈量费、通事费、管事费、库房费、稿房费……在一份《乾隆二十四年粤海关征收洋船进出口各项归公规礼清单》中，列举的收费名目竟达100多项！这100多项加起来，统称为“规礼”，油水多半从“规礼”上榨取。 乾隆时规定，一艘洋船“正课”为1950两，另有“洋船规礼银”，进关要交，出关还要交。在英国人洪仁辉告状提供的费用单上，一进一出，“规礼”计有68项。进关规礼30项，收银1125.96两，出关规礼38项，收银533.8两，“规礼”银共计1600多两，“正课”与“规礼”加起来3600余两。这68项只是针对船的，还有针对货的，货有“分头”，即外商买货所付货款按银两算，每两都要由粤海关抽头。起初一两货款抽0.054两，后来抽到0.06两。通常，海关上缴“正课”，“规礼”和“分头”之类则由监督和他的家人以及其他聘用人员分享，这是一种制度性分赃。 这样管理海关，就像搞承包。皇帝将粤海关承包给他的亲信，亲信承包先要“投资”，以取得“承包权”，此后“凡应行事宜”，就“不必听督抚节制”了。监督上任，可带家人60名，乾隆朝李永标超标，带了家人73人，包干了海关所有事务，使粤海关成为了他的“家天下”。不过，“家天下”只能为期三年，三年以后，就要换人包干。 “规礼”之类的分肥，按规定，粤海关监督本人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其他海关办事人员——书吏、贴写、头役等，多为他家人，也有聘用之人，还包括各炮台官兵，大约占了剩下的三分之一。洪仁辉告状时把这些都捅了出来，他不知道这些都是“常规”，属于“亚财政”，虽无明文规定，却是历来如此，成了习惯的，所以叫做“礼”。 该文章转 这块有定数的“规礼”收入，即使是监督本人分得的那部分也要拿出来“报效”，而报效皇上则要通过和珅。“报效”银每年不下100万两，“规礼”所得，大部分用来进京报效，一小部分还要用来跟当地督抚搞好关系，“打点”各色人等。如此分赃，无法可依，但合礼。 粤海关收入，“正课”虽非正式国家财政收入，但王权之下，家国一体化，但凡王权所得，无不合法，谁敢问其合法性来源？“规礼”是合礼收入，属于“礼尚往来”的范围，监督本人贪与非贪，主要看他对“规礼”收入如何处理。他一人所得便占了“规礼”收入的三分之二，要拿出来报效的主要就是这一块，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其他人的职务收入，原则上，他不能拿出来报效，但他的手下要报效他，这样的人情收入，他会笑纳。由于决定他贪与不贪的不是别人，正是和珅，所以他要报效和珅，有可能连他本人都是和珅的代理人。 然而，监督油水何在？在于“陋规”。“陋规”非礼，没有定数，也查不出来。“陋规”之行，主要是索贿。如船钞一项，据船只大小收费，究竟收多少需要丈量，这就为索贿提供了运作空间。丈量者手里拿着尺子，行贿了，大船可以量小一点，不行贿，小船也可以量成大船。类似项目有100多项，每项都要搞点名堂，所以很忙。还有货物，因质量和价格起争议，也是常有的事，但只要争议一起，海关就能调整税额，这里面名堂很多。粤海关究竟有多肥？比肥得流油的崇文门税关还肥。崇彝写《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写他做崇关帮办委员时每年约可得四五千两银子，就自以为很肥了。可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罢关征议》中提到粤海关，说海关看门人月薪都有800两银子，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出千年世界首富50名，其中有6名中国人，清朝有两人，即和珅、伍秉鉴，一官一商，差别很大。差别有多大？和珅的财产数以亿计，折合成银子少说有2亿多，多说有11亿，这些数字是根据抄家清单估算出来的。而伍秉鉴的身家仅有2000多万两白银，相比之下，可谓区区。此二人者，或为官敛财，或经商致富，各自登峰造极，一个做官做到了“二皇帝”，一个经商成为“十三行”首席。 然而，同为世界首富，他们的差别为何如此之大呢？和珅个人收入居然超过了国家财政收入，他是如何创收的？贪官创收，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贪污。他管过兵部，难免克扣军饷；他主持吏部，能不卖官？但这些，还不足以使他成为世界首富。那么崇文门税关呢？那可是天下第一税关，像大裤衩一样矗立着，而和珅就是这个大裤衩的总监，监督着每一位来往商贩、赶考士子和进京官员，无论你多大的官，都得从它胯下过去，当然是以“纳税”的名义。“纳税”纳到什么程度？只有人头不纳税！本来，清朝税务规定，往来者随身携带物可以免税，可税关照收，连京畿商民入城，为了省事，都在帽檐边插上两文制钱，由税吏自取，否则就要扣下所携之物，极尽刁难之能事。有一位山东布政使进京，税吏要他纳税，他没钱，一气之下干脆将行李都放在税关外，说：我赤条条一人，还要纳税吗？ 这些税收没有收到户部，而是收到内务府。如果说粤海关是“天子南库”，那么崇文门税关就是“天子北库”，一南一北，两条财路，都握在和珅手里.。 皇帝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可皇帝有皇帝的难处。皇家开销大，皇帝难免有捉襟见肘时，又不好动用国家财政，往往有苦难言。而乾隆排山倒海似的花钱，不动国库还总有钱花，这就可见和珅的功夫了。自从和珅将户部尚书和内务府大臣两个职位一肩挑，皇上从此不差钱。万岁寿诞，和珅发起“奉献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都要“奉献”，一场寿诞办下来，创收不少。还有经常项目，如“折罪银”一项，也源源不断流入内务府。用银两可以折罪，还是经常项目，能不大开罪源、广立罪人？以罪源为财源，天下安得不乱？！ 内务府还有田庄和钱庄，这些也都由和珅经营和管理。表面上，皇帝只管花钱，钱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从来不问，花剩的钱任由和珅折腾。和珅以内务府的名义折腾来折腾去，折腾出一片金天银地，都搬到自家去，老皇帝看在眼里，却睁只眼闭只眼。和珅是财迷，哪有老皇帝远虑？皇帝有皇帝的算计：让你和珅去算计天下人的银子，我只算计你一人的银子。要贪任你，你贪了一辈子还不够我抄家一次。数以亿计的银子让我自己去弄来，天下人还不将我骂死？让你去弄，弄得你身败名裂时，我再来收拾你。我下不了手，还有儿子，让我儿子抄了你，为我儿新朝奠基。那时，没有人会骂我，只会骂你，你不死也得死，你一死，就成了大快人心事。 做皇帝不能养廉，要养贪，养廉养得大家都穷了，做官还有什么意思？连自己都没银子花了，做皇帝还有什么意思？所以要养贪，一贪就有原罪，把柄都在皇帝老儿手里。搞得民怨沸腾了，再来个反贪倡廉，人民更加拥护，像敲木鱼一样，从贪官头上敲出一笔又一笔，人民夸着好皇帝，连尧、舜、禹也不过如此…… 顺便说句，18世纪谁是世界首富？是和珅那厮？那厮不过是马前卒，他家的银子被抄后搬哪儿，是国库吗？不是，都搬到内务府去，你说谁是世界首富。皇帝老儿寿终正寝，这出戏也该结束，不是“翠花上酸菜”，而是儿子抄家去！
南齐孝武帝下旨：官员贪污必须与我分成
南齐时，都城广州经济发达，商业繁荣，海外贸易尤其红火。一些大商人，甚至包括南齐政府，常年派商船往来于现在的越南、印度、泰国、柬埔寨、叙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将丝绸、瓷器运出去，把香料、珍珠带回来，一进一出，利润高达二三十倍。不但商品贸易发达，奴隶贸易也繁盛，印尼酋长从马来半岛低价买进矮黑人，不法的中国军官也从澎湖诸岛掠夺大批土著，然后运到广州出售，给贩奴者带来了巨大利润，也给南齐政府贡献了一笔笔带血的GDP。 海外贸易不仅让政府和商人受益，官员的腰包也迅速鼓起来。在《南史》和《南齐书》中，常常能看到广州官员三年任满，回去大买豪宅的壮观景象。 常识告诉我们，官员的油水只能算毛利润，因为他们还有成本：向上级官员进贡。换句话说，下级官员需要把部分贪污所得上缴给上级官员。南齐官员也不例外，不过比较变态的是，他们除了要给上级官员分成，还要给国家最高领导人也就是皇帝分成。 南齐孝武帝刘骏就很明确地下了一份红头文件：凡在广州担任二千石（刺史级别，相当于现在的市长）以上官职的，任满之后必须上报财产，并把财产的一半送给皇帝，谁送得多，谁就能升官，如果一点儿不送，那就等着卷铺盖吧。刘骏的意思很清楚：广州外贸很火，做官油水大，高官油水更大，你们捞油水我不管，但是一定要把捞来的油水分一半给我，同时我也不亏待你们，谁分我的油水多，我就给谁大官做。 刘骏这条政策带有很科学的激励机制，激励官员去贪更多的钱，同时也避免官员把贪来的钱不声不响全装进自己的腰包。而且，官员都上进，为了做更大的官，他们会主动给皇帝分成的。 当然也有极个别官员，或者年纪大想收手了，或者本性太抠一毛不拔，不想把搜刮来的那点儿积蓄割出一部分给皇帝。皇帝怎么办呢？刘骏就有办法，他强迫每一个不愿出钱的官员跟他赌博，赌注下得很大，一两局下来，别人就把钱全输给他了。听起来好像刘骏的赌术很高明，其实并非如此，只是因为刘骏是皇帝，哪个大臣敢在赌局中赢他？ 当然，南齐也有清官。刘骏在位时，有个广州刺史叫王琨，此人不贪一分钱，为了保住官位，每年进宫述职都把工资的一半塞给皇帝。要知道，南齐俸禄只相当于东汉时的三分之一，官员工资是很低的，王琨把一半工资送给皇帝，剩下的钱够他养家糊口吗？估计很难。要不是王琨祖上有钱，他本人又娶了富家女，说不定早就要挨饿了。由此可见，做清官也是需要本钱的。